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修志乃是尽地方官守土之责。如果志书不修，旧者“湮而不传”，新者“轶而不著”，使“载籍缺焉，典章靡考”，是地方官的失职。具有这种强烈的责任感，是很可贵的；地方官的修志活动，常被人们誉之为是兴利的行为，并以卓著的政绩而载入史册。居官多年的王植，正是这样的典范。他每到一地，就以修志为己任。自清雍正八年（1730）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的三十年间，从未间断过进行修志活动，曾为后世留下多种志书和有关修志的著述，对其有必要书上一笔。
  王植字槐三，河北深泽县人，康熙六十年（1721）进士，曾于江苏邳州、广东和平、新会、阳江、罗定等州县任令守，后历调山东滋阳、郯城、沾化等县任过知县。以老病乞休。著有《崇雅堂集》八卷、《韻学》五卷、《清史纲要》一卷、还有《四书参注》、《正蒙初义》、《皇极经世书解》等。清史有其列传。他在为官的州县，多有修志活动；在其家乡亦有修志之举。现就其在修志上的贡献分述如下：
  （一）早期在居官的广东进行修志：王植自康熙六十年（1721）中进士后，初入仕途、知于江苏邳州、继于雍正四年（1726）知于广东和平县始，历经阳江县、新会县、罗会州等地，曾有多次修志。王植最早修志于和平县，于雍正四年（1726）发起修志，未竟而调移阳江县。和平县曾于康熙十九年（1680）,由韩师愈、龚以时修县志八卷，王植曾继《韩志》而修，未竟，王植离任后，由曹鹏翊、徐廷芳、宋超玖、徐润等人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修成县志八卷，录有王植于乾隆十三年（1748）撰的志序一篇。《〔乾隆〕和平县志》录的王植撰序。志序云：“奥东之邑，以和平为最后。而和平之地，实在奧东为最先，尚稽秦皇三十有三年，遣任嚣、赵佗击南越，始以佗为龙川令。和平，龙川属也，开郡聿始，首著龙川，而和实隶之，可不谓最先乎？嗣后代有沿革，龙川名以讫不易。有明正德十三年，阳明先生抚南赣，剿浰巢，初奏置邑,迄今仅二百年耳，固于奥为后之也。邑当草创时，无志。隆庆初，陈前令文彬乃创《义例》八卷。本朝康熙十有九年，韩令师愈又为增补，付之梓夫。志者，必有其可志者也。疆域山川，风俗土物，造物所成，虽不志而自在。惟是城墉户口、生养教诲、成民事神之义，苟渺焉一无其实，虽志何有？故吏治不可不饬也。斯邑以和平名，宁惟是蔼蔼煦煦、噢而咻之之谓乎？《传》曰：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经》曰：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和平之义大矣哉！予丙午冬铨授是邑，适承今本府张使君之后。又前，则为夏邑李大尹。其或以休息，或尚振作，皆屹然口碑也。士君子初任一邑，即张施有志，而民风物情，未必尽悉。逮阅事既久，因地制宜，乃能行政教而涤积弊。于是有敉事焉，实足泽民以示后者，尚后贤独行己意，一旦解而更张之，必将得不偿失，而后反为厉阶。如和之今日，革弊而陋规尽裁矣，劝垦而荒蜂尽辟矣，保甲行、乡练设、尸首革、火耗减，而弭盗有方，催科不扰矣。且仓庾新而浥烂无虞，社谷裕而丰歉有备。讼牒自拘，乡少打门之吏；科派悉绝，民免无艺之征。何一非前贤遗泽，著在人心者乎？但当择善而从，设诚而致行之，而更持以清、慎、勤之三言，以善全和平两字之名义。何事多有更张，而因示异同于简编为哉？是书自康熙丁卯以前，皆旧帙所有。戊辰以后，则予所纂取者为多。既于大目补《纪事》一篇，余或补其未备，或订其未当，其说略见《凡例》中。呜乎！三浰微封，皆王朝版载之宇；七巢余命，悉盛世渐濡之民。若曰蕞尔山城，于粤东最后，遂落落无可纪迹也，则岂其然？说明王植为是志“补《纪事》一篇，余或补其未备，或订其未当”。
