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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鼐（传）
  《明史•卷206》
  公鼐，字孝与,蒙阴人。曾祖奎跻，湖广副史。父家臣，翰林编修。鼐举万历二十九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屡迁左谕德，为东宫讲官。进左庶子，引疾归。
  光宗立，召拜祭酒。熹宗进鼐詹事。乃上疏曰：“近闻南北臣僚，论先帝升遐一事，迹涉怪异，语多隐藏。恐因委巷之讹传，流为湘山之稗说。臣窃痛焉。皇祖在昔，原无立爱之心。祇因大典迟回，於是缴还册立之后，有三王并封之事，《忧危竑议》之后，有国本攸关之事。迨庞、刘之邪谋，张差之挺击，而逆乱极矣。臣尝备员宫僚，目睹狂谋之孔炽，以归向东宫者为小人，不向东宫者为君子.尽除朝士之清流，阴翦元良之羽翼。批根引蔓，干纪乱常。至今追想，犹为寒心。夫臣子爱君。存其真不存其伪.今实录纂修在即，请将光宗事迹，别为一录。凡一月间明伦善政，因大书特书；其有闻见异词及宫闱委曲之妙用，亦皆直笔指陈，勒成信史。臣虽不肖，窃敢任之。”疏入，不许。
  天启元年，鼐以纪元甫及半载，言官获谴者至十余人.上疏切谏，并规讽辅臣。忤旨，谯贵。寻迁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充实录副总裁。鼐好学博闻，磊落有器识。见魏忠贤乱政，引疾归。
  初，廷议李三才起用不决，鼐扬言曰：“今封疆倚重者，多远道未至。三才猷略素优，家近辇毂，可朝发夕至也.”侍郎邹元标趣使尽言，以言路相持而止。后御史叶有声追论鼐与三才为姻，循私妄荐，遂落职闲居。未几卒。崇祯初，复官赐恤，谥文介。
  
  原任南京户部主事赠詹事府詹事翰林院侍读学士公家臣 诰命
  制曰："惟文学侍从之臣，'有以志节。播迁而殒三朝，既邈今闻犹存。继世能贤，典型未坠。缅作求于往昔，嘉继述之后先。尔原任南京户部山西清吏司主事、赠承德郎公家臣，乃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教习庶吉士公鼐之父.闳文博物，懿行作人；居号义门，仕为良史。具经纶之实用，需□弼亮之远期。顾以正巳□见疑，竟浮沉于谪籍。乃益鞠躬尽瘁，毎建白于当官。微言而论国，有裨响用。而天年不待，世永惜之。宜以鸿猷，究于令子“是用覃恩：赠尔为通议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夫是官也，尔岂不能袭级而至之哉！弃以当年，而志勇伟；受之殁世，而道弥光。载颁枫陛之纶，用贲等官之祀。
  
  国子监祭酒公鼐诰命
  （抄自《蒙阴县志》卷五）
  制曰：朕肇敷文命，宏育英才。志以人伦师表，掌建国之学政。而先朝业已简擢宫僚，召登雍席，则得人可知也。庆恩宜首锡焉。尔国子监祭酒公鼐，德资贸亮，行植端方，世博兰台石室之书，日昭玉质金相之度。久从外制，宠列东朝；羽翼惟勤，楷模益著。乃受知于祖考，特异任以国师。惟尔深陈感遇之怀，士人咸睹作忠之范。列图书于周序，九畴不衍而孚；协礼乐于虞庠，六德相观而备。道宏撼朴，望重蓍龟。是用覃恩：授尔阶朝议大夫，锡之诰命。夫望尔不言之教，非欲速其功也。顷者之征，慕用良切。佩玉将改皋席。不温尔得，不以时雨，几俄顷化耶？细绎之用，固将观尔于槐棘之间！钦哉。原任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詹事、赠礼部尚书、赐谥文介公鼐诰命
  制曰：文章经国，菱龙集地上之英；礼乐垂模，簪履景先朝之范，盖精彩虽归于鹤表，而典型争重于鸡林。厥有追崇，用酬耆硕：尔，原任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事詹事府公鼐，璠玙粹品，冰雪清标，垂髫早擅时名，辟书久推腹苟。胸含文石，云湘飞五色之华；梦叶彩毫，蕊榜腾九霄之质。鲤庭济美，凤沼承休.燃刘向之藜，光分太乙;秉董狐之笔，疑剖千秋。披香而启沃青宫，直筵而开陈紫禁，辟雍振铎，菁菁育泮水之莪；玉局持衡，蔼蔼造王家之彦.挥牡=于周道，拔熊虎于武闱，留心多安攘之宏谟，立身合舒卷之大道。此特从尔子所请：加赠礼部尚书，谥文介。锡之诰命。呜呼！尽瘁三朝，仪型不坠，易名无忝，加豆宜优。
  
  谕祭公鼐文
  谕曰：惟尔真修卓名，博学宏词，承太史之家风，作述继美；掌先朝之典故，今古为昭。侍从讲帷，冰竟纳牖。震索牧切磋之益，离明多献替之功。桃李盈门，编摩垂信，请粟赈饥，仁殚乡间。方闾典礼，遽赋归田，朝露溘先，遗风堪悼！
  
