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袁顺斋又名承泰，生于1903年，是清朝末年界湖一带首富财主袁钿（唸tiao田）的独生子。他自幼习读于家塾。1917年袁钿在北平（即今北京）买下一幢小宅，供袁顺斋就近上洋学堂，并雇有佣人侍候。是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此时，北平的政治运动风起云涌。袁顺斋当时读师范，深受新文化、新思潮的影响。他参加过1919年5月4日在北平掀起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五四”运动。1920年袁钿病危，按封建礼教他不得不辍学归家，亲侍汤药，袁钿去世，他作为独生子无可抗拒地应承祝发殡、继承祖业。于是，这位反封建的斗士挣不脱封建精神的枷锁，面成为封建制度的袁家末代地主，这时他才19岁。
  袁家祖产在袁钿名下本来有良田十余顷，是界湖方园数十里的首富财主。袁钿精通外科中医。常为人送医赠药，施衣舍饭。据传袁家每年除夕，发纸祃前全家要吃一餐豆腐渣，以纪念祖先自河北省枣强移民迁鲁以卖豆腐为业而勤俭起家。后来，袁钿家境渐衰，原因有三：
  1.清朝皇帝卖官鬻爵，俗称捐惜，美其名为臣民向皇帝效忠尽孝的义举，实则榨取民财以供皇室挥霍。袁钿卖了当铺和部分田产，捐了个五品候补巡检的空衔。
  2.民国初期，袁家遭袁永平、李棠刚等股匪抢劫绑架，又卖掉大量田产赎“票”。3.搭台养戏，先后组建“长、春、富、贵”四大京剧班，耗费巨资。
  所以，传到袁顺斋老下尚即拥有树行、果林、田地三、五顷；宅院一处，俗称“小圩（唸围）子，约占界湖街四分之一的地盘；街面上有工商字号，计：三和成，（后更名万顺和）杂货酱园、永祥兴油坊（泰和成酒店、杏春堂中药店、华盛鞋袜店……或者，其中某些字号有他的股份。
  1923年袁顺斋不能克服理想与现实相矛盾的苦恼，一天，突然离家遁走不明去向。事前，妻室等贴近他的人也没有任何预感，虽经遣人四出寻访依然毫无音信，真所谓生不逢人，死不见尸，小圩子里乱作一团，惶恐不可终日。一个月之后，袁顺斋艄然独自夜归，疲惫不堪，神情沮丧。事后才知道，是因为袁从小上学没有操家的才能，宗族压力较大，深感封建礼教对他的束缚，所以二次赴北平复读师范，因学校不留，只好将自己的书籍、字画带回家。
  袁顺斋毕竟不同于世俗所习见的纨绔子弟。他不嫖、不赌、不吸大烟，不坑崩拐骗聚敛钱财（但爱好字画）。他生活简朴、平易近人，不摆阔气，在佃户佣人的家中也总是一团和气，笑谈风趣。老佃户尹正田回忆，有一年他的八岁的儿子偷摘了袁家花园里一个木瓜，“可把我吓毁了，真作孽！叫东家知道非揭锅锁门不行”。他将儿字揍了一顿，又用绳拴着儿子去嗑头赔罪。"岂不知东家反责怪我：你看看,这是咋的哩？小孩儿爱将它（木瓜），岂不更好吗!”顺手又摘了个木梨给我儿子” 。最令佃户们愕然的是，这位少东家常对他们说他这份家财不是他老祖创下的。而是各代客家子（旧称佃户）绐创下的。还说什么“不劳而食就是社会上的寄生虫，什么“天下为公，耕者有其田”……二十年代初共产主义理论尚未深入旧中国农村，劳动人民对本阶级所负担前历史任务尚未醒觉，当时还不次理解这些话语的涵义，更不理解袁顺斋的心情，为何要说这样的话。
  遁走复归后，他认真读书习字，埋头钻研其父袁钿遗留的诸如《本草》《医=》等中医学和中药学书籍。他还不耻下问，深得名中医大庄高海观的赞尝和指导，並相与磋切医疗技艺。后来袁顺斋终于成为界湖颇有名气的中医师。同时他还是界湖四大书法高手之一（与赵伯文、刘阶、李春焕）。
