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于学忠，字孝侯，1890年11月19日（清光绪十六年十月八日）出生于毅军驻旅顺口军营中。祖籍山东蓬莱。其父于文孚久隶宋庆毅军，当过旗牌官，后任帮统。清光绪年间随宋庆驻守旅顺口。于文孚、米振标同为宋庆老部下。1894年日寇挑起甲午中日战争，年仅五岁的于学忠随母漂海回籍躲避战乱。
  于学忠幼年随父生活在军营中，1904年在毅军所办随营学堂肄业。后毅军移防通州，设武卫左军随营学堂培养将弁。1908年于学忠入学堂习步兵科。1912年夏，于学忠以第一名毕业于随营学堂。安排在毅军中任排、连长。1912年于学忠随毅军驻防热河。1914年被热河林西镇守使米振标拔充为镇守使署副官长。5月任陆军步兵少校，6月升陆军步兵中校。
  1917年北洋陆军第十八混成旅建于湖北，赵荣华任旅长，所部原为江防毅军，军官多出身行伍，略具军事学识的炮兵营长竟难其选，故赵于1918年8月电召于学忠至襄阳任炮兵营长。因于是军事学堂出身，而赵原系于文孚之旧部，同于又是乡谊。于学忠既任炮兵营长，兵系新招，士官则由中央第二混成旅拨来，皆炮兵专门人材，个个勃勃生气，于心亦喜欢。赵旅由钟祥移驻襄阳。
  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前，长江上游总司令、皖魁段祺瑞之姻娅吴光新忽到汉口活动，并设司令部于此。鄂督王占元虑其攘位，先调赵旅到汉口，密为戒备。直皖战起后，于学忠随赵旅参加对皖作战，将吴光新包围缴械。
  1921年夏，湖南赵恒惕号称援鄂自治，举兵北进，川军也乘机攻湖北，王占元兴兵抵抗，结果嫡系第二十一混成旅在武汉、宜昌哗变。时赵荣华驻施南，留于学忠炮营守宜昌。第二十一混成旅既已哗变，军心浮动异常。于学忠镇静防范，炮营与步兵团留守士兵同驻镇署，幸皆谨守秩序，未与变兵附和。事后赵对于极加赞许。
  1921年秋，川军熊克武、刘湘号称援鄂进兵湖北。赵旅守宜昌军事失利，大有放弃宜昌之意。于学忠进言说：“川军虽众，内部尚有矛盾，枪械弹药均不充实，亦无重武器，而且水路并下，士卒疲劳，势难持久。镇守使有守土之责，不战而退，疆帅何能见谅，后此无以图存。今日无论胜负，皆当一战。我军以逸待劳，未必不能阻止敌军。”吴佩孚应王占元请援，率部乘兵舰抵宜昌督战。吴见鄂军阵地两翼俱退，独于学忠炮营表现作战勇敢，仍坚守阵地，遂令于学忠到兵舰上相见。于报告战况及反攻计划，并陈述转取攻势确保宜昌之必要。吴佩孚嘉许采纳了于的意见，结果击退川军守住了宜昌。于学忠从此得到吴的赏识。吴返回洛阳曾对部下说，此次到湖北，发现鄂军第十八混成旅炮兵营长于学忠，青年有为是难得的将才。
  于学忠与吴佩孚虽同里闬，然素昧平生，从此两人相识。外间传言，于学忠是吴佩孚的外甥，实属讹传。事定不久，吴佩孚拟调于学忠任第三师（吴自兼师长）团长，但赵荣华已抢先于1922年1月提拔于学忠为团长，并复电吴佩孚，宜昌防务重要，未便易人。
  1922年7月，四川内讧，拥护孙中山的熊克武同拥护曹锟的杨森、刘湘撕杀起来。吴佩孚派赵荣华、于学忠所部入川援助杨森、刘湘，归杨森指挥。于入川以后,鄂军始大举兴援，卢金山为鄂军援川总司令，赵荣华以鄂军援川军总指挥名义驻守重庆。
  1923年9月，于学忠晋升陆军少将。12月，赵荣华因抗拒军令被吴佩孚免去旅长及施南镇守使本兼各职，以于学忠继其后任。其后于学忠仍配合川、黔、鄂各军反攻，夺回重庆。1924年春，于学忠部奉命回驻施南。6月授将军府将军。
  1924年9月，直奉战起，冯玉祥在前线倒戈，直军溃败，吴佩孚循海南行，到汉口整顿直系各军，后移岳州。于学忠曾回忆说：“时我僻处施南，俱无所与，惟曾一至黄州一至岳州谒候起居而已。”1925年10月，吴佩孚重至汉口，被孙传芳、肖跃南等拥戴为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吴首先整编直系各军，扩充实力，遂将于学忠第十八混成旅扩编为二十六师，于置升师长。驻防施南。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岀师北伐，长驱入湘，占长沙、下岳州，直指武汉，湖北震动。
  于学忠因鄂局势紧张，赴宜昌商洽军事，吴佩孚即委他为长江上游副司令，移师部于宜昌。长江上游总司令本辖五个师，武汉告急时，于多次进言总司令卢金山宜大举东援。卢犹豫观望，迂延不决，使汉口、汉阳陷落、武昌被围。于学忠急派一旅赴援武昌，行抵中途，克昌已被北伐军占领，遂退守沙洋，武昌失陷后，吴佩孚狼狈逃往河南，其部下大部溃逃或他投。此时宜昌已四面被围。卢金山欲归附北伐军却遭部下反对，遂将兵权交部下，只身入川依附刘湘。
  1926年冬，于学忠因不愿背吴，率部撤至谷城一带，旋接吴佩孚电令被委任联军第九军总司令兼荆襄警备总司令。嗣后，于学忠决意移军豫东，假道新野、邓县，败樊钟秀，遂设司令部于邓县。此时冯玉祥率部入豫，大军压境，直军形势日绌，北伐军曾两度派员东来劝于归附，均被于拒绝。于当时认为“因一经附南，势必分担北伐任务，以我讨吴，良心终不自许。”
  吴佩孚无饷无械坐困巩县，形势已临末日，又受冯军威胁，益难立足，约在1927年5月，不得已逃到于学忠军中暂避。吴至邓县，环境益非，北有冯部跟踪逼近邓县‘西有孙连仲卷土重来；南有张联升投冯叛吴。于军内部亦渐不稳。一天，于学忠集诸将会议，第七师师长阎得胜对于说：“吴大帅在此，目标太大，致为各方所集矢。”有意驱吴。于见诸将已有贰心，“遂声言玉帅今日正在患难，即属朋友亦应援助，况吴为直军统帅，今日岂可落井下石。诸君如坚执此意，我当自杀以谢玉帅与诸君。”众军官见于意坚决，遂不复言。
  邓县既为众矢交迫之地，吴自知大势已去，所部穷极思变，甚至他自己的卫队竟开枪闹事，情况不妙，便重谋出路，与于计议，决定暂时进川依附刘湘、杨森，再观形势。于学忠则表示，愿解甲归田，“与我帅同进退”，将部队交与部将，听其自求生存。于对吴说我下野理由有三：“（一）大帅来我军中，我不能有所作为挽回颓势，对不起大帅，应去者一；（二）邓县一带年来歉收，民有菜色，驻此重兵，深扰父老，应去者二；（三）官兵无粮无饷，亦无服装，不自避位，负我部属，应去者三。”吴听于言极为感动，初以于年未四十，正应进取，敦劝勿萌退志。经于再三解释，吴不得不同意。
