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庄户学”是抗日战争时期鲁南滨海地区党的教育工作者为适应战争环境和群众要求而创办的一种新的学习组织形式。一九四三年春，张建华首创于莒南县洙边区刘家莲坡子村,这种新形式一出现，就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欢迎和党与政府的重视。以后逐渐推广到莒南全县和鲁南的一些县区，办起了各种类型的“庄户学”。一九四四年秋，省政委会黎玉同志在全省工作会议上总结了“庄户学”的经验，并表彰了张建华老师。山东《大众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先后专题报道了这里办“庄户学”的消息和经验。当时胶东、渤海两地区还特地派参观团，穿过敌占区，来这里参观访问。
  教育结合生产劳动
  一九四一年底，党中央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延安《解放日报》社论指出：“这是中国教育上的一个革命。”接着全党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也相继开始了。这些都给抗日根据地的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和道路。办学必须遵循群众需要和自愿的原则，既要符合他们的要求，又要不误生产生活，这就需要对传统的课堂教学方式进行改革。
  当时山东省教育行政部门派了几个干部到洙边区，并正式决定把这个区作为省的教育实验区，要在这里研究教育如何与生产相结合，如何按照群众的需要与自愿办学。一九四三年春，滨海中学分配了一批学生到洙边区任教师，张建华即是其中的一个，被分配到刘家莲子坡村教学。他初到莲子坡时，按正规小学的传统做法，早晨上课，晚间放学，星期天休息，照本讲课，按题作答。可是不久，不是这个学生请假，就是那个学生旷课，三四十个人的学校，只剩下四五个人了。他想尽办法挽留学生，总没有效果。他的几个前任教师也是如此，总是开始热热闹闹，后来冷冷清清。
  于是他走出学校跟踪追寻孩子们的去处，发现他们有的忙于割草，有的急于拾粪，有的赶着砍柴，有的放牛、放羊，有的回家带小弟弟妹妹。他这才了解到，莲子坡村当时虽然经过减租减息，但群众生活还比较困难，绝大多数儿童都要参加家庭生产劳动。
  张建华便暂时放下教学，到山坡、田间、地头，和孩子们混在一起。孩子们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慢慢地熟悉了，就趁机教他们几个字。如大家柴草打满了篮子，张建华就把篮子摆成一溜，然后让孩子们坐下学习“十八个提篮看齐”七个字，孩子们很高兴，很快都学会了。张建华进而把他们按各人的活落编成小组，适当安排了劳动和学习的时间，好天就在田间、坡前教课，雨天回教室读书。这样一来，莲子坡的少年儿童入学人数迅速增长，达到全村少年儿童的百分之九十二，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这个办法被村干部和家长知道后，人人称赞说：“这样又干活又学习，倒很合咱庄户人的心意，象个庄户学堂。”接着又陆续成立了成人班、妇女班、民兵班和村干部班，也都是根据群众的需要和习惯，来确定学习内容、学习时间和学习形式。大家说，既是采用新办法，就不妨起个新名称。讨论的结果，决定采用“庄户学”这个名字。以后吴鲁民（女）老师又在张家莲子坡办起了“庄户学”，学生由二十五人发展到一百多人。她把妇女组成纺线组，一起纺线，学文化，学唱歌。她还把当天要学的字写在巷口的小黑板上，早饭后，由一个小先生守在黑板旁，一边教大家认字,一边查行人。全村一百六十多人受到教育，占全村人口的百分之三十。所用的教材是吴老师自己编的。
