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清末民初，兰山县（后更名为临沂县。辖今临沂市之兰山区、罗庄区、河东区全境，沂南、费县、苍山、郯城、临沭、莒南和江苏省连云港市的部分地域）是沂州7属的首县。县城临沂，又是沂州府治所，鲁南政治军事重镇，经济文化中心。同旧中国其它城镇、商埠一样，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下，作为一种腐败、堕落的人类文化一一娼妓业，也得以畸型发展。
  形成原因及特点
  旧社会娼妓业有其历史的原因和特点，就临沂城而言：
  （一）贫穷所迫
  临沂城，地处鲁南苏北，经济以农副业、手工制作业为主，缺少大型近现代工业。因此，与较发达城市不同，这里没有大型的、设施奢华的妓院，只有一些分散“经营”的明娼或暗娼，内部行话叫做“自己身”。其中多是因父母贫穷，为家庭生活所累，以致走上卖身道路。这类人中，父母自己无能力养家活口，往往有一种负疚感，不仅不能像专业妓院中的老板、鸨母那样打骂、虐待妓女，而且多是低声下气、委屈求全，尽量在生活上、精神上给予照顾抚慰，以求得女儿们的凉解。同时，也没有大妓院那种激烈竞争的现象，对妓女不分什么三六九等，只有“红”与“不红”之别。按当时当地标准，所谓“走红”的妓女，也仅是对“色相”的评估，至于琴棋书画是否造诣高深，弹唱歌舞是否艺境独到，是没有多少嫖客计较的。但其中也有“明娼”与“暗娼”之分。明娼是由暗娼“升格”而来的。其初以娼之家，尚有羞辱之心，怕为世人不齿，总要设法掩人耳目，只能暗中“营运”。后来，“业务”发展了，影响面大了，也就无法遮遮掩掩、藏头藏脚了，于是干脆亮出牌子，迫使社会见怪不怪，也就成了“正经”行当。于是由“暗娼”而“明娼”化了。
  （二）逼良为娼
  20世纪30年代，军阀韩复蕖的第三路军第二十二师第六十六旅驻防临沂（自1933车来临沂，至“七七”事变后调防，历时5年之久）。旅长李占标（字锦辉）热衷寻花问柳。除了指派心腹到城内窝娼安赌之家物色"猎物''外，还以每夜陪睡身价50块银元的重宽，专到民间搜寻十七八岁的黄花处女。以其淫威，逼良为娼。在其驻防临沂的5年期间，不知糟蹋了多少处女的贞操。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因此沦为娼妓，终生不得超脱。“上行下效”， 李旅官兵，也四处猎艳，为非作歹，身受其害者，更无从统计。
  （三）军阀拐卖
  1925年10月，江苏省驻军陆军第七师蒋旅（俗称“苏军”）进驻临沂。上至旅长蒋毅，下至护兵、马夫，军纪败坏，行同禽兽，专以诱骗良家妇女为能事。该旅在临沂驻防3个月，年底奉调返防海州（今属江苏省连云港市）。部队以载运“军事物资”为名，向临沂县衙门征用大车100辆。可在开拔时，竟载运了200多名少妇、少女，招摇过市。其中有的充任“官太太”，有的充当耕头，有的原本是暗娼，也叼了"丘八爷'’的光，于沿途众目睽睽之下，一展风采了。可是到了防地不久，这批妇女中，即有的被脱手转卖到外埠，有的在当地沦为娼妓，只有少数人，不堪蹂躏，几经周折，逃回临沂城。但因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在相当时间内，不能恢复正常生活，也不能为社会所容。
  “运营”方式及分布地点
  明娼专以卖淫为业，嫖客可以公开进出，俗称“逛窑子”。只在娼家说笑玩乐，或者留酒留饭的，叫“打茶围”。吃喝玩乐之后就离开，所费不多。另有专门宿夜的，叫“留宿”，则依人论价。
  暗娼俗称“半掩门子”。不能在家中接客。往往要通过“中介人”拉拢介绍，才可按商定价格，在隐蔽地点见面、宿夜。”中介人''（俗称"扯皮条的”）从妓女收费中提取原商定比例的“回扣”。
  “安窝子”。暗娼接客地点，多是选在城内僻静去处的孤寡人家。这类住户，地处僻处，切又人口稀少，便于保密。在他们提供接客场所，答允为妓女、嫖客保密（如双方姓名、年龄、身份、住址、亲属等情况均不外传）条件后，可从妓女收费中提取1/3作为"报酬”。以此为业的住户，即称之为“安窝子”。