  于学忠困处宜昌时曾拒绝蒋、阎的拉拢。自鄂撤至、豫境，奉系又两次派人同于接洽谋求合作。于学忠过去与奉系向无关系。但他的部属皆知该军必当另谋出路，当时惟奉系势力强盛，东北资源也丰富，足以饱饥饿之军，均倾向附奉。后因吴离军入川，于感念受吴知遇，愿与吴同进退，乃将军权委托部下，告之官兵，他暂离队伍为饥军另谋出路，遂偕第二夫人取道汉口，转赴上海，返回山东故里。
  于学忠下野后，所部投冯玉祥麾下，后因于部师、旅长不满意冯玉祥吞并异己的措施，又将队伍拉到安徽蒙城，并公推代表去蓬莱见于寻求办法。事为张作霖父子所闻，张学良派代表周光烈持亲笔信邀于赴京晤谈。于学忠感到为饥军谋出路的时机已到，义不容辞，筹足路费，即去北京与张氏谋面。
  于赴北京心情矛盾，因与张氏父子素无渊源，奉系贵要均无往还，能否相处，亦难预料。于到京先谒见张作霖。张在中南海怀仁堂延见于学忠，态度热诚，语言直爽。张说：“我与令尊系少年朋友，同在宋老帅（指宋庆）部下共事五年，此是事实，并非我自居尊长。我们不是外人。”待于学忠说到但求部队得以安置，去军之将，无劳垂念。张作霖说：“不然，今日奉军并不需要多此三两师人，只是相信你，要你合作。此军仍须你统带。你对吴子玉情形，我们都已知道，但能以对吴者对我，就已够了。此后服装、粮饷、给养、军械均照奉军发给，你可即去将军队整理带到北方。其他事情可与学良接洽。”当即留于学忠共同进餐。于学忠每谈及这段往事，便流露出对张作霖真挚的深厚的感念之情。于学忠在北京与张作霖只见此一面，是和奉系发生关系之始。
  于学忠拜见张学良，所谈与张作霖相同。安国军政府遂发表于学忠为安国军第二十军军长，归三、四方面军指挥。于学忠从此转入奉系。9月，于学忠晋升为陆军中将，获二等文虎章。12月，授捷威将军名号。
  于学忠率旧部三个师北上途经徐州。又奉命帮助张宗昌直鲁联军和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协防月余，驻防济宁。后奉调至河北东光县，张学良曾亲来检阅部队。不久调赴京汉线投入彰德之役，抵抗西北军，与马占山、戢冀翘、胡毓坤、富双英、窦联芳诸部共同作战。于部为左翼，正相持间，津浦线守军溃败。张学良虑及后路有失，遂令奉军后撤，于学忠到任邱待命。未几，阎锡山攻入冀境，奉军王树常、胡毓坤在完县、望都一带与之接火，张学良又调于部赴援。于学忠以十四小时行一百四十里之速度，抵保定以西，协同王树常截击晋军。其后于部受命撤到廊坊待命。
  张作霖于1928年5月，势已不支，通电息兵。6月3日乘专车离京回奉。6月4日晨，回奉专车行至皇姑屯遭日本关东军暗算，张作霖被炸身亡。张学良闻讯出关奔丧，命令所部奉军继续东撤。于学忠部移驻乐亭，后又奉命退驻山海关。
  张学良于1928年6月18日返抵奉天，7月4日就任东三省议会联合会推举之东三省保安总司令职。12月29日，东北改旗“易帜”，与关内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于学忠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军事参议官，兼临绥驻军司令，驻防山海关。1930年1月获青天白日章及二等宝鼎章。
  1930年3月，冯（玉祥）、阎（锡山）、桂（李宗仁、白崇禧）三派军阀结成反蒋联盟，与蒋介石展开中原混战。当时张学良拥重兵于关外，有举足轻重之势。各派代表云集沈阳对张进行拉拢。张学良尚举旗不定，为此，在沈阳举行一次有张作相、于学忠、王树常等要员参加的高级会议，专门商讨应付时局的办法。于学忠、王树常等人表示静听张学良的决定。
  蒋介石因多次引诱张学良毫无结果，遂采取阴谋分化东北军的手段，利用临绥驻军参谋长陈贯群（系蒋介石留日士官同学）两次写信给于学忠，进行利诱；继之又派参议石某带亲笔信给于学忠，劝于举兵向西，以华北地盘为交换条件。于把信交给张学良，并复蒋一信说唯张学良之命是从。蒋仍不死心，又用重金收买于部旅长马廷福叛张投蒋。于得知消息后，一面劝马以忠义为重，一面急告张学良采取应急措施，遂制止了这一阴谋。
  是年8月中旬，蒋介石攻下济南，张学良实践出兵关内的诺言，于9月18日第四次带东北军入关。于学忠受命第一军军长，同第二军军长王树常于9月26日进驻平津地区。经张学良保举，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于成为东北军重要将领之一。
  新军阀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授命张学良处理华北军事善后事宜。1931年4月，张学良在北平设立海陆空军副司令行营，坐镇北平。7月，小军阀石友三趁张学良患伤寒病入院之机，在天津日本驻屯军的唆使下，称兵作乱、叛张反蒋。东北军诸高级将领中，于学忠力主用武力讨伐石友三的叛乱。副司令行营发表于学忠为第一集团军司令，负责平汉线作战之责；王树常为第二集团军司令，负责津浦线作战之青。于学忠、王树常率东北军与南路刘峙指挥的中央军，合力夹击叛军石友三部，不到半个月，在滹沱河畔沼泽地全歼叛军，石友三率残卒逃到山东依附韩复榘门下。
  于学忠、王树常平息石友三叛乱凯旋而归，张学良大病初愈到车站相迎。之后，于学忠、王树常去南京谒蒋。蒋介石对于、王分别赠十万元以示亲近。于、王回平后将此事如实报告张学良，张告之将款如数收下。从此于学忠更得张学良器重。此间，张学良赠给于学忠一部最新的七座别克牌黑色大轿车，车价为一万数千元。东北军高级将领中能享受此厚礼者于学忠是第一人。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正住在北京协和医院。他接到沈阳告急电报后，于19日凌晨1时许在协和医院召集戢翼翘、于学忠、万福麟、鲍文樾等重要将领开会，张学良首先说明“日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这次挑衅的举动，来势很大，可能要兴起大的战争。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奈日本倾全国之兵，绝非我一人及我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现在我们既已听命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的问题，我们只应速报中央，听候指示。”在座将领均以张学良主张以为然。
