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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思想中，最具光辉的，无疑是哲学思想，但前人研究已多，无庸重复，今仅就其政治思想，作一初步的、概略的探讨。
  一、国君之作用与三类国君
  荀子没有谈到君主是怎样产生或依据什么原则产生的，从他的天道观来看，他显然不会主张君权神授。仿佛由于他处于各国均看国君，而这些国君之位是由祖上传来的时代，便接受了既成事实，不再有兴趣研究这些国君（战国之时，大国七，小国十余）据有此位是合法还是不合法这个问了，但是他却认为国君倘若不能得到庶人拥护，也就不能再作国君。他说：“马骇舆，则君子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人君）不安位……庶人骇政，则莫若惠之，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又说：“故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焉而亡。” 这种思想当然不是荀子的创建。《尚书•五子之歌》就说过：“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也不算是君权民授，只能说是警告君必爱民。
  荀子把一个王国治乱的情况，分为三类，即王、霸和亡。他认为，选择哪一类，在于国君。《王霸》篇说：“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谨择也，仁人之所务白也。"他心中王的标准是商汤和周武王。他说“汤以亳，武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候为臣，通达之属莫不从服。”霸的标准是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他说他们都“兵劲城固，敌国畏之，国一藄
  明，与国信之，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至于亡的一类，据他的说法，并非原来国カ弱小，被人吞并而亡。而是国君对内欺诈人民以求小利对外欺诈与国而求大利，臣下百姓也用欺诈对付国君。“如是，则敌国轻之，与国疑之，权谋日行而国不免危削，棊之而亡。”至于荀子的政治理想是哪一类的呢？有的书说他是“王霸并用，礼法双行。”其实不然。他的目标是王而不是霸，不过他所谓的王，已不是汤武时代的王，而是一个新的“天下为一”的王，这个王政治上有一套纲领和措施，不是抽象的王，但也绝不是只作到了“天下为一”而不修内政，无信无义，只立权谋的秦始皇那样的王。
  二、王国的政治纲领
  “贤能不待次而举，罴不能不待须而废，元恶不待敦而诛，中庸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则有昭穆。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故奸言奸说、奸事奸能，遁逃反侧之民，职而教之，须而待之，勉之以庆赏，惩之以刑罚。安职则畜，不安职则弃。五疾,上收而养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覆无遗。才行反是者死无赦，夫是之谓天德。王者之政也。”这是《王制》开头一段。末ー句，“王者”二字上，王念孙为补了一个“是”字，那么，这一段作为王者的理想的施政纲领，就更明确无误了，本篇的后面还说，为君欲安，就该平政爱民，欲荣就应该隆礼敬士，欲立功名就应该尚贤使能。这三者，是君人之大节。又引孔子的话锐:“大节是也，小节是也，上君也。”前面所引的“王者”之政那一大段，谈到了举贤废不能,教民，化民,定分，属礼义，用刑赏，养五疾，兼覆庶民，可以包括这三大节。因此，荀子的政治思想，关于这一点，下面还有一个例证。
  如果拿《礼记•礼运》那一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王制》这一段话比较一下《礼运》篇多出来的只是“货恶其弃与此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么一层意思，其他大体相同。其实，荀子在《富国》篇中倒也谈了这个课题，而且谈得很透彻，他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余若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藏之，夫君子奚患乎无余?”藏富于民,余若丘山,这些足以包括 《礼运》那两句话的意思了。
  为了达到上述王政的目标，荀子提出了不少具体措施。下面，择其要，略以述之。
  三、为政的具体措施。
  分君道、用贤、赏罚、富国四个方面来谈。
