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在枣儿山西北麓，坐落着一个有着近700户人家的村庄——南庄村。村子占地约1平方公里，由三部分组成：以308国道为分界线，西侧是村民们世代繁衍生息的老村,200余年的老屋见证着人间的沧海桑田；东侧是现在居委会的办公所在地，它的前面,22幢整齐的六层楼房既居住着南庄的村民，又容纳着从市区、外地各方来的新居民;再向东300余米，是曾经被叫做“张家庵子”的小小自然村（这个小村建于清朝同治四年，即1865年），1954年并入南庄村，现有62户人家聚居于此。
  鸟瞰图南庄村建于明朝弘治年间(1488—1506),传说是崂山中韩镇东韩村的王氏家族所立。500余年前，东韩村王家有人来到这里，见一道清亮的小河从东面的双峰山中“叮咚”而来，又弯弯向北而去，小河的臂弯里拥着一座南北朝时期(420—589)的千年古刹，晨钟暮鼓，肃穆庄严。王家人相中了这片土地，就在小河与古刹以西的空地上定居下来。从这里向北500米就是已经立村多年的李村,李村河底形成的集市日渐繁荣，因王家恰巧在李村大集的正南方定居，人们便称这小村子为“集南庄”，后来又称其为“文南庄”，1931年更名为“南庄”。
  王氏在枣儿山下建村约100多年后，又陆续迁入其他姓氏，根据《林氏家谱》记载：明朝万历年间(1628—1644),林姓从云南迁入，近400年来繁衍了12代，现村中有48户林姓人家。清朝康熙年间(1662—1723),即墨城的黄姓也迁来南庄村，现有54户人家。清朝乾隆年间(1736-1795),沧口大瓮村的刘和与妻子戴氏带着3个儿子搬到南庄村，现在繁衍到第九代，村里约有十五六户人家；清朝乾隆年间(1736—1795)宗吉戍、曲氏从大瓮村迁到南庄村，现已发展到第十一代。清朝光绪初年(1875年)，阎氏携3个儿子自崂山北宅毛子涧迁入。清朝宣统年间(1909—1911)，宋万橹三兄弟也自高密迁进村来。20世纪初，德军侵占青岛强迁会前村时，会前村的于氏家族迁徙到南庄村定居，现在已逾百年时间。南庄村的张姓有两个较大的家族，一是从杨家群村迁过来居住在老村里的张氏，一即东边张家庵子的张氏。老村里的张氏家族先人于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自南直隶清河县来到胶南的王台漕汶村居住，到明朝万历年间 （1573—1619），张氏十四世张若吾兄弟携带全家老小迁至城阳上马镇张哥庄。不久，张若吾又携4子10孙及重孙，举家徒步沿海南行，于明朝万历八年（1580年）走到南庄村南5里处立村，即今天的杨家群村。张若吾家口大，儿孙多，便与四子应春一支迁往阎家山村一带定居，杨家群村留下3个儿子及其家眷,其中的二支应孝的后人于200多年前从杨家群村迁入南庄村，至今已繁衍到9世,11户人家;张家庵子的张氏则是140年前从邻村河南村迁出形成的。现在的南庄村共有26个姓氏，于20世纪20年代后迁入者为多,这些后迁进的家族来村历史均不足百年。
  关于村中各姓的来历，黄氏家族颇值得一提。据黄家老人们口口相传，当年黄家先祖乃是避难而来。这就得从清朝康熙五年（1666年）发生在即墨、令朝野皆惊的“黄培文字狱”谈起。黄氏家族世居即墨城，是明、清时代即墨的黄、周、蓝、杨、郭五大家族之一，黄家又是五大名门之首。据资料记载,黄家在明清两朝出过8名进士，28名举人，多名贡生、监生、秀才，在京城、州、县任职者甚众，其中的代表人物则是明朝万历年间丁丑（1577年）科进士黄家善。黄家善任宁夏巡抚镇守边陲10年，人民免受战乱之苦，且他治理政事有方，百姓安居乐业，十分拥戴他。朝廷嘉奖他,授职三边总督，后官至兵部尚书。黄家善去世后，皇帝加封他为太子太保。由于黄家善的优异表现，他已去世的父亲黄作圣、祖父黄正、曾祖父黄昭都被褒赠为尚书加太子太保。黄家善有5个儿子，均才华过人，凡参加科举考试者都得中授予官职。黄家人俱怀有爱国心，明朝灭亡后，做官的弃官归隐“不食清粟”，年幼无功名者皆拒绝科考。他的长房嫡孙黄培于明朝崇祯年间荫袭其父黄宗宪锦衣卫佥事官职，明朝灭亡后去官回到即墨城，常常以诗文抒发悲愤之情。黄家有姜姓老仆，几代在黄家为佣，他的孙子姜元衡从小对黄家深怀敌意，黄家一门对明朝的忠心姜元衡一一看在眼里。后来姜元衡考中进士点了翰林,终于出人头地，但对黄家恨意难消。他回即墨探亲时，发现隐居的黄培和一班名士过从甚密，经常在一起吟诗唱和，抒发爱“明”之意。姜元衡认为找到了报仇的机会，他将这些名士的诗文搜罗来编成“十大罪状”，诬告黄培聚众谋反。其时清朝乍立，汉族反清情绪很强烈，清朝政府为巩固统治，大兴文字狱，制裁手段十分严厉，天下冤案迭起，百姓怨声载道。黄培被诬告后立即被投进大狱，一同被抓的还有黄家族人浦江知县黄坦、凤阳府推事黄贞麟以及莱阳名士宋继澄等。姜元衡将黄培送进大狱还不解气,继续罗织黄培等人的“罪状”，欲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甚至把仅与黄培认识、到过一次即墨的明末思想家顾炎武也牵连其中。清朝康熙八年（1669年）四月，黄培被处以绞刑，含冤而死。黄培被捕后，族中亲属为避株连四处逃难，逃到南庄村的黄氏族人便是黄家善的弟弟黄纳善的后代。黄纳善后人在南庄村落户300余年，他们固守着即墨老家的辈分,历代以“守延泽仁佳，克绪秉哲昌，修齐端治本，敦慎乃恒芳”为族支序次，现已有了第十一代 “秉”字辈的后人。
