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采访时间：2002年元月10日
  采访地点：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农业机械管理局职工宿舍
  受访人:潍坊市寒亭区农业机械局原局长朱文斌，在日本叫朱喜文
  采访人:青岛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树枫
  问：朱老，您今年高寿？
  答：1917年11月15日出生，周岁84岁。
  问：您的籍贯和出生地在哪里？
  答：出生地是今淄博市临淄区敬仲镇毛家村（原为山东省临淄县第五区毛家村），原籍也是毛家村。
  问：请您讲讲参加革命前的经历好吗？
  答:我小时候父亲教我上学，父亲是农民，认识字。9岁正式上小学，村里的学校，老师教认字。以后又上私塾。当时不让上私塾，就明着上国文，偷着上私塾。14岁后就不上私塾，只上国文了。开始有民族意识了，对抗日有认识了。17岁下的学（高小毕业），后来以务农为主，也编苇席，技术很好，一天能编一个多席，能换30斤小麦。我哥哥也编席，父亲也参加，家里日子过得很好。但时间不长，“七七”事变了，鬼子来了，抢财物，就无法干了。我在1938年参加了青年救亡团，后来改成青年救国会（青救会），是村里的青救会副会长。父亲是地下党员，他（父亲）的公开身份是村长，哥哥是基本民兵。就顾不上家中的事了，到处联络工作，晚上破坏鬼子的电线，白天干点活。另外，晚上挖抗日沟。当时距离两个日军据点，最近的仅500米，远的10里地。1940年百团大战时，我正式参加了工作。
  问：参加革命后干什么？
  答:一开始参加青年干部学习班，是临淄县办的。不久就上抗大一分校（1940年7月15日离开临淄赴抗大）。当时分校在莒南大店。路上绕了个大圈子，经小清河到长山过了封锁线。铁路两侧有深3米的大沟，通过地下工作人员过了铁路，整整走了一个月才赶到分校驻地。
  在抗大学习时，战争就是学习，战场就是课堂，学习反扫荡和《社会发展史》，不到一年时间，在江苏赣榆县毕了业。
  问：毕业后干什么了？
  答：回到了清河区（后来渤海区）土地局工作，负责丈量荒地，划片。安排从敌占区逃出来的革命军人、干部家属和村干部，种地为生。在土地局一直干到1943年12月6日，我就被日军俘虏了。
  问：怎么被俘的？
  答：1943年冬季，日军大扫荡，叫“21天大扫荡”（对清河区的扫荡）。上边是飞机，下边是步兵、骑兵，拉网式反复扫荡了21天。军人、平民都在逃避日军。我们跑到了垦利县20村东的大荒地，藏在荒草里，被日军搜捕抓走了。不管是军人还是平民全抓走了。当时我穿的是便衣，就准备逃走。到了一条河边，河西边和河东边长满了荆条，我一下子就跑了，顺着河往西跑，汉奸打了三枪，没打中。跑出了一里多地，刚要休息一下，发现鬼子骑兵追上来了，就又被捕了，五花大绑起来了，用脚踢了一顿，头都昏了，押走了。到了晚上，鬼子汉奸都住在了20村，把我和另外3人绑在了一块，押进了老百姓挖的地窖子里。被捕时，汉奸审问，我报的名字是朱喜文，一个小青年真名叫代尊平，报了个名叫朱泰山，他是八路军疗养二所的护士。另外一个叫宗祥官，报名叫宗尚官，也改了个假名，他是我兵工厂工人，兵工厂叫圈里兵工厂，地址在沾化县圈里村，他自报是木器厂。另一个叫陈秀清，是村里的抗日干部，假称是从敌占区逃到解放区的难民。晚上，敌人审讯，我是第一个。有4个汉奸审问，逼问八路军的工厂藏在什么地方，北海银行制（印）票机在哪里，八路军上哪里去了等等。我们都是一问三不知。汉奸就动刑拷打，我们咬定是老百姓，什么也不知道。4个人都被打了个半死，又押回地窖里，4个人绑在立柱上，不能动弹。12月7日早上，押上我们4个人到村里示众。