  人们评论袁顺斋“施舍钱财如弃粪土” ；地主老财们（如张家营张冠清）则讥之为“袁家败家子。”下面举数例说明：
  1.凡袁农佃户有婚丧嫁娶的事，他就张罗赠送钱财实物或田地。
  2.悍匪刘桂棠（人称刘黑七）蹂躏人民时，地主修筑、加固圩子墙、加深拓宽圩子沟通常是贫雇农担当无偿劳役。袁顺斋在圩主高经武（界湖地富集团的当权派）所指派的修筑地段内，凡佃户贫民参加修筑、站岗值勤等劳役的，都能得到钱粮报酬。
  3.至今最为界湖一带民间所熟知的是，每年冬寒袁家就吩咐佃户倒垛。农家劳务历来冬季无倒垛的必要。垛倒一次体积就缩小一次，倒来倒去，打腾打腾底盘，垛就没了。柴火都进了佃户们的“团瓢” （贫民棚），供他们取暖驱寒，而袁家不摊“赏赐”的虚誉…… 诸如此类，袁顺斋其人可以推知。二十年代末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军阀韩复渠统治山东，袁顺斋被指派为近水县第五区区长。一般说来这种差事是为上一级反动政权徵敛田赋钱财而设，大多由当施殷实寓裕人家担当。如果不能按期如数上缴，便要勒令担当此差事的殷实富裕者掏私人腰包垫补。所以遇有这类差事，为虎作伥的地主都视为是可以中饱私囊的肥缺，老奸巨猾的守财奴却推拒躲闪，不敢沾边。袁顺斋对社会涉阅不深，不=宦海沉浮就中诀窍,不知所措地当上了区长.高经武曾讥讽他说：“象抬死驴似的把你抬上来，你连“挣”也不挣一下” 。
  旧社会有财有势的人家颐指气使，作威作福。袁顺斋不是那种“为富不仁”的人。人们说他当官不象官,略举一二例可资说明：1.从前，界湖街有圩子墙环绕，共有六处圩门供人出入，即:东门、东便门、西门、西便门、北门与南门。土匪骚扰时六门紧闭，遇有危情险事，还要堆垒沙袋严堵。匪情稍怠也并非六门大敞,而是哪个方向有市镇逢集，便开启那一门。例如：逢二、七日，姚店子逢集，便开北门;遇三、八日，孙祖逢集，便开西便门；排五、十日，依汶逢集，便开西门……依此类推，其余各门都加锁紧闭。圩墙上到处设有哨棚；有人站岗瞭望。圩主高经武及其亲信巡逻查哨，用通条（擦枪管用的钢条）抽打打盹的劳役是经常有的事。圩主是整个圩子的主宰，真正的土皇帝，操生杀大权，实际掌握基层地方的政治、武装权柄的当权人物。他严厉禁止任何人攀沿圩子墙出入界湖。
  贫民院落里有个叫刘存需的，一天他背着粪筐出了东圩门，走到西门外，在袁家佃户家歇脚啦呱，忘了早晚。一来他不愿绕远从东门进圩子，二来仰仗圩子墙上站岗的穷哥们都是熟识要好的，便背起粪筐爬越圩墙而进。不巧，被高经武看见了便提着匣子枪追赶过来。刘一见大事不妙便就近逃进袁宅花园躲藏。碰巧袁顺斋正在园中修剪果枝。刘便跪在袁跟前嗑头求救。这时，高经武也持匣子枪闯了进来。抓住刘存需拳脚交加。刘哀嚎饶命。袁顺斋急忙上前以身相护，并对高说：“人既然是在我家中，就是我的客。老表哥看在我的面上就饶他这一次吧！”谁知高反而两拳将袁打了个趔趄差点儿没摔倒在地。刘存需见这架势，灾祸连累善人，拔腿急逃，贴墙左拐右转逃回院落里。高经武追了几步，举起匣子枪朝着刘访背影啪啪啪地射击了一梭子。在袁宅院内，当着主人的面，气焰如此嚣张，何曾将“区长”瞧在眼底！2.袁顺斋在任区长期间，经常是派别人或秘书代替他开会，他常说：“无非是要钱要粮，你去听听回来学学就是。”（我党地下党员袁映秋同志受袁顺斋邀请曾任其秘书）。可是平民百姓登门求医，他却有求必应，从不拒绝。有一次，他正在屋里捲着虾皮吃煎饼，听见大门口争吵声。挑水的雇工袁树志回话说：“有个腿上长营生的人，怪膩歪人，不能叫他进来。”袁顺斋随即将煎饼卷一搁说:“快叫人家进来。”他嘴里尚嚼着余饭，便亲手给来人揭痂、挤脓、净伤口、敷药膏。他还奉送药剂、药面，外加一小瓶调外敷药用的芝麻油。分文不取。送走病人也不问他姓甚名谁，家在何处。所以，至今界湖人传说袁家年年都准备好几缸香油打发求医的穷人。
