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湾头村，东面是城阳夏庄的丹山，南临十梅庵村，西接东南渠村，北与城阳夏庄交界，占地0.4平方公里。村庄是由几个自然村组成的。过去,原湾头村西南有一自 然小村，叫栾家泊子，村东南山坡亦有一自然小村，叫许 家庵子，农业合作化时均划归湾头村。1956年，湾头村
  鸟瞰图与东南渠村、西南渠村共同成立高级农业合作社一一群英农业合作社。1962年划入楼山人民公社，成立湾头生产大队。1984年，撤销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体制后恢复称湾头村。现在栾家坡子与湾头村连成一片，许家庵子住房也陆续迁至湾头村内。
  湾头村之得名，据村中老人讲,是因原先村子东侧有一天然大湾（池塘），面积约有300余平方米，村子就建在湾的边上，故取名“湾头”。
  湾头村不是因河而名，但湾头河却是因村而名。湾头河发源于湾头村东侧的围子山和胡家山，从东向西一路蜿蜒而去，流入楼山河，最后汇入胶州湾。湾头村的地势低于周边地区，远远望去，如同坐落于洼里。所以每到雨季，水往低处流，一向有着三分不安分的湾头河就从山上奔涌而下，汇聚于村子边上的低洼之处，自然就形成了一个大水湾。湾满之后，雨水就由湾里流向村子中央，大街小巷到处是水，整个村子浸泡在大水里，家家户户堵上门槛，否则水就会涌入家中。为了改变这种困境，村委会筹集资金，村民们也纷纷自发慷慨资助，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对湾头河进行了几次人工改道，使其绕开村庄中心地带，改从村前经过，从此湾头河温顺下来，不再兴风作浪了。村头的那个大湾，后来渐渐被填平，人们在上面盖起了楼房，古老的大湾从此消失了。现在的湾头河，两岸芳草萋萋、杨柳依依，整条河道看上去幽静而安谧。村里最古老的道路就是村头的湾头支路了。此路是沈鸿烈主政青岛时所修，从湾头村中央向西通到西南渠方便村民出行。在湾头的村头上曾立有石碑，上书“湾头支路”，现在石碑已没有了。20世纪80年代，市政统一规划时,对湾头支路作了调整，将此路改在从东南渠村前经过，并延长至夏庄源头村法海寺，改名叫渠源路。20世纪90年代,村委会对渠源路进行了硬化，又在村后修筑了湘潭路，后来又修筑了南北走向的十环路（现称文昌路），将东西走向的湘潭路、渠源路、十梅庵路连接起来，形成了路路相通的交通网络。村中街道也是井然有序，条条相接，首尾相通，四通八达。村前有213、364路公交车通过，可直达李村、四方等地,交通便利。
  湾头村以王、张、赵三大姓为主。据考证，该村始建于明朝永乐二年（1404年）。相传最早来此村落户的是孙姓，后有赵印、张秀两人携妻儿从云南大槐树迁至大湾边上安家落户，后来孙姓人丁不旺，到了清末就已消失。村中的王姓则是清朝咸丰年间由大枣园村迁至此处。
  自王氏来村之后，村中就形成了三大姓氏。他们基本分布在湾头边上，随着村庄不断发展,渐渐形成前街、后街、东头、西头4个居住区片。后来，又有胡姓从城阳流亭迁至湾头村，村东南的山就叫胡家山。其实,此山原先并非叫胡家山，而是赵家山，为先迁于此地的赵氏所有。胡姓来到此地后，以做木匠为生。胡姓与赵姓相交很是融洽，当时赵姓家里有个儿子，不学无术，其父亲见其朽木难雕,就让胡姓教他做木匠，考取不了功名，有个一技之长也是不错的。可这个儿子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为了不学木匠，他竟然到厢房上吊了，幸亏被及时发现,才保住了小命。赵姓为了让胡姓好好教诲他，就将赵家山拱手送给了胡姓，从此赵家山就成了胡家山了，一直延续至今。
