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从北到南践踏蹂躏着中华大地，血腥屠杀中国人民，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当时在“大敌当前，匹夫有责，枪口对外，一致抗日”的口号影响下，为挽救民族危亡,不少热血青年投笔从戎抗击日本侵略者。1938年4月我（当时17岁）参加了“豫东游击队”，穿上了军装，在干训班受训了三个月。开始搞抗日宣传工作，后担任生活指导员。部队住在河南周家口。当看到部队指挥员军事素质差，屡打败仗,使我萌发了报考军校增强个人军事常识、技能的念头。
  1938年10月，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六期在我家乡（河南省西华县）招考。当时我只有高小文化程度，因受学历的限制（没有初中以上文化不能报考）,假报为师范二年肄业，而未考取。我兄祁连三（师范毕业）考取后因家务烦重不能离开，我便顶名进入黄埔军校,被编在七分校步兵科十四总队三大队第九队（中队）九班。我记得十四总队总队长叫顾保玉，三大队大队长叫于厚芝，第九队队长叫刘应田。我们九班有11人，班长叫吴应中，河南豫西人;副班长叫李东林，陕西罗川人；战友有：张友年，山东曹县人（入学时就三十多岁了，在家时是小学校长），走起路来,腿关节发出响声，我一直记忆犹新；战友谭宝柱，山东诸城人，其他战友失记。到达陕西西安王曲镇校址后，我才申请改用原名祁连兴。从此开始了“黄埔”二年半的军事学习生活（前几期学习时间为三年，因“抗战” 第十六期缩短为二年半）。
  在军校，开始先经过了三个月的入伍期军训（原入伍期规定训练六个月，也因抗战时期而缩短为三个月），入伍期满，以中队为单位集体加入了国民党，学校政治处主任王超凡为介绍人（毕业时才发“党证"，在起义后声明脱离国民党，1949年参加整编学习时将“党证”上交共产党组织）。后转入军管期，半天学文化、政治（包括总理遗教、校长言行等），半天学习军事。先是学“典范令”：即步兵操点，射击教范，阵中勤务令，后学习军事“大教程”（包括军事战略战术，连队指挥等）。教官授课采用大课堂形式，以大队为单位。当时学员文化程度不一样，理解能力有深有浅，参差不齐，对灌输的内容从不组织讨论，只有服从。冬天野外演习训练多，黄埔学员有个顺口溜：“黄埔学生我不爱，身上穿着摸布袋，天天打野外。”学校每星期组织一次“夜间教育”，学习着装法，紧急集合是经常的。刚入校时，每个学员发了一身灰呢子军服,集中活动时都要穿军装。学校生活标准高于地方，一天两餐,但开饭（“开动”）到集合只有三分钟，很多人都吃不饱。在黄埔军校学习、生活总的情况是：活泼不足，严肃有余，思想僵硬，刻板教育，没有民主。1940年秋季，我总队在陕西凤翔县军事演习''伏兵战”,胡忠南（七分校主任）亲临指导，我班何止同学（原部队军官保送学习）利用担任胡下榻警卫的机会，回报了我队生活及经济情况，总队长顾保玉得知后，以“越级上告”的罪名，把何止同学管押紧闭一星期后调离我总队，去向不明。对此事，我内心久久不安，至今回忆起来尤感内疚，因为何的回报线索多为我提供（我担任采买较多，了解一些经济情况）。我们同学录中亦无何止此人。1941年4月毕业，每个学员发了一张毕业证，一本黄埔军校本期同学录。然后将学员分配到各部队或旧政府部门任基层军官。
  1941年5月我被分配到陕西省耀县动员指挥部任少尉督练员，主要担任民兵训练工作。先后在河南省沈邱预八师、陕西军官总队、河南信阳师管区任过职，到1948年底，中原大部解放。这时，河南师管区解散，我失业在家。1949年1月，经同学李起云介绍，认识了湖南株州十一兵工厂警卫大队大队长王监岱（李起云的老乡），随后我被调到湖南株州十一兵工厂警卫大队，组建机枪中队,并任中队长。兵工厂警卫大队（营级）辖三个中队（连级），其中两个步兵中队，一个机枪中队，每个中队编制为150人。机枪中队实有110人。我们大队长王监岱，北方人，（据说原任山西省保安团团长，不知何故降职到重庆,后被调到兵工厂任大队长），我们中队也大都是北方人；另外两个中队从军官到士兵大都是湖南人。当时国民党内部黑暗，派系严重。谁当官，就用自己人，用家乡人，培植嫡系。我们中队的司务长张华鑫，就是我的老乡，河南上蔡县人;警卫员张桂德也是我的同乡邻居（后升任班长）；还有一个班长叫黄宾，湖北人。当时，当兵的每月军饷是8元，中队长的军饷是60元。我们兵工厂主要生产卡宾枪和冲锋枪。大队长王监岱对我很好，我与他的关系也不错。王大队长有一校友叫胡胜（地下党），在湖南长沙大学工作，经常来找王。