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抗日战争时期，曾经盘踞泊里，称霸一时的李永平匪帮，一九三七年前后在诸城县鲁山一带为匪，自称“东山军”。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被国民党山东第八专员历文礼收编为苏鲁战区游击队第二纵队六支队。一九四二年，李永平投靠日寇,其部队被编为滨海区警备军，他摇身一变成为司令。该匪在泊里一带横征暴敛，欺凌百姓，作恶多端，长达八年之久。在其统治下，泊里一带村村凄风苦雨，户户啼饥号寒，群众无不恨之入骨。
  李永平原籍高密县人，出身破落地主，幼年读过私塾，下学后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后来干了土匪、汉奸；投靠日宼时，兵力约五千人，司令部设在泊里，下设参谋、副官、秘书、军需、军械、政训、军法、军医八大处和三个步兵团。一团驻防泊里，团长李贤斋；二团驻防逢家台后，团长刘均；三团驻防日照县东王家滩，团长齐太来。司令部和各团分设特务营、特务连、重机枪营、重机枪连、海捞大队、传令队和便衣队。
  司令部周围岗楼、碉堡星罗棋布，修有六座碉堡、十二座暗堡和一百多处岗楼，在南门外还筑有六米高五米宽的警戒台。四周筑有四米髙的围墙，总长一千五百米，墙外布电网，挖有三米宽二米深的盖沟和壕沟，壕沟水下插竹扦，沟外设排桩、架木栅。在泊里外围，南至两城，北抵六汪，设大小据点四十二处，凡较大据点皆修有碉堡、壕沟和排桩，层层设防。李匪为加强军备，保障军需，还建有兵工厂和被服厂。兵工厂建在崔家庄，与司令部之间有钢筋水泥构筑的地道相通。工厂有厂房一百五十间，机床约八十台，分翻砂、锻造、钳工、铣床、木工和技术六个作业组，约有工人一百名。从青岛聘请的技术员及技工。原料由日寇供应。主要生产日本式歪把机枪、水压双筒重机枪、大盖步枪、匣子枪以及子弹、手榴弹、炮弹等等。厂四周筑有围墙和近二十处岗楼，设电网、壕沟、木栅、排桩，戒备十分森李匪盘踞泊里八年之久，依仗日寇祸国殃民，肆意奴役百姓。一九四一年，李将泊里一带的百姓，不分男女老幼，强行逐个拍照登记，发放所谓“良民证”，并按花名册抽拔壮丁，规定：凡家中有十六岁至五十五岁的男女都须服劳役，每户五抽四、四抽三、三抽二、二抽一，只有一个的全年服役二百天。李匪扩建司令部，修筑防御工事时，对出工群众动辄拳打脚踢、枪捣鞭抽、关押罚款，群众苦不堪言。特别是冬天，朔风凛冽，群众衣单腹空，被逼迫整天浸在半米多深的水里挖壕沟，寒气伤骨，有的染病死亡，有的落下终身残疾。一九四二年冬，李永平携其三妾董淑文去夏河城寻欢作乐，途中翻车，李一怒之下返回司令部，令伪乡队副冷洪三强迫群众在一天内将路修好。
  李匪为严防八路，袭用日寇法西斯的“五户联保”制，即一家私通八路或被认为有私通嫌疑者，不仅全家受害，同保四户也要株连治罪；谁家如从泊里以西娶亲，“联保”必须填写女家与八路绝无来往的“保证书”。另外，各村要“选”两名“公证人”监听百姓言行，有谁说话不小心，或者三人一起低声细语，被“公证人”发现，性命就难保。一九四五年秋，夏河城群众杨珍说了句：“八路军快来了”。被伪区长王德三抓去拴在马腚上，驱马狂奔二十五里，杨被拖得遍体鳞伤，半死不活，王下令要将杨活埋，杨的双亲为保存独子性命，筹措巨款，央求王德三的十几位长辈一齐跪求，杨才幸免一死。
  除“五户联保”外，群众走亲访友，赶集上店也须到伪保长处交待外出地点，登记入册，领取出入证。如丢失出入证，轻则挨打，重则被扣上“私通八路”的罪名。泊里河东村的苗元法，丢了出入证，被抓去吊打非刑，罚款七块银元，苗被逼服毒自杀。夏河城有一铁匠杨茂资到下村赶集，途中因避雨误了赶路，杨忍痛用铁丝将自己肚皮划破，佯称得了霍乱，方才免去一场灾难。更可恨的是群众外岀要饭也得一天领一次要饭牌，随大人要饭的孩子脸上要盖印记，如不慎抹掉印记，回村就要挨打。夏河城刘柏青的祖父接连几天领不到要饭牌，饿得实在受不住，只得用牛粪充饥。李匪为了防范共产党，还将各户养的狗登记入册，编号挂牌。入夜令群众将狗拴在墙外担任警戒。丢了狗要及时报告并买狗补上。在李匪统治区的妇女，境遇更加凄惨。在李匪被服厂做工的妇女稍出差错，轻则挨打，重则受罚；稍有几分姿色的妇女则遭工头污辱。夏河城北有一名姓刘的妇女，因缝错军衣扣，被指责为“故意捣乱”挨了一顿痛打，罚粮二百斤。刘四处借款，缴上罚粮并被迫摆席一桌谢罪。代家庄一名妇女怀孕后，直到临产也未获假一天，最后在夜晚回家路上分娩，婴儿冻死，自身得了产后风。