  南庄村的老村现在尚保留着一些当年的风貌。村子中间有两条老街呈“丁”字形交接，被村民们叫做“北大街”的东西向老街是村中的主街，也是村里最老的街道;南北向的叫做“北大路”，往北通向村外，出街前行几米就是河南村，若向左拐30米可走进热闹的浮山路、九水路。北大街由沙土垫成，长约150米，宽约6米，从村东的南庄河起始，向西贯穿整个老村。大街北侧，黄家胡同、王家胡同、宗家胡同自东向西依次排过来，都是各姓初进南庄村的“发祥地”，至今亲切的老称呼不改；大街南侧是当年刘氏家族和林氏家族的聚居地，被称作刘家胡同和林家胡同。这些胡同里排列着一个个农家小院,窄窄的胡同只能容一辆小推车走过，特别是宗家胡同头上那处200多年的老屋，矮矮的，灰灰的，厚重的老式木门蒙着风尘沧桑，像在告诉我们祖先们那些简单而又贫寒的日子。再向西走几步，在丁字街口的转角处,有一块半埋在地里的浅棕红色花岗石，露出地面40多厘米高的部分被茂盛的野草遮掩着。花岗石的上部分有1米长、90厘米宽，平坦的顶部有个深30厘米、直径40厘米的碗状凹陷。据老人们说，这是一块古时候的“捣谷石”,在村里没有石碾、石磨之前，村民们就是把谷穗放在这块石头上，用杵一下一下捣去外皮，加工成小米。天长日久，石头上的凹陷越来越大，越来越深，最后变成了今天的模样。过去“捣谷石”放在北大街林家胡同口上，供全村人使用。据老辈人传说，用“捣谷石”舂粮食总是不方便，既费力又不出活儿，后来“占产户”王家的一个小伙子就到北宅的舅舅家取来一盘青石碾。王家小伙子是远近闻名的大力士，高大威猛，能吃能干，他竟然夹着碾盘,扛着碾砣子，硬是从北宅走回了南庄村，令全村人咋舌不已。这盘碾安在北大街东头，一直使用了几百年。虽然村中有了石碾代替“捣谷石”，但村民们始终没有将那与老村同龄的原始工具毁坏，“捣谷石”依然静静地躺在北大街上，它不知道自己虽然身躯平凡,却是北方地区存世稀少的文物。2008年7月，在南庄村即将开始旧村改造拆迁之时,村里几位老人担心这件具有文物价值的石头被毁，便积极地联合向李沧区文化局反映，希望区文化局能对它进行保护。现在老人们的努力已然奏效，这块见证了中
  南庄人用过的捣谷石国农村居民生活进程的古老生活工具，已被李沧区文物所收藏。那盘来自崂山北宅的石碾，现在仍埋在北大街的泥土底下,不知将来它能否与“捣谷石”再次会合。
  北大街是南庄村的“文化街”，它形成得早，是村民们集体活动的重要场所。街东头有关帝庙，街中段南侧有黄氏家庙,从清朝乾隆年间黄氏家族在家庙里设私塾以来,北大街成为村里人摒弃愚昧、识文解字的启蒙之地。
  南庄村的关帝庙与其他村最为不同之处，是建在村的东头一一崂山、即墨一带的关帝庙都是建在村西，建在村东的关帝庙非常之少。据传说，此庙修建时，有地理先生给“踩”风水，说若有关公等3位战神在村东镇守，能保佑村民平安，所以南庄村的关帝庙就坐落在村东了。小庙坐东朝西，背靠南庄河，门对着村里，门前两米许砌一照壁与民居间隔。3间庙堂青砖砌墙，小青瓦盖顶，堂上供着关羽、周仓、关平的塑像。关帝庙门楣上挂一块黑底木匾额，上书“协天大帝”4个金色大字。据说挂“协天大帝”匾是有讲究的。祭祀关公起源于隋朝，关公作为历史上“礼、义、忠、信”的典范，受到官方、民间各界共同的尊重,儒教有“山东一人作《春秋》，山西一人读《春秋》”之语，这山东一人指的是孔子，山西一人则指关公。关公武功盖世，又被尊为“武圣”，与孔子“文圣”相对应，所以还尊他为“关夫子”。在佛教中，关羽被称为“护法爷”、“盖天古佛”，民间绘制如来、观音像时,常常将关公立像绘在旁边，称他为“迦兰护法”。历代皇帝都喜欢给关公追封缢号,宋哲宗首开先河,封关公为“显烈王”，后宋徽宗先后3次加封关公为“忠惠王”、“武安王”、“义勇武安王”；接下来元、明、清各朝代都争先恐后地为关公加封,最有趣的是清朝顺治皇帝给关羽封的“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护民精诚绥靖诩赞宣德关圣大帝”，居然堆砌了22个褒扬溢美的字眼，创历史之最。传说“协天大帝”是清朝乾隆皇帝所封，乾隆本欲加封关公为“盖天大帝”，因“盖天”气势过大,遭到阁老刘墉的极力反对，才改封为“协天大帝”。后来关羽塑像演变为文武两种形象,文装打扮是着龙袍,面红美髯，眼口含笑，颇有文人智者之风;武装打扮也是着龙袍，红脸上卧蚕眉，丹凤眼微吊上扬，面带刚毅英武之气。关帝之庙还称为“武庙”，又称“协天庙”，还被尊为“武财神庙”，因为传说关公善于理财，是他最早发明了“日清记账簿”，所以关公格外受经商之人敬畏。南庄村离李村大集近，做买卖的相对较多，所以这个关帝庙的香火很盛。特别是过春节时，村民们祭祖后，先到街东头关帝庙里上香，再去河对岸东北处的土地庙烧香拜祭，一条北大街人流不断，热闹得很。从土地庙上完香回来，是乡亲们相互拜年的时候。南庄村的乡亲们相处得十分和睦，正月里家家户户热情待客。老人们都还记得，即便在最艰难的年代，哪怕家里只有一盘豆芽菜,也把拜年的乡亲留住，炒炒黄豆芽，烫上一壶高度的地瓜干老白酒,在新春佳节中来个一醉方休。
  北大街的南侧中段有黄氏家族的家庙。即墨黄氏世代为官，子弟们都读书，深谙受教育知书达理的重要性。黄纳善的后人在清朝乾隆年间避难到南庄村后，很快建起了家庙,除在年节祭祀祖先外，还在家庙里办私塾，学生家长联合出资请来先生教书。先生住在家庙里，一日三餐由学生家长做好送来,各家轮流管饭，一天一轮。每当轮到管先生饭的日子，家长总是置办好吃的伺候先生，像招待贵宾般毕恭毕敬，难怪过去山东农村里流传着教书先生“生一口贵齿，吃一辈子好饭”的说法，念书人考不取功名，找个“馆”（学馆）教教也算没白熬那些青灯寒窗。