  阳江县志于康熙二十年（1681）由周玉衡、陈本创修四卷，又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由范士瑾继修四卷，继前志于雍正间王植发起修志，调任后，由庄大中于乾隆十一年成志书八卷。王植擢任罗定直隶州守后，于雍正八年（1730）,独创《〔雍正〕罗定直隶州志》六卷。罗定州原无志，王植到职后，亲自动手纂修州志，并撰有《〔雍正〕罗定州志•序》云：“曩予宰和平，既移阳江，修邑志而后去。或疑为越俎，予曰：不然，邑令秩名知县，为其能知一县事也。忝承乏三年，干邑之事、之人、之物，业悉考而知之矣。知之而志之，将谁诿？且失此不志，使年远世湮之后，或纪录失实，取舍舛讹，又将谁咎？若然，予恶其名实之不称也。己量移罗定，凡所宜知者，即尝试求之。求之而疑，疑而问，问而核之前志，盖如曩所虑失实舛讹者，往往多有；岂前人之疏于所知？或亦知之而不时志，或志之而又付之不甚知之人之手以率成之，予既踵其后，又将谁诿而谁咎焉？乃者以公赴省，从容舟中，邸署者逾两月，颇得以暇事笔研。顾念此州辖有二县，前此僮峒傜巢，蚕丛未辟者敉百年。及设州以后，犹敉烦王师，久而后定。今虽寰海敉宁，而居安思危，所以儆戒无虞者，不可不知也。前此兵燹流离，民不聊生，贫寡之患，司牧者蒿目而莫谁何。比年以来，虽生聚日蕃，时和岁稔，茌苻希闻，而土瘠民劳，所以休息涵濡者，不可不知也。向者学舍屡迁，士无师法，童子小试，犹借才异地。近则罗籍人士，策名彤闱者累累。然讼狱未息，逋赋时悬，此即犷悍余风，根株未烬，不可不优游振厉，而知所以化也。凡此者无不宜知，既无不宜志。予观前人志遗事者，大约于科名阀阅，事经旌扬，则纪载必详。而阴行积善，不言躬行之儒，往往不著。其摭入治行传者，匪侈勘定，则述鸠工。若刑鞫平反，催科抚绥之间，有实心实政焉。能使闾阎食德，而当官不必有赫赫名，则又略之夫。然而承平之世乏功名，休养之余薄于济，岂非知人之难，而志亦因之乎？且今之为郡若邑者，颂德必称父母，望泽自谓子民，莫解之谊，蔼若一体然。而官斯士者，其鞠育教诲，能如怙恃之殷殷，爱劳之恳恳者，实有几何人？由是言之，予所及知，滋为予愧，而《志》所可传者，亦仅矣。异日有心知力行，补予所未逮者，必将笔不罄书，辉此简牍，则罗定之志也。敢谓罗《志》之定乎哉?”修是志的宗旨，王植讲的很清楚：“年远世湮之后，或纪录失实，取舍讹舛。”便采取：“凡所宜知者，即尝试求之。求之而疑，疑而问，问而核之前志，盖如曩所虑失实舛讹者，往往多有，岂前人之疏于所知?”强调修志为己任，此说可取。
  王植赴新会县任县令时，见到万历三十七年，由王命濬、董淳纂县志七卷，康熙二十九年由薛起蛟纂县志八十卷，之后，五十余年无志，便于乾隆六年(1741)由王植主纂县志十三卷，并撰有《〔乾隆〕新会县志》序(例言附)：“新会，粤巨海疆也，无论前者为郡为州时，即自隋唐建县以还，又分割者六邑，当日之广袤可知。盖古牂牁巨津，从西粤而下，直抵新会。外警自高雷来者，亦先及新会。其西南则崖门以外，溟海接于潮、琼，若百峰、古兜、皂幕诸山，夙为寇完出没之薮者，又环而職焉。故前此恒为有事之区，远虑者建府移镇之议所由起也。予承乏历五载于兹矣，尝通计邑中所关民生政体，如浮粮之累民者，岁计千七百余金；内外河之壅塞，为居民行旅病者已百敉十年；与巡尉之侨居旅寄，四官而三无宁宇；皆予所早夜经划，亟欲上请。而邑志久缺订修，亦其一也。幸当事抚循在抱，虚衷旁求，浮粮一事，已详允入告矣；内外河，予捐俸首倡，邑人士同心襄事，亦已疏浚有绪；其余可渐次经理。