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崂山太清宫前竖立着石碑一通，碑文曰：“海印寺明万历十三年憨山大师建海印寺于宫前二十八年降旨毁寺复宫”，它记载着明万历年间，在崂山发生的一起直达帝庭的太清宫庙址之争并以万历帝御批“毁寺复宫”而告终的僧道讼案。据史料载，海印寺筹建于万历十三年（1585年），慈圣皇太后“赐金三千为建庵资”，万历十八年（1590年）建成，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万历帝“御笔亲批”复宫，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太清宫完成重建复宫。在短短的15年中，佛剎海印寺一兴一废，道观太清宫却由衰而盛，原委何在？特别是地处东海之隅的崂山的区区庙址之争，何以能博得最，高封建统治者的垂青，这其中大有蹊跷。固然，释老之中各有通天人物，但“天路”何在？对此，笔者愿就其社会背景及实质，略述管见，以请教于识者。
  国力衰退嘉靖好道
  自嘉靖年间始，明王朝已开始步入朝政荒疏、大权旁落、内部斗争加剧、经济衰竭凋敝、财政入不敷出、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等每况愈下的境地，其间虽有过"张居正改革”的小浪潮，但已积重难返，于事无补。
  政治清明，国泰民安；为政昏庸，诸事怪诞。在位45年的嘉靖皇帝（庙号世宗），一生好色好道。嘉靖二年（1523年），为了求雨，世宗下令在宫内广设醮坛，自已率先着道士衣冠，使“掖庭几成道院”。为求子嗣，又敕封龙虎山上清宫道士邵元节为“真人”，并为之新建“真人府”于北京城西门外。嘉靖皇帝得子后，更信道士法术无边，拜邵元节为礼部尚书，赐一品冠服。皇帝如此重道，“由此四方道众，趋集都下。”嘉靖帝有子之后，更想学学长生不老之术，皇子四岁时他便想由牙牙学语的小孩监国，唯恐其太小不知人事，又敕封另一道士陶仲文为“真人”，加封少师、少傅、少保，年俸千二百石（一道士独领三孤，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嘉靖帝西苑修道，二十多年不理朝政，致使奸相严嵩当国，政治腐败，经济枯竭，国将不国，而天下道教却大兴，弃释人道者屡见不鲜。在此期间，曾差官诏取天下玄文秘录，同治并参。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敕封潜踪崂山上清宫、明霞洞修行50余年的道人孙玄清（号紫阳）为护国天帅府左赞教，掌真人府事。
  但，好景不长。穆宗隆庆皇帝即位后，对道教深恶痛绝，下令将宫中方士“悉付有司治罪”，“一并处死"。“罢一切斋醮工作及例外采买”，同时追夺了已死的邵元节的一切封号，使甫兴道教受到了极大的抑制。此举，业已波及到崂山太清宫，仅有一二香火守废基而已。
  慈圣专权佛教受宠
  隆庆六年（1572年），刚刚10岁的皇太子朱翊钧继承其只做了6年皇帝即以36岁之年华撒手而去的父亲穆宗，登上了至尊宝座（即明神宗），翌年，改元万历.10岁的娃娃，如何懂得治理国家？于是权柄便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以其生母慈圣皇太后为核心，包括靠阴谋权术由第三位顾命大臣一跃为首辅的张居正和宦官冯保等的手中。从此，帝后权力之争，拉开帷幕。
  慈圣皇太后本是都人（宫女）出身，生皇子后，方得宠晋至贵妃,神宗即位后，为嫡母（皇后）与生母上尊号，明旧制，只嫡母可称皇太后，此时的宦官“冯保欲媚之，以并尊讽张”，张居正“心有灵犀一点通”，讨好握有实权的皇太后何乐而不为？于是“张下廷议”，满朝文武谁不识相，“乃并尊”。本来“慈圣居慈宁宫，而张居正请太后视帝起居”，这样一来，慈圣皇太后迁往只有皇帝才能居住的乾清宫内，朝夕相参，自然大权在握。对外，“则任居正”。冯保也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兼理东厂事务，权焰内外”。…