  东塘公太史葬黄山记
  （明）礼部尚书北海冯琦撰
  万历癸末，太史东塘先生卒。明年，葬于黄山。先是，太史公谪广平司理，稍迁南京户部郎。过里中展墓，纵辔至黄山下，四顾而叹曰：“乐哉斯土，殁而葬是不憾矣！”明日，复偕其子孝与往。孝与坠马，不能从。太史公装就道，执孝与手曰："东方地，佳兆也.汝与南陵公视之。”南陵者，公从叔行，精堪舆家者也.孝与俯而应曰：“诺；已而，大疑且骇然，竟未及往。无何，仆从病狀来告。孝与驰而南至徐州，值大雪,且行且泣，泪被面，纵横成冰。止宿村舍中，梦公凭几命之曰："吾不归矣，视葬地，无过赵氏北墙下”。孝与瞿然觉，股栗发上之指，起，冒雪伏马鬣而驰。至滁，公已卒矣！汝见梦之夜，盖卒之日也。孝与持其表归，与南陵君议葬地。历视太史所游览处，曰："于法皆不宜葬”。至北山下，杖而登山，山岿如壁，东西两峰隆隆起，如拱如南至河而止。南陵君曰亡以易此。”孝与悟而泣曰："此岂所谓北墙下者耶！即不知言’赵氏者’何也?”卜既定，葬有日矣.孝与卧柩前，梦一苍头告曰：，"阙地遇寺石桥奈何?”则相与往观之。至则俨古塚也！堂宇宏丽，朱扉四扃，从隙中见一灯荧然而已。已而，朱扉开，灯爆有声，光大起如昼。北壁有铭而缺其角，日：是宋贵主葬处也。生嘉祐至道间，一转为某官，再转为户部主事推官云。旁有书数厨；剑四，皆银室.孝与拔剑舞,遂觉。觉而始悟宋贵主之为赵氏也，越数日葬太史公。既葬而封，甘泉出其傍。明年，芝草生。
  呜呼,异哉!太史公生而未尝游兹土也，一旦睹之，而互回顾恋，依依不能舍.且以服官行而执儿子手，刺刺言卜兆事，何也？孝与之梦何后先之符也?古称"藏环”，事岂虚也哉!行者得返，劳者得息，块然独处，就其真宅，此盖有以符合乎！兹丘者也，夫生奇也，死归也，魂气则无不之也，不有奇也，复何以归？夫今有归形，昔为奇，吾安知昔为奇而今不为也？安知奇者为妄，而归者为真也？且安知造物者不复以为此拘拘者也!要以同死生，轻去就，倏然而往，倏然而来，即归不归无论已！而世之君子，终身役之，忽得忽丧，且喜且恤,不知七尺非我一抔有归也！
  嗟乎悲哉！归与奇，真与幻，地下事吾所不能知，而地上之事则略可睹也。余少与孝与友，因获侍公。后复从于馆局，同游一堂，同宴一室。别几何，而公遂归九泉乎！古人素车百马，生芻一束，何人哉!而不佞至今阙如也。要之归与奇，真与幻，吾所不能知；即别不别。又亡论已！
  公生平行谊，详志中，不具载；载葬事始末如此。
  
  辞海〔缩印本280页〕
  公鼐：明文学家。字孝与，蒙阴（今属山东）人.万历进士。天启初，官礼部右侍郎。见魏仲贤乱政，引疾归。论诗主张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声情，反对复古模拟。其纪行诗与晚年山居诸诗善于写景，也流露了抑郁之感和退隐后的消极情绪。有《问次斋集》。
  
  中国古代文学词典（第一卷33页）
  公鼐（?-?）
  明文学家。字孝与，蒙阴（今属山东）人。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天启初，官礼部右侍郎。时魏忠贤乱政，屡上疏切谏，忤旨，引疾归，后被削职。有《问次斋集》。论诗反对模拟复古，主张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声情。诗风古朴严整，稍嫌板滞，如《穆陵关》.其纪行诗与晚年山居诸诗不乏佳作，善于写景，每流露出抑郁不平之气，也杂有退隐后的消极情绪。
  
  中国人名大辞典
  公鼐：明蒙阴人，字孝与。万历进士。由编修累官至礼部侍郎。时群小植党乱政，鼐屡有论列，指陈切至.引疾归。旋落职，卒谥文介。
  
  《青州府志》
  公鼐：字孝与，翻龄能诗.万历辛丑进士。官翰林。光宗大渐，国是纷然。鼐持论侃侃。疏中有云："恐因委巷之讹传，流为湘山之稗说。存其真不存其伪，传其信不传其疑”云云。皆切中时弊。魏珰大炽，直言极谏，两疏皆留中。孙髙阳作诗，列之三十五忠。崇祯初，赠礼部尚书，谥文介。所著有《问次斋集》一百卷。
  
  《明诗综诗话》
  言诗于万历，则三齐之彦，吾必以文介为巨擘焉。其论古乐府，力攻摹拟之非，深不满于于麟。然观其七律，仍以历下为宗。故有"文章一代李沧溟”之句。同时名家冯用韫、于念东，皆其拔萃者也。
  
  《池北偶谈》
  虞山钱牧翁，尝亟取东阿于文定公论乐府之说。不知文介此论与文定若合符节。予尝见江南士人拟古乐府，有"妃来呼豨豨知之”之句。盖乐府"妃”、“呼”、“豨”皆有声而无字（义），今误以“妃”为"女”，"呼”为"唤”，"豨”为“豕”。凑泊成句，是何文理！因于论诗绝句著其说云，"草堂乐府擅惊奇，杜老哀时论兴微；元白张王皆古意，不曾辛苦学’妃豨'！ ”亦于公二公之绪论也。
  
  焦弱侯：“先生诗发于情畅于旨，极变穷工，斟酌中和，率归大雅”.（焦弱侯，名曲，字弱侯，明末状元，日照县人。）
  
  李季重：先生诸体咸妙，不屑屑慕古，亦不沾沽是今，极风雅之致。晚年山居诸诗，犹得真趣。
  赵季卿：“孝与诗博大宏敞，无湫溢之态”。
  
  渔洋山人：吾乡文介公鼐，万历中为词林宿望。诗文淹雅，绝句尤工。如《习家池》，《南竺寺》诸诗，皆不减唐人风致。
  
  《蒙阴县志》摘抄
  卷二•选举•进士
  公鼐：字孝与，家臣长子。万历辛丑（进士）.生有异才，翻龄能诗。读书一目即记，载籍靡不腹笥之.弱冠文名炳著海内。直指毛公试而奇之，升蒙阴为"中邑”。后在官，乙卯山东大饥，疏请允赈，全活通省。后会光宗大渐，议论纷然，鼐疏以“恐因委巷之讹传，流为湘山之稗所"。"存其真不存其伪，传其信不传其疑”.又云："臣生长史家，稍闻典故。拟取光庙事迹，别为一录”云云。又魏珰用事，两疏留中，退处林下，尤征完品。六十九岁卒。崇禎朝赠礼部尚书，谥"文介”。予全祭葬，崇祀先贤。有《问次斋集》一百卷行世。
  
  卷二・乡贤
  公鼐：诰赠礼部尚书.前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两朝日讲。谥"文介”。
  
  卷二・理学
  公鼐：生而异敏，读书过目不忘。穷经史之奥，晰天人之微.源本洙泗，理宗程朱。东省台司多以国士遇之。万历时官京邸，国家有大事，公卿咸就裁。光宗博学简用。赐以"理学名臣”四字匾其门。公素有仿韩之志，将以总裁修（原文缺一字），后权珰用事，告归弗果。累召不赴。卒谥"文介”。以此（缺三个字）自孟子既没，而至道罕闻。汉儒言理者，除董江都天人三策，虽五鹿岳三者且不足语！于斯唐如韩昌黎，“文固起八代之衰”，而大醇而小疵，犹未之免。宋重道学，洛吴闽之贤，以盛至所谓醇乎？其醇者又仅此数人。理学之称，讵不难欤！若东蒙公文分公之为理学，则奚以据？公自中丞祖以家学世传，理无不穷。及在讲幄，言言精微。东宫肃然听受。一时经筵诸大僚，皆敬逊弗及。朝庭重之，嘉曰"理学名臣”。以是为理学，夫何忝焉！其余即或有一二，谓之"文学”可耳，"理学”云乎哉！知他人之不得为"理学”，则此一人为"理学”也，固宜。
  
