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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1899年间，不堪教会欺压的沂水人民，又纷纷掀起了反洋教斗争，因而形成了沂水近代历史上的第二次教案。
  一
  天主、耶稣两教侵入沂水后，竞相扩张势力，所收教徒，“类皆市井齐民不齿之徒”。这些人入教后，即“借洋教为护符，包揽词讼，凌株乡里”。更有甚者“犯案惧罪，借（教会）为逃逋之薮”。平时遇有教民与平民争讼，无论是非曲直，“民控教，则拘传不到；教控民，则挟制愤争”。沂水等地教民“掳人勒赎”，以安治泰等教士包庇，“地方官无可如何”。这些传教士“上察朝廷政令，下图山河形势”，视官吏如平民，视平民如草芥，作威作福，盛气凌人，如遇不随意之官吏，则报北京政府，请求撤换，公然干涉中国内政。洋教教士每到一处，至则官必为迎送，马夫支应，民多苦之。他们在各处泛组教会，广设教堂，沂州城内，区区之地即建有西式洋楼住宅、教堂、男女学校、男女医院，占地近百亩之多。“虽僻壤遐陬，无不星罗棋布”。并通过出租土地、贩卖洋货、高 利放贷等手段盘剥平民。
  1897年11月1日巨野教案发生，德帝国主义以此为借口，强占胶州湾。此后，沂水同鲁南各地一样，“教堂日增，教民日众，教焰亦日炽”。平民与洋教稍有口角，教民则“挟教士威势凌轹平民”，“或罚银钱，或罚屋宇，或罚酒席，或罚钟，或罚油，不圈不休”。而平民“重则罚款破家，轻则折席赔礼。甚至罚席时不以人视平民，责令头顶杯盘，膝行而前”。“民间蓄仇忍辱，郁遏未伸，万众一心，待机而发”。这就是1898—1899年沂水人民再度掀起反洋教斗争新高潮的最根本的原因。
  此外，甲午战后，腐败的清廷为支付庞大的赔款和借款，不仅滥发昭信股票，还增加了田赋负担及厘金、茶税、盐税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与此同时，自然灾害亦十分严重，如光绪二十五年（1899），沂水“春间亢旱，二麦歉收；七月间虫食禾稼净尽；粮价昂贵，较光绪二年加倍”。沂水人民在天灾人祸的重压下以致“饿殍枕藉，倒毙在途”者比比皆是。加之教会又乘机打劫，这也成了沂水人民奋起反抗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光绪二十四年（1898）秋，沂州府东部地区的莒州、日照两州县人民，与附近诸城县人民联合起来，组织了2万余人的队伍，分头攻打各地教堂，拉开了1898-1899年间沂州府地区人民反洋教斗争高潮的序幕。沂州北部的沂水人民，奋起响应。
  于1898年秋冬之间，”迅速掀起了烧教（学）堂、逐教士等反洋教斗争。”
  “他们焚烧耶稣教（长老会）一处学堂”，监困“德国天主教（圣言会）之二位神甫。”
  “跟役亦被打毙，……”给当地长老会、圣言会各教会势力，以极大打击。
  南北左泉（现属沂南县一带），是美国长老会传入沂水最早的地方，倪维思曾在这里接纳了张克祥等9名教徒，此后，当地教会势力获得较快的发展，而民教矛盾亦日益激化。光绪二十四年十月（1898年11月）间，南北左泉一带民众开始展开了反洋教斗争。十月初九日（11月22日）当地反洋教民众与来自莒州的一部分反洋教民众会合，攻打左泉教堂。其后，沂水人民为焚毁沂州城内之大教堂，将反洋教烈火烧向郡城。又配合其他州县反洋教民众开往府城，沿途也顺便捎带毁坏了所经之教堂。并准备返回后再次攻打左泉教堂。对此，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1899年1月24日）《山东时报》亦有如下记载：
