山东省图书馆

十四、宝玉石战役
  二十九年(1940)农历年前，日寇约有一师团之众，由青岛、烟台、潍县等地兵分五路向鲁东“扫荡"，来势锐不可挡,各游击部队多化整为零暂时藏匿，以避其锋。日军抵我防地时适值除夕，非战斗人员及轻重物资等我早已疏散于山区中。精锐战斗部队则分三起埋伏于险要之处：一营孙可佩守小极，三营刘宪章守泉水头，我亲率二营守碾子头。一二两营皆无战况，三营埋伏于泉水头之险要路旁，有日军千余人于拂晓时经过，我军猝予狙击，日军顿时大乱。随后寻各种地形作掩护，机枪步枪掷弹筒齐发，压制我军前进。此时连长刘志清阵亡，卫队亦有十数人负轻重伤，我乃下令转移，此役日寇死伤计三十余人。
  翌日清晨，侦知该路日寇经朱吴后向东行进，我亲率一直属连监视于山中间村前大路旁一山顶之上。迨日军接近三百公尺时，我军立即以步枪、机枪突袭之，日军纷纷卧倒，我见已达扰乱目的，遂安然撤退。日军亦未追击，仓皇遁去。
  农历正月二十一日，日军返防，约五百余人夜宿朱吴镇。此时，我团部仍驻宝玉石村，午夜时分，我派两个排分东西两路扰乱之，使其疲于应付，不得休息。果然我方枪声一响，敌则机枪步枪齐发，约一顿饭之时间方始沉寂，我部随即撤回。天将拂晓时，我乃将第一营布署于宝玉石西山之上；着营长孙可佩指挥，扼守山下之大路，东山则请旅长派第二团之一部据守之。旅长与我则率我团Z第二营为第二线之预备部队，并防范敌人由山后包抄，若敌人经宝玉石，我即迎头痛击予以歼灭。若仍循原路经泉水头而去，我则故纵不予理会。日出时，敌军果然浩浩荡荡，迤逦而来，先头部队全是辎重及掠夺物资，约有两百余驮。我营长孙可佩知此系沿途强拉之民扶及牲畜等，故予全部放过。俟日军战斗部队接近百余公尺时，我一声令下，枪弹齐发，敌军纷纷倒地，余者迅速寻找地形地物加以掩蔽，立即对我反击。怎奈敌军装备精良，火力旺盛，我军无法向前推进。相持约半小时后，敌军一股约二十余人，果然绕至山后，惟不知此处已有我一连兵力防守，相距四十余公尺时，我军猝予射击，敌仓皇遁去，留尸三具，及步枪三支。敌抄我背后失败，于是再派三十余人携机枪二挺攀登至东山之上，该山头早先已命第二团派兵往守，不料我军尚未抵达，而被敌军抢先占领，于是敌军据高临下，火力直逼我军，此时营长孙可佩腿部负伤，不得已下令转进。此役我阵亡官兵十五人，重伤二十二人,阵亡排长一员，敌军则伤亡四十余人,我虏获步枪三支。
  十五、协助第九行政区剿共
  （二十九年）三月间，我第二纵队司令孙殿斌先生应我旅姜旅长之邀来司令部任参谋长之职，我与之相见甚欢，彼并带来五十余人，由连长张铭德带领，拨交我团。时鲁东共军颇为猖獗，第九行政区督察专员兼四十四支队司令蔡缙康之情况尤为危急，不时与亲军作战，乃向我旅求援。旅长派参谋长孙殿斌和我率五个营前年支援。第三日我军进驻栖霞县之社窝坡，该村为一险要重镇，翌日有两个连宫兵皆患腹泄，接获报告后，心知有异。乃通知四十四支队司令部参谋长孙秀峰派人调查，果然证实某村庄所送之给养被共军下毒，幸而毒性轻微，休息二日皆已复原。嗣后又移驻蓬莱县，共军主力已闻风逃窜，仅与其地方潜伏分子时有小接触。专员蔡缙康乘机绥靖地方，抚慰各乡镇村里。未及两月共军已远遁。六月底参谋长孙殿斌率部返回海阳县原防地。七月，旅长姜黎川先生又派参谋主任吕健农及我团少校团附王季才率各单位抽调约一个团之兵力，经栖霞而赴招远县，协助第九行政区再次绥靖地方，我团被抽调精锐部队四个连，留守部队虽尚有六个连，然多系战斗力较弱者。八月间有秦毓堂部王丕江团忽开进我防区心脏地带上下尹家等地，逗、留不去,似有占据企图。时该秦毓堂部已有欲降日军之传闻，司令姜黎川曾派人与之交涉，望其部队能撤回原二三区防地而未果。秦部军纪特坏，奸淫掳掠无所不为，驻扎上下尹家仅数月，民众受其害者不知凡几。官兵几乎人皆双枪:一为步枪，一为鸦片枪。纪律败坏至此，焉能不横征暴敛打家劫舍！而在海阳东部之其它各游击部队皆畏之如虎。因其肆意欺凌弱小友军，不是加以歼灭就是予以吞并，是以无人敢樱其锋，因此养成其横行霸道不可一世务气焰。此次趁我精锐部队远赴第九行政区剿共之际，乘虚而入持强占据我之防地。秦毓堂并曾致我一信，内有两句话“撼山易，撼秦家军难"，由此益见其嚣张拔扈之一斑也。
  十六、我军驱逐王丕江团
