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今年12月12日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五十周年，我回忆起张学良在送蒋离陕之前，手谕东北军统旧于学忠指挥这件事，联想有关于学忠事迹的著述，尚不多见。现在将我所知道的一些片面资料，提供出来，以备研究民国史者采择，作为“西安事变”的纪念。我于事变后，在于学忠的江苏绥署，第三、第五集团军总部，鲁苏战区总部，前后当了四年军事幕僚，公余之暇，于时常和大家闲谈，他如何得到直军吴佩孚的赏识擢拔，如何从直军转到奉军，深受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恩遇重视，两次当封疆大吏（河北省、甘肃省主席）的经过。尤其1939年他从湖北大别山赴洛阳参与第一战区程潜司令长官召开的军事会议，我是他两个随员之一（另一是王又铮），路上他谈了许多往事，以破旅途寂寥。他对于1933年张学良自北平下野出国，当时东北军总计约有二十六万多人，除万福麟、王以哲、何柱国三个军约计九万人外，其余十七万人的队伍，统交其指挥，这是张学良第一次指定他为代理人。第二次是1936年张学良自西安亲送蒋介石回南京，手谕所有东北军，统交他指挥。他每谈到这些，深感张学良的不幸遭遇，以及对他的厚望，言语之间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于学忠两次受张学良重托指挥东北军，不但是民国史上也是研究东北军史的重要问题。下述各节，多是事情的侧面或片段，不够完整，且事隔多年，参考资料甚少，只凭记忆，定多失误，恳切希望了解情况的同志，予以补充订正。
  一、与吴佩孚的关系
  于学忠字孝侯，有人说他是山东蓬莱人，实际他生于奉天省旅顺口。父亲于文孚时在旅顺驻军宋庆大营内当旗牌官，因甲午中日战起，那时他刚五岁，随母亲漂海返回祖籍蓬莱长大。大约在辛亥（1911）年之前，毕业于武卫左军（毅军，总统为马玉昆、后为姜桂题）随营学堂步兵科，以后即在毅军中当初级带兵军官。民国元年（1912）毅军米振标任热河林西镇守使，于当了使署中校副官长，民国六年（1917年）调充湖北第十八混成旅炮兵营长。袁世凯当年编练的北洋军，在袁死后分化出来一大部，先由号称北洋三杰之一的冯国璋为首，和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北督军王占元，时人称之为长江三督，联结一起形成直系，所属部队就叫作直军。以后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驻保定，副使吴佩孚驻洛阳，曹、吴遂为后期直军的首领。1921年夏季，湖南赵恒惕进军湖北，川军也向湖北进扰、鄂督王占元请援于吴佩孚，吴乃率部乘兵舰由汉口驶抵宜昌督战。吴发现于学忠所部炮兵，表现的奋勇，乃传令于学忠到兵舰上相见，于陈述转取攻势确保宜昌的必要。吴采纳了于的意见，击退了川军守住了宜昌。吴返回洛阳曾对众说，此次到湖北，发现鄂军第十八旅炮兵营长于学忠，年青有为是个人才。于学忠常讲他与吴佩孚虽属蓬莱同乡，但两人以前并不相识，有人说他是吴大帅的远亲外甥，那是错误的。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直军失败，吴佩孚乘舰南行，到达汉口整顿直系各军，吴提升于学忠为陆军第二十六师师长。