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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传入中国较早，影响很大。"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可以说达到了极盛时期。"天下名山僧占多”，但佛教在崂山的活动范围、规模、影响，却远不如道教。这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不过，佛教传入崂山，却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要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代。
  1980年在夏庄镇法海寺附近出土的残破石雕佛像，多、是髙髻、隆准、大耳、坦胸、跣足；刃法粗犷，朴实无华。据专家考证系南北朝时代的作品。有一块佛座上就刻有“大齐武平二年岁次辛卯（公元571年）五月丁未朔七日癸丑……“字样。
  早在魏末西晋初，崂山就已建成了一座规模较大的寺院“崇佛寺"（即荆沟院），当时寺内驮碑的大石龟（正式名称应为"赑屃”），至今犹存。1967年在该寺原址所在地院后村（惜福镇东），村民李永业在挖菜窖时，挖出了一块残碑，上面刻有“魏甲申”的字迹，是该寺建于魏元帝曹奂景元五年（甲申，公元264年）的佐证。
  中国僧人到“西天”取经最早的使者，恐怕要属东晋的高僧“法显”了，比唐僧玄奘还早二百多年。他在取经回来后就到过崂山。《高僧传•三》中说，法显“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以（东）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与同学慧景、道整、慧嵬等发自长安，西渡流沙……”这时法显已六十五岁。后来同伴死去，他独自历尽了千辛万苦，“凡所经历三十余国，后到天竺“。二年后又到了“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又二年，带着丰富的藏经资料“附商人大舶，循海而还。”归途中遇到风暴，飘流到“耶婆提国”（今爪哇），停留五个多月才又搭船赴广州。谁知又遇风暴，飘流多日，“忽见藜藿依然，知是汉地……即乘船入浦寻村，见猎者二人”，经询问才知是“青州长广郡牢山南岸”，就是现在沙子口的楮栳岛。
  法显在牢（崂）山住了半年多，在太守李嶷的支持下，集资修了一座“石佛寺（后更名“潮海院”），他才“南造京师”；"后卒于荆州辛寺，享年八十六岁”。
  到东晋末年，“潮海院”的法事活动已具较大规模。以后又修建了“大士庵”与“崇德庵”为下院；继而崂山西北隅也修起了一座小庵名“石竹庵”（后改名“慧炬院” ）。这些寺庙均属早期崂山佛教活动的重要场所。
  “法海寺”，创建于魏武帝时期（据法海寺碑铭）。后来在南北朝动荡战乱年代，佛、道两家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窝。据道宣 《广弘明集》载，“（北周）建德六年（公元577年）周灭齐”，周武帝宇文邕认为“佛生西域，朕非五胡……可以废之。”又据《房录》载，一切寺庙、佛像、佛塔、经典都遭到破坏，三百多万僧尼被遣散还俗。这时崂山铁骑山西麓的“荆沟院”有和尚二百余名，平日就和村民有田亩地界争执，在这种政治气候下，遭到官府、士绅、村民的巨大压力，庙宇被毁，还有许多和尚丧生。法海寺此时也遭到破坏，前文提到的1980年7月在该寺附近出土的一百多件残缺石造佛像，就是历史的见证（这些佛像现保存于崂山文化馆内）。北周宣帝即位后，于大成元年（公元579年）取消了废佛毁寺的禁令，至隋文帝时才又重修了被毁的寺院。佛教再兴，法海寺也得以重建。