  《蒙阴县民国志》资料:
  公鼐；字孝与，家臣长子。万历辛丑进士，选翰林庶吉士，授编修。累宫礼部侍郎，协理詹事府詹事，鼐家世词馆，与临朐冯文敏同学。在公车时已负重名；博学多闻，诗文好引征故实，一时馆阁无以尚之。己卯之年，东人大饥，鼐疏请发赈，一路赖此全活。当神庙中叶，储位未定，内宠偶嫡，群小因以植援媚奥，交通宫禁。天启之初，流蔓未已，议论纷呶。鼐以宫端入朝，晓畅旧事，抗疏列白，指陈其所以；欲纂《光宗实录》，以成一朝信史。群小恶其害已，尽力排击。引疾以去，不得大用，时论惜之。崇祯朝赠礼部尚书，谥“文介”。予祭葬，崇祀乡贤。所著有《问次斋集》一百卷行世。《蒙阴县民国志资料》
  
  人物・明
  公家臣：号东塘，副宪跻奎之孙，兴济令一载之子。隆庆辛未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丙子充任会典纂修官，校阅《世宗实录》成，赐金币.以论夺情事忤江陵意。吴中行、赵用贤之杖谪也，家臣遣子鼐送之潞河。江陵益恚，当大察，与兰溪赵志皋，新建张位并谪。初除泽州判官，后移广平司理,迁南京户部主事。卒于滁州。后以子贵，赠礼部侍郎，崇祀乡贤。家臣天资诚朴，不苟为异同。读书务求经世之学，立朝正色，乡居谨厚。以直道见按，甫赐环而遽终，士林惜之。所著有《柳塘集》行世。
  公鼐：字敬与，家臣仲子。中万历丁酉科乡举。少与兄宗伯齐名，博学工书，文章雄浑赡雅以经济自负。久困公车，驰聘艺苑。晚年待诏金门，沉沦冷署。“丁国家之多难，伤时事之日非，忧天逐，日之感，往往于诗文发之”可叹也！著有《小东园集》三十卷及《千金裘》行世。子襄亦工诗文，有《潜园集》。青社先贤・咏公鼐
  （清）安簧
  ①
  明季光熹间,国是日纷迫②。
   侃侃公陈疏, 补牍弹冠客③。
  运极枭啄凤, 言忠水投石④。
  嚣然弃组归, 见几不终夕⑤。
  高枕东蒙间, 寝食研图籍⑥。
  撰书卷帙繁, 与身同寸尺⑦。
  殁后有余荣,恩纶逮窀穸⑧。
  
  【注释】
  《青社先贤》是歌颂青州府境内学者、忠臣的一组颂诗。蒙阴县在明代隶属青州府。作者安䈯
  是清初著名文士安致远之子，寿光县人。
  安䈯在这首诗中，概括地评价了公鼐一生。
  ②光熹间：指明代光宗、熹宗年间，即公鼐出仕的年代。国是：国家大计，指皇室政权。日纷迫，一天比一天纷乱危急。③侃侃（kan砍）：从容不迫。公：对公鼐的尊称。补牍：（da毒），古代写字用的木片。这里指给皇帝上疏中的附信。弹冠客：弹，弹劾，即揭发罪状。冠客，居首位的, 人（指奸臣）。这两句诗说，公鼐上疏痛陈国事理直气壮，从容不迫。上书揭发奸臣罪状，大义凛然，无所畏惧。
  ④运极：国运衰微到了极卢。枭（xia。消）啄凤：枭：猛禽。这里比喻奸臣。凤：凤凰，比喻忠臣。这里指奸贼陷害忠良。言忠；忠贞之言。水投石：象石头扔到水里一样没有回路。指上疏陈事而得不到答复。
  ⑤嚣（xia。消）然：闲暇的样子。弃组：组；古代用作佩印的带子。弃组：扔掉官印。指毅然辞官。见几：事前洞察事物细微的动向。《易•系辞下》：“君子见几而行，不俟终日”。不终夕：马上行动、不等到晚上。
  这句诗说：公鼐洞察到了皇帝昏庸，奸臣当道，自己不愿与之沆瀣一气，又无回天之力，便激流勇退，于是不动声色辞官归里。
  ⑥ 高枕：安睡，指无忧无虑的生活。寝食：这里是废寝忘食的意思。
  这句诗说：他辞官后无忧无虑地生活在故乡蒙阴，废寝忘食地专心研究学问，从事著述。
  ⑦撰，著述。卷帙（zhi至）：成套的书籍。与身同寸尺：形容著作之多。所著书藉和身体一样高。
  这句诗主要说明公鼐的著述之多。（他的《问次斋集》共一百卷，确是多产文人）。
  ⑧殁（mo没）后：死后。余荣：死后的哀荣，这里指崇祯即位后，追封他为“礼部尚书”，加谥“文介”。恩纶（gua冠）,纶,即纶巾，戴的意思。指死后皇帝赐给的官衔,或给的荣誉。逮：到。窀（zhan准〉夕夕）：墓穴。公鼐在天启中被罢职，他死后，崇祯皇帝铲除了。魏忠贤，才为其恢复了荣誉。
  朱明秀注
  
