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
  临沂，是一座古老的城邑，也出过一些有名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范筑先在《续修临沂县志序》上说:“地域辽阔，山河错综;鍾灵毓秀，代产伟人这评价虽有些夸张，倒也不甚违背真实。
  这里要介绍的是魏晋时临沂一个有名的家族一一王氏家族，特别是要介绍其成员之一，以擅长书法闻名千古的王羲之，还有与他有关的一些古迹。
  王氏家族是一个世代为官的大族，族中名人,可以上溯到汉代谏议大夫王吉，其后，虽然时隆时替，由于东汉重门阀，仍一直不失为宦族高门。但真正显赫一时,并使其家族延续数百年而不衰者,则自王祥始。王祥，生于汉献帝建安九年,曹魏时为官。魏祚渐衰后，他投靠了司马氏，西晋开国后便“拜太保，进爵为公”，成为朝中重臣。他政绩平平，乏善足陈，使他在史册中占有一席地位者，倒是由于被夸大增饰了幼年时的几桩“孝行”。如果他未得入《二十四孝》这部书，便未必会有多少人能记住这位名宦了。他最有名的一桩孝行是“卧冰求鱼”，《晋书》记载此事说:“祥性至孝,早丧亲，继母朱氏不慈,数谱之……母尝欲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岀，持之而归。”
  故事很神奇，是否真有这种甘愿遭烹，自动“跃出”献身于孝子的鲤鱼就很可疑。据《世说新语》注引《晋阳秋》“祥解衣欲剖冰求之”句下作：“会有处冰小解》鱼出”。这一记载才接近真实。但后人还嫌“孝感天地”的味道不足，又改为王祥卧到冰上,将冰暖化，鲤鱼跃出。
  故事虽然难以征信，然而从这个传说中却产生了临沂人景中的一景一一孝河凝冰，替临沂增添了几分风采。据《县志》言，此景不在临沂城内，在今城北10余公里的双湖村，过去这里叫孝友村，大约是因为王祥孝顺继母、王览友于兄弟而改的。“卧冰”的那道小河，旧名已湮没不彰，《县志》称之为孝感河，如今则被称为孝河。虽是条小河,到了夏季却是两岸垂柳，一塘荷花,景物宜人，饶有幽趣。《续修临沂县志》中留有一幅照片，尽管制版技术低劣，却依稀表现了“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风姿，令人神往。河岸旧有王祥庙一座，还有一块石碑，文曰“王祥卧冰处”，今已不存。村外，有几处封土高大的古墓，最高的一座，传说是王祥之墓，但未经发掘，很难肯定。
  “物换星移几度秋”。经过了解放、土改、农业合作化，特别是农村实行农业上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双湖村另是一番天地了。农副生产，热气腾腾，这里出产的鲤鱼、鸭蛋、雪藕、莲蓬以及芦席等，驰名远近，人民幸福的生活，冲淡了怀古的幽情。如果重定临沂八景,也许会换一个新的名字吧。
  至于孝河中的“卧冰处”,过去是一个小小之谜，如今也解开了。原来这个地方，春夏秋三季倒也没有什么奇特的，可一到冬季，却有2平方米的那么一点水面不结冰。于是有人附会这是王祥卧冰后留下的一点灵迹。现在已经查明,那里水下是一处小温泉，涌出的泉水温度较高,附近自然可以寒冬不结冰了。看来《晋阳秋》记载的“会有处冰小解”似乎是得其实的。我们想，临沂如果发展旅游事业,这里倒可以修缮一下，作为旅游点。我们自然不提倡毁残身体或献上性命的封建孝道，但有这么一个人物，有这么点带有传奇色彩的事迹,确可以表明我们是东方古老文明之邦。国外有些名胜何尝都有什么值得一述的事迹，不过人以地传，地以人传，互相借光而已。
  至于王祥墓的真伪，如果史书的记载不诬的话，倒可以找岀一点线索。《晋书》说:“及疾笃，著遗令训子孙曰：'……西芒上土自坚贞，勿用甓石，勿起坟陇，穿深二丈，椁取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其子皆奉而行之。”西芒,应是指西晋首都洛阳西北之邙山而言，此地素为达官显人墓葬之所。其子从命葬于西芒，可见没有归葬于临沂。同书又云:“祥之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贤则亲亲故吏而已，门无杂吊之宾”。也可以证明他的丧礼是在洛阳举行的。
