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39年5月，日军在青岛、潍县、济南、兖州、徐州等处集结重兵；6月初，向鲁苏战区总部和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所在地沂水东里店一带进攻。6月25日，我随一一四师师长方叔洪在拐棒峪与大股日军遭遇。当时方师长手下只有一个特务连，一个骑兵连的一个半武装的工兵营，掩护师部上百名非武装人员和一个通信兵营转移。激战中，我右大腿被子弹打中。我当时任师部军需处上尉军需，身上带大宗公款。见有人向我走来，以为是敌人，准备以死相拼，然而来人却是师部军需处的上尉军需赵惠民和我的勤务兵阎国昌，以及特务连的孙排长，我因负伤不能随部队行动，便当着孙排长的面，把所带的公款和枪支、马匹交给了赵军需。留下勤务兵阎国昌搀扶着我行走，就和他们分手了。
  阎扶着我走了二三里路，因为都是一天半没吃饭了，阎忽然对我说：“那边山上有老百姓，咱去弄点吃的行不行？''我答应"可以。''阎去看了回来说：“那边有几个妇女和小孩子，都是山下村子里逃难来的，山下并没敌人。''于是阎扶着我向那边走去。一位60多岁的老大娘迎了过来，她慈母般地安慰我，问长问短，要我休息等着，她回去给我俩弄点饭吃。约一个小时，老大娘提着篮子、罐子给我们送饭来了，有10来个鸡蛋和热气腾腾的面条，我俩吃了一顿饱饭。接着一个小孩子送来一条草帘子让我铺着。傍晚来了一位自称姓李的老大爷，告诉我：“你们的医院就在王庄教堂里，离这里20多里路，夜里不敢走路，等天一明我就派两个年轻人把你送去。那边还有你们的队伍，如果夜间有情况，我随时来招呼你。”李老大爷走后，我躺在草帘上思绪万千，久久不能入睡。
  6月26日，天刚亮，李老大爷就带领两个年轻人，把用两根扁担绑好的椅子抬到山上来，还带来小米稀饭和白面馒头。我边吃饭边听李大爷说：“夜间已把路探好了，到王庄一路上没有日军，王庄以北还有你们的队伍。”要我放心。饭后，告别了李大爷，坐上椅子，两个年轻人抬着我就走了。走了5公里多，在一个庄里碰到本师副师长兼三四0旅旅长张福禄部，他当时率领着旅部和六七九团。我把负伤的情况和把公款交给赵军需的事向副师长作了报告。我问他师部的情况，他说，电台已联络不上，情况不明，东北方向5公里多还有敌人，旅部就要转移，要我快到王庄去。
  王庄天主教堂在沂水县城西北30多公里处，四面环山。教堂是德国人办的，属临沂教区管辖，由德籍神甫周太主持，有两名德籍修士和两名华籍修女，还有一个华籍管事人李安多。教堂的产业很多，据说有2000多亩土地。王庄及附近的农民大部分是他的教民，同时又是他的佃户。教堂的建筑规模很大，四边砌有200多米长的全石到顶的寨墙，高约5米，俨然一座小城堡。寨内建筑物也很整齐壮观。高大、宽敞、明亮的教堂，座落在寨围的中央，神甫修女们的住房富丽堂皇，还有两幢2层楼房东西排列，连平房总共有400余间。此外还设有教堂医院和教民小学。
  我被安置在教堂医院后院东厢房一个单间屋内，一位女护士（修女）立即来给我换药。接着我们师部野战医院的少校医官刘揆一来看我，经他介绍得知，原来我们师部野战医院与德国人订有协议，由师部命令当地驻军保护教堂的安全和传教自由，而教堂则给师部医院以收容治疗伤病官兵之便。部队还可利用教堂医院的名义，到青岛、济南等地采购药品。方叔洪师长的岳父是日本人，在济南开设一所私人药房。方师长亲自写信派医务人员多次到他的药店去买药。据在这里负责野战医院工作的刘揆一说，已收容负伤官兵200多人，其中有师部少将参谋王铁男和上尉参谋李耀南。第二天中午，山东省府秘书处秘书刘克涛在东里店被飞机炸伤右臂，也来到王庄医院和我住一个房间。他说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秘书长雷法章和十几位高级官员也来到教堂避难，嘱我绝对保密。