  南庄村的私塾里常年有七八个孩子读书，分大、小两个班，小孩子启蒙先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大一点的孩子念完“三、百、千”就学《论语》和唐诗宋词。先生对学生要求严格,有不少的清规戒律,稍有违背就用戒尺打手心，如先生要求学生“站有站相，坐有坐相”，特别在写毛笔字的时候，握笔要笔管直立，指实掌虚，身子要端正挺胸，不可背曲头斜。先生每看到有学生写字时身躯偏斜，冷不丁就是一戒尺，还绝不告诉你为什么挨打,让学生自己去琢磨。先生要求所有学过的文章必须背得滚瓜烂熟,背不过就要打手心,那些鲁笨些或是顽劣些的学生常常被先生把手心打得肿成馒头状，吃饭时连碗都端不起来。老师要求学生天不亮就到学堂背书，要自带照明灯具，富裕人家的孩子还能点盏小油灯照亮,穷苦孩子就每人点燃一支香,把绿豆大的香头火凑在书上,一个字一个字地照下去。村里的私塾办到1930年撤销，最后一位老师是中韩北村的徐先生，时过多年学生们还常常提起他。那时政府提倡上“洋学”，开设国文、算术、历史、地理、修身、读经等课程。没了私塾,家境好的孩子去公立李村小学读“洋书”，大部分孩子失学在家。
  南庄村另一条重要街道是与北大街成一个“丁”字的北大路。北大路从村中间笔直向北，黄沙土路，宽约4米,长不足百米。路东边立着历经百余年风霜的于家老屋，中段的东侧曾是张家的大草园。200年前，张家的先人们用碎石“插”了（用泥砌的墙青岛人称之为“垒”，不用泥砌只将石头垒在一起称为“插”）一圈围墙，种上许多枣树、软枣树、柿子树,张家六七十岁的老人们还记得，小时候园里长一种野菜“灰菜子”，说是一年生草本植物，可它一年就能长成两米高，直径达6厘米,像棵小树似的，且质地坚韧细腻，老人们都特意来讨去做拐杖用；还有一种蓖麻子，也能长到两米多高,秆子壮、结子多，叶子像芭蕉扇般大小，芯是红的，人们送它个美称“蓖麻王”。这些年，蓖麻王这个品种不见了，能做拐杖用的“灰菜子”也绝了迹，张家的张正启老人特意寻找过那种“灰菜子”，可遍寻四乡不见踪影。北大路的北端与河南村衔接，交界处曾是两三米高的黄土崖，南庄村在崖上，河南村在崖下。随着时光的推移，已看不出黄土崖的旧貌，只可见北大路呈斜坡状缓缓延伸而已。
  南庄村民收藏的民国时期的官契
  在南庄老村南端一条东西向的小胡同里，住着一位名叫崔延智的村民,他住的那四间青砖农舍一个小院落,是典型的中国北方传统民居,普通到了极点，可南庄村的乡亲们都知道，崔家住宅的建筑材料绝非寻常。那些琢磨细致的石条、古朴的青砖，是李村街上那座明代建筑“魁星阁”上的旧物，魁星阁建在河北村京口路上，因年代久远，住在河北村一带的老人称此阁为“关公阁”，住在南庄村的老人说是“魁星阁”。魁星，是北斗七星中离斗柄最远的那颗星，即组成斗形的第一颗星，在中国古神话里它被称作“奎木狼”，是28星宿之一。“奎”字是“文章之府”的意思，所以奎星便被奉为主宰士子文章兴衰的神，民间称它“大魁星君”或“大魁夫子”，流传有“魁星拈笔点头名”的俗语。文人士子都虔诚地礼拜魁星，希望它能保佑自己金榜题名，所以很多地方都建有“魁星阁”，把“魁星阁”和供奉文昌帝君的“文昌阁”同等重视。据说魁星阁的年龄比河北村还大,河北村建于明朝正统年间(1436—1449),那么推算起来它应有500余岁年纪。魁星阁占地约一亩，是一座坐北朝南、风格独特的二层建筑，阁体四四方方，所以本地老百姓还叫它“城楼子”。它有黛瓦飞檐、斗拱兽脊，端庄中带着几分华丽，从中能感受到百姓们对魁星特权的敬畏。阁外套着青砖院墙，也是周周正正的正方形，四面院墙都设有拱门，四门对称，东西南北各方俱可出入。现在已无法考证是“关公阁”还是“魁星阁”，但几十年前那熙熙攘攘的游人香客、袅袅上升的香烟,至今还让老人们难以忘怀。
  青岛解放前夕，阁上驻扎了国民党军队，院墙上的4个门被堵上了3个，二层阁上驾着机枪,严密地监视京口路一带，魁星阁一度成了行人们望而生畏的地方。1954年，在京口路西侧要建崂山百货大楼，魁星阁也在拆迁范围之内。经李村镇政府批准，将拆下的建筑材料拨给刚刚成立的南庄初级农业合作社盖办公室。在这个办公室里，南庄初级农业合作社变成胜利高级农业合作社，又加入了李村人民公社，直到1982年10月，新的二层办公楼落成，这个老办公室才闲置起来。1984年，大队将老屋卖给村中缺房户崔延智，这栋由500年前的砖头石条建造起来的老房子,度过了50多个春秋，至今风貌依旧。
  南庄村山岭薄地较多，过去生产工具简陋，水利条件差,祖祖辈辈靠天吃饭,粮食产量很低，如在20世纪初，小麦亩产在8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120公斤，花生亩产50公斤，地瓜折成地瓜干每亩仅130公斤。只靠在黄土地里刨食养不活一家老小，有许多人就外出讨饭,脑子稍微活泛的，就凭借靠近李村大集的地利之便，到集上去做小买卖糊口。村民们有贩牲口、卖粮食的,有卖布、贩黄烟的，有蒸馒头、打火烧的。干得最好的是村里那几家宰牛房,买回牛来宰杀上集卖牛肉和牛下货，利润较高。做得最辛苦的是在集上摆摊“挖锅子”的。“挖锅子”是李村集的特色小吃,摊主搭起篷子,支着大锅,把豆腐和猪、牛脂渣混搭在一起同煮，还捎带着卖火烧和自家酿的地瓜干高度烧酒。吃“挖锅子”的人大部分是赶集的穷苦百姓，坐在油乎乎的小饭桌旁，在柴草的烟气和酒、豆腐
