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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于1937年12月初，任国民党第二集团军徐源泉部作战参谋，随部队从湖北沙市乘船到南京，参加保卫南京战役。12月13日城陷未及出城，进入难民区，参加了南京世界红十字会之难民救济工作。翌年2月1日离开南京，绕道归队。本文所述，是笔者亲见亲闻，事件相隔半世纪矣，回忆难免舛错，盼知情者指正。
  上篇
  1937年11月9日夜，上海国军约70多个师，集中在几条公路上西奔，大军拥挤，争先恐后，复遭日机空袭，极度混乱。由于无组织无计划，无明确之退却目标，致既不能逐次抵抗以迟滞敌军之追击，又不能相互掩护达同舟共济之功。日军追击如入无人之境，不到旬日，苏州、无锡、常州、宜兴相继沦陷矣！
  (一)
  1937年11月20日，唐生智就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 罗卓英、刘兴副之，周=任参谋长，余念慈任副参谋长。长
  官司令部设于挹江门内铁道部，参加保卫南京战斗序列之兵力，计11万之众，其部署如下：
  一、外围阵地
  1、第二集团军徐源泉之第十军第四十一师丁治盘部、第四十八师徐继武部,在乌龙山、栖霞山地区占领阵地,配合乌龙山要塞，严密封锁长江，并阻击沿铁路西犯之敌。
  2、七十四军军长俞济时率五十一师王耀武部、五十八师冯圣法部守淳化镇、牛首山一带。
  3、六十六军军长叶肇率一五九师谭邃部、一六〇师 （叶兼师长），八十八军军长邓龙光率一五四师巫剑雄部、一五六师李江部，占领汤水镇一带阵地，阻击沿京沪杭公路北犯之敌。
  二、腹廓阵地
  1、以七十八军宋希濂之三十六师（宋兼师长）占领红山、幕府山、下关、挹江门一带阵地，协同狮子山要塞，阻击来犯之敌。
  2、以七十一军王敬久部之八十七师沈发藻部守备光华门、红毛山及通济门营房一带。
  3、以七十二军孙元良部之八十八师（孙兼师长）守备雨花台、中华门一带。
  4、以教导总队桂永清部在紫金山、麒麟门、中山门一带占领阵地，拒击京杭公路来犯之敌。
  卫戍部直辖部队有宪兵两个团、炮兵第八团之一营、战炮队、高射炮队、通讯营、交辎大队，另外有一连德式战车。
  徐源泉部从12月5日始，先后从沙市乘船到达南京，在煤炭港登陆。集团军司令部设在南京城内颐和路，主要幕僚有少将高级参谋谢某（忘其名字），少校作战参谋祝晴川，上尉作战参谋喻义、王虚舟。另有警卫一连，电台一部，勤杂人员多人。由于“八 • 一三”淞沪战起，第二集团军奉命陆续抽调老兵及部分士官补充到第一线，这次带到南京来的部队，多半是入伍不久的新兵。
  12月6日，笔者随集团军司令徐源泉乘汽车到乌龙山、栖霞山附近，视察四十一师、四十八师如何进入阵地情况。开始，笔者要求各师应按固有之阵地进入。四十一师师长丁治盘提出，固有公事不适合我军现有之武器装备，多数固有工事埋在土中，铁门锁着，敌情紧迫，与其清理固有工事，不如重新构筑，且节约时间。司令部当即决定，依地形之适否尽可能利用固有工事。
  时，沿铁道线退下之官兵络绎不绝。经了解，知退却之官兵，他们各不相顾，不知退到何处。其中有的部队是接防江阴要塞的,原守江阴要塞的部队，听说日军攻来，不等接防者到达，就将要塞锁了，钥匙交给乡保长，由于形势急迫，乡保长也跟着退却的部队逃难了，接防部队进不去要塞，也就跟着退下来了。