  胡姓来此之后，又陆续有綦、栾、臧、任、李、许、江、卢、崔、刘、黄等姓氏搬来。其中，许姓是清朝光绪年间由北宅南龙口村迁来，在村东南的半山腰上定居下来。据说，当年许姓先祖是到附近村庄走亲戚的，碰巧路过此地，见此地山清水秀，就带妻儿迁到此处搭建了几间草屋，以看山开荒为生。因为姓许，所以此处称为许家庵子。许家来此之后，又有胡姓从城阳云头崮村迁至此处，此胡姓与胡家山的胡姓并非一个宗族，两家没有过多往来，许家庵子的胡姓与许姓从此融洽地居住在半山腰上，过着离群索居的山村日子。直到20世纪70年代，因为村里供应粮、煤等物资，皆要下山用车子推到山上，生活极为不便，部分村民就从山上迁到了湾头村内。当时村里有13个生产队，许家庵子是独立的一个生产队，他们搬迁下去后，在村里新盖了房子，人员皆被分到了其他生产队里去,从此湾头村由13个生产队变成了12个生产队。20世纪80年代，许家庵子的人家全部从山上迁出，与湾头村完全融合在一起。原先在湾头村的南面还有个栾家泊子，俗称“南泊子”。南泊子并非是个地势低洼的地方，而是一片平整土地，因为过去人们称“地”为“坡”，说上地里去,都说是上坡里去。这个南泊子，也是原先湾头村的一个自然村,它离湾头村比较近。清朝中后期，栾姓先祖从夏庄一带迁到此处,在此繁衍生息，因为皆为栾姓,故名栾家泊子，后改叫南泊子，也叫小泊子。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增多，村庄不断扩大,房屋渐渐从湾头村向外辐射，南泊子与湾头之间渐渐连成了片，原先的南泊子已经完全湮灭在村庄的扩展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湾头村已形成了一个多姓的村落。其中，王姓、张姓、赵姓各占村中人口的近30%,其他十几个姓氏约占村中人口的10%。新中国成立前，村中户数只有360户、1700余人，现在已有1300多户、3100多人。
  在过去的历史岁月中，湾头村曾出产过一种独特的酒，它有个奇怪的名字，叫“==”酒。据说，19世纪初期,此酒已渐渐有了名气，在日本侵略军侵占青岛时更是声名大振。酿造此酒的人是村中一个名叫王丕禄的村民，他家里生活殷实，土地数量多，种植了大片大片的黍子。黍子也就是大黄米，是用来酿==酒的优质原料。王丕禄是个很有头脑的人，他因地制宜办起酿酒坊，开始生产==酒。据说，王丕禄的酿酒方式与普通人家有些不一样，别人家是将大黄米煮熟后，加入制记忆中的村庄作好的陈曲发酵，然后再经过道道工序，过滤成酒，而他家里的酷醁酒却只取大黄米煳在锅上的那层煳锅巴，加上陈曲发酵而成。所以，他做出的酒味道里还夹杂着一股煳焦味，却越发浓郁香馥，令人回味无穷。据喝过此酒的“专业人士”说，这种酒比即墨老酒好喝得多。当时，王家的酒大多销往市内各处的酒馆和商家、工厂里,青岛人都知道这种酒，日本人也常喝。据村中老人讲，改革开放后，许多台湾同胞、新加坡华侨仍对==酒念念不忘，归国时在酒桌上还指名要这种酒。20世纪80年代，日本友人访华时，也来询问过此酒。可惜该酒的酿造方法已经失传多年。20世纪80年代初期，村中为了发掘民族文化，拉动村级经济，也曾有人提出重新开发酷醁酒，当时有关部门还专门到村中进行调研，看究竟有没有这种酷醁酒，结果一无所获，最后只在《聊斋志异》里翻到的一篇文章中发现有“偶得酷醁”的字句,从而断定这种酒是存在的。
