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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在即墨、东部天井山脚下的留村一带，广泛传颂着一个赤胆忠心的革命播火人。他，就是受中共即墨县委派遣、只身来留村地区开展革命活动的江涛。
  江涛，又名江志杰，1918年出生在即墨县营上乡江家西流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26年在本村私塾读书八年；1937年1月参加革命订93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任中共即墨县一区区委书记;1941年12月任即墨县青救会长；1943年9月任中共即墨县四区区委书记;1944年2月被日寇捕获，壮烈牺牲。江涛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荣的一生。这里记述的是他在留村地区发动群众,坚持斗争的片断。
  只身播火光照天井
  1940年秋，江涛受党组织派遣以走亲为名只身来到了大留村其岳父周丕绪家，并在此居住了下来。其任务就是秘密开展工作，发动组织群众，建立党的组织，进行抗日对敌斗争。江涛来此后，在搞好邻里关系，摸清周围情况的基础上，便走门串户秘密进行抗日宣传“，以激发群众的抗日爱国思想。经过一段细致工作，很快团结和掌握了一部分抗日骨干积极分子。9月，他便介绍该村群众周丕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留村地区有了第一个中共党员。为了保护江涛的安全，便于开展工作，周丕慈特地为江涛安排了ー个秘密住处。江涛在这里边学习边工作，认真学习研究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并以这些革命道理为指南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扩大抗日力量。
  1941年3,月,江涛又介绍该村青年周尊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尊宜在江涛的熏陶和教育下，逐步成长为一个优秀的革命战士。是年秋，通过周尊宜介绍发展了本村的王镇德和前留村的姜景宣为中共党员；接着，姜景宣又根据江涛的意见，介绍发展了前留村的李元明、姜景荣入党。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工作，留村一带共发展中共党员6人。这6名共产党员在江涛的领导下，象火炬、象酵母，照亮了天井山下穷苦大众的心田，激发了受压迫人民坚持抗战的斗志。这期间，我党抗日救国的影响已扩大到大留村、前留村、官庄、大村、东九六夼、西九六夼、东程戈庄、西程戈庄、张家烟霞、刁家烟霞、王家烟霞等十多个村庄；发展了农救会员30多人, 积极分子100多人及拳友200余人。
  根据抗战形势的需要，江涛遵照县委指示,在全面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潜心致力于建党工作。到1942年上半年，又先后发展了5名中共党员，此时的党员总数已达11人。于是，是年九月，经中共即墨县委批准，成立了大留村党支部，周尊宜任书记，姜景宣、周丕仕为委员。天井山脚下的第一个党支部一一大留村党支部的诞生，标志着留村党组织的蓬勃发展，也倾注了江涛同志的全部心血。
  大留村党支部成立后，江涛又带领全体党员着手建立群众组织，掌握村级政权和发展革命武装等工作。他首先在大留村、前留村、西程戈庄三村建立了农救会，会员发展到100余人,积极分子达300余人。接着，又在前留村建立了灰色抗日政权一一前留村村政府，村长、副村长分别由中共党员李元明、姜景荣担任；、在大留村安排了中共党员的亲属周丕志任保长;在西程戈庄安排了农救会长江敦明在保公所听差。1942年春，国民党在崂山下清宫举办培训班，江涛又通过关系将其大内兄周遵昆（中共党员）安排前往参加。结业后，被分配在国民党即墨县第四行署任班长。通过以上安排,既组织了群众，又掌握了部分村级政权，通过他们了解敌人动向，及时地将敌人情报传递到我们手中。
