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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路街道概况
  湘潭路街道位于李沧区中部北端，是陆路出入青岛市的咽喉地带，东过黑龙江中路有青银高速公路和奇峰叠起的崂山山麓，西至重庆中路自北向南分别与楼山街道和永清路街道北部相邻，南与虎山路街道接壤,东北两面与城阳区毗邻，辖区地势东高西低，东部为丘陵山地，西北部地势较为平坦,面积8.32平方公里;所辖的南岭村、大枣园村、十梅庵村、湾头村、东南渠村5个村已于2002年1月起至2003年11月先后改称为社区;另辖统建社区、枣园社区和青钢家委会。2007年辖区内总户数8989户，总人口24739人，其中，男性12932人、女性11807人。
  辖区内有重庆中路、湘潭路、文昌路、十梅庵路等4条主干道;有105路、115路、213路、364路、605路、606路等6条公交线路；楼山河上游流经辖区中部，属季节性河流，水利资源较为贫乏，适合发展建材等行业;辖区土壤舒松,属黄坚土，地下水源较为丰富，适宜种植粮食、蔬菜作物;拥有丰富的矿泉水、花岗岩、大理岩等自然矿产资源;拥有梅园、禽鸣苑、古城顶遗址、大枣园牌坊等名胜古迹和旅游景点。湘潭路街道辖区在德国、日本侵占青岛以前，隶属即墨县仁化乡;1898年后,德国殖民地当局强租胶州湾,将仁化乡大部分区域划入其租借地,隶属李村区；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设“青岛特别市”时，辖区曾先后划入四沧区、夏庄区;1949年6月青岛解放后，由南海专署崂山行政办事处统一管辖;1951年10月归属楼山区；1962年11月划归崂山县，属楼山人民公社区域;1965年4月划归沧口区；1984年恢复乡村体制，属楼山乡区域;1994年6月青岛市进行区划调整，撤销沧口区后归新成立的李沧区，辖区属楼山乡；2000年1月楼山乡撤销，将所属的南岭村、大枣园村、十梅庵村、湾头村、东南渠村5个村和原属楼山后街道的统建一社区、统建二社区、枣园社区及青钢家委会划归新成立的湘潭路街道。
  湘潭路街道自组建以来,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打造李沧北部发展新亮点为奋斗目标，通过调整经济产业结构，全面推进辖区经济可持续发展。2007年以来，先后引进过百万元内资企业16家，引进外资企业2家;利用内资20354万元，利用外资1664.5万美元，完成财政收入3328万元。
  湘潭路街道先后获得青岛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优秀单位、青岛市国内招商工作先进单位、青岛市安全生产先进集体、青岛市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单位）突出贡献奖、青岛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创新案例优秀奖等荣誉称号。
  南岭村
  杜敦德
  南岭村隶属李沧区湘潭路街道管辖。这是一个古老的村庄,北靠大枣园村，南临石沟村，西穿过重庆路是凤山脚下的小枣园村（现在已建成了御景山庄小区）。沿着村南的文昌路向东走850米，是以梅花闻名的十梅庵村。
  南岭村在2002年7月实行了“村改居”，即由村委会改为社区居委会，其办公地址设在重庆中路877号，门前设有南岭公交汽车站，有6条线路的公交车从门前通过。西有唐山路经过兴城路直通四流中路和四流北路，可到板桥坊公交汽车站。南有文昌路可直达十梅庵风景区，交通非常方便。
  村子以刘姓居多，占本村人口的97%,其次有几家王姓。据考证，王姓是从大枣园村迁来此处定居的;还有一户庄姓，因家中贫寒，给人看山，而从十梅庵村迁居南岭村;随后又有几户别姓迁居本村。刘氏祖籍系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地域，在明朝永乐五年（1407年）第十五次移民时，迁至山东莱州府即墨县南岭村定居,每户发放道里费100锭，口粮5斗（《明太宗实录》卷五十九），至今已有600多年。刘氏祖谱早已遗失，宗代繁衍无法考证，幸得本村刘正忠先生多年珍藏了自己支系的一份家谱。从刘永汉这一支来看，上有记载的已经为15代人,再加上无辈分记载的4代共19代。刘氏家谱的辈分记载如下：志、永、启、从（德）、廷（维）、玉（瑞）、仕（延）、世、吉、正、大、传、祚、泽、肇、昌。据老人回忆,刘氏祖谱在“永”字辈以上的还有“志”字辈，“志”字辈以上还有9代辈分记载,只是这些记载资料在20世纪60年代被烧毁。
  南岭村在新中国成立前隶属青岛市四沧区，后属楼山区石沟乡;1951年7月属崂山办事处楼山区；1958年为崂山县仙家寨人民公社南岭生产大队;1984年为沧口区楼山乡南岭村民委员会；1994年6月为李沧区楼山乡南岭村民委员会;2000年1月为李沧区湘潭路街道办事处南岭村民委员会;2002年7月改为湘潭路街道办事处南岭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已转为非农业人口，和城市居民享受着同等的待遇。
  南岭村东依虎山山脉中的一个名字叫虎头石山的小山头，远看这个小山头很像一个老虎头，因此得名。村东南有一处郁郁葱葱、松槐满坡的东南山（也叫“东京湾山”），山峰层叠，向西延伸有架子山、石撅山。石撅山上有一巨石远远看去很像一根拴马的木桩竖立在山上，因而得名，其山岭起伏不平，形成了十二磴,十二磴下有一清水湾，被称为“石湾”。在东南山偏西北的山坡上，有一片可耕地，村民们管它叫做“石马地”，因在其东北方向有一个石丘，从侧面看去很像一匹马，因而得名。1958年，青岛市修建管线，因挖线路下管子时经过石马地，致使其不复存在。石湾水向西流入村西莲花湾水库，后流入楼山河汇至胶州湾入海。村的中心地带有一条小河，河水的源头来自村东的虎头石山。小河中段两边各有一口古井，一口是“甜水”井，另一口是“懒水”井，据老人们回忆,这两口井已有120年以上历史了，村子里的居民祖祖辈辈都吃用这两口井的水。后在20世纪50年代修建崂山月子口水库，安装自来水管线时那口 “懒水”井被填平了，那口“甜水”井经过多次修护现在仍完好。
  村南、村中从东至西的这两条小河，弯弯曲曲地穿村而过,小河的两边芳草萋萋，野花烂漫。深一点的水湾，清澈见底,小鱼小虾自由地游来游去。在村子的下街处有两棵大杨树，树高约40米,直径约1•5米，不知是何人何时所栽,估计树龄应在230年以上，可惜不知什么原因在1961年枯萎了。
  村子中心的北坡上是南岭小学，村里的多数人都是毕业于这所小学。据老人们回忆，新中国成立前,村里的孩子们上学很艰苦,他们拥挤在一所矮小的草屋子里,天不亮就去背诵课文,没有灯看不清字，家庭条件好些的手拿一根香,点燃后吹一吹照着念书,家庭条件差的只得用一根茼杆，点着吹一吹照着念书。那时学的多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大一些的学子便读些唐诗、宋词。上课时，由师傅（当时不叫先生和老师，而是叫师傅）点名背诵,背不上就得挨手板,有的学子被打得手肿了，几天都不能拿东西。新中国成立前的旧学校早已倒塌拆除，1951年建的新学校也已经有57年了。近几年旧村改造,这所小学校也被拆除，仅存一处校门还比较完好。
  南岭小学旧址
  本村刘旭瑞老先生今年92岁了，身体非常健康，红光满面，他青年时代念过私塾。那时由条件比较好的家庭集体出资请师傅教学。教室设在村中心的祠堂里，在南屋教课。请的师傅有刘家村的刘思相、史家泊子村的于成功和本村秀才刘伟梓，共3位。师傅们住宿在祠堂的西偏房，由念书学子每家轮流管饭。念的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教书师傅非常严厉、认真。刘旭瑞老人的住房是在他14岁时所建，至今已有77年的历史了。如今房顶上的草披及小灰瓦早已更新成大青瓦，但大门楼子还依旧保留着古老建筑的乡土风貌，现仍完好。大门前有一株老家槐，树龄已有50多年。
  刘旭瑞家居
  在南岭村西北角处有一座土地庙，是用花岗岩石雕刻而成，庙里面的土地爷爷雕刻得精细美观，后来被摧毁。过去，当地有一种风俗是在每年清明节前，由村中地保挨家挨户收费集资，在土地庙前扎一个有1.5米高的木台,将一只鸡、一条鱼、一个猪头等供品摆在台子上，请上4名吹鼓手吹打奏乐，人们便焚烧香火，集体跪拜叩头,祈求土地神保佑一方土地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名曰“三牲大供”。祈祷完后由地保将供品拿到集市上去卖掉,将钱积蓄起来，以备明年再用。每逢正月初八、十五,四月初八,南岭村很多村民都要到流亭、大北曲、城阳及石桥大同宫、夏庄法海寺、沧口明真观去赶山集和庙会。
  1938年日本侵略军侵占青岛时期，一天，在日伪宪兵队队长侯延训的带领下来到南岭村，以看到游击队员藏在村中为由，进村挨家挨户连骂带打乱搜一通，结果没有搜到，便将村中的男女老少都赶到了村南的大田里，逼着要人。当时大家都不说话，日军气急败坏地命侯延训抓出3个庄稼汉子,威逼着叫他们说出游击队员在什么地方。3个硬汉怒视着日军，高声喊我们村子里没有游击队员。日军立刻恼羞成怒，只见那个手中拿着军刀的日军穷凶极恶地直叫，将军刀向那3人一指，只听见几声枪响,3个硬汉立刻倒在血泊中，鲜血溅在了南岭大地。日军在残杀村民后还连叫带骂地闯进村子,将鸡、猪、鹅、鸭以及贵重的东西抢掠一空，上车扬长而去。
  1946年春天的一天上午。村民们正在石马地里干农活，国民党第八军的人马来到南岭村抓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当时人们称作“抓壮丁”、“抓官差”。多数小伙子闻讯早已逃到山上去了，国民党没抓到，便跑到干农活的田里，随便抓了两个人,用绳子捆着，进了村子乱砸乱抢，最后牵了两头驴，连人一起顺村西向即墨城方向去了。在那个年代，村民们担惊受怕，天天过着暗无天日、极不安稳的日子……南岭村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村子，村庄依山坡开辟而建。刘氏来南岭村定居后，族长率领全族人齐心合力劈山挖岭，开荒造田，基本上每户都有地种，但是有地多和地少之分，土地多一些的可勉强度日，土地少一些的家庭，拉大带小，生活非常艰难。为了多挣点钱养家糊口，有出去打短工的、做小买卖的,也有不少人推着独轮车贩卖粮食、豆饼,赶大集摆小摊为生,还有几家打铁、做木工活为生的。另外，有6家以种植梨树、桃树为生。南岭村出产的梨叫“恩梨”，很有名气，不但个头大且质细味甜，特别受人喜欢。还有3家以制铜、铁器为生。因当时的生活非常贫困，每逢过年过节家里来亲戚来客时，给亲戚和客人吃的是纯白面饽饽，自家人吃的是外一层是白面里边是地瓜面或其他杂粮的饽饽。
  新中国成立前，村中只有60户人家,500多人。到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南岭村已增到70户，人口1111人。到2007年猛增到840户，人口2040人。
  南岭村在新中国成立前,有耕地1300亩、山地200亩。虽有这些土地资源,但由于农民没有知识，不懂科学种田，祖祖辈辈仍过着吃山野菜、地瓜叶、地瓜和地瓜干的困苦生活。新中国成立后，生活初步改善。20世纪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生活水平下降。开展生产自救后，1965年农作物产量普遍提高,生活能够自给自足。南岭村的农作物种植以小麦、地瓜为主，其次有少量玉米、杂粮等,兼种些蔬菜。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作物产量比较低，每亩小麦产300斤，地瓜亩产700斤。随着社会的发展，1953年从生产互助组进入了农业初级合作社；1955年成立了高级农业合作社,土地和生产资料集体化;1963年生产自救，大兴水利建设，村干部以身作则，带领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每天早出晚归，建成了南岭水库,打机井3口，接着修建了离村西100米处的莲花湾水库。莲花湾水库周围是南岭村最肥沃的一片土地，名为“大帮田”，由于水源充足,93%的耕地得到了灌溉，同时实行了科学种田，农作物的产量大大提高，连年取得了好收成，到20世纪70年代末,小麦亩产达到800斤，地瓜亩产1600斤，比新中国成立初期提高了近两倍。20世纪60年代初，家家用上了电灯，告别了点油灯时代。1966年村里创办了弹花厂，1968年办起了炭黑厂,1972年又建起了两个砖厂，同时由种粮食为主向种植蔬菜为主转变,1973年建起了小化工厂。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为活跃群众文化生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村里成立了文艺宣传队和锣鼓队，经常到其他村庄巡回演出。活跃在舞台上的有话剧、柳腔、吕剧等。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产大队贯彻中央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实施了多分瓜菜地等措施，号召村民生产自救，扩大了蔬菜种植面积。有很多村民每逢初一、十五退大潮时，晚上赶海挖蛤蜊，以此贴补家用和改善生活。赶海挖蛤蜊的人,用钉子将一片铁板钉在木棒的一头，做成“刮子”，用刮子将海泥刮开露出蛤蜊后，将其挖出放入筐内，这叫“下旱海”，下一潮海能挖三四十斤蛤蜊。还有一种用耙子再装上一铁网兜，身穿胶皮衣到浅海水中去用耙子挖起海泥后,在水中来回摇摆。淘净海泥，然后将蛤蜊放进用充气的汽车内胎当保险圈的网兜内，这种办法称作“挖大抓”，下一潮海能挖蛤蜊百八十斤。
  登上南岭村前的东南山山顶，向西方远眺只见千米处郁郁葱葱的山峰拔地而起，那里便是青岛市规划建设保护的10个山头之一的楼山公园。楼山在清朝《即墨县志》中已有记载，由大小不同的4个山头组成，主峰海拔为98.2米，占地面积660亩。1984年初青岛市人民政府根据市第九届人代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市区十处山头的规划意见》，决定建楼山公园。同年3月动工，1986年7月6日经青岛市人民政府命名为“楼山公园”，1987年7月建成并对外开放。