  19日晨，张又召集东北外交委员会成员顾维钧等人举行会议，咨询对东北外交问题的意见。顾维钧发言主张“东北外交须先请'国联'迫使日本撤兵，再谈其他问题，'国联'绝不愿意日本势力坐大，有碍机会均等的原则。”
  过两天，张学良又邀请当时平津所谓名流李石曾、胡适、吴达诠以及东北高级官员王树翰、刘哲、莫德惠、于学忠、万福麟、王树常、戢翼翘、鲍文樾等二十七人。磋商东北问题，“出席诸人也均以依靠'国联'听命'中央'为是。”这两次会议使张学良迷信南京政府和“国联”的思想更深了。会后即推章士钊、汪荣宝起草电报给南京，申述东北外交问题的意见。张学良复派万福麟、鲍文樾赴南京面见蒋介石。万、鲍回平转达了蒋给张的旨意“万万不可自作主张，千万要忍辱负重，顾及全局。”张学良又召集戢翼翘、于学忠、王树常、王树翰等研究大计。在会上于学忠说：“日本军人现仍继续侵占东北各地，横行不已，我们虽避免全面的冲突，但也应集中几个旅的兵力，牺牲他三团人，给敌人以打击，以挫其侵略气焰，并取谅于国人。”于学忠还建议，黑、吉两省军事负责长官，都应各返防地掌握部队。张当即说道：“这些主张都甚好，我现正命荣翕生（荣臻的字）新编一军，可即令他担任这项任务。” 可时隔一天，张学良单独邀于学忠谈话，推托说：“因为荣翕生已率领部队撤下，你的意见已赶不及照办。我已数次劝告吉、黑两省的军事负责长官返回原防，看他们的举动，均有不愿即行回去的意思，只好候候再说。”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在天津制造暴乱，借以转移人们的视线，乘混乱之机把寄居天津日租界的清逊帝溥仪劫持到东北去，同时也牵制华北的东北军出关援锦。日本大特务头子土肥原利用汉奸张壁和郝鹏纠集地痞流氓四百余人（号称二千人）组织“便衣队”，以日本在天津的租界为巢穴，每日出来鸣枪骚扰。当时河北省政府主席王树常，对“便衣队”的暴行进行过坚决的镇压，但在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约束下，恐与日寇惹起更大冲突,有时对“便衣队”的镇压又显得软弱无力。同时中国军警不能进入日租界捕人，只采用每日戒严的消极防御办法，致使市内小商小贩及三轮车伕大约三万人生活受到影响。津市地方人士对王树常颇多指责。王苦于应付，急于求去。张学良曾约于学忠谈话说：“河北问题，庭五（王树常字）很难应付，你作事果决，意志坚强，我想让你二人的职务对调一下。”1932年8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明令王树常与于学忠的职务对调。同月，于学忠兼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于学忠就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后，遂大刀阔斧进行镇压“便衣队”，并立即宣布撤销戒严令，恢复正常秩序。于还调两团正规军改穿保安队服装轮流调至市内，加强警戒。于学忠一面还指示驻北平南苑的东北军炮兵第七旅旅长乔方，“作好临战准备，一接命令，立即派出一团炮兵，驰往天津，如果日军公然发动战争，就将所有炮弹倾注到海光寺日本兵营里。”决不允许日寇利用“便衣队”乌合之众，兵不血刃象拿沈阳那样，白拣.天津。“便衣队”遂即销声匿迹。不敢再生滋扰。但于学忠并未以此为满足。他认为“便衣队”的头子郝鹏仍藏匿在日租界，必须将郝鹏逮住处决，才能根除“便衣队” 闹事的隐患。遂密令天津市公安局派特务队乔装潜入日租界郝的住处，将其捉拿归案，拟处死。岂料一贯丧权卖国分子黄郛竟从北平连续打来电话，并派专人到津，敦促于学忠要顾全大局，免予日方以口实造成外交困难为借口，必须把郝放走，并不许再去日租界绑人。因黄郛是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是省政府的顶头上司，于学忠受其制约。不得已乃将郝鹏从公安局押解到五十一军军部，经军法处审讯取得亲笔悔过书，保证以后不再于河北省境内暴乱闹事，始获释。
  1933年初长城抗战之枪声打响后，于学忠出任华北第一军团总指挥，准备开赴前线。3月，热河失陷，4月张学良为蒋介石所逼，下野出国“考察”。临行前将东北军编为四个军，分别由于学忠、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任五十一、五十三、五十七、六十七军军长，计约九万人，其余十七万人交由于学忠指挥，于学忠第一次代理张学良的军事指挥权。5月兼任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6月兼任天津市市长。
  于学忠实力扩大后，更为日寇所忌恨，曾用种种卑鄙手段，通过在津的亲日分子，对于学忠极尽拉拢之能事。于如允之，不但在华北的地位可以巩固，还可以扩大势力，取代张学良的地位；在军事装备上能得到日寇侵占东北时所掠夺的一切装备。于学忠看穿了敌人的阴谋，警告这一小撮汉奸、亲日分子说：“我是地方官吏，个人守土有责，用不着听谁的。”日寇见拉拢于学忠不成，就变换手法，干出下列卑劣勾当。①收买大流氓王玉珍为行刺头目，网罗暴徒十多人，携带日寇发的短枪和手榴弹，潜伏在马路旁，以待于学忠赴省府上班时，加以伏击杀之。后被保安队捕拿。王供认受白坚武等指使；买通于的随从副官巫献廷和五十一军司号官，俟于更衣沐浴时，动手刺杀之，于发觉擒拿之，讯供称亦系白所唆使；收买于的旧部曲子才勾结厨师袁某，在食物里下毒药，后袁厨自首，敌阴谋未能得逞；利用石友三、刘桂棠等收编匪军进行扰乱，并酝酿建立“华国”，制造谣言，增兵威胁。日寇凡此种种谋杀于学忠的阴谋均未得逞。
  1935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晋升于学忠为陆军二级上将。6月，国民党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屈于日本的压力，与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日本所提要求中第一条即为罢免于学忠，将五十一军撤出河北。何应钦为了讨好日寇，几次三番亲自打电话逼于学忠辞职。何还指使鲍文犍同于通话，要于立即辞去省政府主席职。于接电话时非常气愤和激动。于认为何应钦一味讨好日寇丧权辱国，又感到张学良瞩托他代为照管流亡在关内的东北军民，若离开河北就有负张的托付之重。于是，在电话里同鲍对话时，于的口吻非常强硬和坚决，他要鲍文樾转达何应钦，就说：“除非于某人死啦，不死，有我这口气，就绝不辞职！”后来何应钦变换花招，邀于去北平开会，并告诉于现在中央决定将河北省政府迁到保定，因天津是沿海大商埠，保定位于全省之中心。未几，南京明令河北省政府移驻保定。于到保定后，国民政府又命于学忠率部开赴西安，任川陕甘边区剿共总司令。1935年6月11日，免去于学忠河北省主席本兼各职。于学忠被何应钦勾结日寇挤出华北。
