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在1898和1899年间，山东南部沂州府所属的兰山、郯城、莒县、费城、沂水、蒙阴、日照等7州县的人民不堪帝国主义传教士和封建统治者的压迫而燃起了抵制洋教、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烈火，这就是“沂州教案”。在此期间，郯城境内，也爆发了 “神山教案”。
  光绪二十三年（1897），神山（又称神山保）属郯城县辖（现属苍山县）。时任知县苍尔爽，虽系清政府官吏，但对外强入侵、洋教为患颇有不满，只是不敢抗争。可他手下的一班人却多是依附洋教、贪脏枉法之徒。衙役兼勇目王德成，早年入教，为患县政，“动辄诬良为盗”，威迫百姓“弥罪”，借以大发横财。皂班王建功，是曾因诈懦欺弱而被革职复用的小丑。稿案帮办朱门政，官虽不大，可“三班六房在其掌握，历任知县尽受其蒙蔽”。这伙官吏衙蠹勾结洋人，经常制造事端，危害县民。
  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郯城、兰山两县奇旱，青黄不接，民命无保。曾有记载说：“哀鸿遍野，饿死者不计其数。”四乡饥民，迫于生计，便结伙前往富有之家借粮，以求度生。清政府仍不顾人民死活，巧立名目，横征暴敛，苛捐杂税繁多。地主豪绅也强加地租。富商巨贾则开设当铺，高利盘剥。更有甚者，德国传教士戈巴德主宰神山、西庄教堂，用拉拢、收买等卑劣手段广收教徒，将一些地痞、恶棍、封建势力拉入教内。这些人“借洋教为护符、包揽词讼、凌锦乡里，又或犯案惧罪，借为逋逃之蔽。而教士则倚为心腹，恃作爪牙。凡遇教、民究案到官，教士必为间说，甚已多方恫吓，……平民饮恨吞声，教徒志得意满。”教士戈巴德还伴同洋人布恩溥一起，垄断洋行，抬高物价，囤积居奇，加重广大民众负担。四乡群众实在忍无可忍，便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洋教斗争。
  神山反洋教斗争（即“神山教案”，当地群众叫“抄洋教”）的主要首领是杨清贤、宓保仁、杨振坤、杨振德、胡兆清、刘盛贵、陈际阶、付洪勋等人。
  杨清贤原系黄山屯（现属苍山县磨山镇）人，少年随父逃荒，投奔到姥舅王家，在神山落户，以开酒店为生。杨清贤虽不识字，但为人正直，好打不平，且又能言善说，曾当过神山圩长，在地方上颇有威望，与知县苍尔爽是仁兄之交。后因规劝洋教徒王方凯改邪归正，而被洋教欺压凌辱。
  王方凯是神山村一地痞。入天主教后，便与神山教堂掌事李经邦勾结在一起，跻身“看青”，敲榨百姓，鱼肉乡里。杨清贤曾多次规劝，要他改邪归正。可王方凯不仅不听劝告，竟反恩为仇，多次借洋教之势，为难杨清贤。一天，王方凯借“看青”之机，有意把杨的一头毛驴推进村西土井内淹死，并扬言： “谁敢找我的事，要他狗命！”乡里百姓，实在看不下去，纷纷指责德国神甫袒恶护邪。在社会舆论下，戈巴德假意把王方凯赶出教会。对戈巴德的这一做法，人们将信将疑，公举杨清贤面见戈巴德探听虚实。当杨清贤告诉戈巴德准备到县衙控告王方凯时，戈巴德当场表示“教堂决不过问”。
  王方凯得知杨清贤要到县衙告他，便来了个“先下手为强”。他串通李经邦，纠集若干伙众，将杨清贤强行架走，罚钱20吊。令杨跪行教堂求恕。事后，杨清贤自觉戈巴德表示不再过问，便放心去县衙告王。知县苍尔爽随即捕拿了王方凯，当日未及审讯。第二天李经邦就拿着戈巴德的名片到县衙要人，稿案朱门政即以“误传到案”的名义将王开释。杨清贤闻讯，更为气愤。王方凯回家后，又纠集伙众，携枪带棒，涌堵于杨清贤门前，声言为教民报仇。于是两家结仇愈深。