  “烟台美领事（法勒）接沂州（长老会）电报言：（沂莒等地）反民今向沂州而行沿途毁坏天主、耶稣两教之会堂及房屋，教中已有二人被杀。刻下正欲攻击左泉集（教堂）”。
  事态的发展，震惊了当地教士及其上司。当时，为镇压沂水等地的反洋教斗争，美国驻烟台领事法勒根据沂州长老会的要求，电请山东巡抚张汝梅派兵弹压，张汝梅答应向沂水派兵，然杯水车薪，远水怎救得近火。正如《山东时报》记载，当沂莒一带人民欲再次攻打左泉教堂时，“巡抚所遣之兵，尚未来到，即便来到，亦大形不足”。法勒无奈，“即刻寄电与美之钦差（指美国驻华公使康格），请彼立即行文与总署，使张抚台（汝梅）尽力保护沂郡一带之西人”。张抚台果有行动，后来，“（沂水）县令（董杰）遣差役并巡抚之兵共十八人，特来（左泉）弹压”。与此同时，“南北左泉之平民（这里是指未入教的地主恶霸等）亦聚众二百余人（即地主团练武装），以备与教民（教会武装）同敌乱民”。此外，县令董杰亦怕事情闹大，不好收场，故“亦出示震警贼众”。结果，在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的重压下，逐渐将当地的反洋教斗争镇压下去。
  圣母冢集（莒沂交界处，现属沂南县）一带的民众，在光绪二十四年十月（1898年11月）仅晚于南北左泉二三天，也与当地教会势力发生了冲突。事起，教会密谋勾结驻扎在左泉一带的官兵前往镇压。十月十二日（11月25日）官兵开至圣母冢集。在当地耀武扬威，横行霸道，或“吃饭不给钱”，或在集上乱收宰牛税等，更处处袒教抑民，更加激起了当地民众的强烈不满和满腔愤怒。一时，"市井议论纷纷”，多谓“此非官兵，乃教徒张克祥所雇”者，亦有谓“（官兵）有枪无子，不如夺之”者。于是，民众在宰牛人田庄太等人的带领下，准备惩罚一下助教会为虐的官兵。当民众行进至官兵所驻旅店时，恰逢一官兵出店闲游，田庄太一见，立即持刀追赶，该官兵见事不妙，遂急缩向店中，意欲提抢外出报复。官兵总役王某恐犯众怒，即禁止兵役外出。此时田庄太等已拥至店门，总役王某急出店应付，企图“以善言相劝“，将民众支走，并向民众作揖求情。谁料一揖未毕，即被民众“揪住暴打”。“田姓（庄太）持刀前来欲将王某杀却，有一兵名戴德公者，开枪将田庄太击死”。民众更怒不可遏，遂蜂拥而上，徒手与官兵搏斗。结果官兵2人被打伤，总役王某及另外4兵被活捉。其中王某被掠至庙中尤屡遭痛打。并令其供出是否是教徒张克祥所雇，另外4名官兵亦被关押在庙中。其余兵役见势不妙，遂狼狈窜回左泉。随后，田庄太之弟赴沂水县城呈控教徒张克祥“使人将其兄击死。” 署沂水知县董杰为持平办理此案，“即时出标捉拿张某（克祥）”。张克祥闻讯大惊。乃买通差役，连夜潜往沂州府，向城内大教堂牧师告知一切。次日，牧师面禀府宪（指知府定成），且将沂水县所出之拘案呈于府台”。定成向与教会关系密切，自然偏袒教民，故“见票似有怒容”。并深恐因此而得罪美国教士，遂 “立即札谕沂水知县（董杰），始保张（克祥）无虞当时官府教会之沆羅一气，由此可想见矣。
