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大青岛报》是辛亥革命后日人小谷节夫在青岛开办的中文日报，断断续续发行了近三十年。在旧社会的青岛来说，是发行时间最长的一份报纸。现就记忆所及，将《大青岛报》和社长小谷节夫的一些情况扼要记述如下：
  辛亥革命后在青岛发刊的《大青岛报》，原名《青岛日报》，是日入鬼头玉汝和小谷节夫开办的。最初是四开一张，而且是中日文并列。也就是在一个版面上上面是日文，下面是中文。到了一九一五年，分为两报：日文部份由鬼头玉汝负责，定名《青岛新报》；中文部份由小谷节夫负责，定名《大青岛报》，社址在中山路南首今侨汇商店附近。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人取代德国统治了青岛，《大青岛报》和小谷节夫更有了用武之地。他利用市民痛恨军阀横征暴敛的心理，在报纸上攻击军阀割据，祸国殃民。称农民被迫起来暴动是“官逼民反”，说“官即是匪，官和匪的区别只是有权、无权。他们都是残民以逞的。”这些话在当时中国人办的报纸中是不敢讲的。因为这是小谷节夫的报纸，军阀奈何他不得。如《公民报》主管胡信之，因为支持工人运动，不断发表反帝反封建的文章而被军阀张宗昌枪杀。报社被封闭，全体工作人员被捕。而《大青岛报》就是因为小谷节夫的关系，使军阀们不敢轻易下手。后来，总编酆洗元离开了《大青岛报》，自己在安徽路、平原路口开办了《工商新报》。《大青岛报》的总编辑先后由张海鳌、王效古等担任。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的八月十四日，青岛发生了“德县路事件”（一个日本兵在德县路天主堂附近开枪自杀，日方诬称是中国抗日分子打死的），青岛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不久，日本军政机关及侨民全部撤退回国。青岛市长沈鸿烈也惶惶不可终日，于是炸毁了日本几个纱厂后撤退了，这是当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事。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日本海军由山东头登陆，没放一枪一弹就侵占了青岛。不久，小谷节夫也由日本返青。在市北区武定路（现武定路小学校址）复刊了中文《大青岛报》和日文《青岛新报》。
  这时的《大青岛报》，已完全在日本军部的控制之下，已不能像过去那样言所欲言了。除偶而对贪官污吏奸商市侩及社会上一些不良现象有所抨击外，整个内容全为日本军部的“建设东亚新秩序”服务，满篇尽是“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的口号了。这时小谷节夫虽然还是社长，但他已成为日本在青岛的高级政客，对报社的事务不像以前那样关心了。编辑部的负责人最初是姬铁梅，姬病故后换了何东良。何东良被小谷节夫送往日本深造，又换了李种蔚（李萼）。
  《青岛新民报》是一九三八年初开始发行的，最初社址在兰山路（战前的兰山路小学）是伪市署领导下的报纸，这时市长是赵琪。伪市署下了一个文件，通知全市工商团体必须订阅《新民报》，发布政令声明，必须在《新民报》上刊载为准，并没有提到《大青岛报》。这使小谷节夫很不满意，就亲自写了一篇《社论》加以指责。认为市署下达这个文件是不公正的。《大青岛报》发刊的比《新民报》早日为什么受到歧视。同时并涉及了他和赵琪过去的一些交往情况，措词严峻。也不知是谁把这个消息透露给赵琪了。就在已经排好版的当天下午，赵琪坐着汽车匆匆来到武定路《大青岛报》社址，找到小谷节夫，拉着小谷节夫就走了。时间不长，小谷节夫给编辑部打电话，把这篇即将付印的《社论》抽了下来。
  后来，由于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利，人力物力都感到缺乏，报纸也不例外，在生产和运输上都成了问题。为了节约纸张，于一九四二年将《大青岛报》和《新民报》合并，改名《青岛大新民报》。《新民报》原来的社长是尾池义雄，合并以后由小谷节夫伍社长。同时合并的还有日文 《青岛新报》和《山东每日新闻》，改名为《兴亚新报》，社址在上海路六号。
  《大青岛报》和《新民报》原来各出两大张，由于纸张紧张，各改为一大张，合并后不久又由一大张改为半大张，到了日本投降前一个阶段，又缩为半大张的二分之一。字体也改为扁体六号。每况愈下，已不像张报纸了。
  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日本军警对中文报纸监视甚严，每晚开印之前的“大样”，必须送日本领事馆警察署和陆军内田部队（后为桐部队）检査,必须经过这两个单位的签字之后才能开印。只要他们认为不妥当的新闻和语句，便通知去掉。因为铅版已经打好，没有时间更换内容了，于是印刷车间工人就将需要去掉的部分铲去，铲去的部份就是没有字的空白，职工给这种现象起了一个名字叫“开天窗”。市民对此已司空见惯。皆认为凡是“开天窗”的地方，都是对日本不利的地方。有的好事者还打电话询问报社：“'开天窗'的内容是什么?”