  慈圣皇太后笃信佛教,于是天下佛教又大兴。时南京有报恩、灵谷、天界三大寺，仅报恩寺就有田地塘荡1万亩，不少私囊肥满的太监，为讨得太后欢心，也出钱在京都建僧寺，如万历元年建的万佛寺、万历五年建的万寿寺等等。连处西南域的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也于万历五年派人来京献礼，并致书张居正。明庭原来打算派人迎达赖到京，后因其病死在内蒙古而未成。在此期间，太后与僧人憨山大师即德清结下了不解之缘，埋下了 “毁寺复宫”的伏机。
  僧德清（1546〜1623年），字澄印，号憨山，俗姓蔡，安徽全椒人，“幼多宿慧”，9岁时，其母即送之于寺中读书，“入目能诵”。10岁时，德清与其母回答表示，其志不在为官，曾有“可惜一生辛苦到头罢休”之语，而对佛教却显示出极大的兴趣。“年十二祝发于金陵古长干寺（即报恩寺）”遁入空门，潜心研读佛经诸书及学习其他知识。至17岁时，已学有所成，可“宣四书、赋诗成文。自26岁起，为了进一步丰富自已的知识，德清作行脚远游，先后到过庐山、吉安、青原等地。在北台时，见有一山，伟岸清逸，岀而不俗，心甚爱之，当地人称此山名“憨山”，“乃取为号”。万历初年，德清来到北京，遇到了当时已名扬四海的高僧云栖祩宏，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十分融洽。
  万历五年（1577）德清仍在北京。是年，正值笃信佛教的慈圣皇太后选僧诵经，这时德清在北京已颇有名气，因此当然在入选之列，且其名也已为太后所闻。诵经的同时，德清还写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太后听说之后，特赐金纸让其书写经书。此事使德清大为感激。当年，书成之后，德清便离开北京到五台山去了。
  由此始，德清与明王朝的实际主宰者挂上了钩，在以后的诸多佛事中，慈圣太后多倚憨山，使之成为通天人物。然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德清在五台山时，研习过唐朝高僧澄观的华严思想，深慕其为人与学识，因而自字“澄印”。万历八年（1580年）在推行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时，通过丈量土地，官府定五台山岁贡皇粮五百石。德清致书朝庭，请求蠲免，岁贡果然免除。由这件小事可知德清的名望之高，与皇家的关系也日深。万历九年（1581年），因神宗大婚已有三载却不见皇嗣临世，慈圣太后派人到五台山为皇上求嗣，且以一切佛事交由德清。此时的德清对佛教的造诣更深，名声更大，“集徒讲学，每日万人，指挥若定。”
  万历十一年（1583年）四月，僧憨山德清为寻访那罗延，从五台山来到崂山。
  憨山初来时，处旧华严寺（明万历前期所建，在今华严寺之西山上）之西的那罗延窟（该窟是一处石洞）。憨山在这里过的是“日眺大荒，空翠湿衣”，“独立高楼”看“无数昏鸦送夕阳”的日子，这比当年在五台山时，高高在上，一呼百诺的光景，相去甚远。因此在修禅二年之后，于万历十三年（1585年），德清便“至下清宫，初于树下掩片席为居，七阅月，士人张大心结庐使安之。”这种清苦的情景不知怎么为太后所知，于是圣心感动，"赐金三千为建庵资。”但是德清有他自已的想法：一则其用心不在只就太清宫旁建一小庙独处己身，而是窥视太清宫处“可见大法幢者”。德清自己就讲：“今择山之东南极尽处，有一美地名下宫，观其形势；背负鳌山，面吞沧海，两山合抱，中藏一庵，屋庐虽毁，基址犹存，……诚为幽栖之地，鄙人颇惬意于此。”二则时值当地大饥，民不聊生，德清也自忧：“山野之民，不知僧为何物，易轻蔑而虐之。”正当此时而大兴土木，只能惹动民怨；三则为以后铺路，为朝庭也为自己买个名声，有鉴于此，散金赈民乃为上策。果然，当地百姓感激不尽，“上大悦”。
  当时的太清宫已到一种什么景况，上文中德清言：“屋庐虽毁，基址犹存。”现有的其他资料也可印证此事。赵任在《明万历重建太清宫碑》中记道：“岁久，丘墟，草烟花露矣，而三宫庙仅存其半”。另据与“僧道之争”相去不过半个世纪的即墨黄氏《崂山志》载：“下清宫，旧道院也，倾圮甚，羽流窜亡，一、二香火守废基，苦无籍。”久之，羽流益窘，愿资多金举地属之。"蓝恒矩的《吊海印寺故址赋》中也写道："那罗延苦不可居，太清宫日就倾覆。星散黄宼，雨吹破屋”。联系到前面提到的隆庆元年大戮道众、罢斋止醮一事，当时的太清宫已很不景气,.这应是很自然的。
