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邓汉祥先生，号鸣阶，贵州盘县人，汉族，一八八八年生于原籍，一九七九年逝世于北京，终年九十一岁。先生晚年寓居青岛。
  盘县邓家是一大族，邓汉祥先生的父亲邓世兰是清朝武举。先生兄弟三人，先生居中。童年入垫读书，时值清末，朝廷腐败，国难日深，革命思潮广泛传播，先生受到彩响，立志外出读书，寻找救国之路。一九〇三年，先生年十五岁，由盘县去云南昆明求学，时昆明仅有师范学校，先生以为乱世之秋，当以戎马生涯为第一选择，乃返回贵州，入贵阳陆军学堂（相当于陆军小学），与何应钦同学，三年毕业。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入湖北武汉陆军第三中学书。该校学生来自鄂、湘、滇、黔、桂、陇六省，先生约集云、贵二省同学组织了同乡会，被推为会长。时武汉革命声浪日益高涨，青年学生尤为敏感，每论及清政府之丧权辱国，民族之危急，无不痛心疾首，热血沸腾。先生每于星期日约集同学到云贵公所会聚，阅读报刊，指议时弊。
  辛亥年八月十九日，即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夜，武昌起义枪声一响，陆军中学学生群起响应。先生以云贵同乡会组织为基础，成立全校学生军大队。该队三百余人，全副武装，先生任大队长，当即入城参加起义，攻打制台衙门及镇守藩台衙门。
  武汉革命军政府及都督府成立之后，黎元洪就任大都督，先生得任军令部一等参谋，常为黎元洪草拟电文，并参与调处湘、赣、黔三省援军事宜。因文思缜密，工作得当，受到黎的重视，进而参与机要工作，在工作中结识了黄兴、谭延闿、李烈钧及其他一些军政要人，这对先生以后之生涯有一定影响。
  民国成立不久，袁世凯窃取了大总统职位，黎元洪任副总统兼总参谋长及湖北都督，仍留武汉，袁世凯的心腹陈宦（陈二庵）副参谋总长代行参谋总长职权。一九一二年五月黎元洪安排先生到陈宦主持的参谋部任陆军少将参谋，经常往返于京汉之间，为袁、黎进行联系，时先生年仅二十四岁。
  一九一三年袁世凯派人暗杀宋教仁，激起了反袁高潮。当时的江西都督李烈钧是反袁的首要人物之一，袁世凯令副参谋总长陈宦派人去了解李的动向，因先生与李烈钧有交往，得以奉派出使。先生赴江西路过武汉时，曾向黎元洪陈述应付时局的建议，他说；“副总统似站在北方方面太多，要是国民党垮台，副总统何以见重呢？北京就会派入来接替你的湖北都督。”但黎以国民党不能共事为由而拒绝考虑。先生到江西见到李烈钧后，为李的大义为重、坚决反袁的态度所感动，把所知道的袁世凯对付李的种种阴谋策划，如安排黎元洪接江西都督，调李纯率兵移驻武穴、湖口等，都告诉了李烈钧。李烈钧交给先生一封信，请先生面交汉口江西银行经理，事后方知信中是一张面额很大的支票，是李用以感谢先生的。先生回京后，随陈宦去见袁世凯。当谈到南厅各省特别是李烈钧等明知反袁会失败，也坚决反袁时，袁曾装出极为震惊的样子，历数历代兴亡的教训及作里常的害处，并说：“我要作皇帝，辛亥年就作了，何必等到今天！”
  第一次反袁失败，南方国民党势力瓦解，袁世凯派段祺瑞接替黎元洪任湖北都督，黎元洪到北京专任有名无实的副总统，黎私下与先生谈话时，称赞先生在武汉时之分析极为中肯，言下颇感后悔。蔡锷一贯反对袁世凯称帝，袁已查觉。一九一四年蔡锷受到云南军阀李鸣翔的排挤，致电陈宦，要求离开云南到北京任职，并推荐唐继尧接任云南都督。袁世凯顺水推舟，调蔡到北京，委以将军之职。陈宦指定先生及参谋部一局局长刘一清接待蔡锷，蔡与袁会晤之后，由陈宦设宴款待蔡锷，先生与刘一清作陪，席间言谈颇洽，以后经常一起吃饭、看戏、到小凤仙处吃花酒等。这时，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先生为日后计，乃与蔡、刘共同编制电报密码一本，以备彼此通电时使用。