  附：
  公鼐家族世系考
  朱明秀
  公氏家族，自明代开始，一直走蒙阴一带的旺族,直至于今，公姓仍列蒙阴姓氏之首。所谓"蒙阴县，公一半”，实非虚言。
  蒙阴公氏的远祖，可追溯到元末，而在明代初叶，就逐渐登上仕途.从公勉仁始五世连科进士，又皆长于文学，多有专集行世，成为江北屈指可数的文学世家。特别是公鼐及其父公家臣，"父子同入翰’ 修国史，大不易也”。
  公鼐的远祖，在元代是世袭的"万户”°是元代军职’受中央的枢密院领一导，统领"万夫”，即"万夫之长”。（《见辞海》）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他们当然在镇压被管制之列。当时的"万户”公海就被遣送到辽东戌边。原来明朝延为了防备蒙古地方统治者的袭扰，即在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一线设置九个边防重鎮，谓之"九边”，辽东是其中之一.士兵的来源，有元朝的世袭军户，也有军民犯罪被谪发的"思军"。（见《中国古代史》下册98页、15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当时规定，戌边者年过四十，允许儿子代还。公海有四子：守道、守信、守权、守敬。至期公海的三个儿子都不愿去，唯有守敬独自抱着刚刚十个月的儿子公兟前往。在走到金州（今辽宁金县）时，被海险阻挡，同行者都因害怕海浪而中途折回，唯有公守敬托付葛姓者将其儿子带回，寄养在大哥家。他一人冒险越海而去，竟代父还。当公兟十五岁肘。听说父亲在辽东，终日啼哭不止，终于渡海寻亲。抵辽东后，父子不相识，后来公守敬验看了儿子脖子后面的疮疤，才抱头大哭.这件事使当时的官员.大受感动，于是呈请将其父子注消"军籍"。发回原籍。后公兟以“考行”受到举荐，担任了广宗县县丞。从此，公氏即从"军籍”登上了仕途。（参看《蒙阴县民国志资料》80页）
  公兟的儿子公评，已广有家私，《蒙阴县志》上说他"富而好施，睦族劝善”。为公氏家族的振兴奠定了经济基础。公施的孙子公忠，"孝友承先，诗书启后，公比之兴，始于忠"。而公氏真正登上仕途和文坛，成为江北声名显赫的文学世家”还是从公兟的曾孙公勉仁始，也就是公氏"五世进士"的"第一世"。
  公勉仁：号西埠。明孝宗弘治三年（1490年》中进士。授“行人”升江西道按察御史，太仆寺少卿"明武宗正德初年，因为得罪了宦官刘瑾，被降为四川参议。后因战功，又升为都御史巡抚大同，"选将练卒，勤修烽垒，在边十年无警”。著有《东山集》行世。我们现在能见到的仅有《舟中野望》七律一首。见《蒙阴县志》卷四）
  公跻奎：原名志厚。勉仁侄，景仁之子’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进士。以工部郎中出守山西潞安，升湖广副使。后调广西，累立战功。著有《中岩诗草》行世。我们从《蒙阴县志•艺文志》中尚能读到他咏 "蒙阴八景”的律诗八首。
  公跻奎有五个儿子：长子一载任知县；二子一鸣任县丞；三子一扬任工部郎中；四子一跃任岷州卫经历；五子一翔任京卫千户。
  公一扬：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进士。初授大理寺评事，迁河南裕州知州，仕至工部郎中。著有 《闲音集》。其《秋夜弹琴》、《卜筑》二首及《蒙阴八景》等诗尚能找到。
  公家臣：字共甫，号东塘，他是公跻奎的长孙，兴济县令公一载的长子。生于嘉靖（癸巳）十二年（1533年），卒于万历（癸未）十一年（1583年），终年51岁（据冯琦《公太史公葬黄山记》推算）。他“天资诚朴，不苟为异同，读书务求经世之学”。于隆庆（辛未，五年（1571）中进士。初选庶吉士，授编修。万历 （丙子）四年（1576年），充任会典纂修官，负责校阅 《世宗（即嘉靖帝朱厚熄）实录》，完成之后，受到万历帝钦赐金币的嘉奖。在万历五年（1577年），他由于主持正义，受到当时当权者张居正的忌恨而被贬官，以此沉伦不起。张居正，湖广江陵人。嘉靖进士，隆庆元年入阁。明穆宗死后，他与宦官冯保勾结，驱逐首相高拱，由他取而代之.由于神宗（万历）年幼，国事由他主持，专横跋扈，目无百官，动辄以皇帝的名义“挺杖”大臣，群臣敢怒而不敢言，在他当国的十年里，使得军政败坏，财政破产，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国事不堪收拾。万历五年（1577年），他的父亲去世，按明制应立即辞官守丧，但他贪居高位，暗示皇帝及其亲信求他“夺情”，带丧理事，这于封建礼法是不合的，因此，百官纷纷责其"越礼"。翰林院编修吴中行，赵用贤上疏皇帝，责其“违制"。张居正竟勾结太监冯保“挺杖”二人。并令“即日驱出都城”。当时吴中行“气息已绝，投药乃苏”。为他们求情的人也遭到“挺杖”，在这种情况下，公家臣却毅然让他的长子公鼐，护送吴赵二人到潞水（今通县，运河河口）。视他们启程后才回来。公家臣一直反对“夺情”，已经引起了张居正的忌恨，这一举动，更使张居正火上浇油。所以他借故将公家臣及赵志皋、张位（都是翰林院侍讲学士）一同贬职。（见《明史•吴中行传》、及《蒙阴县民国志资料》）。
  公家臣被谪后，开始担任泽州判官，后移官至广平司理及南京户部主事。万历十一年（1583年）死在滁州。其子公鼐迎丧归来后，安葬在他自选的黄山墓地里.终年五十一岁。
  公家臣一生诚朴正直，不苟异同，“立朝正色，居乡谨厚”，他的不幸遭遇受到当朝人士的同情。连天启帝赠他的"诰命”中也说：“宏文博物，懿行作人；居号义门，仕为良史……而天年不待，世永惜之”。所著集为《东塘集》。至今《山左明诗抄》及《蒙阴县志》等书中尚载其诗六首。
  公鼐及其弟公鼒：公氏家族的集大成者，当推“第五世”进士公鼐。我们当另文专述。这里要说说他的弟弟。
  鼐（音nai奈）：大鼎的意思。鼒（音zi资）：小鼎的意思。《诗经•周颂•丝衣》中说：“鼐鼎及鼒”。公家臣将两个儿子取名为"鼐”、“鼒”，无疑是在仕途上对他们寄有厚望。希望他们“官居鼒鼐”。旧时因宰相治理国事，如鼎鼐之调合五味。往往用“鼎鼐及鼒”，来比喻宰相的权位。
