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明代万历年间，即墨县境内出了周、黄、蓝、杨四大名门望族，其中黄氏宗族堪称诸族之冠。黄氏宗族在明清两代中，仅中举人以上和受赠封、荫袭知县以上官阶的不下五六十人,功谓世代簪缨，显赫乡里。黄门中官位最高、声名最大的应属黄嘉善，他年轻时考中进士，在朝为宫数十年，历任叶县令、大同知府、兵备加按察史、宁夏巡抚、三边总督，几经擢迁，官至兵部尚书。至崇祯年间，其侄黄宗昌又做了朝廷御史，其孙黄培亦荫袭了朝廷锦衣卫指挥佥事。黄家子弟纷纷借科举登上仕途，黄嘉善也因此而十分崇尚“学而优则仕”,并以此循循教育其子孙及家人。然而，黄老尚书万万没有想到，他早年做了一件善事，却葬送了他的子孙及家业，这就是清代北方最大的“黄培文字狱”。
  —、路边收仆
  那还是万历年间，黄家已届而立之年的大少爷黄嘉善考中进士后在家候缺赋闲。有一天，黄嘉善外出访友，路过即墨城东三里的地方，见一衣着褴缕的流浪儿跪在道旁向路人磕头乞讨。黄嘉善不由的停足打量，只见小乞丐有十二、三岁的光景，蓬头垢面，骨瘦如柴，两眼擎着泪花，样子十分可怜。遂问：“小乞儿，你这般年纪就出来行乞讨饭，家中父母放心吗?”流浪儿见问，不由得勾起一阵心酸,竟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哽咽道：“小人姓姜，莱阳人氏，因自幼父母双亡，无依无靠，只好沿街乞讨。今天至今没要到一口汤饭，饿得饥肠辘辘头昏眼花，求老爷开恩，赏小人一口饭吧”！说完,又不住地磕头乞求。黄嘉善扶起小乞丐，见其虽孤苦可怜，却不失忠厚之态，不乏灵秀之气。于是，一向以慈善闻名的黄家大少爷不由得起了怜悯之心，遂打消了会友念头，带小乞丐回到了家中。吩咐家人端来饭菜，让他吃饱，然后又让他洗澡换衣，留作仆人。
  这姜姓小乞丐自从当了黄家的仆人，手脚勤快，做事唯谨,加上天生的聪明伶俐，颇得主人的欢心。不久，黄嘉善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姜宽。后来，姜宽为感黄家主人的恩德，请救改为黄姓，经主人同意后,隧改叫黄宽。
  再说黄家有一丫环名小花，年方二八，为黄嘉善夫人的贴身奴婢。此女生性慧巧，长相俊美，凡事颇解主子之意，甚得黄夫人赏识。此时的黄宽已是年近弱冠的小伙子了，虽然目不识丁，但是出落得体格健壮一表人材，且做事卖力，为人也算诚实。这对都已到了情窦初开年龄的男女仆人，平日同宅居住朝夕相处，天长日久,渐渐眉目传情、各怀好感，彼此只是心照不宣而已。一天，黄嘉善夫妇因事外出，未带奴仆佣入，便为这对久以钟情的青年仆人提供了偷情的机会。晚上，黄宽见宅内老小均已安歇,便偷偷地摸进了小花的房中。尽管二人明知主子的家法森严，但这对欲火中烧的青年男女却免不了互诉衷肠，既而行以不轨。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随着小花的肚子渐渐隆起，这件丑事便很快传遍黄府内的上上下下。黄夫人见自己的贴身丫环竟与府内奴仆干出如此败坏黄家名声的丑事来，不禁怒从心起，即喝令仆人绑了这对男女狠狠抽打。此时，素称“大善人"的黄嘉善却劝说夫人饶了这对男女，并对夫人晓以利害：“如其惩罚他们，风声四播，败坏了黄家门风，倒不如严禁丑事外传，对其施以大仁大义，为他们操办婚事，成全了这两个奴才的姻缘为好。"于是，在黄家的操办下，黄宽与小花结为伉俪。二人因祸得福，自然对黄家的大恩大德刻骨铭心，发誓来生当牛当马为之报答。为此，黄嘉善宽宏大量、主仁仆义之举，曾在墨邑传为美谈。
