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明朝成化年间(1465—1488),有一刘姓男子携家带口自云南迁徙到了山东即墨。他们一直向南，来到一条大河边，只见河宽百米，白沙闪烁，有清流向西入海;放眼望去,起起伏伏的小山丘陵散落在广袤的沃土上，山间岭上芳草萋萋。河北岸大片平坦之处已有人家居住，茅屋竹篱，炊烟袅袅，俨然已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村落。刘姓人家便到河南岸落脚定居,那里渐渐亦成了一个小村子，两村隔河相望。因北岸的李氏立村于前，名声在外,人们便将这两个村合称“李村”，两村之间的河叫做“李村河”，并以“李村河南”、“李村河北”区分两个小村。对外总称
  鸟瞰图“李村”，对内分为“河南”、“河北”，如此称谓沿用了500年之久。
  翻阅市档案馆卷宗,可看到20世纪有案可查的统计资料中，河南、河北作为“李村”一个统计单位出现，其他如东李村、河南庄村、南庄村等均是独立的单位。老百姓给政府的呈文中，称自己是李村人氏，家住李村河南（或河北），门牌几号。就连历代的地图上，例如，清朝同治癸酉版《即墨县志》中的“七乡村庄图”，1898年德国人出版的《胶澳租界区划图）,1922年北洋政府的《胶澳商埠区划图＞,1931年国民政府的《青岛市乡区图》以及以后历年出版的地图上，都查不到河南村和河北村，均以“李村”标之。在1984年5月出版的《崂《崂山县地名志》中亦称:“崂山县城李村是县社党政机关的驻地。也是3个生产大队的驻地。”“农业生产大队，有李村河北、李村河南、李村东北庄。”那时，李村由河北、河南、东北庄3处组成，对外统称“李村”，对内分3个独立核算的大队。
  在岛城，“李村”是个响亮的名字。听到“李村”，就会联想到熙来攘往的人流、鳞次栉比的店铺和种类繁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商品。李村商圈内的李村大集、维客集团（原崂山百货集团）、北方国贸、利客来集团（原崂山商贸大厦）……有太多的关键词为人们诠释这块生财宝地。早在明朝万历年间（1573—1619）,李村大集就登上《莱州府志》，那时的李村就已经商贾汇集、小有名气。1898年，德国人强占青岛后，李村划入德国胶澳租借地，其经济和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山东省最早的公路台柳路从村中穿过；每天定时发车的客运公交汽车让村民大开眼界；电灯、电话、自来水、邮电局、“洋学堂”，这些在封建而又封闭的旧中国只在发达城市才有的新鲜事物，出现在李村河南村、河北村，融入村民们的生活。1934年的《青岛市李村乡区建设办事处建设纪要》称:“李村为四通之乡，户口繁盛，商业亦粗具规模，自来水、电灯路线早已装置，均可临时扩充。”1936年9月，青岛市政府颁发训令:“（据）本市村镇组织暂行办法,百户以上村庄，未成街市者为村，已成街市者为镇。李村超700户，商业繁荣，亟应改村为镇。本月9日召集民众投票选出袁相栽为镇长，王成道、王锡九、贾修敬为副镇长。”由此可见,1936年9月，李村即由乡村升为城镇。李村的历史厚重而悠久,而组成李村的,就是河南村、河北村，以及后来版图上出现的东北庄村。
  河南村立村500余年，明朝成化年间的“占产户”刘氏家族现已繁衍了17代，在村中约有30户人家。大约在250年前，有莱阳的张姓迁进李村河南。据《张氏家谱》记载，元朝末年（1368年），张氏先人张海山自青州府乐安县迁居莱阳双山，张氏五世祖张雄乐善好施，是当地有名的慈善家。明朝弘治年间大灾，张雄开仓济贫，捐出谷子3000石，救活了无数人。明显宗封张雄为“义民”，降圣旨褒曰：“国家先务，养民为急。尔能出备粮米用助赈济，有司以闻，朕甚嘉之。今特赐奖谕，旌为义民。”到第十五世，有位叫张方昱的携妻子李氏迁来李村河南,250年来繁衍生息9代，已有第二十四世子孙。
  在张氏迁入后不久，即墨皂户村的王作海亦搬到河南村。从王氏家谱可以查到，王氏家族是经过数次迁徙才辗转来到河南村定居的。王家本是诸城岳沟人氏，明朝永乐初年（1403年）太始祖母刘氏率两个儿子奉官府檄文,受命来到即墨不其城西北隅城子疃（隶属于里仁乡城阳社）。太始祖母率领的两位先人被城子疃的王家奉为“世祖”，遗憾的是两位始祖的名字没有流传下来，甚至他们身后5代之内的子孙均未留下名字。所以王氏家族只说分两大支系，但弄不清孰长孰幼，各支系是如何繁衍的。在城阳居住300余年后，十三世王宣从城阳迁到皂户村。再过百年，第十六世王作海迁进李村河南，成为河南村王氏的始祖。王家在河南村居住210余年，已繁衍到七世,是城子王家的第二十三世。