  （二）
  国攻南京之敌有第六师团谷寿夫部、第十六师团中岛部、第十八师团牛岛贞雄部、第十四师团末松茂治部，以后又增加竹下义晴旅团、伪满军于芷山旅，在松井石根大将指挥下，分进合攻，第六师团谷寿夫为主攻军，雨花台、中华门为主攻方面，紫金山为助攻方而。
  东路之敌攻陷镇江后，于1937年12月7日，与我外围守栖霞山之第二集团军四十八师徐继武部接触。同日敌主力
  部队沿沪宁公路西犯句容、汤山，与我六十六军叶肇部发生激战。中路之敌由宜兴沿京杭国道北犯，于12月6日在淳化镇与我七十四军俞济时之五十一师王耀武部发生激战。西路之敌于12月8日猛犯芜湖，守军、地方官员弃城而遁，敌军进城屠杀我无辜人民2000余人于江边。
  12月8日我外围部队六十六军、八十三军在汤水镇遭敌猛攻，两军不支，转移至城郊紫金山东区，进入腹廓阵地与教导总队桂永清部联防。同日我七十四军俞济时部退出淳化镇、大胜关外围阵地，转入大胜关东北地区与敌激战。时我外围部队仅有第二集团军徐源泉部之四十一师与四十八师坚守阵地，密切配合乌龙山要塞与敌浴血奋战。
  12月8日下午第二集团军司令徐源泉，以连日激战，伤亡严重，要求卫戍司令部速派汽车运回伤员，火急补充各部弹药与给养。笔者与卫戍司令部副参谋长佘念慈交涉，发给了各种弹药与给养。但一时无车运出，伤病员亦无法运回。笔者求交辎大队冯大队长协助（笔者与冯有同乡之谊），由第二集团军司令部出据，借卡车30辆，当即将弹药给养等物资运往第一线，于9日早运回伤病员，入后方医院。
  初，第二集团军司令徐源泉，在去第一线前，曾询笔者对接战以来战局的看法，笔者答：“金陵虽称天险，但敌拥有水陆空军的优势，故利于敌，不利于我。敌以三路来攻，重点在于雨花台、中华门方面，应以有力部队防守，所谓'守其所必攻也。今卫戍部以教导总队桂永清部4万余众之精锐配置于紫金山、中山门一带，其机动部队当有万人控制未用。以，败军之师'八十八师守雨花台、中华门，将加速城陷必矣！ ”徐司令决定于城陷之后，以木船横渡长江向六合撤退，并命城内集团军司令部之电台，加强与第一线联络。
  12月9日南京外围阵地守军，悉遭敌军击溃。七十四军俞济时部弃大胜关、牛首山之线，败退至水西门，敌尾追至水西门之上河镇一带激战。同日午后，我第二集团四十八师退至和尚桥一带与四十一师协力固守阵地。是日南路之敌陷高桥门、七孔桥，沿大路向光华门进攻，以一部占领通济门外之营房，进攻通济门。沿京杭国道进犯的中路之敌，向我教导总队据守的体育场、马群一带高地展开进攻，教导总队不支，退守紫金山第二峰、麟阁寺、西山之主阵地。
  12月10日，敌围攻南京腹廓阵地，午后敌一部突入光华门外廓，经教导总队与八十七师沈发藻部协力反攻，延至黄昏始夺回阵地。同日拂晓敌攻占我老虎洞阵地，集中力量向我紫金山第二峰和西山主阵地攻击，我军与敌反复争夺，激战竟日。同日我乌龙山要塞，炮声隆隆，配合我第二集团之四十一师、四十八师仍固守和尚桥一带阵地，电话线已被破坏，仅能用无线电与城内集团军司令部联络。12月11日各线激战终日，此刻敌已迫近城垣。敌增加有力部队猛玫我乌龙山要塞及第二集团军两师之阵地。12月12日，敌主力谷寿夫师团之白土联队用重炮猛攻中华门外重要据点雨花台，我八十八师伤亡惨重,正午败退,雨花台遂被敌占领。敌占领雨花台后，又迅速以重炮轰中华门，以一部火力向城内新街口、中山路射击，声震全城，数处大火,硝炮冲天。八十八师残部仅2000余众守备中华门，复受敌重炮轰击。敌白土联队以步工联合部队猛攻城垣吋，八十八师于12日下午弃阵向下关逃窜，经卫戍部派宋希濂劝阻截回。但我中华门阵地已被敌重炮轰毁，城墙数处倒塌，敌贺屋大队的两个中队，在其火刀掩护下，已蜂拥登城，八十八师不敌乌