  四
  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山东沦陷。韩复榘领着几十万大军一枪不放便向南溃逃。山东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1938年中国共产党在我县岸堤建立抗日军政干校，一一五师从山西东进抗日来到这里。当时，沂河以东到处都是敌（日本）、伪（汉奸）顽（国民党）盘踞。界湖处于对敌的前沿。党的活动尚处于“地下”状态。界湖的阶级斗争形势极为尖锐复杂。除了大敌当前的日本侵略军外，还有日伪政权及其武装、国民党政权及其军队、封建地主武装和反动会门与惯匪，真可谓五毒俱全。袁顺斋在界湖一带的影响力很大，各种各类与人民为敌的恶势力都曾极力拉拢他，除了界湖土于主高经武外，有日伪系统的陈起荣以二十一梯队名义向袁下委任状；有国民党专员张里元向袁委任为游击支队长；省藏狼窝虎的头目沈贯武多次想凭借袁的威信让人拉队伍；国民党正规军五十一军也派军官要协助袁训练队伍...
  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是革命曲一大法宝，地下党组织首先争取了袁顺斋共同抗日，袁也全心全意向党靠拢。他为革命发展武装力量作了不懈的努力。
  第一次在1938年至1939年间，他是个文人不懂军事，便和地下党员徐洪恩、袁映秋、袁树江等同志着力组织武装力量。事情使高经产有所风闻，高戳指袁顺斋:“听说体给共产党佔人，拉队伍。告诉你：东到南北禅墩、西到明生、依汶、南到埠子顶都是我高家的人站岗放哨。共产党来一个,我杀一个。”袁说:“老表哥，我看不见得。为人作事不可做绝了，力量强大的日伪军队不也没把人家（共产党）消灭吗！”
  在铜井，当日伪汉奸的于兰田也教训他：“顺斋’你是地主，我们大家都是地主（在座的还有出身地主的其他人）共产党不“吃”你？你要是向着八路，我们送些大小地主也能吃了你。”不久国民党专员张里元也下了委任，袁顺斋便借机打着张里元这块招牌，自己出钱、出人、出枪组织了百余人，七八十支枪的队伍。这时，有个全身武装操东北三省口音时军官，自称是国民党五十一军派来的，名叫袁毅,和袁顺斋认了本宗，便毛遂自荐要帮袁顺斋训练队伍。后经党级织研究认定此人是奸细。以后袁毅一来，袁顺斋便回避。
  这支队伍初建不久便带到汶河西洪观寺整训，军事素质不高，又遇到日军扫荡，在整训期间，突然遭到日军从牛尾巴山射来的炮击，队伍四处逃散，这时袁顺斋等人在队伍溃败后，收容了余部三四十人向西北转移去投靠八路军（他们要投的是山纵八支队），一直寻找到了蒙阴境内的陡山沟也没找到，遂各自散走。据当时参加者袁树利回忆：“我们饿了两天两夜，大家连口糊糊也没捞着喝，要饭也无处要。”
  第二次是在1941年，这时界湖圩子墙被山纵八支队（一说是二支队）拆毁，高经武预感末日来临，当即潜逃。日伪区长邢祚光消灭日本鬼子据点一个小队率部起义。铜井鬼子据点被拔掉，于兰田抱头鼠窜，地方上的反动会帮、宵小歹徒--被我武装力量镇压。此时袁顺斋
  参加了以朱亦楷为营长，袁映秋为教导员的山东纵队八支队独立营或教导三营为营参谋，活动在界湖、依汶等地。当时，在人、枪、粮、饷，诸方面，袁顺斋都作了不少贡献。
  五
  在独立营任参谋的袁顺斋，后来由于患眼疾，经领导研究准予在家疗养。这期间，朱亦楷、袁映秋等同志常去探望他。因为袁顺斋有句口头禅：“三两天我就会归队的”。探望他的同志们来得勤，他也没改口，大家便戏谑地称呼他为“三两天”。后来他左眼完全白内障，右眼视力也渐减退。领导为了照顾他，便将他留在地方上。
