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叫王洪令，系王村镇新安村人。多少年来，同ー些老同学相聚，常开我的玩笑：“你这狼狗不吃的人越活越结实了。”每遇这种场合，我尽管总是打趣地说：“阎王爷不要我，狼狗岂奈我何？”但是，几句玩笑过后，总要不自觉地摸摸身上当年被日本狼狗啃过的伤疤。阶级仇、民族恨顿时涌上心头，一幕幕痛苦的回忆不由地展现眼前。
  那是1943年12月20日，我和同乡迟锡琪（王村镇小桥村）、孙绍纲（王村镇）三人动身赴安徽阜阳求学。我们披星戴月、顶风冒寒，经过ー天步行，于黄昏时分才到达即城。尽管脚上打了泡，两腿发酸，但由于求学心切，谁也不觉累，第二天便坐上马车去城阳赶火车。所经过的ー路，赤地连片，饥民成群；日寇的碉堡、岗楼林立，护路沟、关卡处处皆是；岗楼上的“膏药旗”像只只魔鬼的眼睛随风飘抖，全副武装的日本兵令人望而生畏。每到一处关卡，都要受到日伪军的盘查、搜身，甚至拳打脚踢。目睹着这一劫后的荒凉、恐怖景象，作为我们这些热血青年，怎么能不忧虑、悲愤呢！
  在城阳上车时，尽管我们的头上、手上、身上都无故地挨了几警棍，但总算于22日清晨顺利地到达了济南。在济南火车站，好容易才买上去安徽宿县的普通车票。可是票买好后才听人说，普通票是坐“闷罐子”，人同牛、羊、猪在ー节车厢里,于是我们又急忙去买甲级票。谁知交上钱后售票员却不给票，我们便同他讲起理来。正在这时，走来了几个穿黄皮的“二鬼子”，不问青红皂白，朝着我们三人头上就是几警棍。那世道，有理说不清，有冤无处诉，只有愤恨地坐上了闷罐车。
  经过长途颠簸，列车终于到达了宿县车站。车刚停，车门前的站台上便布满了全副武装、胳膊上佩有警佐袖章的宪兵队。乘客们陆续下车。ー警佐不断高喊：“山东人站这边！"我同迟锡琪、孙绍纲不知底细，便规规矩矩地站到了山东人的长串队伍里。随即，列车大吼一声，冒着白烟向浦口方向奔去，车站上抛下了我们这一队无辜的山东人。这时，荷枪实弹的警佐们便动手给我们解掉裤腰带又上了绑，然后在刺刀的挟持下将我们押到了宿县日本宪兵队。当时我们莫名其妙：我们犯了什么法？山东人何罪之有?
  宪兵队大院围墙老高，墙头上电网密布。院内并排拴着四条狼狗，龇牙咧嘴，狂吠乱叫；几个凶神恶煞般的警佐手持木棍拤腰立站。整个气氛阴森森、冷冰冰，使人毛骨悚然。我们这些被押进来的难友约有30几人，行李被没收，人人被搜身，然后刑罚开始了。劈头盖脸的木棍将我们打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这时走来两个叫清水、石川的翻译，他俩指手划脚了一番后停止了毒打，又放出了狼狗。两条恶狗顿时象饿虎扑食般的向我们蹿来，撕开衣服乱抓乱咬，一会儿将我们咬得衣服片片，血肉模糊。清水让收回狼狗后说：“这两条狗只撕衣服轻微咬人，如果你们不把反对大日本帝国的罪行说出来，就放出另外两条吃掉你们！”说着便用手一指：“你们看见那边绑着的那个人了吗？他叫周庆丰，是你们山东莱阳人。他和皇军作对，今天就让你们看着叫狼狗吃掉他!”接着放出了另外两条狼狗，可怜周庆丰被两条狼狗活活地啃成了一付骨架,其惨状目不忍睹！受刑后，我们逐个被叫进审讯室问口供，最后被羁押到了各个牢房。
  我和孙绍纲、谭长业（丰城乡苏口村）、李索方（洼里乡黄龙庄村，此二人亦去阜阳求学）、秦维勤、李XX（平度县李德元部军官，去皖南受训）六人被押到二号牢房，囚入三号木笼内。二号牢房设有六个大木笼，每个木笼囚六个人。木笼的高、宽、长各约两米，笼内一角放一便桶。入笼后，看守上了锁，并给我们讲了“五不准一是不准交头接耳说话；二是不准点火抽烟；三是不准探头外望；四是不准传递信息；五是不准提要求。在木笼里，我遍身痛疼，饥肠辘辘，好容易熬到开饭时刻，每入一碗绿豆汤，一日三餐顿顿如此，饥饿难熬极了。一天晚上，秦维勤拿出20元伪钞放在碗底,伙伕收碗时，秦给以暗示，第二天开饭时碗里的绿豆汤便满ー些稠ー些，吃下去虽然不饱，但总算可以勉强维持。以后，我们六人常凑点钱给伙伕，这样不仅能多给点饭，还可以经常给传递点外边消息。一天饭后，我在手上写了个“死"字趁伙伕收碗时给他看了，晚饭时我见碗底下有一纸条，上写：“你们能活着岀去”。得到这句鼓舞话，我们高兴得忘了不准说话的规矩，谭长业和李索方大声交谈起来。结果触怒了看守，罚他俩弯腰抬着便桶，嘴对着粪便，抬不好就打，这刑罚真人无法忍受。