此敉者倘克有成，兹邑其日新未艾乎？惟邑志历经名流操觚，大端悉已具备。然卷帙既多，其部署或涉烦琐，叙述或至重复，或考据未详而流于诬，或收录太广而失于滥。考李世卿初《志》，所录人物才五人，而《续志》遂敉十倍之，其得失必有办矣。至于正途间入输资，释宫溷于秩祀，甚则人各欲厚其亲，士有局于所见，遂以千载公事，受一家私书之名，实有关笔削之大者也。夫采择不厌旁搜，予夺必归一是，旁搜非集众思不可，而一是付之筑室又可乎？予于邑人无一私昵，于此心颇信无所偏主，间取旧志手订之，酌为例言八则，芟繁补缺，业已属稿。乃出质之众论，互相往复。自康熙庚午以后事迹未备者，广询之贤绅衿，参以《通志》，大抵宁守谨严之义，不敢滥觞滋消，而五十年来之文献，亦略具矣。予自备员粤吏，八历州县，尝订辑和平、罗定二《志》，用补敉十年轶缺。知兹邑尤属险要之最，而可使年远事湮，稽核愈难，后来者叹任事之无人乎？予于是役，盖所谓不得已而为之，非好为其劳也。书既成，卷如岁敉，余一以当闰，并附赘言若干条，以诏来兹。若夫知我罪我，《志》固新邑之志也，于予乎何有?一、别部署。舆地从乎天，人为者无与。建置成于为，天定者何涉？星分虽验灾祥，而孛见慧流，岂关分野？事功固本学行，而治声宦迹，自别家修。此敉者，界阈各划，眉目方清，旧或未分，今则必辨。一、严义例。选举非邑产不入，明经非正途不入，封赠非覃恩不入，捐资非己仕不入，旧例也。新收者，则耆寿非百岁及题达不入，节孝非义烈及旌表不入，诗文非有关邑事不入。一，辨体裁。史例人必书名，名不溢分。某公某子，或书谥号，非体也。志例选举列名，人物立传，传既天闻，名下赘赞，非体也。白沙列理学是已，附列从游，上拟《家语》，非体也。各部冠小序是已，逐篇作序，纲维无别，非体也。家祠孰建，亦列于庙祠；义冢何所，亦附于冢墓，非体也。山川之条，备载篇咏；建置之下，多录序文；只繁卷帙，实少名篇，非体也。一、订遗讹。黎和州全家殉难，纪于科名矣，而不为立传。烈女利氏，列之冢墓；节妇钟氏，列之坊表；黎谭二节，列之编年矣，亦不为立传，名在事轶，何以核实？吴令懿德，宋官也，而近移之前明。新夷义宁，广属也，而远附之四会。事与实违，何以传信？余难枚举，悉行补订。一、核名实。称人之孝，必详永言之行；颂人之忠，必列敬事之迹。树德则德及何人？挝奸则奸为何事？立功则功施何地？建业则业著何年？若公共浮辞，名不征实，即誉跖为夷，貌阳以孔，孰能靳之？甚至名在瞽宗，竟无事迹；明亏大节，犹厕德行；可无齿冷乎？故笼统之谀辞必芟，而续收之新传必严，非得已也。一、谨正淫。礼崇祀典，学重儒宗，故丁戊之祭，武庙，农坛之设，或沿用旧仪、或肇称殷礼，皆秩祀也。释宫淫祠之类，王制所必毁，何以连类而书？德业学行，孝友忠义，若耆耄以年，若女德以贞，皆正德也。仙释幻妄之迹，大儒所必斥，何以比肩而传？今皆另为附志，比之闰余，用见存而勿论之意。一、正复舛。同一事而既详之编年，又纪之本传；同一地而既见诸山川；又列为古迹，同一贯籍仕谱，而既悉于选举、秩官，又著于人物、宦迹；复矣。复则文繁，繁则易舛，故致事同而年月不符，地同而建修各主，人同而前后互错，两岐九疑，庸人自扰，核而是正，敢曰惮烦?一、崇宽厚。志例诚尚谨严，而严中自有宽意。故父以子贵，即以子贤，固曰不可，而贻谋之善。因子以传貤封之典，微秩亦录，宽之可也。藉资以贵，藉贵以名，固曰不可；而仕由外籍，亦入选举；人非科目，亦采诗篇；宽之可也。宽川济严,乃无遗荣,亦无遗善，以云厚也，严之终也。是志乃继《〔万历〕新会县志》七卷，由王命濬、董淳于万历三十七年创修，和《〔康熙〕新会县志》十八卷，由薛起蛟于康熙二十九年继修之后而纂。可谓是王植修志最成就之作。对修志方法提出许多独立见解，有助于后来修志的借鉴。同时，王植在广东修县志时，曾查阅了历次修的 《广东通志》，发现通志里的一些红漏提出更定建议，曾得到上司的赏识，曾批复拟采纳。王植的修志见解得到进一步的阐述。王植撰《清更定〔粤志〕议》云：