  “转运公司”。长期经营“安窝子”的人家，也便难于保密。于是揭开帏幕，大白于众。长期经营收入，积累渐丰，有条件加大投资，用于改善、增添“服务”设施，于是扩大“经营”范围，除了“窝娼”之外，又开“安赌”。以“安赌”掩护“窝娼”。为寻求保护，又处心积虑想方设计地贿赂衙门里的军警差役，充做耳目。一旦得悉官府査禁，即可预先通风报信，得以及时藏匿防范。因此，这类行当长期禁而不止，甚而有常盛不衰、愈燃愈烈之势。对于这类与官府勾结，半公开地进行窝娼安赌的所在，当时人们给送了个号，名之谓“转运公司”。
  “叫条子”。30年代初，随着商业的繁荣，临沂的旅馆业也有所发展。当时在南大街中段（今沂州路派出所以北），先后建起了两家豪华的宾馆。一家叫做“金台旅舍”，另一家叫做“惠商旅舍''。设施豪华，服务周到，是专以临沂城内外的达官贵人和富商巨贾为服务对象的。为了招徕客商，旅舍还专门开设了“叫条子”的业务。所谓“叫条子”，即是客商要想找妓女陪坐、陪吃、陪酒或者陪睡，可以将自己喜欢的妓女的名字（无真名，多是艺名或绰号如“黑牡丹”、“小三妑”之类）写在纸条上，交由旅馆内的茶房（即服务员）前往联系办理。如系新来客商，无相熟的妓女，也可由旅馆老板或者茶房“推荐”。代办此事的茶房，可以向客商和妓女双方收取一定数额的“服务费”（当时叫做“赏钱”）。这种方式，称为“叫条子”。娼家叫做“出条子”。应召妓女也就成了 “条子”。
  旧时临沂城内娼妓，多分布在城内偏东和东北隅一带。那时，临沂知县衙门设在城东北角，俗称“后县衙门”（在今市供销社院内）。因这一带上下差官、城乡绅民前来办事的人很多，所以旅舍、饭馆、店铺等行业也便异常兴旺。随之在衙门以东的鼓楼台巷，以西的狱西街，道门首的北面以及衙门后面的煤山后、狱后，也便成了娼妓麋集，窝娼安赌的地方。此外，在考棚西（今临沂影剧院西南往北）和城内的城墙根一些地方，也曾是娼家之所在。“扬州班”在临沂活动的情况“扬州班”到临沂开设妓院，始于1934年。她们在官府登记注册，交纳花捐，服从卫生管理，接受地方保护，公开经营，具有“官办”性质。最初来临沂的，有五六个班子，妓院分设在旧县府衙门以东、以西及后面一些地方。门头上公开挂着“XX书寓”的招牌。妓女通称为“姑娘”，没有真名，只称艺名，什么“凤喜”、“牡丹”、“桃红”、"荷花”、"春香”、“柳翠”、“秋菊”等。名字文雅动听颇有书卷气，不像当地土娼的浑号什么“三妮”、“二妃”、“大站厨”、“辣子鸡”那样俗不可耐。每个妓院都有男女两个老板，名义上，她们是“夫妻”，实则多是生意上的合伙人。男老板俗称“王八”或“龟头”，女老板叫“鸨母”或“老鸨儿”，她们自称“小老板”。妓院内自聘厨师司厨，琴师教授妓女弹唱。每个妓院有妓女七八人、十来人不等。除十七八岁，二十来岁的成年妓女外，另有十二三岁的“雏妓（接受妓业培训）。妓女多是老板在当地向其父母“租赁”而来。租期3年、5年不等。租金以“色”、“艺”、年龄而定。扬州班的妓女，除陪宿外，还多会弹唱歌舞，对于作诗、绘画也可以来一手，所以，“服务项目”也就不那么单一了。为客人清唱京剧折子，陪客人吃饭玩笑而不陪宿，叫做“开盘子”；成年妓女陪宿，叫做“住局”；陪客人喝酒，叫做“喝花酒”；应召到院外陪客，叫做“出条子”。雏妓长到十七八岁，第一次接客，叫做“开包”。“开包”时，老板特备“喜宴”为嫖客、妓女祝贺“新婚燕尔之喜”。
  “扬州班”来临沂之后，使地方风气更形腐化，诸多富家子弟以此为务，不求进取，家道败落者，不胜枚举。一般居民，受此淫风影响，也多有精神麻木，不辨良莠者。
  悲惨的人生
  妓女在旧社会，备受压迫、欺凌。含冤忍辱，抱恨终生。实例几则略记于后：
  （一）好梦难园，小陆殉情
  20年代初，临沂城内出了个名妓，阖城多少富商政要，争相拜倒在这位姑娘的石榴裙下。这位姑娘与寡母一起度日，家中雇了一个姓陆的青年干杂役。小陆十七八岁年纪，长得眉清目秀，且又忠厚老实，手脚勤快。自幼父母双亡，孤苦一人。时间一久，姑娘对小陆产生了爱情，小陆更是受宠若惊。两人山盟海誓，决定再熬个三年二载，攒点钱财，即可完婚，不再做此营生。有了生活目标，小陆干活更加勤快了。可自从有了这重关系之后，再见到姑娘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同别的男人亲热，心里就难免醋波翻滚。但想到自己的处境和以后的美好前景，也只得忍气呑声。