二十六师原由曹锟之弟曹瑛统带，二次直奉战中已被消灭，并无官兵，只剩一个空番号。于乃将所部鄂军第十八旅改编为第二十六师，以原十八旅的团长杨殿云、马廷福分任旅长，师部驻宜昌。1926年夏间北伐军从广东北进入湘鄂，在汀泗桥与武昌城和直军发生激战。另外冯玉祥所部国民军亦由陕甘分路东进，压迫直军。此时的吴佩孚一无粮饷，二无械弹，丧失了发号施令的条件，在河南的直系各军，因饥困所迫，有的逃散有的另谋出路或依附旁的方面。稍后武汉已被北伐军占领，而川军又复东进，宜昌陷于东西两面被夹击状态，于学忠孤军，已无坚守宜昌待敌歼灭的必要。于乃率部离开宜昌，北去与河南直军谋取联系，1927年5月间，于在河南邓县与南来的吴佩孚会晤，吴将豫南的直军，指定统交于带领，军中昵称于为“小军长”。吴此时见大势已去，所部穷极思变，甚至他自己的卫队，竟开枪闹事，情况险恶。不得已吴乃决计入川，去依附川军将领刘湘、杨森等，度其流亡生活。
  二、对张作霖的啣感
  当于学忠困处在宜昌之际，蒋介石、阎锡山都想将这部直军抓到手，分別派代表前往接头，均被拒绝。另有奉军师长应振复派遣江维仁（江以后任东北军一零八师师长）来鄂，江谓应师长说，以前他在湖北任第八师师长王汝勤之参谋长时，彼此相识。现在应师长屡向张氏父子进言，称赞于部为直军中一支劲旅，须设法收编。不久号称陆海军大元帅的张作霖，又派参议范浦江、宋学礼等来洽谈收编问题。在改编问题迟迟尚无头绪之际，情况已发展到吴佩孚离军入川，于感念受吴的知遇，愿与吴同进退，乃将所部委托杨殿云、马廷福两，旅长统带，并告知官兵他暂离开队伍，去为饥军另谋出路，遂偕他的第二夫人等离军取道汉口转往上海，回山东蓬莱故乡，奉方代表范浦江、宋学礼同道转返北京。
  于返回蓬莱不久，张学良派参议周光烈持张的亲笔信到蓬莱，邀于赴北京洽谈。于感到为此军谋出路，义不容辞，但此时于的手头拮据，没有赴北京的宽裕路费，只带他二夫人一副金手镯，和现金八十元，前往北京住在前门外煤市街大旅社内。他先往中南海怀仁堂见大元帅张作霖，张态度热诚语言爽直，首先说：“我和令尊当年都在田庄台宋老帅大营当差，共事五年，这是赵周人（赵倜，当过河南督军、毅军老将）米都统（米握标，当过热河都统毅军老将）一般老朋友都清楚的事实。我不是以长辈自居，你是故人子弟不是外人。我知道你对吴子玉的忠义，希望你能像对吴子玉那样对待我，就很好了。”于表示军队正向皖北集结，只求收编过来，个人从旁帮助把部队安置完毕，仍愿返回山东。张说：“我只相信你，该军人马还得由你带。你可即去把军队整顿好，带到北方来。关于武器装备粮饷，一切事情和学良接洽。”当即留于共餐，在座的有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和几位蒙古王公。于学忠每谈到这段往事，流露着真挚的深厚的感念张作霖对他的恩谊。于被任为陆军第二十军军长，归三、四方面军团长张学良指挥。于初见张学良于西单文昌胡同张的官邸，张告知于奉军经理制度有两种，一按部队人数实发；二为包干制，由主官包领军费转发。于表示愿同奉军一样实发，不采取如张宗昌、褚玉璞等包干的办法。