  1935年冬，于学忠任西北剿共第二路军总司令，辖第六纵队（司令官王以哲）、第七纵队（司令官董英斌），第八纵队（司令官自兼）。11月，南京国民政府发表于学忠为甘肃省主席。同月，国民党召开五大，于学忠当选中央执行委员。1936年7月，获国民革命军誓师十周年纪念勋章。
  蒋介石调东北军入陕围剿红军，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共”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张学良率东北军对红军作战连吃败仗，不到三个月损失近三个师又得不到补充，番号反被取消，阵亡将士得不到抚恤，遗属不予安置，使张学良逐渐认识到蒋介石在剿共中消灭异己的阴谋。张学良对剿共发生动摇，最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局部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蒋介石对张学良联共抗日十分恼火，在解决两广事件后，飞赴西安督战。张学良又多次向蒋介石陈述联共抗日的主张，竟遭蒋的申斥。蒋非但不听，反在西安同张、杨摊牌，要么剿共到底，要么东北军、十七路军调离陕北。张、杨已被蒋介石逼上梁山，终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1日午夜12时，张学良回公馆与等候多时的亲信文武大员于学忠、王以哲、缪激流、刘多荃、孙铭九、卢广绩、黎天才、洪钫、应德田等，举行紧急会议。张学良在会上宣布“扣蒋计划”。大家无异议，只有于学忠问道：“捉蒋以后，第二步怎么办?”张学良简单问答：“第二步怎么办？捉了以后再说。只要他答应抗日，我们还拥护他做领袖。”
  1936年12月12日，张、杨在西安扣押蒋介石，于学忠毫不迟疑地同张、杨两将军采取了相同的步骤,立即打电报指示甘肃省政府秘书长周从政、五十一军副军长牟中珩派队伍把中央派驻兰州的甘肃绥靖公署的武装收缴下来。捉蒋后，于学忠签署了张、杨两将军发出的说明事实真象和提出八项政治主张的通电。12月160,于学忠飞回兰州。以后不断往返在西安与兰州之间，边主持甘肃工作，边参加西安方面的活动。于学忠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政治主张。
  西安事变和平谈判取得初步胜利后，在如何放蒋问题上，西安三方尚未取得一致意见，张学良毅然决定陪送蒋介石回南京，24日晚，张学良向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等高级将领宣布亲自陪蒋回南京的决定，并向他们交待他走后“关于东北军，听命于学忠，关于抗日联军事宜听命于杨虎城，有问题多和周恩来商量。”12月25日午后，张学良送蒋上飞机前，又留下了一个手谕“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城、孝侯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张学良二十五日。”这是张学良第二次把东北军指挥权交给于学忠。
  蒋介石回南京背信弃义扣押张学良将军，使东北军群龙无首后，复调中央军西进，对西安进行军事威胁；在政治上采取分化手段。1月5日，南京发布几项命令，其中有对杨虎城的西安绥靖主任和于学忠的甘肃省主席兼五十一军军长，均予撤职留任处分。派王树常为甘肃省绥靖主任，朱绍良免职。西安方面对蒋介石之所为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两军将领杨虎城、于学忠等联名发表“歌”电，对蒋介石背信弃义扣押张学良的行为进行揭露，并质问蒋介石调兵西进是何居心？同时在军事上加强防守，并争取红军的支持。此刻蒋介石也恐怕爆发内战，特派代表到西安进行和平的试探，希望西安派代表到南京磋商。西安代表从南京带回解决西安善后的所谓甲、乙两案。西安方面认为甲案是蒋、何矛盾的产物，接受甲案有利。还保持三位一体的局面。但在西安的东北军全体将士对蒋介石背信弃义扣押张学良和派中央军西进，企图瓦解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联合，表示极大义愤。尤其是东北军中有一批曾受张学良培养和信任的年轻将校，如孙铭九、贾国辅、杜维纲、张政枋等所谓“少壮派”军人更是义愤填膺。他们集体向周恩来请愿，向于学忠哀恳，向杨虎城下跪，要求在接受甲案撤兵前必须先释放张学良回来。否则要向中央军开火，誓与蒋军拼个鱼死网破，救出张学良将军。东北军老派将领经过冷静考虑后，认为事关重大，不宜冒然行动。究竟采取打仗方式还是和平方式营救张学良，莫衷一是，于是出现了主战主和两派相持不下的局面。
  1月28日，联军参谋长董英斌建议在渭南前线召开有东北军师团长和处长参加的联席会议。
  1月29日，在渭南前线由董英斌代表王以哲主持这次会议，会议根据大家意见做出如下决议：“在张副司令未回来以前坚决不撤兵。中央军如果再进逼，不惜决一死战。”参加会议的四十多人都在决议书上签了字以示郑重。显然渭南会议决议违背了王以哲、何柱国、刘多荃等高级将领的意图，他们认为渭南会议是少壮派军人鼓动起来的，对决议不愿执行。但他们又感到在战与和的问题上与少壮派闹翻了，已无法说服少壮派军人，觉得执行先撤乒的方案遇到了麻烦。所以，王以哲、何柱国决定接于学忠来西安主持办理撤兵方案。
  少壮派军人认为于学忠忠于张学良，能执行渭南会议决议。愿意于学忠来西安主持一切。31日,董英斌和何镜华到机场迎接于学忠。见面后，董首先向于学忠介绍了张学良的近况。接着又告知当前关于撤兵和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学良回来的问题，东北军内出现了王以哲、何柱国和广大中下级军官竟相对立的局面，并介绍了渭南会议情况。董英斌还告诉于学忠，大家都希望他到西安能坚持在撤兵前要求张副司令回来。于学忠表示，要同王以哲、何柱国商量。尔后于学忠在董英斌、何镜华陪同下去见杨虎城。杨表示在撤兵前一定要求张副司令回来。于再次说明，因不了解西安情况，待就商于王以哲、何柱国以后再说。