  自20世纪初，河南村北端沿河一带商贾云集、店铺林立,经济发达，吸引着各地头脑灵活的经商之人来河南村落地生根。生性善良的河南村人毫无排外思想，而是张开双臂迎接来自五湖四海的“外乡人”。今天的河南村，有张、王、高、刘、贾、魏、李等多个姓氏，1110户人家，约2600余口人。从各地迁进河南村落户的人生活在这里,如鱼得水,似鸟归林，尽情地施展才华,开拓自己的事业。外来落户的人家做生意家道兴隆，而村中的刘、张、王等老坐地户大部分人家却固守着自家的几亩庄稼，生活勉强温饱，所以河南村里曾有句笑话说:“李村河南,发外不发里。”随着时代的进步、岁月的推移，这句玩笑话已经成为历史。20世纪50年代的河南村前进历程和全国农村一样，经过了1951年的互助组、1954年的农业初级合作社，到1955年的农业高级合作社和1958年的农村人民公社,不论是自外地迁入河南村的人，还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大家团结融洽,一起努力建设.自己的家园。改革开放后，村里利用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抓住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机遇，走多种经营的道路。乡亲们共同致富，住上了“将军楼”，开上了私家车，办理了“农转非”，老人们领上了养老保险金，河南村如今是既发外又发里，生活像芝麻开花节节高。“发外不发里”成了过时的老皇历。
  李村河南交通便利，百年前就是通往四面八方的交通枢纽。老村有两条自然形成的南北向主街，村民们管它们叫东街和西街，这是村里最古老的两条街道。东街从李村河南岸起始，有一条宽20米、长约百米的桥将河南、河北两村相连,从东街过桥就是河北村的京口路。东街街面由沙石铺成，约三四米宽，年岁古老的庄稼院在街的两侧或凸出一角，或凹进一块，向东随意地曲折伸展，弯出村外通向张村。西面那条街也从李村河岸起始，向南往中韩村而去。它是村中最整齐的路，沙石路面笔直平坦，看过去舒畅，走起来舒坦。沿西街走到村外，两侧是大片绿油油的庄稼地,路东的地属于河南村，路西是青岛农科所的实验农场。农场周围筑了又宽又深的排水沟，拉起铁丝网围墙，园里种着桃树、苹果树、梨树，春看花，秋收果，满园花果香。20世纪50年代初，这条路被青岛市公交公司相中，开辟了一条李村至中韩村的公交路线。在当时连市内公交车都很少的情况下，能开辟一条去中韩村的线路实属不易，然而这一方便东北部居民出行的公交线路也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西街路面只有三四米宽，仅能容一辆车勉强通过，每有公交车开进西街,行人就得紧贴在墙上，让汽车缓缓地驶过去，与汽车这个钢铁庞然大物的近距离接触常常让人胆战心惊。到1957年，不幸终于发生了，1个12岁的男孩被公交车挤在墙上，不治身亡。悲剧发生后，这条公交线路被取消。
  河南村的村西是万年泉路，它的前身是李村到山东头的老公路，为李村地区南北交通联络的要道，地图上标为李山路,村民们都叫它“西马路”。该路修建于20世纪初,是青岛建制以来最早筑成的几条公路之一,初修时十分简陋，宽仅3.5米，长8.18千米,与“湛沙路”（自湛山村起，沿海边向东至沙子口）相接，无桥梁涵洞排水设施,车辆通行困难。1933年春秋季分两期大修，当年12月31日全部完工,将路面展宽至5米,加修桥梁涵洞20座,用以排泄雨水,保护路基。它紧贴着河南村西侧向东南方稍微倾斜地延伸过去，出了河南村就直奔正南,经小埠东村到山东头村。新中国成立后，又经过几次拓宽修建，现在路面宽阔平坦，两侧建筑高大整齐，各色商店密集,1981年崂山县政府将其命名为浮山路,21世纪初又改称万年泉路。虽然“万年泉”有着美好寓意，读起来也朗朗上口，但老百姓感觉总不如叫浮山路亲切，所以至今人们仍把它叫做浮山路，就连公交车的售票员也“顺应民意”喊站：“浮山路到了，有下的没有？”
  浮山路上最值得一提的是青岛市农科所。农科所成立于1958年,主要从事蔬菜、果树、甘薯（青岛地区称为地瓜）育种及土肥、植物保护的研究，有多项科研成果获国家、省部级奖励。这片土地百年前就是青岛市乃至全国的农业科研基地。清朝宣统元年（1909年）清政府与德国人合办青岛第一所大学一一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在今天农科所所在地设置“农科实习场”，引进世界各国家畜、果树、蔬菜等优良品种，供学生们在这里开展农业科技研究。据档案记载，实习场占地约六七百亩，仅引进种植的各种果树就多达200余个品种。1914年，日本人第一次侵占青岛，改“农科实习场”为“农事实验场”。1922年,北洋政府收回青岛后，成立“胶澳商埠农林事务所”，不但用李村的试验场搞农业科学研究，还办了一所中等专业学校，命名为“李村农业实验中学”，简称“李村农中”。农中开设园艺、农艺、畜牧专业,教授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棉、麻、烟草、花生）的耕作技术，学生们在河南村西的试验田里实践。还在附近村里招收农场工人，村民们称农事实验所为“西工场”。1932年4月李村乡区建设办事处成立后，充分利用紧邻农林事务所的便利条件,经常请试验场的技术人员对村民普及农科知识。农林事务所为乡民们的服务随季节变化而变化,冬天指导农民为果树施肥，春天指导农民栽葡萄,教他们嫁接桃树芽，办西瓜栽种学习班，对农民科学种田起到很大作用。