  公鼐：字敬与，号浮来。万历（丁酉）二十五年（1597年）中举人。官至工部屯田司主事。志书上说他：“天性英敏，走笔千言，博学善书，名重京师”。"谒选时，吏部爱之。特令其赴中书科候会试。一时诰文，多出其手。得其只字者，皆珍重之，以为秘宝。”从中看出，他不仅长于文学，也是“名重京师”的书法家。他的诗“长于近体，与乃兄风格相似，”。另外，还著有传奇（剧本）《千金裘》。他的诗文辑为《小东园集》三十卷。晚年隐居蒙阴，不求仕进，专志著述。遗憾的是，现在我们搜集到的他的诗文仅有七十篇左右。公鼐的子孙。
  公鼐有子三人。长子公光国，字宾王。少牵中秀才后，屡试不举，于是弃文从武。因军功升为副总兵防守徐州。年四十余岁早逝。他的叔父浮来先生悼诗曰：“病里尚期尸马革，归来谁料首孤邱。”惜其壮志未酬而早逝。著作有《自适吟》、《寄乐园》等诗文集。次子公端，担任过光禄寺署丕。三子公甸，仕至南京户部郎中。由于承受乃祖、乃父之荫，家境富裕。崇祯（庚辰）十三年（1640年），蒙阴发生蝗灾，“蒙民大饥”。公甸捐资施粥，贱粜以救饥民.第二年（1641年）山东巡抚王公弼、总兵官刘泽清统兵三万追剿巨寇，路过蒙阴时，军饷告艰，“官兵所过，劫掠胜于盗贼”。公甸只好拿出粮食千石"犒师”，才把官兵打发走，地方上得以安堵。
  到了公鼐的孙子辈，科名及家道就逐渐衰弱了。公鼐的长孙公秉文，以“恩荫”担任过刑部郎中，死在旅途中。“家赤贫，子幼，妻常氏苦守贞节”。我们从他的一首诗中也可以看出其生活的寒酸和仕途艰难了。“日在破村西，风高野路迷。败垣唯卧牸过午不闻鸡。云脚分山麓，水声碎马蹄；仆夫饥欲宿。指点渡前溪”（《雪后山行》）。而公端的儿子公显文，也只靠“恩荫”任过鸿胪寺序班，已是属于 “职员” 一类的职务了。试论公鼐的仕途政绩和文学成就
  朱明秀
  公鼐（1558—1626）：字孝与。蒙阴（今山东省蒙阴县）人。明代文学家、诗人。
  他于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中进士，仕至礼部侍郎，死后被追封礼部尚书，谥文介。
  他主张文学作品"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声情”（《中国古代文学辞典》），作者应该扣紧时代的脉博，直抒性灵，不拘格套；反对复古摹拟，拾人牙秽。他敢于批评当时雄踞文坛的"前后七子”所倡导的摹拟之风。指出这样做无疑是”跼屋之下，探蹐藤箧之中”（公鼐：《古乐府自叙》）；无异是“艺林之根蟊，学人之路阱”（同上）。这种批评是何等的尖锐和正确。不仅如此，他还身体力行，以自己的大量诗歌创作来实践自己的文学主张。为扭转明末文坛消沉颓败的文风作出了一定贡献。
  本文试图就以上问题，作一些探讨，敬请读者指教。
  一
  公鼐的家世、生平及政治遭遇
  公鼐出生于明代后期的一个声势显赫的"馆阁世家”里。自其从高祖公勉仁始，代代蝉联"进士”。至公鼐一代，正所谓“五世进士"。他们或文治，或武功，多有建树，并均有诗文专集传世。“博学宏词”，“作述继美”（见《明史》成为明代江北不可多见的文学世家。而公鼐也成为这个世家的集大成者（参看拙著《公鼐家族世系考》）
  公鼐的父亲公家臣，字东塘，生于明嘉靖（癸巳）十二年（公元1533年），卒于万历（癸未）十一年（1583年），终年五十一岁（根据明礼部尚书冯琦《东塘公太史公葬黄山记》一文的有关资料推算）。他于隆庆（辛未）五年（公元1571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并担任过会典编修官，负责校阅《世宗实录》。完成之后，受到嘉奖。只因为人耿直，“不苟为异同”，得罪了当时的首辅张居正，竟被贬为滁州判官，后死在滁州。所著辑为《东塘集》行世。
  公鼐兄弟二人，其父分别给他们起名为“鼐（nai奈）与“鼒（zi资）”，是有深切含义的。鼎、鼐、鼒，都是古代的"锅”。不过有大小之分罢了。《诗经…周颂…系衣》中说："鼎鼐及鼒”。旧时因宰用相治理国事，如“鼒鼐之调合五味”。所以，往往“注居鼒鼐”来形容宰相的权位。其父命名的苦心，无非是对其昆仲在仕途上寄有厚望。
  公鼐生长在这样一个学识渊博而又饱经政治忧患的世家大族里，为其将来的仕途和治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鼐自幼即以"异敏"著称。他“生有异才，龆龄（刚换乳牙时）能诗，读书一目即记，裁籍靡不腹笥之。弱冠（十五、六岁时）文名炳著海内，直指毛公试而奇之，升蒙阴为中邑”（《蒙阴县志...选举…进士》）。由于他一人的"异才"，而使全县升格，这在历史上确是罕见的。原来，明清以来的院试（考艰秀才），根据各县大小，人丁多寡，按上、中、下三级分有一定名额。蒙阴地僻人稀，一直厲于“下等县”，当然名额最少。由于公鼐的特异慧敏，使蒙阴班居“中邑”，每届增加五、六个秀才名额，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光荣，也是造福于桑梓士林做大好事。
  一五七一年，在他十四岁时，其父考中辛未科（明隆庆五年）进士。不久，又被授为翰林院编修，鼐即随父入京读书。从此，他在身居要职的词林名宿，翰苑文英们的指点和薰陶下，不仅眼界大开，学业也日臻精深，他的文名已“炳著海内”，诗名也已崭露头角了。他十六岁时写下的七律《拟秋怀》，不论在意境，格律等方面，都已臻于成熟，颇有大家凤度了。
  不幸的是，在他刚满二十岁时，其父于一五七七年（神宗万历五年），因触怒首辅张居正而被贬官，他也只好重新回到故乡蒙阴。但是在这之前，他敢于为因同罪而遭受“廷杖”，削职为民，被逐出北京的吴中行（翰林院编修）、赵用贤（翰林院侍讲）公开送行，并且一直送至潞河（京杭大运河码头），看他们上船起程后才回来。这在当时是冒有极大风险的。从此，也看出公鼐自年青时代就耿直持正，具有较高的胆略和器识。
  从二十岁至四十岁的二十年中，他忍受着父遭追继而去世的打击,同时自己的科名亦很不得意。直至一五九七年，他已四十岁时，才与其弟鼒同科考中举人。
