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王德林是东北地区抗击俄、日两帝国主义的著名将领。清朝末年，厕身“绿林”，杀富济贫，除强抑恶，被誉为“义盗红胡子老王林”。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王德林率部于中东铁路沿线与沙俄侵略者浴血奋战达11年之久，对沙俄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抵抗。“九•一八”事变前后，王德林以一个旧东北军中级军官的身份愤然摈弃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奋起抗日。在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组建了“中国国民救国军”（以下简称救国军），人数最多时达十一万五千余众，与日本侵略者血战于吉林东部的松花江畔与长白山一带，不断给日本侵略军以重创，受到各界群众的热烈拥护与赞扬，被群众誉为”救国常胜将军”。在他的有生之年虽然未能实现“驱逐日寇，收复失地”的夙愿，但他那种矢志救国、奋勇杀敌的可贵精神，以及他同中国共产党人真诚合作、共御外敌的远见卓识，至今令人钦佩,难以忘怀。
  1938年底，王德林为奔走抗日而心劳神悴，不幸病故。之时，我党曾发表专文进行悼念，并称誉他为"民族老英雄”。王德自22岁起，同俄、日两个侵略者斗争了44年，纵观其奋斗的一生，他无愧于这一光荣称号。
  全国解放后，王德林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反俄救国被逼为“寇”王德林，字惠民，原名王林，同治十二年（1873年）生于山东省沂水县（今沂南县双堠乡）后崖子村一个贫农家庭。王林兄弟二人，王林为弟。王家祖居沂南桃花埠，世代行医，以精治小儿痘疹闻名乡里，且医德高尚，深受百姓爱戴。传至父辈，仍以行医糊口，后因生活所迫，逃荒来到后崖子村，为徐姓一家地主扛活，兼操医业度日。为解决家庭困难，王林稍大后也给徐家地主打短工，种菜园子，常遭虐待，使他从小就形成了一种倔强的性格。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王林22岁时，因家贫且逢歉收，乃与同乡数人“下关东”另谋生计，先后干过伐木工、窑工及给大户人家扛活。后适逢中俄两国合资修筑中东铁路，王林与同乡多人，应募为筑路工人，因王林做事勇于负责，乃被推为“把头”，即领工。在工程进行中，俄人监工态度极为凶狠，稍不顺眼，即鞭抽脚踢，无所不用其极。有一工人，因病力不从心，被俄国监工看见，鞭挞致死。王林见状，无比愤慨，挺身为死者申冤，诉之于当地官府。然所有我方官吏，皆慑于俄人淫威，不敢据理处置，不了了之。至此，王林认为，做官的不能为民作主，任其枉死，激愤之余,乃大声呼曰“你们做官的怕大鼻子我王林绝不怕大鼻子！”呼罢，愤然返回工地，纠集同乡多人及其他筑路工人数百人，誓与欺压同胞的大鼻子周旋到底。从此开始了绿林生涯，王林人山落草之后，在台马沟林内设下窝棚？作为反俄救国大本营,并自刻园形石质大印一枚，文曰“反俄救国被逼为寇”八个大字。之后,东北同胞爱国热血健儿来投，数月之间即扩充千余人，风靡吉林、黑龙江一带，以怨报怨，以恨报恨。凡俄人及与俄人勾结的贪官污吏、汉奸巨恶，悉为劫杀目标。其杀敌爱国，劫奸济苦的义烈行动，遂使“义盗红胡子老王林”之美名在东北广大地区传播开来。王林当时20多岁，正值青年，在王林之前加一 “老”字，足见当地民众对其尊仰之至。
  1896年6月，沙俄帝国乘李鸿章到俄国庆贺沙俄尼古拉二世加冕之机，诱迫李鸿章代表清朝政府签订了《中俄密约》，攫取了中东铁路的筑路权及沿线地带的行政、矿藏采掘、森林砍伐、贸易减免税等特权，激起了东北人民反抗侵略者的斗争高潮，更激起了王林所部对沙俄的刻骨轨恨。1897年7月，沙俄帝国借口保护中东铁路修筑，龄步騎兵多人,分六路侵占东北，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致使沙俄军队先后占领了宁安、穆棱、吉林等地。王林耳闻目睹了沙俄军队的野蛮行径和对中国人惨无人道的烧杀淫掠，肝胆欲裂。为严惩沙俄匪军，率部追随当时东北“义和团”首领唐殿荣和“忠义军”首领刘永和（外号刘单子）等人，在中东路沿线袭击帝俄匪军，严厉打击了沙俄匪军的嚣张气焰。1900年，俄国西伯利亚铁路筑成，不久，中东铁路相继通车。当时，日俄战争已迫在眉睦，中东铁路的频繁运输军用物资，遂成为王林所部的劫掠目标。由于王林的队伍深深扎根于民众之中，所以对俄军的布防情况和军事行动，无不了如指掌。因而，王林率部破坏铁路，截劫列车，从无一失，俄国军队运输军用物资的列车几乎无一次幸免，迫使蛮横残暴的俄军陷于无计可施的窘境。因此，乃收买一中国人低头向王林说项，请求开列保证行车安全的条件。当时，铁路沿线附近，穷苦居民已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于是，王林嘱其每次列车经过，必须于指定车站卸下一定数量的面粉、食品，供附近居民领取食用，即不再截劫列车。这ー条件不但为俄国人所乐于接受，而且使东北广大人民更进一步认识了王林，决不是一般人所说的 “红胡子”了。王林从22岁起厕身绿林以来，从不骚扰自己的良善同胞，而一贯济贫扶弱，已成为东北广大人民心目中救苦救难的活菩萨了。