据市档案馆馆藏资料记载，自1932年开始，李村乡区建设办事处与农林事务所联合，选择位于道路两旁或靠近村庄便于管理、观摩的农田，与勤奋朴实、在村中受乡亲们信任的农户签订合同，将其农田作为“特约农田”，由农场免费发给优良的蔬菜种子和果树苗，帮助农户建温床育苗,指导田间管理，目的是作为农业推广的示范耕作。第一年，经详细向各村农民解释政策，自愿签订《农业推广试验区管理农户志愿书》的有19户，“特约农田”共33中亩，用于种植番茄、洋芹菜、胡萝卜、生菜、牛蒡、花椰菜等自国外引进的蔬菜。这些市面上罕见的“舶来品”蔬菜供应青岛市内市场后很受欢迎，签约农户收入颇丰，有许多李村一带的农民都到乡区建设办事处请求签约。1933年,农林事务所和建设办事处考察审定除原签约农户保留14户外,又将签约农户增补为35户，农田55.9中亩。此外还增加了6户“采种田”，有地12.2亩，种植优质的砀山白麦、武进小麦、大玉花小麦，以每中亩播种6公斤的数量发给签约农户，用以采集种子。那年农林事务所为推广这几个小麦优良品种，也向周围各村的非签约农户免费分发了939公斤麦种。让村民们印象更深的是，为更好地抵御病虫害、普及农业科学知识,农林事务所将麦种先用硫酸铜溶液浸过后才发放给乡亲们，让李村一带的农民们第一次见识了这种淡蓝色药水的神奇功力。
  1933年10月30日，为检验各试验田、推广中心的成绩,青岛市政府在李村农场举办了为期两天的农产展览会,鼓励农民们积极报名，将自己培育的蔬菜、瓜果、麦子、地瓜等各种农产品送来参展,最后还进行评比,分一、二、三等发奖。展览会的场面十分火爆，周边各村农民争先恐后地送来自家地里的产品，有1590件农产品参赛，乡亲们在会上交流经验，取长补短。大赛评判结果一等奖17种、二等奖30种、三等奖49种，获奖的农户除奖状外还可获得一定数目的奖金。那天，河南村有5位村民获奖，会上最为风光的是河南村村民王泽进，他参赛的农1933年10月青岛市农业展览会上的展品作物有4种入围，是展览会上得奖最多的一位。他培育的黍子（大黄米）获得一等奖,玉蜀黍（玉米）获二等奖,萝卜获二等奖,地瓜获三等奖，除应得的一等奖20元、二等奖15元、三等奖10元奖金外，市政府还增奖给王泽进一等特奖20元、银盾一座。河南村刘学温种植的玉蜀黍（玉米）获一等奖,粟子（小米）获二等奖,因有两项获奖，也得到加四等特奖、银盾一座的殊荣。
  1938年1月，日军第二次侵占青岛，把李村的农事实验场更名为“华北农事试验场青岛支场”。驻李村的日军黑须部队司令部设在农事试验场里，司令部有20多个日军，却养了近60匹战马，由一个日本兵带着一个伪军管理马匹。农事试验场里还有奶牛场、种鸡场、试验田，杂活很多，日军就逼着周围村里的老百姓出劳工，规定凡是家里有3亩地以上的农户隔一天出一个工,5亩地以上的农户每天出一个工。在日军铁蹄践踏下的穷苦农户每天为生计奔波,哪里还有精力给日军出劳工，那些家里有半大小子的农户就打发十几岁的孩子去顶名，河南村的张所智老人就曾天天替父亲出工。张所智老人回忆道：“1944年，我也就是十一二岁，每天早晨7点到西马路上集合，有伪军来领我们进农场干活。”出劳工的人群里，每天都有10多个像张所智这么大的男孩子，都是来顶替家长的。他们在农场里扫马粪、割马草、装车、卸车、搬运火车轨道用的枕木，被当大人使唤。孩子们气力不足,特别是抬枕木码垛时，被沉重的枕木压得歪歪斜斜，一上午干不岀多少活来，日军就过来骂骂咧咧的。到了中午，大家坐在枕木垛下吃自带的冷地瓜干当午饭，黑黑的小手都是皲裂的。有一天晚上，崂山抗日游击队摸进农场偷走日军47匹马，日军大怒,指着这群男孩子骂：“小鬼心眼坏啦坏啦，勾结土匪！”这十几个男孩子被扣押在农场里五天五夜，直逼着村里凑了钱才把他们赎了回来。在农场干活的孩子们本来就恨日军恨得牙痒，经过这件事以后，一直琢磨着怎样能报仇。他们观察到有个日本兵常常一个人在枕木垛后面溜达，这可是个好机会。一天,那日本兵又独自踱着步向这边走来，被躲在垛后边的孩子一木板拍过去，身子一歪就躺倒了。孩子们用自己的方法报了仇，望着直挺挺躺在地上的日本人，这才想到闯了大祸！跑不出去又藏不起来，不知会有什么灾难在等着他们。几个孩子吓得心吊在嗓子眼里，远远地瞅着这边的动静。哪知那当兵的醒了后，四处望望，不知身在何处，他爬起来疑惑地摸摸脑袋，一声不吭地走掉了。
  农事实验场也有一批从事农业研究的日本人，他们在这里培育出“青农一号”小麦，产量超过本地小麦20%,但这种小麦不抗病，不适合青岛地区的湿雾气候。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将“青农一号”推广到莱阳一带。日本人还把他们在琉球群岛培育成功的“冲绳百号”地瓜引进青岛，在李村农场与胶县地瓜对比试种，同样的土地、肥料和管理，“冲绳百号”每亩产2383公斤，胶县地瓜每亩产1213公斤；“冲绳百号”每亩产量可晒地瓜干610公斤，胶县地瓜晒地瓜干345公斤。1945年
  20世纪30年代的李村农产品陈列馆