  据村中老人讲，酷醁酒之所以如此出名，其中还有一段故事。沈鸿烈在青岛任市长时期，市政府有个国民党高级军官，老家是即墨，其父亲去世后，灵柩要从青岛运回老家，沿途很多大买卖家为了巴结讨好他,就在他必经之路上设置了“茶饯”。茶饯就是为了祭奠亡人所设的路祭，要在路上摆放上桌案，桌案上摆上鸡鸭鱼肉，还有各种点心水果等供品，等灵柩经过茶饯时,要下跪磕头，跪地痛哭，以示对逝者的尊敬。当年，湾头村的王丕禄也按照风俗在楼山一带设置了茶饯。事过之后，有人问那个国民党军官，一路茶饯无数,你最满意于哪一家？他略微沉吟了一下说，沿路茶饯，唯有楼山的茶饯最好了，礼品丰盛，场面较大，三拜九叩，礼仪周全。手下人打听了一番后告诉他，那是湾头村王丕禄的茶饯，他是酿造酷醁的。为了答谢王丕禄的一片厚意，在某些场合，他就对别人说,酒席上若没有酷醁酒，就不能算是酒席！此言一出，酷醁酒从此声名鹊起。
  几百年来，湾头村勤劳善良的人们在这里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开垦了南大园、白石头、大千里、小千里、北岭、大沟崖、西洼、东洼、八王台等许多土地。新中国成立前，人们靠天吃饭，过着缺衣少食的日子，每到过年如同过关，有个村民曾写了这样一副对联：“缺吃无烧难度日，东取西借真愁人”，横批是“穷人难过”。这春联是湾头人当年生活的真实写照，当年的生活何等困顿可想而知，人们至今仍然记忆犹新。迫于生计，村里的孩子不得不到日商开办的纱厂去做童工，有时能挣得几个钱，有时日本人不给工资，只发点面或几尺布，就算一个月的工钱了。
  由于湾头村山岭薄地占了土地的一多半，多少年来，湾头村的人们在这片土地上含辛茹苦地耕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新中国成立前，主要以种植地瓜为主，因为地瓜产量比玉米、小麦高，所以可以暂且填饱肚子,也种植少量的玉米和小麦，同时还兼种果树，果树主要是桃子、苹果、梨和杏，其中以桃子最为出名。湾头村的桃子叫“五月红”，这种桃子结果少、产量低,但个头很大，样子也非常好看。据老人描述，此桃子与传统年画上那个寿星手里捧着的桃子极其相似，模样水灵灵的，上红下白，白里透红，鲜艳诱人,让人一见其模样就垂涎欲滴。每年农历五月“五月红”桃尖上开始露出隐隐淡淡的色泽，而后从桃尖上沿着一条线一点点红下来,好似宣纸色彩的浸润漫弥。此桃的价格比一般桃子要高得多,但因其样子好、水分大、味道甜，好看又好吃，很受人们欢迎，在计划经济年代，湾头村被列为种粮区。当时生产队里实行工分制,一个劳力一天10个工分才两毛钱。为了改善农业基础设施,生产队带领社员修梯田，打机井，挖平塘，筑水库，修拦河坝,先后在湾头村东修建了湾头一号、二号和三号水库。20世纪80年代,湾头村被列为半蔬菜区，吃上了半年的统销粮。在此之前，为了发展经济,村里先后在村里开办了采石、铁制加工、缝纫台板等村办加工业，积极探索以农为主、多种经营的路子，促进了集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村里有一个“青石龙眼”的传说。村中某户人家挖猪圈时，从圈底挖出两块一模一样、长约60厘米、宽约40厘米、呈椭圆形、如枕头状的青石，石面光滑平整，村中人都说那是“龙眼”。有南方地理先生曾来此察看，村北那片北岭坡地,基本是石质山岭,土层极薄，是龙的脊骨，也就是龙脊，龙头一直向村南伸往湾头河内，如果龙头能顺利地取到水,那肯定会荫庇子孙,润泽后代。这户人家的猪圈盖在地理先生所说的龙头必经的路上，又因发现了这两块青石，让这个传说多了几分神秘色彩。挖出的青石搁在那家农户的门口，东西各放一个,小孩子常常去玩弄它。后来,20世纪60年代翻修房子时,所谓的 “龙眼”就不知去向了。