  王祥死后，他的几个儿子继续在外地为官，他的家族是否还有人留在原籍了呢？目:有的，主要是他兄弟王览的一支。
  二
  王览，是王祥的异母弟。他之所以有名是由于“友于兄弟”,这在《晋书》里有记载。“母朱，遇祥无道。览年数岁，见祥被楚挞,辄涕泣抱持。至于成童,每谏其母稍止凶虐。……祥丧父之后,渐有时誉，朱深疾之，密使鸩祥。览知之，径起取酒,祥疑其有毒,争而不与，朱遽夺反之”。虽然弟兄两个争毒药，不惜毒死自己以全孝道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矫情的行为，但王览却因此而知名于世，等到王祥出仕于外之后，他应本郡之召，也走上仕途。不过,他不像王祥那样显赫，其后，以太中大夫归老,该是告老还乡了吧。这时,或者其前其后，他们这一族不知是否还在“故居”居住,但可考知的是，在城里已经有了他们的宅院。
  《晋书•王览传》对这位“友于兄弟'’的人物记叙不多，但在传末却有这么一句话：“览后奕世多贤才，兴于江左矣也就是说，他的后代比他要有名气。确实是这样，王氏家族之所以有名，全靠王览一支的后人中岀了几个“贤才''。王览有子6人,其中长子裁有个儿子名导，是东晋王朝的开国元勋。王氏一族“兴于江左”完全是沾了他的光。这里不预备说他,要说的却是四子正的一个孙子,便是有名的王羲之。
  王羲之，字逸少，《晋书》不但有传，还有劳唐太宗亲笔撰了一段专论，主要原因是由于他的书法忒妙，受到唐太宗“御赏”。我国习书法者，自来讲究南帖北碑。北碑是清后期由包世臣、康有为提倡才著称于世的，在此之前惟南帖独步书坛。而存世南帖，一般公认为以王義之的墨迹为第一。他的笔势，当代评论家认为是“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唐太宗称赞他“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唐太宗是个爱好书法的皇帝，他一生对王羲之的墨迹，真是“心慕手追”，直到临死还留下遗言，将古今行书第一的《兰亭序》陪葬昭陵，留下了至今还争论不休的一桩公案。他的论断，应该说是属于专家的意见，是可信的。正由于王羲之的书法冠绝古今,他虽官位不高，声名却远远超出了他的“从父”王导,而有关他的古迹,也便在他生活过的地方纷纷岀现。
  王氏一族出自临沂，临沂当然也留下了有关王羲之的遗迹,那就是王氏故宅的普照寺、晒书台、洗砚池和右军祠。虽然这些遗迹或至今不存,或已面目全非，然而如果我们承认王羲之是我国古代大艺术家，则遗址有重加修缮并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必要。
  不过,这里岀现了一个问题，即王羲之是否出生于临沂，并在这里生活过。如果像有人主张的，王羲之是在王氏家族南渡后,在建康（今南京市）诞生的，他一生从未与临沂故居发生过关系，那末重修遗址便极近附会古人，没有什么必要了。王羲之是否曾在临沂出生并生活过呢?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探索一下他的出生年月。
