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内容
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段祺瑞当政的中国政府宣布对德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两国到中国招募华工到法国战场上去充当战事劳工。那时，我便是被招募的华工之一。
我祖居崂山县南遥村，在山庵子上给人家看山。我二十三岁那年春（1917年），因贫困逼迫，同祖母流浪于即墨城居住。这年冬天英国华工局到即墨招募华工去法国，因生活所迫我就报了名，与英国华工局签订了合同。记得合同上规定月工资为三十元，一半按月由英国华工局发到家，一半按月在法国发给本人；其他衣食住行各项费用均由英国免费供给，合同的有效期为三年。
立定合同后，于一九一八年五月，我们即墨的华工约一千多人，在沧口集结，做去法国的准备。记得即墨去的华工，有城里的胡敦茂和刁更昌，还有八里庄的蓝珍清等人。华工局先给华工换上新服装，其服装按地区划分为各种颜色，即墨的华工都穿蓝色的。换好新装，就去编号，号码都是在铜片上打好了的,领取后将铜片卷成一个镯子，用机器固定在我们的右手腕上。领工的说，直到三年合同期满回青岛时，才能用机器把“铜镯”卸开取下。我的号码是“60105”。编完号后，各人都捧着用粉笔写好号码的小石板放在胸前照像，然后把像片贴在自己的薪水本子上，以便按月领薪时，对照在薪水本子上的照片按手印后领取薪水。照完像就编队，我编在八十六大队，也为一个营，约五百人。营长就是即墨的刁更昌。营是按班、排、连编制在一起的，每班十五人，另加一个工头，即班长。工头的左右袖口上都钉好一道红布条，排长钉两道红布条，连长钉三道，依次类推。所以通常也叫他们“一道”、“二道”、“三道”、“四道”；一班人也叫“一篷”，因为这十六个人同住在一个帐篷中。三篷为一排，三排为一连，三连为一营，营长又叫大队长。开始，各“道”都由中国人担任，可后来到了法国，连、营中又各加上一个英国工头，被称为英国"三道”、英国"四道”。他们不但能管中国的一、二、三、四 “道，而且还直接管华工。
编好队后，又住了些日子，我们八十六大队同另外两个大队，约一千五百人，同搭一艘英轮，从青岛启航，经日本，过白令海峡，到加拿大，达法国，下船后就改乘火车，行程时间达四十多天。路途中受尽了冻怕，因走的是北路，天气寒冷，记得路过白令海峡时，正是阴历的六月二十日，天下着大雪，船板上盖满尺把深的厚雪，人们整天蜷缩在船舱里;另外，有时还有德国的飞机追袭扫射轰炸。当时德国的飞机出现时，我们乘坐的轮船就发警报，让人们警惕躲避。
到了法国，几经转折，于骆耶耳找到了华工总部，这是法国东海岸的一个小村子。休息了几天，有的大队被分配去前线搞运输、挖战壕，还有的大队到后方搞农事。我们八十六大队被分配到法国的后方卡勒地区作农活，或在码头上装卸车船上的物资。在干农活中，我们五百人在一块大地块上种马铃薯、大头莱等农产品；耕地、种植、修锄和收割都用手工操作，只在收获搬运时用汽车运送；一天到晚是很劳累的。搞这样的农活，我们共换了五个地方。每天劳动十小时，一天三顿饭，大都送到田里吃，每顿饭每人半斤馒头或半斤面包，同时外加二两牛肉，或一盒罐头，或一盒豆；吃的一般半饥半饱，饭量大的是要饿肚皮的。但是，英国四道总是说：这些食品的营养，足够供应身体需要的了，不饥不饱身体才能长得好。其实这是掩盖他们对食品供应不足，怕工人反抗。
我们不干农活了，就去码头装卸货物，大都是装卸罐头、酒、肉之类的食品，或装卸马草。每当装卸食品时，饿肚皮的工人经常偷偷撬开箱子，拿出罐头、酒之类的食品，到厕所里去吃喝，因为当众吃喝，被英国工头看见是要受惩罚的。同时，一些不够吃的工人还往往借装卸之机，把偷出来的食品拿回宿舍，以备填补不饱的肚子，但仍要到厕所里去吃。