  “史广经意，志分史体，故虽掌之外史，亦本诸正史而略得经义，然后可以行远。伏蛮《粤东通志》，增芟考校，文简事核，似无可再参末议‘惟曩者备员罗定日，尝手订《州志》，兹并核《通志》所书，觉鸿纲虽已俱举，而细目不无未周。然所关实亦非小，故敢谬陈愚见、夫志有志例，纪载互异，则例不划一。如《通志》知府之后，次以府佐，直隶州视此，此志例也。查连州属新设，于前明州同，州判俱载罗定旧疆也。而明之州同自杨廷鹤以下二十有二人。州判自钱伯以下十有九人俱遗未入。明经虽云末士，然既采名入志，即难意为去留。査罗定先为陇水县，《通志》仅载岁贡十之二三，东安于前明全遗之，岂志例耶？此皆所宜补者也。人重科名，时有先后，如周兴之为西宁举人也，既列于永乐戊子，又复业于万历戊子，一人两踞科名，相隔二百余载，何去何从，是所宜芟。名贤事实，具于全史；史即有缺，文取理顺。按《唐书•张柬之传》初云五王皆谪远州司马，而柬之新州；继云五王皆长流，而柬之泷州。今易之曰五王皆长流，而柬之新州司马。既长流矣，而又司马，岂不云舛乎？又国朝林嗣环任琼州学道，及署罗定兵备道，有平土寇罗成基，清还民田事。成基罗定人也，清田罗定事也，今删署兵备句，而以罗定之人之事，叙于琼州学道之下，名与实违,又得无舛乎？地名乡贯，史所必详。若南安之名，江右有府，闽中有县，今不知有闽，概之以江，且直改旧文曰江西南安人。明冯原泰，粤之石城人也，以抚功，傜授拢水丞，晋判德庆。国朝慎俶仞，浙之归安人也，知罗定；旧本讹安为善，然本传颇核。今于粤之石城，改为江右；归安之讹，径归惠州。他如泷水令廖轸，以江西崇仁人，注为湖广崇阳；州牧赵士际，以江南泾县人，注为江西泾县；此类不可枚举。夫古人最重郡望，贤士不忘乡名，一旦使燕黔易籍，人去其乡，此皆谓之舛，舛者所宜更也。至于经分六籍，道唯一中，史兼五长，义取其正，体裁之间，寓予夺，关大义焉。而志之不揆于经者，亦有二。如庙祠则有正有邪，若文庙、社稷、城隍及乡贤名宦之祀，崇自历代，掌之秩宗。近者先农、关公，又忠孝节义之祠，旷典肇举，出之睿裁。其他功德及民，春秋俎豆，及民所报祀者，皆祀之正也。若史无其人，祀非其地，淫鬼邪教，先正所亟攻，而愚氓所大惑者，皆当另附余志，用示崇正立教之义。今圣贤、释志、异类同书，一帙之中，溷焉罔别，可云体裁之正乎？又如选举则有正有杂，名器不假，《春秋》所是。故明经惟恩拔、岁副、封典惟覃恩、貤封，而捐资者不与，志例也。今东安遗漏正贡多人，而载入叶自正、区达光、杨文翀、黎世昌等之资贡。将素封之家，即可名垂千祀，何其易乎？罗定封赠之内，亦混入罗裘、罗卿从、彭琛、彭士正等之捐封。将一再加捐，遂叨不朽隆名，不亦亵乎?此又体裁之未正者也。一州如此，十郡可知。若行气府州经成新《志》之人，自为校订，条举互异之处，改正芟补，然后摅众虑而为言，集群思以广益，则事不劳而文献备矣。不揣谬议，伏候裁酌施行。抚宪杨批：据议，“《通志》舛漏之处甚为详明，俟会商斟酌可也。”这篇文章，不仅是篇修志论文，有助于指导修志；而且是一篇《粤志》辨，有益于通志的正讹补漏，王植远超过修志之责。
  （二）为乡里修志：