  万历十四年（1586年），因五台山求嗣而连得皇子，圣心大悦，敕颁十五部藏经，散施于天下名山。慈圣大后特命太监张本亲奉藏经一部，首送东海崂山。但此时德清仍“结庐以居”于太清宫之旁，敕颁藏经安之何处？德清于当年诣京谢恩，并奏明此莘。此时的万历皇帝已经大权在握，因自已大事营建，国库亏空，加上对太后的笃信佛教、多行佛事感到厌烦，此等事根本不闻。无奈，慈圣太后“命后眷各出布施，修寺安供”，并亲自“赐额日，海印寺"。万历十八年（1590年）海印寺建成，同时，并葺三官庙，以妥黄冠。寺成之后，香火大盛,“教行而人归者众，佛宇僧寮之盛，几埒于五台、普陀”。
  帝后争权太后失势
  神宗即位之初，由慈圣皇太后执掌朝纲。初，太后遇帝颇严，神宗有时不读书，“召之长跪”；“遇朝，五更亲至帝所呼帝起”。有一次贪玩的万历帝“戏酒令内使歌新声而不能，取剑击之。左右劝之，乃戏割其发。翌日，太后闻，传语居正居疏切谏，令为帝草罪已诏，又召帝长跪，数其过，帝泣请改乃已。” 一次，由好奇心所驱，神宗在小太监张诚、孙海等的陪同下，乘夜便衣潜出宫外游玩。此事又让太后知道了，“母布衣规之，欲效霍光废之”（指西汉大将霍去病之异母弟霍光在昭帝崩后，立昌邑王刘章，又废去而立宣帝的故事）。张居正从中做人情，替小皇帝说了一些悔悟责己的话，“乃命下罪己诏”，此事才作罢。因此，一些大臣及内侍“恃太后遇帝太过”之势，对神宗不是诚惶诚恐，甚至有失“君臣之礼”。首辅张居正更是狐假虎威，有一次突然对神宗大声喝叱，惊得小皇帝在座上一颤。一天神宗上课时，读“色勃（背）如也！“张竟厉呼：“勃也！”神宗大惊，面如土笆，从此，见张敬畏。宦官冯保，更是胆大包天，早在“穆宗崩时，矫诏顾命”（自称顾命大臣也有他），神宗登基，百官朝贺时，冯保竟“升立座旁，众皆惊愕”，由是“帝甚畏保”，帝与小内侍一起玩耍时见保来，如同老鼠见猫，惊呼“大伴至矣！” “帝有所赏罚，非出保口，无敢行者，积不能堪。然（保）外倚居正，内恃太后，帝不能去也”。及至神宗的大儿子朱常洛降生时，冯保竟要求神宗封自已为伯爵，只因“无此故事，乃免”，而“保怒日：‘汝由谁得今日而负我？由此可见张、冯等辈拔扈欺君之一斑。
  但是随着年令的增长，位居天下之尊的万历皇帝怎能安于受制于人？于是，萧墙之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万历六年（1578年）二月，神宗大婚，立皇后王氏。按祖制，太后应当归政，迁出乾清宫。行前，召张居正说：“吾不能视皇帝，朝夕师保之责，专恃先生。”即使归政，也要在神宗的身旁定下规矩，使掣肘之索握在手中。一次神宗去太后宫中，幸一王姓宫女。王怀孕后，太后知道了此事，将神宗叫来，当面训斥。初,少年皇帝对自已私宰太后宫中宫女之事，矢口否认。太后命文
  书房取来《内起居注》，神宗才无言以对，不得已封王氏为恭妃了事。万历十年（1582年）八月，恭妃生皇长子朱常洛，按明常规本若嫡无出，立嗣当属长子。但由于此时神宗身旁多了一个好争风斗胜的郑贵妃，且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正月又生了皇三子朱常洵，于是使尽手段要神宗立己出之三子为皇太子。这可给神宗出了难题，一面是祖制难违，母训在上；一面是爱妃在侧，爱房及鸟，一时间左右作难，故延至十五年内，太子仍未立。此事惹得群臣咨议，纷纷上书陈请神宗立长子为东宫。谁知触犯龙颜，神宗下令将“多事”上书请立长子的几个大臣，或削职，或下狱，或谪边，并将王恭妃打入冷宫。此事。太后大为不满，责问神宗：“朝廷屡请立储，何不立皇长子？”神宗回答说：“都人子，不便立。” 这话揭了太后的疮疤，惹得太后勃然大怒：“汝非都人子乎？”原来，太后也是由宫人而得宠的。就这样在太后和廷臣的内外夹击下，神宗只好忍痛割爱，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册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但太子之生母王妃却被打入冷宫达二十年之久，在临终前，才得见亲生子一面。