  君道：包括两个要点，即君的榜样作用和为君主应抓的哪几件大事。《君道》：“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君者盘也，民者水也。盘圆则水圆，盘方则水方。”又，“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则流清，源浊则流浊。”怎样才能做到仪正、盘圆、源清呢，为君必须先正已，即所谓修身，他说：“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而修身，必须有个思想基础，就是爱民、利民，求民之亲爱自己。他认为民不亲不爱，就不能为己用，为己死；不能为己用、为己死，就不能兵劲城固，就会导致敌人来到，国危削灭亡。君主该抓哪几件大事呢？有四条：善生养人、善班治人、善显设人、善藩饰人。善生养人的办法是“省工贾、重农夫、禁盗贼、除奸邪。”善班治（辨别）人的办法要作到“天子三宫、诸侯一相，大夫擅官（专治自己的公务）士保职”都要“法度而公”，也就是说以是否法度而公这个标准来分辩所用的人是否可用。显设（奖励）人的原则是“论德而定次，量能而使官”。办法是“上贤使之为三公，次贤使之为诸侯，下贤使之为士大夫。”藩饰（使之感到荣耀）人的办法是“修冠弁，衣裳黼黻、文章、雕琢、刻镂皆有等差。”
  用贤：上一段已经涉及了一点用贤的内容。荀子特别重视用贤，多次谈到它的重要性。《君子》篇中说：“吴有伍子胥而不能用，国至于亡,倍道失贤也。故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又说：“尚贤使能，则主尊下安”。《成相》篇第一章说：“请成相，世之殃，愚阐愚暗堕贤良。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怅怅。”第五章说：“曷谓贤？明君臣，上能尊主爱下民，主诚听之，天下为一海内宾。”一直到第十三章，都引证历史事实,从正反两面说明用贤国昌，不用贤国亡的道理。
  荀子还认为，一国的事务太多，国君不必也不可能样样亲自过问，国君的职能就是命相设官，由群臣各司其职“若夫论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乡方（宿道乡方指止于道，不迷失方向）而务，是夫人主之职也。”这样，君主“守至约而详，事至佚而功。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内之人，莫不愿得以为帝王。”所以，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他举例说，齐桓公连闺门之内都管理不好，但国政委之管仲，终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在《王制》篇中，有《序官》一章，详细谈了宰爵，司徒、司空、司马、大师等官各自的职责。
  怎样才能得贤才？荀子提出了取人和用人两个方面。就是以礼为标准，通过各种手段去观察：“校之以礼，而观其能安敬也。与之举错迁移，而观其能应变也。与之安燕,而观其能无陷也。接之以声色、权利、忿怒、患险，而观其能无离守也”，还要长期试用：“知虑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积久，校之以功。”可以用贵爵重赏来招致，但不可以存私心：“内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隐远人”赏罚是调节用人的杠杆,这一点，荀子也谈得很多。
  赏罚；荀子在批评墨子“非乐”、“节用”的学说时，明确地说：“赏不行，贤者不可得而进也。罚不行，则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贤者不可得而进也，不肖君不可得而退也，则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就不可能把有才能的人和没有才能的人都分配到合适的岗位上）。若是则万物失宜，事变失应，上失天时，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熬然，若烧若焦。”而那些先王圣人的做法却与墨子不同：“渐庆赏，严刑罚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属皆知己之所愿欲之举在是于也，故其赏行,皆知己之所畏恐之举在是于也，故其罚威。”
  荀子不是单纯的使用赏罚，他要先进行教育，使人知道怎么做该赏，怎么做该罚，他称之为“教”。他还认为，赏罚都要得当，他称之为“类"。他说：“故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诛而不赏，则勤励之民不劝。诛赏而不类，则下疑俗俭而百姓不一（下民疑虑，风俗险诈，百姓不能齐心）”荀子总结了治国用贤和赏罚的关系。他说；“王者之论，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朝无幸位，民无幸生。尚贤使能，而等位不遗。折愿禁悍，而刑罚不过。百姓晓然皆知夫为善于家而取赏于朝也，为不善于幽而蒙刑于显也。.夫是之谓定论，是王者之论也。”
  富国：孟子论证，主仁政、萧公权以为，其仁政之中“养民之论，尤深切详明，为先秦所仅见。”。其实，荀子书中富国养民之术，较孟子尤其具体详尽，所论之精辟，有孟子所未臻之境。因本文非专论经济思想者，故只稍为述其概略。