后来，蔡锷私密出走，回到云南发动讨袁战争，率护国军攻打四川。袁世凯任命陈宦为四川巡按使、威武将军，率三个混成旅抵挡蔡军。先生任陈宦将军府副官长，刘一清亦随陈宦入川，一切文电均出先生之手，先生与刘一清一起将陈军的兵力及作战部署用密码电告蔡锷，对蔡军在兵力较弱的情况下赢得战争胜利，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继之各省都督纷纷宣布反袁，先生和刘一清力劝陈宦背袁，宣布独立。蔡锷复来电向陈晓以利害，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陈宦遂于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二日通电独立，要袁下台。至此袁世凯已众叛亲离，随即取消帝制，未几即死。反袁一事结束，先生回到北京，仍在参谋部任职。
  一九一六年黎元洪继袁世凯任大总统，先生认为共和既已恢复，十分高兴，积极参与议会活动。一九一七年底，经国会议长王揖唐推荐，由国务总理段祺瑞委任为国务院咨议，这时先生开始与段祺瑞接近，与云、贵两省上层实力人物来往较多。一九一九年出任云南都督唐继尧、黔军总司令王文华的驻北京代表。一九二〇年段祺瑞倒台，先生到上海任黔军驻沪代表。黔军总司令王文华在上海被刺后，先生同王伯群（王文华之兄，曾任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长）到贵州一行，旋即返沪，应邀赴杭州当了浙江督办卢永祥的总参议。（卢）是段祺瑞的嫡系，是段下台后仅存的实力，控制着浙江和上海。段、卢积极联络各方势力，想打垮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以便东山再起，先生为他们作了周密策划。
  一九二一年十月孙中山在广东就任非常大总统，一九二二年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登上永丰舰（中山舰）到达黄埔，先生代表卢永祥到永丰舰上慰问中山先生，并携有段祺瑞致孙一函，表示联合之意，继遵卢嘱去惠州劝告陈炯明向孙中山先生悔罪。先生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乘小船登上永丰舰，即有二人来接，其中一人是杨虎，我早已认识，另一人我不认识，谒孙时，此二人侍立于孙的后侧，和孙先生谈话结束，孙吩咐，租一只船给邓代表住，这是因为岸上已为叛军控制，只能在江中租船权作旅馆，杨虎等二入送我下船时，杨虎向我介绍他的同伴是蒋介石，这是我一生和蒋四十余次会见中的第一次。”先生回到浙江，又代表卢永祥北去沈阳与张作霖会晤，商讨共倒曹吴，并赴天津将到各地联络情况报告段祺瑞，段甚表满意。由于曹锟加紧运动国会议员选他做大总统。卢永祥交给先生一百万银元，作为运动国会议员反曹的经费，先生再到天津，与段祺瑞商谈后，即去动员国会议员中有影响的人物如章士钊、汤漪、杨允泰、褚辅成等在参众两院活动，凡愿去上海开国会的议员，先送旅费三百元，每月给生活费三百元，另有其他费用，当时约有七百名议员参加过这一活动；但曹锟终以五千元一票贿选成功，做了大总统，倒曹锟暂告失败。
  在反曹吴过程中，先生五去沈阳，得以结识张作霖部下的新派人物姜登选李景林等。一九二二年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派代表在卢永祥控制下的上海组成各省代表联合办事处，有孙中山的代表汪精卫，张作霖的代表姜登选、杨毓珣，先生代表段祺瑞、卢永祥，湖南、云南、四川等省也派来代表，共商反对曹吴政府，办事处的一切反北京政府的通电，均由先生执笔，送杭州拍发。另外由孙、段、张共同出资在上海创办《国闻通讯社》，先生任社长，胡政之任编辑，作声讨曹吴政府的宣传。一九二三年十月，由汪精卫、姜登选及先生等九人联名通电声讨曹锟贿选。一九二三年冬汪精卫、廖仲恺、许崇智到上海先生寓所商讨打倒曹吴之后，如何组织政府，先生提出：由孙中山任总统，段祺瑞任总理，汪、廖、许表示同意，后因张、段不同意而作罢