我们住的，每班一处板房，每人一个单人床。被褥、衣服、鞋袜等生活用品，都是按季节发换。还记得，我们一年四季每天晚上要洗冷水浴。按大队的英国四道说：洗冷水浴是讲卫生，健身体，不生病。可咱们中国人是不习惯的，而不洗是要受罚的。因此，也只得勉强地坚持天天洗。工人有了病，由医生给吃药、打针，该住院的就住院。住院一个月，照样按一天一法郎发给，超过一个月就没有这个待遇了，有病无论时间多少，医药费是环需自己垫付的，这也是合同上规定的。
英国工头对华工的管理办法是：如华人有了错，他一不打，二不骂，而是用扣工资、罚站的办法对待我们。如我们工人打架、骂人，先是”有理无理三扁担”罚两个钟头的站，然后再让打架、骂人的二人或三人，互相打，彼此骂，也是两个钟头，不打不骂还不行；.有时打架、骂人者哀求再不打架、骂人了，英国工头总是说：“我走了，您又要打骂了。”总之，非要你打骂个够不可。
在法国近二年的时间里，我们虽在后方种地、装卸，但也要经常防空，有时德军的轰炸机，贴着房子，打着机关炮飞掠而过。有一次，一个大炸弹落在我们班的板房门口，我惊得直了眼，幸好，炸弹未响，但我却落下一个惊吓病，从此，只要看见飞机，听到炮响，心就象抓出来一样。
欧战结束时，我们八十六大队在法国仅两年就病死了七、八个人。一九二O年三月我们离开了法国，乘轮船，经苏伊士运河和新加坡回到了青岛。回来这一路，走的是南路，把人们热得喘不过气来，工人们只好用海水泼船板来消热。到青岛之后，就与英国华工局办理了手续。还很幸运，每个华工还领到在合同上没有规定的六十元的安家费，并发镀金纪念章一枚。可回到家才知道，按合同规定，每月发到家里的十五元钱，只发了十元；少发了五元，不知被谁装进腰包。在这样的世道里，又能找谁去要钱呢？以后听说，这次英、法招募的十多万华工，死了近万人，死者大都是在前线被德军炮弹炸死的，有少数是病死的。
一九八三年七月
我祖居崂山县南遥村，在山庵子上给人家看山。我二十三岁那年春（1917年），因贫困逼迫，同祖母流浪于即墨城居住。这年冬天英国华工局到即墨招募华工去法国，因生活所迫我就报了名，与英国华工局签订了合同。记得合同上规定月工资为三十元，一半按月由英国华工局发到家，一半按月在法国发给本人；其他衣食住行各项费用均由英国免费供给，合同的有效期为三年。
立定合同后，于一九一八年五月，我们即墨的华工约一千多人，在沧口集结，做去法国的准备。记得即墨去的华工，有城里的胡敦茂和刁更昌，还有八里庄的蓝珍清等人。华工局先给华工换上新服装，其服装按地区划分为各种颜色，即墨的华工都穿蓝色的。换好新装，就去编号，号码都是在铜片上打好了的,领取后将铜片卷成一个镯子，用机器固定在我们的右手腕上。领工的说，直到三年合同期满回青岛时，才能用机器把“铜镯”卸开取下。我的号码是“60105”。编完号后，各人都捧着用粉笔写好号码的小石板放在胸前照像，然后把像片贴在自己的薪水本子上，以便按月领薪时，对照在薪水本子上的照片按手印后领取薪水。照完像就编队，我编在八十六大队，也为一个营，约五百人。营长就是即墨的刁更昌。营是按班、排、连编制在一起的，每班十五人，另加一个工头，即班长。工头的左右袖口上都钉好一道红布条，排长钉两道红布条，连长钉三道，依次类推。所以通常也叫他们“一道”、“二道”、“三道”、“四道”；一班人也叫“一篷”，因为这十六个人同住在一个帐篷中。三篷为一排，三排为一连，三连为一营，营长又叫大队长。开始，各“道”都由中国人担任，可后来到了法国，连、营中又各加上一个英国工头，被称为英国"三道”、英国"四道”。他们不但能管中国的一、二、三、四 “道，而且还直接管华工。