  某日，旅长姜黎川召我去司令部，面谕由我之第四团为主力，再配属司令部韩福德之直属营，及海阳县之保安团韩杰民营，立即于下午攻击王丕江团驱其离境。为免夜长梦多，务要速战速决。我受命后，立选战斗力较强之四个连，集合于山中间村，出发前剀切训示官兵，务将秦部驱离我之防地。于是我亲督于秀德连攻击上尹家南之山地。营长刘宪章率栾恕亭连攻上尹家村。谭其瑞连作预备队，韩福德营据左翼，扼守在约四百公尺前方之高地上，以机枪掩护韩杰民营迂回至右后方加以突袭。我于下午四时也配合发动攻击。王丕江团于上下尹家及山头上筑成简单之掩体顽强抵抗。我军英勇进攻，弹落如雨，战士用命,勇往直前。至六时余，我于秀德连终于攻克敌军所占据之山头，栾恕亭连及宋玉泉连同时攻入上下尹家村中，敌军狼狈逃窜。伤亡十数人,悉弃置不顾。另遗留步枪二十余支，我亦死伤十余人。
  七时，天色将暮，忽而大雨倾盆，衣装尽湿。我即令各连进驻于上下尹家等村，并严加防范敌军反扑。司令姜黎川已接获报告，我军大获全胜，亲自冒雨前来慰劳。我立将全部作战经过作一简报，司令除慰勉有加外，并发犒赏加菜金五千元。随后转报省府，蒙沈主席传令嘉奖，并颁发奖金六千元。秦毓堂部未及一月，终于接受日军番号，改编为海阳自卫军，进驻于海阳县城内。一年后，该部终为共军所消灭。
  十七、邢村及鲁古埠战役
  九月底，我部由第九行政区返防。十月，我与第三营营长刘宪章率该营及团部直属何应忻连，夜攻邢村之日伪据点,并命令营长孙可佩另率第一营攻鲁古埠据点。各营再各派兵一个连以防范金口与海阳城之日伪增援。第三营于夜十一时以一个连之兵力牵制日军据点，两个连攻击伪军碉堡，目的欲将伪军彻底解决。日伪军所据两碉堡相距仅二百公尺,互为犄角。至凌晨四时许未见奏功，虑天亮后难以撤退，乃于拂晓前撤回原防地。计我阵亡官兵五人,伤六人，内有一同志耳朵被日军炮弾爆炸声震聋，后来已康复。另一同志则染患破伤风，因缺乏药物束手无策，数日后不幸死去。抗战期间，象此种无药可救而死之事例比比皆是。徒叹奈何！鲁古埠之日伪军亦分头驰援两碉堡，所幸中间有民房阻碍，孙可佩乃派两个排佯攻日军，却亲率其余部队猛攻伪军碉堡，并以手榴弹轰击之。不及两小时，伪军开门投降，计俘虏四十五人,虏获步枪四十二支，其它无算，我无伤亡。天亮前遂撤至安全地区。
  另第一营进攻伪军碉堡，亦虏获战利品若干。返防后，为激励士气，连日扩大庆祝之。消息随后传遍遐迩。海阳县政府保安大队长刘超俊君为国民党同志颇具爱国精神，每语人曰："隋团能攻克敌之碉堡，我则有何不能？”真是雄心万丈，跃跃欲试。代理县长丁德先戒之曰：''你的作战经验不够，部队训练不足,不宜徒作牺牲。”刘则答之曰："我不杀敌，谁杀敌乎？我不牺牲谁人牺牲？”竟于某夜率部攻打东村日伪据点，未经计划仅凭血气之勇，急进猛攻,终致壮烈成仁，令人扼腕叹息。
  十八、纪淑和抗命遭缴械
  我保安七旅第五团纪淑和团与我团同时拨编姜黎川节制。纪嗜鸦片毒瘾颇深，日夜倒卧榻上不理军务，部队亦不加以训练，在防区内对百姓予取予求，从不稍加体恤。编归七旅后，对上级之任何要求皆无法达成使命，更无力号令部属。一日，旅长欲将纪团调至司令部附近驻扎，以便训练，纪竟抗命不从。旅长乃命令我团第一营及直属韩福德营于晚九时出发，直扑纪团驻地泉水头。相距约三里许时行进间，士兵不慎枪支走火，纪团闻风逃逸。我遂率部追击约十里，终将该团全部缴械。纪仅带传令兵十数人逃至即墨。在此战役中，据悉十、二师赵保原曾暗派一营兵力，意图阻挠我之平乱行动，并欲从中取利。后经证实，赵保原果趁混乱中自纪团虏获步枪百余支，由此事可以窥知赵某为人行事之一斑。事前，纪之第一营长林风尧始终效命于七旅，故而未被株连。后改编为直属营。
  二十九年十二月，司令姜黎川去鲁南省政府述职，旅部军械处长丁守誉续弦结婚，竟然大事铺张，宴客十余桌。婚礼中特别安排仪队两个班，武装整齐，并肩荷机枪两挺以资庆祝，显然是假公济私，未免狂妄自大。本来此两挺机枪已经旅长批准发予我团使用，而丁守誉为方便自己乃扣留不发，此事极悖常理。宴客中间气焰高张，态度傲慢，宾客纷纷退席。我也觉忍无可忍，乃好言相劝，彼非但不予接受，反而怒目相向。因而引发众怒。林风尧营长首先掀倒桌子，我遂出拳给予痛殴，旋即被众人劝阻。丁守誉本为一知识青年，我常与之一起代表本旅与其它部队比赛篮球，竟不知其为人如此不可理喻，实非始料所未及也。