  南岭村刘氏家族近代曾出了一些人才:清朝1887年出了一名秀才，名字叫刘维梓，曾经在本村教过私塾。刘吉岚,1949年4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为武汉军区15军通信兵,1951年3月参加抗美援朝，曾参加过大田里、元山阻击战等战役，在上甘岭战役中荣立三等功。刘嵩世,1949年9月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为西南军区后勤运输兵,1951年3月参加抗美援朝，荣立三等功一次，后在运送军需物资时光荣牺牲。提起抗美援朝来，村中老人们都记得1951年的秋天，为了支援抗美援朝，村民们自编自演了“活报剧”上街宣传，支持前线的将士们打击侵略者。一个高个儿的小伙子化装成“杜鲁门”，头戴一顶美国星条旗高帽子足有半米高，用豆面糊上个高鼻子,用红颜色将嘴画得又红又大，将肚子塞得高高的，后面跟着几个化装好的“美国兵”，手里拿着木头枪，嘴里哇啦哇啦直叫，“杜鲁门”手拿木制手枪,边走边喊，人们看了都说装得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南岭村于1981年至1984年推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调动了村民的积极性。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国家统一规划的需要，大量的耕田被征用，加上村民住宅增加、街道加宽、工厂建设用地等因素，村中耕地逐年减少。如今农业用地已经没有了，村庄由农业经济转为工业经济。1983年在西山建起了液化气站，村民烧柴燃煤做饭的历史成为过去。继而沿街兴建了商场、饭店、旅社等商业网点和银行储蓄点。南岭村划地20亩扩建了新枣园集，由南岭村出人管理。由于实施了引进外资的政策,先后有8家外资企业在南岭村落户。同时，以改革开放为契机，大力创办经济实体，村里从几十个薄弱的小厂发展到能经受市场竞争考验的20余家企业,有机械加工厂、电镀厂、化工厂、建筑材料厂、防腐喷塑厂、配件经销部、燃料加油站、综合加工厂等。个体私营商业和服务业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目前已开办了百货店、粮油店、手机店、理发店、洗浴店、五金店、酒店、饭店以及摩托车维修部、汽车修理厂等60余家。其中发展最好最快的是广运五金店，其店铺遍及青岛的李村、沧口、黄岛、胶南等地，生意红红火火。
  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居住条件不断改善的基础上，南岭村又建设了一个集文化学习、休闲娱乐、体育健身多功能为一体的文化娱乐场所。1980年以来硬化路面共两万平方米，新修道路6条、桥梁和桥洞9座，新建居民大楼12幢，二层带小院的楼房80幢。重新修复了莲花湾水库，水库岸边种植了花草、柳树等，靠水库附近的主要道路边砌上了花墙。空旷区域建起了新型的别墅楼房，并修建了亭台、蜿蜒小路及花坛。现在成为绿树成荫、山清水秀、鲜花争艳的花园式居住区。村里全面更新、扩建了综合文体活动室，其中有文化培训室、图书室、阅览室、娱乐室、电子阅览室、健身室、老年活动室等。修建了篮球场、健身器械活动场。秧歌队、花鼓队、舞扇队、锣鼓队等越办越红火，并经常参加李沧区组织的大型文艺活动。
  为把南岭村建成文明、绿色、和谐的村庄，几年来在美化、绿化、亮化方面投资380万元,绿化面积达4000平方米,全村的街道及公共娱乐场所全部装上了照明灯。南岭村的各项事业有了长足发展,多项荣誉接踵而来，先后多次获得过省级交通安全单位和市级文明村庄、平安单位等称号。在社区党总支、居委会的领导下，经过全体村民共同努力，如今南岭村高楼林立,50%以上的居民住进了楼房,40%的居民已将过去的旧房翻新成宽敞的红瓦房，新中国成立前的古朴老宅已很少见了。居民们过着老有所养、少有所居,老少皆有所学、皆有所乐、无忧无虑、欢快和谐的生活。
  已经享受小康生活的南岭人并没有止步，一个崭新、优美、现代化的花园式小区即将展现在世人面前！
  （根据刘寿世、刘旭瑞、刘吉岚、刘林世、刘梅世、刘正忠、刘坦世等口述整理）大枣园村
  刘锦
  老虎山海拔188.4米，走势由东南向西北，逶迤连绵十数里，远远望去如巨兽的身躯慵懒斜卧。山上有9个山头高低起伏，山南的百姓又叫它“九顶山”，山北边的人却叫它“虎头石山”，皆因为西北端的那座山头，天然生成一只老虎头的形状，面向西北双目炯炯，额头“王”字清晰可辨，取名来自这块象形石。栩栩如生的虎头石
  鸟瞰图旁边有个山头叫做“石人山”，山坡上一块大石突兀而立，形态如一个高大的男子上身稍向前倾,正努力爬坡一般,人们称它“石人”。稍北的小山包叫做“蚕场山”，满山柞树密密麻麻,枝叶交织阳光难透。过去山东产的柞蚕丝闻名全国，柞蚕丝绸又名“山东绸”、“刘公绸”（诸城刘统勋的父亲刘棨在四川做官时，为帮助当地老百姓脱贫,将山东养柞蚕、织丝绸的技术广泛推广，四川百姓为纪念棨公，故名“刘公绸”），山东地区缫柞蚕丝的人家很多，而幼蚕是在野外柞树上放养的,追溯这个小山包叫做“蚕场”的因由，很可能是曾有人在这片柞树林中养蚕而得名。蚕场山北坡上有一块5米高、7米长、3米宽的光滑平坦的大青石,颇像个天然的戏台子，传说汉朝淮阴侯韩信曾站在这块石台上点过兵，人们就叫这里为“点将台”。曾有村民在点将台附近拾草时挖到过碎陶片，这让大家更加相信山上曾有古人滞留过的传说。就在这座美丽的山头西麓，坐落着一个1400多户人家的村子——大枣园村。
  大枣园村立村的时间可追溯到600年前。相传，明朝大规模向山东移民时，云南臧氏兄弟于永乐初年（1403年）迁徙到即墨境内。据臧家人传说，他们的祖先移民前居住低洼地带,饱受水患之苦，所以来到山东后坚决选择高处安家，于是兄弟二人一个在楼山东北的小山上圈地开荒定居，即现坊子街村;另一个在虎头石西北生满棘子树（酸枣树）的坡上“占产”立村。据大枣园村王姓家族的《王氏世谱》称:“柱今公之嫡母薛氏社中（指胶西朱阳社）等上村人也。柱今公之曾祖讳钺，高祖讳纶, 以前明兵燹遗产,去胶僻处汇海,至才富公再迁浮山所于家村，改名枣园村。”由此可见臧氏立村初名“于家村”，尔后改称“枣园村”，又叫做“枣园庄”。臧家在此居住600年，传了20世，一直只有三两户人家,现在村中臧姓也仅有一户。匡氏家族于清朝顺治年间（1644—1661）迁来，据1937年元月修纂的《匡氏家谱》记载：“自清初顺治年间，始祖自胶州老海乱后迁居即墨城南枣园村。” 义之为匡氏的始祖，繁衍了14世，历经300多年。以后陆续迁进村来的毛、周、贾、孙、吕、毕等姓氏，落户时间最长的200年，最短的不足百年。据历届政府的统计资料显示，1927年枣园庄有221户人家,1174口人；1935年，枣园庄已由沈鸿烈市长更名为“大枣园村”，有村民232户，1246口人；1951年，有村民301户,1778人；至2007年，大枣园村的住户已达到1270户，共有60个姓氏。
  村中的大姓王氏家族，于明朝万历十五年（1587年）自即墨汇海社王家庄迁来，自称“胶西王氏”。据清朝乾隆三十年（1765年）初版、宣统元年（1909年）再修的《王氏世谱》中《迁胶源流》章所记，胶西王氏原系青州临朐县上庄居住、礼让乡寺泊社四甲民籍，于明朝万历初年迁入胶州朱阳社十甲，复迁至即墨汇海社王家庄，后迁仁化乡枣园村。王氏家族五代之内三易其居，清朝乾隆年间牵头修家谱的七世孙绍先为家谱作序并作感怀诗曰：“五世三迁居，胶即海崂间，朱阳立社地,海沿置庄田，总为儿孙计，不使里长艰。”才富为大枣园村王家始祖，已繁衍了21世，大枣园村的村民85%姓王，均是才富后人。
  《王氏世谱》还记载了明朝万历十五年（1587年）才富自胶州初进枣园村遭遇的一桩冤案。明朝时期“军户”与百姓身份划得很清,军户家族世代从军,世袭武官职,且律法规定，凡军丁私自脱离军队逃避兵役要严加惩罚。王才富被浮山所千户于光祚指使手下王守迪告发王氏家族系浮山所军丁。案子由胶州知州严恭审理，严恭派捕快头子冷于道将其押解回原籍临胸,查明王才富确系青州府临朐人氏,其曾祖父王景、祖父王纶、父亲王钺，并非军户家族，案子才得以了结，判王守迪诬告罪，罚赎银6两6钱6分，并将其收管两年。官司了结，才富得以在枣园庄上安居乐业，后代绵延繁衍，家族日大。后来才富的后人陆续迁到楼山后、坊子街、湾头、埠头、上疃等各村定居，清朝康熙年间大枣园村析出一个西南山村（民国时改称小枣园村），王氏家族可谓人丁兴旺。
  历史上的王氏家族可称为书香门第、耕读之家，曾有过近百年的辉煌。虽然王才富乍搬进村就经历飞来横祸，可67年后自其曾孙如辰开始，枣园王家走入仕途。王氏家族在清朝乾隆三十年（1765年）修族谱时,请经筵讲官、太子太保、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刘统勋为其作序,刘公翻阅其谱，首先感受到的是王家“敦宗睦祖”的氛围，即欣然命笔赞道：“若其甲科爵秩而外，政事之卓越,文章之显烁，岂无可供扬厉者，而所修世谱仅谆谆于敦宗睦族而止，可不为善焉者乎？”统勋公如此描述王氏四代人:“赠通议公以积德故，'三凤齐发’，户部督学于粤西，孝廉鹗薦于午闈，明经夺席于虎观，司空继之，家声益大。”《王氏世谱》登录了百年中大枣园的族人先后获得功名的21人：中进士者3人——如辰、如云、懿；中举人者6人如春、功濯、纬先、统先、綖先、续先;任实职州同1人——功清;候选州同3人——功灏、功涵、怀;贡生5人——恕、慎、懋、栻式、绍先;廩生2人——念、聪；清朝同治年间还出了位武官王丕宽，官至北京城东发兵马司副指挥。另外王家历代曾有9名子弟入国家办的最高学府读书，称作“太学生”。这一切荣耀的获得应归功于王家第三代传人王柱今。《增修胶志》中记载，王柱今“好读书，一目十行，敏于文”，他满腹经纶，将全部心血倾注在家族的教育事业上,并在崂山茶涧设立书院“卧云轩”，王家子弟及远近亲戚都到书院读书。王柱今知书达理为人正派,在家教上遵循传统程式,将子孙培育成国家需要的栋梁之才。在王懿得中举人后第二年，也就是1685年，康熙皇帝闻说王如辰一门三兄弟及儿子俱取得功名，乃是父亲王柱今亲自调教而成,龙心大悦，为弘扬他品质端方（义方）教学中矩（式训），故赐王柱今建立功德牌坊。先因子如辰的政绩，皇上加封王柱今“文林郎”，后又因孙子王懿的缘故再加赠两次。王柱今因教子有方培养出优秀的儿孙,得以受皇帝赐赠“通议大夫工部右侍郎”，虽是因子孙而得的虚职，却也圆了自己的科举梦。
  大枣园村建在山坡上，自西向东看去,是东高西低;自北向南看去，是南高北低。村子正中有一条古老的南北大街，村民给它命名为“中心街”;以前村里有两条十几米深、七八米宽的大沟，是东边老虎山脉山水流泻冲成,村民们分别叫它们“南沟”、“北沟”。南沟自虎头石南侧向西北方向笔直而下,北沟从虎头石北侧向西进村后转弯向北，继而转西，再转南与北沟交汇后携手西去，两沟形成一个方方正正的“U”字。当年臧家立村选择高坡居住，农家小院盖在南沟之南、“U”字之外;王氏家族来村后，于“U”字中间定居,人口繁衍众多，渐渐形成一条贯穿村子南北的中心街，南沟北为“前街”，北沟北为“后街”，中心街东侧有一条南北向的“耙头街”，村西头也有一条南北街（1989年命名为“永乐街”），王家人的院落沿着这些街道分布。当年族内各支基本是聚居的，长支王柱今的后人大都住在前街北，二支居于中心街东侧南半部分，三支居于前街北侧东端。
  大枣园村是一个特色鲜明的村庄，以厚重的家族历史、丰富的人文故事著称于沧口地区。第一个特点是村名。顾名思义，枣园村里应有成行的枣林、累累的红枣才 “切题”，村里的传说却是,王氏家族当年在临朐居住于 “棘林村”，定居即墨于家村后成了大家族，便将祖居棘林村的“棘”字分开相叠，成为一个“棗”字，更名“枣园村”，有纪念祖籍之意。村里七八十岁的老人们说,20世纪50年代以前，大枣园村曾有两处枣园,一处在村北去湾头村的路南侧，种着50棵枣树,人们叫它“小枣行”;一处在村东北去十梅庵村的路边，园大树多树龄长,人们叫它“大枣行”。村里的枣树虽种的不算多，其他的果树却不少，村四周全是果园，“南园”约60亩,种着杏、桃、梨、山楂;“北园”近百亩，其中一片高大粗壮的大柿子树年龄不止百岁；村西叫做“西园”的果园较小；最壮观的是“东园”，100多亩的桃、杏、苹果树，一路连绵到东山顶上。春暖花开时节，村周各种花树按节令次第开放，村子荡漾在花海中,氲氤在花香里,到处是成群的蜜蜂嗡嗡地采着花蜜，市里的赏花人来了一拨又一拨。过去青岛市区人都到丹山赏花，十里花海名曰“丹丘春赏”，是青岛十景之一，有些不愿远行的人图近便就到大枣园村的东山上看花，却发现大枣园村、十梅庵村一带山水美景绝不亚于丹山。过去的大枣园村生人是进不来的，远远地只看见一片郁郁葱葱直绿到山上去,想不到丛林如许,深处会有人家，沿果树丛中那几条小路穿花拂柳走进几百米，却发现原来此处别有洞天。
  大枣园村的第二个特色是村子里分3处立过4个牌坊。现存的两座是清朝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皇帝为表彰王柱今教子有方，诰封其为中大夫，并御批王家在村中修建两座功德牌坊。今天大枣园村的老人们说到牌坊的故事，依然是满脸自豪、如数家珍。传说，当年王家特意从北京请来两位地理先生为牌坊选址,地理先生发现大枣园村得天独厚，占尽地利。那时候地广人稀,从虎头石山上向西望去，可以看见村子正对着胶州湾中的一个小岛——冒岛。村南15里有李村河，村北15里有白沙
  大枣园文化广场
  河（当时白沙河入海口在双埠村,后来忽然一夜暴雨白沙河改道李家女姑村，与大枣园村的距离就不是15里了）。两条河遥相呼应，与冒岛形成“二龙戏珠”，风水落在两河正中间的大枣园村里;而村中间那两条合成“U”字的河沟尤为可贵，当时沟内常年山水潺潺，在风水学中名曰“玉带”，恰恰把大枣园村的前街环抱其中。地理先生把立牌坊的位置定在前街上，从此村民们把前街叫做“牌坊街”，村中两股合流的山水叫做“玉带水”，视为村里兴旺吉祥的源泉。
  牌坊街位于村子正中，东西走向，长约200米，两座石牌坊立在中段，高7.8米、宽6.9米，相距58米，规格都是“三间四柱三楼”，有4根立柱将横山隔成3间孔洞，坊顶上分为3个瓦顶叫做“三楼”，楼顶斗拱飞檐，安
  大枣园牌坊