有两个鬼子军官挎着战刀在前边走，两边和后边也是鬼子和汉奸，边走边打边大喊：“打八路！打八路!”是用牛皮底的掌子鞋打的，4个人都被打得鼻青脸肿。当时以为要牺牲，结果又押回去了。几天后，抓的人更多了，就把我们用汽车押到利津县城，报数时有162个人了，都被绑着。天特别冷，把我们押在县衙门里的平地上露宿，鬼子看押着。两个鬼子每人一根拐棍，看有人动弹就用拐头痛打，一人动打全体。一个姓皮的是兵工厂的指导员，胳膊被打断了，这人后来不知下落。天亮后，拉到张店。被捕的人就更多了，关在三个大仓库里，共240多个人。仓库周围没有窗户，仅南边3米多高处有一个不到半米的小窗口通风，北边是铁门，躺卧都在地上，大小便都在屋里。没有水喝，一天两顿饭，一顿每人一小茶杯煮豆子，从门上的小孔里递进来，叫着名字过去领，倒在手里捧着吃，一天两小杯，真是暗无天日的生活。我们又饥又渴。后来在放风的时候才有点水喝。当时放风是2~3天才放一次。
  问：当时的仓库是什么样的建筑？
  答:房子很高大，四周有院墙，很高。三个仓库在南头，北头有一排房子，住的是伪军。进去时不绑了 。
  问：后来到哪里去了？
  答：12月20日，来了一群日本鬼子兵，把我们这240多人全部都绑了起来，押上火车，是装牛马的闷罐车。塞满了的，把门封死，火车就开了。到了济南，停在天桥西北的南北铁路上临时停车站，下车后押到新华院去了。
  问：这240多人中都有什么人？
  答：大部分是八路军和地方干部，也有工人、农民等老百姓，还有一些是国民党杂牌部队官兵。
  问：在新华院待了多久？
  答：我计算是110天。12月20日关进去的，来年4月10日出来的。
  问:请您讲讲在新华院关押的情况。
  答:新华院更残暴了。关在里边的人叫它“阎王店”。它是一个大院子，最少有五个岗楼子（东边有多少看不清）。围墙3米多高，墙顶是电网，电网有一米多高。墙外有地沟；也有3米深，从墙顶到地沟是铁殡藜和铁丝网。院子南边是大门，大门有3~4米宽，门口用两个铁痪藜滚子（一米多高）堵着门口。门西边有岗楼， 是间大屋子，住着日军一个小分队。门东养着一群狼狗，用铁丝网拦着。日夜有警备队（伪军）巡逻，不知道住在哪里，但屋子很多，可能住在里边。人一进去，就要换衣服。衣服哪里来的呢？是日军抢的八路军、国民党军队的军服，是一茬一茬的人穿，人死了脱下来给新来的人穿。
  问：进去后还有什么措施？
  答：先是抽血。我进去后被抽了4管子，有200cc。名义上是“化验”，实际上给日本伤兵输血用的。不是每个战俘都抽，是挑年轻力壮，身体好的人抽，体弱和有病的不抽，反正是大部分人都被抽了。有的人抽了2管子，有的抽了4管子，还有的抽得更多。抽得我出虚汗，其他人也都是（出虚汗）。
  问：新华院的生活如何？
  答:进去后吃的是变了质的小米，用草袋子装着，把小米倒出后，袋子上全是一层虫子皮，小米变成淡红色了。据说是韩复榘（抗战前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当年的储备粮（1935年，1936年我们村里上交过储备粮，这个说法还是有道理的）。小米吃了一两天后，人就发烧，鼻子流血。发烧者被送到病号房，进去的人出来的很少，没有人管，也没有治疗，实际上是隔离室，换上病号服，结果很少人能活下来。死了后就把衣服剥下来，运到停尸房。病号房与其他人惟一的区别是喝小米稀饭。进去的人百分之八九十都死了，脱得赤条条的送到停尸房。停尸房五间，每天死亡的人最少是四五个，最多的一天是24个。停尸房里的老鼠相当厉害，个大，不怕人。我年轻，经常抬死尸。每天下午6点钟来车（马车）拉尸体。车上带着个大箱子，有盖，有堵头，一箱能拉六七具尸体，拉到济南西部万人坑，把挡板拉开倒进坑里。抬尸体时看到尸体上被老鼠咬得惨不忍睹:首先，被吃掉眼珠;其次，咬掉睾丸;第三，咬鼻子、耳朵、脚趾头。人死得多了，只咬眼珠和睾丸。死了24个人时我看到身体咬得少一些，眼珠和睾丸都没有了。