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采访人:青岛市社会科学院张树枫研究员
  受访人:姜化民，原名姜云浦
  工作单位：中共天津市委组织部
  采访地点:天津市南开区学府街
  采访时间：2001年11月4日
  问：姜老，请问您是哪年出生的？
  答：属龙，1916年农历腊月二十九日出生。
  问：籍贯在哪里？
  答：河北省广宗县大辛庄村。
  问：您何时参加革命？
  答：1937年3月参加革命。由王太琪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任村支部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担任广宗县第四区区长。
  问:何时被日军逮捕？
  答：1944年1月因汉奸告密，日本宪兵队包围了我所在的后魏村，将我逮捕。押到广宗县日本宪兵队，关押了十几天。宪兵队里有许多叛徒，他们劝我叛变投降，被我痛骂了一顿，日本人就毒刑拷打我，把我的腰椎骨打折了。至今骨头仍然弯曲，直不起腰来。
  问：后来押到什么地方去了？
  答:在广宗县关押了十几天。日军见我不屈服，就把我们一行7个人押到邢台。其中华平（化名）是军区政治部宣传科长，张二明是后清村的党员干部，其他人不认识。农历腊月二十九日（公历1944年2月中旬）被日军押送到石门劳工教习所。这一天，正好是我的生日。
  在闷罐车上，我吟了一首七言诗：
  “风云遮天雪纷飞，今年二十六周岁。
  七人被绑解石门，何时握枪再杀鬼。”
  当时我们七人被日军用绳子绑在一起，由日军押上闷罐车。时逢大雪，又值26岁生日，国仇家恨，遂对着日本鬼子高声朗诵了这首七言诗。日本人听不懂，也没什么表示。
  火车很快就到达了石家庄。下车后，在日本鬼子的刺刀押送下前往石门劳工教习所（石门集中营）。七人在中间，两边是日本兵，步行押进了石门劳工教习所。
  问：在石门劳工教习所干什么？
  答:入门先“消毒''，然后关入牢房。牢房里有许多人。大家计划搞暴动，往外冲，但计划不周，也没有统一指挥，结果失败了。有八个同志被日军杀害。敌人将八具尸体抬到了隔离室门前，借此警告越狱者。但仍有许多人越狱，被捉回的人被日军杀害，把头割下来挂在电线杆上示众。
  日本兵在集中营残酷迫害抗日人士，这些罪行我写过一些材料，可以看看。
  问：在石门劳工教习所里有没有党组织活动？
  答：有。石门集中营里有秘密党支部。我们去得晚，不知道支部的情况。华平向刘平（清河县县大队党委书记）、杜世郁（南宫县县大队书记）介绍了我，让我们三人成立一个党小组进行活动，杜世郁当组长。当时不知道石门集中营内有地下支部，我们是自己活动。
  问：华平去没去日本？
  答:华平没有去日本。日本人想利用他瓦解我军，把他押到河南去了。华平趁机逃走，回到了冀南军区。日本投降后，我们从日本回国，在抗大分校学习期满，回冀南工作时，华平前来欢迎我们，才见上了面。
  问：您什么时候离开的石家庄劳工训练所？
  答：1944年2月，日军把我们编入了劳工队，一共有300人，一个大队。队长是高卓（冀中区某县的抗联主任），副队长是赵振恒（伪军中队长，会日语，很坏，是汉奸。因为伪军内部矛盾被人告发，抓进了石门劳工教习所，有罪恶。日本人用他，让他当副队长）。带队的日本人叫宫侠，是日本企业的代表，来买劳工的。有一个翻译姓周。有一个文书，叫王济臣。这个人很单纯，后来回国后一起在抗大分校，他去了东北工作，现在在北京二炮司令部工作。大队下设9个班，每班30人，还有一个炊事班有十几个人，加上大队部的人，正好300人。