  着一排神兽檐饰。东牌坊正额上刻有4个大字“龙锡三章”，上方一行小字“皇清康熙二十四年岁次乙丑仲春吉为”，下方小字为“诰封士大夫王柱今立”；中间刻着王柱今先因子贵后因孙荣，先后3次所受的御封:“初封文林郎山西太原府交城县知县,再封奉政大夫户部广西清吏寺郎中，三封中大夫广西按察使司督学佥事加三级。”西牌坊正额上枋中间横刻有正楷大字“义方式训”，下枋竖刻王柱今的3个儿子如辰兄弟及孙子王懿历年功名取得情况:“长男如辰，甲午科乡试第七名亚魁，乙未科会试联捷进士,历任广西按察使司督学道加三级;次男如春,戊午科乡试第二十名举人;三男如云,壬子岁进士;孙，王懿，甲子科乡试第二十名举人，戊辰科会试第一百四名进士，殿试二甲第十七名，钦选翰林院庶吉士第九名。”据坊上所刻，牌坊为清朝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立，但下枋竖刻的文字中有王懿在清朝康熙戊辰科（1688年）会试得中第一百零四名进士事，其中原因有待考证。两座牌坊的左耳枋上刻有监制人即墨知县高上达、县丞王希旦、典史任琦的名字;右耳枋刻的是胶州知事黄章、州同成正儒和吏目谢荣宗。州和县的官员们都参与了牌坊的建造。石牌坊历经320年风雨剥蚀，有些字迹已经看不清楚，唯那“义方式训”4个正楷大字庄重依然。“文革”中牌坊的楼顶飞檐遭到破坏，可那整石雕成的底座和立柱虽然伤痕累累，却怎么也拉它不倒。2002年,李沧区政府筹集资金50多万元将其修复,可惜的是那飞檐斗拱及神兽檐饰已全然不是旧时模样。
  第三座牌坊在大枣园村北，王家第二代传人王子信及王家的有功之臣、子信的次子王柱今的墓地里,王家人称这里为“北大茔”。北大茔占地10亩有余，南面和北面砌有青砖围墙，进门处建有门楼，进去10余米即是那座灰白色的石牌坊。清朝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教子有方的王柱今第四次取得硕果——孙子王懿考中举人,为已有两名进士、一名举人的王氏家族锦上添花。是年78岁的王柱今为其父王子信立碑建坊，名曰“寿域坊”，坊高约5米、宽4米，三门四柱面西而立，上刻“寿域坊”3个大字。茔地里有两座大坟，前边是王子信与第二个妻子薛氏合葬墓，后边是王柱今夫妇的坟，两坟皆高3米,直径达6米左右。到1943年，大坟前又添了4口小坟，乃是当年日军扩建沧口飞机场时,被日军强迁回来的王懿及其父、其子的墓。北大茔中的“寿域坊”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被大雨泡坏地基而塌陷,20世纪60年代又遭雷击,残存的坊基及坟墓全部整平,茔里的几株百年老柏树也早被伐掉。第四座牌坊是贞节牌坊，位于村东北的“东老茔”里。据《胶澳志》中“人物志”载:“高氏,王念妻，年28岁而寡守节，乡人为请旌表。”王念是王柱今次子王如春的第二个儿子,24岁病故，其妻高氏上侍公婆，下抚孤儿，贤惠孝顺,族人为她向官府请求表彰得到批准,于东老茔
  里修建一座“节孝坊”。“节孝坊”宽约4米、高约5米，二柱一门面向西南，是青色石料凿成。高氏的节孝事迹在《王氏世谱》中也有记载。
  大枣园村的第三个特色是王氏家族各支各系都建祠堂，有名气的有四个“堂”。堂，历史上被中国人极为看重，是祭神、祀祖和进行政事活动的场所，《礼记》中有 “天子作明堂”的记载，自春秋时期就兴起建堂之风。古时官员办公之处称作“大堂”，百姓的农舍正房称为“堂屋”，但“堂”而有号，是官宦或书香之家的作为，也是身份的象征，如康熙皇帝就曾赐诸城刘墉之祖父刘棨“清爱堂”御笔。大枣园的“堂”是王柱今的3个支系后代所建。王柱今共生3子（今天族内称为“老”三支），3子又各生3子，在王懿一代分为9支，至今仍称“九宅”。老长支的“忠孝堂”，是整个王氏家族的总祠堂，坐落于村子的中心、牌坊街北侧西头的四合院中，小青瓦大屋飞檐起翘，雕花格子木门窗，屋外厅廊环绕，建筑十分精致。进门处一个大照壁,院里数株百岁老柏树，满地荫凉。街门口横匾上书有“忠孝堂”3个大字。村里老人们很骄傲地说，“忠孝堂”匾额是皇帝赐的，即墨县令路过堂前都得下马步行呢。祠堂临街大门两侧的南屋，族里用来办学，做过多年私塾;1926年,在忠孝堂里建立公立大枣园初级小学校,临街的房子作为教室,祠堂的正房用作教师办公室。后来几次扩建,1967年把忠孝堂拆除翻盖成教室,1973年小学迁到新校舍,1988年拆除。
  老二支的堂号为“世谷堂”，位于北沟转弯北流处的中心街东侧。出牌坊街东口即可看到坐北朝南的3间青瓦青砖大屋，起着高大的门楼子，小小的院子里古树森森,南墙两个角上各有一株高大的百岁古柏树，西墙下生一棵老黄杨。新中国成立后，世谷堂曾作过小学的教室、大枣园大队办公室，后来还当作村里的供销社，直到1988年村里整顿村容村貌，拓宽中心街时拆除。老三支的祠堂叫做“孝行可风堂”，在中心街西侧、牌坊街北，距世谷堂只有30米远。孝行可风堂占地较小，瓦屋5间，朝东的大门上挂一块“孝行可风”的横匾。这个孝行可风堂几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据清朝同治年版的《即墨县志》载:“王之垣，枣园人，素以孝闻。顺治年间父子信、母薛氏相继故，前后庐墓六年,朝夕哭奠，哀感路人，始终不衰。”故事也有好几个版本，被村里乡亲们演绎得更为传奇，王氏家族所讲的是王子信的三子王之垣素以孝名闻名乡里，父亲去世后他按古制最高礼在墓旁结庐守孝,3年没有踏进家门一步。族里人很是钦佩，在他守孝期满那天准备了鼓乐欲去墓地迎他回家，可王之垣不知族人的安排,3年期满那天清晨就自己走回了家。妻子说，你自己回了家，别人哪会相信你已守满3年，还猜你是早就回来了呢。王之垣听后回答说：“为父再守3年有何不可。”他转身回到茅庐又守了3年。守墓期间，王之垣每天一早一晚洒泪祭奠，并到墓地西面用衣襟兜土培在父母的坟头上，一日三次，每次9兜，从不间断。6年下来，父母的坟头培成一个高3米、直径6米的大坟头,取土形成了一个新月形水湾,取名叫做“月牙湾”。三支的后人们为了弘扬王之垣的孝道，将自家建的祠堂取名“孝行可风堂”，族内均尊称王之垣为 “孝子老爷”。
  牌坊街西口正对着的祠堂叫做“雨润堂”，建筑比 “世谷堂”和“孝行可风堂”精美壮观,为坐北朝南的高房大屋,房脊上饰着各种小兽,院里栽着几株古老的柏树和楸树。祠堂的5间宽大明亮的正房自20世纪初期就做了私塾。大枣园村的村民多年来受传统家风熏陶，重视文化教育,耕读之家很多，村里设有几处私塾,有几位出名的教师。一位是陈相昆，教过几年后改行习医,做了中医大夫。一位是王先生，因他行为不甚检点，村里的大人孩子都不喜欢他，给他起个外号“骚先生”。一天，一群顽皮孩子捉些毛毛虫放在“骚先生”的罐里,把“骚先生”的屁股蜇得好多天不敢碰炕席，终于把“骚先生”逼得辞了馆。在雨润堂教学时间最久的是毕正霖。毕先生是兵马司副指挥王丕宽的孙女女婿，落户在大枣园村后，以设馆教书为生。他自清朝光绪六年（1880年）20岁时执教，直到70多岁才挂鞭,50多年的教学生涯真个是桃李满天下。毕先生在雨润堂教书20年整，他的一个学生（王昼基之子）曾到日本电气公司学习，回国后为中国搞成了电石炉;他对自己的孩子要求十分严格，儿子们有的做医生，有的做“大先生”（账房管账），都颇受人尊重。雨润堂曾存放着《王氏世谱》1909年重修版的木刻板模，后来被毁。
  从“雨润堂”门前东行约百余米,便是王家一支系所设的小祠堂，取名“东园庐”，由本支系使用。“东园庐”只有正房3间，小小的院落，但门上的匾额却是出自清朝光绪年间三品大臣、名书法家王垿之手。像类似的 “堂”，村中还有几个,如“崇德堂”、“居友轩”，主要功能用以聚会议事、接待本支系的重要客人，祭祀的时候还是要到全族的老祠堂。
  大枣园村的第四个特色，是老茔地里龙头碑多。王家家族大、支系多，王柱今的后人在王懿一代即分成9支,王懿自家的曾孙就达26人。除大枣园村西、东、北几处老茔外，获得功名的如王懿、、王统先都另有墓地，王懿葬于渠哥庄（今曲哥庄村）。在青岛地区墓地规模最大的,是王懿与父亲、儿子、孙子等6代人的墓葬群,墓地内建有牌坊，神道（通往主墓的道路）两侧立着石羊、石狮、石马、石翁仲（石人）和石柱各一对。王家几处祖茔里都有钦赐的龙头碑，如最古老的茔地“西老茔”，在大枣园村西、今青岛第二十七中学教学楼处。王才富和5个儿子子刚、子强、子高、子胜、子忠及子信的原配马氏都安葬于此，茔里立着3座龙头碑。其中两座是清朝康熙十八年（1679年）王柱今为祖父王才富所立;一座是清朝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王如辰为生母马氏所立，马氏的儿子、孙子都功成名就,村民们现在还亲切地称她“马氏老妈”。在村北的“寿域坊”里，王子信和其子王柱今的坟前，分别立有两座高两米余、宽近1米的龙头碑。王懿的孙子王统先,葬于李村河南村村南，茔
  内立着两大两小4座龙头碑。王统先，曾和其胞兄王纬先、叔兄弟王綖先3人在清朝雍正元年（1723年）一榜同中举人，又和叔兄弟王綖先前后俱任山西省沁水县知县，演绎了枣园王家的一段佳话。大枣园村第五个特色，是村里同时存在过3个关帝庙。最古老的关帝庙建在后街（今安顺街）西头,小青瓦扣顶，青色砖墙，长约3米，进深不足3米,只有关公和周仓两人的塑像。第二个关帝庙建在牌坊街西头,严格地说来这不算座“庙”。因牌坊街以西几乎无人居住，有条村路过西大茔后面通向坊子街村,建牌坊时就根据中国传统的风水学理论加了一座照壁作为缓冲。这座照壁长7米、高3米、厚约半米，青砖砌成，面东而立，就在这照壁的东墙面正中有个1米见方的龛，塑有关公立像。第三个关帝庙,要沿这条出村的路向坊子街村走,在坊子街村东头,过去这一带都属于大枣园村王家的界内，王家在此盖起一座关帝庙,大约在20世纪初曾重新翻盖过。翻盖后的关帝庙长约3米、宽2米有余，与青岛普通的关帝庙相似,只是门前竖着旗杆是其他庙宇不多见的;庙顶上覆着9行小青瓦,本地方言也称“九陇”青瓦，故此还演绎出一个“九龙大殿”的故事。
  大枣园村的再一个特色,是人文故事格外多。历史人物第一个当数王懿，王家的老人们每讲到他便会喜上眉梢，话语滔滔不绝。这位铸造了大枣园村的辉煌顶点的王懿，使他的子孙后代一直自豪到如今。大枣园村里流传着许多关于王懿的轶事，人人皆知的是王懿曾作雍正皇帝的启蒙老师，进宫为“四阿哥”讲书。据说，四阿哥小时候极为顽劣，王懿罚他“跪读书”，被康熙皇帝撞见，心疼地说：“学是天子，不学也是天子。”王懿立即应对:“有学问是尧舜,没学问是桀纣。”四阿哥便恨道:“待我做了皇帝，第一个杀的就是你！ ”清朝康熙五十九年
  王懿石像
  (1720年)王懿任新疆巴里坤总督戍边屯田,1723年雍正帝即位后，想起老师王懿，发诏书急召其回京辅佐朝纲。王懿不知内情，猛想起当年四阿哥怀恨在心所说的话，估计此番进京凶多吉少，心中忐忑，走到卢沟桥驿站时先派家人进京探听消息。谁知京城那些消息灵通的官吏们见雍正皇帝欲倚重王懿,未雨绸缪,先拍起家人的马屁,轮番请他喝酒，家人喝得烂醉,误了与王懿约定的日子，王懿等不到消息,认为大祸将至遂吞金自杀。这段有趣的故事在坊间流传甚广，许多文史作者也时有引用，使其传播更为广泛。事实上是以讹传讹地将雍正皇帝真正的老师张谦宜(1650—1733年)的一件逸事张冠李戴到王懿的头上。张谦宜，胶州城水寨人氏，清朝著名经学家、方志学家、文学理论家、古文家和诗人,考中进士后先在礼部任个闲职，康熙皇帝见他满腹经纶,便让他做四阿哥和十四阿哥的老师。张谦宜不畏权贵,对皇子如待平民一般，有一次，四阿哥读书不努力，张谦宜罚他跪砖顶碗。此事被太监奏与康熙皇帝，康熙皇帝怒道：“我儿学为天子，不学也为天子!”哪知这山东倔老头只认死理，竟不怕触怒龙颜，反驳皇帝说：“学为尧舜之君,不学为桀纣之君！ ”康熙皇帝拿这个腐迂的老学究没办法，但心里不得不承认他说的有道理。张谦宜给两个皇子做了几年师傅,他学问本就渊博,执教又严厉，皇子们学业大进。传说，康熙皇帝见张谦宜家很贫穷，想让他发点财，正巧逮了一个贪官，宫里就放风说只有四阿哥的师傅说情才能释放。贪官家里派人送给张谦宜一千两银票,说明原委，岂料张谦宜把银票用袖子拂到地上，只说了两个字：“该杀！”康熙皇帝听后说道：“这个书呆子，看来真不是做官的料，就让他教一辈子书吧。”张谦宜得知皇上放他回山东，竟高兴地连连说“谢主龙恩”，趴在地上磕了3个响头。他回到胶州潜心做学问著书，真个是著作等身，为此康熙皇帝赐给他一幅“山东学究”的匾额。传说四阿哥胤禛做了皇帝10年后,想起多亏师傅张谦宜对自己严格要求,才学到比弟兄们更多的知识和本领，便下诏让张谦宜进京，也可多享几年荣华富贵。这张谦宜已是88岁高龄，得到雍正皇帝召他进京的消息，以为皇上要报他当年跪砖顶碗的仇,吓得当天夜里就吞了衣上的金扣子自尽。《王氏世谱》中明确记载，王懿任清朝康熙甲子科（1714年）顺天文武乡试监临、经筵侍讲、顺天府尹。他进宫讲经的时候，雍正皇帝（1678—1735年）已经是36岁的成年人,启蒙之说实在荒唐。哪位师傅教授功课，也不会再罚这几近不惑之年的“老学生”跪读书！这段故事在田头树下消闲时可博一笑，但作为文史资料广泛传播未免贻笑大方。
  王懿去世的客观说法是他接到皇帝的诏令后，自新疆巴里坤匆匆回京,其时王懿已是73岁高龄，一路鞍马劳顿体力不支，行至兰州界便病死在驿馆中。王懿的灵柩运回故乡安葬,雍正皇帝下旨崇祀于渠哥庄（今曲哥庄村）名宦乡贤祠，墓地亦修在曲哥庄村。王氏家族称这里为“南茔
  ”。1943年日本侵略军扩建飞机场殃及200年前的一代名臣，日本人令王家将王懿父子墓限时迁出,80多岁的王乐孔老人曾参与迁坟。他说，当时，王氏家族胶州王家庄的族人出资、大枣园族人出人,雇了一辆美国造军用卡车，整整干了3天。王懿的棺木是双层的,外椁木料厚约10厘米,棺椁之间的缝隙里灌满了松香;打开椁棺,人们看到棺上盖的黄缎子“旌”仍然完好无损。这灌满松香的双层棺木极为沉重，几十个棒小伙子用木杠抬,一起步，木杠“咔嚓嚓”连断数根，棺木纹丝不动，最后是在棺前挖沟加滚木一步步移出墓穴、移上汽车的。棺木运回村中宗祠停放，一切遵从正规葬制，停灵祭奠数日葬入北大茔。
  王家还有许多趣闻轶事，村里人最爱讲的是“也字不打勾”的故事。王懿在京做官多年，交往甚广,他自己也曾任过清朝康熙戊戌科（1718年）会试主考。据说在一次会考中，王氏家族得中8个半进士（其中半个是女婿），创科举制度以来一门同榜的最高纪录。有人暗中调查，发现王家子弟的试卷上凡是“也”字均不挑上最后那一勾，分明是约好作弊的暗记。上奏朝廷后，皇上龙颜大怒，派钦差去山东微服私访,要严惩王懿。王懿在京得了消息，派快马回乡报信，安排子弟们无论是在田间锄地，还是在园里薅草、路上拾粪，都要拿着书本做出读书的样子。待到钦差到了大枣园村，只见推车挑担的，扛锄牵牛的个个手不释卷，摇头晃脑念书，咿咿呀呀吟诗。钦差喜道:“乡野之中诗书气如此浓厚,村夫农人皆苦读圣贤书,一榜八个进士也嫌少。”回京复命，天大的事化作烟消云散，大枣园王家却传下个“也字不打勾”的趣谈。然而查《王氏世谱》，却未见一榜八进士的盛况，此故事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但从故事里却能看出，大枣园王家堪称耕读之家,当年各家子弟们不论操何业为生,都能捧起书本诵读,亦是十分难能可贵。