  早期李村集上的小吃摊混合的香气笼罩中，喝一口老白干，吃一口热豆腐，间或还有几口柔韧有咬头的肉脂渣，真是回味无穷。“挖锅子”这个行当干起来是很辛苦的，为降低成本，摊主都是自己半夜起床磨豆子做豆腐，还得早早地推着锅灶柴草到集上搭篷、支灶、生火，在烟熏火燎中挣那几个辛苦钱。李村集上“挖锅子”是一道特殊的风景，几十个摊子摆成长蛇阵似的，大锅里咕嘟咕嘟地翻腾着，香气四溢，硬是钻进人的口鼻里去，惹得走过的人不由得就想坐下来。这其中南庄人摆的摊占大多数，所以早年南庄村有句顺口溜说:“三十一根要饭棍，二十把勺子挖锅子。”就是感叹在20世纪上半叶那动荡艰难的时代里,南庄村多数人家的谋生方式。那时村里不足70户人家，要饭和挖锅子的就占了村中的大多数。
  新中国成立后，南庄村实行了土地改革，全村成立了3个互助组。随着形势的发展，互助组变成农业初级合作社，进而成为高级农业合作社，土地和生产资料集体化。1958年9月，高级社加入了李村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核算制度，南庄村和河南村、河北村、东北庄村、东兴村组成李村生产大队。为改变落后的生产条件,南庄村在地里打机井，利用村东南的天然沟壑建成“南沟水库”，还与河南村合作，修成一座10万立方米的“枣儿山水库”，基本上满足了农作物的灌溉需要。在20世纪70年代“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中，社员们在冬闲时搞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修整“旱涝保收田”420亩，种植果树30多亩。随着生产条件的改善和科学种田的推广，南庄村贫瘠的丘陵地产量有了大幅度提高，到1987年，小麦亩产达到205公斤，玉米亩产300公斤，地瓜亩产折地瓜干386公斤，花生亩产139公斤。南庄人的努力见到成效，达到老一代人新中国成立初期颁发的土地所有证做梦也想不到的高度。
  昔日的南庄村比较贫穷，为一日三餐操劳占去人们绝大部分精力。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生活有了保障，心情舒畅的南庄人立即显现出他们在文艺上的才华。村里办起锣鼓队、秧歌队，还经常自编自演各种形式的文艺节目。村民黄佳良门前比较宽敞，是村里扎台子演出的“露天剧场”。老人们都记得,1951年为配合抗美援朝,村民们自编自演的活报剧《杜鲁门》非常成功，村里演、镇里演，轰动一时。也是在1951年，南庄村还举行了崂山县第一个新式婚礼。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的婚姻仍然要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礼还是沿袭“大红花轿吹鼓手，蒙上盖头拜天地”的古老仪式。国家提倡自由恋爱、喜事新办，老一辈人心里对此有些排斥。这时村里的青年民兵王立德和本村姑娘黄秀英冲破家庭阻力，自由恋爱，修成正果。在村干部的支持下，做通了双方父母的思想工作,青年们为他们举办了一个让全村老老少少耳目一新的婚礼。结婚那天,锣鼓队铿铿锵锵在前，秧歌队载歌载舞随后，从村西头的王立德家出发到村东头接新娘子，大家拥簇着一对满脸幸福和羞涩的新人走回新郎的家，秧歌队边扭边唱道：“大头菜圆圆心，南庄出了个王立德;王立德当民兵，搞了个对象黄秀英……”把围观的乡亲们笑得前合后仰，王黄两家的喜事成了全村人的节日。那“大头菜圆圆心”套用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最流行的秧歌调，人人会唱,所以这首极有特色的喜歌立即传唱开来，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时至今日，还有不少人能唱呢。这种别开生面的婚礼一下子就深入人心，很快，村民袁本高也要求村里帮他办一场新式婚礼。袁本高自由恋爱的对象住在国棉五厂，往返要走十几里路，村里为表示隆重，在锣鼓队、秧歌队之外还加上了民乐队。迎亲的队伍一路上热热闹闹地走着，鼓乐齐鸣，吸引了南来北往的行人和附近的村民，南庄村的新式结婚仪式着实火了一把。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开展扫除文盲的活动，对不识字或初识字的成年人进行识字教育，使他们早日脱盲。南庄村的扫盲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村里老人用中恳的话说，穷苦人家的孩子没有上学的机会，连钱都不认识，南庄人世世代代尝尽了没有文化的苦头。所以政府号召扫盲,立即得到村民们的积极响应，青壮年、妇女们都踊跃报名参加扫盲识字班。扫盲班设在村农会主席张忠财的家里,在正屋挂一个小黑板，每天晚饭后青壮年班的学员都来到张家，听16岁的小先生于发珠讲课。那时候于发珠小学毕业，非常热心于扫盲工作,河北村的修老师推荐他负责李村镇5个自然村的扫盲班和妇女识字班。