  当于部饥军在河南得悉于学忠前往北京为军谋出路的消息后，直军第七师旅长刘乃昌部，第十八师毛永恩部，第二十五师杨殿云部，第二十六师马廷福部，立即冲出冯玉祥军孙连仲部的包围，强行横越京汉铁路东进。以上各部在突围时，官兵们发誓“谁都得多缴几条枪，带上做见'小军长'的见面礼。不管过铁路时碰上的是国民军、北伐军，什么军都一律下他们的枪，才算有种”。当部队到达南宿州，于学忠把所部整编为三个师，以刘乃昌、杜继武、马廷福分任师长。官兵们对于归属三、四方面军团，于学忠重当军长，认为有了生机得到新的出路，情绪非常欢畅，见到三、四方面军团新发的军服领章上有铜铸的3、4AK字样，又领到补发的半年军饷，那种喜悦心情，是多年没有过的。二十军在张学良军团长指挥下，转战于豫北冀鲁各地，1928年7月张作霖被炸逝世，张学良接管东北军政，任命于学忠为临绥驻军司令，驻防在山海关。
  三、威慑天津便衣队
  日本侵占东北制造个“满州国”后，下步就打算割据华北，再制造个伪政权。它首先纠集在天津当寓公那些失意政客及亲日分子，如王揖唐、齐燮元、张志潭辈，煽动地方当局脱离南京政府，搞华北特殊化。另外日寇土肥原贤二，影佐贞昭又拉出著名汉奸郝鹏、张璧等，雇用一批地痞流氓组成便衣队，以天津日租界为窝巢，从1931年8月初，无昼无夜四处骚扰鸣枪闹事。河北省主席王树常，惟恐把事情闹大与日军发生冲突，不敢出动正式军队予以镇压，而天津地方警察和保安队的力量又颇微弱，不足以应付，更不敢去日租界逮捕闹事的丑类。无奈只可宣布戒严，采取消极戒备的办法，以致天津市面极度紧张紊乱，商民非常慌恐不安。嗣张学良将军于1932年8月17日电请南京，发表平津卫戍司令于学忠与河北省政府主席王树常职务对调，于到达天津就任省主席后，立即宣布撤销戒严令，恢复正常状态。一面将驻在津郊的百十三师两个团，改穿保安队服装，轮流派进市内加强警戒。同时于学忠还指示在北平南苑的东北炮兵第七旅旅长乔方，“作好临战准备，一接命令，立即派出一团炮兵驰往天津，如果日军公然发动战争，就将所有炮弹，都倾注到海光寺日本兵营里。决不允许日本鬼子兵不血刃，像拿沈阳那样，用一些乌合之众的便衣队，白拣天津。”日方本想利用便衣队闹事唾手而得天津的想法，现在看出于学忠有决心要和他们死拚，就不愿下大本钱重蹈以前在上海和十九路军硬干的覆辙，那些乌合之众的便衣队，也就销声匿迹不敢再出闹事了。于认为窝藏在日租界内的便衣队头子郝鹏，必须予以消灭掉，才能根绝便衣队的祸根。遂秘密指示天津市公安局长李俊襄，派特务队化装潜入日租界郝鹏的住处，将其绑架出来，拟即处以死刑。不料一贯丧权辱国的亲日外交家黄郛，连续从北平打来电话，并派专人到津，促于要顾全大体，免予日方以口实，给外交造成困难，指示须把郝鹏放走，并不可再去日租界绑人。因为黄郛是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是省政府顶头上司，不能不执行他的指示，乃将郝鹏从公安局解往五十一军军部，由军法处进行审讯，取得郝亲笔写的悔过书，保证以后不再在河北省境内闹事，始行释放。
  日寇看到对于学忠动硬的不行，遂即变更手段，干出以下几项罪恶勾当。一、收买大流氓王玉珍（当过胶东刘珍年的参议）为剌客首领，纠集暴徒十多人，携带日寇发的手枪手榴弹，潜伏在马路旁，以待于氏赴省府上班时，加以狙击，被我保安队捕获。王玉珍供称，他等是以前当过吴佩孚政务厅长白坚武和现任天津市政府外事秘书何庭流所唆使行刺的。二、买通于的随从副官巫献廷，俟于更衣沐浴时，动手行刺，被于发觉擒获，讯知亦系白坚武、何庭流干的。三、收买于的旧部曲子才勾通厨师袁某，在食物里下毒药，袁厨自首将日人发的白色毒药持交与于。日伪种种暗杀于学忠的阴谋，均未得逞。
  四、“何梅协定”离开河北省
