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地处沂蒙山南麓，沂、沭河下游，苏、鲁交界处的古老重镇一一郯城，早在2000年前就开已开埠建都，号称“郯国”。因为历史悠久，故留下的民族文化遗产丰富多彩，其中保存完整的大型曲调《五大调》就是民乐方面的一朵奇葩。
  《五大调》因集中流行在郯城马头一带，又称《郯马调》，亦即当地群众惯称的《淮调》、《大调》、《玲玲调》、《满江红》和《大寄生草》。
  古老称珍的《郯马调》属于红极一时的明清小曲的大型演唱部分，这是有史可证的，清嘉庆年间（1793一1820）岀版的《雅曲二集》中，就有不少的《马头调》。清嘉庆年间（1800）年左右岀版的《时兴小唱钞》内有《满江红》。清道光年间（1821一1850）岀的曲谱书中，有《马头调》、《寄生草》、《满江红》。《马头调八角鼓杂曲》（1875年岀书）内有《马头调》。《南京调词》（1909年钞本）内有《满江红》。
  把资料中大型套曲和现在的《马头调》相对照，不论体裁形式,还是题材内容，以至词式、句式、辙韵平仄运用，都无不大同小异。
  产生的背景
  明清时代，是我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发的时期。在这种新经济形式的影响下，人文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潮也逐渐萌生。一些文人学士，对城乡人们的口头文学大加注意，不少士大夫、文人竭力编纂民间歌谣册、集，有不少的人还拟仿和创作了大批新歌谣，从而形成我国古代歌谣史上一个大的转折时期，促使中国在17一19世纪清代歌谣、戏曲等方面达到极盛时期。当时不仅农村群众喜欢演唱它，而且市民、文人学士、民间艺人、船夫艄公也多喜欢此调。就在此时期，郯城和马头镇，也岀现了专门唱《五大调》的民间职业艺人。每到天黑，他们就在街头巷隅，弹着琵琶、弦子，敲着碟盅、檀板唱起来，直到夜半更深，人们才依依不舍地散去。后来，由于屡遭战乱兵燹和饥荒，使这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又濒临失传的绝境。
  发源地及其传说
  关于《五大调》的历史渊源，传说甚多。有人说它“始于元代，盛行于明代”;也有人说“始于明末，盛行于清代”;有的说“起源于清朝的商城地区”;也有的说“它始于清代的扬州、灌县”;还有的说“《玲玲调》、《大调》、《大寄生草》是明朝从云南贵州等地向北方传播过来的“。另外,民间还有人说《玲玲调》是从济宁运河一带传过来的等等。所有这些传说,都保留在民间艺人和老民歌手传说听闻的一些零星口碑材料中，无法考究核实。
  郯城县高峰头村，有一位清末道人王宗贤，生前曾记述过这样一段文字材料：“大凡腔调、昆、乱皮簧、梆、柳子曲皆有发源之地。淮调之歌,源岀于淮安府，移植北方，据吾所知已200余载矣。”从他的遗文里可以得知，200余年之说，虽不甚可靠，但是似乎也能推测是在清朝中叶的乾隆、嘉庆年间。这大抵和它的姊妹艺术《扬州清曲》渊源年代十分接近。另外，在清代乾隆时期有个著名学者叫李斗，他所著的《扬州画舫录》卷十一第十节中记述这方面的史料:“小唱以琵琶、弦子、月琴、檀板合动而歌。最先有《银扭丝》、《四大景》、《倒板浆》、《剪靛花》、《吉祥草》、《倒花篮》诸调,……近来群向《满江红》、《湘江浪》皆本调了。”由此观之，早在公元1740年，扬州这个繁华著名的城市，《满江红》、《寄生草》之类的曲调也盛于世了。可见，道人王宗贤的有关渊源年代记述还是可信的。