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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国家长治久安，这是自古以来的思想家、政治家探讨的一个中心问题。生活于战国末期的荀子，目睹“亡国乱君相属”的状况，深感治国之道的重要，他竭思殚虑，融汇综合儒法道墨等家的政治思想，在治国方面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主张，其中有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仍不失其借鉴与启迪意义。
  限于篇幅，先谈一个问题：承认物质欲望的合理性，但主张以“义”制之。
  义利之辨，即如何处理精神文明与物质利益的关系问题，是我国思想界自古以来争论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世界范围内争论的一个问题；直至今天，我们的许多同志还无法摆脱它的困扰。而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对于国家统一的巩固和社会秩序的安定，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先秦时代，孔、孟的主要倾向为重义轻利，即主张以道德规范制约经济利益；墨家主张与孔孟不同，认为“义”应合于“国家百姓之利”（《非攻》），“义，利也。”（《经》上），强调“义”对于经济利益的从属性。《管子》重视经济利益，认为“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商鞅亦强调发展物质利益的重要，认为“强者必富，富者必强”。
  荀子汲取以上两种观点的合理因素，一反“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成见，在义利问题上，提出了一种比较合乎实际的认识。
  首先，他看到了人们对于物质利益追求的合理性，认为对这种追求不应加以轻易的否定。
  他说：“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非相》）又说“…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忏佚是皆生于人之性情者也。”（《性恶》）又，“人之情，食欲有蒭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积畜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而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荣辱》）诸如此类，还甚多。即然这种对于各种物质的欲望是与生俱来的“自然需要”，那末人们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也就是合理的了，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荀子又提出了 “富民”和“节用裕民”等主张。
  荀子的这种认识，包含了唯物主义的思想萌芽。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问题。”（《德意志意识形态》《马恩全集》第三卷人民岀版社1960年版31—34页）后来，恩格斯又曾以更明确的语言指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马恩选集》第3卷574页）。荀子的上述观点即表现了这一方面的朦胧认识。
  其次，荀子看到人们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虽然有合理的一面，但放纵这种追求，则会导致社会的混乱；因此，必须看到问题的另一面，这就是必须以礼义制约物欲，以道德规范制约经济利益。
  他指岀：“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则从人之欲，则势不能容，物不能赡也。” （《荣辱》）人们“欲恶同，物不能赡也，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急。”（《王制》）要防止这种状况的发生，那就必须以礼义制之。荀子认为，人性虽然是恶的，但通过后天的学习教化，是可以接受礼义而变为善良的。他说：“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人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艮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具欲利也。”（《大略》）义与利，既然是人之两有，那么国家治乱的关键就在于何者占有优势。荀子认为只有以礼义制约物欲，国家才会平治，社会才会安定。他反复论述这一问题，指出：“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 （《大略》）“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辱》），必须反对“唯利之求”（《王霸》）而坚持“以义制利”（《正论》）。
  第三，荀子提出了如何实现“以义制利”，从而达到制止动乱，使国家安定的措施。这主要有：
  一、在上位的君必须以身作则，恪守礼义，起到表率作用。他说：“君者，仪也，仪正则景正”，“君子者，治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故上好礼义，尚贤使能，无贫利之心，则下亦将棊辞让，致忠信，而谨于臣子矣。”（《君道》）又谓:“上一则下一，上二则下二，辟之若草木，枝叶必类本。”（《富国》）因此，制定礼义的人，必须首先尊崇和恪守礼义，而不能仅仅要求别人如何如何。又说，“古者禹、汤本义务信而天下之治，桀、纣弃义背信而天下乱。这值得一切在上位者警惕。
  二、通过制定礼义，使臣民各安其位，各得其宜。他说：“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之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悫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荣辱》）“先王”的这种办法，荀子又称之为“均办”，即平衡和协调之意。孔子曾谓治国“不患寡而患不均”,“不均”就是不协调。荀子认为要患做到以义胜利,就必须使人们在物质利益方面平衡和协调。
  三、荀子认为要实现治世，单凭在上位者制定礼义，强迫人民实行，是不能达到目的的，还必须使人民认识礼义的重要性，自觉地去不停地学习礼义，追求礼义和格守礼义。
  他指出：“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修身》）：“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也，上安于主而下调于民者也，内外上下节者，义之情也。”（《强国》）对于礼义的这种重要性，人们是应该加以深刻认识的。不但如此，他认为人们应该自觉学习礼义，他说：“学不可以己。”他持别强调学习孔子整理的“六经”,认为学习礼义应始于诵《书》，终于读《社》。学习应该严格要求，坚持如一，故“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不足以为美也。”（《劝学》）
  学习礼义要与加强修养联系在一起。必须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他人。“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萏然必以自恶也。要“隆师亲友”按照礼义的要求一步一步地做下去,时时处处坚持 “无以利害义”的原则。
  荀子关于义利关系的思想，对后人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首先,它告诉人们：对于义与利的追求，即对:精神文明与物质利益的追求，人皆有之，不论君子、小人,圣贤独夫,都是如此，这为人们正确考察和评价历史人物，观察和处理此理此类现实问题,提供了一个正确的思想方法，可大大减少认识上的片面性。其次，荀子的这些思想，使人们看到：整个社会如果仅仅把追求物质利益当成主要目的,而不注意道德、文化、教育、科学等精神文明的建设，就会造成社会风气败坏，民族精神颓废，以至出现政治上的混乱。而如果在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注重精神文明的建设，使社会成员能够“以义制利”；那么，社会风气就会好转，就会出现“治世”。第三，它告诉人们，在上位者对义利关系的不同认识和处理，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在上位者提倡“以义制利”，天下则会大治，在上位者“以利胜义”，天下则会大乱。反过来说，天下的治乱，主要责任在于在上位者。
  在义与利的关系上，多年来我们一直缺乏正确的认识，在实际工作中更没有恰当的处理。虽然，今天的“义与利”同荀子的“义与利”在内涵外延上都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是本质的区别。但义利二者关系，古今尚有相通之处。前些年，一会儿，把“义”抬到不适当的高度，不重视甚至否定了人们的合法的物质利益要求，鼓吹“越穷越好”；一会儿，又反过来，把“义”抛到了一边，不择手段地去追逐利润，很大地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荀子关于义利关系的认识实在值得今人重视。
  “美意廷年”
  魏寓传篆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