于发珠很会岀点子，想方设法提高学员们的学习兴趣。他把村里的各个姓氏、生产工具名称、日常用语都编成顺口溜，自己刻蜡板，油印成小册子当教材。如在教学生认识自己的姓名时，就念“崔宋宗安袁，学习要钻研……”，讲生产劳动的时候，就背“扠把扫帚扬场扠,碌碡簸箕抬扁担……”这些充满生活气息的话儿好记易懂，李村镇这5个村的扫盲成绩明显好于其他村，结业后学生们都能看懂报纸，于发珠也因几年如一日地坚持教乡亲们识字读书,1956年被评为青岛市的“扫除文盲积极分子”。后来，于发珠在李村民办小学教书，担任了校长，还得到“崂山郊区先进教育工作者”的光荣称号。1960年12月，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李村民办小学停办后，他回到村里，发现各村都有学龄儿童因学校少而没有学上的情况。为让孩子们及时受到教育，于发珠心急如焚。听说在村南人称“马鞍子”的高埠子上，畜牧公司的一个养鸡场废弃了，于发珠高兴地想，如果能把养鸡场改造成小学，让孩子们重返课堂该多好啊！经过一番考察调研，于发珠在各村奔走呼吁，得到李村镇5个村的党支部书记的支持，成立了联合办学委员会,几个村联合出资办学，把养鸡场的鸡舍改造成教室，失学的孩子们又捧起了书本。这个小学仍然叫“李村民办小学”，但“鸡窝子小学”在村民们嘴里叫得诙谐又亲切，很快就远近闻名。1968年春与李村小学合并时，李村民办小学规模达到11个班,490多名学生，给公办小学作了很好的补充。今天，这一带45至55岁的村民，都曾是在“鸡窝子小学”启蒙的学生。没有于发珠校长的奔波努力，没有于发珠校长的苦苦经营，很可能有的孩子就会无学可上，变得大字不识，是于发珠校长改写了他们的人生。1958年，国家推广汉语拼音和普通话，南庄村里又掀起一个学习“bpmfdtnl”的小高潮。村里派黄佳良参加县里举办的普通话培训班，黄佳良学成回村后，坚持业余教普通话和汉语拼音一年多，得到崂山县政府颁发的“推广普通话优秀教师”奖状。
  在南庄村东头，南庄河东岸,有一座南北朝时期建成的古寺——清凉院，村民们通常称它“东庙”。古寺坐北朝南,寺后有丘陵缓缓隆起，院门前南庄河自东向西流过，流到院墙西侧则转弯向北，将寺院环抱其中。清凉院已有1500余年的历史，历史上修葺过多次，明朝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曾重建，清朝光绪年间还进行过大修。清凉院是地藏王庙。地藏王，又称“大愿地藏王菩萨”，梵音“乞叉地蘖沙” 。此菩萨“安忍不动，犹如大地; 静虚深密,犹如秘藏”。据佛经记载，地藏王在㣼
  利天宫受释迦牟尼的嘱咐，要他在释迦牟尼入灭后、未来佛弥勒尚未降生前这段无佛时间里掌管人间、天上、地狱中六道众生的教化。地藏王自誓普度众生，发大愿曰：“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成菩提。”《地藏经》是佛门孝经,多讲些人要孝顺父母、多行好事，劝导人修心去妄、忠孝向善。中国人重视孝道，“百行孝为先”，大愿地藏王以孝为本，吻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佛教中把他与大悲观世音菩萨、大智文殊菩萨、大行普贤菩萨并列为四大菩萨，被历代的善男信女们普遍供奉。从敦煌、龙门石窟的壁画中可见唐代以前的地藏王相貌慈祥，着菩萨装束；唐代以后的地藏王形象由菩萨变为普通僧侣，身着袈裟，头戴僧帽，左手握宝珠右手持锡杖，坐于莲花台上。南庄村的清凉院因在明代重建过，所以供奉的地藏王已是僧侣装束。
  清凉院的山门上面挂着黑漆楸木匾额，刻着“清凉院”三个镀金大字。每年春节，僧人们便在山门上贴一副“幽冥教主，地藏慈尊”的对联，据说这副对联从来没变过。正对着山门的神殿就是地藏王殿，大殿上方“普度众生”的横匾是清朝光绪年间即墨知县的手迹。大殿内地藏王端坐莲台，左右两侧是千手观音和如来。莲台之下东边是手持禅杖的目莲——演绎着目莲地狱救母的故事,西边是手托白丝手帕的古装仕女。
  地藏王殿东西两侧各建了一座神殿，东边是龙王殿，西边是七神殿°传说清凉院的龙王很有点灵气，过去老一辈人甚至言之凿凿地说,龙王殿里常常传出龙吟声，每到雷雨季节,龙王殿上空的雷声比别处炸得格外清脆响亮。最让乡亲们津津乐道的是，在流经清凉院门前的南庄河南岸，正对着龙王殿处，有个面积约10平方米、1米多深的水湾,清洌的水底铺满大大小小的鹅卵石,湾底虽然比南庄河底高出许多，但奇怪的是，无论遇到怎样的大旱之年，这湾水从来不见干涸，所以村里祖祖辈辈把它叫做“龙潭”，说是龙王每次都是吸了龙潭里的水后才飞上天去播雨的。
  西边的大殿叫做七神殿,老百姓也叫它“牛王殿”。殿里供奉了7位专管凡人俗事的神仙，如掌管农事的牛王神，管理六畜兴旺的马王神，制约虫类的虫王神，掌握庄稼丰歉、人口安危的土地爷，治理本方鬼魂的城隍爷，甚至还请来了龙王和山神。生着三只眼睛洞察世事的马王爷居中而坐，牛王、虫王分坐两旁，西山墙下是土地和城隍，东山墙下是龙王和山神，与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有直接关系的神仙在这里聚齐了。清凉院有句老话说“丧事不出院”，就是指院内供奉着土地和城隍，僧人圆寂后不必像其他寺庙那样，得到附近村庄的土地庙向土地爷报告——俗称“报庙”，到七神殿里就可以解决问题，然后送到院墙东边的墓地里安葬。村民们把这片墓地叫“和尚茔”，是清凉院僧人专用的，葬了历代十几位和尚。1966年“破四旧”时，墓地被毁，在这里曾挖出一口大缸，里面是20世纪40年代坐化的方丈界和的遗骨。当年界和曾对徒弟大德说，如果自己能在坐禅时去世，就是修行圆满，他要求大德一定化缘给自己修座“灵骨塔”。界和圆寂是在兵荒马乱的日占时期，外敌辱国，民不聊生，大德无力为方丈建塔楯骨，只能把界和坐化的遗体殓入大缸中草草下葬。