  王氏族人重视教育，子弟们有条件的考科举、上太学、走仕途的在沧口地区首屈一指。谁知到12世“基”字辈上，有个富裕人家的独生儿子，不想出将入相，每日里琴棋书画过得好不优哉游哉，把爹娘急得不行只是无可奈何。父亲去世后他没了管辖，不上几年把家中近5000亩地变卖一空，最后自己竟落到唱渔鼓为生的地步。他在李村集上敲着渔鼓说《三国演义》、《水浒传》，并不按寻常说书人的路数,是根据自己烂熟于心的原著情节,说得细致生动，在沧口地区名噪一时。他如此落魄却少爷脾气不改，依旧花钱大手大脚，每每有人钻他心善手散的空子,换上破衣跪到他面前说些家中遭难的苦情，或说老娘去世无钱下葬的鬼话，他便撩起破大褂取出刚刚卖唱挣的钱一股脑儿送给求他的人。这位少爷迂腐可爱的性格常常成为众人的话题。还有一个“基”字辈的子弟，是个超级戏迷，自己也是柳腔京剧样样来得，曾痴迷到做什么事都要唱着戏文，正月里走亲戚，他钻进戏园子忘记走亲戚的“任务”，惹得家人和亲戚都老大不高兴;到地里拾掇庄稼,他拔棵谷子作马鞭,将谷地当舞台，唱起戏来不知回家;他背着家人拜名角为师，玩票玩到极高的境界,人送外号“活包公”，又因他的眼有残疾，还叫他“独眼大生”。他在外面登台玩票唱戏,却把家里瞒得铁桶似的，甚至为躲开家人的耳目，花上路费悄悄跑到外地去过把瘾。一天，他的老兄到海州（今连云港）做买卖，有朋友说今晚戏园子里请青岛的名角来唱戏,平日难得一见，要请他去听。老兄欣然前往，及至名角上场却把他老兄惊得张口结舌——原来这名角乃是他那不务正业的胞弟！ “西洋镜”戳穿后，“活包公”便堂而皇之地开唱,再也不用煞费苦心地遮遮掩掩了。100多年前，村里住过一位汪大人，据说这位汪大人是安徽人,官至西台御史。他看中了大枣园的青山绿水,在牌坊街北临街建了一座宅院,家眷都接过来同住。村中的地保常因为村里公事去汪大人家，这位大人倒也礼贤下士，每次都把地保让在客座奉茶。即墨的县令也常常来拜访汪大人,还常讨教一些公事。在汪大人的客厅里,地保也是客,与县令平起平坐的;地保有事去县衙,县令见汪大人的座上客来了，也热情接待,不像对其他地保那样板着脸。因为老百姓讽刺地保是官府的狗，所以过去北乡有句笑话“大枣园的狗也比县官大”就是由此而来。汪大人在大枣园村住了十几年,家中突发变故，他的儿子不小心从小楼上坠地而死,汪大人将儿子厚葬在大枣园村西北的小枣行以西，人称“相公茔”。汪大人痛失
  爱子，一个人在北方住着心情郁闷，于是卖掉宅院离开这个伤心地回了安徽。
  大枣园村近代出了一位颇有名气的画家王仙坡，他的作品在日本、东南亚各地很受欢迎。王仙坡，号依山园主、白衣舍人，本名王知昌。20世纪30年代在济南、杭州学习绘画；1935年东渡日本考入东京大学
  王仙坡纪念馆美术科学习油画;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怀着满腔爱国热忱毅然归国，做过教员，开过画社，后回到故乡大枣园村边务农边作画，在多年的创作中独辟蹊径，将早年所学的油画绘画方式糅合于中国画之中，作品清新优美，贴近生活，诗意盎然。王仙坡于1987年病逝，为人们留下许多珍贵的画卷。
  大枣园村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在青岛早期秘密活动的中心。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向明，于1929年被分配到大枣园小学教书。在中共党员、宋哥庄小学校长张静源的帮助教育下，向明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第二年先后担任中共沧口区委宣传委员、区委书记。他利用小学教师的身份作掩护开展革命工作,利用办工农夜校的机会和工人、农民亲密接触。1932年5月，向明、张静源组织日商富士纱厂工人罢工被告密,张静源被敌人逮捕，向明得信逃脱后赴济南。向明在大枣园村工作期间，大枣园村、十梅庵村、楼山后村一带的进步青年接受他的爱国教育,为我党在楼山后地区的工作打下很好的基础。大枣园村还出了几个女革命者，如原名刘文卿的杨真同志,1935年在市立女子中学读书时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她遵照组织指示在青岛做党的工作,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直在青岛做妇女工作，曾任中共青岛妇女特支书记。1945年8月，中共胶东区党委决定在青岛市内组织武装起义,杨真领导妇女特支在敌人警防团、警察大队中做瓦解工作,还在小枣园、十梅庵、南岭等村设立秘密联络点，为武装起义运送武器。新中国成立后,杨真进入外交界，曾任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武官秘书。她在外交部工作到1970年调离。1976年5月，杨真病逝于北京。
  大枣园村丰富的人文故事还有很多，这是王氏家族、大枣园村，也是全社会的一笔宝贵财富。今天的大枣园村站在昨天的辉煌上，逝去的历史在激励着他们更加励精图治、奋发图强。正像大枣园村史志编写组的编辑们用一首诗表达的：“治国安邦心犹在，光宗耀祖志可酬。古老枣园写文明，英才辈出数风流。”
  （根据王建海、王孔俊、王孔瑞、王乐孔、毕序峰、王孔义、王文杰等口述整理）十梅庵村
  刘锦
  “十梅庵”是一个妙曼脱俗的名字，青灯黄卷的古板
  冷清和亮丽活泼的春色糅合在一起，给人以无尽的遐想。于是许多有趣的故事便随着美丽的村名而生，使这个古老的小山村生动鲜活起来。
  十梅庵村坐落在老虎山最北的山头——围子山西麓，已经有600余年的历史。600年来，村子数易其名。
  鸟瞰图因立村人为盛氏家族，人称其最初的定居处为“盛家沟”，后因与盛家为邻的是座古庵,传说庵前坡上生着十株梅花，这里又被人叫做“十梅庵”；清朝同治癸酉（1873年）版《即墨县志》的“七乡村庄图”中标志为“东庵”；在1899年德国人海因里希•谋乐编著的《山东德邑村镇志》中记述为：“十梅庵，十为数字，梅为梅花，庵即庙。有475人。”书中恢复了“十梅庵”之名。自20世纪以来的百年中，十梅庵村发展速度较快，据1928年的《胶澳志》中统计,1926年时，十梅庵村发展到178户，1106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十梅庵村属于四沧区管辖，村中有305户，1734人;1951年,十梅庵、楼山后、石沟等10个村庄划入楼山区，属崂山办事处所辖；1965年6月十梅庵等16个村再次划回沧口区。“文革”中，“十梅庵”这个名字作为“四旧”被破掉，改称“向阳村”,1978年后恢复原名。2000年，全村3100余人办理了“农转非”手续,2004年“村改居”后，十梅庵村完成了从山村到城市的嬗变。
  十梅庵村东、村南皆被青山环绕，从现在的村办公楼上向前看去，老虎山郁郁葱葱的9个山头尽收眼底，那一脉青峰横亘在村子南边，在东南方叫做“黄花顶”的山头处打了个弯转身向北延伸,把十梅庵村轻揽入怀,像母亲呵护着她的娇儿。村南那一溜青山又分成两个部分，最西边的虎头石山和东台山联袂而立，与邻山形成一个大大的山口，山风从山口钻过来，风大时吹得人站不住脚跟，人们把这个山口叫做“南尖口”。过南尖口后，东边的几个山头排着整齐的队伍，中间比众弟兄高出一截兀然挺立的那座就是黄花顶，山坡上生着大片的黄花菜,到七八月份花期之时，漫山遍野开得黄灿灿的耀眼,热闹非凡。黄花顶上的大石崮最高处天生一个圆圆洞，直径约40厘米，黑沉沉深不见底，上山拾草捡柴的孩子们常常俯在洞口上喊一嗓子，或扔一块石头,然后头也不回撒腿就逃,没有一个孩子敢等着听听洞里的回声的。多少年来都传说，黄花顶的圆圆洞里住着从即墨马山搬过来的一个狐狸家族一一中国民间认为狐狸是一种有特异功能的灵物，介于亦正亦邪之间，与之交好，能给人带来财富和好运，但稍有不慎得罪了它,就会受到骚扰和捉弄。所以人们对它又敬又怕，尊其为“胡三太爷”。在北九水一带还将雄狐称作“火化仙”，雌狐为“荷花仙”，流传着许多火、荷二仙惩治坏人救人解难的故事，有些地方还建有狐仙庙进行祭祀。黄花顶上的狐狸家族常常下山，幻化成人形给人打卦看病。据说“胡三太爷”给人看病常常不按常规出牌，却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患者会从这些蛛丝马迹中看出端倪，猜测到大夫的身份。一次,有个患者颇为疑心大夫的来路,试探道，大夫家住哪里？那大夫答曰：家住黄花漏斗县。人们一琢磨，恍然大悟,原来这位大夫就是住在黄花顶上圆圆洞里的“胡三太爷”。从此以后，大家就常常将黄花顶戏称为“黄花漏斗县”，但对那个圆圆的“漏斗”却增加了恐惧感。漏斗东边的山坡上，有三块石柱天然搭成的门框子,在千百年的风风雨雨中纹丝不动牢固依然，远近各村都叫它“小石门”。
  黄花顶以北，即老虎山弯腰向北转折之处的山头叫做“郭岚顶”。郭岚顶上矗立着一块3米余高的大石，中间一道自然生成的缝隙,宽窄可容一个人钻过去,在远方向大石眺望，可从缝隙中看到蓝莹莹的一线天空,人们便叫这块大石为“亮窟窿”。有条山路从山脚向上越过名叫“羊栏顶”的小山弯曲攀上亮窟窿，再向东翻过山去可走到罗圈涧。传说古时候，这条山路边曾有座“老母庙”，因本地人称观世音菩萨为“观音老母”，山路就被叫成“大神路”。大神路深入老虎山腹，群山在大神路南围出来一个盆地，四周山坡上纵横交错着无数条沟沟壑壑，深的十五六米，浅的八九米;沟窄处20余米,最宽处300多米，山水汇集到盆地里，成了一个大水湾，取名叫做“石湾”。石湾北侧是矮矮的小山头羊栏顶，东侧是郭岚顶那刀削斧劈般的百米悬崖，每当夏季大雨过后，飞流直下,跌落在石湾里，如惊雷在山谷中回荡。
  十梅庵村东是海拔203.8米的围子山，也是老虎山9个山头的最北面的一个。围子山名来源于它的顶部有一圈石头垛成的围墙，围墙厚2.5米，咼2米，围起的地面上百亩大，不知是哪个朝代为何而建的。传说150年前，围子山曾发挥了一次作用。那时闹“红胡子”土匪，老百姓又叫他们“土鹰子”，有一支“土鹰子”从徐州过来，这一带的老百姓就都逃上围子山躲进围墙里；“土鹰子”向上攻,百姓们就把围墙上的石块掀起向下滚,对峙了好几天，最后“土鹰子”终于熬不住撤走了。现在围子山顶上还残存着几段石墙,老乡们也忘不了 “土鹰子”的故事。
  60年前,十梅庵老村像镶嵌在老虎山腹上的一颗明珠，小巧淳朴丽质天成。小村里的姓氏有十余个，臧、张、庄、魏家族人口比较多，明朝永乐年间来此占产立村的盛家只有几户人家,倒成了村中的小姓。近几十年来，盛氏家族繁衍很快，现在已超过百户。据盛家世代口口相传，在明朝永乐初年向山东大规模移民时，他们的祖先盛氏三兄弟自云南万里跋涉来到即墨围子山下，见半山坡上断崖高约二丈，崖南是一条南北走向百尺宽的大沟，其时虽是三九严寒，但高高的断崖将呼啸的北风挡在沟外，崖前阳光明媚温暖如春,沟底山水潺潺而流连冰都不结，真是个宜于人居的好地方！再向南看，小溪水南岸的半坡上有一间借崖为墙，用碎石泥巴垒起的小屋，里面居然住着一位老尼在苦修。当时的山东人烟稀少，能见到个人真是倍感亲切，疲惫不堪的盛家老三本已无力前行，见到这有山有水有人烟之处，便不顾兄长们再三的劝说阻拦，执意要留下来。盛家老大和老二见状只好撇下弟弟前行，老大一直北上到北京郊区落户，老二到了平度，立村“盛家庄”。盛家老三就在溪南离尼姑庵百米处搭建茅屋定居，人们称这里为“盛家沟”，尼姑住的小泥屋处为 “南黄泥崖子”。盛家老三在沟底定居后，又有胶州魏家屯的四兄弟迁徙过来。魏家本是弟兄五人，走到五龙河过河时，小兄弟不幸溺水而亡,剩下成、州、炳、灿四人来到围子山半坡,在盛家沟北的崖顶上安家。魏家人口众多，聚居之处渐呈街形,人们称其“魏家街”，这就是十梅庵村最早的东西大街。第三家搬来的是庄氏家族。据清朝咸丰三年（1853年）初修、清朝宣统元年（1909年）重修、1927年再修的《庄氏族谱》“迁居源流”中记载：“庄氏始祖讳圣德,世传自云南迁即墨，卜居崂山之十梅庵。历传数世后,乃有自十梅庵迁港东，由港东迁楼山后者，布祖之支派也;有先迁港东后又迁枣园者，文祖之支派也。唯宣祖之支派至今安居祖里，而松祖之支派则完全移居于港东。”谱中记述，庄氏始祖圣德定居十梅庵村后单传了两代,其曾孙辈却是5个男丁，再生下9个男孩，家族日渐庞大。到第七世后，庄家后人陆续迁出，现在十梅庵村里的庄姓，都是第七世庄宣繁衍的后代。庄家的祖茔选址在老虎山黄花顶脚下石湾的东侧，族谱上有详细记载：“庄氏祖茔卜葬石湾崖上，茔地四周约有四亩余,东至河底，西至崖上南北小沟，南至崖墙上东西小沟，北至河底。茔中有碑，上书’庄氏祖茔明弘治三年立。外有宣祖、松祖碑文，又有守田、守仁及得祥祖碑。”庄家的茔地四周高中间低，大家叫它“酒盅里头”。1970年楼山人民公社组织大枣园和十梅庵两个生产大队一起把石湾建成水库，整平了庄家的茔地，果然挖出雋刻着“庄氏祖茔”四个大字的石碑，石碑上落款为“明弘治三年”（1490年），为十梅庵村立村时间提供了旁证。这个“酒盅里头”，年复一年地被沙石层层淤积着，庄氏族人的坟墓竟也一层层葬上去，平坟时发现居然有三层坟墓摞在一起。庄家进村后在魏家街的东头南侧定居，渐渐地自己家族形成了一条状如“L”的南北胡同，人称“庄家胡同”。庄家人在胡同南口、村土地庙的西侧空地上建了个祠堂，小院约100平方米，院里的大榆树胸径达30多厘米，树龄恐怕得有200岁，每年春天挂着满枝的榆钱，仍是一派生机盎然。
  第四个迁进十梅庵村的是臧氏家族。据清朝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初修、1926年重修、2001年再修的《臧氏族谱》记载:“明初一世祖来自卜居西莲台,厥后二支迁居沟崖，吾始祖遂移东北沟名曰上臧疃，又名上流庄。”约在350年前,上臧疃臧家第四支的臧松有兄弟五人，其中五弟闯了关东，在辽阳城后沟千金寨落户，臧松和四弟迁到十梅庵村。老四选了村东边高坡上的平坦地面搭房建屋,其后人也围绕着这块高台子居住,人称“小东台”臧家,又叫他们“东臧”；臧松及后代在魏家街最西头南侧定居,人们叫他们“西臧”。东臧和西臧两大支都已传了12世子孙，是村里的大姓。臧家的老人们与祖居臧家上流村的本家们往来还很密切，他们常常自豪地说，当年臧家祖先是明代的军户家族，世袭千户之职。先人们在臧家上流立村时，村中主要街巷布局都是按军事防卫的要求设计修筑的，到今天进入臧家上流村的老村仔细观察，还能体会出街巷纵横弯曲的用意。
  村里另一大姓张氏家族，迁进村也有200年。据1936年修纂的家谱记载，明朝末年，即墨城南泊子村张孝学迁到十梅庵村和湾头村之间建了一个“小泊子村”（小泊子村现并入湾头村），清朝嘉庆三年（1798年）孝学的七世孙世法迁入十梅庵村，至今繁衍到12代。张家聚居在村东头东臧以西的4条胡同里，村民称之为“张家胡同”，最东面的那条胡同宽5米多，贯穿村子南北，是村里最长最宽的南北胡同，村民叫它“张家街”。环绕在村东的山脉里的沟壑似乎和张家街有着某种联系，每当雨季张家街就像条小河道，大股的山水从山中汹涌奔腾进入街里,久而久之就把街面上的泥土冲刷得干干净净，大大小小的石头都露出来，坑坑洼洼的十分难走。张家街出村后在村北的田头上分成7条宽1米左右的小路,通向四面八方，大家叫这里为“七股路”，是村里人下北坡必走之路。