去抬尸体时，老鼠根本不怕人，不躲不闪，成群结队地咬尸体，人抬尸体时才跑开，人一走又咬，根本不怕人。到底死了多少人不知道。1944年3月5日这一天，日本提出“中日亲善”，叫汉奸召集中国人（战俘）为中国人开追悼会。会上，宣布死亡人数是从新华院成立（新华院于1943年3月份成立，是济南一个同志后来在揭发文章中写的）到（1944年）3月4日，一共死亡了1482人。这个数字，我们都认为不对，是大大压缩了的数字。因为仅我在的时间里，每天最少4〜5个，最多24个，如果以每天8个计算，一年得死三千人左右。这点我有发言权，因为我年轻力壮，每天都去抬尸体，所以知道。我们当时一听都认为是假话。有资料说:新华院死亡率是50〜60%（石家庄亦然）。我们统计应该是70%左右，因为从新华院里活着出来的人极少。
  问：在新华院里还审问过吗？
  答：没再审问。每天早上起来，集合院内的一千三四百人，对着“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中日提携，共建共荣”等标语（标语是在院子大门东边操场南头木头架子高处，各挂一幅，木头大牌子），听汉奸念标语口号。每次喊完后就跑步，下操，半个小时左右，每天一次。
  问：平时都干什么？
  答:进去不久，就强迫劳动。劳动地点是洛口桥西南大约3公里左右的一个不高的山上，挖地下仓库，工地距新华院仅有10华里左右。每天吃完早饭就上工，鬼子扛着机枪、刺刀在两侧押着 （战俘）走（着）去，干一天。中午院里送饭，小米咸菜，吃完就干活，一宜干到傍晚再押回来。押送的全是日军。干活的人每天有几百人，身体好的都要去。但因为病，死得又太多，所以干活的人不到总人数的一半。
  问：工地是什么情况？
  答：打洞。从大洞门进去后，两侧有管道，里边是房间，一看就是仓库。石头全靠人力用铁镐挖，日军看到干得慢的就打。
  除了挖山，还挖过水沟。在白马山机场东侧修过像梯田一样的工程，平过场子等。
  问:新华院内有什么制度？
  答：还有几项制度：一进门编队，共计一个大队，下边是中队。我编入第三队，有二百七八十人，每个中队人数不定，因为死的人太多。队下边是班，我班50来个人。班里有制度，出门要请假，包括上厕所，只要离开房间就要向班长请假，班长和打手们是不用请假的。队长、班长都是国民党的军官、士兵，很坏。（日本人）选团长当队长，连、排长当班长。大队长是国民党的团长，后来不知怎么逃走了。八路军没有当队长、班长的。还有一个规矩：看见日本人必须点头鞠躬，不然就打（汉奸警备队打），看见日本当官的要喊 “立正”，不喊也打。
  汉奸和国民党的俘虏对八路军战俘特别凶，经常打骂。打饭、打水都找事打，排队也打。看着不顺眼的，日本人就打，像打着玩一样。国民党战俘在宿舍门前贴着“八路军祸国殃民”。对八路军战俘打得很凶。
  新华院里的国民党战俘多（北京新华院的八路军多），队长、班长、伙夫都是国民党战俘。当时，凡是从根据地抓去的都算是八路军。
  问：战俘中有没有女的？
  答:没有看到。有一次看到一个农村妇女打扮的，不久就不见了，再未见过女的。
  问：有没有从“新华院”逃走的？
  答：没有逃走的，有逃走时被电死的。在我关押期间发生好几次。日本兵和汉奸抬着尸体示众，尸体不僵硬，软的，不知是哪个方面的人。也有被狼狗咬死的，打死的、病死的就更多了。
  问：怎么睡觉？
  答:有木板炕，比大炕矮一点。一人发两床棉毯，很薄。除此再无被褥了。穿着衣服睡。冬天特别冷，比现在冷得多。
  问：每天吃几顿饭？
  答：三顿饭，小米饭。只有春节吃了顿煎饼。两人一碗萝卜，有时是菠菜。吃菜的时候很少。
  问：什么时候离开的“新华院”？