从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扬州清曲》与《五大调》是有极其嫡近的亲缘关系的，不过差异也很大。比如:《扬州清曲》的范曲《南调》、《满江红》，前者类同郯城《五大调》中的 《大调》，同时也略同《大寄生草》;后者类同《淮调》和《满江红》。据说，《南调》亦名《南京调》、《打棍皮》、《南罗调》、《七句半》、《寄生草》。《满江红》原名《淮江调》，系由清江、淮城一带传入扬州，但说唱性较强。流传到郯城来的，因与当地民歌相融合,逐渐形成了大型演唱形式。
  从以上情况看，基本上可以肯定，《满江红》、《淮调》、《大寄生草》，甚至包括《大调》,都是由江淮之地传入知城一带的。
  流传与分布
  《五大调》传入郯城、马头之后，由于受到当地群众喜爱，日益向内地传播。据说,当年极盛时期遍及鲁南各地，日照的石臼所、涛雒、安东卫、岚山头和郯城的高峰头以及临沂、临沭、苍山、莒县、莒南等县也有部分人会唱。不过演唱规模之大，从业人员之众,演唱曲调之多，还首属郯城、马头一带。
  另外，伴随经济上交流，《五大调》也曾往北扩展到广饶县、博兴县，并易名为《杂八调》。益都县流行的《挫琴调》也吸收《五大调》中部分内容为《牌子曲》。
  流入山东的原因，众说纷纭，归纳起来有如下诸方面：（1）在封建社会，中国古代主要交通要道是闻名中外的运河。那时，郯城一带的商货，常常凭借着沂河水运，经江苏邳县入运河，通往南北。随着这条通道的往来，把江淮一带的民间艺术也带到山东。所以群众反映,过去唱《五大调》最好的和会唱曲目最多的是那些船夫们。（2）郯城地处苏、鲁接壤之地，东、西、南三面均与江苏毗邻，两地亲朋好友往来频繁，这也成了自由流传的有利条件。（3）当地的老艺人和好玩乐的玩友们,也常常在农闲季节到苏北邻县去学唱《淮江调》等曲目，有的竟在外客居两月之久。（4）据说，过去下海的渔民，远洋打鱼，满载归来时，就在靠近的港口停泊售鱼憩息,也常带《淮江调》回来。内河的船夫劳动一天停下来时，也常拨弦击碟歌唱行乐，驱散劳累。因此，越是紧靠港口、码头的,会唱的人也就越多。
  《五大调》与人们生活的关系
  《五大调》在鲁南人民群众心目中，魅力最大。人们称为“正调”、“细歌”。说它树正气，逐恶风。所以老人们也很乐意让自己的子女学唱。郯城的老民歌手王九锡生前曾说过:“我幼年听老人们说，郯城马头这些地方，铺店很多，南来北往的客商也很多，这些人住在那里，就好干些吃、喝、嫖、赌的事，因此社会秩序和风气都很杂乱，不少年轻人也沾上了这些恶习，有的也干些为非作歹的事情,家里老人都为此十分忧虑。后来，《五大调》吸引了大批青年人,使他们把大部分精力和业余时间都投入学演学唱中去，不再胡搞。为此，老人们非常重视这一举动，不单是支持男的演唱，还让妇女们参加学唱。据说后期,人们还自发地成立了什么“玩友社”、“乐和班”、“同乐会''之类的社会团体组织。在当时的农村里，除逢年过节，扮玩艺、闹花灯时演唱外，还在农闲季节、阴雨天等空余时间，玩友们自动聚合在一起,来演唱《五大调》。另外，盲艺人在游乡、拆算、入阁串厢占卜之余，常常现场为客户们演唱《五大调》。后来，那些豪门士绅、达官贵人对《五大调》也发生了兴趣，他们也认为是雅曲细调，可登大雅之堂。所以，当他们喜庆、嫁娶、生辰庆贺之时，还专门请演唱艺人或业余爱好者为他们演唱。总之，《五大调》在鲁南地区颇受群众喜爱，并广为流传，盛极一时。