  在龙王殿与地藏王的大正殿之间，有一个用青砖围墙间隔开的小院，南墙上有小门出入，院中6间正房，东西厢房各3间，是清凉院的僧舍。院子东墙下，曾有几座青石碑，一名为“德善同归碑”，上面刻着民国初年修葺寺院的捐款者姓名，从残缺的碑文上还能辨别出“仁、义、礼、智、信”、“克己复礼”等字样，这块残碑现收藏于沧口明真观内。其余两块是明朝的“功德碑”，1969年建防空洞时做了建筑材料。在清凉院的东南角有个小花圃，种着牡丹、芍药、丁香等名贵花卉。院内古树很多，柏树、楸树、垂柳浓荫蔽日，山门内外各有一棵参天国槐，粗壮的树干两人不能环抱。国槐树形漂亮，每年5月花蕾初生,称为“槐米”，开出的一串串淡黄带绿小花,优雅而清香;7月里结实累累名为“槐角”，是一味苦寒无毒的中药材，《本草纲目》称槐角“久服明目益气，头不白，延年”，有“催生,润肝燥，凉大肠”等医疗作用。这两棵古槐树龄在500年以上，可惜在20世纪50年代，山门外的那棵倒在暴风骤雨之中，山门内的那棵被海军部队买去做了修船的木材。最值得一提的是，地藏王殿前曾种植着两棵青桐树。据《尔雅》记载，桐木，又称荣、榇、梧，即人们常说的梧桐树，只生叶开花不结果的叫做“白桐”，树皮呈青色，在叶腋开花结实的叫做“青桐”，青岛地区常见的中国梧桐多为白桐，很多人不知道青桐这种树种。大正殿阶下的这两棵青桐树大约种于160余年前，西侧的那棵已于10多年前枯死,现在只剩下东侧的那棵在清凉院遗址上摇曳，它依旧青枝绿叶，每年按时令开花结子。
  清凉院历史悠久，据说它的级别很高，夏庄镇的法海寺、午山村的南海大士庙、东李村的清华庵都在它的管辖之下，每月农历初一、十五日，所辖寺庙的和尚们都要汇集到清凉院念经。平时院里香火也很盛，许愿还愿、烧香礼拜的信徒络绎不绝，还有很多是为自己或家人求药治病而来。过去农村卫生条件差，人们容易得病，却又缺医少药,死亡率很高。各个寺庙的和尚道士针对这种社会现状,常常学习点医学知识,收集些验方秘方，为生病的贫苦百姓施治，还最爱假托神佛之名，为的是扩大寺庙的影响力。传说清凉院的菩萨就十分灵验，来此求医问药的人很多，有些人家甚至怕孩子不好养，请方丈给孩子起个法号，成为清凉院的寄名弟子，俗话叫做“押”给清凉院，以求孩子平安长大成人。这些孩子每年过生日得到庙里去过，直到结婚成家，才算“成了人”。清凉院被传得名气愈来愈大，香火更为旺盛，最为壮观的是每年正月二十到二十二日的清凉院庙会，方圆几十里的百姓都来给地藏王菩萨进香，清凉院的近邻河南村的巷子里都氤氲着香烛的气味。院门前那块几亩大的空地，平时作场院用，庙会期间就扎起戏台子，京剧、柳腔、茂腔轮番上场，锣鼓、秧歌、高跷在场院里争相表演，说书的、变戏法的、拉洋片的扯着嗓子喊，卖糖球、小食品的，卖布老虎、卜卜凳等自制小玩具的摆满场院再向四周延伸出去。到了庙会最后一天正月二十二日，恰逢李村大集集日，集上的摊贩们自动地“移师”清凉院门前，庙会更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各种货摊里三层外三层顺河而上，直摆进东边的张家庵子，绵延一里多长。这几天，南庄村民自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烧香听戏无不拔个头筹，就连外村的亲戚也沾了光,赶庙会、走亲戚合二为一，南庄村家家待客户户酒香，忙得喜气洋洋。像这样近于狂欢的场面，在清凉院门前延续了不知多少代，直到清凉院在“文革”中被毁，1965年的庙会成了一曲民俗“绝唱”。今天南庄村50岁以上的人对清凉院庙会,仍然有着最美好的回忆和无尽的向往。清凉院周围有30多老亩土地是院里的庙产,供和尚们吃穿用度。清凉院把地租给周边村的农民耕种，用“二分一”的方法缴租，即地里的收成东家和佃户各取一半:在收获麦子时，佃农先在地里收割，割一畦留一畦;秋季收地瓜时，刨一垄留一垄，留在地里那一半就是交给清凉院的地租，清凉院自己雇人收割。这种跳跃式的收割方式看起来相对公平，庄稼收成好坏由双方负担。清凉院的和尚与村民们相处融洽，甚至有和尚与村民拜了把兄弟，日常生活中缺少什么用具就到村民家借，村民也常借院门前的大场院打场晒粮。
  清凉院风光千载,却逃不过战乱的劫难，佛门净地曾出过人命血案。那是1947年，国民党32军一个工兵连在南庄河南岸修碉堡，强行住进清凉院。一天清晨，工兵连长发现自己的金戒指不见了，就恼怒地向士兵们一一询问，士兵们都说没看见。连长怀疑戒指被一名南方籍的小兵偷去，将这兵绑在大殿的柱子上痛打，逼他承认偷戒指的事。士兵不断喊冤枉，待连长带领其他人去工地后，被绑在柱子上的士兵趁庙中无人，用脚把墙根的步枪勾到身边，居然用脚趾扣动扳机自杀身亡。后来连长在床下找到丢失的戒指，他想到士兵被冤枉而死，事情闹大了，夜里脱下军装溜之乎也。