  三十年元旦日，我率队赴司令部参加庆典，旅长姜先生尚未归来，众人推我为大会主席，我有见于司令部内年高德昭之同志所在多有，如参谋长毛芸亭，政治部主任李柏寒等，理应让之。但最后推辞不掉只得从命，心中似觉紧张，行礼如仪，终于完成使命。
  十九、我初次出任即墨县长
  三十年元月中旬姜司令返防，带回三则重要消息：一、即日准备全旅移防胶县与即墨两县。二、省主席沈鸿烈已派笔者兼任即墨县长。三、保安第七旅之番号改为保安第一旅，我之第四团改为第一团。以上三件事必须在元月底以前执行完毕。原来旅长姜黎川与陆军暂编十二师师长赵保原平日成见已深，赵之排斥第七旅益必加剧，凡此种种上级早已知悉。是以改调我旅于胶即两县，以避免与赵直接摩擦。但即墨属十三行政区，由兼专员赵保原管辖，仍有不便，所以又将即墨县划归第八行政区，由专员张天佐管辖，为了游击部队彼此意见不合，省府大费周章，真是用心良苦。
  即墨县之环境后来日渐恶劣，日伪据点遍地。游击部队活动空间日受限制，是以返回即墨后，宛如到达前线一般，时时准备与敌人作战，将轻重物资尽量减少，非战斗人员极力疏散，官兵之眷属绝不准随军行动，务必潜伏民间。因之在海阳未出发前，既已烦我堂兄隋永芳将妻儿送往济南，因胞弟永训早年即在济南经商，照顾方便，日伪不易追查,较滞留即墨安全多矣。部队出发前，已先派团附王季力率迟书五、隋松轩等人去即墨县政府办理移交事宜。县府当时设于辛庄，随后部队调赴即墨与县府人员会合，我于二月一日正式视事，接任县长之职，并立即布告全县周知，原有县府人员能用者继续留任，不适任者即予裁撤。并重新规定县府人员之作息时间与部队同，每晨举行升旗典礼及集体晨跑,藉以健身。
  随后，县府人事另妥作安排，派团附王季才为代理县长、冯养痴为主任秘书、赵冠五为民政科长、范丕滋为财政科长、侯竞秋为教育科长、孙澜波为建设科长，其它人员不复记忆。即墨县共分十区，区长人选为：第一区王超、二区冯廉生、三区刘光远；四区姜子正、五区孙琢玉、六区赵宝民、七区杜震、八区张树基、九区姜介甫、十区于春晓。
  而后又召集会议，拟定施政方针如下：一、实行保甲制度，健全保甲长之人选。二、成立统筹委员会，粮秣钱饷平均负担。三、成立动员委员会，组训民众，使全民皆兵。四、组织情报交通网，责成每村昼夜皆须有专责人员。五、按时巡视各村，收支不得浮滥。六、调查金钱银两之确数，不得匿而不报。
  二月二十五日，保七旅转移驻地，分二路出发:一路由即墨北部姜山、夏格庄方面转胶县。一路由留格庄以南直抵即墨庞家岚一带，二十七日全部抵达指定地点。
  三月初，旅司令部移驻即莱边界之河里套，我部奉命驻扎于刘家庄、袁家庄一带。一日，接司令部紧急通报:有日伪军一批分二路向我进犯，一路约五百余人由西北方古砚而来，一路约三百人由东南方之长直逼进。估计上午十时左右可抵达我防区。是时，我正因公在河里套司令部内，并有山东省政府直属团团长安廷赓在座，彼团亦临时驻防于此。于是我提出建议云：我部兵力数倍于敌军，司令与安团长若能牵制自古砚方面来犯之敌兵，由长直而来之另一路敌兵，我团当埋伏于毛家岭村外予以歼灭。司令与安团长立表赞成，并对我说：“你不必顾虑西北两面之敌人，全力应付东南方来犯之敌兵可也。我于寅夜一时下令一、二两营立即行动，展开布署。第三营因早已开赴七区普东一带驻防，因路程过远，一时无法调回。只得就一、二两菅中选拔精锐布署于毛家岭通往刘家庄之公路两侧，利用天然之阡陌沟壑或坟茔地作掩护，如有必要再构筑简单之工事。拂晓时已准备完毕。至九时果有日伪军三百余人出毛家岭村，正向我军缓缓而行。敌军距我约四、五百公尺时，刘家庄村西忽传出密集之枪声，继而机枪声、炮声大作，我担心司令及安廷赓团临阵退缩不能达成任务，乃预作万全之准备：派一连兵力防守村西。果然不出所料，彼等一无信守，对西路来犯之敌军根本未加迎击。旋村西传令兵前来报告云：“有日伪军四、五百人已迫近村外，我连不能支持已向北面撤退，现毛家岭之一路敌军，已接近我阵地三百余公尺，对我已构成腹背受敌之形势!”闻后我当机立断,着两营官兵分向南北两方从速撤退，日军至此方发现我军踪迹，立以机枪扫射，继以迫击迫轰击。但因我军熟悉地形，及时掩蔽，从容转移，未有伤亡。司令姜黎川为一旅之长，下令时斩钉截铁，一旦面临紧要关头，却临阵脱逃贪生怕死，置部属于不顾，令人痛心与不齿，无怪乎后来见处境艰困而径行投共。