  因圣母冢集地处莒沂交界，故此一事件两州县均有办理义务。光绪二十四年冬十一月二十日（1899年1月1日），署沂水知县董杰会同莒州知州蒋楷“同到尸场（即田庄太被杀处）审理，传店主、庄长等问戴某（戴德公）固何将田庄太击死”？经两人一再质讯后，董杰决定“将戴姓锁起，并总役王姓一并解沂水县（城）管押”。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十三日（1899年3月4日）《山东时报》称：“沂水县前将杀人之兵犯下监，今又以（拟）斩首震吓之，亦有（与此事有关的）数教友被押”。由此不难看出沂水县署是在持平办理。然而教会方面也不遗余力：一面从外交途径施加压力；一面又大放厥词，企图造成一种社会舆论的压力。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初六日（1899年4月15日）《山东时报》转载上海《德文报》“论沂州府之事”曰：“华官诚不能弹压乎？抑不肯弹压乎？谅不肯压服耳！不然，彼见济南所派之兵丁保护教友，何将其押监不令其成功乎？”
  署沂水知县董杰既将杀人兵犯下狱，又关押数名教友，就足以表明了在这场民教、官民冲突中，意欲主持公道，持平处理的态度。然这已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既违背了气焰嚣张的教会势力的意愿，也悖逆了昏庸腐败的清廷“息事宁人”的外交宗旨。几经周折，董杰落得个丢官去职的下场，此案最终也以不了而了之。
  在圣母冢集一带民教、官民冲突之后，沂水西北乡西昌峪一带民众掀起反洋教斗争高潮。当地民众组织了200余人的队伍，“将教徒徐士魁、刘焕文之门窗打碎，将粮食、家具抢掠一空，刺杀犬豕，纵火烧房。幸火被扑灭，未将全房焚烧”。事后，教会声称：“沂水西北乡西昌峪有五家教徒被抢，其苦较（莒州）刘村为甚”，并指使“教友至县报官“。在教会的干预下，署知县董杰于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六日（1898年12月28日）督带兵役前往西昌峪“查验”。结果，“即时拿获十余人，重责之后带城内管押，又使教友各归本处”。实际上，被捉的这10余人，多系无辜百姓，凡与教会有瓜葛或有门路的人，则可保释， 其余平民，就只好被无辜管押了。
  之后，沂水人民的反洋教斗争持续不断，与沂州府其他各县一样，斗争一直坚持到光绪二十五年三四月间（1899年4-5月间）才算告一段落。
  一
  随着沂水各地人民及其他州县人民反洋教斗争的开展，包括第二次沂水教案在内的中德、中美之间的交涉便开始了。第二次沂水教案的中德交涉，始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秋沂水人民反洋教斗争爆发之后，德国圣言会从此便将其遭受打击的情况告知青岛德督罗绅达、烟台德领事连梓及驻京公使海靖，并由他们与山东地方官府及总理衙门直接交涉。十月十九日（12月2日）罗绅达闻知“沂水县境内有西人二名被土人监困”的消息后，立即致电山东巡抚张汝梅，声称；“如属德人，请饬速放，并饬保送”。十二月初四日（1月15日），海靖接据烟台德领事连梓电报，再次照会总理衙门，声称：“山东沂州府境内乱势纷纷，延及各处，要求立即设法保全德国在山东游历以及住止之教士、匠师人等身家”。并威胁说：“如有德国人被害，统惟贵国是问”。十二月初十日（1月21日），海靖又要求保护山东之德国教士及工程师，并仍以派兵相威胁。在海靖一再恫吓下，清廷终于令张汝梅“饬派各队分头保护”莒、日、沂等地德人。
  教会方面在政治上施加压力的同时，又千方百计地施行经济讹诈。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十二日（1899年2月21日），主教安治泰专门饬委傅约瑟、布恩溥、文安多3名教士前往沂、莒、日3州县“查考各教堂被抢情形，教民被抢粮粒等物”。正月十九日（2月28日），根据调查结果，傅约瑟等人向安治泰提交了一个索赔恤金的方案，其内容包括：
