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64年6月，以周恩来总理为团长，陈毅副总理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到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五国进行国事访问后，回到昆明，作短暂休息。省委书记闫洪彦，省长周兴等领导向总理汇报工作时，提到云南经济比较落后，交通不方便，省内不少州、县不通汽车，当地资源运不出来，外地物资又运不进去，现有的几条国防公路，道路窄，质量差，已不适应国防建设的需要。为此，要求中央从內地兄弟省调集人员来云南帮助修建公路。
  总理对此极为重视，回京后与国家劳动部等有关部门进行研究，决定从山东、河南两省，按陆军工程兵的待遇和条件，征集2万名“义务工役制”工人队伍，到云南省修公路。中央决定在山东省征一万人。省委分给临沂地区一千人。临沂地委决定从临沂县、郯城县、临沭县、日照县、苍山县各征二百人，并配好领队干部。编制形式是地区为大队，县为中队。
  临沭县从夏庄、蛟龙、玉山、青云四个区征集190名工人，从机关调集九名带队干部。我县蛟龙区区长曹希志任中队长，县服务公司经理徐恒景任副中队长，县社人事科长李奎君任团支部书记，技术员于庆海、董玉德，财会人员有陈明宝、李庆田、周朝文，医生魏现胜。
  经过严格政审和周密组织后，1965年7月1日，在热烈的欢送声中，支边人员离开临沭到新沂，乘专列火车经过十昼夜奔波到达昆明。在昆明休息整编一个星期，经云南省委研究，决定由临沂、淄博、惠民、聊城四地区约3800人，组建为第八工程团，临沂地区原农业局局长王洪奎任团政委。临沂地区编为第四营，我县中队长曹希志任四营营长。我县编为十一连，徐恒景任指导员，李奎君任连长，董玉德任团支部书记兼技术员，陈明宝任文书兼统计员，李庆田任会计，周朝文任事务长，医生魏现胜，于庆海调十二连（日照县）任技术员。
  在昆明整编时，省长周兴、省委副书记赵健民、副省长刘明辉接见了八团带队干部。周兴首先说：“我在山东工作过，也到过沂蒙山区，对山东的情况比较了解。山东是革命老区，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前段我用电话跟山东省委的几位领导打了招呼，要求派些年富力强的干部来云南，所以你们要打长谱。在云南工作的山东老干部很多，赵健民书记就是山东冠县人，交通厅厅长郭青也是山东人，昆明市委的领导，多数是山东来的南下干部，所以你们要安心在云南工作，要准备吃大苦，耐大劳，带领职工完成任务。”随后赵健民书记、刘明辉副省长也分别讲了话，要求山东来的干部和工人为云南的公路建设作贡献。副省长石怀启在八团组建成立大会上，代表云南省委讲了话，他要求广大职工克服一切困难，安心边疆，三年完成服役任务后，欢迎继续留在云南工作。经过整编后，八团开到滇南建水县继续休整学习，主要学习云南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及注意事项，并为开工做好各项准备工作。8月初，进入靠近越南边境的屏边苗族、彝族自治县工地。这是一条从昆明通向越南河内的国际公路，道路窄（4.5米宽）坡度大，弯道多，需要加宽（6.5米宽），取直，工程量相当大。全团负责二十公里，我连负责1400米的施工任务。这条路是在深山密林的半山腰通过的，施工条件很差。我们吃、住在道路旁的半山坡上，住的大工棚是用山草盖的，墙是用枝干、树条扎的，四面通风通光，睡的床也都是用木桩、树条扎起的，睡在上面吱吱响，下雨天屋顶到处漏，床下哗哗流水。施工开始时，正赶雨季，整日阴雨连绵。到夜晚，对面山坡上的原始森林里有各种野兽嚎叫，怪吓人的。我们吃的是粗米饭，青菜很少，每人每月供应半斤菜子油，半斤咸腊肉，三斤白面，四十七斤粗大米，因为环境艰苦，伙食不好，不少人恶心，闹肚子、生病。
  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我们的施工任务却相当重，白天开山辟岭，打眼放炮，推土石，早、晚还要开荒种菜，改造环境。当时我们的口号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领导要求工人：“上工一身汗，下工一身泥，小雨大干，大雨不停干，无雨拼命干，保证每人每天完成八个土石方，誓为援越抗美做贡献。”此外，上级还要求我们与当地群众搞好关系，我们的驻地在海拔1800米高山上，是少数民族居住区，人烟稀少，驻地上面山头上有一苗族山寨叫猫猫头村，有十多户人家，约三四十人，十分贫穷落后。65年春节，我连职工抬着熟饺子，拿着理发工具，抬着缝纫机，医生背着药箱，打着锣、鼓，唱着歌，到山寨去和他们联欢。我们站着队，唱了几首歌，但他们都不敢出屋，连长亲自去把队长叫出来，说明我们是与老乡联欢，为老乡看看病，理理发，请他们吃过年水饺。