  散，中华门城防失守。同日拂晓，敌以主力配合坦克，系留气球两个，猛攻我教导总队中山门外之主阵地，中山陵园、遗族学校、关王坟一带阵地多处被突破。敌军逼近中山门，但紫金山主峰仍在我军固守中。上午敌空军轰炸频繁。敌十八师团之先锋部队已于同日过江占领和县，牛岛师团之一旅正向浦镇方向前进。敌酋松井石根下令谷寿夫指挥所部全歼我南京守军。同日加强兵力，突破我和尚桥第二集团军之匹十一、四十八两师阵地，并占领扬扬山、银孔山一带，继向我乌龙山要塞进攻。我第二集团的两个师坚持奋战，乌龙山要塞之炮火威震长江两岸，迫使敌舰不敢逆流而上。
  当时教导总队仍有精锐部队万余，防守水西门之七十四军五十一和五十八两师残部、下关之七十八军三十六师、集结在城内之粤军四个师之残部、两个宪兵团等，足有5万之众，卫戍部如果早组织几次夜袭，或及时增援中华门、水西门城防，或提前调整八十八师之防地，何至失城如斯之速。
  （三）
  12月12日下午二时，卫戍部综合当时情况：（1）敌主攻军第六师团谷寿夫部已攻占中华门。中山门外之战斗异常激烈。（2）敌军猛攻乌龙山要塞，情况紧张，我第二集团军仍在固守乌龙山要塞。在乌龙山下游江面，敌舰正在清扫鱼雷，排除障碍。（3）陷当涂之敌已渡江向浦镇前进。以唐生智为首的南京卫戍部长官们，认为战局已难以挽救，置数十万军警宪部队、。六七十万市民不顾，于12日下午5时许下达了“各军向广德、宣城、芜湖间分路突围”的命令。命令下达后，仅有广东部队八十三军邓龙光率残部绕道栖霞山敌军间隙突出重围。第二集团军徐源泉部，连退却命令也没接到，直至12日深夜，从顺流而下的船夫中，得知下关大退却的混乱情况。集团军司令徐源泉遂命令据守乌龙山要塞之部队，由黄天荡江岸分批乘木船、木筏渡江,全军有计划地向对岸六合县撤退，绕皖北撤回湖北。
  12月12日正午，卫戍部副参谋长余念慈，挂电话到第二集团军司令部找笔者，申斥未经长官部批准，擅自扣押交辎大队之卡车不还，应按军法从事。笔者答道：“从12月8日以来，我第二集团军所指挥之四十一师、四十八师，在乌龙山浴血苦战，伤亡重大，伤病员急待运回，第一线弹粮急需补给，这是卫戍部该办的后勤工作，但长官部批发弹粮，不给车辆运送，我不得不请求交辎大队冯大队长援助，以第二集团军司令部名义，向交辎大队出借据，借车向前线运送弹粮，回程运伤病员，这是替卫戍部办的事，从哪里论是触犯军律?”余听了遂改用温和口吻说道:“那就算了！立即将借用车辆全数交回！ ”笔者立即照办。接着冯来找笔者说：“从昨天（11日）起，交辎大队的车辆,大部被调、岀给长官部搬家，今天更甚，下关到挹江门附近已很难通行。同日下午五时，第二集团军派在卫戍部参谋处任联络参谋的王虚舟气喘嘘噓地跑回集团军司令部道：“挂了几次电话不通，卫戍部的通信班已撤走，唐长官已对各部下达突围命令，长官们早已过江跑了。”据此第二集团军司令部与前线用无线电联络几次不通。集团军司令部人员开会，谢高参、于参谋、王参谋均相对无言。仅有特务连长顾某说:“愿率其官兵出挹江门过江找部队。笔者乃到集团军司令部对门交辎大队借新坐车一辆、卡车三辆，率特务连官兵及愿随行者，乘车开往挹江门内。见路上异常紊乱，道路两侧扔的军服、武器、弹药、行李满地，枪声四起。经中山北路时见溃兵拥挤，人声鼎沸，