  日本侵华计划，基本上是按臭名远扬的《田中奏折》规定：先灭亡满蒙，再灭亡中国，最后征服世界的步骤进行的。自从“九•一八”侵占东北制造一个“满州国”后，就积极地从军事上外交上经济上，把手伸向华北。首先阴谋拉出下野蛰居在天津的段祺瑞，粉墨登场建立一个伪政权“华北国”。事为蒋介石侦知，诚恐段出来与他分庭抗礼唱对台戏。急忙派人将段于1933年春间接往上海加以羁縻。日方遂转而寄希望于二吴即：一是吴佩孚、二是吴景濂，认为二吴在政治上有号召力，.两人又一向反对南京，有利用价值，不料吴佩孚向以“小诸葛”自诩，失势时不进外国租界，不出洋不托庇于外国人，现在不愿低首下心去作儿皇帝。至于吴景濂很珍视他早年追随孙中山南下护法的这段政治资本，也不肯轻易自我毁灭。日方拉笼二吴的阴谋，迟迟未能实现。恰在此时与天津日军有勾结的石友三，主动跳出来想大肆表演一番，日方立即给以名义，在河省各地招编匪军，进行骚扰。石友三以前率部驻在河北邢台，曾受日军煽动，于1931年7月间叛变，进攻石家庄，越过滹沱河窜到望都县，声称要驱逐张学良进占天津。当时张学良指令于学忠将石友三叛军，完全击溃在望都，石友三对于学忠深怀战败的仇恨。日军利用石友三倡乱，主要目的，就在于用石友三赶走于学忠。
  1935年6月，北平军委分会委员长何应钦与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秘密缔结一个所谓“何梅协定”。协定内容有日方要求必须罢免于学忠的河北省主席，并将于部五十一军撤离河北省的条款。协定签字后，何应钦亲自由北平与于学忠，连打了两次电话，并叫他的办公厅主任鲍文樾与于通话一次，要求于即将河北省主席辞掉，于接电话当时非常激动与气愤，认为何应钦黄郛一味顺从日寇丧权辱国，又觉得张学良下野出国，流亡在关内的东北军民,张学良曾嘱托他代为照管，若离开河北就有负张的付托之重。于是在电话对话时于的口吻非常激愤，他告诉鲍文樾转达何应钦就说“除非我姓于的死了，不死就绝不辞职离开天津”。以后何应钦邀于去北平开会，何说现在中央决定将河北省政府迁移于保定，因天津是沿海商埠，而保定居全省适中，不久南京明令河北省政府移驻保定，于到保定后又有命令着于率所部五十一军离开河北，转往陕西驻防。不久发表于为甘肃省主席。
  五、二次被指定统带东北军
  1936年12月爆发了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张学良考虑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只有蒋氏具备了领导抗日的条件，要抗日就必须争取将蒋氏所掌握的中国最大的军事实力，使用在抗日战场上。因此不仅需要把蒋捉起来逼他抗日，还须释放他拥护他领导抗日。在释蒋这个问题上，东北军和杨虎城所部西北军各将领都是有争议的，最后张学良断然决定释蒋，并且还要亲自送蒋返南京。讵料到了南京就被拘禁起来，交军法会审，裁定由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永远失去了自由。人们惋惜张学良送蒋是失策，评论他政治上不够成熟。其实张何曾没意识到送蒋会有一定危险，所以他在12月25日送蒋上飞机以前，亲笔写了一张手谕“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城孝侯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长各师长。张学良廿五日”。