又说他昨天从拐棒峪经过时，听当地老百姓说，方师长在那里阵亡了，阵亡的还有其他官兵30余人。战斗结束后，日军一个大队长率领日军清扫战场，发现了方师长的尸体，恰巧这个大队长与方师长是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因此他特地搞到一口棺材，把方师长的尸体装殓埋在拐棒峪庄前，并竖了一块木牌子作为纪念。我听到这一消息，心里十分悲痛。又过了两三天，拐棒峪那位李大爷到王庄赶集，还特到医院看望我，并给我带来10个鸡蛋和一套蓝布裤褂。
  7月4日上午，日军知道教堂里住有五十一军的伤员，要来搜查，院方要能走动的伤员出去躲躲，省府秘书刘克涛和我的勤务兵阎国昌及伤兵五六十人都走了。据说沈鸿烈、雷法章等省府高级官员也离开了王庄。告知不能走路的一百四五十名伤兵不要恐慌，由德国周神甫出面交涉。
  下午2时许，日军一个大队进了王庄，把教堂包围起来。日军大队长率士兵30余人，从教堂大门闯了进来，德国神甫周太在后跟进。搜到住伤兵的大房子时，日军大队长向周神甫喝问；“里边什么人？’'周答："是五十一军的伤兵”。日军大队长大叫：“统统地枪毙！”当即在门口派上两名士兵把守。接着来到我的门口，日军大队长问周：“这是什么人？”周答：“也是五十一军的伤兵。”日军大队长对汉奸翻译嘀咕几句日语，这个汉奸走进我的屋内问我：“你是当官的还是当兵的？”我答：“是当兵的”。汉奸说：“你决不是当兵的，当兵的都住在大房子里，你一个人住在这单间屋里是当官的。"我说：“不信就算了，你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汉奸又问：“你什么地方负伤？”我答：“腿上。”他看了一下我的腿后，又用日语向日军大队长嘀咕了一阵。日军大队长转过头来对周神甫厉声说：“你的不老实，你不是德国人，德国人和日本是朋友，你是中国人，是共产党！”边说边用一根小木棍用力地打周神甫的头。周辩驳说：“我说的都是实话，我不说慌。”日军留下两个士兵站在我的门口，并用刺刀对着我。其他日军又到别处搜查去了。约到3点半钟，院内吹起哨子，站岗的日兵都叫走了。这时我心里才松了一口气。我感激周神甫为我说了话，并为我挨了打。日军把伤兵的数目和名册都要走了，在大门口站上岗，连教堂的人也不准随便出入。王庄及附近村庄的教民躲进教堂避难的有近千人，每天出寨门外种地，晚间回寨内睡觉，出入均受日军盘查。
  自从日军占领王庄后，五十一军对自己的100多名伤兵没有过问。伤兵与外边联系完全隔绝，一日三餐全由教堂供给。相反，八路军对五十一军的官兵却非常关心。八路军的游击小组，每天夜晚都在王庄周围向日军哨所开枪，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彻夜不停。李安多对我说，八路军已经给教堂送信来了，要德国人负责保护好五十一军的伤兵，不准把伤兵交给日本人，如交出一个伤兵，中国人就要像光绪二十六年那样，杀洋人、烧教堂。”他说：“周神甫对此很伤脑筋，就怕日军把你们抢走了。为了保护你们，周神甫已经给临沂主教万宾来去信了，要他快到青岛找日本领事馆交涉。”教堂医院男护士张大锡常来给我换药，多次对我说：“临沂的万主教，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德国当营长，中国话说得很好。如果他来了，一定会有办法的。”
  约在7月20日，日军的大规模“扫荡”结束。主力部队虽已撤走，但还占领沂水、蒙阴、莒县3座县城，在农村也建立了不少据点。这时八路军对王庄据点的进攻也更紧了。教堂里的难民，白天出寨种地，经常与八路军接触，带回八路军要教堂保护伤兵的口信，伤兵们非常感动。