  答：1944年4月9日，通知查体。战俘排队，由中国人（汉奸）目视，穿的制服，去挑选。到后边站的是身体好的，前边的是差的。接着让身体合格的战俘握拳，是一个握力球，就报“25”、“20”、“18”；测视力，是看圆圈。合格后照相，然后换衣服。大约从1200人中挑出100人，照相换衣服，脱下黄色的衣服换上灰色的一套外衣，内衣还是原有的。发了一床白布被子，里边有棉花，共两条，很薄。鞋子还是原来的，没有发。牙刷、牙膏都没有发。我们都意识到是要换地方了。当时想：“赶快走，不管上哪里去，只要能离开这个阎王店就行。”
  第二天（4月10日）一早，就押上汽车拉到济南火车站上了火车。坐的是客车，是北京到青岛的，车厢里没有别人，全是我们战俘。日本兵在两头把着。开始时车窗没关，有人从窗口跳出去了。车停下后，日本鬼子下去追，又抓回来了，痛打了一顿。跳车的地方是蓝村东。从此窗子关死了。下午到了青岛。一下车，从别的车厢里下来了200名和我们穿一样衣服的人。我打听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说是“从北京新华院来的”。我问：“你们是八路多还是国民党多?”他们很干脆地回答:“清一色，全是八路。”我很高兴， 就把我们这里国民党多的情况讲了。
  问：在哪个火车站下的车？
  答：记不清了，可能是大港。噢！是大港站。
  问：出站后上哪儿？
  答：三百人押在一个楼上，记不清是什么地方了。
  问：离车站多远？
  答：约大半华里。楼很大，3层楼，全是旧房子，里边有日本的卫生人员穿着大褂，男女都有。
  问：住在几楼？
  答:住在二楼。楼下可能是日本人。楼下有日本兵站岗。全是日本人管理，我们住在房间里。
  问：住了几天？
  答:没有几天，查完体就走了。
  问：都査了什么？
  答:査大小便，化验血（每次抽得很少），测量高矮、体重，检查眼睛、耳朵、牙齿，大便是用管子从肛门里插进去抽出来的。
  问：没再到别的地方去？
  答：没有！住了大概四五天，查完体第二天就走了。
  问：怎么走的？答：坐船走的，船名“二快丸”。是从大港上的船。日本兵押着上的船。船不大，是个货船，但有炮。原来不知道有炮。底舱装的矿石，宜径6〜7公分，四方的，很尖利。我们就在上边睡觉，下边垫着席子，真是如坐针毡。从青岛到下关，一宜睡在上边。大概四五天，除了吃饭外，不能上甲板。吃棒子窝头，一顿一人一个，大半饱。有水，有咸菜。
  路上走了几天，日本搞实战演习，打了几次炮。我们偷偷一看，在后甲板上安着炮。到下关以后，死了4个人，日本人把尸体扔到海里去了。上岸后发车走又少了4个，不知下落。
  问：走前编队了吗？
  答:编了两个队，济南、北京各一个队，是在济南、北京编的。问：大队长是谁？
  答：叫马盘根。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连长，30来岁，家是河南杞县人。
  问：大队下边是什么？
  答：分班。分了6个班，班长都是国民党员。
  问：大队里都是什么人？
  答:八路军少，国民党多。
  问：到下关有什么活动？
  答:搞消毒。很严。脱光，衣服、被子上高温蒸消毒，人赤条条地洗澡。水是白的，一进去关节像针扎一样，全身疼。消毒的多是女人。不下就用棍子打，赶下去。上来后用黑药膏抹生殖器周围，全是女的指导，挨个察看。涂完后再用清水冲澡，然后穿上衣服，坐火车走了。
  问：到哪里去了？
  答：坐了火车，1944年4月21日下午到了屿濑劳工作业所。站队报名，还有292人。
  问：济南方面有没有人跟着？答:“新华院”有人跟着。中国人，一个人，可能是劳工协会的人，交接名册给日本熊谷组。在蓝村逃跑的那个人被送的人一把推出去，介绍给日本人。从此后，是日本警察管了。交接后，送的人回来（国）了。
  交接后，又重新编队。北京、济南合编为一个大队，6个班。分三班干活，24个小时不停机器，每班干13个小时。干的是挖沙子、打石头，修发电站。有一个大水闸。
  问：工地的名字叫什么？