  十梅庵村的老村里最古老的街道，就是横贯村子东西的魏家街。魏家街在村子南半部分，街面宽约4米，像一个大大的“Z”字，上下两横飘飘洒洒的向外延伸过去，下面的一横向西通大枣园村，上面的一横向东通到山里；魏家街中段的南侧，有魏氏祠堂“追远堂”。追远堂的大门朝西，四间平房，半茅草披顶（过去经济条件差，普通民房“间口”只有六七个平方米，各村的祠堂、庙宇盖得都不大，草屋顶或半草屋顶是常见的事，如东李村的“娘娘庙”就是半茅草屋顶的），院子里种植了4棵大柏树,棵棵都有半米粗。新中国建立后，追远堂改作小学校,1964年小学迁走，生产大队便在大院里办起保健站，开了间理发室，还安了个茶炉,社员们拿着大队自制的理发票和开水票，理一次发1角钱，倒一壶开水1分钱，这里成了社员们享受大队给予福利的地方。魏家祠堂西边的胡同口，建着一个沧口、李村地区极为少见的“走马门楼”，骑马的人不必下马可直接通过门楼进入院中。这条胡同是西臧一族居住的“臧家胡同”，胡同宽约4米，铺着青石条地面，整齐干净得在村中首屈一指。高大的走马门楼横跨胡同，耸立在两边房子的山墙上，扣着青色小鱼鳞瓦，四角弯弯起翘，建得十分精致。据说,走马门楼可不是任什么人家都能修的，这户人家必须得家道富裕、为人善良,常做些有益于乡亲们的事情才能被大家认可,可惜这座门楼后面蕴藏的故事已经无处寻访了。1984年，胡同口一户人家翻盖房屋，走马门楼本是以两侧房山墙为基础，一侧基础拆去，门楼无所寄托,精致而少见的门楼就此消失。从臧家胡同向西几十米是座关帝庙。十梅庵村的关帝庙修建得普普通通，可村里人对“关老爷”的尊重敬奉却是别的村不可比的。每年的农历五月十三日，传说是关帝磨刀的日子，他无意间洒下的磨刀水落到人间，就是滋润万物的甘霖，所以这天又叫做 “雨节”。十梅庵村的村民每年的五月十三日都要请人写一副“日月贯长虹，英雄定乾坤”的对联,笙箫鼓乐细吹细打地给关老爷上香贴对子，向他祈求一年的风调雨顺。
  魏家街西头通到十梅庵村的村外，与贴在村西的一条南北路相交。这条南北路对青岛市来说是很重要的，1959年12月31日青岛月子口水库（今崂山水库）建成启用后，通往市区的自来水输水管就埋在下面。埋管道的地面上不允许有建筑物,从水库到市区的输水管上面就形成了一条5米宽的道路，村民们称其为管子路。随着村子人口增长，大枣园村和十梅庵村已经连成了片，之间只横着这条“管子路”，农舍隔路相望,笑语之声相闻，外面来的人常常把这两个村当成了一个村。50多年前，要想进十梅庵村必须穿过大枣园村，从村东侧的一条小土路弯弯曲曲向北再向东，越过一条河沟,走进盛家沟后才能爬上坡到达十梅庵村,每到雨雪天气,河沟里水大冰滑十分难走。1953年，十梅庵村里在工厂上班的400名工人每人捐出一袋面粉（过去计算“价值”，都是以布匹、面粉、小米、苞米面的单价为计量单位来换算），在河沟上修了一座钢筋水泥小桥，方便了十梅庵村民们的出行。小桥取名“胜利桥”，大枣园小学教师赵侃题写的三个繁体大字至今犹在。“胜利桥”通行那天，请了崂山郊区领导来剪彩，还请国棉七厂的纺织姑娘来表演了一台歌舞，那轻盈飘逸的“采茶舞”深深地留在观众们的心中。
  魏家街上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现在村民们也不知这条规矩的来龙去脉,那就是魏家街上路南不准栽树，想栽树得去路北。路北和魏家的追远堂正对面是立村人盛氏家族的祖茔，约有1亩多地，周围长着一圈黄毛棘子 （本地方言，矮酸枣棵子的意思）。这里位于村子正中心,是人们来往的必经之路,多少年来无数的脚步把盛家茔
  四周踏出一溜小路，像飘带般系住这片茔地。据说在百余年前，这一圈小路引起一位地理先生的注意,他神乎其神地对村民们说，知道盛家为什么总是单传的多、人丁不旺吗？都是那围在茔地周围的小路惹的祸。1966年初,盛家茔整成平地，修成一个大场院，还在场院西头夯起个一米半高的土台子,扎上挂幕布的水泥柱架子，开大会、演节目、放电影以及与村东边防化连驻军联欢等大型活动都在这里进行。盛家茔东北角上是臧家的祠堂“继善堂”；盛家茔东是20世纪初迁进村子的韩姓家族聚居处。韩家人并未将农家小院盖成排列整齐的胡同状，而是散居在场院的周围，人们便将韩家住处叫做“韩家场院”。韩家场院旁边曾有一座基督教浸信会福音堂，是1941年美国传教士司保罗创立，并购买了3分宅基地盖起这座福音堂。这处房子虽是美国人所盖，但它的风格与当时青岛农村的普通民房毫无二致:一排三间正房、七八个平方米大小一间、木制格子门窗,异常的简陋。1948年，田恒秀夫妇来此任传教士；1951年后停止聚会，田恒秀夫妇成了十梅庵村的村民，后来又双双被遣送原籍安丘县，教堂的房子做了生产大队的办公室。1970年，大队给田恒秀平了反，他们又返回十梅庵村居住。2003年，政府在管子路东建了一座新的基督教堂，供周边几个村里的信徒们聚会。
  魏家街上曾出过好几个“文化人”。清朝光绪年间，魏家的魏立桂进京赶考中了个武举人。魏立桂能文能武,写得一手好字，拉得开百斤的大弓，当年他考功名用的那张弓一米半长，弓背三指宽，平时就挂在炕墙上，他的后人们保留到“文革”时才将它毁掉。78岁的臧作佳老先生在50年代曾试着拉过，当时年轻力壮的他用脚踩着弓背，双手握住弓弦,鼓起全身的劲向上拉，人都憋得眼前金星直冒，可弓弦纹丝不动。魏家还有位秀才魏立梓，靠教私塾卖文度日，这位老学究1960年80多岁时去世，入殓时带着他考中秀才得来的红缨帽,穿着他的功名服，让村里人见了个世面。与魏秀才同时的还有庄家的庄秀才，可这两个秀才的文名都不如张家的张方凯。张方凯饱读诗书、文采斐然，曾手抄全本《史记》，将那文韬武略研究得精而又精,却两次赴试落第，连个秀才都没挣回来，搞得他心灰意冷，后来他靠给人打官司写状子为生，倒也没埋没了他那一肚子学问。张方凯晚年以“刀笔”著称，凡他给人写的状子，只字不用改动，递上去赢官司百战百胜，人送外号“肚里有牙”，简称“张大牙”，至今村里流传着许多张大牙打官司的趣闻。有人开玩笑说,可惜张大牙没有后代,倘有个一男半女,怕不是个名牌大律师？当年在围子山下的小村庄有了雏形时，周围各村人烟亦渐多,“南黄泥崖子”上的尼姑庵里也不断有妇女皈依佛门，那碎石泥巴勉强垒就的陋室已容纳不下，于是四乡的村民就为尼姑庵增建了一些房舍。传说，尼姑庵外山坡上野生着十株梅树，而庵里修行的尼姑无巧不巧的也是十位,个个兰心蕙质、清丽聪颖，直赛过庵前的十株梅花;且她们的名字也脱开佛家法号的框框，竟然都以“梅”为名，如春梅、冬梅、腊梅、雪梅、桃梅、杏梅……一个妙趣天成的庵名“十梅庵”就这样叫开来,美丽的小村子也被呼作“十梅庵村”，村民们把古庵、家族和村落的历史一代一代地讲述下去,把历史故事和对生活的美好向往留给了后人。十梅庵村以庙得名，但今天人们口中的“十梅庵”已经不是传说中的古庵庙堂。那座古老的尼姑庵已经翻修过三次，二易其址，由盛家沟南崖的南黄泥崖子迁到沟北崖。今天沟南的窑场东部土坡上是古庙的原址,1996年工人取土烧砖时，曾在南黄泥崖子上挖出一片铺着薄薄的古砖的地面，大家猜测这就是古庵的庙堂所在。传说古庵重建时已是清朝康熙年间，那时十梅庵村的西邻大枣园村王家出了不少的秀才举人，几代人在外做官,足足兴旺了近百年。以当时的社会风气和王家的身份地位,王家发起重修古庵的倡议自然得到了乡亲们的热烈拥护,大家踊跃捐款,在大枣园王家牵头主持下，十梅庵迁到更为宽敞开阔的崖子北岸，建成了一座观世音菩萨庙，大家叫它“娘娘庙”。“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是佛教中家喻户晓的神祗。《佛学大辞典》中对“观音”条目这样解释:“观音本作观世音,唐人讳'世’字（避唐太宗李世民名讳），故但称观音，后世遂沿用之。”这位菩萨的梵名有三，一为阿缚卢枳低湿伐罗，意译观音;二为阿缚卢枳低卢可湿伐罗，意译观世音;三为阿缚卢枳多伊湿伐罗，意译观自在。观自在，意为洞察世界，无所不在，救拔众生，无所不能。观世音，意为世上苦恼众生，若一心称菩萨名，菩萨即时观其声音，众生皆得解脱。观世音出现的时间很早，在佛教尚未产生的公元前7世纪,就是婆罗门教中的“善神”了。那时的观世音是一对孪生小马驹，慈悲和善,神力宏大,它能使盲者双目复明、肢体残缺者健全、患疾病者康复、不育者生子、公牛产乳、朽木开花。这对小马驹观世音受到当时的天竺国人普遍的信仰和崇拜，在整个社会中影响深远。公元前5世纪,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佛教的教义比婆罗门教更为完善和进步,故此传播得很快,婆罗门教徒也转信佛教,但在婆罗门教中影响深远的“观世音”始终不能舍弃。在公元前3世纪，小马驹观世音正式进入佛教,称作“马头观世音”，却只剩了一头小马驹;公元前1世纪,佛教徒们考虑到所有的菩萨皆为人身，唯独观世音是畜身,就将观世音的形象变为一伟岸的男子。随着佛教广泛的传播，观世音菩萨的法力也越来越大，他的形象在信徒们口中亦随缘而变,忽男忽女，可慈可怖，变幻多端。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唐宋时代非常盛行，还演绎出女性修行得道成为观世音菩萨的故事，特别受到妇女们的崇敬和信赖,信徒以女性为主流,观世音菩萨也顺应信徒们的心愿，以女身示人的时候较多。她以自己独有的魅力，成为文人咏吟、画家描绘、雕塑家砍凿搏捏自由想象的对象，于是观世音的形态集大千世界种种色相于一身而随缘应化，最后定型为33种形象，如杨柳观音、龙头观音、持经观音、圆光观音、游戏观音、莲卧观音、鱼篮观音、青颈观音、琉璃观音、蛤蜊观音等，女身、男身、童男童女身、龙身、夜叉身、千手千眼身、十一面（孔）身等等多种化身，还有盘坐、踞坐、倚立、伫立等等各样姿态。最初十梅庵供奉的是哪位神仙已不可考,到清朝光绪十一年（1885年）“娘娘庙”再次翻建后，供的则是莲卧观音菩萨——观音双手合掌安坐于莲花座上，面带微笑俯视着世上芸芸众生。翻建时村里各姓都捐款随过功德,即墨各村各疃的老百姓也都积极赞助,庵里那口大铁钟密密麻麻铸着捐款人的姓名，村里识几个字的孩子把到钟上找自己家人的名字当成了最喜欢的游戏,78岁的臧作佳老人就曾找到过他祖父的名字。这口大钟在每年的正月初一是可以敲来祈福的，四乡里来上香的乡亲们挤满院子，想敲钟祈福的人也排起了大队;少年们为敲“头钟”半夜就摸黑跑到庵门口等着，敲上“头钟”的心中会狂喜不止，美滋滋的心情能跟随他们一年呢。当年敲钟的少年现在都成了古稀老人，可一说到十梅庵的钟,老人们却满眼都是光彩。清朝光绪十一年重修的十梅庵庙堂约有50多平方米，一溜5间,正殿上飘飘摇摇地垂挂着各种花色的绸幔帐，都是善男信女们许愿还愿时的贡品。紫檀木雕成的莲卧观音合掌端坐于飘拂的绸幔之后，1米多高，刀工细腻、线条流畅、通体鎏金,但头却是铜制的,慈眉善目栩栩如生。庙宇的院子很大，约400余平方米,起着高大的门楼子，进门是个大照壁，院里种植的黄杨、楸树、刺松都有几百岁年纪。最古老的树当属庙门外沟底那两棵一搂多粗、近20米高的银杏树，可惜它们是同性的，没有授粉的机会,也就从来没有结过果。1958年，这两棵古银杏树被四方海带养殖场买去修了船。十梅庵村里最为出名的是庙堂里东西山墙上的壁画，请的画师是荣登《胶澳志》中“人物志”的胶州丹青妙手宋孝真。据说，作画那年宋孝真已78岁高龄，老人家殚精竭虑，一心要为娘娘庙画幅最好最美的壁画，勾画了多少种草图自己都不满意。这天，他一个人在庙里边喝闷酒边构思画稿，不知不觉暮色四合，酒意亦到微醺。忽然，宋画师灵感突至,老人家一跃而起，借着醉意将那大号画笔饱蘸浓彩，在庙堂雪白的山墙上泼墨挥毫，只见他笔走龙蛇如得神助，风驰电掣般画出了一世的得意之作。他在庵堂的东西山墙上各画一丛竹子，东山墙上那丛竹如正被雨水冲刷敲击着,竹叶片片青翠欲滴，似乎看到竹梢的震颤、听到竹叶簌簌作响;西边山墙上画的是被狂风摇撼着的竹林,如波浪起伏高高低低,似能听到竹涛阵阵。传说老人画完后一天一夜痛哭不止，别人问他为什么如此伤心，他回答说：“我一生画画无数，这两幅可谓登峰造极，我痛惜它们不是画在纸上或布上，可惜我的心血呀。”这两幅画炉火纯青、几可乱真，曾发生过鸟儿不辨真假欲投入竹林撞墙而死的事，远近各村都知道十梅庵“东山（墙）一棵雨竹，西山（墙）一棵风竹”，那倾注了古稀老人一片深情的壁画。1948年，国民党军队拆下院门口的石条修碉堡,庵堂的门也遭到破坏。新中国成立初期破除迷信，大铁钟抬到大枣园村（大枣园为枣园乡乡政府所在地）存放,檀木观音被抬到庙外烧掉，细密的木头发不起火来，几天几夜才燃尽，那高雅的香气久久地氤氲在十梅庵村的上空，把个小小的山村都醉倒了。1957年庙顶塌圮,后来才将残垣断墙清理干净，今天村里50多岁以上的人对断墙上的残画还有着深刻的记忆。
  传说中的十梅古庵是由尼姑主持的，但在人们记忆中的庵里却住着道士，传说，庵里先后住过万、臧、郝（青岛方言读“huo”）等姓的道士，村里至今流传着他们许多神乎其神的轶事。道士们羽化后，就葬在庵外的山坡上，村子向外扩展，将坟墓压在底下。20世纪70年代，十梅庵大队第八生产队的办公室就盖在道士们的坟旁，1972年，生产队平整院子时挖出了道士羽化后坐的六棱带盖花瓷大缸及随葬的锡灯，第八生产队队长庄林基立即将这些文物送往市博物馆收藏。据传说，十梅庵刚刚翻建完毕时就有“高人”出语惊人:这个庵可不一般，将来会有一万个道士呢。主持的老道听到这“耸人听闻”的预言,真是又喜又惊，喜的是万名道士的庙宇，那该有多么大的规模！然而人多乱、龙多旱，这么多道士可怎么管!有了“高人”的这句话，十梅庵就开始招贤纳士。这天，老主持叫小道士到北边去接个新徒弟，小道士从七股路向北走，一直迎到湾头村也没见个道士的影子，忽听树荫下一背着孩子的老太婆说接的人在岭后头。小道士听了也不多想,一溜烟跑到湾头村北的岭后，却也没找到新来的道士，只好无精打采地回去。谁知那新道士与他错过了，自己一人寻着路也来到庵里,正和老主持说话呢。听小道士将情况一讲,老主持心内一惊,那老太婆莫不是观世音菩萨在点化吗？他便问新道士姓字名谁，新道士答道:“姓万名得一。”老主持似有所悟，从那以后这十梅庵里从来也没有两个道士同时修行过，更不用说出一万个道士了。有一段时间，庵里的主持是臧道士。臧道士平易近人，和村民们的关系特别融洽,村里人对他就像对俗家乡邻一样,甚至赶集都轧（当地方言读ga）他个伙去。村民们在庵门口叫着他一起上流亭集，臧道士总是答应着说，恁先走吧，还有点事干完就去。及至村民走上15里地到了流亭，却见臧道士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到了集上买妥了东西要往回走了，久而久之村里人都说臧道士有“缩地法”。臧道士是个勤快人，干起活来还很细心。有一年夏收后下了一场好雨,大家都抢农时种豆子，一些劳力少的人家就去请臧道士撒豆种、捻豆粒，不管谁请，臧道士都一一应下。这天，村前村后都是抢种豆子的，放眼看去,满坡里晃动着臧道士捻豆粒的身影儿，于是大家才知道臧道士还会“分身术”。还有一年，久旱无雨，眼看着庄稼就要绝收,人们心急如焚,一齐去求臧道士做法事祈雨。