  31日午后，于学忠由何柱国陪同去王以哲家探病。少壮军人已事先集合在王家，向王以哲、于学忠请求执行渭南决议。王以哲一言不发，何柱国则从旁催促王赶快说话。王推于学忠先发言。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默，谁也不愿说出自己的意见。最后于学忠开口说：“我再与王军长商议商议，你们大家都先回去吧。”不欢而散。最后王以哲、于学忠他们决定晚间邀杨虎城、周恩来到王以哲家举行三方会议。王以哲决定东北军由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参加。
  1月31日晚，在西安南苑门巷〓胡同王以哲家里，由杨虎城主持召开了三方高级会议。参加会议除三方代表外，列席会议的有西北总部粮秣处长张政枋，他代表东北军少壮派军人，应德田记录。杨虎城宣布开会，请大家发表营救张副司令的意见。他说：“到底是打好呢?还是接受顾祝同的和平方案好呢？我和张副司令是这样关系，副司令在，我也在，副司令回不来，我也存在不了。我现在的本钱只剩孙（蔚如）的一个军和三个警备旅，只要你们东北军大家研究好了，都动手打，我绝不含混。”何柱国接着说：“今天我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呀！大家决定下来，叫我骑兵军怎么办，我就怎么办。”大家面面相觑，会场上出现了少有的长时间的沉默默。杨请周恩来讲话，周恩来说：“我们今天是以你们两方的意见为意见，还是请你们先讲。”于是你看我，我看你，你推我，我推你，拖有一个多小时。大家渐渐把视线凝聚在患感冒的王以哲军长身上。王说：“我看啊，打不打，得快点…“（咳、喘、声细听不清），这么不和也不打，不是事“…“我照副司令留下的手谕办。”表现有病讲话很勉强的样子。杨虎城最后逼于学忠说：“张先生临走时，下手谕东北军由孝侯兄负责，现在就请孝侯兄代表东北军发表意见，不要再推辞。”于学忠见状不能再推托，就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我刚由兰州回来，不了解整个局势的情况，到西安后，东北军内部有的主和，有的主战，意见很不一致。我个人的意见，还是应该和平解决，应该按着与顾祝同谈妥的条件撤兵，不应该打仗。”讲到这里，又是一片沉寂。然后于学忠又继续说：“东北军有些人主战，我不明白为什么要主战？我认为就目前形势讲，既不应该打仗，也不能够打仗。主战的人的理由是说张先生不回来，所以要打仗。试问打仗能够把张先生打回来吗？我看打仗不但不能把张先生打回来，恐怕还更害了张先生。因此，打是不应该的……。再按现在情况讲，东面有顾祝同的中央军向西推进，西面有胡宗南第一师，已进到宝鸡，我们是东西两面作战的态势，又加檀自新、沈克两师，是我们这边的队伍，现有不稳的消息，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这情况，我们是怎么打法。我考虑还是接受顾祝同方案和平解决才好。”于学忠的发言使在座的人都愣住了。杨虎城问王以哲意见，王表示同意于学忠的意见。何柱国也表示同样的态度。这样东北军的负责人一致主和了。杨虎城见状，也同意主和。他说从道义上说，应该主战，从利害上讲应该主和。既然东北军方面主和，我们还是执行同顾祝同谈妥的方案，和平解决吧！杨最后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表示：我们原来是坚决主张和平解决的，后来你们两方面有许多人坚持主战，我们为了团结，只要你们两方团结一致主战，我们也可以保留原来主张。现在你们一致主和，我们当然是赞同的。但要注意你们内部的团结，说服你们的部下，否则要发生问题。杨、于同意周的意见。
  王宅会议的决定同人们意料的恰恰相反，西安方面不是下动员令出击，而是坚决执行谈判撤兵的方针。会后何柱国即派代表赴潼关继续谈判，准备签字。王宅会议结果没能使少壮派军人心悦诚服接受撤兵方案，这预示着主战主和的矛盾即将公开化。
  2月1日上午，于学忠在新城大楼对东北军將领传达王宅会议结果。以少壮军人为首的东北军将士多表示不满和坚决反对，好多人痛哭失声。“这一天在西安的东北军干部都知道王以哲、何柱国、于学忠不执行渭南会议决议，认为他们不要求副司令回来而主张先撤兵。” 主战派同主和派的矛盾已经到兵戎相见的地步。2月2日上午终于发生了少壮军人孙铭九等人派人枪杀王以哲的“二•二”事件。
  王以哲被少壮军人杀害，而何柱国、于学忠、董英斌因住在新城大楼杨公馆幸免遇难。这是少壮派军人一次狂热盲目不识大体的破坏行动。东北军的内讧、自相残杀，瓦解“三位一体”于无形，使西安失去了营救张学良的力量和最后条件。这一事件招来东北军的自身解体，却给蒋介石消灭东北军造成了大好时机，使“三位一体”团结抗日的局面将化为乌有！这样一个有关团结抗战大局的计划遭到破坏，内战有可能随时爆发。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周恩来始终没有离开西安，他不顾个人安危，沉着坚定，控制局势。在最后一次会议上，他终于说服了主战派，把“二•二”事件的肇事者送到红军防区,在西安矢去了对方讨伐的对立面，缓和了矛盾，避免了可能岀现的一次更大规模的内战。
  “二•二”事件发生后，东北军少壮军人打电话给于学忠，请他出来领导他们营救张学良。在新城大楼于学忠接见了应德田、刘启文、何镜华、杜维纲、苗剑秋、刘佩苇、邓玉琢等。于学忠在同少壮军人谈话时，竟痛哭失声，他说：“你们大家营救张副司令的意见，我了解，我也同意，但我没有办法，这并不是我对副司令不如你们忠诚。你们知道，我不是东北军嫡系，我是在北伐战争时期自吴佩孚那边投效老帅的，老帅对我另眼看待,对我特别栽培。老帅去世后，副司令也对我特别好，更特别信任，我受大元帅、身碎骨报答这种知遇之恩。在无能为力。你们都知道,肃，缪徵流军长新任不久,刘师长是鼎方保定同学，平日关系甚近，你们想，今天鼎方牺牲了，我指挥他们，他们怎么会听呢？同时何军长也不会和你们一样要前方坚持啊！听说他已命令刘师长、缪军长率部队由潼关往西安撤退。我愿向你们发誓，我若有贰心不忠于副司令，一定不得善终，但今天,你们想，我能有什么办法呢?”于学忠为人忠厚老实，但缺乏魄力，实际上他指挥不了东北军。于说得实在，取得了少壮军人对他的谅解。在少壮派军人恳切要求下，于学忠表示愿意尽最大努力坚持团结，去营救张学良将军。