  四月初，日伪兵力增加，不断在该地区“扫荡”,我则实施游击战术“敌来我去，敌走我留”，与之周旋。至是月底又移驻于河里套地区，此处为大沽河与小沽河汇合处,树木丛生，沙丘起伏，地形复杂而险要。傍晚接司令部命令：即墨、莱阳边界已被日伪军前后数次进犯！若与之遭遇损失必然至巨，应即西去平度县南境蓼兰一带，暂避其锋,摆脱日伪军活动范围云云。于是当天薄暮时分，我部立即整队出发，因地理环境生疏，以致行军速度缓慢。天明前又接司令传来命令，命我部于某村停止前进（因时隔四十余载村名已不复记忆）。此时星月无光，天黑如漆,真是伸手不见五指。惟恐队伍中断失去联系，乃命官兵手牵手行进，马匹则衔尾而行，扎营后检视地图, 始知一夜仅行七十余里。
  二十、与司令一席谈话
  用早餐后乃去司令驻所，拟请示是日行止，司令亦刚起床，适在用膳，闲谈数语后，司令又说:“现在的游击部队以及政府官员全是一派官僚作风，只知营私牟利，没有一个是真正革一命的，象这样乌烟瘴气之现象，怎能抗日。其中如赵保原本是汉奸反正，全无国家思想，民族意识，只想吞并友军扩充一己势力。听说沈主席（鸿烈）也有倦勤之意，与于学忠相处貌合神离，不久可能辞职而去。于则一意扶持赵保原为鲁东军政首长，赵某如何够格!仅凭他是一汉奸出身，就不配领导他人抗日！”我当时只有聆听不知如何回答。司令接着又道：“你是个知识青年，家境好，受过大学教育，年纪亦不过三十岁，在抗战游击部队中找不出几人！其它如萧植生、孙可佩、刘巽之都是有为之优秀青年，皆属可造之材。希望你们几人能起领头作用。将来真正能为国为民成就一番事业。不要与一般官僚同流合污!” 我随后答道：“司令能够献身革命，我绝对竭忠追随。我之所以参加抗战，就是为了救国救民！我所带领的部队不是我的私产，而是属于国家的。因而我每次作战，皆能身先士卒，即使部队牺牲殆尽，或我个人阵亡战死，亦在所不计。对国家能以身殉职，虽死犹荣。如赵保原之流及其它打着抗战旗号而荼毒百姓、混水摸鱼之徒，我实在不屑与之为伍也！ ”司令闻后略加沉思，两眼直视着我，仿佛在视察我的神色，说话是否真诚。他接着又说:“你的想法我非常赞成，你的见解完全正确。我们要想革命，就要与真正革命的抗战部队多作联络。现在的八路军是真正革命的，他们没有官僚习气，爱国爱民，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将来能成功者，唯有八路军而已！浑浑噩噩没有中心思想者迟早都会被淘汰。”我听后真如晴天霹雳，惊恐万分不知所措，更不知该如何回话，怎能料到司令竟有投共之念。从此我对司令又有了新的认识。只好在心中提高警觉，这时只有故作镇静，半晌方才虚应道:“司令所言甚是！我们是要革命。但要确立目标！我们抗战是为了救国，而后实行三民主义。我们都是国民党同志，只有认定此一理想，勇往直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有一分力量即应尽一分力量，部队若不幸被打垮了，我们也应该不惜牺牲与官兵共生死。我个人绝不会拥兵自重，做出对不起国家的事。"司令见我坚定不移，不为所诱，不得不改口说道：“好好干吧!只要能为国为民，成为真正的革命军人，那就对得起国家!”我仅诺答称:“是！是!”司令又说：“今晚我们仍要行军去平度县西部，到曹克明防区休息数日。”我未再表示意见，遂即告退。一路上脑海中不断思索着司令的话。深觉他的想法怪异，何以对共产党竟如此认识不清，自此以后我更加留意他的言行。
  第二日抵达曹克明的防区，午后，司令带我与其见面，据闻曹系大学毕业生，年约四十岁左右，饱经世故，但性格豪爽，略嫌不修边幅，对人尚属诚恳。晚餐由其设宴款待，在此逗留数日后返回原防地。（民国三十五年抗日胜利后我二次任即墨县长时，适曹克明任五十七旅政治部主任，驻防即墨县城内，时常晤面，彼亦颇嗜围棋，暇时与我常弈两局以资消遣。三十八年青岛撤退时，彼亦随军来台，寓于基隆，与前莱阳县长葛子明君比邻而居，我曾与之一晤,后悉彼老年甚不得意，中风后数年而病逝。）二十一、袁家庄及店集战役