  种春地瓜时，日军为推广“冲绳百号”，强令百姓按保甲分任务，谁领多少地瓜苗一一登记在册，说是秋收时节要按册检查收缴税粮。被奴役八年之久的老百姓抵触情绪十分强烈,不知日本人又在耍什么花样,大多数村民不肯去领秧苗，好多干村长、甲长的只好自己家领来种上。这年8月，日军战败投降，顾不上检查农民们种“冲绳百号”的效果如何。秋收时节，乡亲们都去看“日本地瓜”的收成，才发现这个新品种的确不错，不但因瓜蔓短不扎根，可以少翻几次蔓子，结的地瓜也不像本地地瓜那样分散,收地瓜时得顺着瓜株的根系用镢头刨着找，这个品种的地瓜全部围抱在瓜株下边，一镢头下去就端出一窝来。于是大家就给它起了一个十分形象而又诙谐的名字“一窝猴”，而它的“官名”也因日本的战败更名为“胜利百号”。这种地瓜吃起来口感好，最大的优点是没有像本地地瓜那样的筋。过去农家养只看家狗，没有东西喂它,都是把人不能吃的地瓜筋、地瓜根喂狗，而“胜利百号”地瓜人能食用的部分多了，喂狗的部分少了，所以人们又叫它“饿死狗”。“胜利百号”逐渐得到乡亲们的认可，到1949年青岛近郊种植的“胜利百号”地瓜占地瓜种植量的40%。1950年，人民政府大力推广“胜利百号”，其种植量当年就超过地瓜种植总量的80%。四沧区区公所在1950年的《一年来农业生产工作总结》中谈到，推广“胜利百号”后，区公所动员农民每亩“多施一车肥，多锄几遍草”；地瓜苗要在院子里培育，而不要在炕头上，可使地瓜长得更为强壮。1950年全区增产186万公斤地瓜。工作总结上还记载了一件趣事：上四方村农民滕文聚说了个顺口溜：“谁家要发愁，不种一窝猴;谁家要不愁，多种一窝猴。”流传甚广，家喻户晓。这年阎家山的阎学文因没种“一窝猴”，地瓜收成不如乡亲们，他母亲后悔地说:“咱就是穷不够，不种’一窝猴’。”阎学文的嫂子赶忙劝慰说:“娘啊娘啊不要愁,过年都种'一窝猴'。” 无形中大家都“出口成章”，搞得气氛十分活跃。到1951年农民种“一窝猴”的热情更高，不用政府下大力气动员，四方、沧口一带种植“一窝猴”达到种地瓜亩数的95%。大家尝到了科学种田、优种优育的甜头。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工场”恢复了20世纪30年代农林事务所的旧称，仍担负着既搞科研又为农民提供各种服务的任务,周边各村的农户得到极大的帮助。
  河南村北的九水路是过去称为“李村河南大街”的村中古路，自立村以来就已形成。这条路沿李村河南岸向东西延伸，向东进崂山，向西去市区。它借着李村大集的兴旺,也变得热闹起来,在不赶集的日子也有小商贩向往来游人、客商兜售商品，以后便渐渐办起货栈和饭店，为远来的商贾服务。大街上的店铺如雨后春笋般建起，五湖四海的行商也在此驻足定居，街南街北排着几十家商号，如毕家的三聚栈、李家的全盛粮店，还有义盛茶庄、复兴酱园以及文具店、点心店，各种店铺一应俱全。为适应商家、旅客的需要，开饭店的最多，有窦胖子、王胖子、宋胖子3个胖子各自开的饭店，还有高家的逢春、逢泰以及刘家的泰和等10余家店，家常小炒、酒席大菜齐备。最可乐的是他们各有招徕顾客的奇招，比如，泰和家的口号“吃啥有啥，搬倒脑子就砸!”意思是，想吃什么菜任恁 （青岛方言，你的意思）点吧，来盘活人脑子都有新鲜的！ 这天下少有的“招牌菜”把食客们听得一惊一乍的。
  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九水路就是李村的“文化路”，它汇集了李村的文化精髓。李村地区的邮政局、电话局、派出所也都设在这里。市政府为提咼乡区农民的文化素质,使大家能及时知道国家大事,在河南大街的茶肆（茶馆）中设立“民众阅览室”，政府出资订了4份外埠和本市的报纸，让村民们随意取阅；还设置“民众憩游所”，安装了当时罕见的无线电收音机，村民们可以搞搞游艺活动，听听“戏匣子”，村公所每天派工作人员轮流在憩游所里演讲,或组织学生表演节目，为游玩的村民助兴。市政府又在九水路的西端购买了杨哥庄村宋述全等13户农民的田地共88亩，筹建运动场，提倡“普及体育运动，以期民众体格日趋健壮”。1934年12月，“李村公共运动场”修建完毕，世代为农，不知篮球、排球为何物的村民们，像学生一样搞起了新颖的体育运动。
  九水路的西段南侧是青岛师范学校。青岛师范学校的前身是市立李村初级中学。1930年10月，李村农科所划地14亩，由市政府拨款7000银元及地方各界人士捐资建成，招收普通初中班。1932年，学校增设乡村师1932年建成的李村中学，后改名为李村师范学校范班和速成师范班,教职员增加到30人,收学生239名。当时,李村区所辖的93个村子设立中学1处，完全小学20处，初级小学11处，并附设小学42处。当时小学教育几乎覆盖了青岛市及崂山、即墨等地农村，小学教育的普及需要大量师资，特别需要热爱教育事业、肯于到深山僻乡教书育人的教师，自1933年起，李村中学开始从初中毕业生中招收“后期师范生”，从小学毕业生中招收“乡村师范生”，为农村山区的小学培养人才。过去师范学校免学费、供食宿，所以读师范是贫苦人家孩子的首选。李村中学设的师范班，不但给青岛地区飞速发展的小学教育提供师资，还为崂山、即墨甚至招远、蓬莱等地的贫苦孩子打开一条求学之路。农村子弟纷纷前来应试。为解决校舍的不足，市政府再次拨款,加乡绅民众捐款共4.7万元,又从农林事务所划地11余亩，于1934年进行了扩建。1936年，学校更名为“青岛市立李村师范学校”，成为一所专门培养小学教师的中等专业学校。1937年，日军第二次入侵青岛，青岛市政府撤离青岛前夕，市长沈鸿烈下令将台柳路沿途的公共设施全部放火烧毁，李村师范学校亦在其中，学校受到重创。