  一九二四年九月，齐（齐燮元）、卢（卢永祥）之战爆发，这是直系与皖系军阀的军事角逐，直系的江苏督军齐燮元、福建督军孙传芳两路夹攻皖系的浙江督军卢永祥，卢永祥兵败下野，十月二十三日卢和先生出走曰本。与此同时，第二次直奉战争曝发，张作琛和吴佩孚激战于山海关一带，直系的冯玉祥倒戈，搬师回京，导致曹吴垮台，先生即由日本经朝鲜返国，先到沈阳与張作霖商讨了由段祺瑞组织政府事宜，又到天津与段祺瑞会商。这时冯玉祥、张作霖也到达天津，在冯、张拥护下，段祺瑞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到北京组织政府就任执政，先生被任命为执政府秘书长。
  先生意识到段的执政府，夹在张、冯两大势力之间，张、冯又形同水火，段虽集立法、行政、及海陆军大权于一身，但本身并无实力，形同傀儡，段政府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但先生仍以秘书长的身份，力促各方面人士合作，争取各种力量支持段政府，如一九二四年底促请段琪瑞邀孙中山北上共谋国事；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先生力劝段亲往吊唁，段因姚震等人的阻止而未釆纳，致使段与国民党人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征反对曹锟贿选时，章士钊曾与先生通力合作，先生乃介绍章士钊进入执政府，任司法总长，后改任教育总长。李宗仁的代表马君五也是由先生推荐任司法总长的。段琪瑞指派先生负责和西南各省联系，先生认为要西南稳定，必先解决四川问题，乃建议段支持四川军阀刘湘，反对另一军阀杨森，段乃免去杨森之职，任命刘湘为四川善后督办，稳定了四川局面。一九二五年底，先生奉命到河南及长压沿岸各省游说拥段，继去包头劝冯玉祥不要轻启战端。这时兒生已感到张、冯之间战事一触即发，曾劝段自动下野，段不肯。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日段被张作霖逼迫下台回天津，先生留在北京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办完移交赴天津。
  先生看到他在北方已无所作为，就想到贵州去谋发展。于是把家眷安顿在天津，一九二七年南下，出任黔军总司令袁祖铭的总参议。一九二八年袁祖铭在湖南被其手下师长所杀，先生只身逃回天津。一九二九年四川善后督办刘湘请先生担任四川驻京（南京）沪代表，负责刘湘与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及江浙财阀之间的联络工作。一九三〇年蒋、阎、冯大战期间，张学良有举足轻重之势。蒋、阎、冯均派有代表在张处，争取張学良同自己合作。先生受刘湘之托去沈阳了解张学良的态度，便于刘涮对时局采取适当决策。先生曾和张作霖有过合作关系，因而同张学良的关系也较好，张就对先生透露了要例向蒋方的决定，并耍他严守秘密。先生当即用密电告知刘湘，刘湘据此发出通电拥护蒋介石，并坚决反对刘文辉反蒋。刘湘此举赢得了蒋介石的信任。蒋介石派去张学良处的代表张群，是先生的老相识，这次故旧相遇，倍感亲密。在张学良态度尚不明朗的时候，张群向先生探询张学良的真实意图，先生说：“你一定能圆满完成任务。”张群（四川人）崔向先生表示愿与刘湘修好，先生即将张群的意愿电告刘湘，刘湘立即致电张群表示欢迎。蒋、阎、冯大战，以阎、冯失败告终，刘湘拥蒋有功，得到了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支持，逐步统一了全川。