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先生名介礼，字公制，安丘县城里人，生于1876年12月18日（清光绪二年丙子十一月初三日），逝世于1966年10月29日，终年九十岁。
  （一）
  张氏为安丘望族，先生兄弟三人，两位兄长都是进士，先生也在乡试中了举人。中举之后再无意进科场，想去日本留学。此想法之起因，一是内忧外患，国势险危；二是受了严复译的《天演论》和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的影响。因事违母愿，未克成行。
  1905年清廷废科举，兴学校，并设立学部。次年安丘县劝学所成立，先生出任该所首任总董，主持一县教育事宜。1906年至1909年，创办了许多学堂，为故乡教育事业奠定了始基。山东教育界知名人士一一丛禾生先生曾到安丘视察，称赞各校办得正规。民初济南各专门学校、中学和师范的学生中，安丘人较多，这与先生大力办学是分不开的。
  1909年（清宣统元年），山东省咨议局开幕。先生和周树标（字建龙），还有一位张某在县当选为该局议员。次年春莱阳县遭灾，冬麦枯萎，农民十九缺粮。县吏不恤民命，滥派捐税。农民求生不得，乃在曲士文领导下起而抗捐，并向豪绅清算积谷，借以抵税。山东巡抚孙宝琦派兵镇压，炮轰抗捐农民，死者两千，老幼及妇女溺河者三千以上，被焚农家一千八百余户，民房一万三千多间。因惨案孙室琦被参。为了开脱罪责，他将该案交咨议局调查。议员对此分为两派。以议长杨毓泗为首的一派支持官府，指农民曲士文为“莠民造反”。以丁世峄（佛言）为首的一派，则主持正义，与之针锋相对，谓之"官逼民反”。双方各派一人赴现场调查。结果，两份报告各执一词，在会上争辩甚烈。表决时，“官府派”占了多数。先生和丁世峄、周树标、王志勋（景尧）、尚庆翰（屏臣）愤而辞职，继而辞职的还有曲卓新（立斋），以示不与“官府派”同流合污。当时社会舆论，赞扬他们主持正义，誉之为咨议局鲁东六君子。先生离局后，回了安丘。
  辛亥革命前五、六年，先生在安丘办学期间，已与同盟会人有了联系。1911年武昌起义，各省响应。山东革命党人赵象阙率王长庆等在青州策动起义失败，赵牺牲。王长庆带马倬章、周蜀江等十余人拟去诸城举义。路过安丘与知县程长庆、团练教练刘健秋和公制先生相见，商谈安丘独立事宜（时先生为团练团总）。王长庆要安丘立即独立挂白旗。先生认为安丘邻近潍县，清兵防营随时可至，只宜作诸城外围，遥为响应。经商量达成书面协议：安丘决定独立，目前暂不挂白旗，俟诸城独立，再行响应，并由诸城派人帮助。此外，先生又和官绅商定，助王以巨款。订盟之后，王等去诸城发动独立，但很快被清驻潍防营攻陷，惨遭劫杀。
  （二）
  1912年先生应夏溥斋之邀前往济南办慈善公所。时由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和新建立的共和党均巳公开在鲁活动。先生在思想上和国民党比较接近，该党熟人也较多，但当初未加入同盟会，现在革命成功，就不愿追随人后参加国民党，內心矛盾，思想痛苦。恰丁世峄等在济组织共和党支部，先生加入，并选为部长，从此与国民党分道扬镳”先生也曾说：“我之一生，以此为转折点。"
  山东省议会自1913年春成立到1928年结束，历时十五年。因山东军政大权操纵在北洋军阀手里，省议会不可能有大作为。先生为省议会议长，孔祥柯（则君）和王宷廷（贡忱）为副议长，都是共和党人。议会中，共和、国民两党的议员，人数相埒，势均力敌。在此情况下，议长难当矣！