  据《慧光传》载，隋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佛教南派四分律始祖慧光的再传弟子道凭游东海军山法海寺，至华楼山之阴石竹涧（原楼底村，现原址已没入崂山水库）山谷中，见"石竹庵”虽已倾圮，但环境幽静，便出资重建；为纪念慧光祖师，定寺名“慧炬院”。道凭在此当住持数十年，至炀帝大业末年图寂。道凭的墓碑直到1958年尚完好，后修建崂山水库时淹没于水下。
  这一时期，法海寺在崂山地区影响很大。该寺和尚死后都实行火葬。寺东南约一华里处有一座高约二百米的山埠，是石门山西侧的支脉，这里就是和尚死后实行火葬、诵梵呗偈赞的地方，所以当地称之为“烧山”。直到“文革”时才更名为“少山”。
  唐朝初年，佛、道两家均受重视。有冯氏兄弟，在荆州玉泉寺同时出家；兄法名普济，弟名普丰。武则天久视元年（公元700年），普丰至四川峨眉山，后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又东行至崂山各寺挂单，并遍游名胜。他此时在烟台顶之南的桃林幽谷中修了一座寺庵，名“峡口庙”；其后又在今铁骑山之东修了一座分院名“桃花庵”，在“峡口庙”东五里许之东台村建起另一座分院名“普济寺”（后改名“姑子庵”）。普济寺中有一棵中国槐，树龄已逾千年，至今生机盎然，十分茂盛。树旁原有一座石碑，上刻“五百年树仙槐卿德”，并附有小字“唐僧普丰植”。此碑在
  “文革”中虽遭破坏，但残石至今犹存。
  “峡口庙”于唐末废弃；至明末，又由即墨黄氏出资重修，为华严庵下院之一。三十多年前毁于暴雨山洪。
  据《圆仁入唐巡记》载，日本名僧“圆仁”于“唐开成四年（公元839年）搭船到中国扬州登陆，后到密州诸山（大、小朱山，牢山）”；回国时又一次游览“登密二州各山”说明崂山佛教还曾与东瀛有过交流。
  唐会昌年间，唐武宗崇奉道教，又发生了一次废佛风波，据《玄畅传》载：会昌五年四月，“年四十以下僧尼尽勒还俗“，后又令“五十以下还俗”。“五月终，长安僧尼尽”，连天竺沙门难陀、宝月，日本僧人圆仁也遭到厄运。据《职官志》•载：“八月，武宗诏载天下共拆寺四千六百余所，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这一席卷全国的废佛风暴，当然要波及崂山，法海寺又遭了一次洗劫。在前文谈到的1980年出土的佛像中，有一部分即为唐代石雕像。
  唐宣宗即位后，却一反前令，对道士进行了残酷镇压；崂山道教又遭到一次厄运。直到五代时崂山的道教宫观尚未完全恢复。宋王朝建立之后，道教重兴，在崂山的势力渐大，佛教无明显发展。直到宋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才由住持宝寿重修了法海寺。据元泰定三年《重修法海寺碑》碑文载称，住持宝寿，法号圆通，至于本寺，乃重修庙寺，内外面貌一新，香火大盛。圆通圆寂后，弟子们追念他的功绩，在寺西建塔祀之。后来明代永乐年间又为僧人广进、玉柱分别建了两座塔，"崂西三塔”，成为一处胜景。可惜“文革”期间已遭破坏。
  这一期间，佛、道关系较好，在同一座庙内同时供奉“如来”和“老君”的情况并不鲜见。这和宋徽宗提出佛道合一的主张有直接关系。如铁骑山南的“百福庵”，原来就叫“百佛庵”，因为庵中有一个天然石洞名“萃园洞”，洞里供奉着一百尊铜铸小佛像，因而得名。到清顺治年间道士蒋青山为该庵住持，才更名“百福庵”。这些小佛像直到“文革”前，散落在院后村民间的还有数尊。
  宋、元两代，崂山道教虽盛，但佛道两家一向和睦相处。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明朝万历初年。此时的太清宫，实为和尚、道士、道姑分院并存的庙宇。万历十一年，僧人憨山来到崂山，，在巨峰顶前铁瓦殿上面的慈光洞内面壁静修；洞口上镌刻的“慈光洞”三字就是憨山的手迹，至今犹存。这时憨山与附近白云庵的道士耿义兰相识，并过从甚密，十分融洽；但谁也没料到两年之后，两人竟反目成仇，引起了一场轰动一时的佛道斗争。