  姜司令率韩福德团由平度返胶县，我则率部回即墨驻扎于袁家庄一带，拂晓时到达。刚安顿妥当，忽有日军两百余人向我进击。该村原建有泥土围墙，惜因年久失修，倒塌颓废，到处皆可出入，几无防守作用。我军只得尽力以此断垣残壁据守，敌军数度进攻，皆被我副团长金公略率部击退。相持一小时后，敌军伤亡十数人。我见敌我相持不下，自忖难将敌军全部歼灭，徒然消耗兵力及弹药，势必得不偿失。乃决定陆续向刘家庄方面转进，此役我阵亡战士一人，受伤一人。
  五月初，我军驻麦戈庄时，某日深夜十二时左右，县府秘书张仙洲前来报告云:“张铭德连全部叛变拉走。”我当时稍感諤然，但未觉惊慌。因该连仅有四十余人,长短枪总共不过三十余支，虽有俄式轻机枪一挺，但缺乏弹药，只剩下几十发子弹，平时只能充数装样而已，弃之仅觉可惜，所以一直随军携带，可说一无用处。今张铭德将全连官兵带走，想必是逃归其家乡，我唯有悔恨自己对张铭德过于信任,未能事前防范，只有自责而已！
  原来前第二纵队司令孙殿斌于二十八年鼓动旧部拥护其恢复第二纵队之番号失败后，极为失意。孙君文不能执笔，武不能拿枪。到各单位又无适当职位为其安排，最多聘以顾问参议等之闲散差事，因无实权难以满足其欲望。我部改编归保七旅时,有一次我曾对旅长姜黎川提起：能否将孙殿斌同志予以安置？心想不论如何孙氏毕竟为我之老长官，然而在当时我与旅长姜黎川可说交浅言深不宜过分要求，只有轻描淡写点到为止。直到二十九年一月孙氏果蒙姜旅长派为本旅参谋长，是否因为我之推荐而如此，抑或是孙个人活动所致，我则不得而知也。二十九年四月孙参谋长殿斌协同我率五个营之兵力，前往栖霞协助第九区专员蔡缙康剿共，至秋后孙氏即辞职他去，自此与我再未晤面。为何辞职？人去何处？我完全不知！ 当初孙氏到保七旅时，曾交给姜旅长张铭德等三十余人,随后拨编我团为团部直属连，今竟于夜间叛逃他去，显系孙殿斌所煽动。因孙系平度南乡人，该连官兵多系其乡亲,后来果证实孙氏在家乡依恃此数十人到处横征暴敛，甚至绑架勒索，一味扩充实力，因在曹克明防区之内，不久便被曹氏消灭，并将孙殿斌枪杀，实是可叹！
  五月中旬某日，忽由“通信网"收到一信,阅后悉内子携小女珊儿由济南返回，暂住于距我家五里远之开家岭村，距我部驻地约有八十里。此时全县环境极为恶劣，日伪在各处骚扰。我乃将全团兵力分为三股行动：第一营由孙可佩率领驻于即墨三区；第三营由管明斋率领驻于七区；我则率二营驻于八区。内子既返，唯有与之一晤，遂着金公略统辖团部及县府人员与二营之两连暂住二区与十区一带，我则率一个连于夜间行军至开家岭与内子会面，始知济南环境对我也大为不利。妻女在该地潜居四个多月，在日军势力范围之内，正所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每天提心吊胆度日，惟恐被奸人告密而遭不测，是以终又返回我军驻地。一则有难同当，二则在本地本土设法掩护亦较容易。我面对妻儿只有深感歉疚。为了抗日救国而遭妻离子散之痛，又能奈何！然则在此动荡之大时代中，能有几家骨肉团聚平安度日，更有多少同胞家破人亡。恨只恨日寇入侵始有此一浩劫！
  是夜拂晓前率部进驻满贡村，此时小女尚不满两岁，于夜间行军时由内子怀抱骑马而行，一路颠簸，不停啼哭。内子无奈只好下马抱而步行，因路面崎岖不平，内子不慎一跤摔倒在地,犹恐小女受创，紧抱不放。致使足踝受伤，几至折断。翌日只见小腿浮肿不堪,已不良于行矣！当晚驻于扭河头村，休息一日，再开拔至三区洼里村。
  五月十二日，驻于店集镇之日军六十余人忽然撤走，得讯后我率两连兵力进驻该处,先将其碉堡予以破坏。因为日军久据于此，村里皆无编制，乃首先将村长人事予以确定，随后整理户籍。至十五日上午八时许，日军百余人又折返该据点，我部据原有围墙以御之。相持约半小时，我为节省弹药，遂自动撤退，下午再返回三区。
  二十二、我于海滩乘马断臂
  一日，我率卫士四、五人，欲赴驻地附近村庄巡视。行经一海滩，见沙滩平坦辽阔，兴起策马疾驰，不料马失前蹄，身体倾斜坠地。因力量太猛，一手竟然插于沙中，随后马又一跃而起将身体掀下，我之右臂遂被折断。一时痛疼难当，因乡间医疗缺乏，只好请一跌打损伤师傅以土方治之，两月后始能活动，但因接合未能完善，日后仍常感不适。