  黄宽婚后，生有四女二男。长子勳，次子勣，都依黄姓。二子自幼聪颖可爱，黄嘉善见其可以造就，便出资聘师，教其读书习武。黄宽的两个儿子还算争气，黄勷好武，后来得中武举；黄勣好文，做了秀才。黄嘉善谢世后，黄府由其侄黄宗昌当家，对黄宽家一如既往关怀备至。黄宽深感黄家的救命、成家、荫子之恩，临终前，将子孙们叫至榻前，告诫凡是他的子孙世世代代不能忘记黄家主人的恩典，要好好报答，决不容有背叛之心。
  孰料，数十年后，畸形的官场扭曲了人的本性。黄宽父子未及报恩，他的孙子却精心导演出一场以怨报德的闹剧，险些给黄氏家族带来灭门之灾，最终将黄嘉善的孙子送上了断头台。
  二、蓄志反清
  崇祯十六年(1643),清兵南下围困即墨县城。在家居闲的原明御史黄宗昌率家人冒死守城，城池得以保全，而他的仲子、妻、妾五人壮烈殉国，时人有“一门五烈”之称。黄宗昌不剃发、不着满装，并组织民勇坚守城邑，一时成了反清英雄。可惜，黄御史目睹清兵烧杀抢掠之行经，痛恨南明弘光小朝廷的腐败无能，忧愤成疾，遂于1645年秋含恨离世。
  黄嘉善之孙黄培，幼年丧父，由叔父黄宗昌抚养成人，荫袭锦衣卫指挥佥事，年仅16岁即列朝班，可谓少年得志。黄培少时受其祖熏陶，性情刚正耿直，为人颇有志节，在朝敢于直谏，对友极讲信义。他的挚友原明朝工部尚书宋九青曾将千两黄金寄存黄家，明朝灭亡后，宋氏夫妇不幸遇难，只有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儿得以幸存。黄培闻知后，即派人将宋氏幼子接来府内收养,待其长大成人，便将存金分毫不差地奉还宋家，其仁义可见一斑。
  黄培在崇祯朝中为官达17年，直至清兵入关攻占北京。其时，他曾几次想自杀殉国，以落个大明忠烈，报答大明皇帝的知遇之恩。只因其母病逝于京都，无人扶柩回籍安葬，不得已才返回故里。自此，便隐居乡间，闭门谢客，不肯与清朝新贵们结交。面对明王朝的灭亡，他每每有痛彻心腑之感，一直郁郁寡欢,寝食难安，时时教育子侄要维护大汉气节，并严厉训诫家中子弟不得应清朝之科举。清廷占领江南后，颁布严厉的剃发令，扬言“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对一切留发者，一经发现格杀无论。黄培对此不屑一顾，依旧卓然不群，照样蓄发留髯，宽袍大袖，充满了对大明的怀念和对满清统治者的蔑视。
  几度春风，几度秋雨，始终难消黄培怀古忧今的心中块垒。他不但与世几乎断绝往来,渐渐地就连自己的家事亦懒得过问。他的儿子黃贞明、侄子黄贞麟为此忧心忡忡。顺治九年（1652）,黄培的姐夫宋继澄携子宋琏由莱阳客居即墨。宋氏父子皆为明代举人,才学过人,并都是具有民族气节的诗人，在胶东颇有文名。他们来即墨后，只与黄、蓝诸家族的布衣文人结交，不同那些趋炎附势的新清权贵来往。人们敬仰宋继澄在当时文坛的名望，都乐于同他相唱合，久而久之，便自发地结成了一个诗社。黄培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诗人，他比宋继澄小10岁，年轻时就很敬重宋的志节与文笔。受宋的感染，也开始参与诗社的活动，经常与诗友们聚会，饮酒赋诗，以诗明志,借以抒发胸中的忧闷，消磨时光。到康熙元年(1662),他的诗作已达二百八十余首。