  7月末，我的伤势已好转，拄着拐杖能下地行走了。有一天夜晚，八路军的进攻战斗十分激烈。手榴弹在寨墙外连续爆炸。听声音八路军似乎已攻进村子，寨外西北角敌人的炮楼受到攻击。我在屋里呆不住了，便拄着拐杖到寨墙下听听动静。出乎意料地看到寨墙下有数十名精壮难民都蹲在墙下，似乎是有组织有领导的，他们有的手持明晃晃的铡刀片，有的拿着铁锹、撅头、斧子、菜刀和棍棒等武器。我认识这些人，就小声问他们在这里干什么。他们说：“八路军已经攻进庄，这个炮楼上只有十几个日本兵，他们抵抗不住的时候，除跳进寨墙里逃生之外，别处无路可跑。我们在这里是等他们跳进来时，一刀一个给他一个不留。”并让我快回屋里去。我深受感动，觉得八路军真有办法，刚来了几天就把老百姓组织起来了；深感国民党脱离群众，像无根的草一样。战斗一直打到凌晨3点才停止。第二天中午，沂水县城敌人一个大队的增援部队来了，先用大炮向王庄周围的山头盲目乱轰一阵，接着就到附近村庄“扫荡”了一番，但一无所获。次日下午，这些增援部队又返回沂水城去了。伤兵们都盼望八路军消灭王庄的日军，把我们救出去。
  8月初，五十一军军长牟中珩派了一个便衣到王庄了解伤兵情况。这个便衣白天在王庄附近与种地的农民接好头，到晚间由农民把他带进教堂，与我见了面。
  这时，我的腿可以行动自如了。为了表示对德国人的好感，使他们对伤兵多帮忙，我拜会了周神甫，除代表伤兵对他表示谢意外，并要求允许我也信仰天主教。他很高兴地答应了我，并送给我一本圣经，要我学着念。每到星期天，他要我随着德国人和一些资格老的教民三四十人，到“圣母山”的小教堂去作礼拜。这个小教堂在王庄北山顶上，离王庄有1公里路，在日军的警戒线之外。我利用每次去作礼拜的机会详细观察日军哨所的位置和兵力部署。我也产生过找机会逃跑的念头，但又怕给教堂和伤兵带来麻烦。我曾问周，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离开王庄。他说：“你不用急，万主教最近就要去青岛日本领事馆办交涉，他先要到王庄来，还要和你们见面。”
  8月中旬的一天，万主教果然来了。他找我代表伤兵去谈话，一见面就问我：“你知道不知道国际红十字会条约？”我答：“不知道”。他说：“按照国际红十字会条约的规定，凡红十字会所收容的交战国双方的官兵，到战争结束时，战败国的伤兵要作为战胜国的俘虏处理的。这一点你们思想上要有准备，“我当时虽不知道国际红十字会条约，但我听出他这种说法是不对头的，是为他们把伤兵交给日本找借口。我乃理直气壮地说：“请主教不要忘记，第一，日本人侵占中国领土杀害中国人民，他们是侵略者，我们中国人是被迫抗战的。这个战争才打了两年，敌我双方互有胜负，现在还谈不上谁胜谁败。第二，中国正进行一场全民抗战，一城一地的得失并不是战争的结束，只有把日本侵略者全部赶出去，中国的失地全部收复之后，战争才能结束。主教既然提出红十字会条约作根据，那只有等待战争结束之后，才能谈得上谁是谁的俘虏问题。”万主教听到我这些话，就很着急地说：“你这样和我讲是可以的，但我能用你这些话去向日本人讲吗？他们的军队是不讲道理的，今天占领了王庄，就认为他们是战胜者。我们教堂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一听，他这又是一种遁词，是不负责任的说法，乃又进一步激他：“您今天可以和我讲国际红十字会条约，为什么见了日本人就不能和他们讲呢？难道日本不是国际红十字会组织的成员国吗？红十字会条约既然是一个国际性的条约，为什么只要中国人遵守，而不要日本人也遵守呢？主教可以问问他们，日本今天算不算一个战胜国，中国今天是不是一个战败国？今天的战争是不是就算结束了？"他一听我这些话很不好回答，沉思了一下说：“我今天到王庄来，就是准备到青岛去找他们上司进行交涉。我一定尽力去办，万一办不妥，你们也不要埋怨我。“我一听他这么说还近乎点人情，但我不肯向他求情。寨墙外边有八路军为我们撑腰，我们胆子就更大了。