  王植在外为官修志已闻名于乡里，雍正十三年（1735）居家探亲时，曾应时任知县赵宪之聘，主纂家乡一深泽州志。是志有别于历次所修之方志，而增加《编年志》。此目是为古今理乱之事,特撰编年纪一目，为纪事可传。史以记事为主，记事以编年为主，万志于纪事之体，往往缺而不备。《〔雍正〕深泽州志》十二卷（清）赵宪修、王植纂。宪字无愆，山东傅山县人，雍正三年进士，十一年任深泽知县。植以邑人主纂是志。深泽立县始于汉、宋以后属祁州，雍正十二年始改隶直隶定州。是志凡例谓：“深泽前明无志，自康熙乙卯邑令许来音始为搜葺，于乡绅张靖之家得前教谕张劝所辑稿，复校阅郡志《祁志》，与邑士绅王鐄、袁斌等参互考订之，是为旧志”。是编承《许志》重编，分编年志、舆地志、建置志、职官志、礼仪志、食货志、选举志、人物志、艺文志、余志十门。编年志琐细具陈，殊同杂志；志书用编年例者，应从史籍中采撷关于本邑战伐大事实之为宜，非记邑事之琐碎焉。王植撰序云：“经载道，史载事，郡国之志，又史之枝柯也。然虽外史所掌，亦必案史之实，仿经之意，而后不诡于正。夫一予一夺，一本于天，尚矣！文直事核，不溢美，不隐恶，乃称良焉。乃其敝也，经生之失谨而迂，史氏之疵情而杂，正史之诬十之一，稗官之诞十之九，而志又无论矣。且史乘之业，有续有修；若作室，前人堂构屋宇，已有成规，而复为之增垣墉，益门厦，加涂塈，狭者拓之：卑者张之，以是补其未备而已；至其规制之正否，则不暇计也。若夫因其前规，而易置增损焉，仍其基，不袭其故,则虽次第改作，有所弗恤。故续之功为逸，而修之事较劳。顾吾人任事，何取因循脂韦？皆当为其劳者。倘曰惮烦，则何如其遂已之也！吾泽邑有志，自前尹许仁峰始，历今七十余年，间缺未备。家会岩伯父以永宁令告致归，谋与同志续修,而以疾不果。适予自粤入觐，便道归省，举以命予。予需次都门，间翻全史，参之邑志所纪，乃于卷首增编年之纪；于星野取《晋史》之详于各志，核因革之实；于列传订宦迹人物之真。复念邑人己事，有啧啧众口者，不可湮没无闻，复为佚事一篇，用附余志。盖朝目夕手，孜孜两阅月，而后粗具略也。既南旋粤，舟次从容，遂得参补订正，以竣其事。其于易置增损之处，不敢辞劳，而欲使志之文无乖于史之旧。且即未窥乎经之意，而于位置予夺，大义所关，亦有不敢苟焉。是时，适予之在舟中也，意者予之心其犹得比干虚舟乎？夫一邑文献，公是所存，得失非关一人之事。爱我者，请攻其所偏，多闻强记者，请教其未备。予不惮订前人之失，而又敢护前自用，贻羞一邑为乎？书既属稿，因复伯父命，并书所以，以质贤大尹及同人留心邑事者。如其可存，当授之梓。若如陈之私也，魏之秽也，劳不如已，请付一炬”。此序不仅对是志纂修经过叙述甚详，并有增编年之纪的创举。
  深泽于雍正十二年始改隶定州。定州为汉时中山郡地，北朝始名定州。明弘治癸亥宦贤创修州志，知州倪巩继纂，成志稿于正德间，嘉靖元年始刻成《〔嘉靖〕定州志》四卷；又于康熙十一年，由知州黄开运纂修《〔康熙〕定州志》十卷；三修于清雍正十一年，由王大年、魏权纂修《〔雍正〕直隶定州志》十卷。王植在家乡纂修深泽县志时，査阅定州志，发现是志有些讹误之处、王植为了正误，曾撰文予以纠正。王植撰《定州志》误辩》云：“志补史例也。修志而不详核前史，又不揆诸《春秋》之义，舛误必所不免。予阅《定州志》所载深泽县事，其误有难掩者，及今不为是正，恐后之人沿误而失考焉。ー、星野。按州地分星、属之昴、毕，考天官家言，于理可信。然《志》引《帝王世纪》云：
  “每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以里测天，已难确据，又云安平八毕四度，深泽与安平接壤，当在毕四度。不知安平国入毕四度，本《晋书•天文志》，而《地理志》内后汉安平国辖十三城，晋时则安平、中山二国各统八县。深泽是时与安平、饶阳、安国共四县，自属博陵国。是安平国与安平县一时并建，非可以当日之安平国为今安平县也。且沿《晋志》谓中山入昴八度，安平入毕四度，岂星之度若是狭，而与一度二千九百余里之说不又互异乎？不究地理而谈天文，鲜不谬矣。一、沿革。《志》载深泽唐虞属幽州，又云唐属饶阳郡，名饶阳；宋元属祁州、曰蒲阴。按《尚书》，尧九州攸同，舜肇十有二州，于冀始分幽，并二州；至夏、商，复为九州。故《左传》“贡金九牧”，《诗》称“九有有截”。周亦九州，然有幽，并而无徐、梁、营。《周礼・职方氏》：并州山曰恒山，其山滹池，其浸涞，易。深泽在滹沱、涞、易之间，属并州可知。谓属幽州，误矣。