  于学忠对发动事变，事先并未与闻，张学良深知于的为人，所以在临潼捉蒋以前，张并未向于告知底蕴。在12日早晨西安绥署队伍到西京招待所搜捕南京来陕重要人员时，竟将于也当作来陕的中央大员，予以拘捉，后发现所披呢大衣，里面有丝绣“孝侯”两字，才清楚他是于主席。于看到事件已发生，就毫不迟疑立刻打电报指示兰州甘肃省政府秘书长周从政，第五十一军副军长牟中珩派队伍把中央派驻兰州的甘肃绥靖公署的武装收缴下来，与西安方面采取一致行动。对于释放蒋回京，他是持反对态度的，尤其张亲送蒋，他更不赞同。抗战期间他在重庆和他的秘书长周从政，驻渝办事处处长郎贯一，闲话往事，他说“副座手握二三十万大军，为什么还要受制于人。当年他下野赴欧，把大部东北军交给我带领，那时我没有什么顾虑的。一、如果日本鬼子闹事，我有决心敢在天津和他们拚了。二、对何应钦、黄郛两个亲日派，阴谋吃掉和拆毁东北军，我有办法对付他们（实际何应钦未能对东北军人事上多加干与）。西安事变送蒋，副座第二次把东北军交我带，好像南宋岳元帅去临安，把岳家军交给牛皋带一样。可惜我于某人怎比得上牛大将军。特别副座离陕以后，西安情况混乱，以我和张家两代的关系，竟不能居住在金家巷的副司令官舍，被迫借宿在新城大楼（杨虎城寓所），看到主战、主和两派居然以手枪相对，而我却束手无策，真痛心极了”。
  六、深入敌后就任鲁苏战区总司令
  自1938年6月间徐州会战完毕，抗日战争进入一个新阶段，国民党军撤往平汉铁路以西地区，山东、江苏两省和皖北地区就成为沦陷区了。中国共产党特派一个八路军东进纵队，先以张经武后为徐向前任纵队司令员，以黎玉任政治委员，进入山东沂蒙山区和徂徕山区，发动民众开展抗日战争，收复国民党放弃的大片国土，给日寇以巨大打击。这时驻重庆美国大使馆一个武官，向蒋介石反映情况说:他从天津搭火车到上海，看到津浦铁路沿线两侧的日军挖掘很深的护路沟，证明日军害怕游击队扒毁铁路，断绝他们军事运输线。中国军队为什么不组织游击队去进行破坏呢？蒋介石很重视美武官的意见，不久他就发表第五集团军总司令于学忠为鲁苏战区总司令，以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为副总司令，命令于学忠率部从皖北进入山东。此时于正在洛阳参加一战区长官部召开的会议，接到命令后，他去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鹿说“我俩这个总司令是同时发表的，所辖地区都是国民党放弃的沦陷区，名为战区但和其他战区不一样。其他战区多少还有基本地盘，是正式战区，叫司令长官，我俩都是游击区，不叫司令长官而称为总司令。沦陷区情况非常复杂，敌伪纵横扫荡，八路军到处发展，我俩是在没有后方没有根据地、前有敌伪后有八路这样艰苦夹缝中转游，叫做打游击吧”。于学忠对于入鲁并不怎么积极，他从洛阳返抵驻地安徽阜阳后，迟迟地才指挥五十一军渡过涡河越过津浦陇海铁路，进抵山东郯城。
  原海军渤海舰队司令兼青岛市长沈鸿烈，自抗战开始封闭青岛港口炸毁日本在青岛的纱业基地，带领海军陆战队实行焦土抗战以来，博得舆论很高的称赞。他被任为山东省主席，坚持在本省境内打游击，是抗战以来中国头一个在敌后打游击的省主席。他和于学忠都是东北军的老人，有相当友谊，这次于进入山东，他感到可以借助于部实力，在沦陷的山东，施展他的抱负，搞出个局面来，好向蒋政权邀功。