我还要给他加点压力，要他知道中国人是有骨气的。我说：“主教不辞劳苦，亲自为我们奔波劳碌，这是我们非常感激的。可是我们今天到了生死关头，就必须把话说明白。因为你们的教堂医院是和我们的野战医院有合作协议的，所以我们才能到这里来。如果你们当初就认为无力保护我们，那你们就不应该收容我们。你们既然收容了我们，那就有责任来保护我们。除非日本人连你们也杀掉了，我们当然就死而无怨。中国人多得很，有我们这百多人也抗战，没有我们这百多人也照样抗战。你们是信奉天主的，那就应该用救世主的精神和勇气来主持正义，为人类的公理和正义而牺牲自己，这样才不违背天主教的教义。主教还必须明白，你们现在是居住在中国的土地上，你们给中国人帮了忙，中国人是不会忘记你们的。如果中国的伤兵是通过你们的手交给日本人杀了，那你们就逃脱不了中国人对你们的惩罚。那时你们后悔也来不及了。"他一听我这番话说得理直气壮，无法反驳，只得表示：“一定尽心尽力地去交涉9月上旬，万主教从青岛回来，在王庄休息了两天即返回临沂。周神甫告诉我万主教在青岛与日领事交涉情况。第一，日本已同意不再引渡你们。第二，要教堂保证你们养好伤回家当良民，不再参加抗日活动。周又说：“万主教为你们跑了不少腿，费了不少唇舌，总算把你们保护下了，应该感谢天主。至于你们养好伤出去以后，该干什么就干什么，那是你们的自由，我们不会干涉的。”我当即代表伤兵向他致谢，大家也安心养伤了。
  9月中旬的一天上午，驻王庄日军大队长在周神甫、李安多等陪同下，挨床查看了伤兵，态度比以前平和了。接着用日语讲话，由翻译转达。大意是，你们养好伤以后，可以回家过太平日子，千万不要当兵了。
  1939年9月24日晚9点，这是我难以忘记的时刻。周神甫告知我，你可以回部队了。原来，蒙阴县井旺庄教堂的申神甫今天来办事，路过柳枝峪见到我们的部队在出操。周神甫让我明天和申一起走，我当即见过申神甫。回头我拿出200元法币，作为“弥撒”献给教堂。周神甫高兴地收下了钱，并回赠了一本圣经。明天我要走了，兴奋得一夜没有睡好觉。
  第二天，我穿上李大爷给我的那套兰布裤褂，告别了周神甫，与申神甫及马夫一同出了教堂大门。11点多钟，到了柳枝峪南端一座小庙附近，果然看到庄外有部队在活动。于是和申神甫握手告别。从此，我这个“虎口余生”的人又回到了部队。在王庄的其他伤兵也都在当年冬天返回了部队。
  据了解，在这次日寇大举进攻的50天里，我军先后伤亡官兵2000余人。日军伤亡尤重于我。1941年秋，德、意、日三国轴心同盟形成，太平洋战争即将爆发，日军放弃王庄据点，该庄被八路军占领。由于当地农民的觉醒，德国人在王庄站不住脚，周神甫不得不离开天主教堂而投奔到五十一军的控制区来了。我明知德国与日本结成同盟，已变成中国人民的敌人了，但念及他曾为救护我军伤兵而办过好事，就把他当上宾接待。征得军长牟中珩的同意，发一张护照，把他送走了。
  德国主教、神甫在保护我军伤兵中是帮了大忙的，但在日军粗暴压力下，德国人是动摇的。1939年底，我在军部曾见到国民党中央的一个通令，大意是，凡在沦陷区与日军作战的部队，负伤官兵不准送到教堂医院养伤。因为在皖北豫北等游击区与日军作战的部队，曾把伤兵送到当地意大利教堂医院治疗，后来部队转移，这些伤兵都被日军引渡而杀害了。据了解，这些地区当时尚无共产党所领导的游击队的活动，而国民党既不真正关心自己伤兵的死活，又崇洋媚外，决不敢向意大利人提出"杀洋人，烧教堂”的警告，充其量也只能在事后向意大利政府提出个空头抗议罢了。再者德、意、日三国轴心同盟虽未正式宣布，但事实上同盟却已形成。日军所用的双引擎重轰炸机，全是意大利的。它们的利害关系是一致的，难道德国神甫会比意大利神甫更善良吗？我军伤兵得到保护，主要是由于八路军对德国教堂的警告，所以它也就不敢轻易地把伤兵交给日本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