  2月2日晚，杨虎城、于学忠依照少壮派军人的请求，签发了不撤兵坚持要求张副司令回来的命令。于学忠还派马占山、鲍文樾、刘伟、张政枋去渭南，劝说缪澂流、刘多荃要坚持团结，不要撤兵，营救张副司令。但缪徵流、刘多荃拒不受命，并发电指责杨虎城，声言“若于（学忠）、何（柱国）有意外，则向西安进军。”杨虎城见势不妙，乃要求何柱国出来应付局面，并同意何与潼关顾祝同电话商定执行和平方案，即东北军移驻西（安）兰（州）公路的陕甘地区，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于学忠为甘肃省主席，十七路军移防到渭河、泾水以北地区，中央军进驻陇海铁路沿线。
  东北军经过“二•二”事件的内乱，一些高级将领对留驻西北维持原来商定的和平方案产生异议，互不信任，意见分岐。“东北军高级将领于学忠、何柱国、缪澂流、刘多荃等，根据自己的意愿，符合蒋介石的阴谋,放弃甲案，接受乙案，部队全部东调。”可是东北军撤出陕甘以后，由于冯玉祥、卫立煜等安徽人在蒋介石唆使下，通电反对，乙案亦无法实现。至于所传江苏省主席、豫皖绥靖主任的席位，因刘峙致电蒋介石，不应奖励叛变而罪有功，遂皆取消。而改任于学忠为淮海警备司令。后经高崇民奔走面见陈诚，历数甲、乙两案均未实现，“东北流亡人士及一些军属，恐无以安置。”陈诚允向蒋介石电请，遂发表于学忠为江苏绥靖主任。至此西安事变中所提甲乙两案均已落空。
  中央军进驻西安后，蒋介石、何应钦等还以处理善后为名，加紧分化瓦解东北军的活动。1937年3月初，蒋介石分别将东北军调往豫皖苏各省，驻防分散，使之失去集团内的统一指挥能力。同年4月，蒋介石调于学忠五十一军南下蚌埠、淮阴、宿县，驻节淮阴。旋又兼任豫皖苏军事整理委员会委员。
  同年6月，刘峙在开封主持召开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军队整编会议，决定对东北军各步兵军实行整编。每军一律压缩为二二制。整编后，于学忠的五十一军下辖百零三师（师长周光烈），百十四师（师长牟中布），防地为苏北睢宁、宿迁、淮阴一带。此时，蒋介石还三令五申，立即解散由临潼捉蒋时张学良卫队营及“双十二”后新组建的抗日先锋总队组成的新百十师。该师里有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民先队员及进步官兵。为了保存这些进步力量，军工委负责人之一的解方，利用同于学忠的个人关系（解方曾是张学良将军派驻五十一军的联络参谋），说服于学忠设法把新百十师分散编遣到五十一军所属的两个师中，使这些革命火种得以保存下来。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炮击宛平中国驻军，制造芦沟桥事变之后，大举向华北增兵，29日就向中国驻军发起进攻。时驻通县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两个保安总队，经于学忠派人策动，在总队长张砚田、张庆余的领导下反正，从日本侵略者的背上插进了一刀，迫使日寇不得不抽调兵力来镇压保安队的起义。牵制了鬼子进攻北平的兵力，为二十九军赢得了战备时间。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所制造的侵华事变，国民党蒋介石却缄口无言。对全国军民的自动奋起御敌的爱国行动和要求抗日的呼声却犹豫观望，漠然处之。直到7月30日，平津先后沦陷，南京国民政府迟迟到8月14日，才被迫发表了《抗日自卫宣言》，表示抗战决心。并于16日发布全国总动员令，20日把全国划为五个战区，于学忠五十一军被调到山东潍县、高密一带布防，归属第三集团军韩复榘指挥，防堵日军在山东半岛登陆。于学忠为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到1937年12月，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不战而放弃兖州、泰安一线防务，逃到济宁避战，造成津浦路北段防务空虚，使于学忠五十一军在山东半岛孤悬，有被日军吃掉的危险。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下令五十一军撤到安徽砀山一带布防。
  1938年1月，蒋介石在开封召开军事会议，部署作战事宜，以振作士气。并以军法处置了韩复榘，杀一儆百。把山东军权统交于学忠指挥，任命于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
  1938年初，日寇三个师团，分别从南京、镇江渡江北犯，津浦线南段形势骤然紧张，李宗仁急调五十一军到津浦路的淮河北岸，从临淮关到怀远一带铁路两侧，与日军展开血战。日军师团在飞机、重炮掩护下，向五十一军发起猛烈攻击。均被击退。五十一军在没有防空利器的情况下，居然用步枪击落敌机一架，迫使敌机不敢低空扫射。于学忠所部广大爱国官兵英勇杀敌，在淮河一线首战告捷。日寇不甘心失败，调援军强行渡过淮河，突破五十一军防线，占领淮河北岸一些村庄。于学忠调来军预备队六七九团增援。全团顾不上吃饭就跑步投入战斗。黄昏后，第一连发起几次冲锋，连续从鬼子手中夺回三个村庄，迫使日寇节节后退。一连也付出很大代价。于学忠率部血战淮河，保住阵地是广大官兵英勇杀敌、流血牺牲换来的。令人遗憾的是，在这残酷的斗争中，五十一军内部却发生一起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不幸事件。三三九旅旅长孟宪周，竟以涉嫌共产党员为由，秘密枪杀了副旅长乌庆霖、六七八团中校团附李祯。这一事件激起全军官兵的无比愤慨。于学忠以撤职査办孟宪周平息了众怒。
  1938年3月，进犯台儿庄的日军被中国军队包围，敌人急调第十师团南下增援台儿庄。李宗仁急令五十七军一部增援的同时，又调于学忠所部由淮河北岸到台儿庄右翼兰陵一带布防，阻敌增援。五十一军六八〇团第八连于4月3日，向盘据在东杨楼之敌发起猛攻，经全连浴血奋战，乘黑夜一举拔掉敌人四个据点，接着又多次击退敌的反扑，八连也伤亡殆尽。