  答：日本本州岛神奈川县屿濑劳工作业所。后来又到神奈川县熊本市修兵工厂。山上用红笔写的“株式会社熊本组”。工地包工头的名字叫加贺山。大块头，络腮胡子，四五十岁，来过中国，给我们学中国妇女走路，很凶。
  问：每天干多长时间？劳动环境如何？
  答：中国人干的都是些体力活，没有任何保护设施和卫生用品。每天干13个小时。来回走路，集合，警察点名押送、交接班，都费不少时间。
  吃饭问题:在日本，每天顶多七八两，不够一顿饭吃。吃棒子面、豆饼、豆子、虹豆等。吃不饱，但活还得干。许多人采用这种办法“你打就打，我要活着”的态度，就到河里摘野韭菜、蚂蚱菜、野土豆，还有河里的野青苔，生吃，也偷着煮着吃。日本人看见就打。换班这一天，不能吃饭。换夜班，中午不能吃饭，吃夜饭，饿12个小时才能吃饭（夜里12点才吃饭）。
  另外，还有许多限制制度：不上班，减一半饭量。病号就撵到外边去等着。有一个难友名叫宗祥良，他在一班，我在二班。他病了，坚持上班，最后不能上班了，病号饭减去一半，被赶到外边搭了个帆布棚。第三天我去看他，冻、饿、渴死了，抬出去了。难友都饿得面黄肌瘦。除个别例外：班长不劳动，每天加餐一顿，增加一个窝头。队长管饱。他们监督工人，日本人优待他们。问：在屿濑干了多长时间？
  答：干到1945年四五月左右，从屿濑搬到熊本市工地了。这时，日本的末日快到了。美国飞机来轰炸，黑天白日轰炸。警报一响，日本人钻防空洞，我们都出来鼓掌欢迎。
  问：日本投降时是什么情况？
  答:来日本后，我和于殿光、李洪（山东战工会的巡视员，先到胶东，又到渤海、冀鲁边地区）、邢世甫（访者按:原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因有人叛变，他们被捕了，押到北京新华院。李洪和我是抗大同学，就联系上了。）成立了学习组，实际是地下党支部。李洪又联络了山西、河北等地的人，开始是7人，后来发展到9人，成立了学习组。学习什么呢？破坏日本设施。一起研究，到需要时就公开。8月8日，工地上就停工了，我们赶快研究：公开！组织力量，维护安全，又成立了“正义维护会”、“正义保护队”，全是八路军、共产党。先整顿内部，发动群众，提出困难来解决。大家提出吃的、穿的都不好。在日本投降后提出：要自由，不能再让警察守着。日本人让出来了。我们要游行，日本警察不让，我们就研究砸他们。先砸了派出所，几十个人干的。紧接着推倒监狱围墙，点火烧了病号房（美军去了，让消毒。火太大，烧掉了）。然后把马盘根打了。马盘根平时对难友很凶：“你们不好好干，我打断你们的腿！”我们合编时他不当队长当班长了，大队长是八路军。这一天就派人叫他来，大家要打断他的腿，让他跪着。被小棊、小杜打的，两棍子打断了腿，拖到病号房里，第二天早上死了。也打了其他的坏人。当时有两个翻译汉奸，从北京跟着一块来的，现在也打跑了。从济南走的一个班长叫范予遂，人很坏，天天打人。现在群众要求对他也以牙还牙，天天打，让他自己到班里说:“你们打吧，还回来吧！”还有一个班长是北京的，也打人。当时没处理他，把他带回国，交给清河党委处理了。
  当中出了几个事。一个是美军去工地训话，翻译是日本人。美军讲“日本投降了，你们要遵守秩序，不要扰乱社会”。翻译译成“你们不要胡来，胡来就要你们的头!"战俘中也有懂英语的。美军上了车，我们听了战俘讲:“翻译胡翻。美国人不是这么讲的。”于是大家一起拦住车，把他拖下来打了一顿。美军不管，开车走了。日本人后来用车拉走了。另外一个管粮食的日本人也很坏。大家打了他，他用刀子伤了劳工，被大家打伤，住了医院。