  他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考中进士时，已经四十四岁，此时，他跻身仕途的热情已经大减。进士的荣誉和头衔也剌激不起他那兴奋的神经了。在《辛丑得第年逾仕矣》这首诗中，他已自称"老夫”傫然诸俊后，白发几茎添”在同科进士面前，他自惭自责，反而更加愁楚了。
  公鼐考中进士后，被授为"翰林院编修，屡迁左谕德，为东宫讲官”（《明史•公鼐传》）。“东宫讲官”，的职责就是给诸童子当教师。不过，这个“老师”是不好当的。神宗（万历）皇后无子，诸妃生子常洛、常询、常浩。按照儒家礼法："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长洛（后来的光宗）是长子，应立为太子，但神宗宠爱郑贵妃，就想立其子常询为太子。围绕这一立“国本”的问题，朝臣与太监、勋戚之间，展开了一系列的明争暗斗。后来，虽然常洛勉强被立为太子，然而斗争并未结束，接着又发生了“三王并封”之争和“福王（常询）就国"之争。在这期间；诸王们争权夺位，那有心思去读书，而身居东宫侍讲的近臣；稍有不慎，就会带来杀身之祸。后来，公鼐又被提拔为“左庶子”，成为太子的首席侍从官，则更成为“后党”、“阉党”的眼中钉，处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政治旋涡中心的公鼐，为了"明哲保身"，在干了七年后，只好“引疾归”（因病辞职）了。他在《南圃就客求果栽》一诗中说：“一去七载长安尘，羁栖畏途怀踯躅”。想起来，令人感到后怕。
  明世宗（万历）去世后，一六一九年太子常洛即位，是为光宗。为了巩固自己的帝位，他当然想到了自己的老师。于是公鼐又被召回京师，拜为国子监祭酒，受到了较高的崇遇。光宗曾亲书“理学名臣”四字的匾额，挂在他的府门。此时,是公鼐一生最受器重的时刻，“国有大事，公卿咸就裁”。就是说，遇到国家大事，官员们要去请教他，由他来裁决。可惜好景不长，光宗即位仅过半年，就去世了。
  熹宗（朱由校）即位后，开始对公鼐仍很器重，以"两代帝师”视之。他加封公鼐为礼部右侍郎，詹事府詹事。詹事府是专管后宫及太子府的官员，不过，在帝党、后党、宦官、朝臣的党派斗争中，也是最不好当的.特别是太监魏忠贤逐渐专权乱政，性格耿介正直的公鼐，当然要受到冷遇和打击了。最后又不得不再一次“引疾归”，从此，脱离了仕途，六十九岁时，他死在故乡蒙阴。
  公鼐居宫期间，做过这样几件值得称道的事：
  一六一五年，山东大饥，泰安蒙阴一带灾情尤烈，他的《夏日行岱野书所见》一诗，真实地描绘了人民卖儿贴妇、流离失所的惨象。他慨然上疏请求赈济，得到允许，而“全活通省”・关于这点，不仅志书上加以颂扬，就连崇祯皇帝《谕祭公鼐文》中也提到：“发粟赈饥，仁禅乡闾”。
  公鼐在政治上老成持重，在对待如何处理引起光宗突然死亡的所谓“红丸案”（光宗即位不久，就患腹泻，久治不愈，辅臣方从哲推荐一个叫李可灼的人”，献上了两粒红丸，光宗服后，当夜陨命。是方从哲蓄意害命呢？还是因李可灼不懂医术而造成的医疗事故呢？朝臣们夹杂上个人恩怨:纷争不息，谓之“红丸案”中，他不愿陷入借此相互攻讦的两派之争，”詹事公鼐持两端”（《明史•方从哲传》）。而又决不允许宦官魏忠贤借此诬陷忠良，为纠正魏忠贤等人制造流言蜚语而编写的《忧危竑议》，他慨然上书熹宗，要求由他主持编纂《光宗实录》，使之"存其真而不存其伪”，"有闻见异词及宫闱委曲之妙用，亦皆直笔指陈、勒成信史”（《明史•公鼐传》），却得不到答复。
  但是，在天启初年，他仍以“老师”的身份，连续两次上疏，对皇帝及辅臣（宰相）加以观劝，但是，这时的熹宗，巳被宦官所操纵，得来的结果是："忤旨、"谯责”。
  引起他在“引疾归”后又被“罢职”的直接原因是因为推荐李三才为内阁辅臣。李三才，河北通县人，官至户部尚书。他主张改革弊政，修治水利，是一个有才能，得民心的官员。但也得罪了不少权臣，宦官，后竟被诬为“盗用皇木，营建私第”的罪名，削职为民。然而他的正直和才能，一直受到朝臣们的尊重，是东林党的领袖。公鼐公开上疏请求重新起用李三才，本来是得到公卿们的拥护，“趣使尽言” 的，谁知“御臾叶有声追论鼐与三才有姻”，落了个“徇私妄荐”的罪名，而被“罢职闲居”。
  李三才与公鼐是何姻亲，我们尚不清楚，留待以后考证。
  ）可参看邓拓《燕山夜话•为李三才辩护》一文）。当然，对于公鼐受到这种不公正的处理，在思宗 （崇祯）即位，扳倒了魏忠贤后，又得到了平反更正.思宗追封他为礼部尚书，谥文介。并给予“全谕祭葬”、“崇祀先贤”的荣誉。诗人孙高扬也写诗颂扬他，将其列为“三十五忠”之一。使他"殁后有余荣，恩纶逮奄穸（清安箕《青社先贤•咏公鼐》）。在他的故乡蒙阴县城为他建造“全荣坊”；还建造了 “五世进士 •父子翰林坊”（1961年因扩建工程被毁）。
  二
  公鼐的文学主张和诗歌成就
  由于受封建理学和八股文凤的影响，明代诗文创作数量虽然不少，但成就却不大。在永乐至正统（公元1403一一1449年）间，文坛上出现了以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为首的“台阁体”诗派。他们的作品都是以唱和应酬，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为能事，艺术上呆板平庸，实无可读。明代中叶，在反对“台阁体”蝉缓冗沓的文风斗争中，又出现了以季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 "后七子”，雄踞文坛。他们以复古为号召，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企图以摹拟古代优秀文学为号召，来取代充满官僚习气的“台阁体”.但是，他们把摹拟前人当成了文学创作途径，对秦汉以后的文章十分卑视，结果食古不化，反而把文学创作引入了歧途，一时抄袭之风充斥文坛，不以为耻，反而为荣。据朱彝尊所编的《明诗综》统计，明诗人多至三千四百余人，却很少有传世佳作。论其原委，前人多归咎于八股文，但前后七子倡导的复古摹拟之风，在诗坛上则更应承其罪责。
