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叫马步阶，于1919年出生在郯城县十里乡吕港口村一户农民家庭里°1926年至1933年就读于本地私塾。粗通文墨，乐于接受新事物。1934年即16岁时，在马头镇由党组织工委书记崔广运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救国培训班学习15天。1935年被分配到港池乡做党的工作。以后，又被调到苏鲁边区干校学习三个月，学习的主要内容是马列主义和抗日救国的道理。1938年后，郯城、马头镇被日军占领，干校转移到现在的临沭县南古庄，在那里一边学习，一边发动群众，开展工作，壮大革命根据地。
  当时的郯城、临沭隶属于苏鲁边区，由滨海区管辖，司令员是杨深生，区党委书记王众音。我和杨荣杰、王贯杰在一个小组工作，为了壮大党的队伍，曾先后发展了曹庄吴纯等10名党员。1940年调我到羽山一带开展抗日发动工作。尔后，担任东海县委机关党支部书记。在形势好转的情况下，组织决定成立战时邮局。为了工作的需要，我先后被调为东海县邮电局交通股长和滨海邮政股长，与白灯彩同志负责4条邮政略线，传递滨海区党委与山东省委的重要文件。
  1943年秋，日本侵咯军对我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残酷扫荡。一天，晚上8点30分左右，我们在执行任务时，路过东盘村被敌人抓获，和我一起被抓的有尹增芝同志。敌人用铁丝捆扎我们的手脚，关押在一间黑暗的小屋里，用棍棒毒打，问我是不是共产党员，谁是共产党员，我至死只说三个字“不知道”。凶残的敌人把我打得死去活来，看我昏倒了，就泼凉水，醒后再打。结果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直把鬼子气得暴跳如雷，就这样折磨了一个月，又把我押送到临沂乘汽车解到兖州，又转乘火车到济南。日本人在济南设了个“新华院”，实际是集中营，我就被关在这个集中营里。汉奸、特务日夜拷打，受尽百般折磨，又苦熬了一个多月。敌人把我和这个集中营的800多人，于1943年的一天，统统给照了像，押送到青岛乘“仟岛丸”号海轮送往日本大坂市做劳役。
  我们在日本大坂市港口，以挑煤为主兼运其他货物，一天干12个小时，住的是冬冷夏热，晴天日晒、阴天漏雨的旧毛毡木板房，夜间象猪一样横七竖八睡在这黑暗潮湿、臭气薰人的地板上。冬天只给一条破毡，冻的瑟瑟发抖；夏天闷气酷热，满屋蚊蝇横飞，蛆咬蚤叮,彻夜不能入眠。混身长满疥疮，现在身上还留有多处伤疤。当年的深冬仍穿着被抓时的单衣，手脚都冻成冻疮。白天干活时，挑着130多斤重的煤担，走的稍慢就挨监工的秦打，轻则耳光，重则鞭抽，拳打脚踢是“家常便饭”。脚磨破了，流血淌脓也不准包扎。小便尿在裤子里也不准停步。我亲眼看到有4个劳工兄弟被活活打死。吃的是:坚硬的橡子面的黑窝窝，且早、晚每顿只给两个。中午只给一碗烂菜叶拌黑面的稀粥，一天吃半饱，饿得直不起腰。出的是牛马力，吃的是猪狗食，整整苦熬了一年另两个月。真是有国不能归，有家不能回，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备受人间艰辛，悲痛欲绝。日本人还常常向劳工训话，说什么你们这些人是我大日本帝国用钱买来的,死也得死在这里，别想回国，真是天大的荒唐。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我们这些在异国备受奴役的华工，无不兴高彩烈，欣喜若狂。使我们看到了归国的曙光，萌生了回家的希望，振作了精神，奋起斗争。我们劳役中的一、二分队由我和长清县的张春祥为负责人，组织了党组织，团结广大工友，向日本监工头目进行以理据争，以罢工向日方索要华工名单不果，遂组织华工弟兄，砸烂大坂警察署130多部电话，警方唯恐再生是非，被迫交出回国劳工2914人的名单，不久，我们即乘轮船回到天津塘古港。
  回天津后被国民党接收，中方与日方交涉向华工赔偿未成,接着国民党就威逼我们当国军，否则不发给路费回家，同时又遭到搜身检査,想不到我们这些受苦受难的劳役人回国后又受二茬罪，真是岂有此理。此时，我和刘港口村的陈秀平（此人已故）相遇，俺二人商议,坚决不加入国民党军队，便伺机爬上南去的火车到新安镇（即新沂），于1945年旧历11月5日回到故乡老家吕港口村。由于我身心受到摧残，神经不正常，没有归队工作，自愧脱离了党组织。现在我有五个儿子，都成家立业,子孙满堂，全家幸福，这真是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河深海深不如共产党的恩情深。
  （马步阶口述吕树奎记录文史委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