日军进入青岛后，将师范学校残存的校舍作为兵营，直至抗战胜利日军才迁出。撤退后的青岛市政府先在莱阳，后迁至崂山王哥庄办公，并在崂山设立“青岛市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使一些孩子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得以继续读书。抗战胜利后，市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回到李村，恢复“市立李村师范学校”的名称。新中国成立后，学校更名为“青岛市立师范学校”，还曾叫做“山东省立青岛师范学校”（1950年），后又改称“山东省青岛师范学校”。青岛师范学校建校近80年，为国家培养出大量“科班”出身的优秀教师，为教育事业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九水路的东端是赫赫有名的青岛第五十八中学，它以高升学率著称。考进五十八中就等于一只脚踏进了大学的门槛，所以四面八方的莘莘学子争相挤进校门，在学校严格的训练、教育下夜以继日地苦读,3年后捧得一纸录取通知书，再奔向五湖四海。五十八中的前身是青岛第五中学（后称崂山第一中学）。1952年征用河南村的土地建校，解决了崂山当地的孩子读中学必须去市区的困难。后来崂山第一中学成为青岛市的重点学校，由市教育局管理,更名为青岛第五十八中学。2001年学校扩建,再次征用了河南村的土地。自建校以来共征用河南村土地77.71亩，有了河南村人无私的奉献，才有五十八中这座名校今天的规模，所以今天河南村的村民们说起五十八中,话语间总是充满自豪，就像在夸耀自己一手养大的孩子。
  河南村的老村中间，曾经有两个大湾,村民们通常称它们“东大湾”、“西大湾”。东大湾在西街东，西大湾在西街西，两湾相距约百余米,有一条两米多宽的水沟将两个湾相连。因村中地势东高西低，东大湾的水沿水沟流入西大湾，再沿一条水沟流出村西,流进西马路上的农科所。到了雨季,雨水汇进湾里，再借这道沟排走。这两个湾是村中的自然水景，给世世代代的村民们带来不少生活情趣。老人们说，东大湾圆，西大湾长,西大湾可比东大湾亮丽得多。西大湾长约80米，宽约40米，弯弯地卧在那里，人们因其形而取名，叫做“葫芦湾”；又因湾里种着莲藕，每到夏季，满湾粉嘟嘟的荷花随风摇曳,人们又叫它“荷花湾”。荷花湾就像村里的小公园，湾水碧绿,荷叶田田，小鱼小虾在荷叶下捉迷藏，湾边菖蒲茂盛。周围还有几处果园，大多种的是“红玉”伏苹果，春华秋实清香四溢。而东大湾方圆5000平方米，却只荡漾着一汪碧水，不生水草，没有鱼虾。村里的孩子都喜欢到西大湾洗澡戏水、捉鱼捕虾,大人们也爱在劳作了一天之后到湾边看看荷花，唠唠家常。但这大好的景致却在20世纪50年代消失了。那是在1956年,农科所种植了许多黄麻、亚麻。过去麻类植物是非常重要的经济作物,麻秆的表皮纤维长、韧性强，劈下来织布、纺绳，用途很广。精纺的亚麻布衫是衣中上品，粗糙的麻袋是生产、家居必需之物，就连细碎的下脚料麻屑也能派上用场,建筑业用它和石灰抹墙，不裂缝不起鼓，是最好的加固物，俗称“麻刀”。但麻秆的表皮是很难剥的，得先浸在水里“沤”上十几天，待麻秆发黑有些腐烂的迹象时,才能将表皮剥成长长的条条。农科所研究培育麻类多年,那年秋天所里割回麻秆就堆进河南村的东大湾里浸着，麻秆沤好了沤烂了，东大湾的水也随着变黑了腐臭了。黑水流进西大湾,西大湾的鱼虾绝了迹，荷叶、菖蒲都蔫了，两个自然水景变成弥漫着腐臭气的黑水湾。第二年，两个大湾的状况已无法改善，只好将其填平。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大队利用这块空地砌起几十座炼铁的“小高炉”。连续几个战役，风箱嗒嗒，浓烟四起，一米多高的小炉子火光闪闪,这里成了河南村村民们大炼钢铁的战场。
  河南村南有一块约8亩大小的墓地，村里人称其为“南茔”。墓地四周种着一圈柏树（青岛本地人叫做“片松”），高大挺拔，胸径都在40厘米以上，棵棵都有200岁年纪。偌大的墓地里只有3座坟墓，中间的那座似小山般堆得老高，坐东北向西南，立一块1米宽、3米高的汉白玉墓碑，上书“知县王大人之墓”，其妻赵氏与其合葬其中。汉白玉墓碑前几米处，排着一对红色花岗岩龙头碑,碑顶雕着两条云中腾飞的玉龙,正在争夺一颗火焰熠熠的大珠。这两座二龙戏珠龙头碑上都刻有篆体“敕命”二字，乃皇帝赐予坟墓主人的。坟的主人名叫王统先，字敬一，祖籍大枣园村，后迁居胶州，其父亲、祖父、曾祖都是朝廷命官。王统先于清朝雍正癸卯年（1723年）考中举人，曾任山西泽州府沁水县知县、教授文林郎、敕赠承德郎、山西大同府通判。传说清朝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皇帝诏宣王统先进京，意欲另有委用。王统先自山西千里迢迢紧急赶路，旅途劳顿，竟一病不起，乾隆皇帝甚为惋惜，便赐王统先立两座龙头碑。王统先葬于河南村南,并找了河南村的张姓村民管理墓地，过去叫做“看茔”。王统先有5个儿子，繁衍子孙众多，每年按节令来给祖宗扫墓祭奠，每次都是提前派人过来安排，然后一家老少20余口人乘几辆马车浩浩荡荡从胶州城过来，祭奠仪式十分隆重。