  1912年3月周自齐奉袁世凯之命任山东都督兼民政长，会办山东军务的是靳云鹏。8月周奉令调京，临行时下条子提走公款十二万元（也许是十二万两）。此消息是靳指示财政人员向议会透漏的。先生去见靳，靳拿出周的条子作证。议会电京揭发，请求处理，惟无下文。周调京后，袁改都督为将军，靳以泰武将军督理山东军务，田文烈任山东民政长，暂时出现军、政分治局面。
  袁世凯罢免了国民党皖、赣、粤三省都督，激起了“二次革命”。袁派兵镇压，攻占南昌和南京，“二次革命”很快失败。袁下令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和各省议会。山东的国民党和进步党（原共和党）都停止活动，省县议会、县参事会都解散了。省议会解散时的存款及公物由先生同民政长田文烈办理。1915年8月袁世凯成立筹安会想当皇帝，山东石金声、艾庆镛由京来省鼓励“劝进”，地方上一些头面人物（其中有国民党员），被拉下水。石金声曾访先生谈帝制问题，并谈周自齐在京已给先生和王宷廷列名加入“劝进”了。第二天先生和王在《大东日报》上用二号字登出启事，坚决予以否认。《大东日报》是先生和王志勋等共办的，报社设在济南后门街道南。该报是山东早期报纸之一，济南报界联合会社就设在该报社所在地，成为山东新闻界中心。《大东日报》1928年夏停办。
  1916年9月一届省议会复会，各位议长均复职。由于丁惟汾离鲁，国民党由王鸿一统辖。在议会中，进步党、国民党两派仍势均力敌，但两派很少闹意见，想携手办点事。先生与王组织了山东地方政治讨论会，将两派所有成员联合起来，为地方教育、实业建设尽力。“讨论会”到第二届议会改选才解散。
  1918年9月，第二届省议会成立，两派议员仍是人数相当，势均力敌。这给以帮办山东军务名义护理督军兼省长的张树元操纵议会造成机会，他拉出了武定府属的十二名议员，组成了“武定团”，称议员同志社，成为议会中纯地域关系的第一个“政府派”。原有两派都难在竞选中取得议长席位，因而迁就了“武定团”的主张，同意郑钦为议长，先生和王鸿一任副议长。张树元给武定团议员挂督军署咨议衔，按月发给津贴。
  省议会对张树元克扣军饷的丑行早有所闻，酝酿提出弹劾。事由财政厅科长朱仲廉（昌邑人）暗中提供材料，做好了准备工作。1919年12月间，王乐平在议会临时动议提出弹劾，议案很快通过，并立即拟电稿向北京政府揭发，先生和王鸿一均在电报上签了名，郑钦也颟顸地签了字，电报很快拍发了。那时内阁总理是靳云鹏，他据电免了张树元的职，改命田中玉继任，并命田彻查此案，张克扣军饷有据可查的就达三百万之多。
  1919年“五四”运动在京爆发，先生和王鸿一适在北京。他们同访北大校长蔡元培，蔡将救国“十人团”章程相送，他们将章程带回济南交给学联，经过修订，分头组织，于是“十人团”在济风行，迅即发展壮大起来。“十人团”是学生联系群众的基层组织，是学联有力助手。济南各商店店伙几乎都成了团员，连近郊的村庄也有这种组织。“十人团”对济南罢市及抵制日货起了很大作用。一次学生被军警围困在西门大街（今泉城路）的一段时间里，“十人团”成员络绎不绝地给他们送水、送饭、送点心，情景十分感人。
  时先生除担任副议长外，还兼任济南私立育英中学校长。在学生被围困的时候，先生同省立一中校长赵星海和议员吴镜茹同访张树元，要求早放学生回校。张让他们各带学生返校，赵说没办法，因为学生非达请愿目的决不罢休。后张问先生有什么办法，先生回答说：“学生请愿问题，最好偿请北京政府处理，商号开市问题，由商号自动办理，军警、学生都不干涉。”张树元同意，派员送先生和赵、昊到西门大街与学生商谈。后经谈判交涉，终于解围，时已深夜。
  “五四”时期，安福系（总头目为段祺瑞）派陈干、艾庆镛来鲁发展组织，多方活动，拉拢王鸿一和王派成员加入，事为学生侦知，对王失去信任，学生会长夏德霖（齐鲁大学学生）面告先生，指出形势恶化，要求保护先生，先生谓毋庸保护，惟应注意事态发展。
