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即墨早系古齐之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千百年来，在这块富饶美丽的土地上造就了众多叱咤风云的古今人物，传诵着若干脍炙人口的历史佳话。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在即墨的地下发现了多处古代墓群并出土了大批历朝历代的珍贵文物。这些古代墓群和出土文物，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的祖先及勤劳勇敢的即墨人民的奋斗猜神和智慧所在；同时，也为研究即墨古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科学文化的发展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现将即墨出土文物的初步考略分述如下：新石器时期近几年，在我县境内出土了纳马象、鹿、鱼、蜗牛、硅花木等化石以及外罕见的“石林”。尤其是相继有大量的原始社会遗址被发现（其中大汶口文化遗址十一处，龙山文化遗址六处），这象征着在原始社会末期，我县已进入了繁盛阶段，而创造了大汶口文化。这类文化大都分散在我县沿海一带，从其中出土的大量石质农具和部分网坠、石簇等器具来看，它反映出当时的农业生产已占重要地位，而再猎、捕鱼、饲养则成了生产的辅助手段。另据出土的大量陶器、骨器及小巧玲珑的鸟首式的陶器把手和纺轮等器械来看，当时人们已进入了手工业生产阶段。
  龙山文化遗址大都散布在即墨中部和西部。从这里出土的石镰、蚌镰来看，当时人们已用木耒、石胳耕种和收割农作物。特别是蛋壳黑陶和陶鬶等，其品种繁多，造型奇异，制作精致，是当时最典型的代表器物（见图一）。它反映着当时社会的农业、手工业已有了较大的分工，人们的物质、文化面貌和社会生产力比大汶口文化有了明显提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子在生产中逐步掌握了一定的生产技术，因而社会地位也相应有了提高。
  商周时期奴隶社会时期即夏、商时期，这里居住着一个强大的氏族，时人称为“东夷”。当时这一氏族的生产、生活水平相当高，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亦相当发达。近年，当地曾出土过商代陶甗、陶鬲及绳纹陶器等器物，均系生活用具。一九八三年即城现农机公司门前出土的一件铜鼎，系西周末期、春秋初期所造。该鼎立耳、马蹄腿、重环纹饰，造型别致，古朴大方，花纹清雅，制作精细，底部有赛痕。据考该铜鼎是奴隶社会中层统治者所使用的烹煮炊器，它充分反映了青铜文化在商周时期的发达及当时奴隶们的高度智慧和卓越才能。
  在春秋、战国连年战争的政治大变革时期，齐湣王十七年（公元前284年），燕将乐毅攻齐，唯即墨与莒数年不下。即墨大夫战死，众推田单为将守之。田单巧摆火牛阵大破燕军，创立了闻名于古今中外的历史壮举。这一时期在这里所出土的青铜剑、戈、矛、樽、簇一类的兵器数不胜数。今日，目睹这些兵器实物，一个当年刀光剑影，杀声震天的古战场的厮杀场面便会活龙活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情不自禁地对古人那种保家卫国的高尚情操而肃然起敬。一九七八年在官庄乡店东村东的一座战国墓中出土了一件玛瑙杯，制作精细,彩色鲜艳，晶莹夺目，实属这一时期之罕见珍品；其次，还有磨光暗纹、凹凸弦纹和草叶纹陶壶及绳纹鬲、豆等陶器；青铜器蟠虺纹鎏金铜带钩及短剑等。从这些出土文物来看，足以说明随着奴隶主和封建统治者的生活享乐需要，其文化艺术也在日趋发展和逐步提高。
  古齐时期，胶东半岛重要都城之一的即墨，是这一地区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四方通衢，经济繁荣，城内店铺林立，商贾云集，商业相当发达。史载："齐有即墨之饶，连袂挥汗与临淄并夸”。从这里出土的货币“齐刀”来看，其面文上铸有“节墨之法化”、“节墨法化”和“节=之法化”等字样 （见图二），背面铸有“安邦”等字样，每枚长17.7—19.1厘米，宽2.8—3.1厘米，重44.8一55.4克。据《钟鼎彝器款识》解释：商周青铜器铭文中的“节“通“即”，"=”通“墨”，“化”通“货”。由此可见，“节墨邑之法化”即是即墨之货币。即墨在春秋时期为莱国之地，齐灵公十五年（公元前567年）并莱地于齐。因此，法化背文所铸“安邦”字样系纪念齐灵公安邦定国的纪念币。此外，在出土的刀币中还有“齐建邦始之法化”，这无疑是田齐开国之纪念币。“法化”二字是指标准铸币的意思。推而考之，从出土的这些“齐刀”中最多的一种来看，它是齐威王、齐宣王时期用来统一币制的，也流通于齐、燕、赵等国。可见当时即墨货币流通之广泛，经济贸易之发达。
  秦汉时期秦末在农民大起义的基础上刘邦建立了汉朝。当时,以大义凛然，死不降汉而扬名四海的齐王田横就是以即墨为根据地的。田横之徒属、被誉为田横五百义士的坟墓就座落在田横岛的主峰之巅，名“田横顶”。他们的爱国保国之心和宁死不屈之举，多为历朝历代的宦官显达、文人墨客所颂扬，至今碑志尚存，墓冢犹在，仍有各地人士纷沓前往凭吊。