  同年3月20日左右，每人发了一身黑棉衣，很薄。一双日本式俩齿胶鞋，一顶黑帽子，一床白被子。一队人在日伪军押送下坐上了专为劳工用的火车车厢。日本人在两边看押，又派伪军坐在劳工中间，不准劳工抬头、讲话。火车一直开，我们以为是上东北，研究暴动。但一方面日本鬼子看得太严，另一方面大家互不了解，不能齐心合力。最后商量分头跑，能跑多少跑多少。但一直没有机会。
  问：押到哪里去了？
  答:押到了青岛，在大港站下了车。青岛的日军和伪警察在两边警戒，和押送的日军一起把我们押出车站，押进一个旅馆，挺大， 二层楼。人都关在二楼上，大小便不准下楼，只有一门出入，根本没法跑。
  问：在青岛关了几天？
  答：只关了一天。是早上到的青岛，住了一晚。第二天上午八九点钟在日军、伪警察押送下上了船。船不大，很破。我们大队共299个人（下火车站时有一个劳工会日语，趁混乱跑了，也不知被抓住没有）。上船后不久，从济南押的200人也押上了船，船马上就开走了。一共是500人。
  问：这些劳工都是什么人？
  答:济南的劳工大部分是国民党53军的战俘，也有20多个八路军、新四军战俘。我们这一批大部分是日军抓的青壮年农民，一部分为伪军，一部分是八路军官兵和地方干部。我们大队的班长们大都由伪军当，很坏。
  问：什么时候到了日本？
  答：开船后五六天到了下关门司港。下船后又检查了一回身体，在澡塘里泡了一下就完事了。后来又坐火车北上到了东京。为等车，五百人在两间大房子中坐了两夜，又坐火车北上。到了涵关，坐船到了北海道。
  问：北海道什么地方？
  答:首先去的工地是北海道留边蕊二股，是地崎组。：1944年4月初抵达，就与济南劳工分开了。我们300人被送到深山老林中一所新建房子内，共3间房子，每间房子住3个班90人。院周围有铁丝网，有日本人看守，不许劳工随便说话。两天后就开始劳动，锯树、填坑、平地。
  问：每天工作几小时？
  答：日本人对劳工非常残酷，每人都手提木棒监视工人。早上4时30分出工，11时收工吃饭。中午12时出工，下午6时收工，有时延长到8时。每天经常干十几个小时。日本人和班长监工，如果土抬得少，车装不满，有人站立、说话就遭到毒打，或双手举着铁锹罚站，或被逼在雪地上打滚。推车脱轨，不管人受没受伤，就毒打劳工。
  问：后来又到哪个工地干活了？
  答：一共去了四个工地。第二个工地是北海道置户村，是用辂辘马从山上推土到山下填坑；第三个工地是内地爱知县名古屋附近，还是平整土地;第四个工地是北海道空知县，平岸（岭）填地修飞机场。这时已经是1945年一二月份了，很乱了。
  问；生活待遇怎么样？
  答：劳工环境很苦。夏天烈日晒，冬天没衣服，手脚都冻裂了，下雨下雪也不停工。但待遇非常差，每天吃野菜和不到一市斤的橡子面，根本没有粮食吃。有的劳工吃不饱，偷偷挖点野菜吃，日本人说你不干活，就毒打。有的劳工吃野菜、野果中毒，全身肿，死 了。死了多少记不清了，有几十个人吧！劳工生病了没有药治。因伤、病不能劳动，日本人把劳工的配给食物减去（卡去），劳工只有饿死。
  有的劳工临死时连声叫爸爸！妈妈！我饿，我饿……”并大骂日本军国主义，日本强盗，就这样含冤死去。
  问：劳工死了后怎么处理？
  答:人死了有时用火烧。可有的没有烧透，被狼和野狗吃掉了，尸骨散落地上，到处都有。
  问：什么时候建立了党组织？