  以后又有不少村庄也把原来的小学、识字班改称“庄户学”。特别是温水泉村、官地村和金沟官庄村的“庄户学”，把重点由儿童教育转到成人教育，以适应战争的需要。
  温水泉村的“庄户学”就可代表这一种类型。在村干部的支持下，“庄户学”的老师把全村男女老幼组织起来，分为早班、午班、夜班、整日班、半日班，还有识字班、读报组并建立了黑板报、秧歌队、戏剧团，形成一所人人学文化，个个谈政治的全民大学校。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莒南县人民政府发出230通知，决定在.全县推广“庄户学”。于是形成了一个教育改革的热潮。由于“庄户学”使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得更紧密了，与群众的联系更强了，已经深深植根于群众之中，有一首“三字歌”简要道出了“庄户学”的主要特点，庄户学，真正好；群众办，党领导。边识字，边拾草；庄户学，误不了。又写算，又读报；天下事，都知道。
  大组大，小组小；看忙闲，论老少。子教母，姑帮嫂；自动学，互相教。要自愿，随需要；人人夸，都说妙。
  教育为抗战服务
  “庄户学”的教学内容是为抗日战争服务的。一九四四年冬，《莒南县委工作计划》中关于“庄户学”部分指出：“课文可根据群众需要随编随教，要与实际工作相结合，'庄户学'
  是开展工作的思想动员阵地。应在'庄户学'中加强敌情教育，讲授战备教材，反‘扫荡'时敎员参加民兵活动，把反‘扫荡'变成'庄户学'。”这样一来，“庄户学”就成了整个抗战事业的一部分。
  “庄户学”的教学活动有如下几方面。
  一、政治教育。教材根据不同的人、不同时期的形势任务而编写。为了配合战争宣传，对儿童的教育则编写歌谣，诸如：“儿童团，真能干，站岗放哨查汉奸。” “南风吹，麦子黄，快收快打又快藏，防备鬼子来抢粮。”“去年打开石沟崖，活捉汉奸朱信斋。今年打开赣榆县，活捉汉奸李亚凡。”对成年人，因当时对敌斗争紧张，又进行减租减息运动，思想政治教育是重要内容。在“庄户学”里讨论的问题有，“抗战几年了，中国的前途怎么样？”
  “反攻胜利要靠谁的力量？” “穷靠富，富靠
  天的话为什么不对？” “命好命坏的话有没办道理？” “世上有鬼神吗?”其中又以“靠谁反攻”、“谁养活谁”这两个问题讨论得最细致广泛。在讨论“靠谁反攻”这一问题中，群众根据自己目睹的事实，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靠广大人民群众和人民的军队，才能取得胜利。在讨论“谁养活谁”时，群众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财主们的剥削实质，说明了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
  官地村和温水泉村的“庄户学”，吸取了刘家莲子坡的办学经验，除识字外，还紧密联系时事、政治、抗战形势和生产知识进行学习。教师上课，讲村里的最近工作、生产情况和新事大事,讲敌我斗争和当前的敌情；讲如何布置反“扫荡”和站岗放哨；讲怎样互帮互助进行生产;讲怎样拥护共产党,支援八路军；讲怎样坚持斗争方向，打败日本侵略军，建立新中国；讲怎样学习文化知识，破除迷信，移风易俗等等。老师一面讲，一面启发学生讨论，还经常学唱抗战歌曲，学习搞得生动活泼。
  二、生产教育。一九四五年初，鲁南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庄户学”对成人教育的内容，又偏重到生产方面。其中有关于生产组织形式的，如变工队、互助组的好处，变工互助应根据什么原则等；有关于劳动最光荣，反对“二流子”思想的；还有关于农业生产技术的，如选换粮种、积肥造肥、灭虫除害、打井修渠等。