  六月上旬家母自济南返乡，因家园早已被日伪摧毁，只得暂住于土寨村姑母家中。数日后我乃着卫士迎接家母来三区崔格庄短聚,下午时分估计将到达，我遂出村走向来路远迎,行约二、三里，远望家母骑小驴而来，傍有一人牵缰，我急行趋前喊一声“娘!”忽而百感交集，眼泪禁不住潸潸而下。又恐勾起家母家破人散之痛，仍假装笑容问：''母安否？累否？”伸手接过缰绳，边走边谈。母子分别已有两年之久。二十八年三月因家乡不靖，由舍弟接家母去济南，我则由崂山战役后去了即莱边境海阳栖霞等地。时间虽不算长,但见母亲鬓发已变白了许多，脸上皱纹也更加深了，似更见衰老！心想母亲潜居日军占领区之济南，虽有舍弟侍奉，但仍难免牵挂家兄与我，所谓“儿行千里母担忧。”更何况我是从事抗战工作，出生入死与日伪周旋乎！先父原在济南经商，藉营造工程而致富，因积劳成疾，于民国五年已谢世，时我仅四岁，上有姐二人兄一人，下有弟一人，寡母茹苦含辛扶养我等成人，何其不易，罔极亲思实不如何以报之。
  二十三、驻防石门村
  二十九年七月，我率第二营及团部直属部队江崇倬连驻防于石门村。此际由于日伪军加紧“扫荡”，即墨全县环境恶劣异常,在一村庄竟无法一连驻扎一周、否则必会遭遇日伪军之袭击，因此我部不时移动游走以避其锋。我军而后又移驻石门村，某日中午忽有谍报员报告说：日军约有百余人由即墨县城出动，已窜至段村镇，正在休息中，企图一不明。该村距我驻地约有十五里，我正研判日军行动时，忽又接营部传令兵之报告：日军不知为何又折返即墨城。适在此时又接团部谍报队长于国庆书面报告云：“日军百余名窜至段村,逗留不去，意图不明，正在监视中。"同一情况先接谍报员口头报告，再接营部报告，而我之谍报队长于国庆最后始来书面报告，而字体端正清晰，丝毫无慌乱潦草迹象。我心中不免生疑，直觉上判断系此一情况解除后，谍报队长于国庆始写此报告，显有敷衍蒙混之嫌。遂着人传于国庆前来，到后我问道：“此一报告何时所写?”答称：“敌军一到段村，便写此一报告!”我接着又问：“现敌情如何?”答曰：“敌人还在段村，已派人严密监视中，一有行动马上再报。”我听后怒斥曰：“你简直在胡说八道！你这份报告显系敌军折返后才写的！”他仍狡辩说："不是！敌一到段村即写此一报告。”我接着大叫：“来人啊!把于队长拉下去！ 重打二十军棍!”此时于国庆脸色大变道：“团长为什么要打我？我说的全是实话！"我说:“打完你再对你说！当然会叫你心服口服。”于又要求道:"团长!你让我心中先明白，打我也是心甘情愿！ ”我说:“我现已得消息：敌到段村未及一顿饭工夫，即向取墨城回窜，你这份报告分明是敌人撤走后才写的！若刚发现敌情即写，你那里能沉得住气一笔一划的来写呢？你是不是在部队里还另写了一份敌人撤走的报告？再过一会儿就要送来应付我？你要是再狡辩，我就马上派人到你队部去拿这份报告来,看你还有什么话说!那时我可要枪毙你!”他吓得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口中不断地哀求:“团长饶命！下次再也不敢了！ 一定认真刺探敌情！ ”我说:“好吧！饶了你，要知道这么多人的生命，全操在你’的手中，情报是我军之耳目，怎能马虎，暂寄下这二十军棍!"他千谢万谢地伸了一下舌头退出去。意思似乎是在说:“团长真厉害啊!”带兵莫过于要了解
  部属之心理，凡是都须细心观察、判断，方不至为部下所蒙蔽。有了这次教训尔后谍报队长于国庆再未敢随便写报告而误事。
  在此地驻扎已有八九天之久，心中颇觉不安，计划明晚便移防他处。至夜间十点多钟时，万籁俱寂,正在思索此事，忽闻脚步之声，仔细一听知是十区区长于春晓前来。立呼传令兵曰：''于区长来了，快去大门口接他进来!”传令兵諤然不知所以，只得前往迎接。果然于区长刚抵大门外，正要通报谒见时，传令兵便向其报告道：“团长已知区长来了，请进去吧！”于区长也颇为错諤，彼进来后向我解释说：“适才去梁家屯办事，路经此处,特来看望团长，并面陈区内情况。”闲谈约一个多小时彼始离去。我听脚步声辨人的本领时常验之。只要在夜阑人静之时，常在我左右之人的脚步声几乎都能分辨出来，如副团长金公略、政治室主任褚华林、团附王季才等人我屡试不爽。但又过了数年，年事渐长，虽已知其人亦不能辨其脚步声了，正如清儒纪晓岚所说：“嗜欲日增，神明日减耳。”或许就是这个道理吧！
  二十四、于区长春晓阵亡及太祉庄歼敌