臧道士轻描淡写地说，不是要雨吗，把流亭洼里 （洼里，即墨村名）的雨拉过来就是了。话音未落，就见北边天上乌云翻滚，飞快地向南奔着十梅庵村而来，刹那间电闪雷鸣，豆子大的雨点“噼里啪啦”下下来了，欢喜得满村的百姓额手相庆，惊叹臧道士是个“活神仙”。庵里还住过一个郝道士，据说郝道士法力也不小,有一年即墨地儿里闹蝗虫，眼看就“挨”过来了，村民们急得去求郝道士想法子。郝道士拿张黄表纸，边念念有词边画了张符，嘱咐村民说，到河边石桥头上等着，看见有女人骑着驴过来就快快地把符贴在她胸口上，回身跑勿回头，好好听着她说什么就行。于是村民们派了个10岁多的半大小子,果真把符贴在那骑驴女人的胸口上去，只听那女人说：“小郝小郝,有话为什么不早说?”没过几天，遮天蔽日的蝗虫群“扎扎”地响着翅膀飞过来了，可它们没在村周围停留，直扑到郭岚顶上，把郭岚顶上啃得寸草不留、光秃秃一片。因郝道士聪明伶俐，据说观世音菩萨对他青眼有加，几次来点化他成仙，都因他自己的浮躁张扬错过机会。一次,郝道士骑着小毛驴沿大神路上山去，半路上一瞎眼老乞婆颤颤巍巍走过来，小毛驴把头一扭自己就想转弯下山，郝道士很生气，把缰绳使劲一带，将驴头正了回来,逼它向前走;再走上几步，那驴子两只前蹄拄着地不肯走,郝道士更来了气，狠狠地把那畜生的头拽着，肚子上连踢几脚。就在和瞎眼的老太婆错身而过时,就听老太婆说:“小郝小郝，你瞎定眼了！”郝道士不由得心中一激灵,赶快回头看去，那里还有老太婆的影子！好机缘眼睁睁地错过去了。又一天晚上郝道士回庙时，见庙门口的墙根下蹲着个要饭的老太婆，忽有“瞎撞”（一种在夏季夜间活动的昆虫，喜欢撞来撞去地扑灯光，青岛方言称其“瞎撞”）飞过来，老太婆极其敏捷地伸手就捉住一只放到嘴里吃掉，还“呸呸”地把“瞎撞”的翅膀和硬壳吐在地上。郝道士一阵厌恶，又见老太婆接二连三的连吃带吐，他便气愤愤地进了庙。第二天早晨，郝道士出了庙门,却见一堆栗子壳堆在墙根下,他恍然大悟,原来又一次错过观世音菩萨来度他的机缘，然而捶胸顿足也无济于事了。郝道士心里懊恼，便加紧修行，道号越来越大。这天，他一阵心血来潮，想炫耀一下自己的法力，就跳到大树梢上支着冶炉打起铁来，引得村里男女老少围在树下仰面看他,一边指指划划、议论纷纷。郝道士十分得意,“叮叮咚咚”打得更是起劲，忽听一女声威严浑厚似黄钟大吕充满天地之间，说道：“这不是郝小（小，青岛方言，读起来要用儿化音，意为’小子’，‘小孩子’）吗？”郝道士一听，自知张扬过度，面红耳赤地飘下树来。郝道士最终也没成仙，观音老母点化他的故事却成了十梅庵人教育孩子谦虚谨慎的教材。20年前,十梅庵村东有一处约10亩大小、六七米高的土堆，祖祖辈辈都称它“古城顶”。据专家考证，这是一处商周遗址，距今有3000余年时光。几百年来村民们在古城顶上栽种果树,据说古城顶上产的梨子肉质细腻,味道特别甜。1949年5月国民党军队撤离青岛以前，砍伐刚刚挂果的果树堆在通市区的路上做路障，古城顶的果园遭到极大的破坏。国民党军队还在古城顶上纵横交错地挖了几条一人深的战壕，曾挖出一些箭头、石器碎片等,但在那兵荒马乱之际，无人顾上去理会。新中国成立后，张家胡同的住户盖房挖地基时挖出过青铜剑,冬天挖萝卜窖时挖掘到完整的人骨架。当时山东大学还在青岛，大学历史系有个考古小组，由历史系教授刘敦愿先生任组长。1955年，刘教授带着历史系十几名学生到古城顶考察，发现一道宽约两米的夯土城堡的墙基，并挖到石斧、贝壳等物品，村民张秀珍也捐献出挖地基时挖得的两把青铜剑。刘教授考证后认为古城顶应是战国时期的海防城堡。
  古城顶遗址的出土文物——铜镞考古小组里有一个学生叫张义传，是十梅庵村张氏家族人,1955年考进山东大学历史系，他每次假日回村时总要去古城顶勘探一番。1956年暑假，张义传又带着铁锨爬上古城顶，他忽然发现有一根毛衣针粗细的杆状物半埋在土中，用手轻轻一拨,一根长15厘米、模样有点像现在缝麻袋大针的骨制针随之而出。学历史的张义传凭直觉感到这是件珍贵的文物,他小心地用纸把骨针包好,交给了刘敦愿教授。就是这根骨针，成为确定古城顶遗址时代的重要证据，将古城顶遗址的年代由原认定的战国时期向前推进到商周时代，证实了青岛是一个文明古地,3000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生息。张义传捐献的骨针和张秀珍捐献的青铜剑，现在都存放在山东大学历史博物馆中。
  古城顶遗址公园
  古城顶遗址的南面和西面各有一条大沟，在古城顶西北侧交汇，是虎头石山脉西麓雨季泄洪的主要渠道。南面那条沟深有7米多，村里人称之为“瞎汉沟”，沟壁长年被雨水和山水冲刷，隐隐露着几个墓穴似的洞。1958年，村里把瞎汉沟扩建成水库，两座汉墓出土，挖出了薄薄的带有“米”字纹和“菱”形纹的汉砖。水库占用了古城顶一部分，在古城顶深土层的断面中发现很厚的灰土层，堆积着古人烧柴草的灰烬，里面还有贝壳、鹿角、兽骨，似是古代人食用后的丢弃物。遗憾的是，现在这两处汉墓已找不到踪影。古城顶的大土堆，十几年前有窑场取土烧砖,用推土机将古城顶一层层挖去,后来古城顶变成了一个几百平方米大、两米高的土堆，到20世纪90年代末，一条沥青路从土堆间穿过，现在的古城顶遗址只剩下两个几十平方米大小的土包在马路两旁相对张望。
  十梅庵村依山傍水、景色如画,过去村民们在房前屋后都种着桃、杏、苹果等果树,远远看去只见绿树团团，找不见村落。村里民风淳朴，人心古道热肠，山、水、古迹，处处让人心醉。
  让人高兴的是,1995年青岛市政府批准十梅庵村在村东、村南的青山绿水之间建设“青岛十梅庵风景区”，并列为当年青岛市政府确定要办的十一件实事之一。十梅庵村想把生长在南国的梅花移植到自己的家乡来，将村子美丽的名字变得名副其实。种植梅园的庄实传在电视上看到中国工程院院士、梅花专家陈俊愉先生种梅花的故事，六次登门拜陈先生为师，并由陈先生引荐，认识了武汉梅花研究中心的赵守边教授。这两位大师，一位搞梅花理论研究，一位精通种植梅花，两位中国梅界的顶尖人物，教他们种花、施肥、剪枝、嫁接，帮他们在全国搜集能在北方生长的耐寒梅花，助他们研究培育新的品种,在800亩山坡上种植了上万株、200多个品种的梅花，十梅庵梅园成为北方最大的梅园。在每年四月北方梅花盛开的季节,沿十梅庵村东新辟的马路走进梅园，满山遍野如烟似霞，红的、粉的、白的、黄的，千姿百态的梅花娇媚
  梅园一角
  艳丽;群山环绕处，有百亩碧水凝翠泛漪,像裁一角蓝天铺就。梅园的设计者别具匠心，借半山上羊栏顶、石湾崖两处潋滟水色，修成“凝香湖”和“溢香湖”紧紧相连；在两湖以南,只有一路相隔，截拦南尖口下宽20米、深10米的沟壑，筑坝建堤构成层层叠叠6个人工湖,种着十几个品种的睡莲。湖旁路边,庄实传特意种植着他在全国各地重金淘来的珍奇品种，有400多岁的江梅、300余岁的雪梅、珍贵的复瓣“银边飞朱砂”、“崂山宫粉”，还有他自己用17年的时间培育出的复瓣、大花、花期长达40天的优良品种“明孝丰后”、“彦文丰后”及“桃杆小宫粉”，
  梅园中的修德碑廊
  这3个新品种已在《国际梅花登名录》中占了一席地位。600多年的十梅庵梅花的美丽传说，今天在村民们的努力下成为现实,十梅庵梅园已成为中国北方规模最大的梅园，先后举办了十届青岛梅花节，承办过中国第六届、第十一届梅花腊梅展览会。十梅庵村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也建起了工业园，招商引资很有成效，园内有服装、花卉园艺、建筑、烤漆、机械加工等各类企业50余家，并引进13家韩国企业在园里投资经营，村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集体经济的蒸蒸日上给村民们带来了日益富裕的生活，几十、上百栋新居民楼掩映在花树中，伫立在碧水旁, 村民们陶醉在这得天独厚的仙境之中。
  （根据臧作佳、庄林基、盛作平、庄宇传、张义传、庄子基、臧仁仕、魏鹏林等口述整理）湾头村
  傅春霞
  湾头村，东面是城阳夏庄的丹山，南临十梅庵村，西接东南渠村，北与城阳夏庄交界，占地0.4平方公里。村庄是由几个自然村组成的。过去,原湾头村西南有一自 然小村，叫栾家泊子，村东南山坡亦有一自然小村，叫许 家庵子，农业合作化时均划归湾头村。1956年，湾头村
  鸟瞰图与东南渠村、西南渠村共同成立高级农业合作社一一群英农业合作社。1962年划入楼山人民公社，成立湾头生产大队。1984年，撤销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体制后恢复称湾头村。现在栾家坡子与湾头村连成一片，许家庵子住房也陆续迁至湾头村内。
  湾头村之得名，据村中老人讲,是因原先村子东侧有一天然大湾（池塘），面积约有300余平方米，村子就建在湾的边上，故取名“湾头”。
  湾头村不是因河而名，但湾头河却是因村而名。湾头河发源于湾头村东侧的围子山和胡家山，从东向西一路蜿蜒而去，流入楼山河，最后汇入胶州湾。湾头村的地势低于周边地区，远远望去，如同坐落于洼里。所以每到雨季，水往低处流，一向有着三分不安分的湾头河就从山上奔涌而下，汇聚于村子边上的低洼之处，自然就形成了一个大水湾。湾满之后，雨水就由湾里流向村子中央，大街小巷到处是水，整个村子浸泡在大水里，家家户户堵上门槛，否则水就会涌入家中。为了改变这种困境，村委会筹集资金，村民们也纷纷自发慷慨资助，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对湾头河进行了几次人工改道，使其绕开村庄中心地带，改从村前经过，从此湾头河温顺下来，不再兴风作浪了。村头的那个大湾，后来渐渐被填平，人们在上面盖起了楼房，古老的大湾从此消失了。现在的湾头河，两岸芳草萋萋、杨柳依依，整条河道看上去幽静而安谧。村里最古老的道路就是村头的湾头支路了。此路是沈鸿烈主政青岛时所修，从湾头村中央向西通到西南渠方便村民出行。在湾头的村头上曾立有石碑，上书“湾头支路”，现在石碑已没有了。20世纪80年代，市政统一规划时,对湾头支路作了调整，将此路改在从东南渠村前经过，并延长至夏庄源头村法海寺，改名叫渠源路。20世纪90年代,村委会对渠源路进行了硬化，又在村后修筑了湘潭路，后来又修筑了南北走向的十环路（现称文昌路），将东西走向的湘潭路、渠源路、十梅庵路连接起来，形成了路路相通的交通网络。村中街道也是井然有序，条条相接，首尾相通，四通八达。村前有213、364路公交车通过，可直达李村、四方等地,交通便利。
  湾头村以王、张、赵三大姓为主。据考证，该村始建于明朝永乐二年（1404年）。相传最早来此村落户的是孙姓，后有赵印、张秀两人携妻儿从云南大槐树迁至大湾边上安家落户，后来孙姓人丁不旺，到了清末就已消失。村中的王姓则是清朝咸丰年间由大枣园村迁至此处。
  自王氏来村之后，村中就形成了三大姓氏。他们基本分布在湾头边上，随着村庄不断发展,渐渐形成前街、后街、东头、西头4个居住区片。后来，又有胡姓从城阳流亭迁至湾头村，村东南的山就叫胡家山。其实,此山原先并非叫胡家山，而是赵家山，为先迁于此地的赵氏所有。胡姓来到此地后，以做木匠为生。胡姓与赵姓相交很是融洽，当时赵姓家里有个儿子，不学无术，其父亲见其朽木难雕,就让胡姓教他做木匠，考取不了功名，有个一技之长也是不错的。可这个儿子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为了不学木匠，他竟然到厢房上吊了，幸亏被及时发现,才保住了小命。赵姓为了让胡姓好好教诲他，就将赵家山拱手送给了胡姓，从此赵家山就成了胡家山了，一直延续至今。
  胡姓来此之后，又陆续有綦、栾、臧、任、李、许、江、卢、崔、刘、黄等姓氏搬来。其中，许姓是清朝光绪年间由北宅南龙口村迁来，在村东南的半山腰上定居下来。据说，当年许姓先祖是到附近村庄走亲戚的，碰巧路过此地，见此地山清水秀，就带妻儿迁到此处搭建了几间草屋，以看山开荒为生。因为姓许，所以此处称为许家庵子。许家来此之后，又有胡姓从城阳云头崮村迁至此处，此胡姓与胡家山的胡姓并非一个宗族，两家没有过多往来，许家庵子的胡姓与许姓从此融洽地居住在半山腰上，过着离群索居的山村日子。直到20世纪70年代，因为村里供应粮、煤等物资，皆要下山用车子推到山上，生活极为不便，部分村民就从山上迁到了湾头村内。当时村里有13个生产队，许家庵子是独立的一个生产队，他们搬迁下去后，在村里新盖了房子，人员皆被分到了其他生产队里去,从此湾头村由13个生产队变成了12个生产队。20世纪80年代，许家庵子的人家全部从山上迁出，与湾头村完全融合在一起。原先在湾头村的南面还有个栾家泊子，俗称“南泊子”。南泊子并非是个地势低洼的地方，而是一片平整土地，因为过去人们称“地”为“坡”，说上地里去,都说是上坡里去。这个南泊子，也是原先湾头村的一个自然村,它离湾头村比较近。清朝中后期，栾姓先祖从夏庄一带迁到此处,在此繁衍生息，因为皆为栾姓,故名栾家泊子，后改叫南泊子，也叫小泊子。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增多，村庄不断扩大,房屋渐渐从湾头村向外辐射，南泊子与湾头之间渐渐连成了片，原先的南泊子已经完全湮灭在村庄的扩展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湾头村已形成了一个多姓的村落。其中，王姓、张姓、赵姓各占村中人口的近30%,其他十几个姓氏约占村中人口的10%。新中国成立前，村中户数只有360户、1700余人，现在已有1300多户、3100多人。
  在过去的历史岁月中，湾头村曾出产过一种独特的酒，它有个奇怪的名字，叫“==”酒。据说，19世纪初期,此酒已渐渐有了名气，在日本侵略军侵占青岛时更是声名大振。酿造此酒的人是村中一个名叫王丕禄的村民，他家里生活殷实，土地数量多，种植了大片大片的黍子。黍子也就是大黄米，是用来酿==酒的优质原料。王丕禄是个很有头脑的人，他因地制宜办起酿酒坊，开始生产==酒。据说，王丕禄的酿酒方式与普通人家有些不一样，别人家是将大黄米煮熟后，加入制记忆中的村庄作好的陈曲发酵，然后再经过道道工序，过滤成酒，而他家里的酷醁酒却只取大黄米煳在锅上的那层煳锅巴，加上陈曲发酵而成。所以，他做出的酒味道里还夹杂着一股煳焦味，却越发浓郁香馥，令人回味无穷。据喝过此酒的“专业人士”说，这种酒比即墨老酒好喝得多。当时，王家的酒大多销往市内各处的酒馆和商家、工厂里,青岛人都知道这种酒，日本人也常喝。据村中老人讲，改革开放后，许多台湾同胞、新加坡华侨仍对==酒念念不忘，归国时在酒桌上还指名要这种酒。20世纪80年代，日本友人访华时，也来询问过此酒。可惜该酒的酿造方法已经失传多年。20世纪80年代初期，村中为了发掘民族文化，拉动村级经济，也曾有人提出重新开发酷醁酒，当时有关部门还专门到村中进行调研，看究竟有没有这种酷醁酒，结果一无所获，最后只在《聊斋志异》里翻到的一篇文章中发现有“偶得酷醁”的字句,从而断定这种酒是存在的。