但于本人和所属军、师长们，都认为沈是政学系的政客，好弄权术好使手腕，惟恐沾沈的边会被他利用，对沈都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于学忠所部到达山东沂水后，沈鸿烈邀他赴省府所在地东里店开会，会上沈表示都是东北军老人，于现在是总司令他是副司令，最好他的省府和总部合署办公、军政打成一片，力量就更强大些。再有两人合在一起行动，遇有危急或发生重大情况，彼此也好磋商处理。不料随于去开会的五十一军军长牟中珩，立即发言反对说：“总司令副总司令两位聚在一起，目标太大，容易遭到敌伪侵袭，现在情况是应分散不宜聚合”。牟军长发言相当粗莽，沈很觉难堪。这是于入鲁后第一次与沈鸿烈在沂水东里店开会，闹个不欢而散。又加总部的参谋处长高仁绂、科长张雨村、省府保安处长甯春霖都是些不识大体，以搬弄是非讨长官喜欢的人，遇事添油加醋以至于沈两人互不信任，芥蒂越来越深。
  七、与沈鸿烈政见分歧和李仙洲入鲁
  抗战开始，坚持在敌占区活动不退出辖境的国民党高级官员只有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当时人们都叫他“游击省长”，他的游击对敌伪来说，隐蔽躲藏、游而不击。沈主席所属两个行政专员秦启荣、张里元专跟八路军作对，是两个著名的摩擦专家。沈鸿烈对于学忠入鲁，原抱着很大希望，想借助于部实力，把八路军东进纵队抚
  抱着很大希望，想借助于部实力，把八路军东进纵队挤出山东，好向蒋政权邀功。但于却以为他所属五十一军入鲁以来，颇得东进纵队的支援，派人引路开道，提供敌伪情报，发动民众欢迎，双方合作的很好，绝不可在大敌当前之际，制造矛盾相互拚杀。不料突然秦启荣的保安团队与东进纵队在沂水朱位地方，发生一次相当大的冲突，双方都上报战区总部，请求处理。于即派参谋胡志广往现地认真调查，并告诉总部秘书长周从政，必须按照调査所得实际情况，从总部立场出发秉公裁决，不可支持或偏袒某一方。总部处理的命令下达后，东进纵队方面认为裁决的公正，表示完全接受，而且还将朱位事件发生经过和总部命令原文，印成小册子分发出去。这却遭到沈和他的省府一些负责人的大肆攻讦，诋毁于的思想作风，受“西安事变”影响甚深，认为总部秘书长周从政、机要科长郭维城诸人，都是“西安事变”的馀孽，这样是很难实现重庆政权剪除异党的既定政策的。暗中不断向重庆方面进行攻讦，不久蒋乃派大特务头子周复为战区政治部主任，率大批政工人员来山东，作为监军。
  1941年春，国民党第九十二军从鄂北调到安徽阜阳，在这以前就有消息传说九十二军军长李仙洲，将率部入鲁接任山东省主席。李仙洲是黄埔军校第一期蒋的大弟子，很久以来他就想以山东人资格，到山东搞一个局面，给自己增添政治资本。沈鸿烈在山东由于和八路军东进纵队势不两立，他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力量越来越削弱，几乎达到无法存在的地步，又加与于学忠闹意见,重庆方面遂将沈调出山东，改任为农林部长。发表于部五十一军军长牟中珩继沈为山东省主席。牟常对人说“老沈调后方当官去了，我是个过渡省长，未来的山东省主席，是李仙洲的，上边是叫我临时出来跳个加官”。1942年秋到43年春，由于八路军在华北日益发展壮大，日寇感觉必须进一步“强化”它的占领区，乃发动合围式大扫荡，局促在鲁南山区的于学忠，迭电要求蒋介石催促李仙洲迅速率部入鲁。李在开始由皖北向山东进军之初，原想一举将鲁西鲁南等处的八路军，完全扫荡尽净，为他当山东省长造成条件。当年4月间李仙洲亲率九十二军主力第二十一师及暂五十六师到达鲁西，强行进犯微山湖以东的八路军，被八路军杨勇所部迎头痛击，遭到失败。另外李部一四二师虽然窜到津浦路以东地区，但补给困难官兵吃不上饭，遂与盘踞在枣庄东北抱犊崮的山东老土匪刘黑七（刘桂棠）搭伙，向八路军地区抢粮，也被击得溃不成军。至此李仙洲才感觉他的美好设想不能实现，最后只好硬着头皮给蒋打电报：“鲁苏大势已去，非九十二军区区兵力所能挽救，部队弹尽援绝，旷日持久有被全歼之虞，请准撤回皖北整补”。蒋被迫也只好复电照准。