  艾庆镛办《昌言报》馆，作为安福系在省喉舌，将学生的爱国运动低为狂热病，说学生孺子无知，不配过问国事，存大骂支持爱国运动的人们。学生对此痛恨巳极，决心要砸《昌言报》馆。学生会会长夏德霖把学联决定告先生，先生见难以劝阻，乃劝不可伤人，免为该报借口，反而不利。各界在省议会召开联席会，推省教育会副会长许德一为主席，通过了学联砸《昌言报》馆的建议。报馆被砸，报馆人员被游街，人心大快。学生把报馆人员送交省署，省长沈铭昌将他们转送法院处理，但法院当天就让他们回了报馆。次日该报照常出版，诬学生的义愤行动是许德一、李慎五和先生唆使，并向法院控告许、李二人。许、李被传到法院，拘留十天才放出来。
  第二届省议会期间，田中玉来鲁。议会中的“武定团”因张树元倒而难再举足轻重，但张、王两派依然平分秋色。田对议会持拉拢态度，与先生之间也有点私人感情。田向议会建议在全省增加一年田赋，作为裁军经费。当时田赋一两，合银币四元，计八百万元之多，对地方是一笔沉重负担。经调査，军队空额不少，裁汰空额，军费不仅足用，而且有余，不需加赋。尽管田氏一再疏通，建议终未通过。田虽碰壁，却祸心未已，企图在第三届组织御用议会。
  当时先生对议会生活已很厌倦，不想蝉联，但因田插手操纵第三届议会选举，先生负气与王派携手办理选举，共同反田。复选时，田虽进行分化、收买，但结果张、王两派仍占大多数。
  三届议员选出来，但议长、副议长的选举却遭阻挠。田的御用议员人少势孤，不占上风，于是田派便衣军警捣毁议场。其后每次选举都因受到御用议员捣乱破坏而停止进行，以致选不出议长，成立不了议会。此状况延续一年以上，直到1923年3月1日省长熊炳琦亲到议会监督，才选出宋传典为议长，陈鸾书、杜尚为副议长，成立了第三届省议会。此后，张、王两派发生不同程度的分裂，需要改组，先生组织了“诚社”，王鸿一成立了“民洽社”，共同与地方少数派王宷廷携手反对田中玉。
  先生在组织“诚社”的同时，改组了《大东日报》社，联合王精一、王翔千、张伯秋等在该报上增出《劳动周刊》。出版虽未持久，但却表明先生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认识，并同进步人士有了接近。
  田中玉包办三届省议会虽未能如愿，但反田斗争也未损其毫毛。1922年1至3月山东各界曾两次列举田氏罪状，请求北京政府撤换，但皆石沉大海。1923年5月5日鲁南费城发生震惊中外的劫车大案，架走了二十多个西洋人，引起了处交问题。10月间，外交团提出劫车案的责任问题，要求惩办田中玉。贿选的总统曹馄，给民保留而子，劝他辞职，他只好照办。
  田下台后，第五师师长郑士琦被派督理山东军务善后事宜，督军名称从此废除。一年半后郑被张宗昌取代。张曾在冯国璋部下任职，曾同孔繁霨代表冯总统来山东访问，和先生见过面。这次张出长山东，先生已不是议长，且因消渴病严重，脱离政治生活。1928年秋，先生由故乡来青岛养病，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才回到安丘。
  1935年左右，先生和在邹平办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梁漱溟成了相识，抱着为地方办点事的念头，介绍了些安丘学生参加研究院学习，并想在故乡试办一下。1937年春，研究院派人到安丘指导成立乡农学校。安丘县共分六区，每区各设乡校一所，布置粗定，"七七”事变发生，邹平研究院解散，安丘乡校亦先后解体。
  先生由青岛回到安丘后，在西乡马郎沟友人于焕州家暂住，旋迁西南乡水帘沟亲戚家。当时那里住着游击队，首脑人物多系先生昔年学生，所以安然留居五个月。国民党第八区专员厉文礼驻扎安丘西乡罗圈崖一带，想网罗地方知名人士，一再邀先生到他部队当顾问，先生托病拒绝了。为避免厉的纠缠，扬言去沪治病，暗中绕道到青岛，不久家属也来了。为保密，报户口用了夫人名义。先生本想市隐，被伪青岛维持会会长赵琪发现，企图拉他下水，先生婉言拒绝。