编好队后，又住了些日子，我们八十六大队同另外两个大队，约一千五百人，同搭一艘英轮，从青岛启航，经日本，过白令海峡，到加拿大，达法国，下船后就改乘火车，行程时间达四十多天。路途中受尽了冻怕，因走的是北路，天气寒冷，记得路过白令海峡时，正是阴历的六月二十日，天下着大雪，船板上盖满尺把深的厚雪，人们整天蜷缩在船舱里;另外，有时还有德国的飞机追袭扫射轰炸。当时德国的飞机出现时，我们乘坐的轮船就发警报，让人们警惕躲避。
到了法国，几经转折，于骆耶耳找到了华工总部，这是法国东海岸的一个小村子。休息了几天，有的大队被分配去前线搞运输、挖战壕，还有的大队到后方搞农事。我们八十六大队被分配到法国的后方卡勒地区作农活，或在码头上装卸车船上的物资。在干农活中，我们五百人在一块大地块上种马铃薯、大头莱等农产品；耕地、种植、修锄和收割都用手工操作，只在收获搬运时用汽车运送；一天到晚是很劳累的。搞这样的农活，我们共换了五个地方。每天劳动十小时，一天三顿饭，大都送到田里吃，每顿饭每人半斤馒头或半斤面包，同时外加二两牛肉，或一盒罐头，或一盒豆；吃的一般半饥半饱，饭量大的是要饿肚皮的。但是，英国四道总是说：这些食品的营养，足够供应身体需要的了，不饥不饱身体才能长得好。其实这是掩盖他们对食品供应不足，怕工人反抗。
我们不干农活了，就去码头装卸货物，大都是装卸罐头、酒、肉之类的食品，或装卸马草。每当装卸食品时，饿肚皮的工人经常偷偷撬开箱子，拿出罐头、酒之类的食品，到厕所里去吃喝，因为当众吃喝，被英国工头看见是要受惩罚的。同时，一些不够吃的工人还往往借装卸之机，把偷出来的食品拿回宿舍，以备填补不饱的肚子，但仍要到厕所里去吃。
我们住的，每班一处板房，每人一个单人床。被褥、衣服、鞋袜等生活用品，都是按季节发换。还记得，我们一年四季每天晚上要洗冷水浴。按大队的英国四道说：洗冷水浴是讲卫生，健身体，不生病。可咱们中国人是不习惯的，而不洗是要受罚的。因此，也只得勉强地坚持天天洗。工人有了病，由医生给吃药、打针，该住院的就住院。住院一个月，照样按一天一法郎发给，超过一个月就没有这个待遇了，有病无论时间多少，医药费是环需自己垫付的，这也是合同上规定的。
英国工头对华工的管理办法是：如华人有了错，他一不打，二不骂，而是用扣工资、罚站的办法对待我们。如我们工人打架、骂人，先是”有理无理三扁担”罚两个钟头的站，然后再让打架、骂人的二人或三人，互相打，彼此骂，也是两个钟头，不打不骂还不行；.有时打架、骂人者哀求再不打架、骂人了，英国工头总是说：“我走了，您又要打骂了。”总之，非要你打骂个够不可。
在法国近二年的时间里，我们虽在后方种地、装卸，但也要经常防空，有时德军的轰炸机，贴着房子，打着机关炮飞掠而过。有一次，一个大炸弹落在我们班的板房门口，我惊得直了眼，幸好，炸弹未响，但我却落下一个惊吓病，从此，只要看见飞机，听到炮响，心就象抓出来一样。
欧战结束时，我们八十六大队在法国仅两年就病死了七、八个人。一九二O年三月我们离开了法国，乘轮船，经苏伊士运河和新加坡回到了青岛。回来这一路，走的是南路，把人们热得喘不过气来，工人们只好用海水泼船板来消热。到青岛之后，就与英国华工局办理了手续。还很幸运，每个华工还领到在合同上没有规定的六十元的安家费，并发镀金纪念章一枚。可回到家才知道，按合同规定，每月发到家里的十五元钱，只发了十元；少发了五元，不知被谁装进腰包。在这样的世道里，又能找谁去要钱呢？以后听说，这次英、法招募的十多万华工，死了近万人，死者大都是在前线被德军炮弹炸死的，有少数是病死的。
一九八三年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