  群众在“庄户学”中推广交流生产经验。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九日的《大众日报》就登载两则消息：一则是《石门涧庄户学进行种棉实例教育》，“请农场技术人员讲种棉办法，然后大家讨论去年的经验教训。”另一则是《漆边
  庄户学的好学风》，“教员组织下湖研究种棉 ,发动群众讨论改进技术。”
  三、社会工作。“庄户学”不仅学政治、学文化、学生产知识，在配合政治运动、抗战形势、移风易俗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在动员青壮年参军、支前、防奸、生产等各项工作中都做出了突出成绩。他们编成短文、快板、顺口溜，利用黑板报、说唱等形式进行宣传鼓动。如温水泉村为配合减租减息运动，“庄户学”就编了一支歌子《谁养活谁》，让全村老少学员学唱。歌词是：
  地主不费力，粮食単成山，到底谁养活谁？
  地主不流汗，房子高又宽，到底谁养活谁？
  咱们穷光蛋，终年流血汗，小屋一两间，到底谁养活谁？
  在移风易俗方面，“庄户学”学员们除了宣传妇女放脚，搬走土地神、破除封建迷信外，在社会风气上提出的口号是：新事新办，勤俭节约。办丧事大家动手抬埋，不吃不喝。有喜事，新娘家不收彩礼，新娘不要嫁妆，不坐花轿；新郎家不收礼，不请客，举行新式婚礼。把腊月二十三日改成翻身节，不烧香，不辞灶。春节实行团拜，不放鞭炮，不请客送礼。那年粗略计算了一下，全村节约万余元。
  “庄户学，，学员对落后人物的帮助改造也卓有成效。如温水泉村有对青年夫妇，男的叫李子富，女的叫聂玉明。男的好吃懶做，光赌钱，家产快卖光了，生活很困难，老婆只好领着孩子去要饭。村干部主动帮助他们，给了女的一点棉花，作纺线的本钱，绐了男的五元钱，做小本生意，教育男的重新做人，改邪归正，他们家的生活逐渐好起来。学员们就编了
  秧歌调词登在黑板上：
  (1)莒南县温水泉,李子富好赌钱。每晚把钱输个光，攥拳捋袖又瞪眼，老婆孩子打得喊(xiao,即哭)。聂玉明没办法，领着孩子去要饭。
  （2)共产党到这边，又学习又生产。聂玉明真能干，三天就纺一斤线。她家生活得改善，一家三口全喜欢。
  （3)李子富不赌钱，回头就把贩挑担。酱油咸菜卖得全，每集能挣两三元。生活继续得改善，人入夸他好学员。
  经过表扬，小两口的劲头更大了。他们努力学习，积极生产。为感谢党和村干部对他们的帮助教育，有人替他们编了个歌，
  庄户学来好处多，帮助俺家谋生活。
  全家三口上了学，还给俺俩编成歌。
  感谢大伙照顾俺，深情厚意没法说。
  四、参军参战。“庄户学”这种组织形式，、在战争年代既是学习组织，也是抗战动员和战斗行动的组织。学员们踊跃参军参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仍以温水泉村为例。一九四四年秋,莒南县委传达上级号召参军的指示，当时有的群众受“好人不当兵”这种旧思想的影响，不愿让儿子或丈夫去参军。村干部和教师就在“庄户学”里大讲保卫祖国、打败日宼、解放人民的重大意义和参军光荣的道理，动员学员中的积极分子带头支持这项工作。当时就有八名识字班女学员写了送郎参军的申请书。在送郎参军大会上，有六名青年披红戴花，在一片鞭炮锣鼓声中，奔赴了抗日前线。
  同年八月，日伪来“扫荡”，莒南县委紧急通知，要温水泉村当晚出五十辆木轮小车，到四十里外的兰墩村，把一千匹军用小白布运
