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过去三十个年头了，许多的往事已不再记忆，但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段生活却总是难以忘怀，在自己的脑海里怎么也抹不去。
  1968年，文化大革命正处在“轰轰烈烈”之际，66、67、68届（统称老三届）的高、初中毕业生在城市里再也待不下去了，一部分同学自发地组织起来，要求上山下乡到农村去锻炼和改造自己。一石激起千层浪，上山下乡的热浪席卷了济南的各个中学。同学们热血沸腾，争相报名，自愿结合，组成了一个个“上山下乡知青小组”。当时贴出的最响亮的标语口号是“有志青年到沂蒙山区老革命根据地去，接受锻炼和考验！ ”。
  来沂蒙山区的济南知青分五批进行了安置:第一批在1968年2月份，第二批在5月份，第三批先是7月份后改在9月份，第四批11月份，第五批在翌年的3月份。大部分安置在莒南县、日照县、莒县、临沂县，少部分去了苍山县、费县、平邑县、沂水县。来临沂县的知青重点去了册山、俄庄（现枣沟头）、太平公社。1969年册山又分为册山、塘崖两个公社。来册山、塘崖的知青被安置在了东高都、西高都、沈牌子、前后坦、后后坦、大塘崖、小李庄、薛庄、肖庄、车網、南头、破石桥（现新桥）等村庄1968年9月19日，我们来到了册山公社的西高都大队（现属西高都镇），全村的老百姓敲锣打鼓地出来欢迎我们。我们知青小组有五名男生、七名女生，分别来自济南一中、五中、八中和山师附中，年龄最大的18岁，最小的还不足16岁，我任小组长。
  艰辛的生活
  三个月的粮库供应结束了（按规定知青保留三个月的国库粮），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我们渐渐学会了蒸地瓜、摊煎饼、擀面条，学会了推磨、簸米。大队里分给我们三分菜园地（即自留地），我们学着社员的样子种上了白菜、韭菜、茄子、豆角、辣椒、南瓜。在生产队长的帮助下，我们买了两头小猪，同学们待宝贝似的照顾、喂养它们。每天劳动收工回来，男同学打扫厕所、挑水，上菜园捡菜、施肥，女同学喂猪、垫圈、推磨、扫院。小组的同学轮流做饭，每人半个月，半年轮一次。同学做饭都有过做夹生饭的历史，推磨也都尝过天旋地转、头晕恶心的滋味。不论谁做饭，半个月只配给半斤油，40斤小麦，90斤稻（约70斤大米），叁元钱，瓜干和菜园的菜不限量。所以，半个月的伙头军，谁干谁头疼，都想调节好生活，可情况不允许。每天，天不亮起床，浇水、做饭、切菜、拌猪食、备柴草；白天，洗瓜干、泡瓜干、嗑稻、磨面、簸米、挑水；晚上，推磨、摊煎饼。推一个小时的磨，摊三个小时的煎饼，仅够十二个人一天的饭。又是烧火又是摊煎饼，灰头灰脸汗淋淋，一天下来精疲力尽。下地干活，我们和社员一样地出工、出力、挣工分,一年下来,各小队的分值不一样，分得的现金有多有少。这些现金都做为小组的收人，然后根据在小组的出工情况做第二次分配。这样劳动一年，平均每人能分30元钱。
  1969年的冬天，大雪封地，北风凛冽，天特别的冷。一夜下雪，从窗缝、门缝往屋里飘满了雪花，屋里没有取暖的炉子，老式窗户上仅贴了一层纸，所以，屋里屋外一个温度。我们住着一排五间房，男同学二间女同学三间，天冷，我们男生将五张单人床排在一起，床上铺上厚厚的一层麦草，上面再铺上席子，来了一个大合铺，还真暖和。女同学见了也效仿。几年的冬天，都是这样度过的。
  好不容易公社批给我们小组一吨煤，同学们好高兴。一大早，女同学给备好干粮，男同学拉着排车上路了。从西高都到汤庄45里路,走罗庄、付庄，到汤庄煤矿已是十点钟了，一遍遍的手续，一次次的等，待装好煤，已是下午两点多了。回到知青点天已经很黑了，女同学在家做好饭，等我们回来一起才吃。社员见我们有煤烧，不知有多么的羡慕。