  这时沂南县委书记高富隆，县长翟翕武，县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李子超等领导同志也不断来访问他。不久，袁顺斋被选为县参议会参议员。他亲聆县领导及参议长李子超同志的谆谆教导，使他对国内形势及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发展加深了认识，提高了觉悟。在界湖成立抗日小学时，袁顺斋当即捐献五十亩地供学校建校用，并将袁家大院南部划出许多间房屋充作校舍（注：界湖抗日小学毕业的学生绝大部分后来都参加革命。详见沂南县《文史资料》第一辑刘益生所撰《抗战时期沂南县文教工作概况》）。李子超同志还委派他赴独墅，徐家沟等地视察教育。他每视察一地，都有所捐赠。
  袁顺斋在地方上与民主政权心贴心。有一次一二十个地富分子联名企图向民主政府控告干部。他在界湖的人缘好，消息灵通，得知是白石窝的一个青皮（流氓无产阶级）串通嗾使的，状纸是袁长烈写的。他便及时报告了李子超同志，采取了措施，将这股小小的反动势力镇压下去。日本鬼子扫荡前，民主政府向袁顺斋徵粮食，他把家中一切值钱的物品以及所有树行果林的树木杀倒卖了共完成十二万斤。山纵还派干部来探望他，体谅他尽了他最大的努力。他可算得是为抗日救国毁家纾难。
  动员参军时，他以参议员身分登台演说：“谁参军就赠送给抗属五亩地”。今界湖北村孙廷林的哥哥报名参军，家里分得了七亩。袁顺斋仅一项累计捐献土地近八十亩。鬼子几次扫荡，来不及转移的同志，有许多都是被袁安排掩护的其中有不少是女同志。抗日小学的女教师、地下党员左秀兰同志、校长袁子升同志就藏在袁顺斋家。袁还再三叮咛自己的佣人：“对外胡切不可乱说，叫人知道了，割我的头，你们的头也保不了。”那时地下党在界湖一带打游击的同志有区长袁封松、王光存、书记尹甲顺、助理郭耀南、郭廷志等都曾得到袁顺斋的掩护。
  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
  1946年土改运动开始，袁顺斋最先主动将一切地契文书在袁宅大门外当众焚烧。县领导高富隆书记、翟翕武县长、李子超主任、，公安局刘局长等人共同研究决定留给袁顺斋全家生活用田五十亩，划出袁家大院中几间瓦屋给袁顺斋全家居住。袁顺斋又表示愿意将瓦屋让给翻身的贫雇农，自己率全家（妻、子、儿媳、养女）共五口迁居团山庄旧草屋。除袁家在街面上拥有的工商字号不动产、生产资料等收归国外，县领导还决定，量材录用安排袁顺斋在界湖药社（相当今界湖卫生所）任医师。从此，他获得新生，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进攻老解放区，几乎听有仇恨共产党的地、富、反、坏分子纷纷南逃投敌。而袁顺斋却维护药社利益，自始至终的肩挑药担子，在解放区境内串乡走村送医卖药，为民治病。
  1954年袁顺斋响应政府号召移民东北，在黑龙江省甘南县边远乡村独居，开药铺谋生，
  1956年病故,卒年54岁。
  注：袁钟秀，界湖西村人，祖孙三代为袁家大院佣人或雇工。他本人从12岁开始侍候袁顺斋及其独生子（树鑫）。
  1942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党，曾任沂南县东平区职工会会长、垛庄区抗联（抗日救国联合会的简称）主任，南下后曾任区委书记，现已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