  《唐志》定州博陵郡属县十，有曰深泽；而深州饶阳郡别有属县，未闻深泽属饶阳郡，且名饶阳也。《宋•元史》蒲阳与深泽并属祁州，州领三县，而治蒲阴。《明史稿》云：洪武初，以州治蒲阴县省入。据此，则祁州初治蒲阴，后并省为一，未闻深泽即蒲阴也。不考全史而谈地理，又得无误乎?一、城池桥梁，司空之要政也。按深泽城池，自前令许来音重修后；康熙三十年，经陈令奕禧重修；四十五年，蒋令洪澍又加修筑；今皆未续入。且沿旧志之读，谓汉唐以来皆为州治。考汉唐史，如沿革内所据，深泽从未闻为何州治也。桥梁内新建重修者，亦未续入。夫兴废起敝，于官为实政，于民为义举，入志例也。远者不能订其实，近者不为详其事，来许何考焉?一、山川陵墓。据《志》引《山海经》云：泰戏之山，滹沱河水出焉。又云：从定州入深泽东南。按滹沱即《周礼》所谓滹池、后世滹加以水也，又从它。古今异文、而《礼》所谓“恶池”，秦诅楚文所谓“亚驼”，皆此水也。《后汉书》注云：滹沱经定州深泽县东南。盖时有两深泽，故以郡别之，且据唐时而谓定州之深泽，非从定州入深泽也。水在县东南，从未入定州界。读《注》而误，曲为之说；为失考矣。陵墓内载刘盆子墓，按《后汉书》，盆子为太山式县人，后降光武，以为赵王郎中；久之，病失明；赐荥阳均输官地，使食其税终身。则盆子之生之殁，皆于深泽无涉，所传墓，盖俗讹也。今仍之，亦失考矣。至漏泽园万人冢何地？亦杂入王侯名公陵墓后，毋乃太不伦乎？尤不可不正。一、祀典坛祠。按雍正十三年，奉部颁册：圣门诸贤，两庑各定有名敉，及各位次。先儒中称子、称氏各不同，而复祀者六人，增祀者二十人。今《志》内不遵列位次，于先儒俱称子，于复祀，增祀诸贤概弗录；而嘉靖间改祀、罢祀之人，反附存之。又忽入明之宋濂、方孝孺，非部行也。丁祭乐章，载《大清会典》，《志》内仍录前明旧句，非今制也。坛祠秩祀也，前贤有功德于民者，自应附入。若玉皇阁、三官、真武等庙，乃道家之说，当与释氏寺庵同列，以别正祀。今概入坛祠后，非正体也。至本州与两县止录节孝祠，且重出学校内，而独遗同时奉建之忠义、孝悌祠，尤疏漏之甚。又乡贤名宦祭仪，不入祀典内，而附于贤宦姓名后，又其舛错之小者。然谓斟酌尽善，则未敢云然。一、名宦乡贤之有志何？曰备文献也。文不精，献不详，无为贵志矣。考深泽名宦十一人，乡贤六人，皆久在祀典，春秋勿替。今《志》于名宦仅载六人，前此若刘仲沫之名在《金史》，王源之名在《明史》，后此若许来音之奉祀瞽宗，皆遗弗入。乡贤六人，若尚文官勋，列在《元史》；后此敉人，亦奉行崇祀；概又遗之，何也？尤不可解者，乡贤内忽入一赵将夜，按《史记》，将夜封深泽侯，《索隐》注云：属中山。又按《汉书》两深泽，今县初名南深泽，至魏止称深泽，乃幽州部、隶涿郡。将夜所封之深泽，后汉即废，自隶中山国，难混为一。且,侯深泽之则入《志》当在封爵，何以在乡贤内耶？真者不录，录者不真，文乎献乎？于志也何有?一、赋役。如水利者,利民之大政也。山川而外，宜更详河渠之条。积貯者，天下之大命也。仓储之中，宜悉录常平社谷之敉，而赋役者，寓抚字于催科之实绩也。丁口田赋，宜确核《赋役全书》，以杜混淆之弊。《志》或略之，吾将请益焉。一、职官人物。按外志之例，秩官选举，俱登姓名、防湮没也，人必以地，慎混讹也；姓氏必核，事迹必录，谨名实也；文先武后，重朝阶也；封爵弁设官、掾阶附正途，取类从也。窃核《州志》，其失有六：秩官知县内，唐遗刘遂昌，明遗吴治，又以张克敬之敬为昌，岳难公之岳为丘，黄土贵之黄为王。县丞内，唐遗齐贤，又以元之元思明附知县后。主薄内，唐遗矶璆，元遗王世真、滑世昌，又以元之张翼附知县后。