此后一个时期，四川的问题多由张群和先生分别根据蒋介石和刘湘的意图，磋商解决。如刘文辉与蒋介石的关系问题，刘湘、刘文辉的安排问题，都是这样解决的。一九三三年以后，有关四川的问题，、先生多与蒋介石的秘书长杨永泰商讨，订出解决方案，然后分别送蒋介石、刘湘核准实行。如刘湘购买枪炮及中央经费资助等问题，都解决得比较顺利。因此，先生甚得刘湘倚重。这期间先生与张群、杨永泰、熊式辉的关系较密切，这也有助于协调南京政府与四川的关系。蒋介石企图派十介师入川，进而控制四川，先生多方设法拒绝蒋军入川，对阻止蒋的势力迅速侵入四川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三五年蒋介石借“剿共”之名进入四川，设立重庆行营，由蒋亲自主持，力图控制四川的一切权力。以四川省主席刘湘为首的四川地方实力派则力求避免被蒋吃掉，时先生任四川省政府秘书长，为刘湘出谋划策，保护地方势力。为了反对蒋的控制，防止蒋的势力渗透，先生办了四川县政人员训练所，全省的县长、区长都必须到该所受训，从而进一步控制了全省的县政人员，加强了对地方政权的控制。蒋刘的矛盾日益尖锐，先生协助刘湘广泛团结地方实力派，以求自保。一九三六年夏，蒋介石和广东军阀陈济棠开战，桂系也在准备反蒋，刘湘认为反蒋的时机到了，密令军队向成渝两地集结，企图解决蒋介石的势力一一如成都的中央军校和重庆行营等，先生则认为粵军内部分歧大，不易取胜，主张谨慎从事，果然不到三天，陈济棠因内部生变而垮台。这时国民党在川入员，尤其是C.C.和复兴社分子纷纷向蒋告刘，刘湘十分恐慌，乃派先生上庐山见蒋。先生在见蒋之前，先通过杨永泰、熊式辉向蒋进言疏通。所以先生与蒋见面时，蒋虽怒容满面，严斥刘湘，但还是写了亲笔借给刘湘以示缓解。刘湘得以过关。此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刘湘更加尊重先生的意见，如西安事变时，刘湘依从先生的意见，举措得宜。一九三七年六月，蒋介石电召先生到南京谈缩编川军问题，继于七月，何应钦在重庆召开整军会议，意向刘湘开刀。“七七”事变发生后，蒋约刘湘及先生到庐山谈整军，当时先生建议刘湘，谈而不决，软磨拖延，嗣因抗战开始，蒋吃掉地方势力的企图，一时未能实现。一九三七年底刘湘率部出川抗战，先生代理四川省主席。一九三八年一月刘湘病死汉口，蒋介石以为整垮四川地方势力的时候到了，便立即发表张群任四川省主席，撤销川康绥署，引起了四川军政人员的强烈反对。蒋不得已，乃改任张群为重庆行营主任，四川省主席一职暂时虚悬。这时四川地方实力派人物，如邓锡侯、刘文辉、王缵绪、潘文华及先生五人几乎每天见面，商讨如何防蒋自保。这期间，云南省主席龙云常途经成都，也加入了五人集团，共同拟就反蒋密约。后蒋介石突然任命王缵绪为四川省主席，调先生任重庆行营第二厅厅长。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龙云才恍然大悟，他们已被王缵绪所出卖。据蒋介石侍从室一处、二处抗战初期的调查材料，对先生的评语是“文治派，以邓汉祥为代表，全川县政人员均为其卵翼”。“为川省中心社首脑，握有政治实权”。“对中央无拥护诚意，尤以新派及文治派为甚”，“作要挟中央之举动”。在这种情形下，先生受到很大压力，只好于一九三八年秋就任重庆行营第二厅厅长。一九三九年王缆绪倒台，蒋介石自兼四川省主席，为了安抚地方势力，蒋乃组织川康经济委员会，自兼委员长，任命先生为秘书长。一九四〇年蒋介石辞去兼四川省主席职务，由张群接任，张群为了利用地方势力，安定四川，需要借重先生来拉拢川军和地方实力派；地方各实力派也想通过先生搞好和张群的关系，得以自保。在这种情况下，先生被任命为四川省政府秘书长。先生一方面以支持抗战为重，力求政通人和，安定地方；另一方面则想方设法保护实力派，使之不被蒋介石吞并消灭，这种局面继续到抗战结束。