  《大新民报》于抗战胜利后停刊，由国民党市政府接收，在原址（中山路六号）发刊《青岛公报》。
  小谷节夫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是日本冈山县人。冈山县离大阪很近，过去是一个以编制卧席（日人叫“榻榻米”）出名的县。他髙中毕业后不愿在家从事这种职业，辗转来到中国，在上海考入日入办的同文书院。毕业后，先后到过北京、天津、济南。后又来到青岛，开办《大青岛报》，自任社长。
  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能写通顺的文言文和白话文。他对中国的文学艺术很爱好，对中国的历史也喜欢研究。就这样，他在日本被认为是一个“支那通”，是侵略中国能派上用场的人物。后来又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参加了“大政翼赞会”（日本政府的咨询机构），成了日本政坛上的风云人物。
  小谷节夫和铃木格三郎关系非常密切。铃木是青岛铃木丝厂的厂长。他披着工商业者的外衣，实际上却是日本政坛上的活动家，与日本内阁的高级人物保持着接触。据传小谷节夫所以能当上众议院议员，参加大政翼赞会，铃木格三郎曾起过决定性的作用。
  在二十年代初期，他带着《大青岛报》记者陈介夫去日本观光，并带陈去会见当时的日本外相（首相犬养毅的女婿），再三说明中日两国应该和平共处，不应诉诸战争。外相对他的话很赞同。但当时的日本政府是少壮派军人当家的，一味迷信只有用武力才能征服中国，他们不愿听“和平”这两个字。小谷节夫曾向众议院议长提出和平主张，要日本放弃使用武力的国策。当议长在议会公开提出来时，遭到日本陆相、海相的交口指摘，使议长被迫辞职。
  他在中国期间的活动和言行，深不可测。他曾当过吴佩孚的顾问，月支车马费四百元，后来又当张宗昌的顾问，月支车马费六百元，他到底和吴、张都搞了些什么，外人不得而知。他只说吴佩孚是军阀中的佼佼者，单就“不住租界、不纳妾”来说，不但是军阀，就连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也是做不到的。
  他经常对报社职工说，他是“日本骨头中国肉”。一天到晚笑嘻嘻的，没有日本军人那种飞扬拔扈以战胜国自居的姿态"他到上海去，从租界里买回一大捆抗日的《新闻报》、《申报》等。带回编辑部给中国职工看，他说：“里面大骂日本帝国主义。你们只准看，不准对外讲，日本宪兵队是不允许中国人看这种抗日报纸的。”
  《大新民报》的一位编辑何东林，因抗日嫌疑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了。小谷节夫和日人主干（总编辑）乔川浚共同努力设法保释出来，何东林很感激他的救命之恩，把家藏的一部《二十四史》送给他，他高兴万分，认为这是了不起的最高贵的礼品。
  在青岛沦陷期间，日本军政人员及侨民趾高气扬，对中国人横眉竖目，疾言厉色。小谷节夫认为这是不应该的。要中日真的友好，必须首先由日本人做起，对中国人和蔼亲切。于是他以众议院议员，大政翼赞会成员的身份发起了一个“和蔼亲切运动”，在报上大肆宣传，要日本人在和中国人交往时必须和蔼亲切。日本军宪对此很不以为然,但因为他有政治身份，也只好听之任之。
  一九三八年发住了“五卅惨案”，日本侵略者以“保护侨民”为借口，派兵攻占了济南，去济南焚杀掳掠，无恶不作。这时，小谷节夫从军部拿来一张照片，是中国人打着日本国旗欢迎日军进济南的。很明显，这是日军用刺刀逼着中国人干的。小谷节夫要把这张照片制版登在《大青岛报》上。陈介夫、郭应敏表示反对。对小谷节夫说：“中文报是给中国人看的，中国人不相信这是事实,登这样的照片没有意义。”就这样，陈介夫、郭应敏先后离开了《大青岛报》。
  小谷节夫去上海吋，受到汪伪市长陈公博的隆重接待“这时陈介夫在上海开办民康药厂，小谷节夫坐着陈公博的汽车去看他。对中日两国继续打下去，弄得两国民穷财尽表示忧虑。他说汪精卫的“和平反共建国”也得不到广大中国人民的支持，起不了什么大作用，只有日本把军队从中国撤出去,中日两国才能化干戈为玉帛，才能真的共存共荣。
  他经常穿西装或长袍马褂。甚至认为小谷节夫不像中国名字，于是对中国职工说：“把小字去了就叫谷节夫吧,中国有姓谷的，没有姓小的。往后就叫我 '谷先生’。”他把独生子送到北京天学深造，因用功过度青年夭亡。他用中文写了《挽联》来追念他。
  1988.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