典史内，唐遗桑琎、张怀、张仲良，元遗李信、田咬住、李仲美，又以程文衡之衡为一。教谕内遗韩政。而官师内所纪深邑官制，亦未详确、失一。武科居选举前，失二。选举内崔伦、崔衍、魏知古、张鷟、张荐，按《唐史》，或为陆泽人，或为安平人。今不考正史，直书为深泽人，纪其事迹，失三。邑名贤纪于正史者，自尚文始。然文由辟荐，本传可按。今于辟荐内，并明之王石良俱遗不入，而文列于进士内，失四。进士内，于嘉靖壬辰之刘素，误为乙丑；于雍正庚戌之宋锋，误为癸丑；更于康熙己丑之李率先移前六十年，误为顺治己丑。举人内，于明遗杜秉、杜游艺、刘素、赵重器、王度、高选、赵友直、董献策、张立爱，于本朝遗李注、王植、王临、王莹中，前后共十有三人。而忽增一不知谁何之王嵩，且于王模、何昌，又无端复入明经之列。贡生内，于明遗王景、曹良器，本朝遗赵龙甲、宋景濬、郭嶷等；所载事实，自董献策至李人龙以下，《县志》所有者俱未录入。其科分舛错者，尤指不胜屈、失五。孝义、烈女，既有挂漏，掾阶又为全芟，而封爵赠荫各姓名，反叙忠孝节烈实行之后，部署倒置，失六也。笔则笔矣，削则削矣，一词之赞，或亦有取尔乎?”（上文录自《崇德堂稿》卷一）。
  （三）晚年在山东完成的两部志书：
  王植到了晚年，历山东滋阳、沾化、郯城等县，曾主持过两次修志，分别于乾隆十三年（1747）和乾隆十五年（1750）,修过郯城县志和沾化县志。虽两次修志未能亲自刊刻，王植撰的志序，录于志后。现分述如后：《〔乾隆〕沾化县志》十卷（清）王植修，吴继震纂。按沿革：沾化金代置招安县，后改为沾化县，明代属滨州。县志始自嘉靖三十八年（1559）,早佚，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继修，由丁懋逊纂。县志继万历志而修，志成未刻。仅见王植撰《〔乾隆〕沾化县志•序》云：“沾邑《新志》、余志也。邑志何以明余志？余前此为粤吏、九历州县，虽张施措注间未必尽合乎道，然不至无所事事。逮奉命来东，一署滋阳，即题补是邑。余于邑盖实授地也，而受事仅一月余二日，遽奉檄调篆郯城，匆匆与绅士父老别。念自入境之初，觇其土瘠民凋，荒馑满目，一皆鸠形鹄面之氓，凄然罔克以自释；兼以文献无征，旧志存者敉十页，蠹蚀鱼讹，漶漫缺佚；邑之事盖无一不当经理，正无一可慰我邑人以自慰也。抵会城时，余白上官，谓职于沾实不胜任，何他邑为？上官颇讶其言。余徐陈邑凋蔽状，且曰：“昔子有之贤，自许三年足民。如沾化者，民困极矣？逃窜展转，子遗余黎，不毛之土，悬磬之室，即子有为之招徕生聚，劳来劝相，将无力靡所施；而况万不逮一于昔贤者？讵无旷=是惧。”上官乃太息曰：“是诚所难，将如之何?”初,余以邑乘缺略，故谦之邑绅赵君方山辈，谓以邑政论，他务孔亟，斯役可缓。以绵力自揣，他务难以就绪，斯役尚可勉成也。适得吴孝廉继震所遗抄辑敉册，正在搜订间，遂奉调离兹士。呜呼？余既忝为邑牧者三旬，即未遑他务，而竟无一事可对邑人，负惭更何极！遂携所有诸册至郯邑，治事余暇，辄以意为之删订增补，久之稍可观览。因命小胥缮录，以遗邑人。计十卷，上接万历已未，迄乾隆十二年止。其中取之旧帙者十之三四，采之吴《录》者十之五六。而兼参互证，核诸《通志》、证诸家传、墓表及各家志稿之尚存者，笔削损益，讲讨润色，皆杼轴于余心，而不敢一存乎我见。是书也，虽不敢谓谨严之义，少有得乎阳秋之法；亦或籍此楮毫之业，勿使此邦人士谓脩去之一官，毫无所事于沾土。是则余之志也，是则邑志之役所为从事也哉！”