  顺治十五年(1658)，曾参加过昆山、嘉定抗清武装斗争的江南名士顾炎武(字宁人)来山东，以游山访友为名秘密结交反清志士。这位爱国思想家在游崂山之际，在即墨城住了半月，下榻处便是黄培的堂兄弟黄坦家。当地的文人志士久仰顾炎武大名，争相与之结交。黄培则更是把顾当作反清志士的.领袖，在秘密拜访彻夜长谈的同时，积极为顾搜访了大量墨邑明人忠烈事迹，以供其作忠烈录之用。
  顺治十八年(1661),已降清担任栖霞把总的于七，率旧部重新掀起抗清斗爭。一时间，周围各州县人心所向，纷纷暗中接济义军。黄培得知于七重新起事，兴奋不已，多次经第三者向义军提供大量白银和物资。康熙元年(1662),于七之抗清起义军惨遭失败，于七不知所终。把最后希望寄托在于七身上的黄培获悉这一不幸消息后，万念俱焚，彻底绝望。这年秋天，他将27年来的诗作删削了一遍，编成一部《含章馆诗集》。该诗集由黄培之姐夫宋继澄作序，在安徽风阳作官的侄儿黄贞麟为之写跋，并选聘了5名当地优秀的刻工，刻刊传世。至康熙二年，除《含章馆诗集》外，还陆续刻刊了《汾阳王传》、《金刚经》、《好我十二君》及黄培母墓志铭等。反清愿望破灭后，重操文墨，以笔为刃，来发泄其不平之气，这已经是黄培晚年聊以慰籍那颗破碎之心的最后之举了。他很满意，也很开心。他向亲朋好友逐一赠送了自己的诗集。
  岂知，这部集27年之心血、耗数以千计之巨资刊成的《含章馆诗集》，居然引岀了一桩千古遗恨的杀身之祸。
  三、奴仆显贵
  再说当年黄嘉善的仆人黄宽也有一孙名叫元衡。黄元衡，自幼聪颖好学，在主子黄培的接济下，年纪轻轻就考中了秀才。当黄培因明亡而归里闲居时，元衡已经长大成人了。
  改朝之后，便是换代，转眼到了清朝顺治年间。早就想通过科举出人头地的黄元衡，不顾主子黄培的反对，坦然地遵从新朝廷的律令，剃发改装，变成了大清王朝的顺民，并积极准备着，一旦皇帝下旨开科取士，便立即前去应考。顺治三年（1646）,元衡看明朝世家子弟多有不去应考者正是自己出头的绝好时机。于是，他不顾黄培的再三告诫而决意前往。这年秋试，三场考毕，黄元衡果然中了举人，真可谓天遂人愿、官禄亨通。又过了三年，顺治六年春试，元衡再赴京师，竟然高中进士。
  仕途的得意，使他头脑膨胀;名利的引诱,催发其良心的变型。黄元衡一考中进士，首先想到的是，几十年的奴仆生活就要结束了，争作人上人的目标指日可待。他认为，他的祖父当年卖身为奴是一种耻辱,他决心'要重振姜姓宗嗣，脱离与黄氏的主仆关系。于是，元衡一不做二不休，遂借在京师之便上书朝廷，恳请恢复姜氏本姓，也好光宗耀祖。那时节，顺治皇帝初入关内，急于笼落人心，竟不顾元衡此举是否有背主之嫌,便御笔一挥,居然恩准。从此，黄元衡便摇身一变成为姜姓进士。
  姜元衡春风得意，兴冲冲地回到即墨。然而，所受到的不是邑人的赞佩，而首先是黄家上下鄙夷的眼光。本来对清廷怀有不共戴天之仇的黄培，甚至都不屑正视他一眼。即墨城内的晚明遗老及仕家子弟，也多对其流'露出一付冷漠的神情。这一切，使姜元衡感到十分尴尬和羞怒。
  当时，清廷初定中原，急需各类忠于朝廷的人才。于是，姜元衡很快被任命为内翰林、宏文院侍讲。第二年初秋，他被放为江南主考，大约在顺治十年，又改任直隶顺天府主考。按照清初吏治，主考官每省仅设正、副各一人，且大抵由京师翰林院派出，声名之显赫不言而喻。