  1901年3月问，沙俄派出一支侦骑将王林设在台马沟的大本营炸毁，28位义士不幸殉难。事件发生后，王林会同受害人家属，联名上书宁安地方政府，要求官府出面为义民作主,共同惩治外寇。然而官府竟同外人一鼻孔出气，对此血案置之不理。从此，使王林等众明白了，外侮所以纷至沓来，正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媚外。于是，他反清抗俄的决心更加坚定了。1903年4月，王林为追悼受难烈士，联合受难烈士的亲友及各地爱国志士，召开了控诉沙俄侵华罪行大会。他在会上慷慨陈词，历数了中国人备受侵略者欺凌的事实，揭露了贪官污吏屈膝媚外的罪行。听众泣不成声，不断发出誓死为死难同胞复仇的怒吼，纷纷表示紧跟王林反清抗俄到底。广大爱国群众的呼声，更加坚定了王林驱逐鞑虏，救苦难同胞于水火的决心。为使“反俄救国被逼为'寇'"的义旗，在东北广大地区上空飘扬，王林对部下约法三章：第一，绝对不准扰害中国人；第二，对被俘的俄国人，只要他心服口服，不准轻加杀害；第三，要爱护和援助穷苦无靠者。此后，王林率部经常活跃在中东铁路的穆棱、绥芬一带，出没于松花江和乌苏里江流域，专门截击沙俄车船，打击沙俄势力。十余年间，他率领部队打九站，攻七站，袭十站，一度占领索罗瓦挂及苇沙河、雅伯利、新站等地。他每到一地都令部下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不得损害当地百姓的一草一木，同时又将所缴获的粮食、财物分给地方百姓，而且还为地方上排难解忧，锄强抑恶。因此，他在吉东广大地区享有崇高威信，成为东北著名的“绿林”豪杰。功惠于国德泽在良
  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林在吉东一带继续进行抗俄活动。1917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其“满蒙独立”的野心，蓄意收买王林为他们服务，便从朝鲜派遣了腾田大佐,专门来从事这一勾当。腾田受命后亲至穆棱县石头河子王林的山寨，约王林密谈一无所获。是年10月间，腾田再次亲见王林劝降，王林怒容满面，喝令左右将这个不怀好意的家伙赶走。然而，当王林部下驱赶腾田时，从其身上查获了有关东北关防密件。王林认为此事非同小可，便急忙赶抄副本并附长信一封，陈述利害，随即派人送到吉林地方政府。吉林督军孟恩远仔细阅读了王林送来的长信和密件，颇为王林的爱国胆识所感动,当即派延吉道尹张莲轩调查事件的原委，派副官孟福德专程赴宁安东京城邀请王林赴省城面谈。王林应邀到了省府后，在督军署住了数日，每天同孟恩远长谈到子夜，谈得十分投机。王林对如何加强东北的边防，保持民族的尊严提出了许多建议，深受孟督生的称赞。最后，王林经慎重考虑，谢绝了孟督军的挽留，返回营地。
  祖国东北的大好河山早为日本帝国主义所觊觎。继腾田之后，于1918年日军又派特务人员中村大尉，携合约书一份寻至王林驻地，与之谈判。商请由王林在吉林省内制造不利于日军的事端，使日军得以借口出兵，事成之后拥王林充任地方首长，要王在合约书上签字，决不食言。王林听后极为愤怒，仔细琢磨之后，感到事关重大，必须告知我国地方政府,对日寇阴谋有所防范。于是与日人虚与委蛇，允于考虑后再作决定。中村离去之后，王林急召部下孔宪荣、吴义成等商议对策。王对他们说：“不光俄国大鼻子有侵略我国的野心，小日本的阴谋更为可怕。……然而，我们政府还不知道，这太可怕了！我必须带着这份合约书，再次去省城，面告孟督军”。大家听了王林的话，群起反对，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是干什么的？上次孟督军之所以放你回来，是慑于你的威名。凭你的身份，去省城而见督军，岂不是白白地送死！”王林却说；“不要乱说，咱与孟督军有过交往，再说，即使拚着生命，也要将这样有关国家安危的重要情报，告诉我们的政府，大家切不可阻拦我！”大家劝阻无效，王林单枪匹马，直奔吉林省城督军署门前，大声说：“我是王林，要面见督军！”督军孟恩远闻听王林再次面访，迎于门外。王林将中村所与合约书呈于督军，备述其事。聆听王林所言，孟督军极为动容，认为事关重大，除通知所属慎加戒防外，速陈上级政府，有所防备。王林厕身绿林20余年，而仍具此爱国热忱，使孟督军深受感动，因而对王林所为极为敬佩，待为上宾，认为王林是不可多得的国家志士。为此，商请王林，将所属健儿予以收抚。对于老弱不愿从军者，各予土地从耕，挑选精强力壮者编为独立营，驻守防地任王林挑选。经过再三考虑，王林认为，在此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听从政府统ー指挥，以防外侮，实为必要，又感于孟督军知遇之恩，毅然接受改編。除资助老弱及志愿归田者外，所余精壮健儿二千余人，编为吉林省独盘保安营，由王林任营长，其部FTL宪荣、吴义成、彭德吉、刘旭东、唐惠泉、曹华亭、赵阑亭、丁长胜、杨照禄、李玉清（外号毛三枪）等人分任连、排、班长等职。防地仍为长白山东北、安图、延吉、珲春及兴凯湖北端之密山等县。此地北接俄国边境,南与朝鲜接壤，向为日、俄帝国主义伺机侵扰掠夺之地。