张家人看茔很尽责，直到1955年成立胜利农业合作社，土地都入了社,墓地也归了公。1958年李村人民公社成立,胜利农业社变成李村生产大队，大队组织社员平整土地，将南茔也整成可耕地。起坟那天,周围的村子来了很多人围观。据目击者回忆，大坟里是男女合葬套棺，楸木棺柏木椁，木头足有8厘米厚，棺椁中间灌着松香，密封得非常好。棺盖打开时，可见男女墓主仰卧其中，男子着官服扎玉带，身边烟袋荷包上拴着个小金葫芦;女的服饰鲜艳，佩戴金簪金钗、珠翠耳环等首饰,棺内陪葬物品倒不多，只有几件茶壶茶碗和铅锡制作的酒器。开棺时间不长，那些色泽艳丽的衣服见风后便发灰发暗，面目全非。整完坟地后，人们顺手将那块3米长的汉白玉墓碑推倒，架在茔外的大沟上，成了一座漂亮的小桥，村民们上坡、推小车送肥料很方便。那两座花岗岩的龙头碑再也不见踪影，直到2003年7月，才在南庄村村民宋启贵家旁边的碾盘底下挖出来，现在被李沧区文物所收藏于明真观内。
  在308国道东侧不足千米处，有一座海拔只有162米的小山，叫做象耳山。据老人们说，此山山脉的走向很像一只展翅飞翔的凤凰,所以有人叫它“凤凰山”；又因山上野生酸枣树特别多，长的枣儿又比别处的枣儿格外大,本地人多叫它“枣儿山”。别看此山既不高大又不雄伟，可它的名气却不小，因为小山半腰上曾经葬过近代资产阶级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有道是"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此山随康有为名扬四海。康有为，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更生，广东南海人，人称“南海先生”。康有为青年时期接受资本主义文化影响，学有新解，曾5次上书光绪皇帝，提倡变法。清朝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元月，光绪正式宣布实行变法维新,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戊戌变法”。1923年康有为在青岛福山支路5号购房定居，1924年他与朋友沿台柳路进崂山游玩时，看中崂山的青山绿水，萌生百年后安息于此的念头,从北京请来一位地理先生为他“踩地”选穴。这位老先生在崂山寻觅数月，于五月端午前来到河南村，住在村西头一都姓人家开的“西桥饭馆”里，一住就是20余天。他坐在一乘用藤椅改装的山轿上，雇了河南村两个村民抬着,在枣儿山前后左右上上下下跑了个遍，最后选定半山腰的一处墓穴。这块地大约六七亩大，属河南村村民刘希秋所有，康有为给刘希秋60块大洋将地买下。远道请来的高人费九牛二虎之力给康有为选“风水宝地”，被大家说得神乎其神，说是此山称作“象耳山”，大象的耳朵眼深深的，再大的风雨也侵袭不到，姓康（糠）的知道自己身子太轻，把自己藏在象耳里，就安全了。后来李村师范的朱、窦两位老师也葬在康有为墓地附近。周围村里的老百姓又演绎道，康有为选这块地可是大错特错，猪（朱）吃了豆（窦），再吃糠（康），那风水还能好吗?——20世纪60年代初，康有为的子女来扫墓听到这种传说后，动员朱、窦两家把墓迁走,这又是后话了。1927年，康有为去世，他的儿女们将他葬在已选好的枣儿山墓地里，具体穴位是由地理先生勘地时堆上一堆碎石为记的“点”。下葬那天，棺木用马车拉到山下，再换人工将棺木抬到山半坡。马车上驾着两匹高头大马，棺木上架着“罩”，盖着很讲究的罩布，前头还扎着一朵硕大的花头。那天参加葬礼的青岛名流、各界人士及家眷亲属不少，葬礼十分有排场。康1943年迁墓时所立的墓碑有为的多名子女身着孝服，脚蹬草鞋，遵从广东的习俗,棺木下葬后子女们脱下草鞋，赤脚而归。康有为墓坐东朝西，墓前不立碑，只安着一个摆供品的石台，上刻康有为广东老家的堂号“康奋预堂”。青岛市档案馆馆藏1929年12月1日的《图画时报》中刊登着一张康有为墓地照片，下面一行小字曰：“青岛崂山山麓康有为墓”，并配以文字说明：“一抷黄土掩埋了一世风骨。”后来康有为的子女感到初次下葬之处似乎并非当年地理先生给选定的墓穴，经考证分析，大家认为当年的标志仅为一堆碎石，很可能被上山拾草的村民们用搂草的耙子耙起许多碎石，形成无数的碎石堆，混淆了真正的墓穴。1943年,在青岛居住的一群文化人、名流们组织了“南海康先生公葬筹备会”，发动社会各界为康有为迁墓。经勘探确定要将康有为墓向东移16米左右，新墓穴向下挖了两米多。匠人们发现这里四周全是花岗岩大石崮，中间挖穴之处却从上到下都是松软的黄土，于是大家确信此处必是“穴眼”无疑。这次造墓的石匠、瓦匠都从附近村里雇来，建墓之处围着秫秸（高粱秸）扎的围墙，遮得严严实实。青岛市日伪政府故作姿态，派出荷枪实弹的部队前来守卫,足足戒严20余天，村民们不得出村，不得下坡。其时正值秋收大忙季节，日本人在山上架着机关枪，不准农民下地秋收，直等到1943年10月20日康有为再次下葬完毕后,村民们才被允许自由行动。然而节气不等人，大批庄稼烂在地里，青岛老百姓的主食地瓜干，凡是切了晒在地里的全部烂掉。