  知青生活，有苦有乐。时间一长，劳动累了，想家啊，真是想啊！每个同学都流过泪。晚上，躺在床上，蒙上被子，起初是偷偷地落泪，过一会哭出了声，有的同学就过去安慰，就这样你流泪时我劝你，我流泪时你劝我。几年来，同学们就是这样相互激励、相互鼓舞着走过来的。说乐也真是乐的开怀，当时，哪个村有知青，哪个村的文化生活就“红火”，知青点成了“文化大院”、“文化活动中心”。那时的文化生活少的可怜，村里没有收音机、录音机，更谈不上电视机，家家墙上挂着小喇叭，听支歌就是最大的享受。知青来了，爱说爱唱，老百姓一到晚上就来知青点拉呱儿、说笑话、唱小曲，知青也教他们唱歌、跳舞、拉二胡、吹笛子。村里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村里演，到公社演，还有一支基本的观众队伍，你走到哪里演，他就跟到哪里看，台上台下一家人，演的高兴，看的开心。那是什么样的表演啊，伸伸手，弯弯腰，蹦两蹦，喊两声，可老百姓看得津津有味，他是把我们看成自家的孩儿了。那真诚，朴实的感情，深深的印在了我们的脑海里、骨子里。
  老百姓有病人，病得不轻，可硬是不上医院看大夫，一是舍不得花钱，二是大老远的不想去，苦苦的熬，我们见了，心里真不是滋味。于是同学发誓要学医、学针灸。五名同学进城买了医书，买了针，对照书本面对面，你给我扎，我给你扎，乡亲们看了心疼啊！半年的自学，对一般的病，如头痛、胃痛、关节痛、扭伤等，还真能见效。后来又到了临沂军分区304独立营医疗队学了新针疗法，打水针（即在穴位上注射葡萄糖），埋羊肠线（专治气管炎），还到了地区医院（今市人民医院）针灸室实习。以后，每天收工回来，小组里就有老百姓早早的等在那里，知青的床也就成了老百姓的“病床”，每次都是先给“病人”下好针，然后再吃饭。时间长了，乡亲们就拿你当亲人待：家里来客人啦，做点好吃的啦，忘不了你；新麦下来了，摊回全麦的煎饼，大娘、大婶特意的抹上猪大油，放上葱花盐，卷起来，热乎乎的送到你手里；你有病了她更是放心不下，拿出过年的面，擀上碗面条、打两个荷包蛋，端到你床前;衣服破了，大娘、大婶争着拿去给你补。乡亲们的那份情，那份爱，今生今世也难忘怀。
  文化大革命，村上的老百姓也受了罪、遭了殃，也分了两派闹“革命”，整天地你批我，我整你。我们知青通过一段时间和老百姓接触，觉得都是好人，都是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应该团结起来。于是我们找了大队革委会的头头谈，谈团结,谈一碗水端平……，这下可惹恼了这个头头，说我们知青阶级立场有问题，派人在我们大门口站了岗，晚上出门跟哨。他喝上酒，还在喇叭里发酒疯:“你们是知识青年吗？我看是吃屎青年！你们懂什么？你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就得老老实实听我的。”有天半夜，他带一伙人，头戴柳条帽，手拿红缨枪，敲开我们的门，冲进我们的屋，硬说我们有藏的什么东西，一阵乱翻，同学们紧张地缩在了一起。那一夜好冷好冷，谁也没再睡觉,想了许多许多……这一年，他不准我们回家过年，这个年我们过得好孤单,好冷清，家家都在放鞭炮，我们好想家…
  难忘的劳动我们12名同学，分到了五个生产小队。乡亲们高髙兴兴地接纳了我们，手把手地教我们插秧、割稻、推小车、耕地、切地瓜干等农活。时间长了，知青和社员也能并肩干活了，插一天秧，也能插上一亩二分田；推小车往地里送粪，一天十二趟，趟趟也能装满篓子。社员们都点头齐叫好。
  割了麦子栽稻子，节气不等人，水也不等人。放水、灌田、耙地、插秧，环环相扣不能误。等水灌田是第一件大事，不论是白天晚上都得有人等。有一次我们第五生产小队分在晚上灌稻田，吃过晚饭，我与队长身披蓑衣，手提马灯，肩扛铁锨，来到地里。在地里不停地走，撅埂、放水、灌田，一个稻方一个稻方的灌，一个稻方一个稻方的看。夜深人静，劳动了一天又接着干，真是有点累。我撅开了二个田埂，铺开蓑衣，就躺在了地上，看着晴朗的夜空，数着天上的星星，不知不觉睡着了。一陈凉风吹来，我一个冷颤，醒来一看，已是一身水，一身泥