  入木笼的第四天上午，几个警佐押着一个中年男子走进宪兵队大院。此人平头短发，身穿长袍，脚着红皮鞋，态度从容自若。清水问；“你叫什么名字？是干什么的？”中年男子答：“本人姓张名XX,大学毕业后在XX学校任教，我说的是中国话，教的是中国书，何罪之有?”白川说：“现在是'中日亲善’，应该为大日本帝国服务这位张先生马上声色俱厉、反唇相稽：“'中日亲善'、'王道乐土'，面对眼前牢房里这些无辜囚犯，我不能解释，请二位讲明白！”清水、石川气急败坏，正要指示放狼狗，站在一旁的日本宪兵队长立即示意制止。张先生遂斩钉截铁地道：“要杀要剐由你们，宁为抗日死，不当亡国奴!”难友们在牢房里侧耳恭听，不时地发出低声赞叹：“有骨气”、“好样的！”一会儿，两个警佐将张押入七号牢房优待室。中午开饭时，见伙伕提着暖瓶、端着饭菜送往七号牢房，一日三餐天天如此。
  我们在囚笼的几天中，每当火车进了宿县车站后，总有一群警佐押着一批无辜青年赶入宪兵队大院，少则三、五个，多时几十人。他们受的刑罚同我们一样，也是先毒打后狼狗咬，被狼狗活活咬死的几乎天天都有；幸免的便押到各牢房坐木笼。我们六人坐了12天木笼后，又被转押进日寇宿县监狱。如其说是出木笼进监狱，倒不如说是出虎口陷狼窝。监狱里四关很难过:一是饥饿难忍；二是繁重劳役；三是审讯毒打；四是传染病的死亡威胁。我入狱第二天早晨放风时，看到院子里躺着5具尸体，个个血肉模糊、骨瘦如柴。此后，每天总能见到有尸体拖出，少则1具，多达7具。触景生情，我们天天都在为自己的生死而担忧。
  入狱后，我被分配为帮厨。挑水、劈柴、扛粮、，抬菜、推煤，肚皮饿得贴在脊梁上，干这些重活实在受不了。为了讨好伙伕，我咬着牙干，终于取得了一位王师傅的欢心，他不仅能给我ー点吃的，闲时还能和我说长道短。从他口中得知：原来前些日子被抓的那位张先生是当地游击队的头目。接着，游击队又将日本宪兵队副绑架，他们正准备商定对等交换呢！此时我才明白，原来他们对张先生待遇“优惠”，是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在宿县监狱蹲了20天，1944年1月下旬,我和一批难友又被押到徐州感化院。进院后，我被编在一大队二中队五小队，开始接受所谓的“感化"教育。这里的待遇虽比监狱宽松些，但其奴化教育也使人受不了。记得第一天院长给上感化课时说：“你们骂我汉奸也好，走狗、民族败类也好，我要在三个月内把你们感化好，放你们出去，你们应该感谢我……”下课后回到宿舍，秦维勤问我：“今天'感化'得如何?”我说；“院长大人给自己画了像，我们不叫他汉奸、走狗、败类叫他什么？他说要放我们出去，为什么不说是谁把我们抓来受这份洋罪的！”不料想难友中有暗探，把我们的谈话报告了。不多时，我和秦维勤被关进了反省室，其待遇跟坐木笼差不多，一关就是7天。放出后，继续接受“感化”教育。有ー次在“感化”课堂上，我正在那里闷头沉思，突然有人戳我一下，暗暗地递给我ー片纸，我ー看是ー幅漫画。上面画的是讲台上的教员，嘴里吐出的字句是：“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王道乐土”，台下坐着一片义愤填膺的听众，嘴里吐出的字句是：“你长着人头，说句人话吧！”“秦桧恭候你多时了！”纸片的下角写着：“看完后传给可靠的人”，于是，我看完后便悄悄地传给了前面的人。当这幅画传到离讲台很近的宋洪光手里时，他只顾看画，没提防讲台上教员走下来一把将画夺去。这教员一看是画的自己，气得脸都变成了猪肝色，即对宋洪光拳打脚踢，并追问是谁画的。追来追去，谁也不肯说出是谁所为，只好不了了之。可是，自下课后一直到我们离开感化院，再也没有看到宋洪光，看来他是凶多吉少。
  1944年4月20日，我被释放出感化院。四个月的不幸遭遇，已是体伤囊空，再去阜阳求学是不成了。我只好同迟锡琪、谭长业、李索方乘火车辗转返回了家乡。求学不成，反落了个瘦弱不堪、伤痕累累的身体！可怜谭长业回家后由于治疗无效，不几天便含恨死去了。
  尝过黄连方知苦，口含蜜糖才觉甜。作为我这从狼狗口里逃出来的人，更加感到亡国的灾难、爱国的重要和社会主义祖国的温暖、幸福。
  （王村镇史志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