  1943年9月，经中共即墨县委决定，成立即墨县第四区委，江涛任书记;同时成立第四区公所及第四区中队。根据斗争需要，江涛将其大内兄周遵昆从国民党第四行署召回，任我四区副区长兼区中队副队长。周回来时携带步枪、匣子枪各一支，从人员及武器装备上为区中队的组建奠定了基础（1944年2月周在舞旗埠惨案中牺牲）。为了壮大区中队的力量，江涛顶风冒雨、披星戴月，奔走于各村发动群众参军参政。经过艰苦努力，使这支年轻的区中队由原来的9人发展到25人，成为一支能文能武的政治宣传队和武装战斗队。
  星屋之火，可以燎原。短短四年，江涛凭着一腔热血，将革命的火种播遍了天井山麓，照亮了留村大地。
  智勇双全屡斗敌顽
  江涛在天井山一带开辟工作期间，在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的基础上，紧密团结和依靠群众，充分发挥自己的大智大勇，带领群众同日伪势力和国民党顽固派开展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保护了人民,鼓舞了人民群众对敌斗争的信心。
  1941年12月的一天，江涛发动和指挥留村的全体党员、农救会员及部分积极分子，趁月暗天黑、风雪交加之夜，将大村至张家烟霞七、八里路长的日伪电线全部掐断,有的连线杆都砍倒运走。第二天，驻即城的日伪军通讯中断惊恐不安，即派人前往搜查，结果只是白白扑空。其次，江涛还率领党员及群众骨干经常地到村庄和集镇贴小报、撒传单，搅得敌人如临大敌，日夜不宁。
  1942年春，日寇加紧“强化治安”，对即墨境内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开始了全面大搜捕。在敌入的髙庄政策下，有的人被捕叛变，向日寇供出了我地下党组织的情况。4月初的一天拂晓，叛徒吴培文、翻译车启甫带领20多名日伪军来到大留村搜捕江涛。敌人抓江涛，人民保江涛。在搜捕中，有的村民家被翻得七零八落，但始终不向敌人吐露真情；有的村民遭到敌人毒打追逼，但仍然忍疼拖延时间，并暗地托人传信给江涛让其赶快转移。在乡亲们的奋力保护下，终使江涛脱险、敌人扑空。由于形势不断恶化，后由周尊宜通过关系将江涛连夜转送到王圈小学暂时隐身。敌人没有抓到江涛，气急败坏。经常到村中敲诈勒索，逼粮派款，打骂群众，致使一些党员、农救会员及积极分子也不敢轻易露面。在这白色恐怖之下，留村的人民群众多么盼望江涛早日归来啊！就在这人民盼江涛、想江涛而形势继续恶化的时刻，是年6月，江涛同县委取得联系后，又回到了天井山下，领导留村人民继续进行抗日斗争。
  为了粉碎日寇的“强化治安”部署，1942年12月，江涛又组织了第二次“破线”斗争。这天晚上，江涛按照行动方案，由大留村党支部率领各村的党员、农救会员及部分积极分子统一行动，将石龙庄至中障村十几里路的日伪电话线路全部破坏，并将电线及线杆大部运走隐藏，致使日伪军通讯中断，指挥失灵。这次“破线”行动几乎是在敌人眼皮下干的，所以使敌人更加惊慌。第二天，驻即墨城的日伪军马队倾巢出动，达一个中队之多，到沿线各村搜查。但是,搜查结果仍然一无所获，岂知这些战利品早已藏入地下变成了群众的建房木料。
  1943年10月，江涛为了瓦解敌人扩大抗日统一战线，便先后约大留村联保主任周卓居谈话，劝其掉转枪口，共同抗日，加入革命行列。但这家伙不思悔改，诡计多端,当面答应，而在村中却继续扬言;“咱村有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有情报站,谁家再敢窝藏八路，就按私通八路论罪!”为了制服这小子，江涛便同崂山武工队政委崔涛商量了对策。一天，三名武工队员各带短枪来到了周卓居家。对周说：“我们是八路，你快到乡里去报告吧，就说你家住着八路，可以立功领赏。”周卓居吓得面色苍白，连说“不敢，不敢，有何贵干请吩咐。”我武工队员说:“想在你家住几天。至于安全问题你看着办，至于生活问题由你安排好啦。”周连忙回答：“好说，好说, 一切照办。”我武工队员一直在周家住了三天。
  周卓居怕将事情声扬出去，落个私通八路罪名，再也不敢胡言乱语了。
  1943年11月的一天，国民党第四行署区长张良才率领区队40多人，在下开河村逼款抢粮，搅得全村鸡犬不宁。江涛接到情报后，立即同队长柳元隆率领第四区中队赶往该村。他们首先抢占了村外小南山的有利地形，当敌人满载逃窜时，江涛一声令下，区中队四面出击，打得敌人狼狈不堪，弃粮而逃。此役毙敌10余人，缴获长短枪8支。