  1966年8月，青岛第五中学的红卫兵们来到枣儿山“破四旧”，将墓挖开，彻底毁坏了当年青岛名流们精心为康有为建造的安息之所。在这次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康有为作为资产阶级“保皇党”的代表，遗骨扔在山坡上,衣服被烧毁，颅骨被造反的学生们用小车推着游街示众。后来康有为颅骨被送到市博物馆“造反有理”展览会作实物教材展览,展览会结束后，幸亏一位康家故交的后代王集钦在博物馆工作，他趁造反派无暇顾及也不懂管理的混乱之际，将康有为的颅骨及遗物收藏到一木箱中，才使康有为的遗骨得以保存。“文革”结束后，青岛市政府在浮山南麓选址为康有为修建新墓，王集钦亲自设计墓碑、棺匣及墓体，国画大师刘海粟为其题写“康有为先生之墓”的碑文。1985年10月27日，康有为的遗骨第三次下葬。
  紧邻河南村东，是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千年古刹清凉院，村民们称它“李村院”或“东庙”。今天的清凉院已毫无踪影，只有种植在地藏王殿门东侧遗址上的一棵160余岁的青桐树，成为追寻这千年古刹遗迹的唯一标识。
  这棵青桐树并非青岛到处可见的那种满身垂着小球的法国梧桐树。青桐树阳春三月里开一种絮状白花，像柳絮般在空中飘荡，青桐絮落在人的手心里，会慢慢变成一汪清水。据北魏贾思勰著《齐民要术》第五卷种植梧桐条目中记述，梧桐品种很多，荣树、襯树、桐树、梧树都属于梧桐，凡是只开花不结实的叫做白桐,结实且树皮发青的叫做青桐。青桐栽种比较麻烦,须在农历二三月时，挖直径半米左右的圆坑，拢土培成畦状,每间隔5寸播一粒种子，以掺有粪肥的土覆盖。青桐喜湿润，需保证充足的水分。种子发芽后当年就可长到一丈高，又因幼树不耐寒,冬天要在树与树之间填满干草,外面再用干草严密包裹以抵御寒冷，才能安全过冬。第二年阳春三月便可分株移植到庭院栽种。树干挺拔，树形漂亮，贾思勰称其“华净妍雅,极为可爱”。青桐树农历九月结子，果实生在叶上，一簇一串的，多则五六个，少的两三个，状如元宝,炒食味如芡实，多吃对人体无害。清凉院内原本种着两棵青桐树，清凉院被毁后,村民们在这里盖上了住宅,青桐树被圈进了河南村680号宋振海的小院里，10多年前，西侧那棵忽然枯死，幸存的这棵青桐树于2002年被市园林局定为三级保护古树名木（编号为12002）。市园林局并与河南村委签订了《青岛市古树名木管理保护责任书》，河南村担负着保护这棵古树的重任。每年9月底，河南村要上报青桐树的生长情况，10月份市园林局来村验收。这棵青桐树在2004年9月被狂风折断，仅剩下6米左右，现在它长至10多米高，树冠直径达9.8米，在李村地区各村的百姓们心目中，这棵珍贵的青桐树不仅仅是受到国家保护的北方较少见的古树，它还是李村地区古老文化的见证。
  河南村北的李村河滩上，有一处青岛地区历史最悠久、场面最浩大的集市，即闻名遐迩的李村大集。明朝万历年间（1537—1619）（莱州府志》曾记载，即墨地区共有13处集市，李村大集就是其中之一。据此推算，李村大集形成规模至少有500年之久。1928年版《胶澳志》对李村大集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描述：“……村贸易亦聚于是河崖（指李村河崖），有市集，每逢阴历二、七等日，乡民张幕设店，米粮、布匹、木器、农具及家禽、家畜应有尽有，临时营业恒得千数百家，集会人数二三万。”今天的李村大集场面更为壮观,东从东李村北,西至杨哥庄，宽约百米的河滩上，层层叠叠的摊位摆出近3000米长，那些传统的粮食市、布匹市、土产杂品市和花鸟鱼虫市自不必说，单单近几年刚兴起的汽车交易市就有几百米长，成百上千辆形色各异的小轿车、大卡车排了好几行，十分抢眼。集上商品琳琅满目，有固定摊位陈列整齐的,有货车载来用车厢摊售的，有就地花花绿绿堆成一团的。赶集的顾客如潮水般涌来，琳琅满目的商品令人目不暇接。人们寻新的觅旧的，大超市里买不到的东西，兴许在集上能淘得到。现在每个集日来赶集的多达十几万人次，李村大集成了真正的生财宝地。多年来河南村村民们就说:“李村集上’银钱满地跑,看你找不找’。”河南村就在大集边上，有那些勤快的村民逢集日早早地起床,到河滩上找个好地脚一蹲，待摆摊的小贩来了，把地儿让给小贩，准能赚顿饭钱。所以老人们说：“守着李村集，永远饿不死人。”李村大集也曾规划过搬迁，前后搬过3次，可每次迁到新地方不久，商贩们又陆陆续续回到河滩老地方,他们说,在哪里做买卖都不如在李村河滩上来得踏实，卖得红火。
  每每说起李村集的兴旺繁荣，周边的老人们就会讲一个“聚宝盆”的故事。传说在戴家山上的玄阳观（俗称竹子庵）中有个不知多少年的破锅，扔在角落里从来没人多看它一眼。这年有个道士不舍得把破锅扔掉，就用来盛点零碎物件。有一次道士无意中丢在破锅里一枚铜钱，待他想把铜钱捡起来时,发现锅里又冒出一枚，如此多次，道士猛省，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聚宝盆”不成?道士又惊又喜，急忙小心地把破锅藏起来。他想:去山外化缘，再用聚宝盆“克隆”出更多的银子来发财致富该多好！于是就赶快下山。临行时，他东掖西藏的，把聚宝盆放在哪里都不放心，最后想了一个万全之计:在观后的山坡上深深地挖个洞,把宝贝埋上。为回来后便于寻找，便在埋锅处插上一把竹扫帚为记。道士一去数月方归，待他兴冲冲地想挖出聚宝盆来快快生财时,却只见满山遍野翠竹成林，怎么也找不到宝贝的藏身之处。原来道士插作标记的竹扫帚吸收了聚宝盆的神气，竟然生根抽叶，长得生机勃勃。道士捶胸顿足，却也只好作罢。多少年过去,在一场暴雨中，聚宝盆被山洪冲出，随水而下流进李村河，沉到沙滩下。位于聚宝盆之上的李村大集一天比一天兴旺,一天比一天热闹，成为现代化城市里一道奇异又诱人的风景，吸引着人们的视线和脚步。