  九月驻防于三区洼里村，正值中秋佳节，地方人士送来毛猪数只，以示犒赏。在此国难时期，一切物资皆甚缺乏，能食猪肉实属不易，当按照驻军人数分配给各单位食用。傍晚我与团部及县府人员一同聚餐，大伙吃得津津有味，谈笑畅饮，状至愉快。不久曲终人散，各自就寝。我刚睡不久，暂时忘却与日军周旋之艰辛危险，忽交通队有紧急军情报告，我遂问何事？来人答称：“第十区于区长阵亡！”因事出突然，我闻后几至晕眩昏倒，真觉肝胆欲裂，半响说不出一句话，旋即失声痛哭，不能自己。随后，代县长王季才、副团长金公略等人前来劝慰，悲痛之情始渐平息。至天亮时分又接谍报队报告,大致谓：“于区长昨日下午赴舍生村巡视，薄暮前返区署途中于舍生后山与日军二十余人遭遇，当即发生激战。当时于区长仅率区队队员八、九人，因敌众我寡,乃一面应战，一面撤走！及抵山麓已阵亡四、五人。于区长亦被击中大腿骨，不能行动，着其余未受伤者从速撤退，自己却留于原地不动。已而日军迫近，于区长作生死挣扎再击毙日军二人，遂为日军以刺刀刺穿胸膛壮烈成仁。"云云。我阅毕此报告后，不禁大恸，一面痛恨日军之残暴不仁，一面为痛失良才而泪如雨下。尝谓自遇春晓甚觉志趣相投，见解一致,实为一优秀革命伙伴，倚之如左右手。今忽然杀敌身殉，实如折我股肱也！能不痛哉?今后惟有继其遗志，与日伪誓不两立，将其驱离中国而后已。（关于春晓烈士之事迹，我曾写成《春晓烈士传》发表于《山东文献》，以资褒扬。）
  十月间，第二营营长管明斋率部于七区普东一带活动。其第五连连长马显耀则率全连不时在七区北部偷袭日军。一日，有日军二十余入窜至太祉庄内奸淫掳掠，残杀无辜百姓。正在逞凶之际，我连长马显耀闻讯后立率全连由西北两面迂回进击，因对此村内街道甚熟，于是分头对巷弄之间或民房内跃进。日军正在拘捕村民，逼问我军行踪，此时我军十余人已攀登上屋顶，居高临下猛予射击。枪声响处，只见敌兵纷纷倒地，已伤亡十数人矣！ 残余者数人犹作殊死顽抗，连长马显耀奋不顾身、勇往直前，不幸伤及右足。此时全连士气高昂，卒将残敌一一歼灭。计击毙日军中尉队长一名、士兵二十一名，获步枪十七支、轻机枪二挺、手枪二支、武士刀一把。我方阵亡士兵五人，受伤者连长以下共七人。马连长后来腿部成残，已不能担任队职官，来台后仍任少校参谋职。
  二十五、司令姜黎川与共军勾结
  十一月间，营长孙可佩一日来团部向我面陈：旅司令部军需处长张渐九昨日由三区乘船去海阳县。在拷栳村曾与之晤谈片刻，据张氏云系与司令姜黎川发生龃龉，负气出走,前去海阳看望朋友云云。我听后颇感怀疑：自我部撤出海阳，全县已沦于共军之手。据悉张渐九乃司令之内亲,何以意见不合，竟因此而去共军占领区？此事必另有内幕，我乃密令孙可佩于沿海各村严加监视，若发现张某返回，切勿轻易放行，务必邀其与我见面，以便查证清楚。旋又召见三区区长刘光远来县府，面谕其下令各村严加注意张渐九之行踪。至第三天，先后接荻孙可佩及刘光远之报告皆云''张已返回，并已将其安置某处休息，着村长妥善招待之。"入暮时，我率卫士数人前往该村，径赴张之住处，假装探望，见面后稍事寒喧，乃邀其至团部予以款待。张说:“我此行甚为机密，不欲众人知之。暂在此处休息一夜，明日我即返回胶县。”我见其心意甚坚，不便强留，遂吩咐整备酒饭招待之。席间边饮边谈，遂问道：“处长去海阳做什？听说阁下与司令呕气, 以至于此。何以过门而不入?是否故意避我？” 张随后答曰：“我的脾气不好，司令个性更是倔强，一点小事吵起嘴来，我一气之下跑去海阳住了两天！”我见他说来轻松，但却是言不由衷。接着我故意试探他说:“海阳已沦陷共军之手，你难道不怕共军扣留你吗?你在那儿都见过什么人？到过朱吴村否？”张答道：“我在小极住了一夜，又在朱吴住了一夜，只是去看望一下去年在那儿驻防时的几位老朋友！” 听后我心忖朱吴村是我旅过去在那儿驻防时的指挥中心，也可说是海阳县的重镇，当然也是现在共军的大本营。张渐九还不是去看共产党！接着我又单刀直入地说:“今春我同司令率部队躲避日军“扫荡”时，曾到曹克明防区，路经平度县南部时，司令曾言及，现在的游击队多属乌合之众，可谓抗日不足，扰民有余，那里是真正的抵御外侮！司令曾说就是赵保原这个人根本是一汉奸反正，那有国家观念!全在扩充一己之势力，只有共产党是真正在抗日！处长这次到了海阳，你看他们究竟怎么样？他们是否是真正有纪律不扰民的部队?”张渐九立即接着说：“我实话对你说吧！ 是司令派我去海阳与共军联络的！”他继续又说：“是由他们的鲁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亲自接待我，上下各级长官对我都非常客气，他们毫无官僚作风，完全是一片蓬勃气象。