  王林部受编之后，督军孟恩远为表彰他的抗俄反帝义举“功惠于国，德泽在民”，特地在他原名“王林”二字中间加个“德”字，并以“惠民”为表字。从此，他的名字便正式改为王德林了。
  1919年7月，吉林督军孟恩远去职，王德林所属之独立营被编入延吉镇守使署，镇守使张九卿对王德林仍给予厚爱。以后镇守使不断易人，王德林部又被改编为东北军第二十七旅第七团第三营，王德林仍任营长。从此，“老三营”反抗外侮、保家卫国的英勇事迹誉满吉东一带。“九• 一八”事变以后，成为十余万中国国艮救国军的中坚力量。举义旗，抗倭寇
  1931年“九・ー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国民政府采取了“绝对不准抵抗"的政策，致使沈阳、长春等重要城镇和大片国土瞬间沦于敌手。9月21日，多门二郎中将率日军第二师团ー部，以装甲车为先导开入吉林省城。原驻吉副司令公署参谋长熙洽亲迎日军至吐门岭车站，延吉镇守使吉兴奉熙洽之命也投降日军。与此同时，吉林东部的蛟河、敦化、额稷、延吉、珲春、汪清、和龙等地相继为日军占领，王德林的防地也成为沦陷区。日军占领吉林省会后，计划修筑吉林至朝鲜宁会市的铁路。
  王德林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急欲修通吉会铁路的险恶用心及铁路修成后给国家带来的危害早已明察在心。因为吉会铁路一旦修成，仅需24个小时，日军就能布满东北各个险关要隘。对此，王德林深感自己肩上担子的重量，充分认识到，为保疆卫民，非牺牲不能求安全，非奋斗不能求生存。便暗下决心，首先阻止日军修通吉会铁路的企图，只要有一息尚存，决不允许日本修通吉会铁路。“老三营”的广大爱国官兵也义愤填膺，纷纷向王德林请缨杀敌。为阻止日军修通吉会铁路，王德林经过一番权衡之后，强压怒火，寻机举事。
  1931年11月1日上午10时，延吉镇守使吉兴旅长电话通知王德林，日方吉会铁路测量局将派人前往“老三营”防地进行测绘，命他对日方测量人员要多加关照，不可怠慢。王德林听后热血上涌，愤慨至极，热泪夺眶而出。并发誓，国破山河在，作为一位堂堂的中国军人，决不能放下武器，为敌效命，那怕为国家争得一寸干净的土地，也死而无憾！他当即下令，命部下严阵以待。10时许，日本测量队乘车由敦化向王德林驻地瓮声拉子开来。王德林庄重自若，毫无欢迎之意。并回敬道：“王某奉国家命令驻防此地，一切均须奉命而行。关于测绘吉会铁路这件事，现在还没有得到我们政府的命令，还是请你们回去！俺这防地没有俺政府的命令，是不让别人随便横行的，所以最好你们快快回去，以免引起麻烦！“日军测绘队不听劝阻,企图强行登山勘测，向着插有“驻军区内，禁止通行"标牌的军事驻地奔去，妄图夺下山顶守;望炮台。山顶守兵坚决遵照王营长的件日军若来入侵我军事重地，坚决给以枪杀之”的命令，击毙了闯入禁区的两名日军，余者仓惶逃跑。
  事件发生后，日本军方为稳定吉东地区的形势，加速修通吉会铁路，没有直接诉诸武力，而企图通过延吉镇守使兼东北步兵第一混成旅旅长吉兴将王德林召到镇守使署,迫王部就范。王徳林大义凛然，陈述了日军测量队强行抢占军事防地区罪行。这时坐在吉兴对面的日本军人却歇斯底里地大骂起来。王德林、孔宪荣毫不示弱，怀着满腔怒火冲到那个出口不逊的日本军人面前，左右开弓，连劈几个耳光，愤然而去。吉兴之流为了讨好日本侵略者，采用调虎离山计，将王德林所在的七团团长王澍堂委为吉林剿匪军旅长，提升王德林为团长，令其所在部队扩编后调往榆树、五常等地，迫令“老三营”移到安图县古洞河一带驻防。
  主德林部在移防途中，全体官兵磨拳掠掌，声泪俱下，纷纷敦促王德林勿失良机，速行反正。王德林见时机成熟，遂集合队伍，对部下说：“请诸位弟兄们放心，俺王德林只要还有一口气，决不能让倭奴把吉会铁路修通，俺宁作奋斗爱国之鬼，不做任人宰割之奴！"并当即宣布脱离熙洽逆军，反正救国。然后将全营官兵集合起来，将队伍带到延吉西北部的小城子兵营，占据汪清、安图、珲春、敦化等地，酝酿抗日讨逆的具体事宜。此时，爱国的军民群众听说王德林率部反正，吉东一带广大爱国志士纷纷前来响应，很短时间内自动参加者已达数万人。曾在“老三营”任过十连连长的吴义成，“九•一八”事变前就解甲定居敦化城以开饭馆为业，得知王德林反正抗日后，又激起他杀敌报国的热忱。于是托人将家眷送回山东原籍，自己重着戎装跟随王德林杀敌报国。其他还有曾在“老三营”任过职的祖子阳、邱道荣及其他爱国官兵、中小学校长、教员、爱国群众参加到王德林的部队。王德林看到“老三营”的新旧官兵和广大爱国军民坚决抗日杀敌的决心，万分激动。遂于1931年11月7日在在小城子兵营召开了工农商学兵各界代表参加的今中国国民救国军成立誓师大会”。