  《〔乾隆〕郯城县志》十二巻，是志为王植为郯城县令时撰未刻。后由继任知县张金城完成。张金城于乾隆二十八年刊刻而行世。张金城于乾隆四十五年擢任宁夏府知府时，修过《〔乾隆〕宁夏府志》二十二卷，成为名志传世。郯城县为古邑。据是志沿革称：郯为春秋古国，汉为东海县，隋唐属邳州，寻省、元复置，明清因之。明属沂州，沂州明初济南府，后属青州府，清雍正以后沂州州府，郯城仍属之。县志始创于明万历十三年，由时任知县颜若愚、教谕邱问礼同辑、早佚，康熙十二年由时任知县冯可参、张三俊继修；康熙五十年由时任知县荆文泉、魏敬胜续修志稿，未刊。王植乃是继前志而修。聘邑人吴倩泽担任主纂。王植撰志序曰：“孔子言夏殷之礼，致憾于杞宋无征。而推其故，曰文献不足。是知文献所綦重也。今郡邑之志，其文献之参乎？古者，国皆有史，龙门始汇粹为《史记》，而志居史体之
  一。然后此如《华阳国志》之类，实兼表、志、佳、赞之体，与正史相埒。故志之为事，微论缺略鄙僿者不足行远；即操觚之家，不难以文章饰吏治；而或浮艳无实，藻绩足以掩真；义例弗严，名器浸以多假。又或体裁不明，纪载繁而未规于正；纲维莫举，部署杂而未就其班；其距俭陋者，亦复几何?”是志续志创于乾隆十四年知县王植，成于二十八年知县张金城，还有邑人曾任过福建知县王恒参修。对是志纂修情形王序又云：“乾隆己卯夏，余奉调莅郯。郯故接壤鲁齐，吾夫子问官于此，意其文献必尚存焉。乃披阅旧志，有未免如前所云者，心窃惜之。顾地居瘠蔽之区，重以积歉之后，荒谨满目，仰屋棘心，方为民请命之不暇，而何暇以文事为？幸逢圣天子在上，照临所至，无微不著。郯以蕞尔邑，屡奉特旨，既赈救递加于前，复允抚臣之请，兴修水利，以谋永久。两载以还，困者苏、流者复、沂堤筑、墨河疏、讼狱衰息、民气恬适、兹非征文考献之一会乎?”又云：“余乃得假簿书余间，芟芜益简，慎别严核。且于大目中补编年，附余两帙，复于细目中详河渠，仓储诸务，其说略具于例言。而区区所瞿然勿释于怀者，郯民灾变递经，子遗幸免之余生，皆余所目击而心怵，其历世以来，所有伤危困厄之己事，又余所披卷而深悉。故是书撷以为文者，往往多危语；目以为献者，往往有忧思。而不敢一涉铺扬，辄拟齐鲁名胜之迹，凡以志其实也。虽然官与礼一也。二代之近，其后竟无传。皇初之远，郯予能言之，郯固圣人所尝取裁也。以今天子之所轸念，与古圣人之所谘诹，皆在是邑，其亦将化瘠区为乐国，复礼教于古初，而勿以褊小自阈乎！ 是非司牧者之责而谁与归?”王植将修志为己任的观点讲的多么清楚。是志还录有万历知县顾若愚、邑人张世则、清康熙十二年知县张三俊、乾隆二十八年知县张金城、邑人王恒书等人撰序。凡例八则。志图多幅。志目为：卷一恭记、巡幸；卷二舆地、星野、沿革、疆域、形胜、八景附；山川、沟渠、风俗；卷三编年、周秦起至清代；卷四建置：城池、公署、公所、驿递、乡社、市集会场附；道路、桥梁、坊表、陵墓、古迹、兵防、墩台；卷五食货、户口、田赋、杂税、仓储、物产；卷六秩祀、庙坛、各祠、学校；卷七秩宦、郡守、同知、知县、县丞、典史、教谕、训导、裁官；卷八选举、辟荐、进士；举人、明经、资例、武胄、武秩、封赠、恩荫、省祭；卷九至十人物上下、名贤、儒林、孝友、义烈、隐逸、烈女；卷十一艺文：文、诗、赋；卷十二附余：杂记、寺庙。是志资料翔实，于乾隆二十八年 (1763)刻，六册，约有十八万字。
  王植修志的贡献，充实了方志宝库，尤以留下的有参考价值的方志理论著作，实是难得，应珍贵这份历史遗产。他主张“经载道、史载事、郡国之志、又史之支派”，修志为保存地方文献而纂修，其所载必“核史之实，仿经之意”，不可失其谨严，失情而杂。认为纂修方志有续和修两种方法。续，即因已有之成规，而补其未备。修，即重新发凡起例，集籍编纂。故“续之功为逸，而修之事劳。”修志应采取后一种办法。
  作者王桂云，现任青岛市沧口区剧院党支部书记兼经理。作品有史志研究专著《山东方志汇要》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