  俗话说，穷汉乍富，挺胸鼓肚。姜元衡既要处处显露威风，却又自知家底太薄，于是便急切地想聚敛些财富，以充其门面增其光彩。顺治十二年（1655）,他利用手中之权收受贿赂,卖给他人一个生员额。此事被顺天府丞刘秉正察知，便向皇帝参了一本。顺治皇帝龙颜震怒，姜元衡的仕途从此竟戏剧性地不顺起来：先是被朝廷责罚，继而降职降级，最后又连续两年不得升迁。姜元衡经此打击，自知难以复原，遂于顺治十八年秋以奉养老母为名，向皇帝请了长假，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即墨故里。
  四、恩将仇报姜元衡告假回籍后，姜、黄二姓虽同居一城，然而却极少共同语言。黄培一如既往地不把姜元衡放在眼里，而姜元衡自持是翰林出身，对黄培的不识时务亦冷笑置之。一天，黄培之弟黄塽在河边洗脚，闻听河边他人议论姜元衡之胞弟元征、元恪，依仗其兄威势欺男霸女、横行不法，心中甚感气愤。恰巧，此时姜元衡也向河边走来，众人顿时噤若寒蝉，不敢作声。唯黄塽从河中掬水故意撒了姜元衡一脸，并口岀恶言叱骂姜氏兄弟的不端行为。姜氏世代受黄家恩养，这在邑内几乎人人皆知，元衡当众受此污辱，心虽恼火，但不便发作，只好愤愤然离去。然而，久埋心中的怨恨种子却由此而催生。
  又过了些日子，黄培之妻去逝。姜元衡思忖再三，为应付场面息人非议,便硬着头皮前往黄家吊丧。谁知姜元衡进入黄家的大门，竟无人以礼相待，及至走到灵堂，灵前的哭声嘎然而止。不知谁喊了一声：“奴才到一一有充当白人的了"!此时此刻，此番羞辱，使姜元衡进退狼狈，无地自容。走出黄家,他思前想后，暗下决心：一定要对其实施报复。
  姜元衡岀身翰林，又久为考官，他审时度势据其所为，认为对付黄培这样的人,罗织一张文网，是再恰当不过了。于是，他开始搜集种种足以致黄家于死地的重型武器：黄培回乡二十年来的言谈举止、所作所为，有关黄家的蜚短流长等，甚至包括与黄家有隙的各种人等，都统统记录在案，以备后用。而此时的黄培，却对将要来临的腥风血雨浑然不觉，糊里糊涂地跌入了姜元衡等人为其精心构筑的文字狱中。
  姜元衡探得与黄家至亲的即城望族蓝溥跟黄培有隙，于是便首先撺掇蓝溥充当了该案的马前卒。康熙四年(1665),先是由蓝溥从黄培的《含章馆诗集》中摘抄了许多对清廷不满的句子，断章取义，稍加推测后呈到县衙,指控黄培有怀明反清之心、藐国欺君之罪。紧接着，姜元衡又纵容一名叫金桓的秀才亦到莱州府相告。金桓其人，好酒嗜赌，穷困潦倒，曾与黄家有隙，所控内容也出自黄培的《含章馆诗集》。
  "当时，即墨知县染疾在身，且因此案牵扯两家宦族而感棘手，故称病拖延，迟迟不予审理。而莱州知府接案后，却当即下令提审黄培。黄培根本没把被控一事放在心上，只推疾病缠身不能前往，而由其子黄贞明及贞明岳父相伴赴莱，私下了结了讼事。对此，姜元衡岂肯罢休?他再次对金桓许以重利，唆使其继续上告。有姜元衡幕后撑腰，金桓更加壮胆。他公开扬言，黄家若不肯出五百两银子花花，便要到省府递状子。金桓的族叔气愤不过，便狠狠地对其实行了一顿家法。见利忘义的金桓不顾皮肉之苦，坚持要赴省告状，并同姜元衡合谋反复推敲，将状子改为：黄培私通南寇，力图中兴，异言异服，尽废法制，结党聚谋，伪封十二君，有不轨之心等语。康熙五年四月，金桓赴济南，向山东巡抚衙门递上了控告黄培等人的状子。山东抚院接状后不敢怠慢，当即以要案对待。但一经提审，抚院认为，所控之事俱无实据；再查原告其人，族中皆谓是嗜赌败家、品行不端之徒。结果，金桓状未告成，反落了个诬告罪名，秀才资格被除名，还要发边流放。金桓被这飞来横祸吓坏了，急忙向姜元衡求救。姜元衡乃聪明之人，他权衡再三，知道金乃反复无常之势力小人,情急之下，极可能会将他这个幕后主谋供出。若如此，黄培非但下不了狱，而他这个堂堂翰林反会遭殃，正可谓''偷鸡不成反蚀把米”。他想，如其坐以待毙，倒不如破釜沉舟。或许，此案胜诉之时，便是我姜某出头之日。于是，姜元衡决计要亲自出马了。