  荀子以为富国必须先富民，民富就有条件、也有心思从事农业生产，田地肥、管理得好，能增产百倍。君主再按照规定征收田赋，农民节约消费，生产品就会和丘山一样多，这样，国君还怕什么不足，他把这些措施归纳为“节用裕民”。在政策上，他主张“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轻徭薄赋，无夺农时。”孟子一向也如此主张，但荀子在这里提出了减少商贾人数（另外一个地方他还提出了减少士大夫的人数）,似乎认为商贾只消费，不能生产，不可没有但又不宜过多。他却并不否定流通的作用。《王制》篇中有一大段文字说明东海出产的紫纭、鱼盐、西海出产的皮革、文旄,南海出产的羽翮、齿革、曾青、丹干，北海出产的走犬吠马，中国都可以享用，水边的人有充足的木头，山上的人有充足的鱼，农夫可以用各种工艺品，工人商人又可以有充足的粮食吃。他说“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上以饰贤良，下以美百姓而安乐之”。他称这样变通制裁万物为“大神”。从这一段看，他十分重视商业流通。他那减少商贾的主张，也许是主张减少过多“坐食”不生产的人，没有考虑到与“大神”的理论相矛盾。但“大神”的理论是系统的。《史记•货殖列传》中有下列一段话：“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岀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艮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这一段话可以与荀子的理论:互相发明，而荀子早于司马迁约一百五十年，可见荀子经济思想的先进性。
  《天论》中，荀子提出了光辉的“戡天”思想，主张把天“物畜而制之”和“制天命而用之”。意思是把自然界当作“物”而控制起来。掌握自然变化的规律，驾驭它使它造福于人，这已是今天“改造自然”思想萌芽。战国末期，虽开始铁耕,但生产力低，对自然科学领域的认识还处于蒙昧时代。要求怎样具体的改造自然，是不现实的，但荀子也确实思考过这个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鱼鳖䲡鱣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百姓有余食也。污地、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实，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圣王之用也，上察于天，下错于地，塞备天地之间，加施万物之上”。当然，战国末期，是刚进入封建社会之时，即使生产力较奴隶社会为高，产品也不会极大丰富，到不了“有余财”、“有余用”、“财货浑浑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藏之”的地步，何况还有封建主的剥削，要求“富民”实在也是幻想。但是，荀子毕竟提出了一个理想的蓝图，而他这个蓝图，比孟子那个，要绚丽多彩得多了。
  荀子也意识到国君贪婪这个问题，他举出了三种“伤国”，即（1）大国之主也而好见小利；（2）其于声色、台榭、园囿也，愈厌而好新；（3）不好循正其所以有，啖啖（并吞之貌）常欲人之有。他指出，这样作，“社稷必危”。只是这种警告常常无效。其实,封建社会统治者的贪婪乃是顽症，只有农民起义才能给它当头一棒。而这一点，荀子是预料不到的。
  荀子的政治思想是有局限性的，这表现在：1.他认为人生而平等。同为性恶，同有欲望，同需要由教育节制这些欲望。但又主张人有贵贱等级，有的需礼治，有的需法制，后天又变成了不平等，亦即他那“维齐非齐”的学说，这是理论上的自相矛盾。2.他强调尊君，把一切寄托于君主身上。他主张的明分、用贤、立法、执法那些崇高的政治理想，都必须借助一个有识见有能力、公正无私的君主才能贯彻。倘若没有这样一个君主，就一切成空了。而中国古代，实在不易找这样一个君主。而且，他和后期法家一样，认为君主可以超然于一切法律之上，本身不受任何法的限制（他还主张“有治人无治法”），他在《正名》篇中主张君主定“名”之后，人民不许议论,不许怀疑。倘若君主是一个暴君，不但天下不臻于治，恐怕想纠正这种局面也无能为力了（孟子还主张，君主成了独夫，可以诛之，荀子则缺乏这方面的主张）。3.他反对世禄，讲尊贤便能，但对战国时朝秦暮楚的纵横家（这些人虽不贤但未尝不能）未加揭露，对那些坐食论道之士（例如稷下学宫之人，他自己也是一个）投有批判。在反映当代的进步思想中，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4.他的经济思想中，谈富民的办法较为抽象，所谓物资的极大丰富，也只是想象的产物。他即不如李克那样“尽地力”，提出具体的改进办法。虽不能轻视他提出的那些原则，但正因为不具体，无法通过实践加以验证，其指导意义也就得打折扣了。
  酣(han)饮酒尽量。《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秦王饮酒酣。”引申为沉酣畅快的形容。又特指睡眠甜适。苏轼《再用数珠韵赠湜老》诗:“东坡但酣睡，一夕一展转。”
  酗（Xu)沈迷于酒；酒醉行凶。《书•微子》：“我用沈酗于酒。”又《无逸》：“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 ”孔传：“以酒为凶谓之酗。”
  甜酒。《荀子•礼论》：“飨尚玄尊，而用酒、醴。”醇(chun)指酒质厚。张衡《东京赋》：“春醴惟醇。”《汉书.曹参传》：“至者参辄饮以醇酒。”
  (醑xǔ)美酒。庾信《灯赋》“中山醑清。"杨万里《小蓬莱酌酒》诗：“餐菊为粮露为醑。”
  釂(jiao)喝干杯中酒。《礼记.曲礼上》：“长者举未釂，少者:不敢饮。”郑玄注：“尽爵曰釂。”《汉书.郭解传》：“解姊子负解之势，与人饮，使之釂；非其任，强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