  同一天，该团还对邵庄发起攻击，战斗异常激烈。团长临阵脱逃，团传令兵刘培植（中共五十一军地下工委负责人之一），指挥党员营、连长继续战斗，于6日晨全歼守敌，敌遗尸百余具。但日寇并不善罢甘休，调四个师团进行反扑，邵庄等据点复被敌占领。五十一军又组织兵力反攻，几经反复争夺，竟至演成激烈之混战。而五十一军屹立在阵地上岿然不动。堵住日军未能前进一步。
  中国军队取得台儿庄大捷后，五十一军仍同日寇援军在台儿庄东北之阵地血战。直至日寇援军增到十四个师团，五十一军被包围，5月19日，守徐州中国军队奉命后撤，于学忠才率部开始突围。在突围时，队伍被冲散，只有三四二旅和三三九旅，分别在旅长贾国辅和张炳南的率领下，避开西南蜂拥突围的大部队，从南面冲出，沿途收容散兵一万多人，不仅建制完整，并成倍地扩大了部队，安全转移到苏北睢宁。于学忠则突围转进到河南唐河县一带稍事休整，又奉命急驰大别山北麓云安一线布防。急行军于8月中旬到达指定地点，部署未定，竟与来犯之敌三个师团遭遇，激战一昼夜，五十一军防线被突破，不得不撤到渭河西岸,云安遂于8月28日陷落。
  1938年6月，徐州会战后，国民党军队丢掉大片国土，撤往平汉路以西地区。中国共产党执行全民族的抗战路线，派出以张经武、后为徐向前任纵队司令员，黎玉任政治委员的东进纵队，挺进山东沂蒙山区和徂徕山区，发动敌后民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收复国民党军队丧失的大片土地，到1938年末已发展到九个支队，根据地也不断扩大,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完全投靠蒋介石，感到八路军是真正的威胁。蒋介石对八路军发展壮大亦不能坐视，于同年末，成立鲁苏战区，任命于学忠为战区总司令，沈鸿烈、韩德勤副之，指挥五十一军、五十七军和八卜九军及其他地方杂牌军，固守鲁苏二省。时于学忠正在一战区长官部参加会议，接到命令后，他去见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鹿说：“我俩这个总司令是同时发表的，所辖地区都是国民党放弃的沦陷区，名为战区，但和其他战区不一样，其他战区多少还有基本地盘，是正式战区，叫司令长官，我俩都是游击区，不叫司令长官而称总司令。沦陷区情况非常复杂，敌伪纵横扫荡，八路军到处发展，我俩是没有后方没有根据地，前有敌后有八路军这样艰苦夹缝中转游，叫做打游击吧！”于学忠、鹿钟麟同病相怜，所以，于对入鲁并不太积极。于从洛阳返回防地安徽阜阳后，才指挥所部渡过涡河，越过津浦路、陇海路，进抵山东郯城。
  1939年1月，驻苏北的五十七军先期入鲁。4月，于率五十一军及鲁苏战区总部，经过浴血奋战突破日军的堵截、尾追，挺进到鲁南沂蒙山区。把总部设在距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所在地王庄仅有十几里的蒙阴上高湖。于学忠经常派联络参谋去王圧联系，于学忠并亲自去过王庄，拜会张经武司令员，张司令员也到上高湖着望过于学忠。彼此间建立了友好关系。于学忠的行动，是张学良将军在“西安事变中和共产党建立的友谊关系的继续”。同时，也是有意给部下做出示范，“至少使部下不敢公开反共”。于学忠率五十一军、五十七军在鲁苏交界处，同八路军交错驻防，基本上本着张学良将军联共抗日的初衷，与八路军保持友好关系。
  抗战中，坚持在敌占区活动不退出辖境的国民党高级地方官吏只有山东省主席沈鸿烈，被称为“游击省长”。他的游击队对敌伪来说，隐蔽躲藏，游而不击。沈的下属两个行政专员秦启荣、张里元，是专门跟八路军作对，是两个著名的摩擦专家。沈鸿烈和于学忠同是东北军老人，有相当友谊。这次于学忠被派到山东，沈感到可以借助于部实力，在沦陷了的山东，施展他的抱负，把八路军东进纵队扫清出去，搞出个局面来，好向蒋介石邀功。因此对于学忠极尽拉拢之能事。但于学忠本人及其所属军、师高级将领，均认为沈是政学系的政客，好使手腕和弄权术，惟恐沾边被沈利用，对沈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于学忠所部驻防山东沂水后，沈邀于赴省府所在地东里店开会。会上沈以东北军故旧重逢表示亲近。沈说：于是总司令，他是副司令，希望省府和总部合署办公，军政打成一片，力量更强大些，再者两人在一起，遇有紧急情况或发生重大事情，彼此好照应及时处理。岂料随于学忠参加会议的五十一军军长牟中珩，立即发言反对说：“总司令、副司令两位聚在一起，目标太大，容易遭到敌伪侵袭，现在情况是应分散不宜聚合。”牟的发言相当直率，使沈鸿烈大为难堪。这是于学忠入鲁后第一次与沈会面，就闹得不欢而散。于的总部又有些人为讨好长官喜欢，遇事添油加醋以至于、沈两人互生嫌隙，芥蒂越来越深。
  于学忠率军入鲁以来，颇得八路军东进纵队的帮助，派向导引路，提供敌伪情报，发动群众欢迎五十一军，双方合作的很好。因此，于学忠认为绝不可在外寇入侵之机，再搞兄弟阅于墙的事，因而拒绝了沈鸿烈的拉拢。不料秦启荣的保安团队与八路军东进纵队在沂水朱位地方，发生一次相当大的冲突，双方都上报战区总部，请求处理。于学忠即令参谋胡志广往现地认真调査，并告诉总部秘书长周从政，必须按调査所得实际情况，从总部立场出发秉公裁决，不可支持或偏袒一方。总部处理的命令下达后，东进纵队方而认为裁决的公允，表示完全接受，并将朱位事件发生经过和总部命令原文，印成小册子分发出去以正视听。于学忠为此却遭到沈鸿烈和山东省政府一些负责人的大肆攻讦，诋毁他头脑作风受“西安事变”影响甚深。谩骂总部秘书长周从政、机要科长郭维城诸人，都是“西安事变”的余孽。他们认为于学忠继续这样下去，很难实现重庆政权剪除异己的既定政策。因此，沈鸿烈暗中不断地向重庆国民党进谗言。不久，蒋介石派大特务头子周复为战区政治部主任，带大批政工人员来山东，作为监军。留在山东的国民党顽固派头子沈鸿烈于1940年春，在鲁南党政联席会议上，反共投敌言论甚嚣尘上，叫嚷什么“宁亡于日，勿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抗。”五十一军军长牟中珩已被沈鸿烈拉了过去，牟在沈的煽动下，于是年秋，将一一四师三四三旅调往鲁南八路军根据地平邑、费县一带袭击八路军、枪杀鲁南区党的负责人赵镈，制造了一系列反共摩擦事件。牟中珩的反共“功绩”得到主子的赏识，爬上了山东省主席的高位。“牟中珩在军统特务管志（五十一军副军长）的操纵下，和沈鸿烈、秦启荣紧密勾结，一度使五十一军军部所在地沂蒙山区变为“反共中心”。在于学忠的眼里，牟中珩的行为既违背了张学良将军联共抗日的初衷，也背叛了他自己。于是，于学忠断然免去了牟中珩的军长职务，褫夺了他的军权。任命周毓英为五十一军军长。与此同时，百十一师广大爱国官兵对五十七军军长缪徵流、副军长朴炳珊等人通敌反共罪行表示极大义愤，遂于同年9月21日晚，在常恩多、万毅等人领导下，一举锄奸，除缪徵流漏网外，朴炳珊以下全部扣押交总部处理。为此，蒋介石曾于10月给于学忠发来申斥电，指责常恩多“义气用事”，“难辞误国犯上之咎”，遂下令取消五十七军番号，该军所部归总部直接指挥。