  这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了。自来有三种不同的说法：（1）他生于公元321年即东晋元帝大兴四年，根据是羊欣《笔阵图》所云,王羲之33岁书《兰亭书》。《兰亭序》书于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即公元353年。上推333年，依虚岁计，正为公元321年；（2）他生于公元307年即怀帝永嘉元年。主此说者为清人鲁一同，因为他考证出王羲之书《兰亭序》实为他47岁时事，依此逆推得岀生年;（3）他生于公元303年即西晋皇帝太安二年。主此说者为潘志熙，其根据是唐代张怀瓘《书断》中这样一句话:“升平五年卒，年五十九升平为东晋穆帝年号，其五年为361年,逆推生年为303。此说的另一证据是羲之死时其子献之年18,以献之生年推之，他生于康帝建元二年即344年：18岁时正是升平五年。
  三个说法皆有史料依据,而结诒却又各不相同，那么，评论何者正确的标准就看所据史料之可靠与否了。羊欣《笔阵图》中错误甚多，即在“三十三，书《兰亭序》”那段文字后面，便有如下一段记载:“三十七，书《黄庭经》。书讫，空中有语：'卿书感我，而况人乎？吾是天台丈人。'”将见鬼的话都写上了，便很难定为信史。又据《晋书•王羲之传》云：“年十三，尝谒周=……'’考，周=被王敦所杀在元帝永昌元年即322年,倘依羊欣之说，是年王羲之连虚岁才2岁，与“年十三见周颉的说法对不起头来，因此，第一种说法应排除。至于第二种说法,王羲之47岁写《兰亭序》的说法亦于史无征。仍以羲之十三见周=一事证之,如果说羲之生于307年,13岁则为319年，考周=西晋时为东海王越子司马毗的长史，永嘉五年即371年奔司马睿（时尚未立为元帝），睿用为军諮祭酒，但次年就令他出为荆州刺史,他在建康的时间不太长,与王导（当时王羲之依王导，住在建康）关系不深。315年前后，他因讨杜弢兵败回到建康，经王导推荐，才任司马睿的右长史，后升任尚书仆射，官职渐高，乃长期留在京城。他感王导之恩，与王导为通家之好，得见王氏诸子弟当在此时。倘若王羲之生于307年,此时年9岁，与十三见周=的记述不符。因此这一说法亦可排除。第三种说法不仅有《书断》卒年之硬证，有死时王献之年18之旁证。即以年13见周=之记载为证，亦甚符合。因为倘若他生于303年，即13岁时为315年，正是周=自荆州到建康的时候。史学界先辈陈垣即主此说，他考证得更精确。有此数证,应该认为生于303年的说法最有根据。
  这样，王義之幼年的简历便可勾稽出来了。公元303年，他生于临沂;307年，随王氏（以王导、王敦为主）全族渡江至建康，大约317年前后，父王旷死，一直依王导居住，直至“起家秘书郎”，为征西将军庾亮参军,始踏入仕途。
  我们不惜词费，致力于考证王羲之的生年，以证明他确实生于山东临沂,是有原因的。如前所言，王羲之是中国有名的艺术家,在中国历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今日，我们理应表彰这一人物，并保护其遗迹。他在会稽山阴的兰亭举行过一次修禊之会,1981年浙江绍兴市便举行了一次有关兰亭集会的学术讨论会，他的故乡临沂，怎么倒应该默然无所表示呢？在临沂，有关王羲之的几处遗迹中，最主要的是普照寺。
  这座禅寺修建的时间无疑是很早的，它可以上溯到东晋王氏举族南迁时，据说这里就是王氏故居，寺院是在宅院的基础上改建的。只是由于后来的屡毁屡建，又几次改换寺名，已难从中窥知王氏故居的模样了。幸而在另一件有名的历史文物“集柳碑”（原名“金普照寺碑”）中记载了此寺的来源和沿革。下面我们摘引有关的几段资料，并且根据其他史料印证一下。
  琅琊之佛祠在郡治者凡六区，其五为毗尼，其一为禅郍，今普照是也。当于城之西南。
  有古台岿然出于城隅，台之西复有废池流潦潴焉，耆旧相传，台日晒书，池曰泽笔。其地盖东晋右将军王羲之逸少故宅也。昔晋祚中缺，元帝渡江，临沂诸王，去乱南迁，乃舍宅为梵宫。世祀绵邈，真伪莫考。往岁尝得断碑于土中，字虽漫灭，尚彷佛可读。
  这是说，金代建普照寺时，已经有“耆旧”相传，认为这里是王羲之故宅,又有“彷佛可读”的出土断碑证明，看来传说是有根据的。按,西晋永嘉年间，王导随司马睿南渡，基本上是举族偕行。《世说新语•品藻》中一则云：“王丞相二弟不过江，日颍、曰敞。”少数不随从过江的,特别表而出之，可见其余的都随同过江了。据刘孝标注引《王氏谙》（这是一个已佚的王氏家谱，南北朝时刘孝标尚得见到，倘若存至今日，王羲之生年问题早就解决了），王颍20岁死，王敞22岁死。此后史书未见有对留居北方的王氏族人的记载，可见王颍等死后，原籍族中已经无人，当时又有舍宅为寺的风气。因此，王氏故宅变为僧寺是可信的。