  五、主仆互讼
  即墨城内有一个叫杨万晓的秀才，此人精于刀笔，是本县有名的讼师。昔时杨曾在黄家馆内教书，与归里隐居的黄培因故有嫌。姜元衡、杨万晓一拍即合,决意要置黄培等人于死地。两人经过几天的精心策划，亠个案情特别严重的文字狱诉状匆匆出笼了。
  康熙五年六月二十日，姜元衡亲自出面向总督衙门投递了诉状。其状罗列了黄培等人犯有十大罪状：
  1、黄培广招南方刻工，刊印《含章馆诗集》等逆书；
  2、黄培的23首诗中，充满隐叛语、诽谤朝廷语、盼望中兴语；
  3、黄培等人结诗社，唱和逆诗；
  4、宋继澄为逆诗集作序，黄贞麟为之作跋；5、黄培之叔黄宗昌违抗剃发令，并以明朝服制殉葬；
  6、黄培的诗友中，多有逆诗逆句；
  7、黄培为母作墓志铭，不书大清年号；
  8、黄培刻《汾阳王传》内容有改动，是别有用心；
  9、黄培改朝后，仍穿明服、蓄发留须；
  10、上述早已有人控告，但为黄家行贿私了。
  按说，刑狱之事本该由抚院掌管。姜元衡既知上次金桓已栽在了抚院大人的手上，便故意绕开抚院，径直向总督衙门递上了状子。直隶总督白秉正接案后，不及细察，即以“叛逆大事，不敢自专”为由上奏了朝廷。
  一个月后，朝廷传下旨意：着直隶总督、山东巡抚对此案从严审讯奏复。白秉正接旨后不敢怠慢，即刻派人赴即墨等地提拘人证。据查，受此案牵连者，包括刻工、仆役、装订人等在内，共有217人。其中主要人犯拘捕后，均披枷带锁解往济南；次要人犯则被勒令限期到济南候审。就连尚在安徽凤阳任司理的黄贞麟，也被从任上提到济南候讯。但是，因所牵动的人和事实在太多，证人与案卷一时间难以调齐，故而此案虽已闹得沸沸扬扬，却迟迟未能开审。
  审理时间的拖延，无形中给黄家及族人一个缓冲的余地。黄家抓住这有利时机倾其家产，凑集了28万两白银，派族中精干心腹之人火速奔京师、赴省城，到各个衙门打点上下。如此同时，又匆忙具状为自己进行辩护，并对姜元衡进行了反诉。其辩呈的内容为:姜元衡乃黄家世仆,父子服役已四十余载，世受黄家恩养。元衡由培出资供其读书成名，而后却背信弃义。登科之后私相复其本姓，却又视黄家叔侄为眼中钉，遂结党多人，图谋陷害云云。山东巡抚刘芳躅接到黄家的辩呈与反诉状，迅即禀湊了朝廷。朝廷即刻回旨，着直隶总督、山东巡抚对两告同时进行会审。这就更增加了调集人证及案卷的困难，会审之期又拖了一年。
  姜元衡见黄家反诉，心中极其焦虑，甚恐拖下去对自己不利。经与杨万晓商讨，决计由杨出面，径直赴京再告上一状，以促其本案速决。康熙六年二月，杨万晓携带诉状告于京师都察院。这次诉状又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黄培家中藏有兵书、有通谋反贼于七之嫌”两条，以期加重黄培的罪责。
  黄培闻此一举，也由义子黄一凤及同姜氏向有仇怨的秦胤奇等人进京，分头上告姜元衡。控诉其不仁不义，贿卖生员，遭罚后怨恨朝廷，私议朝政及横行乡里的诸多不法行为和罪恶事实。
  就这样，你来我往，主仆互讼，双方形成不共戴天之势。六、涉嫌宁人康熙六年四月二十日，清廷特地为山东即墨在京投递的吿黄、告姜两状下了一道密旨，并以红封火速送达刑部，贯成山东尽快审理此案。
  康熙七年（1668）正月三十日，以山东巡抚刘芳躅为首的会审团，开始了对这场错综复杂的文字狱案的正式审理。参加会审的有山东布政使、按察使、济南知府及历城知县等10多人。审讯地点设在巡抚衙门大堂。