  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憨山在太清宫三清殿前耗巨金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佛刹“海印寺”。憨山是凭太后的"口谕”支持建造的，在修建过程中损毁了不少太清宫的碑碣，并因争夺建庙基地与道士发生纠纷。这时耿义兰挺身而出，带领太清宫道士多次到州府告状，却毫无结果。因为憨山有太后做靠山，有恃无恐，而地方官吏，谁也不敢冒着风险处理。耿义兰破釜沉舟，亲自进京告“御状”。万历皇帝与太后在政治上本是两派势力，在宗教信仰上也有分歧，所以这时的宗教矛盾实际是政治斗争的表现。皇帝为了打击太后一派，便积极支持道士，万历廿八年降旨毁寺复宫，憨山被远戍雷州（今海南岛）。于是这场官司，便以道士全胜而告终。
  佛家虽遭到严重打击，但并未一蹶不振。此时又有两位名僧达观与桂峰来到了崂山，开展佛教事业。
  海印寺被毁之后，憨山的弟子洞闻与汉月携带藏经、法器等西迁至慧炬院；憨山写的《华严玄谈》、《楞严通议》等七部阐发佛教教义的著作，终于保存了下来。后代佛教信徒为纪念憨山，在海印寺废墟旁立了一块刻有"海印寺遗址”字样的石碑，碑上并刻有小字说明：“明万历十三年憨山大师建海印寺于宫前，二十八年降旨毁寺复宫。”
  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即墨县进士黄宗昌辞官归里，在崂山三标山西麓建“玉蕊楼”隐居著书。那罗延山原是黄家在崂山放牧、狩猎的私人山场，黄家又出资在山阳修建佛寺“华严庵”；但即将竣工之际，毁于兵燹。后黄宗昌之子黄浦仁及后人黄坦将黄家花园修成佛寺"准提庵”，由黄家的客僧慈沾作住持。慈沾又在黄家资助下重修华严庵；庙址迁至那罗延山东濒海之处，由慈沾作住持。华严庵殿舍俨然，宏伟壮丽，法事兴旺。慈沾八十四岁圆寂于庵中，弟子们筑了一座六级青砖塔以纪念他的功绩。此塔至今犹存。
  华严庵虽建庵较晚，但影响较大。这里存有清雍正年间刻印的大藏经一部，还有明代手抄本《册府元龟》等经书。解放后经郭沫若鉴定，系稀有之珍贵文物。
  华严庵继慈沾之后另一位主持是善和。据《莱州府志》与《于七抗清记》载，善和即抗清英雄于七。于七又名孟熹，生于明万历三十七年已酉（公元1609年），栖霞县唐家泊村人。曾广学诗文，并师事胡登选学习剑法武艺，性好见义勇为。又据《莱阳县志》载，于七在明末曾考中武举，因对清廷暴政不满，乃揭竿起义，领导当地农民队伍，打下了胶、莱、登等十五个集镇州县，朝廷震惊。后清军大举镇压，起义军终以寡不敌众而告失败，官兵多战死。于七于康熙元年五月突围，逃至崂山脚下港东村潜居；后以莱州府追缉吃紧，乃避入华严庵，被慈沾法师以沸水毁其面容，骗过了捕役，于康熙五年出家为僧，法名“通澈”，受戒后法号“善和”。慈沾圆寂后，他继任华严庵住持。
  这一时期，由黄氏重修的佛庙除华严庵外，还有烟台山前的峡口庙，劈石口北、三标山东麓之灵圣寺，鳌山卫王村海边的黄山院，金口的天后宫（现庙殿保存完好），即墨东关的关帝庙、西关的观音庙。这些庙宇都受华严庵管辖，华严庵直接受黄家控制。当时华严庵内有和尚八十余人，土地四百余亩，出租给农民耕种，每年可收米粮两千余升。
  通澈善和（于七）圆寂后，僧徒们为他建了一座石塔，上书“庄严示寂弘戒大师澈公上善下和塔”。石塔在“文革”中被毁，倒塌之石柱、石碑至今犹存。
  乾隆初年，法海寺香火日渐兴旺，原有的临济支宗与曹洞、黄龙共三个宗派的僧徒共居该寺。因殿舍年久失修，三派僧人遂共同发起募捐修缮。据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重修法海寺碑》碑文称，该寺是由喜乃、喜祥等十二个和尚共同募资重修的。并将该寺“戒腥荤、戒贪财、戒色欲、戒离析、戒破坏、戒纵酒"六大戒法铭刻在碑上。凡犯戒者要遭到“责逐”，永不许归寺，可见庙规很严。“六戒”中第四戒特别规定了“戒离析”，这是因为三个佛教宗派同居一寺，需要强调各派的团结。
  康熙年间崂山尼姑庵也有发展。据即墨蓝水述：胶州城有一王姓女子，削发为尼，法名广住。她先去京师受戒，后至浙江普陀山学法多年，后来至崂山白云洞没日岭，自己动手修复了原来已废的普庆庵。又由胶州邓夫人与白云洞道士合力资助，在日起石扩修了清风洞（又名高石屋）。广住在此苦修了十八年，殁后葬于洞下。