闻讯前来参加者，有延吉、珲春、汪清、和龙、额穆、蛟河、宁安、东宁等县的警察队、保安队、游巡队的官兵，有老头沟的煤矿工人1500多人，以及各中小学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大会宣布成立“中国国民救国军”,一致公举王德林为中国国民救国军总指挥。大会发出通电，号召各界民众团结起来，抗日救国。全场群情激奋，热血沸腾，纷纷表示，愿以血肉之躯杀敌报国。最后，王德林以救国军总指挥的名义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弟兄们，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祖宗坟墓都在中国，我们当然要爱护我们的中国。我们要拿热血来洗刷中国的一切耻辱，才是我们的唯一责任。过去几十年为了尽我们这种责任，曾经不惜牺牲一切和帝俄拚命斗争，这是大家都亲身经历过的。我们的烈士正期待着我们的努力，雪国耻、报家仇。现在已经到了家破国亡的时候了，已经到了我们拋头颅，洒热血的时候了，我们要联合一切愿意抗日的优秀中华儿女,共同起来与日本鬼子奋斗！我们要拼命到底，誓死杀敌，收复失地！倘使我们力不从心，我们也要与这片锦绣河山一同毁得粉碎，把民族抗战的种子撤遍整个东北！教我们的子子孙孙踏着我们的血迹，重振河山！”紧接着指出：“所有反抗敌人的群众，都是我们的同志，我们都要联合他们，扶助他们。大家要抱定牺牲的决心，胜利终归是我们中国的！”就在这次演说中，王德林提出了“工农商学兵各界同胞联合起来”、“不分党派，共同抗日"的口号。这个口号鲜明地反映了他对共产党抗日主张的拥护和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愤慨，在当时条件下，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正因如此，才使这支队伍在抗日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为抗日联军的成立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白山埋忠骨黑水洒热血年逾半百的王德林，虽然疾病缠身，但仍凭着一颗赤诚爱国之心和满腔热血，驰骋于白山黑水之间，同日寇鏖战于松辽平原和兴安岭山麓。他既是一位身先士卒的杀敌猛将，又是一位久经风霜、谋略过人的优秀指挥员。救国军成立后，王德林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在日军主要兵力集结于较大城市及中东铁路、南满铁路沿线而无暇东顾之时，首先夺取位于长白山北侧、处于吉会铁路中心地带的敦化城,既可为救国军争得一处立足之地，又可随时出击,破坏日军修筑吉会铁路工程的进行，最终实现截断朝鲜与东北境内的军事交通，避免日军由朝鲜直接进兵镇压北满抗日力量的目的，从而取得政治上地利上的优势。经过周密部署，首次攻克了日军占领的敦化城。岗村大尉以下106名日军全部毙命，并缴获大量武器、弹药。
  1931年11月17日，王德林率救国军由敦化移驻小城子兵营，作短暂休整，并对部队进行了整编。整编完毕，又乘机收复了蛟河、额穆、汪清等县城，救国军逐渐发展壮大。
  1931年12月1日上午9时左右，根据派往哈尔滨的情报员送回的情报，由日军少佐村野率领的半机械化旅团约7000名日军从哈尔滨乘火车经一面坡海林车站围剿救国军。王德林经过慎重考虑后，决定利用一面坡这个山高林密、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势伏击日军。决心下定之后，令武术团团长崔杰士率全团于一面坡设伏，截击日军，令刘旭东连前去诱敌。两部600余人对付半机械化的700余人，出奇制胜，采用伏击战术与日军激战近4个小时，6千名日军在救国军战士的拼杀下毙命。是役缴获各种车辆143辆，各种战炮49门，步枪5840支，轻重机枪151挺，炮弹37000余发，子弹360箱，大大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救国军的节节胜利，掘奋了民心，影响越来越大，慕名来投者络绎不绝。有民团、红枪会、大刀会、山林队、参茸队及反正伪军、公安队等。另外，贫苦群众及煤矿工人也相继参加到救国军中。如宁安公安总队千余人，在总队长刘万魁（外号刘快腿）率领下全部加入到救国军；延吉县老头沟罢工的煤矿工人一次就开来1500多人。于是，救国军声威大振，很快扩大到近10万人。
  为进一步巩固和支持这支抗日武装，中共东满特委派遣胡津民、王松柏等许多干部到王德林部协助组织抗日队伍。同时，中共延和中心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精神，作出六项发动抗日斗争的决议，并指派李延禄同志以交朋友的方式参加到王德林部，具体贯彻上述决议。