  在这以前于学忠部，外受日军合围大扫荡，内遭胶南土顽赵保元与原韩复集手枪旅诸部的投敌叛变，处境已异常艰苦险恶，重庆方面乃电令于部撤出鲁南，前往西，强行进犯微山湖以东的八路军，被八路军杨勇所部迎头痛击，遭到失败。另外李部一四二师虽然窜到津浦路以东地区，但补给困难官兵吃不上饭，遂与盘踞在枣庄东北抱犊崮的山东老土匪刘黑七（刘桂棠）搭伙，向八路军地区抢粮，也被击得溃不成军。至此李仙洲才感觉他的美好设想不能实现，最后只好硬着头皮给蒋打电报：“鲁苏大势已去，非九十二军区区兵力所能挽救，部队弹尽援绝，旷日持久有被全歼之虞，请准撤回皖北整补”。蒋被迫也只好复电照准。
  在这以前于学忠部，外受日军合围大扫荡，内遭胶南土顽赵保元与原韩复榘手枪旅诸部的投敌叛变，处境已异常艰苦险恶，重庆方面乃电令于部撤出鲁南，前往安徽阜阳整顿。尚以为李仙洲率重兵入鲁，绝无问题，将于学忠调走，更可使李仙洲统一军权，当能打开山东的局面，谁料山东形势的发展变化，使重庆的种种设想完全化为泡影。
  八、周总理重托，照拂张学良家属
  于学忠就任鲁苏战区总司令率五十一军从皖北往鲁南行军途中，大家都看到有位老军官往往牵着一匹马，徒步走在总部队列的先头，身体硬朗腿脚灵活，据说他和于老太公于文孚、张作霖等人，当年都在老毅军宋庆大营当差，这位老军官已年过七十,食量力气均过常人。于学忠顾念他毕竟年事已高，不便于军旅生活，一再想赠送些钱，使他留在皖北家里养老，但他执意不肯，说他年轻时投军，就想打矮子，现在矮子上岸，他豁出这条老命，非把矮子赶下海不可，绝不蹲在家里。又总部马号里有匹老白马，是张作霖早年骑乘过的，于对此马专派一名马伕，加意饲养，指示行军时任何人也不能骑乘它。从以上两件小事可以看出于的为人，是心地纯厚笃念情义的。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羁留在南京，归期无望，他在西安的住宅，由其副官长谭海办理结束，张夫妇及赵娱女士的衣服物品图书等，除由谭副官长带往天津一部分外，其余打成几十件大包，指定保管人员运往于学忠的五十一军军部储存起来。1984年发现的影印张学良西安送蒋写的手谕，就是当时总部影印发给每个官佐人手一份，在那批被保存下来的图书中检得的。这一历史文物的问世，足以说明张学良送蒋，是预见会有危险的，但为了举国团结抗日，为了拥蒋领导争取把蒋控制的中国最大的武装力量，能使用于抗日战场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冒险去南京，可见并非如一般说的送蒋是鲁莽是政治上不够成熟的表现。
  1952年周恩来总理为解决京津两地张学良的家属生计问题，指示全国政协将北京西城张家所有的顺承王府，作价购买过来，款按张的家属人数平均分劈，每人得了一万元（惟有张学思夫妇，表示放弃）。在海外的把应劈的份额存放在银行里，以待支取，周总理指定由于学忠经手办理此事。人们听说，都为这桩义举，深深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