  回并“坚壁”好。妇救会长吴会松马上召集妇女开会，动员了一百多名男女学员，花了一夜的工夫把布运回村并掩藏好。各救会长李凤池也带领学员中的民兵埋地雷，打游击。他们用自做的地雷、挂雷，埋设在田壊、岔路口、门坎、鸡窝、猪圈等地方，结果炸死了十多个敌人，掩藏的物资完好无损，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另外，学员们还抬担架，运粮草，拥军优属，代耕代种，选拔干部支援滨北和苏北，这些工作都做得很出色。
  灵活多样的形式和方法
  “庄户学”的组织形式和教学方法是因时而异、因人而异的。农闲时，集中学；农忙时，分散学；大忙时就停止学。年轻未婚的妇女，家务劳动较少，学习热情高，在中午或晚间集中教学；壮年已婚妇女,则在刷锅洗碗后
  或在推完磨后抽出短时间分组学习；年纪大一点的不愿出门，就在家里个别学习。老人家冬天爱晒太阳，就在墙根屋角组织读报；村干部们工作忙，则在会前会后筒短地教一些字，然后再由他们自己抽时间去温习；油坊、轧花工人劳动时间较有规律，就较有计划地安排时间，把识字牌挂在作坊里学习。生产运动开展后，妇女们组织了许多学习小组，如纺线组、纳鞋底组、搓棉线组、结蓑衣组等，就以这些生产组为单位组织学习。这就使学习组织和生产组织结合起来了。
  对儿童的教学也是如此。一般集体授课的方式还是保持着，跟常规小学差不多。有时农事较忙，就改为半天上课。对于在家庭中需要多负担一些劳动的儿童，则全部采用小组教学的形式，如刨草组、拾粪组、放牛组等。他们利用劳动间隙或中午歇晌的时刻读书学习。人
  们经常可以在陌头、坡前、岭顶、沟崖看到这些小组的孩子们集中在一起，彼此问答，琅琅诵读，也常常见到牛角上、粪筐上挂着一块小小的识字牌，儿童们在放牧归来、拾粪途中反复学习牌上的生字。群众时常唱着新编的童谣：“小黑板，黑又亮，放牛挂在牛角上，锄地插在地边上。”赶上阴雨风雪天，就集中到室内来学习。
  有的妇女家务缠身，无法摆脱，有的儿童也需留在家中照看幼小的弟妹，因此有的村庄还实行“把字送上门”，“把字送到炕头上”的办法，这就是登门访问，个别教学。莲子坡村有一个初结婚的妇女，家里人手少，活很多，一心想学习可又脱不开身。“庄户学”成立后，分配了一个小姑娘每天上门给这位妇女教课，她一面烙着煎饼，一面在鏊
  子旁边用柒枝习字，后来在纺线车旁放了块小识字牌，再以
  后房间里、锅台上也写满了字，几个月后，学习成绩显著提高。
  民兵们平时一面生产一面学习，执行战斗任务，就随身带着课本，利用行动间隙学习。一九四四年夏，有两位同志从胶东专程到洙边区参观“庄户学”，他们找到什么正规学校。敌人“扫荡”开始了，由干部带领那两位同志和民兵一起转移。到了离敌人不过四五里路的会合地点，他们看到各村民兵正聚在一间屋子里，因为行动时刻还没有到，人人肩依枪枝，手拿课本，专心致志地学习，教师正在绐大家授课。反“扫荡”结束后，这两位同志又在田间、树下见到群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的景象，就写了几句话绐领导同志：“手捧书本肩荷枪，隆隆声中夹琅琅。碾盘锅台作石板，山野林间是课堂。”
  群众自己的庄户老师
  在办学方面，一般村都有文教委员会的组织。这个委员会的成员都是群众选举出来的热心办学人。他们负责聘请教师，动员学生，制定“庄户‘学”的各种制度，也负责筹集经费，管理学校。
  “庄户学”的教师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派来的公办教师。如洙边区就有十几位，他们是“庄户学”的重要组织者。他们协助各村干部建立起文教委员会，并成为委员会中的成员，又是群众教师和“小先生”的辅导者，按时给群众教师上课，解答他们的疑难问题。他们自己也直接教课，成为庄户老师的一员，起着骨干作用。二是从群众中培养的庄户老师和“小先生”。由于学习的组织形式多种多样，时间有早有晩，地点分散，光一位公办教