将来他们必定会成功！我们实在应向他们学习。我已要求他们派联络员姜鹗生带领一名政工人员和两名通信人员，不日就会来我部展开工作。此一政工人员将来就是我旅政治部副主任。通信人员负责以电台与他们军区司令部联络等等事宜。”张渐九终于说了实话，而且说得眉飞色舞。将共党那套说谎欺骗的手段以及他们所喊的“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的口号，完全置诸脑后。而且对他们推崇备至，误以为共产党一切的作为都是为国为民的，我心中不免暗自好笑，这家伙真是昏庸无知透顶，被我几句话就说出实情。还能成什么大事，又怎能去认识共党之真面目。
  这时我只是笑而不语，聚精会神继续听他侃侃而谈，最后张某又说：“三天后姜鹗生会带着这几个人抵达你的防区，烦你暂且安置他们住宿一宵，不必特别招待！而后派人带路送到司令部即可。”我立即假装答应。随口说道:“你放心好了！ 一切照办不误。”翌日张渐九赶回胶县司令部去了，而我于当日立即召集重要干部：副团长金公略、政治室主任褚华林、代理县长王季才和第一营营长孙可佩等人开会研商。会议一开始我即将张渐九奉命去海阳与共军联络经过，以及与我谈话内容全部加以说明。刻不容缓之事，就是共军若派姜鹗生等人前来该如何处理？倘若将彼等护送到司令部，今后我部的政训工作必为共军所把持，使用电台与各方之联络亦必为共军所掌握，等于被共军控制了我们的一切，只有俯首贴耳听命于他们。这实在是关乎于我们未来的前途及命运，怎能不慎重考虑，然后再加抉择！于是经过讨论后作出决议如下：（一）先将姜鹗生等人扣留，妥予看管,决不送往司令部。（二）对司令姜黎川表达意见：我等一心抗日，决不投共，不接纳共军所派人员。（三）为表示不投共之决心，将姜鹗生等人枪毙。
  二十六、司令部参谋长孙秀峰之死
  会议中既已确定以上几个原则，我乃令第一营营长孙可佩加强沿海之监视，万勿使姜鹗生等人漏网潜入我防区，再令区长刘光远通令各村庄加紧检查,注意陌生人之行踪:有任何情况皆须从速报告本人处理。第三日果然发现此四入携通讯器材及书籍数捆潜来三区某村中。我接获报告后，马上率政治室秘书周泽南及卫士十名前往该村。见面后先说明张渐九托付招待之意，使彼等不疑，更不愿过分公开这件事，以免百姓得知，而泄漏消息，增加以后处理之困难。我乃对此四人佯称此处不便，烦移驾他村，以便好好招待，遂诱其前往。行至一干河床内，天色渐暗，四顾无人，我乃暗示周泽南指挥卫士们将四人捆绑，连夜由周泽南押解至崂山交隋子玉监管，勿使逃脱，听候处理。
  此时，崂山山区只有我团所属隋子玉一部约八百余人驻守，偶有小帮之散兵游勇出没，三五人或十数人不等，最大者为栾XX部约有五十人。栾原系四十七支队赵光部一大队长，赵部瓦解后，栾投靠我团。我委以连长之职，因而时常大发牢骚，不满现状。于二十八年冬某夜终于率其旧部十余人潜逃至崂山，力图扩展个人势力，故而风纪荡然，处处扰民。抗战胜利后所部皆作鸟兽散。由于栾某在地方上结怨甚深，形象太坏，乃逃往济南隐匿，始终未返乡。大陆变色逃到台湾，穷困潦倒，生活无以为继，幸赖子女四人日渐成人，而免于饥馁。栾XX部有一排长名栾恕亭，聪明睿智、通权达变，年纪虽轻，却忠厚老成，彼二人虽同为栾姓，却相去甚远。恕亭深知栾XX不足以成大事，叛逃之际竟未随行，后以战功被我擢为团长。来台后，因我部缩编被降为中校，后因表现优异再升上校。曾任团管区副司令、师管区处长等职。最后以上校官阶退役。恕亭君忠党爱国，服膺长官诚挚不渝,前后与我共事达数十年之久，谊同知友，仅赘数语以示褒扬之意。
  隋子玉于崂山战役后，留该地任我团军械所长，先后策反伪军张宗援部数十人来归,悉编入该所，于二十八年冬歼日军二十余人于马坪一带，获轻机枪一挺、步枪二十余支。二十九年设伏于红山口，掳获即墨县伪警务科长胡建五等五十余人,获轻机枪两挺、步枪四十余支、焚毁汽车二辆。同年又攻克葛家夼伪军碉堡一座、获步枪三十余支、轻机枪一挺。
  后记：
  隋永谞先生之本《抗站回忆录》写作未竟，后因患肝癌而搁笔，继而病逝。此稿由其长子述先校对、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