  按招提复兴之代，实自后魏。至有唐孝明皇帝即位之九年，始赐额日开元。宋崇宁初，辅臣建言,请诏天下每郡择律寺一，更为禅林，遇皇上诞弥之月，为祈延景命之地。制从之，郡以开元应选，自是改称天宁万寿禅寺。
  从这一段记载看来，旧岀土断碑中似乎记载了北魏由故宅改成的“律寺”情况以及唐改为开元寺，宋改为天宁万寿寺的情况。不过，它却遗漏了当中重要的一段未记，即唐武宗灭佛时此寺的遭遇。近年来，该寺遗址出土了一些石雕佛像，这些雕像都已残缺。仔细观察,不像是自然损毁，更像是人工破坏，造像上的年号是唐以前，据以推知，由唐开元至宋崇宁间,此寺尚有废兴变迁，以文献不足，莫可详考了。
  殆废齐居摄,专用苛政理国，知众不附，尤挟中多忌，凡浮屠老子之居，曩日所严奉以祈福者，一切废革。遂易天宁之号，榜以普照。
  废齐，指的是南宋高宗年间金国所立的傀儡皇帝刘豫的国号。这一段，将天宁寺改为普照寺的原因说得很清楚了。从此，这一寺院一直保留着，也没有再改名。以迄抗日战争开始时，日本侵略军将其破坏为止（抗日战争前，普照寺虽作为第五中学校址，然而房舍有修建，却无损毁）。当时侵略军将此地作为兵营和杀人场。古建筑被拆散，文物洗劫一空。
  据记载，金皇统四年（1144年,距金废伪齐已7年）僧人觉海重修此寺时，得金沂州防御使高召和式（可能名式字召和）之赞助，拆去城墙，扩大庙基,又“架石为梁，跨望月湖，南临广路”。还修了用机括运转，能次第出现的旃檀诸香像、须弥山、阿耨池、诸天宝宫、诸宝栏楣、诸宝天女、无数化身、如来坐狮子座为百亿天众放光显瑞说法等造像及建筑物，遥想那时寺院的规模是很大的，已经超岀了王氏旧宅的范围。尔后此寺情况不详。元代奉佛，寺当不废。明代，正德年间，被封于临沂的泾王对此寺又进行了一次大修缮。据现在所考知,他们从北京请来了铸铜像工人, 铸造了大批佛像，其中最大的观世音造像，连同莲座，高达5米。还有一口大铁钟。铜像毁于日寇占领时期,铁钟毁于“文革”时期。目前只剩下一块泾王妃造像的残碑。
  与普照寺有关的其他古迹是晒书台与择笔池（后人则称为洗砚池），这两处名称见于旧县志，或为附会，虽不必深考，但“俗语不实，流为丹青”，既成临沂一景，亦不可废。还有一座右军祠,就在洗砚池岸边，不知始建于何时。抗日战争前,临沂许多有名的古代文物，如汉伏女传经画像石、汉车马画像石、北齐比丘僧邑义造像碑，北齐冯桃枝造像石、北齐张孝义等造四面像碑、北齐李宝造像碑、北齐许始妻等造像碑、北齐于丘郎仁等造像碑、隋碑4座,唐以后碑若干座均收藏其中，其中的伏女传经画像及汉车马画像，据汩志说：“制作浑古，与武梁祠画像同”，“古朴与武梁祠，孝堂山石刻形制均同”。今天评价，应是无价之瑰宝，可惜全部（连同原存于明伦堂即临沂五中的若干有名碑刻）毁于日本侵略军之手，使今日即使建博物馆，亦无可资陈列之古文物, 令人不胜浩叹。
  临沂八景中有“普照夕阳”一景，据尚及见到此景的人说，由于普照寺大雄宝殿为临沂城内最高点，晴日傍晚站在那里远眺,一轮落日，半天红霞，辉映荡漾于遥空，西方双峰，若隐若现，大有“三山半落青天外”的气概,很容易引起幽人墨士“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感情。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种怀古幽情已经随着旧社会一去不复返了。今日中兴后的新中国，正如一轮朝阳，使大地山河洒上清新矫健之气。如果重建后的王羲之故居成为临沂新的一景，大约该另起一个名实相副的名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