  车驶至卫戍部门前不能通行,全体官兵下车。时遥望城中大火数处，硝烟弥漫，钟山以东有日军的两个大系留气球，高如峰齐，炮声隆隆，敌机轰鸣。卫戍部已人去楼空，有一中校参谋立在门前大声说：“负责守城部队严禁弃阵退却！挹江门不准通行。”笔者率部绕至挹江门，见人们争先恐后拥往半开之城门，守门之三十六师和宪兵部队大声呼喊:”没有命令一律不准由此门出城!“人们不去理会，仍蜂拥而过，被踩死踩伤的人及滞留在此的马匹车辆成了“路障”。逃命者不顾死活踩着“路障”争先抢出。笔者睹此情况，急回头找特务连长商量转到其他门出城，时该连长早已被人流冲散，不知去向。笔者无奈，偕勤务兵孙元臣奔回原停车处，见青年司机仍坐车上等候。急乘车回颐和路集团军司令部。时枪声更紧，有人惊呼:"日寇进城!”
  七十八军三十六师宋希濂部守南京并未接敌，12日夜在下关和记公司渡江时，被其他部队冲乱，7000之众仅3000人渡江到了浦口，未能渡江者占半数以上。七十四军俞济时之五十一、五十八两个师约两万之残部，经一夜之接运及自行设法渡江者共约5000人。教导总队之精锐部队，仅4000人渡过长江。约有10万之众滞留长江南岸，除少数逃逸者外，悉被日军集体或零星屠杀于江边！
  下篇
  (一)
  1937年12月初，当日军迫近南京时，留在南京的加拿大人、瑞士人与各国使馆留守人员、金陵大学教授、传教士、神甫等，倡议划定难民区，即“国际救济委员会安全区，”由瑞士驻华使馆参赞费希平任主委，加拿大人约翰•司达尔任副主委。经卫戍部批准，划中山北路以南地区，自新街口到山西路为难民区，可容纳30余万人民居住。区内各大第宅均编号为难艮收容所。
  1937年12月13日晨，笔者偕通信员孙元臣化装成难民，潜移入上海路陶谷新村七号（原为第十军驻京办事处，当时已编为国际救济委员会难民收容所）。从山西路到上海路，见国军扔的武器、弹药、被服等遍地都是，难民们携幼扶老惊慌奔逃。远处枪声不断，时闻爆炸巨雷声，笔者与原办事处少校副官赵全忠（山东济宁人）同住假三楼一间小屋中，孙元臣住在院中平房里。赵对笔者说:“未及退出城外之我军政人员均留在这块难艮区，加上居民不下40多万人，如果日军进行大搜捕，前景将不堪设想，为了避免清查与搜捕，我们冒充南京建康路盛锡福帽厂的店员，笔者冒充该厂经理刘鸿儒（刘与笔者同乡同学又系远亲，已知其已赴重庆，其年令身高与笔者相差不多，故敢冒其名）。
  斯日，日军大举入城，气焰嚣张，进行了有计划有组织地疯狂大屠杀，我手无寸铁的无辜人民沦为鱼肉。他们不顾国际关系准则，不承认国际救济委员会之组织，更不承认难艮收容区之划分，以搜捕“逃散兵”为名，将其虎狼之众开进难民区，组成三五成群的搜索队，持枪闯入各难民收容所，奸淫掳掠，残杀纵火，为所欲为!南京汉口路金陵大学女生宿舍，国际救济委员会曾将其划入安全区，大门悬有美国国旗（因为当时金大为美教会财产），并有一美舍监女士管理。日军先将美国国旗撕得粉碎，大队闯进去，在宿舍追捕强奸妇女。一时叫哭连天，守在门房的那位好心的舍监女士，愤怒抗议，嚎啕大哭。国际救济委员会负责人数次向日酋提出严重抗议，均无济于事，致躲避在金大女生宿舍的学生和投奔这里来的妇女们，不得不再四散奔逃到其他收容所,但仍难逃脱日军的搜捕和轮奸。