  当李延禄同志受命来到王德林部时，正是王德林举兵攻取了敦化等数城，取得歼灭日军7000余人的辉煌胜利之后。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密派以盖文华为首的三人代表团竭力拉拢王德林，使其屈从国民党的指挥，劝他不要丢掉“反共”的旗帜。同时，旧政府也派了原实业局长曹梦九、商会会长姜谓清以及附逆军人董焕亭等人作拉拢。他们对王德林软硬兼施，妄图动摇他和他的部下抗口救国的决心。“反共”，王德林坚决不同意，“降更非他所愿。坚持抗日斗争，驱逐日寇，是他的衷心夙愿。李延禄同志的到来,使他喜出望外，从心坎里感到万分高兴。当即两人就吉东形势和救国军所处的环境作了具体分析，最后，王德林高兴地说：“您比我年轻20多岁，是很有才干的年轻有为的小伙子。请您既来之，则安之，帮我共同带领部队，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随即命李延禄为救国军总参谋长。于是王德林将各方面派来的说客和地方士绅名流召集在一起，慷慨激昂地说：“只有抗日到底才是唯一的出路，只有拯救了国家民族的命运，才能图个人的生存！”演说中不仅表明了义无反顾的抗日决心和立场，而且对叛逆分子进行了规劝，使他们尽早弃暗投明，反正救国，不要成为民族的罪人。
  1932年2月13日，王德林部第二次攻克敦化城后，又复克额穆、蛟河两城，缴获敌人大量武器。王德林举义以来，攻城夺地，每战必胜，使他认识到：救国军只要始终坚持抗日到底的宗旨，严明纪律，便能取得广大爱国同胞的支持，取得对敌作战的胜利。并使他深深体会到“如果缺少知识分子，便不能成事。”于是，他采纳了共产党人的建议，在救国军总部设置宣传部、并接纳了李延禄推荐的中共党员刘静安、孟洛清、金大伦等北大、哈工大毕业的大学生，分别委以救国军总部正副参议、宣传部长等职。在与自卫军接触中，把在自卫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周保中聘请到自己的队伍中来，任救国军总参议。同时，任用延吉九校校长宋云章为前方司令部军需处长，吉林利群小学教员王鐏为军部参议，胡泽民（共产党员）为救国军前方司令部参谋长。为进一步发动民众投入到抗日斗争中去，组织宣传队员深入到乡村、城镇作宣传鼓动工作。2月28日，王德林亲赴五虎林新编部队驻地，利用阅兵的机会，再次阐明抗日救国的宗旨是“杀敌寇，除汉奸，收失地，安百姓”。并反复强调如有违犯军纪，临阵脱逃者，一律军法从事，决不宽容。
  2月30日，恼羞成怒的日军将与救国军有过来往或有可疑的分子盖文华等13人捕捉杀害。王德林得知盖文华等13人惨遭杀害的的消息，愤慨异常，挥笔写下了 “白山埋壮志，侠骨不朽，山不朽；黑水洒热血，英气长存，水长流”的挽联，以此表达他对殉难同胞的哀悼和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
  3月12日，王德林在五虎林再次召集所部召开军事会议。会后，救国军总参谋长李延禄和军法处长郑兴向王德林建议，日军在宁安镇北火磨前空场处设有飞机场，宁安与五虎林不足200里。日军探知救国军总部设于五虎林，势必派飞机轰炸，为防患于未然，应移军部于兴源镇。这样，又可为进一步扩充抗日力量，一举收复东部延边各县。王德林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即命刘万魁团驻守五虎林，命卫队营及军部各处处长等向穆棱兴源镇进发。3月15日夜10时接到地下情报：日军16日早6时前来轰炸五虎林总部防地。王德林当即将所获情报通知刘万魁团长，并于当夜11点赶到距五虎林不里处的马桥河村宿营，作好战前准备工作，令各部不准在外升旗，不准惊扰村中百姓，不准百姓出村,让老百姓把所有的狗都关到屋里，不让乱叫。第二天拂晓，日军战斗机5架前来轰炸五虎林救国军总部落空，又飞到马桥河村上空侦察，被严阵以待的救国军击毁3架。此后，宁安、哈尔滨市的《民生报》刊载日军飞机被击落的消息。
  继尔，王德林率部攻宁安、战东京城，三克敦化，将日军存运敦化准备修筑吉会铁路与牡丹江铁桥的物资全部焚毁，致使日军修通吉会铁路的阴谋又一次被挫败。并乘胜发动了镜泊湖连环战，充分利用有利地形，与日军激战于南湖头，鏖战于樱歌岭，火烧松乙沟，迫使天野、玲木两旅团丢下200多具尸体逃回哈尔滨。镜泊湖连环战的胜利，进一步壮大了救国军的军威，吉东一带人民纷纷赞誉救国军为“铁军”。连环战中，人民群众给予了大量支持和援助，猎户陈文起不顾个人安危，将日军引入伏击圈内，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6月13日，王德林参加了在宁安下城子举行的自卫军、护路军、救国军联席会议。这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各路军抗日总指挥改名为总司令的决定，李杜为联合军总司令兼自卫军总司令，丁超为护路军总司令，王德林为救国军总司令。此时，救国军人数已达十一万
  五千余人，计有步兵17个旅，1个卫队旅，2个补充旅，3个骑兵旅，另外还有独立团、特别营、游击队等。