  某夜，一阵阵欢声笑语从姑娘的卧室传出，小陆身不由主地来到窗下倾听。只听得姑娘把平日对自己说的那一套千恩万爱的话，一字不变地向嫖客倾诉。小陆越听越懊恼，愤然转回自己的卧房，哭一阵，恼一阵……等天亮时，人们发现小陆竟在房梁上自缢而死。
  姑娘抚尸恸哭，埋怨小陆不该“小心眼”，更埋怨自己苦命，不该生在娼门。
  （二）醋海生波，妹妇被害1923年，临沂西南某村，一个20岁少妇，因婆媳不和，偷跑到城里。不久，为坏人勾引，沦为暗娼。后来被某酒店掌柜包下，千僧王庙前戏台后（今砚池街东段）赁屋姘居。时，酒店掌柜已近50岁年纪，家中已有妻室，切又经常外出。该女清寂难耐，遂又与近处一20余岁青年勾搭成奸。不久，奸情为酒店掌柜察知，虽经拷打逼问，女方拒不承认。掌柜只得搬到南关一条街上居住。搬家后仍经常进行拷冋。时间不久，即有传闻，该女不堪拷打，自缢而死。又有传说，并非自缢，而是被酒店掌柜折磨而死。
  （三）珠老花黄，名妓成饿殍
  清光绪年间，临沂城出了个名妓“小银香”。因她“色”、“艺”双佳，一些举监生员乃至秀才一类风流才子，为之倾倒。小银香因而名噪一时。可是年华流逝，岁不饶人，30岁以后的小银香，“珠老花黄”，成了无人问津的残花败柳，被逐出娼门，沦为乞丐。60多岁时，住在僧王庙的一个门洞内。在一个冬天，冻饿而死。
  （四）朱月英，杀贼留美名
  清咸丰十一年，在捻军被清政府镇压下去之后，临沂地方上，仍长期不能平静。当地一些土寇（俗称“拥子”）结伙成群，打家劫舍，为害甚烈。时有妓女朱月英，不幸为土寇绑架。土寇见朱容貌妍丽，欲行淫辱，未加杀害。朱自忖难以脱身，遂虚与委蛇，与众匪宴饮，频频劝酒。待匪酋醉不可支，朱遂取匪所佩刀，手刃数匪，既而自刃身亡。
  （五）“九只鞋”含恨九泉下
  清同治年间，临沂城内名妓"九只鞋''，红极一时。嫖客某，系“九只鞋”熟客，一日留宿，半夜虚脱而死。死者亲属，以此为羞，草草收尸装殓，并未报官。事为“九只鞋”的仇人所知，遂具状告官。时，兰山县知县长庚（旗人，清末酷吏之一）接状后，传拘“九只鞋”到案。酷刑逼供，要“九只鞋”承认“害死”嫖客的罪名。“九只鞋”拒不承认，遂被收入死囚牢。不久，长庚升任沂州府知府。新任知县继审“九只鞋”一案，仍无口供。新知县心知其冤，但又不敢违忤顶头上司，于是顺水推舟，将该案转送至知府衙门法落。长庚接案，依旧严刑逼供，不得结果。又拖了七八个月，长庚升调山东巡抚衙门东司（掌管全省刑案），案件悬而未决。新任知府到任后，亦知此案难办，于是写了文书，详到巡抚衙门。“九只鞋”又被发往东司候审。“九只鞋”自知此次难脱长庚之手，当堂大骂长庚。长庚恼羞成怒，几天后以“走热鏊子”的酷刑，折磨“九只鞋”。当堂安了九盘铁鏊子，用烈火烧红，强行脱掉“九只軽”的鞋袜，由两名差役架持，让她赤脚从热鳌子上走过。“九只鞋”几次昏死过去，被用冷水喷醒。醒后仍大骂不止。后长庚升任河南藩司。不久，擅杀费县籍进士刘淑愈一案事发，清廷军机处令长庚进京述职。长庚于进京路上畏罪自杀。新任东司，以査无实据由，宣布“九只鞋''无罪，当堂开释。“九只鞋”因长期以来，身心遭受严重摧残，回临沂不到半年，即饮恨而亡。
  1948年10月10日，临沂古城宣告解放。娼妓业，同旧社会的一切污泥浊水一起，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对于解放前的从娼人员，政府根据她们各自的条件，分别在工作、生活上，进行了妥善安排。有些年老多病、丧失劳动能力的，街道居委实行“五保”，做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有位老人曾感激地说：“在旧社会，我们这道号的，不被当人待，现在老了，还能过上幸福日子，还是社会主义好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