  具有500年历史的河南村有着古老的文化底蕴，村民们身上也有着文艺、体育灵气。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河南村的业余吕剧团就唱响了崂山地区，唱进军营，唱进渔村，唱进山里。剧团里有温柔秀丽的小旦周全英、王秀菊、王淑春，有潇洒倜傥的小生董新录，有敦厚端庄的老旦李淑娟。有名的“三王”王立成、王立胜、王立祥，是剧团乐队的顶梁柱，坠琴、三弦、扬琴配合默契，场上从无失误。每逢年节，外村和部队争相邀请剧团去演出，于是剧团20多号人马，带着十几出拿手戏，走出自己的村子。这十几出戏光戏装就得三大箱，再加上乐器、锣鼓和道具布景，足足要装一马车，演员们坐着另一辆马车,去夏庄、张村、郑庄、毕家上流、沙子口等村庄献艺。业余剧团一出去就是半月二十天的回不了家，无论是古装的《小姑贤》、《墙头记》、《柜中缘》，还是现代戏《桃嫂》、《两垅地》，走到哪里就受到哪里观众的热烈欢迎。20世纪50年代中期，崂山县吕剧团组建，县文化馆到村里选拔演员，李淑娟、张立发等六七个优秀人才都被选上，成为县吕剧团的骨干力量。
  随着时代的进步，柳腔、吕剧已经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现在的河南村人喜爱的是琴棋书画、体育运动，又岀现了新的“明星”人物。如刘氏家族的刘志兴从小就喜欢拉“吱共”（青岛方言,称二胡为“吱共”），在青岛第五中学上学时就誉满青岛，后来考入南海舰队文工团，成为有名的民乐演奏家。魏氏家族出了个杂技团团长。王氏家族有喜欢画画之人。画国画的王先生说，做人要有长、宽、高，做到有特长、知识面宽、人品高,画画不仅仅是个乐趣，还要从画笔中领悟人生。
  近年来，村里鼓励村民们参加体育活动，强健体魄。自1989年起，每年举办“河南村田径运动会”，全村男女老少都积极地参与其中。大家惊喜地发现，祖祖辈辈侍弄庄稼的农民、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身上也都有“文体细胞”，只要去做就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河南村的老年健身队的健身表演在1998年和1999年蝉联两届区、市健身操比赛冠军；1999年代表青岛市赴湖北省襄樊市参加全国中老年无极健身球比赛,获得优胜奖;2000年又在云南省比赛，捧得全国优胜杯;2004年在山东体育彩票老年健身球比赛中，获得一等奖。中老年女子拔2004年老年健身球队在山东省比赛中获得一等奖河队代表青岛市参赛，获得两届青岛国际沙滩艺术节拔河冠军。河南村的足球队也不示弱，在1990年的崂山区“农民杯”足球赛上荣获冠军。
  改革开放后，河南村焕发出新的光彩。1992年村里成立了工贸企业总公司，作为理财的立足点。他们充分发挥地理环境的优势，开展多种经营，创办了30多个大小不一、门类不同的工商企业；重点开发旺角地域，兴建商业网点，积极招商引资，发展培育了浮山路、九水路、福岛路3条商业街,青岛金石星火家具城、中达燕京宝马汽车维修有限公司先后在此落户。到2006年河南村的社会生产总值已突破6亿元。俗话说“大河有水小河满”，集体的兴旺带来村民的好日子。早在1983年，河南村就在崂山县率先推行村级老年退休制，村民们男满60周岁、女满50周岁，村里发给退休费，让其安享晚年。2000年办理“农转非”后，集体出资1166万元给全体村民买了青岛市社会统筹养老保险，使村民们老有所养，生活有了保障。村民的居住和生活条件也有了巨大的改观，1987年，197座“将军楼”在308国道东侧建起；1995年村里统一规划盖起9座住宅楼,小区内设施齐全,环境优美，成为当时居住区的样板。1998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来小区视察,感慨于新时代农村的新面貌，为河南村题下“共奔小康”四个大字。
  历史的长河悠悠流淌，进入21世纪的河南村更上一层楼。2004年11月，河南工贸总公司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改制为“青岛宝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748名村民成为公司的首批股东。新世纪的新河南村必将给人们带来不断的惊喜。
  （根据张所智、王玉芳、刘光先、王永琪、李河等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