  这时，义和团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清政府迫于洋人的压力，谕令各地方大办团练，以防范义和团。杨清贤因此想借操办团练之名，剿灭洋教，为民除患。遂于光绪二十四年 (1898)秋在北大山竖帜办团。四乡民众闻之响应，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
  由杨清贤带领，扒毁了神山教堂。戈巴德吓得从房后逃匿，杨清贤把教堂的粮食、杂物全部匀给了贫民。农民的抗教匀粮斗争声势很大，其影响也相当广泛，凡“远近附教者，均受其害”。所谓“害”就是指教堂以及那些附教讹人恶棍的被打击。“饥众闻匀粮食，无不乐从”，一时响应参加者“万余人”，与神山邻近的磨山保和各乡都动了起来，震动了郯城全境。
  神山教案斗争的锋芒，主要是指向鱼肉人民的洋教、洋人，以及与洋教有关系的地主，即所谓“附教殷实之家”。有许多地主在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情愿散放粮米”，以期缓和群众的斗争与仇恨，借以保全“身家”，所以“凡附教有余之家，均皆有托各圩附近首事，情愿散放粮米、银钱，如有三十石者，愿捐二十石……”。据“沂属教案赔款清单”中载，郯城神山教案被贫民匀粮而“抢劫”的教民，共232家，杀毙7名。伤2名。
  神山人民反抗洋教、均匀粮米斗争的消息传到沂州府后，洋教士、清统治者惶惶不宁。德国驻山东南路教主安治泰当即电告北京，要清政府“严加镇压”，沂州府则饬令郯城知县苍尔爽派兵“飞驰神山捕拿”。但所派王德成出师不利，仓惶而回，后苍尔爽不得不亲自前往。杨清贤听说苍知县亲临神山，便派专人把他接上北大山。苍尔爽本想劝说杨清贤“息事宁人”，但听到兄弟誓言，看看群众声势，也只好垂首叹息而归。
  官府两赴神山无效，洋教士恼羞成怒，迫令沂州府撤换了苍尔爽，另派余则达到郯城接职。余则达原是一个诡计多端，依附洋人，镇压农民运动的刽子手。他一到任，先是从沂州府搬来官兵镇压，后又勾结德国军从日照杀来。但是四乡民众，团结一致，采用了“官去则散而为民，官回则聚而为军”的战术，进行了坚决的抵抗斗争。光绪二十五年(1899)三月，1000多民众赶到县城，围门声讨余则达，搅得官府不安。余则达为避乡民入城起事，连这年的城北无斋庙会也宣布停止了。
  强压无效，余则达又施软策，来了个“不偏教，不袒民”的假公允，还假惺惺地劝说富有之家“匀粮食作饥民之食”，以此收买人心。待形势稍一平静，余则达即暗施杀手。他一面从沂州搬来马金叙的官兵作策应，一面派帮统杜衢以“查验积谷，赈济”为名，诱捕各路民众首领。就这样，宓保仁、陈际阶、胡兆清、刘盛贵等先后被投入县牢。而扬清贤也只得在乡亲们的掩护下，外走他乡。不几天，官兵大队人马血洗神山四村，圏抄杨家。杨家老小在乡亲们的帮助下连夜逃出。杨清贤的大儿子身受刀伤，但仍奋不顾身扶持七弟，越墙而逃。
  由于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历时半年之久的有组织、有领导的神山反洋教斗争被平息了。但是，群众自发的反洋教斗争却始终没有停止。当几位首领被捕之后，几千民众曾围聚县衙作保求释。洋教徒于振海借势欺人，企图报复，结果被兰山县农民陆乾等人架出处死。在沂州府议结期间，有三个胡作非为，调戏民女的教民，也被群众暗地击杀。一起起或明或暗的斗争，使洋教徒们惶惶不可终日，连知县余则达也自供：“卑职日夜思愁，难以寝舍。”不久，即求调脱身，沂州府又复用了苍尔爽。
  沂州府议结神山教案时，正值义和团兴盛之际。清政府迫于形势，生恐势态扩大，只得向洋人赔偿银两，释放了被捕民众首领，草草了结此案。
  杨清贤出走之后，先在底阁（现属枣庄市台儿庄区）一带住了几年，后又回到神山为民。知县苍尔爽于教案议结后，曾赠送杨清贤木匾一块，上写“急公好义”4个金色大字。民国十七年（1928）八月，杨清贤病故于神山西南村，卒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