  审讯中，姜元衡为了消弥自己“奴告主"的罪名，欲由“黄培诗案”之外另起一案，而为自脱之计，故提出了出乎意外的口供，他供道：另有一部陈济生所著的《启祯集》,是由昆山顾中人到黄家搜集了大量逆诗后发刻的。如此的节外生枝，便使案情变得更加复杂化了。
  那么，陈济生所著的《启祯集》又是怎样一部书呢?“启"指天启，“祯”指崇祯,全书搜集了明朝天启、崇祯两代遗诗，所以又有《启祯遗诗》之称。姜元衡声称，在《启祯集》的封面上印有“忠节录”字样的墨迹，可见这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宣扬反清复明思想的逆书。而这个大逆不道、十恶不赦的编书人陈济生却正是顾灸武的姐夫，他累官至太仆寺丞，尽管早已去世，但死灰复燃，这笔旧账还是要算的。很显然，姜元衡的矛头所指是想牵扯顾炎武而连上黄培等人的。这样做，既可解脱“奴告主”之嫌，又可置黄培于深渊，堪谓一石二鸟。
  其实，姜元衡等那里知道，这笔旧账早已算清了的:康熙六年四月，有几个不法亡命之徒，为首的叫沈天甫，曾自撰逆诗，谎称是明末黄遵素等170余人所作，结集为《启祯遗诗》，并称此书由陈济生编辑，吴甡作序，目的在于沽名钓誉、敲诈勒索。沈天甫一伙借此逆诗，派人到吴甡家中要挟向吴之子吴元莱诈索书银两千两。因为吴元莱辩认出序文并非其父墨迹，诈索未成。接着，吴将此事控告到巡城御史那里，结果沈天甫一伙被处以极刑，于闰四月二十二日押赴西市斩首。
  康熙七年二月十五日，顾炎武寄居在北京慈仁寺中。忽从家乡昆山传来消息,说山东有人告发他逆刻《启祯集》之事,移文到昆山，官府已南下提人去了。炎武想，此事有关公义，不该避匿，如果故意拖延，势必贻祸同人。于是，他毫无顾忌，日夜兼程，于二十四日赶到山东德州。在德州北李宅，他将藏书清理一番,为怕惹出麻烦，便将一些有关禁书烧掉。三月二日，顾炎武抵达济南，三月四日即到抚院投案。从投案到五月十九日院审这段日子，顾炎武有求无应，连保释的希望也没有一点, 每天只能靠几文钱的烧饼度日。
  开庭审理期间，顾炎武在公堂上以渊博的知识驳斥了姜元衡的种种指控。姜元衡首先把矛头对准了已故多年的黄培叔父黄宗昌御史，说："在《启祯集》里有《黄御史传》一篇，其中有'家居二年握发以终，之句，'握发，，这不正是黄御史誓不剃发的证据吗?”顾炎武对其嗤之一鼻，反驳说:“'握发，是典故'一沐三捉发'的简单说法，意思是在洗发时,三度捉住散乱的头发出而待士，形容求贤心切，为国操劳。怎么能就此证明早在二十年前去世的黄御史不剃发呢?”姜元衡本想借题发挥用违抗“剃发令”来落井下石，不料却自讨了个没趣。连“握发”二字出自典故都不清楚，还算什么翰林院的编修呢！
  姜元衡恼羞成怒,便调转矛头对准了顾炎武:“在《启祯集》中还有《顾推官传》一篇，顾推官虽指顾戚正，可是其中有'晚与宁人游'和'宁人所为状在'二句，这'宁人'不就是你昆山顾宁人吗？也不正是你顾炎武搜辑此书的证据吗？”顾炎武不禁一声冷笑，反问：“书中的'宁人'怎么能证明就是我顾炎武呢?又怎么能断定'宁人'就是搜辑《启祯集》之人呢？《邸报》上不是早就有了结论，难道你还想替撰写逆诗的沈天甫翻案不成”!面对顾炎武的有力反驳,姜元衡变得哑口无言，他原想由“黄培诗案”牵扳事外之人，来摆脱其“奴告主”之罪，没想到竟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然而，姜元衡并没就此罢休，他又告发了“南北通逆”一节，把问题扯大了，说得煞有介事。他言道:''在山东有文石诗社、大社，在江南有吟社、遗清社等团社，里边都是些对清廷怀有二心的文人。他们南北通信、遥相呼应，信中多有隐叛、复明的思想。在北方的文字中，不用清室庙号而仅存明号，在南人文字中则称清廷为东国，以伪王为福京。北人黄培刻印《十二君唱和序跋》，南人有《启祯集》，其中所列姓名、籍贯，俱在刻本中，大约有三百余人。然而，尽管他泛泛议论了一通，但他又拿不出更多的实证，让抚院怎个查法呢？