  日本人不服气，组织了一千多名警察、平民包围我们，是三个扇子面。我们有400多人，保护队120多人，也包括国民党兵。大家准备好铁棍、木棍。从早上八九点钟开始对峙，日本人不敢上，我们也不出去。听说美军干涉，日本人撤了。日本人欺软怕硬。后来老实了，答应了我们的条件:每人一天一公斤大米白面、青菜，一套毛衣，呢子衣服，一床被子，一床毯子，但没解决皮大衣。我们派了20多个队员去抓县里管物资的厅长，他家里有鱼池，有小汽车，很有钱。他叫我们先走，耍熊，被打了一棍子，老老实实地跟着走了。这时接到通知回国。我们于1945年12月27日上了火车，就带着他走了，要把他带回国。火车一路上走走停停，听我们指挥。住下后就打警察。有一次，在大站上，警察带着战刀，劳工拆了门框，用石头打，打跑了警察。到了港口，叫博多港。日本厅长开始很硬，说:打我也不给大衣。到了港口就没办法了，打了个电话，就送来了，整整500件。分的时候少了5件。保护会研究决定：3个队长、1个翻译和炊事班不发，其他一人一件大衣。
  问：怎么成了500人了？
  答:是这样。我们从屿濑调到熊本市时，又从外工地调去了200人，是北京新华院去的，成分复杂，八路军、国民党都有。所以是500人不到，都是从熊本市回的国。
  问：上船后怎么样了？
  答:博多港上的船。美国的运输舰，共2100人。其中熊谷组500人，另一批700人，另外一批900人，共2100人。1946年1月7日到的青岛，船上走了三天。
  问:回国时你们还剩下多少人？
  答：我们出国时的300人中到了屿濑就只有292人了。中间死了34个人，还跑了5个，3个抓了回来，2个下落不明，所以，2100人中实际上没有那么多，只是个毛数。
  我再补充一下在屿濑进行破坏的情况。当时，保护会研究进行破坏，秘密破坏，尽量不暴露。我在二班，班长叫王天吉，沧州人，八路军连长（回国后当了营长，打沧县时牺牲了），威信高，大家都拥护他，他经常组织罢工：“我们还能为日本人卖力吗？不干！ 出事我顶着！”日本人问，就找些理由应付。日本人也没办法，只好叫别的班去。共罢工两次。班里党员多，所以心齐。后来发现破坏很容易：电闸上带扣，扣上带电，就连上铁丝，短路了，断电了。日本人没有一点办法。
  山底下有船挖石头，一米多深，用漏斗卸到牯辘马里去推到山下，用机器往山上拉。只有一根粗铁丝绳，车上一个铁卡子，拧死卡住铁绳。山上松开后，把车推到一边坡下边，分拣了大小石头、沙子，运到了仓库，又拉到水电站去了。我们就破坏铁轨、铁绳、转运带。关键是破坏铁绳。铁绳松开螺丝，夹上铁片，车就出轨了。铁绳是在下山时把卡子上松一点，往下一转，几吨重的车子就摔下去了。情景十分壮观，从山上一溜火花下来了。车烂了，绳子断了，铁路也完了，最少也要一天才能修好。下边就喊：“好啊！再来一个!”晚上干的。白天，日本人挨个打，劳工就说是事故，被打也高兴。四五天来一次。有一次，朱泰山干脆连钩都不挂就推下去了，更痛快！
  到了熊本市就没法破坏了。是挖土工程，在平地和山沟挖坑，上铺木板和油毡，建地下工厂。
  再讲点在熊本市的生活。熊本市的生活是非常残酷的。在山沟里，住工棚。白铁搭的，约2米高、5米宽，有25〜30米长，睡50多人，地铺，木板离地10来公分，两排中间是走道。吃饭休息都在这里。阴湿，白天晒得头昏，虫子（虱子、跳蚤）很多，80%的人有皮肤病和夜盲症。从早上干到天黑，晩上不干。生活更差。棒子面、豆饼，在山上拔野菜都很难。从未见过肉、鱼，也未有人治过病。宜到美军去了才给擦红药水，病重的上医院。
  由于住得差，病的人更多，饿得更厉害。
  问：回国后在青岛住了多久？
  答：住了45天。
  问：住在哪里？
  答：沧口一个大工厂。到青岛时，我们还没下船，看见码头上布满兵了。我当时身上的衣服都是洋灰纸做的，鞋也是纸的。本想留着作纪念，一看不行了，就在码头上扔掉了。下船后走到沧口的。国民党军队跟着。到了工厂后，正赶上国共谈判搞了协定。开始700人的一帮喊：“打八路！”我们不理他们。原因是这样：700人住在小商场一带，我们在北边宿舍住，他们老挑衅。700人中有个“48个兄弟”组织，老挑衅，就打起来，500人对700人。开始是拳头，后来，铁棍、木棒、砖头、菜刀都用上了。于庆生打倒对方2个，人家“48个兄弟”也不怕死，就冲上来了。500人去抢岗哨的枪，哨兵上了电源，关上门跑了。我们退到房顶上，用瓦往下打。打了好几个小时。900人的一帮出来调和，休战清理战场。我们死了一个，是河北省的，被电死的，伤了七八个。对方死了3个，伤号拉了两汽车。晚上，双方都准备打仗。但青岛市派来了警察，每个门口架上一挺机枪，镇压下去了。第二天，把我们转到铁路南边去了，分开了。警察局长去讲话，骂我们，被我们骂跑了。