  答：我们几个人一到日本就开始活动，首先是调査人员，哪些是共产党员、八路军，哪些是伪军。发现表现好的，就联系起来，团结起来。到了名古屋后，住的是帐篷，一个班一个帐篷。到了1945年2月18日晚上，我们五个人偷偷地从帐篷里爬出去，在一棵大树上开会，成立了党支部。五个人有杜世郁、刘平、郝文会、高卓和我。由杜世郁任书记，我是组织委员，刘平、郝文会是宣传委员，高卓是委员没分配具体工作，因他是大队长，对他不太摸底，但又不能不叫他。
  问：支部有多少党员？
  答：有五六十个党员。后来我们回到北海道空知县，与济南的劳工联系上了，他们有十几个党员，合成了一个支部，济南的常路
  南和一个姓苏的参加了支委当委员。
  问：支部都作了什么工作？
  答:支部团结了大部分劳工，开始了斗争。一个是生活斗争，要求改善待遇。日本人不给。劳工们砸了仓库，把粮食、军装都搬回来了，但没找到武器。这时日本人已混乱了，不敢镇压。
  另一个斗争是改选了班长，把一班长安盟来等坏人都换了，换上我们的人。大队长也换上刘平，副队长是济南劳工中一个姓刘的国民党担任（原来一起坐船到日本的大队长），我担任秘书长，国民党的政工干部孔宪福当副秘书长，两个大队团结起来一同斗争。
  我们寻找武器但没找到，想搞一条船到苏联去也没找到。
  问：日本投降后，情况怎么样？
  答：日本投降后，我们向日本人要了两辆汽车，整天坐着到各个劳工地点联络劳工，联络了4500人，成立了劳工总队，总队长是刘平。又要了两台油印机，印刷了《告日本人书》，揭露日本侵华罪行，出了好几期，回国时坐火车把材料都散发给群众了。
  问：什么时候回国的？
  答:总队成立后，还没来得及工作。美国人知道了，就突然派兵包围了我们大队，强迫我们立即回国。因为我们大队是中心，所以先包围我们。让我们上了火车，到了北海道的一个港口，坐上联合国的船，经过朝鲜（没下船）回到了天津塘沽，时间是1945年10月初。当时带了一份宣传材料，回国后交给冀中党委了，手中没有留下。
  问：回天津后怎么办？
  答:船到塘沽，下船一看，全是国民党军队，架着机枪对着我们。一看:坏了，这不是我们的地方。下船后，把我们同船的两千多劳工集中在北洋（天津）大学里。我们回国前统计了一个劳工名单，回国后怕被国民党发现，在车上撕掉了。在北洋大学，我们联络了自己人，拉出来了，回到了冀中，有130多人。有120多人到了抗大，其中有党员、八路军官兵、基本群众等。
  冀中区党委晚上召开欢迎大会，还演了节目，吕正操等也出席了，还有冀中回民支队长等。会后就到抗大学习了。10月到抗大。1946年3月由华北纵队司令兼总队长杨成武、政委李志民、副总队长（忘了名字）、副政委宫呈祥、政治部主任刘华清亲自鉴定结论，充分肯定了我们的工作，“恢复党籍，被俘期间计算党龄”。
  抗大结业后，我被分配回广宗县任民政科长、县公安局长。1948年调晋察冀中央局社会部，准备接管太原。后到天津市公安局当干部科长、局党委副书记。后调任市委组织部干部科长、办公室主任。“文革"中因是当权派，又有被捕问题，被打倒。后落实政策，调市人事局任局长、水产局局长，后到市里搞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离休前任市委组织部顾问，1989年离休。
  问：您对日本抓捕和强制使用劳工的历史罪行搞过资料吗？
  答：我们从日本回国后，就编写了控诉、揭露日本侵华罪行的材料交给了冀中区党委。离休后，于1991年开始写自己被强制当劳工的历史，整理资料。两年前将起诉材料交给了北京机场的袁同志（女），她是为父亲袁生沈（沈阳空军司令部领导）办理劳工控诉联系点，该同志把我的材料转交给李定国同志，李定国转给日本律师了，迄今未见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