  据村中老人讲，酷醁酒之所以如此出名，其中还有一段故事。沈鸿烈在青岛任市长时期，市政府有个国民党高级军官，老家是即墨，其父亲去世后，灵柩要从青岛运回老家，沿途很多大买卖家为了巴结讨好他,就在他必经之路上设置了“茶饯”。茶饯就是为了祭奠亡人所设的路祭，要在路上摆放上桌案，桌案上摆上鸡鸭鱼肉，还有各种点心水果等供品，等灵柩经过茶饯时,要下跪磕头，跪地痛哭，以示对逝者的尊敬。当年，湾头村的王丕禄也按照风俗在楼山一带设置了茶饯。事过之后，有人问那个国民党军官，一路茶饯无数,你最满意于哪一家？他略微沉吟了一下说，沿路茶饯，唯有楼山的茶饯最好了，礼品丰盛，场面较大，三拜九叩，礼仪周全。手下人打听了一番后告诉他，那是湾头村王丕禄的茶饯，他是酿造酷醁的。为了答谢王丕禄的一片厚意，在某些场合，他就对别人说,酒席上若没有酷醁酒，就不能算是酒席！此言一出，酷醁酒从此声名鹊起。
  几百年来，湾头村勤劳善良的人们在这里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开垦了南大园、白石头、大千里、小千里、北岭、大沟崖、西洼、东洼、八王台等许多土地。新中国成立前，人们靠天吃饭，过着缺衣少食的日子，每到过年如同过关，有个村民曾写了这样一副对联：“缺吃无烧难度日，东取西借真愁人”，横批是“穷人难过”。这春联是湾头人当年生活的真实写照，当年的生活何等困顿可想而知，人们至今仍然记忆犹新。迫于生计，村里的孩子不得不到日商开办的纱厂去做童工，有时能挣得几个钱，有时日本人不给工资，只发点面或几尺布，就算一个月的工钱了。
  由于湾头村山岭薄地占了土地的一多半，多少年来，湾头村的人们在这片土地上含辛茹苦地耕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新中国成立前，主要以种植地瓜为主，因为地瓜产量比玉米、小麦高，所以可以暂且填饱肚子,也种植少量的玉米和小麦，同时还兼种果树，果树主要是桃子、苹果、梨和杏，其中以桃子最为出名。湾头村的桃子叫“五月红”，这种桃子结果少、产量低,但个头很大，样子也非常好看。据老人描述，此桃子与传统年画上那个寿星手里捧着的桃子极其相似，模样水灵灵的，上红下白，白里透红，鲜艳诱人,让人一见其模样就垂涎欲滴。每年农历五月“五月红”桃尖上开始露出隐隐淡淡的色泽，而后从桃尖上沿着一条线一点点红下来,好似宣纸色彩的浸润漫弥。此桃的价格比一般桃子要高得多,但因其样子好、水分大、味道甜，好看又好吃，很受人们欢迎，在计划经济年代，湾头村被列为种粮区。当时生产队里实行工分制,一个劳力一天10个工分才两毛钱。为了改善农业基础设施,生产队带领社员修梯田，打机井，挖平塘，筑水库，修拦河坝,先后在湾头村东修建了湾头一号、二号和三号水库。20世纪80年代,湾头村被列为半蔬菜区，吃上了半年的统销粮。在此之前，为了发展经济,村里先后在村里开办了采石、铁制加工、缝纫台板等村办加工业，积极探索以农为主、多种经营的路子，促进了集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村里有一个“青石龙眼”的传说。村中某户人家挖猪圈时，从圈底挖出两块一模一样、长约60厘米、宽约40厘米、呈椭圆形、如枕头状的青石，石面光滑平整，村中人都说那是“龙眼”。有南方地理先生曾来此察看，村北那片北岭坡地,基本是石质山岭,土层极薄，是龙的脊骨，也就是龙脊，龙头一直向村南伸往湾头河内，如果龙头能顺利地取到水,那肯定会荫庇子孙,润泽后代。这户人家的猪圈盖在地理先生所说的龙头必经的路上，又因发现了这两块青石，让这个传说多了几分神秘色彩。挖出的青石搁在那家农户的门口，东西各放一个,小孩子常常去玩弄它。后来,20世纪60年代翻修房子时,所谓的 “龙眼”就不知去向了。
  湾头村的人们很能吃苦耐劳，特别在计划经济年代，都说是“生活不好，出力不少”。至今提起当年那起早贪黑的农耕生活，人们仍记忆犹新。最忙时节就是夏收、夏播和秋收、秋耕、秋种的时节了。夏收、夏播指的是收麦子、播种秋玉米。麦子有“麦熟一晌”的农谚，指的是麦子熟起来很快，有一晌午的好太阳，麦子就熟了。每天早上两点半就得起床,一直忙到黄昏,趁着麦子刚好熟时尽快收割，收割完后也要急忙打场，因为夏天天气变幻莫测，阴雨天多，趁着天气好时,要速战速决。麦子抢收完后，接着种上秋玉米，最晚不能晚过夏至，有时下雨就得趁雨抢种,也是忙得焦头烂额。秋天农事纷繁，忙得不可开交;春天更忙，春耕春种;冬天也闲不住,要将不种的土地进行翻耕，旨在将潜伏在地里的害虫冻死，可以无虫无害,保证来年庄稼丰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村里积极探索发展经济的途径,在村东开办了3个制砖厂。制砖厂规模很大，占地300多亩，每年砖产量超过一亿块,除周边村民自建房屋使用外，周围建筑公司和市内建筑公司都前来订货。湾头制砖厂生产的砖光滑平整,抗压力强，质量好,深得用户好评。为了更好地保护环境和生态资源，制砖厂于2005年正式停办。之后，村里先后盖起了许多厂房，对外出租，引进外资,增加村中收入，解决村中劳动力就业,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20世纪90年代，村委将改善村民居住条件与提升文明素质作为新时期“两个文明”建设的切入点和着眼点，整修了河道，建设了村中心公园。1998年,村里办理了养老保险，解决了老有所养的问题。2000年10月，湾头村民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成了城市居民。
  追溯湾头村600多年的历史，可以看出它是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村落，历来人才辈出。据王氏家谱记载，其祖辈王懿曾任知县、太守，直到户部尚书。湾头王氏家中出过不少的秀才、举人。村中东南有块土地叫做“秀才茔”，就是当年在村中教私塾的秀才所葬之地。新中国成立前,村中的王官晋考入大学,赵永庭就读于黄埔军校。新中国成立后，赵丕胜、王知仕、王忠赞、张玉华、赵忠吉等学业有成,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大学生。其中王文谦文采出众，在辽宁省担任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兼丹东市委书记等要职。张玉广，参加过东北抗日联军，后任湖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义令是早期回国的台胞,他积极开展统战工作,被推荐为沧口区政协委员和台胞台属联谊会主席。王知厚，参加东北抗日联军，战场上负伤,成为残疾军人，现在享受红军待遇,在家安度晚年。抗美援朝时期，村中孙思泮等9名青年积极参军,后来孙思泮光荣牺牲，年仅20岁。
  据说，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曾是解放区的物资转运站，负责火柴、布匹等物资的运输接应工作，从这里运往海阳、莱阳、文登等解放区。当年,解放区派来两名共产党员，一个在东南渠村，另一个就在湾头村的富农家里隐姓埋名地做长工,但当年人们却丝毫不知情。
  1972年秋收季节，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偕夫人前往丹山村果园参观访问，路经湾头村。为了欢迎贵客光临，当时的市政单位、公路单位负责沿途路面的喷水除尘工作，村民们也纷纷打扫街面卫生，负责街面的保洁等工作，沿途张贴着“热烈欢迎西哈努克亲王莅临参观!”“热烈欢迎外国友人!”等热情洋溢的标语。据村中老人回忆，友人共有几十辆轿车沿着湾头支路向村子里徐徐开少女向西哈努克亲王献花来,西哈努克亲王的车子在车队最中间，车辆经过时，村民热烈鼓掌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莫尼克公主摇下车窗，微微颔首，频频向众人招手示意。访问团回来时就没有再经过湾头村，而是从丹山村直接走了。虽时隔多年,一些老人回忆起那年的情景，仍然津津乐道。
  湾头村的王氏家族有自己独特的家风。每到过年,湾头村的人家都要在自家天井里撒上谷子秸草，为了让死去的先祖骑着马回家过年时可以踩着，也可用来喂马，不让马饿着。唯独王姓人家不撒谷草，因为王家过年不请先祖回家过年,只在先人死去的当年请一次，也并不撒谷草。其他人家都在门楣上挂花花绿绿的“门前饯”，可以用来避邪，王家也不挂，因为王家历来是官宦人家，当年女先祖们回家过年,头上都有凤冠之类的装饰,进出时门前饯会挂着头饰，很不方便，所以就不贴门前饯了。其他姓氏过年都要在门两侧贴门神，意在挡住恶鬼,达到驱邪的目的。王家从来不贴门神，在传统民俗文化中，他们有些特立独行。普通人家过年要挂“轴子”，祭奠祖先，他们家却不摆轴子，只摆“主位”，就是上面写着先祖姓名和身份的牌位,在正北方则挂一幅清新的山水画。婚嫁方面，他们也省去了繁文缛节，所有“迈火盆”、“过马鞍”等程序皆被省略，但在过年的春联上却有严格讲究，因其先祖名叫王如春，春节写春联也不准用“春”字，所谓“春节不写春”，可以说“姹紫嫣红一片”，不能说“满园春色关不住”。其后代起名皆不准有“春”字，有名讳之意。
  在湾头村也有拄柳木棍为父母哭丧的风俗。不管谁家父母去世了,其儿子都要砍伐柳枝，用来拄着为父母哭丧。柳条只砍一根，兄弟多的就将之分成几段，若是独生子就自己拄着。湾头河北岸的河沿上有棵老柳树，枝繁叶茂的，很有些年岁了。村中有老人去世,其子都到这棵柳树上来砍伐枝条。每当人们听到砍柳树声，就知道又有人家办丧事了。据村中老人讲，这棵柳树大约种植于清朝宣统年间，少说也有100年了。这棵柳树与其他柳树有些不同,河边柳大多是垂杨柳，而它不是，它的枝叶基本都是向上直生,村里人俗称其为“直柳”。它虽为直柳,生得不但不呆板，反而很生动，其树干旁逸斜出盘旋而上，中间摇曳多姿地拐了两个弯儿后，才向河边倾斜着生长过去。老柳树的树枝亦不像其他柳树那样伸展舒畅,而是弯弯曲曲，有些虬枝嶙峋的样子，整棵树看上去老态龙钟，很有一番“枯藤老树”的意境。柳树树干粗壮，一人合抱不过来，由于时间久远，树干中空，树侧有个大洞。孩子经常往洞里扔石子玩，有时还在里面点火烧，可这棵柳树生命力特别顽强，仅仅靠四周一层斑驳陆离的沧桑树皮输送养分,也能维系生命,而且活得还挺有精神头儿。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这棵柳树离河很近，水源充足。1985年刮“9号台风”时,这棵饱经风雨的老柳树却没有逃过这一劫，被吹倒了。虽然老柳树已经不在了,但这棵与民风民俗、人们的生活曾经息息相关的老柳树，在人们心中永远是美好的记忆。
  为了缩小南北差距,建设和谐社会，如今的湾头村已被列入市政府统一建设规划，旧村改造工程正在全面铺开。拆出的空地正面临着更大的发展空间。在这片土地上默默耕耘了多年的湾头村村民,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根据王知惟、王孔淑、王知亭、赵可胜等口述整理）东南渠村
  张乐席贺红森郝金国
  东南渠村位于青岛市李沧区中北部，东距黑龙江中路3公里，西邻重庆中路北端，南有曲源路、距青岛火车站23公里，北有湘潭路、距青岛流亭国际机场5公里，与西南渠村、青岛钢铁集团仅一路之隔，交通十分便利。总占地面积1000余亩,其中企业占地200余亩，村落占地
  鸟瞰图200余亩,其他为耕地。
  据有关资料记载，最早东南渠村与西南渠村为一个行政村，统称南渠村。1936年12月26日出版的青岛《公安月琴》中是这样记载的：“东南渠村和西南渠村原合称为南渠村，因该村原为东西二村，仅户口一项为一村，为了实际办事便利，经村民请求分为两村。”
  1936年南渠村分为东、西南渠两个村。东南渠村1951年4月以前隶属青岛市四沧区，以后隶属南海专署崂山行政办事处、青岛市楼山区。1965年4月，随楼山人民公社划归沧口区。1984年人民公社撤销后,恢复行政村建置，隶属沧口区楼山乡。1994年，青岛市区划调整时随楼山乡划归李沧区。2000年，楼山乡撤销后，隶属李沧区湘潭路街道。全村1778人由农业户口转为城市户口。2003年撤销行政村建置,设立东南渠社区居民委员会。
  相传，明永乐年间，王氏祖先从云南大槐树里千里迢迢迁此立村（村民中也有说是从陕西迁移至此的），因村东北处有一土埠,所以起名叫安家埠。早年间连续不断的战乱，导致民不聊生，百姓苦不堪言，人们为了实现战乱早日结束这一美好愿望,遂改名“南渠”（“难去”的谐音），依据是村南有一水渠，后来形成一条河，村民们称其为南河。该河发源于湾头许家庵子和丹山西侧，由东向西流，经湾头村、东南渠村、西南渠村穿过胶济铁路流入胶州湾内。20世纪50年代末建青岛第三钢铁厂时，才将河道改在了现在的位置，与发源于九峰岭的南干河合流，沿青岛钢铁集团南墙外流入胶州湾。过去,东南渠村离海很近,可用土地很少，所以贫者居多而富者少。新中国成立前,村民约有三分之一家中无地,所谓富者也不过是中农而已，且寥寥无几，只是有几亩田地罢了，并不富足，本村大多数为贫困家庭。新中国成立以后,划定成分时,该村多为贫农，没有地主和富农。从家谱所见，新中国成立前，东南渠村部分家庭人丁不旺，有的几代单传，甚至有的无后代，是否因贫困所致，无从论证。因无地可种植，所以有的只能以打石为生，有的以打短工为生，而多数是以拾荒为生,更有甚者则是以乞讨为生。还有一种方式则为生产互助共同谋生，即有地者因劳力不足无法种植、有劳力者无地可种的，于是双方就联合起来
  村中小巷种地，到收获时就“你一垄我一垄”的平均分配。这就是 “你出力，我出地,大家平均分配收获成果”的现象。
  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南渠村的姓氏逐渐增多，有的乞讨而至，有的投亲而来，后来又有康姓、张姓、蔡姓、宋姓等先后迁来定居。当前村中主要以王、蔡、刘、康、张、赵、李、胡、宋、于、江、徐几大姓氏为主。各姓氏的来龙去脉,家谱上记载得一清二楚，可见家谱在追溯历史时的重要性。家谱又称族谱、家乘、祖谱等，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文体。家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有悠久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的三大文献（国史、地志、族谱）之一，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但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大多数家谱非毁即佚，即使有少数幸存的，也破损不全，所以很难追根溯源。在撰写该文时，仅见到两部家谱，康家家谱保存还算整齐，但也有破损，而蔡家的家谱则破损大半，用同一种纸张搓成的纸绳装订，纸张已经发黄。两部家谱虽然内容不全，但是通过只言片语，仔细揣摩，从中看到的既是沧桑，也是岁月，更是历史的见证！