  顾炎武无子，他的外甥徐文元获悉后火速赶往济南，求告抚院以明断。顾的好友李因笃听到此案后，从三千里以外冒着炎夏酷暑急赴友人之难，并向官府疾呼，营救炎武。顾炎武的另一个朋友朱彝尊闻讯后，亦急驰济南，到抚院刘芳躅幕中作客，凭着平日之交求助官场朋友，为炎武摆脱困境。
  有了朋友的得力帮助，山东巡抚对顾炎武处处“留心开豁”，情况渐渐有了转机。院审中，经取证证实，二十年前的黄宗昌是剃了发的;《启祯集》中虽有“宁人”字样，却无“顾姓,何况又不在《黄御史传》中，既与黄氏无涉，又非炎武其人。而由姜元衡所提供的证人，也无法证明顾炎武与“黄培诗案”有关。
  七、黄培赴死
  自黄培文字狱案审理开始，黄培便抱定了赴死的信念。因为他本来就存有为大明而死的心志，何况他深知这一切都是对着他来的，更明白“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道理。此时此刻，他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而唯一的愿望就是不想连累别人。
  因此，当姜元衡在公堂上揭发到顾炎武在即墨与黄培有交往时，黄培则采取了坚决不承认的态度。顾炎武见状，也积极配合黄培之说，将事情推了个一干二净。此外,对所有推不掉、说不清的问题,黄培也都统统包揽到了自己身上。对于致关要害的《含章馆诗集》之序、跋的问题，他极力为宋继澄和黄贞麟开脱，他在辩解中道：“《含章馆诗集》的序和跋,均是犯人的姐丈孙汴所作。因孙汴没有什么文名，而宋、黄二人文名颇高，故而便擅自借用了他俩的文名。”而孙汴其人已经去世，审讯者一是得了黄家的银子，二是无法查对，也就顺水推舟不再追究，从而解脱了宋、黄之罪名。
  黄培文字狱案自康熙七年正月三十日开庭审理至康熙八年三月十六日结案，历时一年零三个月。最后，由山东抚院拟撰判词，禀奏朝廷裁决。判词曰：
  姜元衡，旧有之事已存案处结，此次免于拟议;元衡之弟奸害人命案理应追究，已行文到县，由县审处;杨万晓，受姜元衡主使进京告状，多系风闻，并无实据，应革去生员，以警习风；金桓，身居不检，屡行捏告，应革除学籍；宋继澄、黄贞麟、江谦受、蓝溥等人免予议处;顾炎武，情属无罪，应行开释；黄培，乃案中主犯，因系明朝世官，隐怀反抗本朝之心，刊刻逆书，已属不法，吟咏反诗，尤见狂悖，应定隐叛诽谤之罪，拟处绞刑。当时，康熙皇帝刚亲政不几年，正欲一展宏图，一切叛逆之举自当尽在镇压之列。故此，他对山东抚院所奏黄培文字狱案之审理结果甚为满意，当即传谕刑部,按所拟定之判决处理。
  康熙八年（1669）四月初一日，是一个细雨朦朦的天气。这天午时三刻，黄培在济南历下被施以绞刑，时年66岁。
  參考书目：
  ① 、山东图书馆藏:《黄焙丈字狱案》（二卷）
  ② 、《顾辛村诗文集》（中华书局）
  ③ 、《山东通志》（宣统版）
  ④ 、《即墨县志》（同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