  先生通过旧友于春圃、黄公渚结识了女诗人吕美蒜，遂成诗友。吕是皖南旌德吕阁学之女，曾在东北某大学任教，曾被日本皇宫邀赴菊花会。日军占青岛后，吕将当年皇宫请柬陈列出来。来访日本军官皆向请柬行礼不敢滋扰，先生也因与吕文字之交而得以安居。
  日占青岛期间，国民党当局曾邀先生三次。初是重庆来人说国民党政府已发表先生为山东省参议会副议长；二次是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派人邀先生赴鲁南山区，成立山东省参议会；三次是鲁苏战区总司令兼战区党政分会主任委员于学忠，派人邀先生到山区组织力量倒沈。先生皆拒绝前去，此后留青八年，未与外界联系。日本投降，美海军陆战队到青。国民党大员接收了敌产。青岛市长李先良派部下张益瑶见先生咨询对“接收”的意见。先生荐杜星北出任文教部门委员。
  驻青美军蛮横无理，酗酒滋事，打死打伤市民之事经常发生，汽车肇祸尤多。先生老友安鹏东之子仲达被美军杀害。先生约老人数位到绥靖公署见司令丁治磐请愿，要求他向美军提出抗议，惩凶索赔。丁由绥署拨给一笔抚触费了事。
  安丘同乡郑宓园因公赴临沂解放区，先生让他带去只落下款的两幅亲笔字作为证明，面见昔年诚社老友刘民生、张伯秋，借便取得联系。其后梁竹航由解放区来青，带有张伯秋给先生的私函一件，希望先生与梁晤谈。但梁未能面见先生，他走后行总鲁青分署毕圃仙始将信送交先生。他说:“梁君到青后出入均由美军伴随，为免出意外，这信只好留我代交。”先生为此曾问分署署长延国符：“当时梁不能到我处，何不招我前往一谈?”延只笑不答。
  先生已看到国民党走上了绝路，李先良和市党部主委葛覃都邀先生出任青岛参议会议长，先生婉言谢绝。又有人请先生去重庆，说一俟山东省参议会改组可任议长，济南方面也请先生执行副议长职务，先生均借口衰老不能乘飞机而谢绝。
  青岛解放前一年多，山东教育厅想用饥饿迫使学生充当炮灰，学生起而反对，先生从中斡旋，予以援助，使之未成事实。
  丁治磐去职，刘安祺由东北调青继任第十一绥靖区司令。刘是鲁南峰县人，对先生素甚钦仰。曾多次会见先生，祷如前辈，敬礼有加。在青岛行将解放的关键时刻，先生亲见刘安祺，晓以大义，动以乡情，说服他保全这八十万人的名城。1949年春，我胶东军区通过民主人士刘仲让与先生联系，请先生劝说刘安祺接受“不战善退、保全青岛、留有余地”的意见，并建议留下消防队，临时维持地方治安，先生慨允。刘仲让还直接与老同事、国民党消防队队长马元敬接触做工作，使其接受了我党主张。
  （三）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先生为人民办点事的夙愿得偿，年虽七十有三，却劳瘁不辞，于引退二十五年之后，再度出任公职。历任青岛市各界人士协商会议副主席、青岛市社会救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山东省各界人士代表会议代表、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青岛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至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1966年10月29日先生与世长辞，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