  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也波及到百十一师的内部。该师内一小撮反动军官趁师长常恩多肺病复发不能视事之机，扣押了旅长万毅及师战地服务团全体队员和抗演六队队员，制造了“二•一七”事件（1941年2月17日），妄图把百十一师拉向反共反人民一边，只是由于广大将士反对，他们的阴谋才未能得逞。
  由于日寇残酷的扫荡，鲁苏战区总部已撤到百十一师防区。一天下午，于学忠在郭维城的陪同下，探望重病的常恩多师长。略微寒喧之后，常就问张学良的消息。并说：“蒋介石不释放他，这是官报私仇，违反《双十二协定》，怎能战胜日寇。我一定要为张汉公团结抗战主张奋斗到底。”于学忠听后颇有感触地说：“我深知你的一切，我们是一致的，放心吧。”常又对郭维城谈起关押万毅的事，并为他表不平。于学忠也为“九•二一”锄奸运动处理不当自责说：“我的处理很觉对不起你。”
  1942年4月间，战区总部接张治中来电：“奉总裁谕，万毅'通敌叛国'，着即秘密处决具报。”于学忠看完电报正在疑虑踌躇，并对代秘书长郭维城说：“万毅作战勇敢，屡立战功，是个有功的人，怎能枪决呢?并且要秘密处决，这是为什么呢?”郭立即说：“总司令，你说的对，蒋委员长要杀万毅，知其为公理所不容，才令秘密处决…再说杀了他，将来张学良出来，你怎么向他交待。无论如何不能把他杀掉；况且常师长对他非常关切，你还应当征求他的意见。”于听完说：“好！派王参谋长去。” 王在常恩多床前把话说了半截，常就火了，怒目而视说：“这不是处置万毅，而是处置杀敌锄奸每一个有功的人。我不能接受这种办法。” 又说：“万毅是我的部下，如果总司令一定要这样办，那请先解散百十一师，再杀我常恩多，万毅没有罪。” 由于常恩多态度强硬，促使于学忠最后下了决心，告诉郭复电，不能执行。电文是“委座：来电悉查万毅在抗战期间作战英勇，杀敌锄奸，屡立功勋，并无通敌之嫌，所命碍难执行。”同年5月，于学忠兼任鲁南游击总指挥。
  7月中旬，蒋介石又电令于学忠“万毅通敌，确有实据，希望秘密处决，否则以违令议。”于学忠又予顶回。大特务周复从重庆回来，对于学忠说：“万毅不仅锄奸不对，就是'双十二'事件他也是积极支持者。” 又问于：“你为什么违抗委员长命令，不处决万毅呢？” 于说：“我一生没有秘密处决过一个人。如果有罪，就应交军法会审，明正典刑，为什么还要秘密处决呢?” 周复说：“他是国民党员，有罪就可以处决。”于说：“他是国军旅长，不能处决。”最后周复竟指责于学忠说：“你不执行命令，即不忠于总裁，不忠于党！”于听到这里，便勃然大怒说：“你给我滚出去。你枪毙我好了！”周复见状，乖乖溜了出去。
  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卧病不起的常恩多师长，委托郭维城（鲁苏战区代秘书长），举行“八三”起义，把百十一师拉向人民一边。在起义过程中，郭维城曾给于学忠打电话说：“我已同常师长百十一师起义了，你要有所做为。对你不会有什么损害的。”于学忠表示以人格担保，绝不会破坏他们的革命行动，起义部队很快解决了鲁苏战区总部。
  本来于学忠在鲁苏战区与八路军、新四军友好相处，不搞反共磨擦，就已经引起蒋介石对他的不满，而百十一师的起义，使他更失信于蒋介石。1943年7月，蒋介石调五十一军等部离开鲁苏，开到安徽阜阳整训；改派李仙洲前来鲁苏接防。于学忠借李仙洲未能按期接防之由，“把所有防地都交给八路军接管了”。于学忠率部移防皖北，穿过津浦线与日军打了一次遭遇战。百十四师师长黄德兴阵亡。五十一军在皖北整训期间，蒋介石曾派了大批从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的学生到五十一军，还撤销了鲁苏战区。1943年10月，于学忠获一等云麾勋章。1944年3月，调于学忠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五十一军也被国民党中央化了。1945年5月，于学忠当选为国民党六届中央执行委员；10月，获胜利勋章。
  解放战争时期，于学忠于1947年5月被任命为南京国民政府军事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国民党进行国大选举时，于学忠当选为代表。1948年4月，当选国民大会主席团主席。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蒋介石曾胁迫于学忠去台湾，于隐匿于乡间未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作为爱国民主人士的于学忠，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照顾和信任。于学忠被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1952年12月，担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河北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9月任国防委员会委员。1956年被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三届中央委员。1964年9月22日病逝于北京，终年七十四岁。
  作者直心，原名陈志新，辽宁人，现为中共沈阳市委党校教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