  1942年至1945年，侵华日军在村东南修建了一条封锁线,挖有壕沟,设有铁丝网，并建了一个二层炮楼，其中有一个叫做贾培林的汉奸小队长特别坏，他每见有老百姓走过，就端起三八大盖枪对着行人的头顶上方“砰砰”几枪，把人吓得魂飞魄散，姓贾的却乐得一脸坏笑。南庄村民黄仁田就是被贴着头皮飞过去的子弹吓出毛病，回家大病一场。
  1949年,清凉院的和尚们实在受不了国民党军队的日夜骚扰，四散逃生。空庙被从北边逃难来的难民们占据一一其中还有不少的还乡团，庙里的建筑、神像、树木被破坏得面目全非。后来经过镇反、肃反运动，政府将这些人从庙中清理出去，对清凉院作了较大的修复。1956年安排尼姑隆戒带着两个徒弟能光、能节住持清凉院，清凉院恢复了佛门的安静肃穆，香火渐多，每年正月的庙会也逐渐兴盛起来。1957年，隆戒去世，能光、能节收一女徒,在清凉院里又修行了10年，直到1966年尼姑们被撵出庙门，各寻生路。
  清凉院有许多故事在周围各村里流传，就连修建清凉院的传说也是那么神奇。老人们说，当年地藏王菩萨带领众神仙，要在北方寻觅一块宝地安营扎寨普度众生。当众神来到即墨地界、今天的南庄村南时，正巧是正午时分，只见潺潺河水自东向西从一个小高岗前流过，又轻盈地转身北去，清澈的河水里小鱼小虾活泼地游动,河北面的小高岗上林木青葱茂密，在正午的阳光下显得分外绿意盎然。忽然，一对金色的鸽子从密林里腾空而起。地藏王心中一动:此处山清水秀生机旺盛，已是可用之地，金色鸽子由此而出更是难得。他对众神说：“金鸽不落贱地,这里正是我们寻觅的宝地呀!”于是众神仙就在小河之阳、山岗之前的空地上安下身来。他们以肉身示人,一面开荒种地，一面弘扬佛法化缘建庙。几年后庙宇建成了，取名“清凉院”，院后的高岗叫做“金鸽埠”。地藏王到西天请来如来佛坐在自己的上首，到南海请来观世音坐在自己的左侧，请了各路神仙住进七神殿。为达到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还特意请来东海龙王坐镇龙王殿。到了明朝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那年龙王特别勤奋,天天造雨不止,眼见得地面上已是沟满河平一片汪洋，可龙王毫无罢手之意。这天，地藏王坐在大殿上一阵心血来潮，他掐指一算，清凉院大殿已有千岁之身，早该修葺，近日又经雨水频频浸泡,夜半时分必将倒塌。他急忙召集各神，要他们务必于夜半之前外出躲避。这天夜里，村里老百姓发现诸神结队出庙，而后飘然东西，正疑惑间，只见清凉院各殿轰然倒塌，这才知道地藏王神机妙算，众神躲过一劫。四乡的善男信女赶快募捐建庙，第二年善款筹齐，把3座大殿重新建起，为了宣传地藏王的神力，还专门请来名画匠在大殿内绘满了佛教故事和23种因果报应图，把清凉院装点得更为美轮美奂。
  南庄村东南的枣儿山，因山上多生酸枣树，结的果实比别处大而得名。它还有两个文雅而漂亮的名字“凤凰山”和“象耳山”，却总不如老百姓俗称的“枣儿山”来得顺口和响亮。枣儿山海拔162米，方圆面积477亩，既不算高，又不算大,可它在青岛地区的知名度却很高。这是因为枣儿山西面半山腰上，曾是历史上有名的维新变法领袖康有为的原葬墓地。
  枣儿山的主峰西侧半山有处陡峭的石壁，石壁下方有一个天然石洞，村里祖祖辈辈叫它“马虎窝”。青岛方言称狼为“马虎”，传说这个“马虎窝”是群狼的栖身之处，过去枣儿山被狼统治着,狐狸和獾是不敢贸然闯入狼的领地的。后来人烟渐密，便把狼群“挨”到崂山里去了。老辈还传说，崂山里也有个“马虎窝”，两个“马虎窝”是相通的，这边洞里点火，那边洞口就会冒烟。这个传说引起多少代人的好奇，上山拾草的孩子们常常在“马虎窝”洞口烧草“造”烟，遐想着东海边那个“马虎窝”会冒出缕缕青烟。久而久之，“马虎窝”里被熏得黑糊糊的，但测试的结果却无从知晓。“马虎窝”到底有多深，成为人们心中的大问号。可孩子们只是在洞口探头探脑，不敢向幽深阴暗的山洞内深入半步。从“马虎”们绝迹之后，“马虎窝”又有了新的传说，说是洞里又住上了蛇群，蛇们常常出来晒太阳，还有的已经长了“冠子”，那就预示着它快成精了，长出腿来就成龙啦。20世纪20年代，村民黄仁训每到冬季就常到枣儿山上放鹰抓野兔，有一次老鹰捕到一只格外肥硕健壮的兔子，受过训练的鹰和它纠缠了很久，没有制服野兔,却被野兔拖进了“马虎窝”。慑于“马虎窝”的诸多传说,没人敢进去找，有个胆大的小青年，凭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儿，钻进洞里，好长时间才把鹰和兔子找出来。据这个青年人说，他在漆黑的洞里摸索向前，始终没摸到尽头。从那以后,“马虎窝”在人们心中更为神秘，再也无人敢进去探险。转眼80多年过去，“马虎窝”的洞口已被泥沙淤塞住，现在已看不出洞在哪里。