  1943年12月的一天，国民党第四行署指导员邱连生，带领部分区队人员来大留村派款收粮。江涛闻讯立即派联络员周遵仑到南泊村通知我崂山武工队，队长田世兴马上派武工队员10余人前往大留村，在江涛等带领下，包围了保长周灼居的庭院，在他的客厅里活捉了邱连生等3人，并缴获了美式手枪一支，其余人员闻风逃窜。敌人连续两次遭到我方严厉教训，再也不敢轻易到各村派款抢粮、为非作歹了。
  1943年腊月23日晚，江涛、周尊宜在周遵仑家过“小年江涛提议：“利用过'小年'敌人戒备不严的机会，出去贴小报、撒传单，把党的抗日政策和我军在各战场的胜利消息告诉群众，让群众过一个快乐年，让日寇过年也不得安宁。”说于就干,马上行动。他们三人吃完饺子后，便从大留村开始。经过烟霞、障村,进入即城的东阁戏楼、马神庙、西关，一直到营上等地。沿路的墙上到处贴满小报，道旁、大街遍撒传单。小报和传单的内容，有的宣传我党的抗日政策，有的宣传我军的抗日捷报，有的揭露日寇的滔天罪行，也有的是告诫伪军掉转枪口、既往不咎等等。第二天，沿路的群众见到后，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驻即墨城的日伪军见了却大为震惊。有的敌伪人员吓得躲起来长时间不敢露头，有的偷偷弃枪回家；也有的伪属反复逼儿子或丈夫从此洗手不再为日寇做事......即墨城的方圆几十里，经江涛他们一夜工夫的活动，就象爆炸了一枚威力强大的“政治炸弹”。
  宁死不屈浩气凛然
  1944年2月（农历正月十四日），江涛和区委交通员周尊吉在北杨头村开展工作，不幸被即墨城的日伪军包围。在这紧急时刻，他化装成一个放猪的，赶着一群小猪神色自若地往村外走，可是,刚出村就被敌人发现、捕获。
  江涛被捕后，敌人如获至宝，妄图从他的嘴里得到重要的东西。最初他被关在即墨城里临时看守所,和演前村的一个农民同关一间牢房。审讯时，敌人问他姓什么，江答“姓王”。敌人见他不吐实情，便对其施以酷刑，用棍棒、皮鞭将其打得遍体鳞伤、昏死过去。敌人用凉水将他喷醒后再次追问，得到的回答仍然是“我姓王”，别的话只字不吐。和江涛关在一起的那个农民被释放时，江涛让他捎一个纸条给父亲。那农民将纸条藏在鞋子里，出狱后送给了江父。纸条上写道：“报国不能尽孝，尽孝不能报国，很难忠孝两全，请父亲见谅、保重。”江父见后十分着急，即变卖家产，设法托人保释。
  几天后，敌人将江涛转押到日本宪兵队，让本村一个在宪兵队当翻译的江崇全以本族叔侄关系到狱中劝降，并以“高官厚禄、荣华富贵”相许。江涛在这些利诱面前六亲不认、软硬不吃，并怒斥他是“汉奸、亡国奴”。江崇全碰了一鼻子灰，只有灰溜溜地溜走了。在第二天的审讯中，敌人直截了当地说;“你不姓王。你姓江, 叫江志杰，是江家西流村人”。江涛矢口否认。敌人又问：“领导你的上级在哪里，你领导的地下
  党员都是谁？要从实招来，免得皮肉受苦！”江涛坚定地说：“领导我的上级我知道，我领导的地下党员也知道，但这是党的秘密，绝对不能告诉你们！”敌人无奈，再次对江涛施以重刑。毒打，灌辣椒水，往手指上钉竹签，无所不用其极；最残忍的是用木板压，将其眼球都压了出来。酷刑，将江涛折磨得死去活来，但他始终没向敌人吐露半点实情。
  过了几天，江家西流村出面保释、并托翻译江崇全再次去狱中劝说江涛。这时敌人已放宽了条件：只要承认自己的姓名和住址就可以被保释出狱。江涛看透了敌人的花招，对前来充当说客的江崇全再次痛斥不已。为了不再回答敌人的审讯，江涛竟将自己的舌头咬碎、嚼烂。敌人见江涛酷刑面前不畏惧，利诱面前不动心，在他身上打主意的念头全然打消。于是，于1944年3月（农历正月二十九日）将江涛绑在木桩上
  活活地被狼狗咬死，暴尸城南校场，并不准家人收尸。江涛就义时年仅26岁。
  日寇的魔爪疯狂地夺走了江涛的年轻生命，然而，江涛在天井山下播下的革命火种却浇不死、扑不灭，愈烧愈旺。继江涛之后，以姜纯玉、周尊宜、刘思礼等为首的中共即东县井山分区委和井山武工队先后成立。他们领导留村人民，踏着先烈的血迹，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留村乡史志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