  湾头村的人们很能吃苦耐劳，特别在计划经济年代，都说是“生活不好，出力不少”。至今提起当年那起早贪黑的农耕生活，人们仍记忆犹新。最忙时节就是夏收、夏播和秋收、秋耕、秋种的时节了。夏收、夏播指的是收麦子、播种秋玉米。麦子有“麦熟一晌”的农谚，指的是麦子熟起来很快，有一晌午的好太阳，麦子就熟了。每天早上两点半就得起床,一直忙到黄昏,趁着麦子刚好熟时尽快收割，收割完后也要急忙打场，因为夏天天气变幻莫测，阴雨天多，趁着天气好时,要速战速决。麦子抢收完后，接着种上秋玉米，最晚不能晚过夏至，有时下雨就得趁雨抢种,也是忙得焦头烂额。秋天农事纷繁，忙得不可开交;春天更忙，春耕春种;冬天也闲不住,要将不种的土地进行翻耕，旨在将潜伏在地里的害虫冻死，可以无虫无害,保证来年庄稼丰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村里积极探索发展经济的途径,在村东开办了3个制砖厂。制砖厂规模很大，占地300多亩，每年砖产量超过一亿块,除周边村民自建房屋使用外，周围建筑公司和市内建筑公司都前来订货。湾头制砖厂生产的砖光滑平整,抗压力强，质量好,深得用户好评。为了更好地保护环境和生态资源，制砖厂于2005年正式停办。之后，村里先后盖起了许多厂房，对外出租，引进外资,增加村中收入，解决村中劳动力就业,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20世纪90年代，村委将改善村民居住条件与提升文明素质作为新时期“两个文明”建设的切入点和着眼点，整修了河道，建设了村中心公园。1998年,村里办理了养老保险，解决了老有所养的问题。2000年10月，湾头村民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成了城市居民。
  追溯湾头村600多年的历史，可以看出它是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村落，历来人才辈出。据王氏家谱记载，其祖辈王懿曾任知县、太守，直到户部尚书。湾头王氏家中出过不少的秀才、举人。村中东南有块土地叫做“秀才茔”，就是当年在村中教私塾的秀才所葬之地。新中国成立前,村中的王官晋考入大学,赵永庭就读于黄埔军校。新中国成立后，赵丕胜、王知仕、王忠赞、张玉华、赵忠吉等学业有成,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大学生。其中王文谦文采出众，在辽宁省担任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兼丹东市委书记等要职。张玉广，参加过东北抗日联军，后任湖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义令是早期回国的台胞,他积极开展统战工作,被推荐为沧口区政协委员和台胞台属联谊会主席。王知厚，参加东北抗日联军，战场上负伤,成为残疾军人，现在享受红军待遇,在家安度晚年。抗美援朝时期，村中孙思泮等9名青年积极参军,后来孙思泮光荣牺牲，年仅20岁。
  据说，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曾是解放区的物资转运站，负责火柴、布匹等物资的运输接应工作，从这里运往海阳、莱阳、文登等解放区。当年,解放区派来两名共产党员，一个在东南渠村，另一个就在湾头村的富农家里隐姓埋名地做长工,但当年人们却丝毫不知情。