  7月15日，王德林率部五打敦化城，随后转战于牡丹江一带，与日军作战。并利用青纱帐起来的机会，发动夏季攻势，消灭日寇，仅两个月时间即相继收复或一度收复延吉、珲春、和龙、敦化、额穆、舒兰、桦甸、蒙江、安图、东京城等10余座县城。救国军每到一地，都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纷纷自动组织担架队为救国军护送伤员、传送情报、慰劳伤病员，因而救国军南北转战，十有九捷。
  王德林英勇善战，具有卓越的军事指挥天才，而且襟怀坦白，光明磊落，更深明民族大义，不计较个人恩怨。这种置国家民族利益于首位的崇高精神境界，是使救国军深深扎根于民众的根本保证。王德林一贯坚持凡抗日军皆为友军，反对内乱，一致抗日的原则。1932年4月间，王德林首次赴宁安参加了吉林省境内各路抗日部队的联席会议。会议期间，初步拟定了各路义军分防区域和协同作战的方案，并通过了分配宁安敌伪财产，进一步扩充抗日军队实力等4项重要决议。当时，在入会者的上层领导人中，虽然有着抗日的共同目的，但由于各自的经历不同，其中大多数人物都来自旧东北军，军阀作风和国民党正统观念比较重。因而，拉帮结伙、排除异己、明争暗斗、互相磨擦的现象，在各路义军中间时有发生。王德林为增进各路义军之间的团结和紧密合作，有力地打击日军，特借此机会，主动提议让出救国军攻取的宁安县城作为自，军左路总指挥张治邦的防地，受到各路义军将领的称赞，并认为，这种壮举在各路义军中委实少见。由于王德林的慷慨义气和真诚友好的态度，促成了联席会议的顺利召开，为各路抗日力量的真诚合作和团结对敌作出了表率。使各路抗日力量团结对敌，时常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当时数月内，使松花江以南，哈（尔滨）长（春）线以东，延边及吉敦路以北广大地区，皆为自卫军、救国军势力范围。
  1932年7月1日，南京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决定，任命吉林自卫军李杜代理东北边防副司令长官，丁超代理吉林省政府主席，任命冯占海为哈绥警备司令，王德林为宁安警备司令，均受副司令长官李杜指挥。同年8月，南京国民党政府又发出“剿共”密令。王德林接到密令后，既没有执行南京政府的“剿共”旨意，又没有接受蒋介石政府的委任。而亲自出面挫败了另一名救国军首领精心策划的扣留共产党员金大伦、贺剑平等人，暗杀周保中、李延禄的阴谋，保护了共产党人。
  退入苏境
  1932年11月下旬，日军以优势兵力向黑龙江省境内的马占山和苏炳文两部发动总攻击，马、苏两部奋战不支，遂于12月5日退入苏境。之后，日军全力回师向南，企图一举剿除吉林自卫军和救国军，而王德林部尤为日军所注目。为此，日军在宁安召开了专门军事会议，拟定了所谓“五路大军包剿老王林"的具体步骤。在此紧要关头，王德林召开了全体将领会议，共商对策。各将领一致认为：“时值天寒，我方军实不足，饥寒交迫，然犹誓死抵抗，终以弹食告绝，万难支持。”王德林则认为：“纵然如此，亦应蝎力坚持。"他提议可联名向全国发表通电，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陈述我军苦战情形，呼吁援助，以便唤起爱国同胞的同情，敦促南京国民党政府出兵东北，收复失地。会议接受了这一建议，遂发通电如下：“（衔略）慨自'九•一八'事变而后，暴日侵占我土地，屠杀我人民，攫取政权，组织伪国，倒行逆施，无所不用其极。嗣复轰炸泸津，铁蹄普遍东北，幸友军风起如云，誓死力挽狂澜，为时己逾一年，敌终未遂兽欲。我军历经百战，苦守一隅，弹少衣单，饮冰卧雪，本应尽之天职，何取遽云勋劳，惟徳林誓师之初，即首以截断其吉敦吉会各铁轨为己责，使其成者突遭炸毁，未成者不克兴工，为阻其调兵，运械切要之图。迄今从事破坏，随修随炸，任何诡计阴谋，悉受交通障碍，影响所及举世皆知。然敌方因蒙此致命扰害，致疾视歼灭我军之心实已昕夕不忘，德林则志在救国，顾虑毫无，一息尚存，此计决不松懈。惟河山破碎，收复何时，希冀国联公平调解已等于望梅，而静候全国大举动员又复事同画饼，椎心刺骨，弥切杞忧，迩来马、苏二将军已忍痛率众入俄于前，丁、李两司令又被逼渐次北趋于后，悉属训练雄师，战略人数概较我军优胜，乃竟因弹绝暂退，惨遭无益牺牲，事实俱在，虽败犹荣。我既失却联络，而暴日之压迫形势，亦愈趋愈紧，连日于宁安、穆棱、磨刀石、绥芬河以及沿吉敦路线，均有剧烈战争，幸赖我士卒前仆后继，血肉掌持，敌以飞机重炮上下夹击，我则凭险击虚，迄未衰馁，纵伤亡之医恤皆无，而精神之团结一致，正在昼夜塵战中”。“德林目前所处环境已陷于孤立无援之地，敢再郑重声明，纵奋斗至一弹一人，亦必与倭寇周旋到底，明知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然匹夫不可夺志。既不愿降贼偷生，更不欲入俄假道，无论后方接济缓急，当偕我十一万五千如手如足忠勇健儿长期抵抗于白山黑水间，冀待国军挞伐，合力共捣黄龙，策略容有变更，志愿决无移易也。至最后之补助，仍望政府出兵援济，及我同胞特别注意，奋勉筹维，伫候云霓，无任祈祷，挥泪陈词，祈其鉴之”。