  3州县（莒、日、沂）被拆毁教堂4座，念经房19处，约酌纹银7100两。
  3县教民被抢至今日给饭食约酌纹银2800两。
  3县被抢教民共313家，教民自开失单共合京钱163714千文，经傅约瑟等“挨查确实”，共酌纹银34200两。
  以上共计纹银44100两。
  在经济讹诈的前后，安治泰为了促使经济讹诈得逞，还一再呼吁德国出兵沂州。早在1898年12月间，他就曾向青岛德督叶世克及驻华德使海靖提出了出兵沂州府的要求。此后，他一直不断强烈要求“德军出兵沂州府，给中国官吏一点厉害等等”。在得到叶世克和海靖的默许和德国政府的批准后，终于在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十八日（1899年3月29日）晚，叶世克以 “议结教案（即“日照教案”或“薛田资案”）为名，擅派兵队， 分赴兰山、日照各处滋扰”。
  对于德国的出兵，总理衙门于二月二十五日（4月5日）致电开缺山东巡抚张汝梅，“希飞催该道（即兖州曹济道彭虞孙）再与安主教详议了结，并令德督迅即撤兵不久，彭虞孙“驰赴济宁与安治泰会晤”，诘以出兵之由。安治泰推辞说：“薛田资在日照县街头被殴辱一案，业已议结，并非因此发兵。缘日照土山庄续有匪徒拆毁教堂、教民房屋，此教堂内薛田资之物又被抢去不少，该县并未拿犯，以致沂、兰、郯、费等处纷纷抢扰。所毁教堂、教民房屋并抢去各物不可胜计，概未拿犯惩办。教民实难安度。是以由青岛派兵保护教民”。对此，彭虞孙立予驳斥，自任保教之责。但因安治泰无商谈诚意，彭只得返回兖州（道署）。
  彭虞孙回署后，安治泰派人送去一信，内称：“查明莒、日、沂三（州）县被毁教堂、教民房屋及失物，计索赔银44100两”。并声明将续派人往郯、兰、费查勘。彭虞孙看信后，一面“札饬日、莒、沂、兰、郯、费各县牧令赶紧会同防范，查拿为首滋事之犯，务获究办，既保护教民回家安度”，一面又禀请新任山东巡抚毓贤“札饬各州县迅即查照办理”。二月二十九日（4月9日），安治泰又致函彭虞孙，“拟筹办沂属教案数端”：
  沂州各属伤毙教友多名，不须凶犯抵命，“拟将凶犯重惩，每人命一名，着彼出京钱1500吊，养其家属；受伤重者，着凶犯出养伤钱600千，轻者减半”。
  教民自遭赶逐，均系教士养活，至今亦费多金，官家亦应设法管问，并将教民护送回家，平安过度为要。
  官家应在莒州等4州县城里各修小堂一处，作为赔补。
  彭虞孙阅后存议并禀明抚台。
  毓贤抵任后，为使德兵早退，早日了结沂属教案，除“严饬兖沂道彭虞孙往商安治泰”外，还“督饬该镇、府、县等随时相机因应，遇事慎重办理”。而安治泰可能在沂水等地教案谈判中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仍要求“德军继续留驻（日照）”。在谈判中“志存垄断，语多要挟”，并恃此而多方讹诈。四月十六日（5月25日），德兵从日照撤走时，又带走士绅5名以作人质。此亦系“为安治泰主教增加讨价还价的力量，因为他马上要去济南谈判教案赔偿问题”。
  济南谈判，安治泰对沂属教案的索赔数目胃口极大。除莒、日、沂3州县索赔44100两外，对兰、郯、费3县教案，他一张口就要80万吊，约合纹银84000两。两起索赔计十二三万之多。这种漫天要价的做法，遭到毓贤等人的拒绝，而安治泰坚不允减，致双方“一时未能成协”。毓贤遂“檄饬沂属各州县， 会查教堂、教民被焚被抢实在数目，确切估计，以期印证”。