1949年2月份有消息，解放军马上要渡江，我们兵工厂要迁往海南岛。有一天，王监岱来找我，初步向我谈及国民党军队的前途问题,说我们如果离开大陆，必然走向死亡。并向我试探性的说明如起义,部队还有生机和希望，前途才会更加光明。那时，我是失业军人，能承蒙王大队长如此重用，本人感恩戴德，唯命是从。但并不是一点也不加思考。由于长期深受所谓“正统”教育，从心里害怕共产党。一怕解放军不能渡江，我们起义后没有退路;二怕起义后解放军不重用旧军官等等。到了四月份，兵工厂已先后搬迁了两批，两个步兵中队分别押送去了海南，机枪中队负责大队部的保卫，作为最后一批搬迁押送。5月10日，王大队长将我引见给地下党刘勉、胡胜。见到他们后，才打消了我的思想顾虑，增强了举行起义的勇气。他们告诉我：“1949年解放军一定能够解放江南各地。起义后在平流山区打游击保存力量,以配合解放军渡江。山里还有一千多人的队伍，缺少干部率领，有充足的武器弹药，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再加上有你们这些训练有素的指挥人员和他们（一千多人）汇成一股更大的游击力量。人民解放军能有这样大的数量，不都是各股起义力量的汇集而成吗？我们在大山里坚持半年是绝对可能的，只要能和解放大军会师，你们便是功臣，哪能不用你们呢?”我们共同研究，并订好了起义行动时间、行动计划方案和行动路践。胡胜和刘勉当天返回长沙，后去平流山区接应我们起义部队。到了起义的前一天，当兵的都还不知道。原计划5月11日晚12点紧急集合夜间军事演习。5月10日开始做准备工作，将我们大队部保存的武器，发给我们中队三人一挺轻机枪，以擦试暂时保存为名，并将不能携帶走的武器拆去零件，埋放在大队部的一个房顶上。还顾用了20个民工准备“行动”时抬弹药，每个民工管着吃、住在兵营，不准回家，每人每天发一块大洋。5月11日这天晚上，因下了大雨，无法行动，只好宣布停止演习。到了第二天,晚上11点开始准备，12点行动出发，我们中队110人，带走了20挺机枪和部分弹药。行动后，走了没多远，还碰到国民党兵巡查的，他们还给我打了个敬礼。又走了一会，就听见兵工厂方向有枪声响，一会就没动静了。后来听说，我们起义刚走，旧政府三县联防大队得到消息赶到包围了兵工厂,向里面打了几枪，里面没有动静就撤了。天亮后,我们与胡胜接上了头，这时有些当兵的开始猜疑,“我们是不是去投共产党?”胡胜与我们商量，现在到了该把事情向他们讲明的时候了。我向大家讲明起义的原由后，多数都同意投靠共产党解放军。行军两天后，到达了平江、浏阳山区，奉命为江南游击支队湘北第一支队，王监岱为司令员，胡胜为政委。实际我们游击支队就一百多人。从此，开始了敌后游击战斗生活。平江、浏阳山区四面受到包围，北面金井有敌五十八军，南面有奉命讨伐我们游击队的三县联防队。环境比较恶劣，生活比较艰苦，内部官兵都是旧军队来的，他们长期过着被欺骗的生活，根本不懂得什么是革命,只知道到月发饷拿钱，革命队伍不发饷，连吃的都很难，还得打仗，他们是过不惯的，虽有政委同志的教育，一时也难以扭转旧官兵根深蒂固的旧思想，我虽是起义的领导人，和他们一样不懂多少革命道理，但我说话他们还是听。我只有用个人感情，一个个的说服。最后，连续不断的吃不上饭，起义的士兵就产生了携枪逃跑的不良倾向，（当时，能帶一枝步枪投敌可获得二十块光洋）。我虽将自己一点积蓄都给挂花（负伤）的同志买成药和肉，也无济于事。有一天晚上，有一个副班长帶着一挺机枪、20块大洋投敌去了。最后，我们终于战胜了重重困难，在1949年8月与解放军46军136师解放团会师在金井。政委杨文宪接持了我们，为我们开了欢迎大会，并把我们支队编入该团。
  会师后的第五天，解放了长沙，我们团又驻进了“兵工厂”作为营房。听原王大队长的李副官讲:“咱起义的第二天，1949年5月14日，旧政府《长沙晚报》就报道了兵工厂起义的消息，说你祁连兴和王监岱是打入兵工厂的地下党，策动一个中队叛变投敌了。”
  后我被调到46军军政干校当干事，先后任138师413团作战参谋、46军军直军训大队军事教员、教导大队（文化速成学枝）四中队、八中队中队长（我是八个中队中唯一不是共产党员的中队长）。后又参加了抗美援朝，一直做军事教育工作。1954年在辽宁鞍山转业大队转建队任队长。1956年转业到地方工作。先后任沂水县采购局业务股长、沂水县服务局商政物价股长、县食品公司仓库主任等职,1985年离休在家。
  回顾一生，追随革命，曲折迂回，不慕求爵位财富，只为党和人民做点滴工作，心胸坦荡，无怨无悔。
  （庞守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