  南庄村有许多传说，最古老的传说是这里曾是古战场。几百年来村民们一直口口相传，说黄家胡同黄仁宝的住宅西屋地下，有一口古老的“响马井”，里面埋藏着大量的刀、枪、剑、戟等各种兵器，不知是哪一朝代的官府与绿林好汉——“响马”激战留下的。传说官府把响马打得落荒而逃，打扫战场时把响马们扔下的兵器埋在这眼古井里。1972年春天，黄仁宝翻盖老宅子，曾把西屋地面深挖到一米半多,虽然没有挖出什么古物，可发现此处的泥土的确不是“原装”，非常像另外填进去的熟土。因种种原因，黄仁宝没有再向下探查,给大家留下许多想象的空间。还有说法是20世纪40年代，离黄家老屋不远处，有人刨地曾刨出很多铜箭头。村民林瑞佳现在的住处，新中国成立前是个菜园子，其父在那里打井时挖出一把断成三截的古代大刀。村民们希望“古战场”的说法在旧村改造时能够得到印证。还有一个古老的传说是南庄村一带在古时候曾有先民居住。1950年，村民黄人明建房挖基时，挖出一坛齐国刀币，有“齐法化”和“齐之法化”等古钱币5种共285枚，总重量15公斤。1980年，黄人明把刀币捐献给国家，受到政府的表扬和奖励。1970年9月，南庄村青年突击队在村南被称作“黄家茔”的地方（黄氏家族的墓地，因墓内常有獾出没，又叫獾茔），修了一个直径12米、深17米的大口井，曾挖出大量的屋基石和碎陶片，可以推想过去此地有过建筑物，还有人类生活过。村里也有传说，很久以前这里有个叫做“周家庄子”的村子，不知什么原因也不知什么年代周家庄子消失了。大口井于1991年废弃不用，井口已用水泥板封住。传说中周家庄子所在的位置成了1984年修建的308国道的一部分，给人们留下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谜团。
  王秀兰收藏的清朝铜镜
  南庄村里还有一样古物，就是80多岁的村民王秀兰收藏的古铜镜。王秀兰1940年嫁到南庄村刘家,婆婆尤氏送给她一面铜镜，尤氏的长子结婚时，她曾把一面汉代铜镜送给了大媳阎氏。从风格判断，这面铜镜应是清代的，约有200多年历史，直径13.3厘米，厚0.6厘米，正面打磨得平滑细腻，光可鉴人，反面铸着“五子登科”四个字。20世纪50年代初，阎氏的汉铜镜仅以几元钱的价格卖给了收破烂的，而王秀兰的清铜镜却珍藏到现在,成为家里的“传家之宝”。
  南庄村里还流传着一个“飞毛腿”的故事。说的是清朝道光年间(1821—1850)，张氏家族出了一个人高马大、走起路来健步如飞的人。这人上山干活时，如碰巧有只野兔在他面前跑过，他必会追在野兔后面，从东山撵到西山，西山再转回东山，直到把这只倒霉兔子累得瘫软在那里，他依然是气定神闲，走上前把“胜利品”捡回家。有一年的冬天，这村民和邻居们玩牌把钱输得精光，可牌瘾上来又舍不得罢手,他就对众牌友说，你们先打着，我上即墨城亲戚家去借几个钱，马上就回。牌友们哪里相信:从南庄村到即墨城30公里，走个单程还得一天，更何况黑灯瞎火的走个来回！便一齐说他开玩笑。他也不甚辩解，抬腿就走。过了约一个多时辰(相当于现在的两个多小时)，张姓村民浑身裹着冷气，帽子上敷一层雪花，带着钱回来了。第二天，有从即墨方向过来的人说，昨夜北边好大雪呀，这下人们才相信了，“飞毛腿”的美名不胫而走。听说他的后代也很能跑，他的一个曾孙曾经破过省里的中、短跑纪录。人们不无遗憾地说,倘若他生在今天，南庄村岂不也出个刘翔？
  南庄村南有座海拔只有49米的小山，远看就像一个大土丘，村民们叫它南山。小山的南坡上有1971年建成的崂山革命烈士陵园，红色花岗岩雕琢的纪念碑矗立在山顶最高处，雄伟挺拔，这里安息着几百位革命烈士。山北坡是南庄的地，山地贫瘠不适宜种庄稼,当年南庄生产大队把山坡开垦成果园，种了200多棵苹果树、1000余棵桃树，树木之间的空闲地通常叫做“插花地”，每年只种一季春地瓜或花生。1982年南庄生产大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于1984年把这片45亩大的果园分成3块包给王桂芳、王中恩、孙振华3家农户。他们淘汰了原有的果树，引进上海水蜜桃和黄金蜜桃等新品种。俗语说，“桃三杏四梨五年，酸枣当年能卖钱。”3年后，桃树陆续结果。让大家意想不到的是，同样的品种，同样的农家肥，在同一个山坡上，王中恩和孙振华地里结的桃子吃起来很普通,而王桂芳家的桃子却是甘美多汁,味道好极了。甚至有人尝过后说长这么大，崂山周围的水蜜桃也吃过不少,能像王桂芳家桃子这样鲜美甘甜的却罕见，所以每年桃子成熟的季节,村里人都喜欢到王家桃园里
  在南庄村出土的龙头碑去买几筐桃子送亲戚朋友，南山水蜜桃居然小有名气。大家议论说,必定是王桂芳家果园的水土与孙王两家的不同，才能结出异常的果子。到2003年，王桂芳70多岁，干不了追肥剪枝、除草疏果这些活了，桃园的收入降低，他的儿子又外出打工,这片桃园就荒芜了。后来山坡上盖起小工厂，肥美的土地得不到利用，鲜甜的南山水蜜桃就这样绝迹了。
  时光的列车驶进了21世纪，村民的生活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南庄村自1994年6月随李村镇划入李沧区,2000年1月撤销李村镇后隶属于浮山路街道办事处,村民们由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2002年7月南庄村民委员会改为南庄社区居委会。在改革开放以后，村里的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陆续开办了服装厂、制钉厂、火腿厂、织布厂、阀门厂、汽轮机配件厂等。到2007年村里共有集体工业5家，私营工业6家，人均年收入8900元;全村有各种型号汽车60辆，其中个人拥有的就达48辆，各种摩托车300余辆。居民们生活富足幸福，“三十一根要饭棍，二十把勺子挖锅子”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根据黄佳良、张正启、于发珠等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