  通电发出后，形势进一步恶化，救国军四面受敌。为转移敌方视线，以便保存实力，大家建议，先突围撤退一部分队伍，且王德林年迈多病，很难支持战斗，宜率伤病员和随军家属先行退走，以免落入敌手，徒遭牺牲，同时也利于余部坚持与敌周旋。开始，王德林执意不肯，后经将领们力劝，乃忍痛挥泪亲下手谕：将救国军总司令职权交由吴义成暂行代理，并令各部化整为零，潜伏山林，待机反攻。王德林于元月13日率600余人及伤员、家属等，由东宁退入苏境。东宁遂于次日失陷。
  王德林退入苏境后，日军方竭立要求引渡，悉被苏方拒绝。元月24日，王德林由双城子去多木斯克，3月11日到达。4月14日，由多木斯克转赴波兰，途径莫斯科时，斯大林认为王将军乃一目不识丁的平民，竟有如此号召力量，从事抗日战争，给日军以极大重创，深表敬佩，在极为隆重的气氛中接见了他，并与早已到达莫斯科的马占山、苏炳文、李等会晤。期间，王德林曾提出，请求苏联援助5000吨棉花，再打回东北去，驱逐日本倭奴出中国。因苏联当时正处在困难时期，无力答复而作罢。遂后，王德林一行由莫斯科途径波兰，取道德国、意大利等国回国。5月5日，王德林一行乘波波利金号轮船抵达香港，回到祖国怀抱。每到一处，均受到当地爱国侨胞和友好人士的热烈欢迎。在香港，受到广东省各界人士3000余人的热烈欢迎慰问，王德林对此无限感慨，向欢迎他的人士和各方记者表示，一定要打回老家去，继续对日作战。
  返国抗日矢志不渝王德林回国后，虽然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冷遇，但他抗日到底，收复东北失地的信念丝毫没有动摇，他怀着满腔爱国热忱，奔走于上海、南京、天津、北京、绥远、郑洲等地，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每到一地，他都以血的事实，愤怒地向人民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东北，蹂躏东北同胞的罪行，并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进行斥责。强烈呼吁南京国民党政府出兵东北，收复失地，应视东北事件为整个国家事件，东北之存亡，关系中国之存亡，救东北，即是救中国。
  王德林为抗日救国，奔走于各地，高度赞扬浴血奋战在祖国东北边陲的义勇军将士，以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号召广大人民起来共御外侮。他在《泣告国人书》中万分感慨地说：“德林兴师抗日，志在挽救危亡，收复东北。个人生死早置之度外，转战数月，艰苦备尝，此为德林应尽国民之职责，”感谢全国各界民众能够“对于救国军的精神物质上之尽量援助，将来还我河山，光我民族，雪我国耻，不惟救国军全体之幸，亦我中华民族之幸也！”为了摆脱西南派军阀陈济棠的摆布，王德林从南方辗转到北方活动，但国民党和奉系军阀的残余势力仍对他纠缠不休，他仍坚持抗日反蒋立场，并积极为东北义勇军募捐筹饷。1934年5月间，中共地下党员陈翰章同志，带着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以东北国民救国军总司令部特派代表的身份，到北平、天津一带活动。陈翰章在天津找到了王德林，见面后，陈首先提示，要注意华北旧军阀官僚正与日本特务勾结，从事组织“华北共和国”的阴谋活动，不要被拉进这一圈套。王德林十分感激陈的这一提醒。知己重逢，两人感到格外高兴，当即交给陈翰章同志从关内募集捐助的8000元大洋，并气愤地告诉陈翰章同志，有的抗日将领借抗战之名募捐肥己，有的以募捐的百分之几寄往东北，而在东北的自卫军、救国军某些领导人，接到募捐款后，亦未用于抗日事业,而是重新汇往关内，以饱私囊。他希望这8000元大洋再不能落于那些利己者的腰包。陈翰章返回东北后，及时把这一情况反映给救国军中的党组织。同时，也把王德林捐得的抗日专款交给党组织，使这笔捐款真正用于抗日事业。
  1935年，中共，中央号召成立东北抗日联军，东北地区党组织也在酝酿将各地抗日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共同组织东北抗日联军,成立东北抗日联军军事委员会和司令部。在酝酿抗联总司令的人选时，曾提李杜和王德林，中共吉东特委在建议中还特别指出，王德林如能重返东北抗日前线，继续与共产党合作，不妨就推他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由于王德林疾病缠身和其他方面的原因没有成行。