队长与各户招招手，喊了几声，人们这才敢出来。连长先请队长吃水饺，他不敢吃，连长先吃给他看，队长才敢吃一个。他感到惊奇，用手指着饺子馅说，这东西是怎么放进去的，给他讲明后，他向群众挥挥手，说这东西好吃，于是群众一拥而上，不一会给吃了个净光。有的边吃，还边往衣兜里装。我们给他们看病，理发，补衣服。他们很高兴，自动的跳起了舞，唱起了山歌，说“山东老乡是好人”。以后队长不断下山到我们连队玩，有时要求帮助。我们帮助他们测量，挖水渠，引山泉水，农忙时帮助收、种庄稼，他们也给连队伙房送些青菜，鸡蛋。苗族女的能歌善舞，男的善吹、拉、弹、唱，人都忠厚老实，叫唱就唱，与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好。山寨没有认字的，从外村聘请一个初小毕业生任小学教师，教七八个小孩，还兼着生产队会计，这位青年经常到连队要求学习文化和技术，后来和技术员成了好朋友。由于政治思想工作搞得比较好，职工情绪比较高，干劲足，施工十分顺利，原定八个月的施工任务，六个月就提前完成了，经省公路工程局检查验收，工程质量全部合格，被评为“良好”工程。
  工程进度快、质量好，八团出了名，团政委王洪奎被提拔到省公路工程局任书记。十一连各项工作搞得好，是八团的先进连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先进典型，指导员徐恒景也被提拔任四营教导员，他还被省公路工程局评为“学毛著积极分子，”经常出去作报告，介绍先进经验。
  第一期工程完成后，我们又接受了从建水县通向石屏县长40公里的新建公路施工任务。我连承修3公里。这条路工程量较小，难度也不大，再加职工情绪高，干劲大，4个月的施工计划，3个月就完成了，经省公路工程局验收，工程质量合格。
  1966年7月，八团被调往滇西大理州永平县中缅国防公路工地。这是一条改线的新建边防公路，也是40公里，我连负责施工3公里。这条路工程量较大，桥涵较多，前五个月施工进展还算顺利，11月底，路基和桥涵已基本完成。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职工情绪不安了,再加上大理州不断来人串联，当地两派又斗得厉害，八团广大职工因此停工停产闹起了“革命”。当初批斗各级当权派，不久又被大理州的派性头头蒙蔽，参加了“滇西挺进纵队”，被用汽车一批批拉到大理州参加武斗。1967年1月15日，大理州发生了一场大型武斗，经两天两夜激战，死伤几十人。这时省里传来消息：国家劳动部已来文，同意“工役制”工人退役，但职工一致要求离开大理去昆明。1967年1月20日，工八团一千多人乘车去昆明，途中，被解放军强行阻拦，要求交出全部武器。这时昆明来了派性头头，指示暂停前进，到干海子煤矿住下待命，但不同意交武器。解放军采取了军事包围，政治攻势，经三天三夜谈判破裂后，“滇西挺进纵队”便以反革命罪名被消灭，共打死几百人，（我县死24人）其余全部当了俘虏，八团职工被送到某地进了“学习班”，三个月以后被陆续遣送回山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进行拨乱反正，纠正文化大革命中一切冤假错案。经山东、云南两省协商，文化大革命期间，山东支边工人在云南被打成“滇西挺进纵队”反革命组织，纯属冤假错案，应彻底平反昭雪。77年5月，山东省委要求有关地、县成立办事机构，配备专人负责，做好平反工作。我县成立了办公室（设在民政局），抽调董玉德、周朝文等四人具体办理。根据中央、省委的文件精神，经一年多的积极工作，对支边工人及其死者亲属，在政治上彻底恢复名誉。地、县、公社都召开有线广播平反昭雪大会。经济上给予抚恤，补偿，一次补齐前十年抚恤金共12万元（死者一户平均2500元），由民政局负责发放（父母到老，子女到18岁）。我县死亡24人，伤残3入，有20家子女符合招工条件，经劳动局办理了招工手续。在云南服役期间的10名提干工人，重新给安排了工作。1977年11月，山东省又组织了省劳动厅、人事局和有关地、县落实政策办公室负责人参加（我县董玉德参加）的代表团，赴云南具体协商办理各项工作，并到平浪干海子煤矿召开了平反昭雪及追悼大会。代表团在云南半个月，受到云南省委盛情接待，省长刘明辉亲自接见并陪同共进晚宴。由于省委重视，拿出一百多万元资金，二百名招工名额来处理这一冤假错案，一切得到圆满解决。从云南回来，路经北京时，早已调中央工作的赵健民部长，同夫人到首都机场招待所看望了山东代表团。团长首先向赵健民部长汇报了这一案件的全面情况，原工八团政委王洪奎，团长任西令，也作了补充汇报。赵健民听后很高兴，他说：“山东支边工人抛家舍业，去云南辛辛苦苦拼命干了三年，由于文化大革命，被错打成反革命组织，确实应该给予平反昭雪。”他对山东云南两省处理问题能这样圆满感到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