  内容与分类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五大调》的体裁、内容是多样化的，真可谓从各方面、各个角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态、风土人情及历史故事。除少数的词带有市井、庸俗趣味和封建毒素外，绝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有的还堪称“词清语隽,雅健素质”。括览全部歌词，不难看出，它的内容可分为爱情类、社会生活类、叙事类、历史故事类（包括传说故事）、自然景色类、伦理逸闻类等。不过绝大部分内容，都是盼郎思夫方面的。可是群众另有一套分类法，他们把内容性质类同的或题意相同的归在一起，形成所谓的“五景”、“四盼”、“七多”、“七赞”、“八恨”等。“五景”即春景、夏景、秋景、冬景、总景。“四盼”即盼佳期、盼才郎、盼冤家、盼情书。“七多”即送多情、想多情、遇多情、盼多情、会多情、思多情、梦多情。“七赞”即孔明赞、孟德赞、三国英雄赞、楚霸王赞、耕读渔樵赞、春光赞、肉头赞（实为贬讥死肉头的）。“八恨”即恨别离、恨当福、恨冤家、恨薄情、恨佳人、恨爹娘、恨薄命、恨烟花等。
  演变发展与新生
  《五大调》进入山东已近300年的历史了。在长期流传过程中，由于语言、音韵的不同，歌词内容范围的扩大与更新,加之人民不断地吸收当地的民歌小调，以及有关的戏曲曲牌来充实和丰富它，使它由原来的轻板进而发展成复杂的大型套曲形式。同时在长期的演唱中，群众本着当地语言、音韵的强弱轻重特点，用字咬字习惯，衬腔衬字，以及唱腔与句式组合等方面,都有明显的演变、创新。这些促使它形成独自的风格和流派。为此，连它的发源地江淮，以及它的姊妹音乐《扬州清曲》的出处地扬州的歌手艺人们，也都承认它是独树一帜的山东派。所以苏北人们惯称它为“郯城《马头调》”（实际是《淮调》）、“日照的《满江红》”（实际是郯城的《满江红》）。
  歌词内容不断创新，不仅丰富了曲目，而且更加突岀和完善了山东派的风格和特点。在清代末期,有些贫寒的文人学者，比较接近下层社会民众，同情人民的疾苦，常常创作新歌词，借以抒发对社会的不满之情。这一类歌词，较之民间流行的,要文雅一些，词藻修饰、音韵平仄较为讲究。那时创作较多和较岀名的有郯城县马头镇的杨晓（前清廩生），写有《家住在罗俊庄》、《玉石琵琶粉墻挂》等词。而写得最多的要数郯城县八大才子中的张保信（前清贡生）、吴小寒、张佩恩（前清秀才）等人，他们反映的内容也很广，形式也比较全备。比较出名的有《孔明赞》、《饥民难》、《卖仓谷》、《节妇自叹》、《戒赌博》、《集戏名》等。这对增强这一流派特点也起了积极作用。尽管如此，有时这些民间文人仍超脱不了他们世界观的局限，所以有的也写了一些悲观厌世、逃避现实、行乐消遣等方面的作品，更有甚者有的竟写岀了颂扬清朝帝王将相贤明的坏作品。
  从30年代至解放前，因长期战乱和灾荒，演唱者越来越少,几近失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政府通过民间文艺会演，派专人搜集、挖掘等一系列工作，对这一古老珍稀的民间艺术进行了抢救。对优秀的节目还进行了专门加工整理，终于使它得到了新生。山东省艺术馆曾派专人多次来郯城对这一曲种进行收集、记录，现保存下来的共有130多首。计有《满江红》22首，《淮调》72首，《玲玲调》11首,《大寄生草》21首，《大调》4首。其中《满江红•四盼》于1957年被选参加了中央举办的“全国第二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了音,多次向全国广播，同时选入1957年出版的《优秀歌曲选集》,向全国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