  师忙不过来，于是大力提倡群众能者为师，互教互学，识字的教不识字的，识字多的教识字少的。在校学生也走向社会辅导群众学习，人们管他们叫“小先生”。
  “庄户学”的教师们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艰苦奋斗，勤俭办学。如张建华老师住的小屋里，只有一床小被子，床头的墙上挂着一支钢枪，他和群众吃一样的饭。房东老大娘说：“张老师吃饭，不管是地瓜，也不管是糊涂（粥），碰上了就是一顿。”为了减少政府困难和群众负担，“庄户学”的师生都搞勤工俭学。没有粉笔，就从山坡上挖白土掺榆树面做；没有笔，就用弹壳当笔杆，木头做笔舌，洋铁片做笔头当钢笔；没有石板，就用薄石片、缸盆破片代替。劳动休息时，就用树枝在平地上写字，放牧、拾草时，在河边细沙上写字，还有的在灶前练字。张建华老师还领学生
  开了六亩荒地，经营着好几块小菜园，用生产的收入解决学校经费和学生的困难。
  二、联系群众，服务抗战。如吴鲁民（女）老师在张家莲子坡与群众联系很好，大家都把她当成自己人，争着要她住在自己家里。婆媳不和，她去劝解；宗族纠纷，她去协调。她还积极帮助村里各种工作，动员青年参军，配合妇救会把八十一个壮年妇女组织起来，首先放了脚。她住的地方就象村公所，晚饭后经常有人在那里谈问题。村干部常找她帮助推动工作。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七日的《大众日报》曾专题宣传了她的事迹。再如张建华老师，冬天他看到有些群众没穿上棉衣，就通过庄上的合作社帮助群众解决棉衣问题，可是他自己，已十二月中旬了还没穿棉衣，却把自己的棉花费借给民兵去推盐。
  三、亦教亦农,自我教育。“庄户学”所
  用的教材都是教师根据实际情况自己编写的。
  教师除了教书以外，更重要的是组织领导集体劳动，教师自己也拾草，拾粪、种地，并在参加生产劳动的过程中，进行着自我教育。不少教师原来对农业生产完全是外行，由于和农民一起劳动，学会了种地的技能。有的教师还学会了改良鸡窝、防止猪瘟的本事。石门涧村一位年轻的女教师，过去是五谷不分、草苗莫辨，后来不仅学会了几样庄户活，还对种棉技术作了一番认真的钻研。她专门讲了两课种棉方法，群众反映说：“前两年这位老师给我们上课，总是那些小孩子念的书……现在她也能讲栽地瓜、种棉花，这才算对了咱庄户人家的口胃。”要是区里开教师会议，教师们都背着类筐一路拾粪而来，开会时会场外摆满了粪筐粪叉。过路的农民见了感叹地说：“在早这些老师见了粪堆就捏着鼻子绕着路走。现在见到这
  些粪筐，就知道他们在里面说的一定离不开咱们庄户人的事。"群众亲昵地称呼他们为“我们的庄户老师。”
  这里附带说一下，在对“庄户学”的推广过程中，少数地方也出现过“左”的形式主义的偏差。如有人参观“庄户学”时，看到学生在牛棚里上课，于是强调“庄户学就要有庄户特点，离开牛棚就没有庄户味了。”因而闲着宽敞的房子不用，硬把学生安在牛棚里上课；把好好的桌凳搬走，在教室后面拴上一头牛，以致引起群众不满意。
  从办“庄户学”到现在已将近半个世纪了,随着历史的步伐党的教育事业不断有新的发展，但是“庄户学”这一战争年代的新生事物，以它独特的风格和光彩彪炳于教育史册，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仍有着深刻的启发意义。
  作者简介.
  靳荣丰，一九三六年生，山东高青人，一九五九年毕业于山师大中文系，中共党员,中学高级教师。现任县政协文史科副科长、县教育局编志办公室主任，县政协二、三届委员，文史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