  陶谷新村七号难民收容所，一幢三层楼外有平房十数间，共收容南京市民约200人。笔者于12月13日到这里后，三五成群的持枪日军士兵几次闯进收容所，声称搜查“逃散兵”，笔者用耳语会话，说明收容所内全是商民，无“逃散兵”，就这样应付走了。但是其他25个收容所被日军包围，每个收容所都被绑去一批难民，共几千人，被送到五台山集体屠杀，接着浇上煤油焚尸灭迹。大家惶惶不安。笔者与难民中的老者商量决定：为了避免受害，减少牺牲，各家少女少妇最好改装，青少年男子不要出门，最好化装成老弱。
  （二）
  1937年12月19日下午，日军竹下义晴旅团司令部山本曹长（上士）来收容所找笔者曰：“前日我带队到这里搜查逃散兵'时，听你讲日语很流利，参谋长今日派我来请你到司令部去谈谈笔者闻之颇为忐忑不安，但又不能拒绝，乃鼓足勇气，告别了同伙随之而去。当笔者随山本出了陶谷新村东行时，沿途见很多房屋被焚毁，有几处余烬尚燃。珠江路中山路口尸体纵横，血肉模糊，高楼大厦黑烟红焰时断时续，昔日繁华闹市今成瓦砾。山本曹长带笔者边走边谈中透。露出，他们曾于进城后大批掳掠我青少年,他胡说什么将送到日本受良好的教育……笔者闻之不胜愤恨。无怪自日军入城以来，很多难民哭诉：“我的孩子被抢走了，我要我的孩子!”这群强盗当时掳掠了我多少青少年？运到那里去了？受的什么教育?50年了，日本的朝野知情者，并没对此作出一点交代！当笔者被山本曹长带到旅团参谋长室时，参谋长对笔者说:“日前山本曹长回来报告说您会日语，因此我旅团请您担任旅团宣抚官如何?”笔者说:“本人在南京建康路开设盛锡福帽厂，尚有店员多人，贵旅团的盛情需回去和店员们商量好，才能答复，还请多关照!”笔者回到收容所和赵全忠等研究了当前处境，都认为不宜在此久住，应尽快转移。
  （三）
  12月20日上午，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会长陶道开 （名锡三）乘坐难民区当时惟一的豪华汽车来陶谷新村七号访笔者。因为陶的侄子全家在这里避难，曾对陶说过“全赖盛锡福刘经理在这所收容所里主持，陶谷新村七号难艮收容所得以平安无事，可以说全难民区惟一的了”，所以陶道开亲自来访，他年将七旬，须发皆白，对笔者深施一礼，恭手曰：“刘先生您是南京的名商户，快请出来帮帮红十字会，救救这一方受涂炭的同胞吧!”说着声泪俱下，笔者当时很受感动。他接看又说：“日军自进城以来，杀戮、纵火、掠夺、奸淫，连日猖獗不止。住在我小火瓦巷南京红十字会的家属及逃到那里的难民数百口，老少妇女无不被其奸污，悲愤自杀者多人，至今日军仍川流不息闯入施虐。所谓国际委员会，日军概不承认，前日金陵大学女生宿舍的妇女多被他们施虐蹂躏。西方友好人士，一天之中就提出几次抗议，而日军却更加残暴。最近各收容所中被其奸污之妇女，羞愤自杀投入沿上海路池塘中者，天天不计其数！务请老弟大发慈悲，出来助一臂之力吧!”笔者乃接受他的邀请，带着赵全忠、孙元臣乘陶车到了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山西路办事处，笔者被聘为该会的交际处副处长，
  南京红十字会的主要人物有：会长陶道开名锡三，南京人，日本明治大学毕业。副会长陈冠麟，山东乐陵人，保定军校六期毕业生，原陆军部少将司长。副会长张南悟，湖北人，留美学生，原铁道部专员。副会长许传音，留美学生，原铁道部专员，抗战胜利后，=曾出席过远东军事法庭作证。交际处处长孙叔荣，南京人，日本驻华大使馆雇员。埋葬队队长欧阳都麟，河南开封人，旧警官。埋葬队员约三四十人。