  汉朝建立后，作为古齐之邦的即墨，自刘邦开始，一直把它作为重地镇守。汉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汉胶东康王刘寄之子炀侯刘建封为即墨皋虞侯，共沿袭六世，凡一百三十七年；汉之名臣谏议大夫王吉、御史大夫、丞相王骏、大司空、扶平侯王崇等卒后皆葬于此，因此，即墨境内汉代遗址、王公墓群多处。遗址及墓群中内涵丰富，并从中出土了大批珍贵的文物。其中在王村镇小桥村出土的汉代龟钮金印尤为罕见。该金印呈正方形，边长2.5厘米，龟钮长2.3厘米，通高2.1厘米,重97克，上镌阴文“诸国侯印”四字。此外，有近几年在即墨各地出土的吕后时期的半两钱及其他五铢钱达一百余斤；有在移风店乡出土的铁釜，系当时的主要炊具；有在刘家庄镇小吕戈庄出土的博山炉（见图三），它是汉代最盛行的一种豪门室内常用的器具。其顶盖上铸有火把图案，顶端一飞鸟展翅形象，通高25厘米，口径15厘米，造型美观而别致，是专供豪门贵族用于客室中烧檀香驱瘟疫之用；有在温泉镇东埠头村出土的三足马蹄温酒器，其嘴部造型似凤头，倒酒时嘴盖自动张开，酒自“凤嘴”流出，造型奇特，机关巧妙；还有在王村镇南坦村出土的彩绘陶壶、陶鼎，器壁上绘有青龙、白虎、朱雀等禽兽图象及在移风店乡古城出土的玉舞人、玉珮、玉璜、玉壁、玉撅等。这些彩陶及玉雕造型逼真，技法精湛，实属传世的珍贵艺术品。总之，从这里所出土的汉代文物来看，不仅充分反映了即墨在当时的政治地位，也充分反映了当时即墨的经济繁荣和技术进步。
  唐宋时期1956年在即墨镇官庄村出土的一组唐三彩陶俑，均为釉陶，以红、白、绿三色彩釉为主，彩色鲜鞄，光泽夺目，形象高大，装束各异，其姿态神情栩栩如生，与秦汉陶俑相比实为独树一帜。另外在县境内还出土了唐代铜镜,上有精雕细刻的禽兽、葡萄和瑞鸟、花草等纹饰，工艺精湛，巧夺天工。这些超前人的艺术佳作，对研究当时的经济文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些出土的文物，充分显示了盛唐时期手工业艺术的风格之豪放，也说明了当时即墨的经济、文化之发达。
  从即墨境内出土的宋代文物亦颇具规模。其中在原县邮电局门前出土的宋代即墨县印绶一枚,正方形，边长4.5厘米，上镌阳文“即墨县印”四字，字体清秀、清晰可辨（见图四）。据考可能因金兵入侵，县令为避兵乱而藏匿于此，后因金寇长期占据城池而被遗忘，而今该印复出重见天日，这对研究宋代印章有一定价值。在店集镇垒里村南宙土的宋币达一千五百余斤，它对研究即墨当时的经济形态提供了可靠佐证。
  在瓦戈庄乡孟戈庄村东出土的一对宋代铜耧犁可以看出，当时地主阶级墓主死后仍不忘土地剥削；而从另一侧面也反映了中国自汉唐以来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农业发展是何等缓慢。在朱家后戈庄村出土的一件哥瓷小水盂，系碎瓷（亦称小开片），呈爪棱形，高四厘米，直径三厘米，造型古雅，小巧玲妙，其顶部有系绳带的瓦钮，左有小壶嘴，右有小孔，两面对称，用拇指按动小孔，水便可以从壶嘴中一滴滴的流出供磨墨用，是当时文房中经常使用的物品。再从这里出土的宋代铜镜来看，镜上所铸的图案已不是仅限于禽兽花草，而一般是以历史典故为多。现馆藏中有“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等画面及十二属象等图案，无论从创作体裁上或制作工艺上都比盛唐以前之作更进一步，充分揭示了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规律。
  明清时期明清时期同以上诸时期有所不同，鉴于时代的渐近，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物多以民间存留的古人遗墨、遺物、遗迹为主。即墨在明清时期，随着我国航海事业的不断振兴，金口、烟台、青岛等较大的港口和商埠相继崛起，因此，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也都日趋发达，特别是文化方面尤为突出。在这一时期，即墨相继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朝廷命官及文学家，如周如砥、黄嘉善、蓝田、杨士鉴、郭琇为代表的“周、黄、蓝、杨、郭”五大家族，他们可谓是“诗书继世，命官盈门”。再如宋统殷、李毓昌等达官文士在政界文坛也曾显赫一时。多少年中，这些名宦贤达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遗墨、遗物、遗迹以及警世轶闻（见图五、六），为研究即墨的历史发展提供了活生生的资料。
  仰视丰富的文物，纵观即墨的历史，雄辩地证明了：即墨的历史恰是一部用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力量和智慧写成的千秋文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