  1936年4月间，王德林由广州行抵上海后不久，东北抗日救国军副总司令孔宪荣已经由欧洲返国。冯玉祥、丁惟汾等亲去上海欢迎王将军去南京，居于梅园新村9号，从事抗日活动，着手策划重返东北领导抗日工作。因目标太大，乃计划绕道土耳其，经过苏联返归东北。只因形势发生变化，未能成行，改由孔宪荣先行潜赴东北，王德林待机而行。王德林在南京，常为不能亲返防地指挥对日作战，甚为不安，并说：“多少患难弟兄，在东北终日艰苦地与日本鬼子拚命，我反倒住在这里享福，怎能叫我心安?”1936年11月间，,张学良突至将军化所，邀将军携眷去西安居住。王德林因张学良于“九•一八”前无抗日部置，"九•一八"后统辖十数万之师，未鸣一枪退入关内，表示不满，而婉然谢绝。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王德林为抗日救国，由南京赴北平、绥远，寻机抗日，1938年初来到郑州。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委任王德林为“国民革命军光复军第二路总指挥”，任务收复吉林省。国民党政府虽未拨给一兵一卒，但他未计较个人得失，而激动地说：“这是第二次决死求生的时候！”他不顾长期未能医愈的胃病，奔走于江、淮、鲁、豫等地，重新组织抗日武装，继续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的斗争。期间，王德林曾亲赴徐州，会晤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当王德林到达徐州后，受到李宗仁的隆重接待，并询问：“王将军需用若干经济资助?”王答曰：“暂不需任何资助！”不料其随行人员竟以其名请李拨助10万元，李颇感疑虑，乃令其机要秘书问王德林：“10万元是否敷用？”王曰；“并不需要！”因此，王德林认为其左右均非为国家为民族抗战之徒，极感愤怒，乃愤然斥其左右曰：“你们都滚！我自己走！”说完，只身循小陇海路东去，来到沂蒙山区，在原沂水县西南乡（今沂南县的苏村、界湖、依汶、铜井、杜山庄，今沂水县的姚家店子、袁家庄、北杜庄一带）组织抗日活动，招集、汇合旧部3000余人，坚持抗战。
  1938年7月，八路军一部挺进鲁南中心区域的沂水县，开辟抗日根据地，当时，王德林由于胃病转重，正在原籍疗养。八路军领导亲自到他驻地登门拜访。最令人难忘的是，在他生命垂危之际，仍关心东北失地的收复，盼望全面抗战的最后胜利。他意味深长地对前去探望他的八路军领导同志说：“现在不能说什么你的我的，这派那派，如果大家不团结起来，结果都得让鬼子打得落花流水。看！东北抗日联军不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吗？不然，早完啦！”最后，他激动地说；“我虽然老了，但心不老，死了也要打鬼子，不然，死也不甘心！”这句话说得既响亮，又掷地有声，使在座的人赞叹不已。是年12月20日，王德林因病久治无效，不幸谢世，终年66岁。
  王德林为人忠厚而质朴，没有任何嗜好，一生申也没有置下任何家产。他常说：“国土都丧失了，东北民众当了亡国奴。大家应该有钱的拿钱，没钱的拿命，一切统统贡献出来，作收复失地的斗争才是正路。当了亡国奴，有私产也是不光荣，不能生受的。”这是何等真诚、何等无私的爱国情操啊！王德林体态愧悟，双目炯炯有神・面容祥和慈蔼，与之接触，无论旧友新知，无不如沐春风。同时，赋性朴厚忠直，且深明民族大义。虽自幼未曾读书，但其平生言行，与我民族传统伦理皆相合符节。诚如陆象山所说的：“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苟心合天地，行希圣贤，为国家尽大忠，为民族尽大孝，则六经皆我注脚耳，妥以学为。”中国共产党得知王德林不幸病逝的消息后，于1939年2月4日在《解放》周刊上发表专文，悼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者。文中对王德林抗日救国的功绩和爱国精神予以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指出：“在此抗战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相持阶段，丧失这位民族老英雄，实乃我中华民族的一个损失。”最后悼文号召说：“王将军虽死，但王将军保卫祖国及杀敌精神却不死，愿我爱国青年共同学习民族老英雄为国奋斗的精神，共勉之。”说明：(1)本文主要根据刘旭东回忆材料“忆艮族英雄王德林”整理的。刘旭东系山东省沂南县铜井镇杜山庄人，原名刘树升，为王徳林内五弟。刘旭东自18岁起跟随王德林反俄救国，曾任"老三营”十一连连长，国民救国军营长、团长等职，现闲居在家。
  (2)参考了邵宇春撰"民族老英雄王德林”，见《忆沂蒙》续集。邵宇春现在吉林省党史征委会工作。
  (3)参考了苏文奇撰“民族英雄王德林将军”，原文载台湾《山东文献》编辑部岀版的《山东文献》第一卷第二期影印本。
  苏文奇，字子才，范县人，北平私立华北大学毕业，系王德林挚友。曾任国民党范县、曹县、临清等县党部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山东省第五区党务督导员，山东省临时参议会第一、二届参议员、驻会委员，山东省政府经建设计委员，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等职，现居台湾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