  即墨黄家本为明代望族，祖孙三代都在明王朝覆亡后不再做官，多隐居崂山。黄宗昌之堂弟黄宗宪之子黄培，原为明末袭锦衣卫指挥佥事官，清代遭文字狱被杀，黄培之子黄贞明把他父亲的灵柩迁葬至水清沟南山，然后隐居崂山。黄贞明的妹妹也到潮海院削发为尼，法号喜岩。她居室内悬挂着父亲黄培的画像，不忘杀父之仇。后来她又迁到巨峰前髙山古庙白云庵独居。白云庵前的白木槿即这位尼姑手植，至今犹生长十分旺盛。
  另据凉水河一百零三岁老人朱新科口述：僧人海靖俗姓曲，沙子口石湾村人，与朱新科为结义兄弟。海靖于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先在石湾庵出家，后又至潮海院拜文武双全的住持僧觉成为师。光绪廿四年（公元1898年）觉成七十六岁时逝世；二十二岁的海靖便担任了潮海院的住持。他与众僧募化集资，于光绪廿九年重修了殿堂，扩建了围墙，增修了大金鱼池和娘娘殿，僧众达二十余人。朱新科曾任军阀吴佩孚的幕僚，他请吴佩孚亲笔题写了“潮海禅院”四字，由海靖制成巨匾，悬于殿檐下（匾在“文革”中被毁）。吴佩孚军阀势力失败后，朱新科便回凉水河隐居，后至潮海院与海靖合居，协助管理庙务。1948年海靖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海靖之弟由石湾庙转到潮海院继任住持，朱新科仍在庙中协助主持庙事，讲授禅法，所以朱实际是潮海院中未削发的僧人。
  到清末民初，华严庵、法海寺、潮海院已成为崂山佛教鼎立的三大寺院。
  民国建立后，崂山佛教仍有发展。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即墨东关帝庙和尚能义，接受能辉、能悟、能凯三僧的邀请，至华严庵担任僧职。庵中和尚莲桥，法名仁栋，拜能义为师，学习禅法。后来仁栋募资修建了一公里多长的盘山石道；石道从庵内直达海边，两旁密植松竹，使华严庵更加清幽壮丽。
  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崂东黄山村民、高山族后裔林玉瑞，年方十一岁，在华严庵出家，法名君页衡、在仁栋的教导下精心学习诗文、经典，成为一时名僧。1931年华严庵更名 “华严寺”，頵
  衡南游镇江金山寺、宁波天童寺等名刹，学习南派经韵禅法；回崂山后积极推广江南梵呗韵牌，结合北派的经韵，创出独树一帜的崂山梵呗赞偈。此时华严寺在当时青岛市长沈鸿烈支持下，维修、扩建，大为改观，寺僧达三十二人、1950年頵衡曾将他保存多年的于七画像一帧，献给了文物管理部门，是文物中的珍品。
  1942年后，国民党流亡青岛市政府和代市长李先良曾驻在华严寺，统辖崂山地区的“青保大队”与日寇作战。此时頵衡又收弟子果澄，是华严寺“文革”前最后一代传人。应该指出的是，二十年代以后，直到解放前夕，华严寺中僧人莲桥、法舟、知客僧圣瑄等，与官府勾结，参加“中统”和国民党，欺压乡民，无恶不作（详见《崂山餐霞录》第一辑《华严寺》篇）。他们完全背叛了佛教教义，成了披着宗教外衣的恶霸，是崂山佛教界的叛徒和罪人。
  崂山东李村文书（殊）普贤庙解放前也是较有名的寺庵。尼姑隆界，俗姓华，崂山双石屋人。因女儿被骗卖入青岛妓院，悲愤愁苦，到即墨茶棚削发为尼，时年四十六岁。后又迁居普贤庙。1947年又有益都二十三岁之王姓女子，父母双亡， 生活无着，到普贤寺出家，拜隆界为师。这时普贤庙是道姑、尼姑合居的庙宇，有尼姑八人，道姑二人。
  1950年后，法海寺已近荒芜。青岛湛山寺僧春智自愿来到该寺，自耕自种，对宙宇加以保护和经营。
  “文革”期间，崂山各寺院均遭洗劫，破坏惨重。但华严寺的藏经被有关部门保护下来；沙子口东风船厂的同志把当年潮海院（石佛寺）、石湾庵等寺院的五尊铁铸佛像完整地加以保存；源头村居民把法海寺的乾隆年间重修碑拉到家中隐藏起来，避免了破坏。这都是极难能可贵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青岛市、崂山县两级政府，非常重视佛教事务的恢复，拨出专款，委派专人，对各重要寺庙进行修复。当前，华严寺的修复工程已初具规模，法海寺的修复工作也正在积极筹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