  南京红十字会有芦席、草绳、棺材等掩埋器材，担负掩埋工作。此外，每日在五台山庙中、山西路口处、火瓦巷南京红十字会等处发放米粥。每日耗米很多，当时山西路办事处尚存大米几百袋。南京红十字会的经费全依会员们捐献，工作人员大部分是义务职，仅埋葬队中有少数长期工人有工资。
  12月20日上午，南京红十字会山西路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给笔者安排好住处，可以说是设馆授餐，热情招待，反使笔者忐忑不安。自城陷以来，听到的是日军天天疯狂地对我无辜同胞的杀戮、纵火、掠夺、奸淫的消息,看到的是城内到处断垣残壁、街头巷尾尸体枕藉，昔日之六代豪华，今日被野兽们弄成一片荒凉！从城陷至今成群结伙之寇仍肆虐如故，全城无一块干净土，“安全区”并不安全。
  副会长陈冠麟向笔者介绍：南京红十字会在南京沦陷前，曾参加国际救济委员会安全区的救济工作，日军入城后不承认这一国际组织，如何解难民之倒悬，全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了。另外，在本月13日前，我后方医务人员带着药品，未及退出挹江门者，大部分化装来会要求收容，他们愿帮助救济难民，现已将他们以红十字会诊所的名义，安排在难民区中的各大收容所附近。城陷以来，急救、接生日有数起。
  笔者安顿下后，偶于办事处一书橱中看到很多印刷的小册子，详细刊载了1923年秋，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救济日本东京大震灾大米十数万吨，雇用外轮浩浩荡荡地从上海运往东京的报道，我国人民的救灾恤邻的高尚行为，赢得了日本人民的感念。笔者就选了几册带在身边。
  欧阳都麟是南京红十字会的老会员，年50岁上下，他向笔者谈了他负责的埋葬工作，南京红十字会埋葬队，不光是为贫苦的老百姓服务，还掩埋过被击落的日本空军人员的尸体（其中还有意大利人）。笔者惊问其故，欧阳接着说明了原因。自1937年8月13日中日在上海展开血战以来，日空军不断地轰炸南京，开始我空军还能迎战，白于在上海损失太重，南京的空防全赖苏联志愿空军迎战敌机，10月间一次空战，苏志愿空军击落日空袭飞机十数架，大获全胜。被击落的日军尸体，南京市卫生局指派南京红十字会员责掩埋，其尸体中竟发现意大利人，共掩埋了日空军尸体20多具，每具一棺，全部埋在中华门外。
  （四）
  从1938年1月初，杀戮、纵火、掠夺、奸淫之淫威稍减，但随之而来的困难，即四十多万之众麋集于城中一隅，粮食、青菜、卫生等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
  1938年1月初，南京红十字会所设的火瓦巷、五台山、山西路口三处施粥场，即将断米，副会长陈冠麟、张南商悟、许传音三人一筹莫展，请笔者一同商量办法，说中华门外有两个义仓有很多存米，请刘先生向日方交涉开卡车去拉。1937年秋华中地区丰收，国家征收之军米，军用仓库皆已盛满，乃商诸中华门外义仓借储。往年南京红十字会曾将救济用米，存于这些义仓之中。笔者认为，义仓者，人民行义之米仓也，说是南京红十字会之存米仓很有理由，就答应去交涉。并组织人员赴现场去拉米。当笔者偕副会长许传音等，乘大卡车出中华门到义仓时，见遍地大米碎包和被日军击毙之男女尸体纵横惨卧，可能附近的人民到这里搬米时被日军残杀的，同时见日军正在调动数十辆卡车，由一曹长（上士）率领，从仓中往车上搬装大米。