  通过康家家谱残缺的记载及听康家后人康立勋先生所述得知:康家始来自云南,一支去了即墨，另一支来到王埠庄。据康家后人说，其前辈人原在王埠庄兴旺富足，但是到康氏七世时，因土地引发了纠纷，与尹姓家族对簿于公堂之上，最终康家输了官司，康家人由此一蹶不振,家族逐渐走向衰败。到康氏八世，康家只剩如妯娌两人带着3个孩子。其中老大康于氏，生有两子,一个叫福兴,另一个叫福泽。由于家境极度贫寒，妯娌两人带着孩子背井离乡，走到南渠村处，康于氏因年纪大，体力不支，加之孩子年幼，便不再前行，在此筑屋垦荒。而另一位则携一子继续北上，直至仙家寨的赵哥庄方驻足安家。康家自定居以来，勤俭持家，日子虽然清苦,但也还顺心。新中国成立以后，康家后人康泽祥(1935—1984年)先后任潍坊市第一棉纺织厂厂长、潍坊市委常委、潍坊地区副专员、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省劳动模范。
  从蔡氏家谱记载得知：蔡家由五世祖从下王埠村移居此地，距今三四百年历史。东南渠村素有“蔡王不分”之说，现王鸿德老人家一支的王氏祖先始于即墨,约三四百年前，东南渠村姑娘蔡氏嫁与即墨王姓家族以后，生一子,而后其夫英年早逝，蔡氏因孤寡无力抚养儿子,于是便带儿子返回东南渠村投奔娘家，儿子慢慢长大成人，代代相传，至今已有20余户人家，此王家实为蔡家之“外甥”。有时村中蔡王两姓难免产生些小摩擦，年长的人就说道：“算了吧，蔡、王本是一家嘛!”于是双方的不快也就烟消云散了。
  邻村商人张德三(名张宣基，字德三)令村中老人们津津乐道且感激不尽。那是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军队大肆抓壮丁，邻村很多男人已经被抓走，本来男人不多的东南渠村也有数十名男人被抓到码头，准备运往外地,他们的家人心急如焚，纷纷求商人张德三设法搭救。张德三得知实情以后，想方设法，打听消息。当得知管事的处长很贪婪时，便决定花钱赎人。于是通过中间人从中斡旋,双方一番讨价还价之后，确定了价钱，他就按人数付钱，结果发现自己的钱不够了，这该怎么办呢？正当他一筹莫展的时候,生意场上的规则给了他启示，何不给对方写张欠条呢。于是，他试探着让中间人将钱和欠条一并送过去，没想到那位管事的处长还真的收下了钱和欠条，立刻就放了人。由于他的鼎力相救，使这120多人得以返乡，免遭妻离子散之苦。随后他又请这120多人在团岛小吃街吃了一顿压惊饭，这顿饭吃光了小吃街所有的饭馆，结账时用的也是欠条。张德三的欠条能够被对方爽快地接受，其威望和信誉不言而喻。后来，他陆续还清了那些欠款。如今,他的子女们仍在青岛，每当有人问起这段往事的时候，他的子女们总会淡淡地一笑说:“家父曾经说过，那是完全应该做的，没有什么可以张扬的。”
  村中还有另一个王氏家族，是德国侵占青岛时，因建筑占地，被强迫从小麦岛迁至东南渠村的，无家谱。目前这个王氏家族约有120多户。其后人王林德先后任潍坊市第一棉纺织厂厂长、潍坊拖拉机厂厂长、潍坊市副市长。王文鸾先后任青岛橡胶二厂党委书记、厂长，中共青岛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北区轻工业公司党委书记，青岛市总工会副主席。
  东南渠村北原有两处丘陵，西边的叫西岭，东边的叫土侯岭，岭上有一坟，村民将其叫土侯坟。岭高有20多米，站在岭上可以看到大海，倘遇海啸，村民便可以躲到岭上，再大的水也是淹不到的。双岭直径近千米，形似椭圆，紧紧相依，绵延至东。双岭衔接处有一土路，就是当今的重庆北路。南端不远处有一亭子，旁边还有一口井。
  岭的南面有一石崮，约10多平方米，上立一碑，高1.5米，宽0.8米，传说为蔡、张两姓于明朝年间所立，记述了蔡、张家族的起源以及立村情况,20世纪60年代后期被人为打断，现在已经不知去向。碑前后各有一水洼，约几十平方米，与碑相距10多米。水洼的形成原因是村民为生计所迫，为了糊口不得不打石头卖钱所致，由于石头不断被运走，天长日久地面凹陷，有雨得水即成洼，久旱无水则为坑。一洼在碑之东北，一洼在碑之南。
  村北的西岭上还有一座“牛王庙”，庙宇正方形体，长宽约6米。庙前有一空地约200多平方米，传说，每年农历六月二十三日，此处便搭建戏台，举行盛大庙会,人们从即墨、崂山一带不约而同地赶来参拜，以求平安，场面热闹非凡。牛在古代农业社会是极其重要的运输和生产工具，与农业的发展息息相关，被人们奉为“神明”供于庙宇殿堂之上。随着社会的发展,各地纷纷立庙，远道的人便不再赶来供奉，由于香火愈来愈少,牛王庙无人修葺、管理，任由风吹雨淋，日见衰败,天长日久便倒塌了。
  当时的东南渠村呈不规则的长方形，为东西走向，北距西岭约300余米。新中国成立前，有东西街一条，也叫中心街，宽10多米。村子东边有一处居民聚居点，人们叫它“王家庄”，形如棋盘，非常整齐。村北为一土路10多米宽，今称为湘潭路。中心街中部、土路以北约两米处有一关帝庙，庙为正方形，长宽约为6米。每逢年节，村民便前往关帝庙进香、许愿。
  中心街西南立有一处祠堂，为蔡家所立，故称“蔡家祠堂”。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家族观念相当深刻，往往一个村落就生活着一个或者几个家族,各家族多建立自己的家庙祭祀祖先。这种家庙大多称作“祠堂”。一般来说,一姓一祠，旧时族规甚严,别说是外姓，就是族内妇女或儿童，平时也不许擅自入内。随着社会的变迁，村中兴学，蔡家祠堂改为学校教师宿舍,后来成为村民开会的场所。后来，祠堂被推倒砸烂。
  东南渠村的“土地庙”位于村东南部,每逢农历二月初二便由村民凑钱前往土地庙供奉、上香、燃放鞭炮（相传二月二是土地爷的生日）。土地庙里供着土地爷爷和土地奶奶（有的地方也叫土地公公和土地婆婆），村里若有老人去世，子女穿着白孝衣，拿着哭丧棒，抬着供品首先到土地庙前烧香叩拜，由长子率众哭祭。周边的大小村庄都建有土地庙,可谓“村村皆有土地庙”。土地神是诸神中最小的等级,其司职也从止旱止雨延伸为在暗中考察人之邪正善恶的小神。其庙堂狭小简陋自然无法与大神们的殿堂相比,甚至没有寺庙只能附在神庙或桥亭处祭祀。不过土地爷爷比较贴近大众，面目慈祥亲近，令人尊重信赖。通常土地爷爷旁还塑有一和蔼可亲的老妇，俗称土地奶奶。土地庙虽然简陋，但庙前的对联却十分贴切有趣：“公公十分公道，婆婆一片婆心”、“莫嫌我庙小神小,不来烧香试试;休仗你权大势大，如要作恶瞧瞧”、“南亩北畴，我老汉时不时去几次；上村下里，尔乡民年对年来一回”。
  旧时村里也有祭灶的习俗，祭灶不仅是为了免灾，更重要的是为了祈福。祭灶仪式在腊月二十三日的晚上进行。祭灶时除上香、敬酒以外，特别要为灶王爷坐骑撒马料，要从灶台前一直撒到厨房门外。这些仪式完成了以后，就要将灶王爷神像拿下来烧掉。等到除夕时再设新的神像，两边配联多为“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下联也有写成“回宫降吉祥”的。民间传说，灶王爷上天专门告人间罪恶，一旦被告，大罪要减寿三百天，小罪要减寿一百天。所以在祭灶时，要陈设供品，供品中最突出的是糖瓜，也有用饬的，是麻糖的初级品，特粘，现在统称麻糖。糖、饬之类食品既甜又粘，取意灶王爷顾了吃，顾不了说话，上天后嘴被饬粘住，免生是非，流传着“腊月二十三，灶王爷爷您上天，嘴里吃了香麻糖，玉皇面前免开言，回到咱家过大年，有米有面有衣穿”的祭灶歌谣。祭灶仪式结束后，人们开始食用灶糖和火烧等祭灶食品。
  腊月二十三日的祭灶与过年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在一周后的年除夕晚上，灶王爷便带着一家人应该得到的吉凶祸福,与其他诸神一同来到人间。灶王爷被认为是为天上诸神引路的,其他诸神在过完年后再度升天,只有灶王爷会留在每户人家的厨房内。迎接诸神的仪式称为“接神”，对灶王爷来说叫做“接灶”。接灶在除夕，仪式要简单得多,到时只要换上新灶灯，在灶龛前燃香就算完事了。因为灶王爷下界先要清点名册,所以远在他乡的游子们都要赶回家过年,就是由于灶王爷在此时要降吉祥于全家人的缘故。
  古语有“男不拜月，女不祭灶”之说。据说,灶王爷长得像个小白脸,女人祭灶有“男女之嫌”的说法。所以很多地方祭灶是男人们的事情,女人是不祭灶的，而到了近代，却多数由家庭主妇来充当祭灶的角色。
  过了腊月二十三，民间认为诸神上了天，百无禁忌。娶媳妇、聘闺女不用择日子，称为“赶乱婚”。直至年底，举行结婚典礼的特别多。民间习俗是一个时代的印记，是生活行程的历史积淀，又不可避免地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新陈代谢，因此对于民间风俗不要一概斥为封建迷信，大加棒杀，要用理智的、科学的、历史的眼光来看待。
  东南渠村有一座教堂，占地约6.59亩，总建筑面积1109.85平方米。1994年春动工兴建,1995年12月23日举行竣工典礼并开始礼拜聚会。东南渠村教堂附近十几个村的信徒都到此堂过宗教生活。
  基督教堂
  20世纪80年代以前，东南渠村以农业生产为主。有蔬菜地200余亩，生产的蔬菜主要分给社员，剩余部分到沧口集销售。种植的蔬菜主要有“线黄瓜”（黄瓜中的品种之一）、蔓菁和胡萝卜以及“贡宝”。
  “线黄瓜”，当地人又称“南渠黄瓜”。其特点为细、长、脆,且清香浓郁。若有人吃了一口线黄瓜，香味将传遍全村，所以“馋人偷吃不得线黄瓜”恰如其分地概括了这一品种黄瓜的特点。
  蔓菁，又名芜菁，俗称大头菜，也叫合掌菜、结头菜、芥蓝、擘蓝，撤蓝等。因形似盘状，南方人也称盘菜。蔓菁为根类植物，《广群芳谱•蔬谱》记载：“人久食蔬，无谷气即有菜色，食蔓菁者独否。四时皆有，四时可食。春食苗;初夏食心，亦谓之台；秋食茎;秋冬食根。数口之家，能莳百本，亦可终岁足蔬。”
  胡萝卜，素有“土人参”之美称，是一种营养价值较高的蔬菜。除含有多种维生素外，还蕴藏丰富的钙、钾、铁等物质。特别是胡萝卜素是保持眼睛、皮肤及黏膜健康的重要物质。
  “贡宝”，又称牛蒡、“小胖孩”，别名牛菜、大力子、东洋萝卜。为菊科草本直根类植物，性温、味甘、无毒，“其形如山药，色如胡萝卜，肉黄嫩脆。刀割成条与鱼共烹，实乃美味”。叶柄和嫩叶也可食用，肉质根细嫩香脆，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据传其原产我国,920年左右传入日本，在日本培育出多个品种，随日本侵略者进入中国而落土此地。据说当时此菜专供日本人食用。现在牛蒡已成为寻常百姓家强身健体、防病治病的保健菜。它的营养价值可以与人参相媲美，因此又被称作东洋参。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村里文艺演出主要以演唱歌剧为主,最为著名的是《三世仇》，在周边村庄闻名遐迩。随着时间的推移，村里的文艺演出主要以扭秧歌、演话剧、演唱现代京剧《红灯记》等为主。通过这些演出，大大丰富了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由农业生产逐步转向工业生产。大力兴建村办企业，最先成立了东南渠工业公司，形成了电器制造、耐火材料、电池生产、紧固配件、宾馆饭店、建筑运输、贸易经营等多产业并举的新型产业结构。副业主要有建筑队、采石场,年产值20万元。1986年创建青岛楼山标准件厂、青岛市李沧区三叶针织厂、青岛鲁园实业公司。1991年建立青岛东华耐火材料厂、青岛整流器总厂电控设备厂、青岛鲁愿化工有限公司等集体、私营、合资企业20余家。同时,建设厂房对外租赁，增加了经济收入。至2003年，村办民营企业发展到17个,集体经济初具规模。同年12月东南渠工业公司改制,从此走向股份制管理模式,村集体创年产值1.2亿元。
  进入20世纪90年代,村里引进了第一家韩国独资企业——青岛永镇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后又陆续引进外资企业4家，内资企业12家,合同利用外资500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300万美元;合同利用内资9000万元，实际利用内资6000万元。其中，亚林玩具有限公司，年创外汇500万美元。辖区内有学校3处，分别是青钢技校、青岛第四十九中学、青岛遵义路小学。医院有两处，分别是青岛市第四人民医院、青钢医院。另外还有诊所3处，大药房两处，通讯大楼1处。农行、工行、建行各1处，超市3处,连锁店4处,还有大酒店以及农贸市场。
  村民生活水平和福利待遇逐年提高，从1982年开始村民（男60岁，女50岁）退休每人每月发放生活补助费35元，到2004年提高到每人每月200元。1998年12月为全村426人办理了社会统筹养老保险。2000年10月全村1568人全部“农转非”。1983年将自来水安装到户，家家户户吃上了自来水,结束了祖祖辈辈挑水吃的历史。1987年至2001年全村村民自建二层别墅楼22座。1990年至2001年村建居民楼7座，计320户。
  东南渠村撤村建居后的班子合影
  1964年建村小学一所，设4班，教师4名，1970年与遵义路小学合并。1991年新建村幼儿园一座，可容纳幼儿100余名，教师12名。新中国成立以来，东南渠村从一个一穷二白的落后农村,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发展到一个具有较高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现代居民社区。自1955年至2003年共培养出初中毕业生400名、高中毕业生200名、大专院校毕业生60名。全村为兴修水利投资近30万元,修建塘坝3座,并配备引水上岭管道，灌溉粮田。1996年以来，投入600多万元对主要街道进行了硬化，铺设了沥青路面，并在道路两边栽种了花草树木,进行了大面积的绿化、美化，使村庄内四季常青，三季有花。1998年东南渠村被评为青岛市文明村庄,2000年被评为青岛市计划生育先进单位,2005—2006年被评为青岛市文明社区。
  昔日的土坯窝棚，已经被现代高楼大厦所取代，历史的篇章已经翻到了新的一页。东南渠村的人们正在这块先祖们曾经付出无数艰辛与汗水的土地上，创造着更加美好的生活。
  （根据王修玉、王鸿德、康立勋、蔡先生等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