  公鼐生活在这种纷围中，从他的早期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摹拟的痕迹。如《商歌》、《玉阶怨》、《白头吟》诸作。早年，他对李梦阳、何景明等人，也很推崇。他在《问次斋闲居》中说："世业惭歆向，时名谢李何”！这个李、何，就是指的前七子首领李梦阳、何景明。对后七子中的李攀龙也是尊崇备至，而有“文章一代李沧溟”（李攀龙号沧溟居士）的诗句。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艺术修养的成熟，在与他同时代的“公安派”、“竟陵派”的影响下，逐渐认识到了 “摹拟之非”，公开提出了与李攀龙等人针锋相对的文学主张。
  他的主张，除以他的作品身体力行加以体现外，主要是以他的《古乐府自叙》这一专论公开宣言。
  《古乐府自叙》是为他自已编辑的一本“乐府体”诗集而写的序言。他的文学主张，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文学发展的，历代文学的演变，各有其时代的特征和历史的原因。贵古贱今，蹈袭拟古，都是不承认文学发展与演变的原则。
  他说：“愚谓风雅之后有乐府，如唐诗之后有词曲。声听之变，必有所趋；情辞之迁，必有所至。古乐之不可复久矣！后人之不能汉魏，犹汉魏之不能风雅，势使之然也！”这就是说：“时代有一时代的声情”，文学作品应该扣紧时代的特征，成为推动新思潮发展的动力。正因为如此，他的一些诗也能反映现实切中时弊”（《青州府志•人物》）。
  二、文学是继承的，主张学习和继承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但应根据时代特征而革旧创新。
  文学既是发展的，对于古代优秀的文学作品，文学形式，都应该学习，应该继承，这并没有错误。他说：“如汉《朱鹭》、《离翁》之作，魏晋诸臣拟之，以鸣其一代之事，易名别调，各极其长，岂以古今同异为病哉！”这就是说：象汉代乐府《铙歌》中的《朱鹭》、《离翁》这些文学形式，后代文人加以继承借用，来反映当代的社会内容，抒发作者的情怀，这不能说是毛病。为了说明这一问题，他又说："后世文士如李太白，则沿其目而革其词；杜子美，白乐天之伦，则创为意而不袭其目。皆卓然作者，后世有述焉！”他用唐代诗坛巨星李、杜、白为例，说明他们有的"沿其目（沿用古代诗体、格式）而革其词（换上新词），有的是创造新意不受旧体束缚，都成为流传后世的“卓然作者”。我们认为，他的这种既要学习古代文化传统，又要具有创新精神的文学主张”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三、反对摹拟仿古，公开指出前后七子所倡导的摹拟之风是"艺林之根蟊，学人之路阱”。是阻碍文学发展的罪恶之源。
  学习古人，本是必要的，若以抄袭剽窃为复古，劝人只读秦汉以前的文，不读唐代以后的诗，这就使明代文坛争以照抄古诗为荣，造成了“一唱亿和”、字比句拟的局面，在这种文风的束缚下，“有才者诎于法，而不敢自伸其才；无才者拾一二浮泛之语，帮凑成诗”。这样的文坛还有什么生气！
  公鼐是深深不满于此的，他愤慨地说：“近乃有拟古乐府者，遂专以拟名其说，但取汉魏所传之词句，抚而字合之……，或假借以附益，或因文而增损，跼蹐屋之下，探胠藤箧之间”。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其严重后果，“乃艺林之根蟊，学人之路阱”，是糟踏文坛的毒虫，是给后代学人设下的陷井！这种批评是何等的尖锐，这种指责又是何等的正确！他还敢于把扯评的矛头直接指向这歪一风的倡导者，当时雄踞文坛的“一代宗师”李攀龙！他以指责的口气说：、“李于鳞（字攀龙）日：'拟议以成其变化。’噫！拟议将以变化也，不能变化，而拟议奚取焉?”这又是何等的勇敢和正气凛然。
  对于公鼐的这一主张，在时人和后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宋彝尊在《明诗综诗话》中说：“言诗于三齐之彦，吾必以文介（公鼐谥号）为巨擘（bo大拇指。巨擘，出众的人物也，其论古乐府，力攻摹拟之非，深不满于于鳞（李攀龙）”
  清代著名文学评论家王渔洋在他的《池北偶谈》中，写了一个笑话为公鼐的主张形象地做了补充和注释。（见198—199页）
  这个笑话对那些不懂装懂，任意抄袭的所谓诗人，是多么辛辣的讽刺！原来，"妃、呼、豨”等字都是古代的语气助词，有音而无义，它只是在句中起表示语气的作用。可有位“江南士人”，胸无点墨，硬充风雅，抄来抄去就抄出笑话来了。“妃、呼、豨”源出汉乐府《饶歌》第十二曲《有所思》，它是写一位女子得知情人变心后的无比怨恨之情。诗歌最后一句是："妃呼豨!秋风萧萧晨风飔，东方须臾高知之!”其中的“妃呼豨”也就是相当我们口语中的“唉嗨呀”之类的语气助词，这个人士把它改成“一个女孩喚猪，猪知道她的意思”，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这也正是公鼐所论及的。
  从上述王渔洋写的笑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明代文坛的混乱和摹拟之风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因而，我们对公鼐力攻摹拟之非的时代功绩看得更加清楚。朱彝尊称赞他为明代诗坛上的“巨擘”（首领或杰出人物的意思），是并不为过的。
  公鼐在他勤奋的一生里，写下了大量的著作和诗歌。清代诗人安箕在《青社先贤•咏公鼐》一诗中说他：“高枕东蒙间，寝食研图籍。撰书卷帙繁，与身同寸尺”不仅称颂了他治学的勤奋，也说出他的著述之多，说他的作品罗起来和他的身体一样高！这其中当然杂有夸张谀美之词。但是，他的文集《问次斋集》共有一百卷之多，这就是明证.可惜，经过几百年的变乱，我们已经看不到了。现在，已经搜集到的，仅有诗一百余首，赋一，文八篇.从这一百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公鼐的功底之深，见闻之博，艺术成就之高超。正如他的好友李季重（进士，曾任夏邑县令）说的“先生诸体咸妙，不屑屑慕古，亦不沾沾是今，极风雅之致，晚年《山居》诸诗，犹得真趣”。渔洋山人（即王渔洋）也说：“吾乡（王是桓台人）文介公鼐，万历中为词林宿望，诗文淹雅，绝句尤工。如《习家池》、《南竺寺》诸诗，皆不减唐人风致。”这些评价也是中肯的。