  1972年秋收季节，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偕夫人前往丹山村果园参观访问，路经湾头村。为了欢迎贵客光临，当时的市政单位、公路单位负责沿途路面的喷水除尘工作，村民们也纷纷打扫街面卫生，负责街面的保洁等工作，沿途张贴着“热烈欢迎西哈努克亲王莅临参观!”“热烈欢迎外国友人!”等热情洋溢的标语。据村中老人回忆，友人共有几十辆轿车沿着湾头支路向村子里徐徐开少女向西哈努克亲王献花来,西哈努克亲王的车子在车队最中间，车辆经过时，村民热烈鼓掌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莫尼克公主摇下车窗，微微颔首，频频向众人招手示意。访问团回来时就没有再经过湾头村，而是从丹山村直接走了。虽时隔多年,一些老人回忆起那年的情景，仍然津津乐道。
  湾头村的王氏家族有自己独特的家风。每到过年,湾头村的人家都要在自家天井里撒上谷子秸草，为了让死去的先祖骑着马回家过年时可以踩着，也可用来喂马，不让马饿着。唯独王姓人家不撒谷草，因为王家过年不请先祖回家过年,只在先人死去的当年请一次，也并不撒谷草。其他人家都在门楣上挂花花绿绿的“门前饯”，可以用来避邪，王家也不挂，因为王家历来是官宦人家，当年女先祖们回家过年,头上都有凤冠之类的装饰,进出时门前饯会挂着头饰，很不方便，所以就不贴门前饯了。其他姓氏过年都要在门两侧贴门神，意在挡住恶鬼,达到驱邪的目的。王家从来不贴门神，在传统民俗文化中，他们有些特立独行。普通人家过年要挂“轴子”，祭奠祖先，他们家却不摆轴子，只摆“主位”，就是上面写着先祖姓名和身份的牌位,在正北方则挂一幅清新的山水画。婚嫁方面，他们也省去了繁文缛节，所有“迈火盆”、“过马鞍”等程序皆被省略，但在过年的春联上却有严格讲究，因其先祖名叫王如春，春节写春联也不准用“春”字，所谓“春节不写春”，可以说“姹紫嫣红一片”，不能说“满园春色关不住”。其后代起名皆不准有“春”字，有名讳之意。
  在湾头村也有拄柳木棍为父母哭丧的风俗。不管谁家父母去世了,其儿子都要砍伐柳枝，用来拄着为父母哭丧。柳条只砍一根，兄弟多的就将之分成几段，若是独生子就自己拄着。湾头河北岸的河沿上有棵老柳树，枝繁叶茂的，很有些年岁了。村中有老人去世,其子都到这棵柳树上来砍伐枝条。每当人们听到砍柳树声，就知道又有人家办丧事了。据村中老人讲，这棵柳树大约种植于清朝宣统年间，少说也有100年了。这棵柳树与其他柳树有些不同,河边柳大多是垂杨柳，而它不是，它的枝叶基本都是向上直生,村里人俗称其为“直柳”。它虽为直柳,生得不但不呆板，反而很生动，其树干旁逸斜出盘旋而上，中间摇曳多姿地拐了两个弯儿后，才向河边倾斜着生长过去。老柳树的树枝亦不像其他柳树那样伸展舒畅,而是弯弯曲曲，有些虬枝嶙峋的样子，整棵树看上去老态龙钟，很有一番“枯藤老树”的意境。柳树树干粗壮，一人合抱不过来，由于时间久远，树干中空，树侧有个大洞。孩子经常往洞里扔石子玩，有时还在里面点火烧，可这棵柳树生命力特别顽强，仅仅靠四周一层斑驳陆离的沧桑树皮输送养分,也能维系生命,而且活得还挺有精神头儿。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这棵柳树离河很近，水源充足。1985年刮“9号台风”时,这棵饱经风雨的老柳树却没有逃过这一劫，被吹倒了。虽然老柳树已经不在了,但这棵与民风民俗、人们的生活曾经息息相关的老柳树，在人们心中永远是美好的记忆。
  为了缩小南北差距,建设和谐社会，如今的湾头村已被列入市政府统一建设规划，旧村改造工程正在全面铺开。拆出的空地正面临着更大的发展空间。在这片土地上默默耕耘了多年的湾头村村民,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根据王知惟、王孔淑、王知亭、赵可胜等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