带队的曹长对笔者说明，他们是奉驻南京城里市中心新街口的兵站司令部幅中佐的命令，来此搬运这批大米的。笔者与许传音副会长研究决定，到兵站司令部找幅中佐交涉，因此一行又乘原车开到新街口日军兵站司令部。幅中佐盛气凌人，问笔者何事而来。笔者向幅介绍了南京红十字会的救济慈善工作，中华门外义仓之大米，原是南京红十字会救济难民用米，今被兵站车队运到城里，请发还。幅中佐狂笑着对笔者道:“大日本皇军占领地区，一切人力物力都归皇军所有，南京红十字会有什么权力说义仓之米是红十字会的呢?”笔者接着答道：中国没有对日本宣战，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一向是友好的，日军侵入到中国领土内，你刚说一切人力物力都是皇军的，这是违犯国际公法的行为。几经交涉，他同意将中华门外义仓中的两仓大米发还。
  （五）
  日军对南京人民的暴行于12月底仍没有收敛。有一天，正在吃中午饭的时候，一位青年妇女跑来办事处呼救，说一个日军士兵将她的丈夫打死了。笔者偕欧阳都麟队长等，急忙到她家中，其丈夫一脚门里一脚门外，饮弹伏地而亡，血流不止，妇嚎啕大哭，盖日军士兵独自持枪闯入她家。欲行奸淫，其呼救时，丈夫奔入，日军士兵当即开枪。笔者同欧阳都麟回办事处，叫了掩埋队员，抬木棺一口，将其夫埋葬于附近空地中。
  山西路口经上海路两旁水塘中直到五台山附近，我被杀戮之难民和被奸不从而死者及被奸后羞愤投塘自杀者，尸体累累，惨不忍视。欧阳提出，应当在严冬季节，先从各个水塘捞出尸体，用卡车载出城外埋葬，不然等到开春日久尸腐就不堪收拾。笔者及三位副会长与其同感。后经向当局说明，南京红十字会始取得打捞掩埋尸体的许可。
  1938年1月初开始掩埋，笔者亦参加了掩埋队工作。当时将掩埋队员分作两组，一组在义地掘穴、卸尸、掩埋；一组在城内捞尸、裹体、装车。经研究决定将打捞出塘的尸体分开男女，每具用芦席一床裹好洒以石灰，最后用草绳捆好，约一卡车可装百具，车开到中华门外墓穴旁，每穴50具，男女不同穴，埋好立标登记。
  1938年1月下旬，春节即将来临，笔者与各位副会长议定：南京红十字会应为难民区中贫困户发粮，为城陷以来义务参加南京红十字会的各诊所义务人员等发粮；在春节期间增加金陵大学和清凉山粥场，五个粥场应加粮施赈，我们印了很多粮票，在风雪中，到贫困户家分送施赈粮票。这次的春节是在国破家亡，强盗横行，惊心动魂，满腔愤怒中度过的。
  1938年1月31日下午，笔者与日本当局交涉:“南京红十字会是上海的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的东南分会，自南京沦陷后至今已49日，本分会钱财空竭，我想去上海向总会要钱，以济难民。”经交涉得到许可。
  斯日晚，笔者到副会长陈冠麟家中告别，恰副会长张南悟亦在陈家，张要求一同赴沪，陈表示同意。夜半，一中年男子求见，开门见山地道："我是没有退出城的中央宪兵营长，城陷时为红十字会收容，义务在会中工作，你在会里所办的事，我看在眼里，敬在心上，你明天要走，请将我一同带着!”笔者亦应允。
  2月1日晨7时，笔者乘汽车离宁赴沪。一路坎坷不平，沿途村落集市，都是断垣颓壁，焦土无垠。尤其经过常州、无锡、苏州等地，见高楼大厦多半焚毁，目不忍睹。车行终日，至日薄西山时进入上海法租界，找到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