  现在，我们首先看一看公诗的内容，从中可以窥视他的政治抱负和思想见地。当然也可以鉴赏他的艺术风范。
  一、关心国事，同情民艰。反映人民的疾苦，富有时代气息。
  这类内容在他青年时代及居官期间的诗作中，时有反映。如《拟秋怀》、《夏日行岱野书所见》，就是代表。
  《拟秋怀》中，他对连年战争的北部边疆，由于执行了“款虏”（与蒙古友好）的政策，使得瀚海清宁，他为此感情激越，高唱赞歌！并道出了他"愿学龙门策太平”的政治抱负。
  《夏日行岱野书所见》是一首记实性的古体诗，作者以质朴的语言，真挚的感情，血泪俱下的描绘了太沂山区由于连年灾荒，官府盘剥而造成的卖儿贴妇、满目荒夷的悲惨情景。他痛心地写道：“比年亢旱民居尽，剔屋伐木绝村庄；今春多雨禾始起，斛麦钱百农反伤！卖儿贻妇苦不售，时当盛夏家无粮！ ”这是多么令人触目惊心的悲惨情景！
  那么，在“今春多雨”、“斛麦百钱”的丰收之后，农民为什么反面受到伤害，“时当盛夏家无粮” 呢？他的笔锋一转，矛头直刺当时的宫府：“敲朴疮痍饥欲死，朝求纵舍暮逃亡。前限未完后限急，吏卒叫嚣人走藏！”这就是造成“四顾嗷嗷皆鼎沸”的根本原因！官吏的横征暴敛，无休止的限期交粮，比天灾还要人的命!这种愤怒的悲歌，比之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并不逊色！
  不仅如此，诗中还表述了作者对灾民的无限同情和欲助无力的自责心情。他写道：“我行安车犹畏热，观彼负载行踉跄”。最后他直抒胸臆，表达他极力想改变这一现实的美好愿望：“我欲使泰山化阳.迈，犹恐铲凿销精芒；我欲使东海输宝藏，犹恐漏卮枯沧桑！何能一借康回力，尽卷滔滔入混茫！”他有心无力，而又顾虑重重，不能也不敢去触及造成这一悲惨现实的社会制度，只有想借神话中的人物来改变现实，这也是当时一个正直文人的唯一的美好幻想。
  二、指陈时弊，暴露明朝后期宦途艰辛和世情险
  恶。
  公鼐的一生，正处于明朝后期，政治上日趋腐败、混乱。自其高、曾祖起，就受到过宦官、权臣如刘瑾、张居正之流的迫害。性格耿介的公鼐，面对宫廷内部和宦官权臣之间为争权夺势而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斗争，他不仅身受其害，也是深恶痛绝的。他在《天可量》一诗中，悲愤地喊到：
  “天可量，海可测，唯有人心无终极；山可平，川可塞，唯有人情多反侧！翻云覆雨不移时，系风捕影杳无迹。锋镝之来尚易防，伏匿之端殊难识！…… 身如佝痿口如蜜，引绳下石虚绸缪；康庄闲闲掘陷阱井，平风浪静生阳侯！……。”
  这些犀词力句，深刻地揭露了当时政治斗争中的卑劣手段，人与人之间的奸诈相欺。
  在《望蒙山吟有寄》中，他向一位同受迫害的在京朋友倾诉自己的心声：“嗟君只在此山间，欲往从之蹊路艰，豺狼昼出当道卧，一望使我摧心颜！”
  在作者的想象中，友人好象就在附近的蒙山上，但世路艰辛，豺狼当道，真是近在咫尺，远隔天涯。.这就不能不令人联想到作者生活的时代，正是魏阉擅权，正直之士受害的时候。作者不正是因受魏忠贤的迫害而与友人分手的吗？诗篇以沉痛的笔调，叙写了两地相思，欲见不能的深沉怀思，真是哀怨悱恻，感人情怀。
  他的《遣兴拟杜》一诗，对当时人心的浇薄，世态的炎凉，暴露得淋漓尽致。
  然而，公鼐虽曾受到过皇帝的青睐，但他毕竟不过是个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面对这些丑恶世态和强权欺压，在慷慨指梾之余，他只君避居田野，以此来表示对黑暗势力的不满和抵制。因此，在他的诗中，也有不少表现逃避现实，空虚伤感的消极情绪出现。
  在《送别刘练江之广陵》诗中，他向自己的好友宣布：“明年我亦蹈东海，养鸡抱犊时相待”表示了归田的决心。而在饱受倾轧之苦而又无力反抗的时候，他只有自宽自解，于超脱中求得自安了。“一任揶揄自然块，谓我呆愚我亦好。闭关偃仰睡高舂，起看春庭长芳草！”
  这类词发自肺腑，百转回肠，在艺术上往往更有感人的力量。
  三、讴歌故乡山河，抒发自己对故土的热恋和对乡邻们亲密无间的感情。
  作者在饱经世态忧患之后，只有故乡的山川草木使他感到亲切，乡邻们的质朴感情能够给他以安慰。所以，在现存的公鼐诗赋中，这类内容的诗占有很大的比重。
  《东蒙山赋》是公鼐作品中的宏幅巨制，全赋近两千字。他以自豪的感情，娴熟的技巧，赡富的才华，从地理方位，历史渊源以及人文、物产诸方面，热情地讴歌了蒙山的奇伟瑰丽，把沂蒙大地描绘得色光斑烂，令人神往。
  更可贵的是，诗人有不少作品是叙写他归田后与乡亲们的眷恋之情。如“客醉迟归意，来稀重别情。出门逢野老，重与话躬耕”（《过蒙阴旧城山家留饮》）。“童子粘屏喜，乡邻送酒频（《丁未人日》）。”夙昔渔樵邻，来往无厌时”（《归田杂咏》）。一个高级官员出身的他，能够和种地的、打鱼的、砍柴的保持如此融洽的关系，也是难能可贵的。
  不容讳言，公鼐诗中也有一部分是宴集唱和，粉饰太平及消极出世之作，这也从一个侧面记录了作者的行迹和思想。当然，我们在阅读时应该加以区别。
  公鼐的山水诗，从艺术水平而言，是比较高超的。其中有不少清新可诵，脍炙人口的句子，使人读后，感到诗情画意，从中得到艺术美的享受。当然，由于他是“馆阁出身”，爱用僻典，有些也令人难懂，“稍嫌板滞”（《辞海》语）。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公鼐诗的热爱。
  以上是我在整理《公鼐诗文辑》中的一点浅见，仓促写出，以期引起有志于研究公鼐的学者、专家们的注意，使公鼐文学世家的作品得以进一步挖掘整理，使其能够有利于后人。敬请学术界前辈及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九八九年九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