  夏天，生产队种的西瓜、甜瓜下来了，和社员一起拉着排车赶大集。头带一顶草帽，脚穿“沂蒙凉鞋”（用旧推车轮胎自制的鞋），赶罗庄、付庄集，赶册山、塘崖集，赶临沂城里的大集，一车瓜最多卖上十元八元钱。中午太阳偏西了，找个小饭店俩人花去伍角钱，要块大锅饼, 二碗油渣子粉条杂烩菜，这就是外出的最高待遇了。
  秋天到了，该秋收了。满场的稻谷和地瓜，又是一个丰收年，老百姓一年就盼着这一季。三夏不折一秋忙,真是黑白昼夜地忙：忙割稻、打稻、刨地瓜，忙耕地、耙地、种小麦，忙切瓜干、晒瓜干、收瓜干。我们知青小组这时歌声少了，笑声少了，互相之间谈天说地少了，饭也吃不到一起了，接连几天白天你不见我，我不见你，晚上回来倒头就睡，真是太累了。早上，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晚饭后，还要到生产队的场上去打稻。满天的星星满场的人，满场的打稻机轰鸣着，一干就是大半夜，天上的“三星”偏过了正中才收工。就这样，一个半月过去了，晚上该穿棉袄了，可场上的稻谷还是没有打完。
  春节就要来临，生产队也得给社员忙年。组织一伙壮劳力，推上大米去东海、连云港换大豆。那时，粮食不准流通，不准卖，路上查得紧，只好白天住店晚上走。我们几个男知青也都参加了换大豆的行列。吃饱了饭，攒足了劲，两夜的急行军，赶到东海县。挨门挨户换，一斤二两大米换一斤大豆。回来之后按人分到社员家，家家磨豆子，做豆腐，忙忙活活过大年。
  一年过去了，生产队又该选生产队长、会计、保管员、计工员了。知青有文化，办事公道，有的选上小队会计，有的选上保管员、计工员。那个年代，其实干什么也不容易，小队会计就是当家人,“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可那时任你怎么算计也是穷。当保管员，你一大早就得起床，称上饲料，看着磨好，拌到牲口槽里，这才放心，怕得是饲养员和牲口争粮食。当记工员更是不能马虎，“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我干过生产小队的保管员、记工员。记得当记工员时，半年下来，一公布帐，张三找，李四找，这个找，那个找，都说少记了，弄得不可开交。后来在记分的时候，我就用英文字母来替代，早上A,中午B,下午C,干什么活，赶什么集，也用字母来代替，如：推小车是X,赶册山集是W,上午干了一半活去赶册山集，我就记:BXW。年终兑帐，社员拿着我记的帐本，左看右看不明白，我却说得头头是道，社员高兴啦，都说：“知识青年就是有知识，记帐也和咱不一样，可记得一点不错。”
  1970年年底，济南来招工，大部分知青招工返回济南了，我招工没有走，留在了临沂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后为临沂县吕剧团，现兰山区歌舞团）。临走那几天，大娘大爷都来看我们，流着眼泪送了一程又一程，都说：“这些孩子来俺这里可吃了大苦了。”1973年小组又有二名知青上了临沂师范、临沂卫校,1974年最后一名知青也上了学。至此，从济南来到临沂西高都村的知识青年全部离开了知青点，其他点上的知青也都陆续的走了，走向了工厂，走向了学校，走向了各自的工作岗位，遍布全国各地。
  知青这段生活，有苦有乐，有酸有甜，平平凡凡，朴朴实实。多年来对这段历史，许多的人写书撰文，有褒有贬。我从来不去议论它，不管怎么说，经历过上山下乡那段生活的人，在今天的生活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都是能咬咬牙挺过去的。
  （吉敦洁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