其间先生和民主人士多有接触，如张澜先生因躲避蒋的迫害，曾匿居先生家中数月。他与黄炎培、胡子昂等进步人士，亦时有往来。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彻底消灭四川地方势力，拟调刘文辉等人到南京政府的“蒙藏委员会”任职，撤销川康绥署及邓锡侯的绥署主任。先生通过张群等入向蒋说以利弊，促蒋撤销原拟。这对保存四川地方势力，起了相当的作用。在解放战争时期，先生和四川地方势力一起，成立川康民众自卫委员会，为迎接解放，作了准备工作。一九四九年底，解放大军逼近成都时，蒋介石飞到成都，嘱令张雅监视刘文辉、邓锡侯、熊克武及先生等人的活动，时上述诸人已准备起义，刘文辉已与党中央、解放军取得联系。就在这时，张群一再要把先生及其家属送往台湾，先生都拒绝了。十二月初，张群、胡宗南提出要和刘文辉、邓锡侯等人合署办公，意在严密控制诸人，态度咄咄逼人，大有不从就要扣人之势。先生及时岀来转圜，气氛稍得缓和，刘文辉、邓锡侯等乘机于十二月七日由成都出走，到川西彭县通电起义，朱德总司令当即复电欢迎。十二月八日张群打电话给先生，说飞机票已备好，要先生立即乘飞机去台湾，时先生已潜离成都，随刘文辉等入起义。接电话的副官，告以先生不在。
  四川解放后，先生寓居成都，受到党和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历任四川省政协一、二、三届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先生目睹国事蒸蒸日上，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敬佩。先生十分关心祖国统一大业，曾不断寄语在台老友，勉其为祖国和平统一贡献力量。张群的母亲在成都病故后，先生受人民政府委托为张母治丧修墓。先生响应周总理的号召，以耄耋之年，撰写了十余万字的文史资料，一九六四年和章士钊一起完成《北洋史》，为研究我国近代史提供了宝贵资料。
  十年动乱期间，先生虽受迫害，但从未动摇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信念。一九七四年先生到青岛其小女儿家寓居。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后，先生欢欣鼓舞，是年底应其海外子女的请求，赴香港与子女团聚，途经北京时，廖承志、经普椿同志及统战部负责人在北京饭店设宴为先生饯行。先生到香港后，作了许多有益于促进祖国统一的工作。一九七八年回国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会后仍寓居青岛，受到青岛市党和政府的多方照顾。一九七九年先生以九十一岁高龄，坚持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并准备发言，不幸因脑血栓病逝世于北京。举行追悼会时，邓小平、乌兰夫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全国政协以及贵州、四川、青岛等省市政协和统战部也送了花圈。乌兰夫、胡子昂等参加了追悼会。在悼词中，对先生的一生给予高度的评价，赞扬先生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追求进步，为祖国建设和统一而尽心尽力的精神。
  先生有子女六人。长子邓显瑞、次子邓显清，先后于一九四八年、一九五二年去世，幼子邓显乾现在毛里求斯任纺织厂厂长；长女邓显蕙与丈夫及子女侨居加拿大；次女邓显萼一九七八年病逝成都，幼女邓显秦现任青岛市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