  由于李匪奸污妇女，迫使群众有女不敢久养，女孩子长到十二、三岁就设法送到外村亲朋家抚养，长大后在外村出嫁。泊里河西村许老三有一女儿长得俊俏，被李永平相中，派传令兵深夜闯入许家，持枪威逼说：“李老爷要见你闺女！”许跪地哀求，匪兵不睬，径直闯入内室，用大衣裹起扛走。匪军秘书长孙效愚见河头村王建民的女儿长得美貌，随命传令兵登门讨妾。王闻讯将女儿藏入炕洞,孙将王吊起,边打边骂：“今天不是揍舅子，而是揍丈人。” 逼得王走投无路，上吊自杀。李永平匪帮不仅在政治上统治欺压群众，而且在经济上横征暴敛，敲骨吸髓，害得百姓终年挣扎在饥饿线上。李匪名义上规定：每亩收捐小米五斤，杂粮六斤，谷草五十斤和大洋两块。但实际捐税多如牛毛，名目繁多的地亩捐、地方附加捐、粮商税务捐、壮丁捐、人口捐、地方建设捐、集市贸易捐、渔业捐、关卡捐等捐税。害得群众一贫如洗。一九四一年四月，李匪一天下三次捐条，泊里河北村的赵珍贡种着十一亩地，原本全家尚可温饱，但被苛捐杂税闹得家无隔夜粮，终因交不上捐，被扣以“抗捐”之罪，抓去剥光衣裳，吊在树上用弹头挖肋骨，打得遍体青紫。赵被逼无奈，卖掉土地，携妻带女外出讨饭。夏河城北有一寡妇陈氏，其夫挖壕沟时病故，孤身领着两个孩子度日。一九四一年春，李匪下捐条限三天交齐，陈氏无力纳捐，被迫以房抵捐，赶出家门。
  李匪将搜刮来的粮食转运青岛，为日宼侵华效劳。一九四三年春，时值渔汛季节，李匪强令所有渔船为日寇运粮，一次即运小米二十万斤。同年初秋，又运小米、瓜干二百万斤，渔民敢怒不敢言。在李匪残酷的经济盘剥下，有的群众不得不以房檐草和坟场里的野菜充饥。
  一九四四年春，侵华日寇节节败退，泊里一带地下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斗争。提出：“先打李、齐、王，再打孙和吴”等口号（吴指三团继任团长吴忠玉）。李匪疯狂搜捕屠杀我共产党人和无辜百姓。他令伪副区长于举千编演反共戏剧,污蔑共产党为“红眼绿鼻”、“共产共妻”；事后又命马家庄小学师生上演反动戏剧，但是，在我地下党的领导下，学校师生与李匪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李气急败坏，密令便衣队搜捕共产党，指示其爪牙：“宁错杀一千，不漏网一个”。并派兵将泊里附近的高粱砍光，日夜监视泊里以西八路军的行动。同年夏，李匪先后逮捕了近百名所谓“危险分子”，惨无人道地将这些群众活埋于蒋家庄，其野蛮和残酷令人发指。无辜群众被活埋的并非一次，早在一九四三年春，琅琊窝龙村有一户姓毕的兄妹三人，妹妹卖烟酒，因其家中常有人进出，伪区长王德三即怀疑其私通八路，抓去活埋在庄西头。为了 “斩草除根”，同年秋又将其两个哥哥抓去活埋。一九四四年冬，两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匪首李永平病死于青岛，李贤斋接任司令。这个刽子手一上任即派出便衣队，刺探我地下党组织，搜捕屠杀我共产党人。一九四五年四月，李贤斋派兵包围马家庄，将共产党员杜雨、杜基农、杜效先、张锡功、尹兆河及“嫌疑分子”共二十多人逮捕入狱。随后又逮捕了我地下党员王星伍同志。四月十日，李匪在泊里召开所谓“戡乱救国庆功大会”，强迫群众参加，会后枪毙了近三十人。
  李贤斋对我地下党员杜雨同志施加酷刑，灌肥皂水，坐老虎凳，抽皮鞭，然后往伤口搓盐贴麻，再将麻揭掉。杜雨同志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他正气凛然，坚贞不屈。李贤斋于五月初一将杜雨等十一名同志绑至蒋家庄杀害。杜雨同志在就义前高呼：“杀了我杜雨，杀不尽共产党”，匪兵惊慌失措，忙用铁钳将杜雨牙齿敲掉，后被活埋。
  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泊里大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我军向匪帮发起攻击。李匪将百姓家的棉花和食油搜刮起来做成油灯，于夜间点燃，将围墙内外照得如同白昼，匪兵日夜困守炮楼，妄图顽抗。我军在群众的支持下,从距离匪军碉堡六里外的地方挖坑道直通碉堡脚下，然后将炸药装进木箱，秘密运到碉堡下。十二月三十日，匪军碉堡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化为一片瓦砾。我军前仆后继英勇作战，穷凶极恶的匪帮顷刻瓦解。匪军司令李贤斋、伪区长王德三乘机化装潜逃（后在安邱自毙）。未及逃跑的匪兵全部被俘。
  一九四六年元旦，旭日东升，泊里人民群众在一片欢腾的爆竹声中迎来了解放。
  根据周福太、丁耀功、
  杜京等人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