  当时，国民党扣下我们不让走，让参加顽八军，我们不参加，他们就不让走。一直待了45天。青岛市给写了证明信，沿胶济铁路向西行。有一个姓黄的技术相当高，把通行证改成向胶东了。坐了一段火车，从城阳到了蓝村，分成两部分，一批往西走了。我们这批向北走了。走到一条河，河南是国民党守着，不让过。给了证明后，让过了。我和李洪先过去联系上了游击组，他们欢迎我们过去。入胶东的除八路军外还有国民党劳工。过河后，开欢迎会，发的鞋子。李洪很熟悉我们南海地委。南海地委说，外区的组织不好恢复，就派人把大家送回去。春节在寿光过的。我对李洪说: “距家只有100里了，我背着宗祥良的骨灰盒和宋太山、陈秀清去临淄，然后再赶到惠民找你们。”第二天到了家，是年三十，不到12点。初二把宗祥良的骨灰盒送到县政府，李铁华县长一定让住下。李也被俘过，是用翻译换回来的。我说不行，还要追李洪。第二天到了惠民，赶上了，一块到了惠民。留在行署，住了2个多月，学习。后来，大家分手了。
  问：回来时亲人还都健在吗？
  答：我的家里原来很健全，有妻子、父亲、哥哥、嫂子，还有两个侄子，我的两个孩子，共9口人。我被捕后，父亲被抓了，哥哥被抓了，家乡成了敌占区。父亲被押到临淄县集中营，托人花钱买出来了。又抓了我哥哥，要钱。没有钱，就再没有回来了。有人说送到了东北。从东北煤矿来了一封信，后来没有下落了。哥哥叫朱文郁，不识字。我爱人在我被捕前（1943年6月）去世，剩下两个小孩，大的4岁，小的1岁，抚养责任压在父亲身上。我回来后父亲说:“我的眼泪都哭干了！ ”街坊说:“他们家塌天了 ！”
  问：回来后，工作情况如何？
  答：回来后，上了济南北边游击区的齐鲁支局（工商局），干商店副经理。职员全副武装，白天作买卖，晚上打仗。主要是购买军火、布匹、骡马。后来又上振华酒厂当营业主任。济南解放后，在济南山东省税务局工作，又到华东税务学校上税务进修班，是培养税务局长的。但我分到胶州专署，到藏马县干工商科长，和王子安 （访者按：王子安是八路军战士，被俘后押到日本当劳工，回国后又参加党的工作。是较早参加对日诉讼的劳工代表之一）在一块了，
  是财委秘书兼工商科长。后来到潍坊市干商业局长，后来到潍县当商业局长。“文革”后到寒亭区农机局干副局长，现离休。
  问：在日本发过工资吗？
  答:没有工资。只是在回国前经过斗争才迫使日本人给每人发了300日元，死者50元抚恤费。但日本当时什么都配给，不能用。回国后在青岛兑换成准备币（伪钞〉，一日元兑换20来元伪币。当时伪币十来元才能买一块糖，这点钱什么也买不到。回解放区后把这些钱和宗祥良的抚恤费（50元）都上交给临淄县政府了。
  问：“保护会”都有谁？
  答：主要负责人是李洪，王天吉、于殿元为副，我和张云生、安茂运、杜明，还有山西一个姓赵的，共8个人。安茂运也是山西人。
  问：您对日本政府和企业提出过起诉吗？
  答:没有起诉！近几年一直在联络，准备起诉，但不知怎么办。我们决心要起诉！ 一定要把日本的侵华罪行和对我们残害的事实揭露出来，要求日本政府和企业道歉、赔偿。这是为了维护我们的尊严。不管打贏打不赢，都要打，都要揭露。日本是软的欺、硬的怕。当年就是这样，现在也是。反正我们要讨回个公道来，不还公道不行。
  谈话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