  陆续接到沂属各州县的核查回禀后，已知实无安治泰所提12万两之多，便授意彭虞孙确拟方案，以备重谈。彭虞孙所拟方案：
  兰、郯、费所毁教堂及所失粮物，拟给36150两。
  莒、日、沂所毁教堂及所失粮物，拟减半酌给。
  死者每名300两，伤重者每名100两，轻者减半，计约合银4050两。
  以上共计62250两。
  五月十五日（6月22日），安治泰抵济后与彭虞孙晤面，约好十六日（23日）共赴巡抚衙门面商毓贤，即可完结定案。但至十六日安治泰竟“又图悔议”托故不来。此时安治泰已深知官府方案确有实据，再若坚持，便为胡搅蛮缠，遂气焰锐减。其后数日，表面上虽仍持要挟态度，屡议屡翻，而实则静观官府变化。而毓贤则坚持前议，不为所动。经双方一再讨价还价，终于在五月二十日（6月27日），订立了议结沂属教案的合同，内容包括：共给教会纹银77800两。
  兰、郯、费、莒、日5州县所有德国教案一并作为完结。嗣后教民有寻衅复仇及词讼等事，应由地方官拿办，教堂不许干预。
  德兵带去日照绅士5人，俟电谕释放后再付恤款。
  兰山、日照等处德兵轰毙人命、焚烧房屋等案，应派员与德官另行洽谈。
  除沂水由该县自了外，所有兰、郯、费、莒、日5州县各款概作官论。
  五月二十七日（7月4日），彭虞孙“呈送盖印签字合同前来”，毓贤“即饬藩司（布政使张人骏）设法筹拨，交洋务局转发沂州府存候给领”。不久，沂水知县方奎亦与当地圣言会教士具体议结沂水圣言会教案，终以赔款千余两了结。与其他州县不同的是，沂水的赔款是直接由沂水人民负担，未作官论。
  在中德议结教案的过程中，美国长老会一面要其驻烟台领事法勒、驻华公使康格等要求清廷出兵保护；一面也步德国之后尘要求赔偿损失。
  当时，美国传教士除向领事、公使汇报情况，请求保护外，还与德国侵略者同流合污。他们曾向法勒“抱怨局面混乱”。除了直接请求德国给予保护外，还在《北华捷报》上写文章呼吁德国采取军事行动。1899年1月。美国长老会牧师方维廉即提出，德国当局“如果将保持他们选定的势力范围内的特权，必须采取决定性的断然行动”。2月，方维廉又宣称，“德国人自己竟然没有感到这种必要”，使他感到“极为震惊”！德国出兵沂州后，美国长老会又极力表示“欢迎”。而且后来“挽留德军也最为起劲”。“他们甚至要求德军扩大远征范围，占领沂州府城。不过，这一请求遭到拒绝”。由此可见，长老会与圣言会在帝国主义侵略本性上，并无多大差别。德国出兵沂州的结果是“德国的要求（包括津浦铁路借款合同等）于是解决了，对于其他天主教堂的损失也给以赔偿”。对此，美国长老会十分眼红。遂亦以沂水西昌峪、莒州刘村、日照满堂峪等处教会损失为由，提出赔偿要求。当时，方维廉、章嘉礼等“要求（赔偿）1635000大钱（即京钱）即或相当于2000元银元，作为赔偿沂水、日照、莒州（长老会教徒）的财产损失”。并通过法勒、康格与山东巡抚、总理衙门进行交涉。对于法勒、康格的照会抗议，清廷及山东地方官府以其损失甚微而索赔过多而予以驳斥。双方一直僵持不下，“致使基督教教会（美国长老会）的要求，一直到来年的8月（1899年8月），还没有解决”。后来清政府经不住美使的压力威胁，被迫谕令山东地方官府与方维廉等妥议。经双方一再争辩，始得议结。对此，后来的美国教士奚尔贝在其所著《在山东前线》一书中曾写道：“（美国长老会）这个（赔偿）要求，以后以30万大钱结案，但只有原来所要求的五分之一还不到。”
  至此，沂水第二次教案（包括整个沂属教案）经过中德、中美之间的长期交涉，终于全部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