  在帝后权利之争中，神宗采取的是“郑伯克段"、欲擒敌纵，然后各个击破的战术。
  对于太后外倚的而手握实权的首辅张居正，神宗开始给予“殊荣”。初加封张为太保，万历九年（1581年）十一月又加封太傅，万历十年六月再加太师衔，文臣一人而拜三公，在这之前是没有先例的。万历五年，张父去世，按封建礼教，张应辞官在家守孝三年。但确实舍不得已经到手的权势，而万历帝也窥知了张的心意，顺其所愿，令张不得守孝，继续于朝中任职（此谓之“夺情”），对有人论张“夺情”一事者，给予严惩，下诏，有“再谤者，诛无赦”。实则怂恿张走上了不得人心的死胡同。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张居正病卒，“弹居正者纷起”。实则，此事是由神宗在东宫时的亲信太监张诚蓄意挑唆而起的。以此为由，万历十一年元月，神宗下旨追夺张居正的一切官阶；十二年四月籍没张居正家，八月“榜罪天下”，家属戍边。其长子张敬修时任礼部主事，受严刑不过，“自诬藏三十万金于外，自缢”，另外二个儿子，“俱发成烟瘴”。当时也有曾受到张居正的好处而认为张家的遭遇有些过分的人,但见神宗对其如此切齿，有谁敢言？因而形成“万历世无敢白居正事者。”就这样太后所倚的一支得力臂膀被羽毛渐丰的神宗砍掉了。
  如同张居正一样，冯保的境况也日簿西山。素与冯保争权而不睦的张诚、张鲸等宦官不断在神宗面前制造舆论，“伺间陈保之过”。神宗见有了口实，就在张居正卒后不到半年，于万历十年十二月，下旨谪保“奉御南京”、“尽籍其家”，“其弟子多下狱痍死”。在清抄冯保家时，搜得一专门记录朝廷大员平日贿赂冯保财物的册子，神宗算是掌握了清除冯保党羽的线索，着令凡册上有名者，包括当时吏部尚书梁梦龙等一律革职。这样以来，冯保的朋党在朝中也所剩无几。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太后赖以执掌朝政的左臂右膀被神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一削去，帝后之争的局势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转，主动权移到了神宗的手上。从此，被剪除了羽翼的慈圣皇太后基本上成了一个孤家寡人，但是，这场宫廷内的权利之争，直接地影响着当时佛道两教的命运。
  恃权凌人毁寺复宫
  对于佛道两教，神宗本无偏好，但随与其母后矛盾的加深，逐渐“恶佛事太烦”。在剪除太后的羽翼，大权在握之后，他大事营建以致库尽钱罄，而对太后偏爱的佛事却分文不支，为了进一步打击太后，神宗于万历十七年（1589年）借口“妖僧李园郎作乱犯南雄”（今广东南雄县），“命有司讨诛之”。小题大作，故作抑佛态势。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崂山太清宫的僧道之争，步入了结局阶段。
  万历十七年，耿义兰首告于山东巡抚衙门，巡抚“批准本府”（莱州府）。状告非但不准，反而“见笞于公”，据耿的“控憨山疏”中自称，“诬臣徒罪四年”。万历十八年（1590年）其他道童如贾性全等，又数次上告，仍均未获准，反以诬告而被治罪。耿等“益怒”，大有不撞南墙不回头之势，乃指宫门詈曰：“你秃覆楚，予将效秦庭七日哭而覆尔也！”
  道徒对德清之控始自万历十七年（1589年）。据一些史料的记载，导火索是“耿义兰有=不得”，不但不能守基业，反而“举地以售”落了个寄人篱下而“寄食寺中"，羞怒之下，以呜妈逐鹊想要挟，向德清“索金”，此时的德清那吃他这一套?“德清诟辱之”。要挟不成，恼羞成怒，遂即打起官司来。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耿义兰来到“秦庭” ——明王朝京都北京“上变告”，住京西白云观。
  白云观，是北京最大的道教建筑，由元初北七真之一邱处机居此并逝于此，成为北方道教的中心（最近见一说为：白云观为天下道教第一丛林）。此时的白云观住持名王常月，恰与神宗的宠妃郑贵妃交往甚厚。郑贵妃，顺天大兴人（即现北京市大兴县，故郑贵妃与憨山德清为叔伯兄妹一说，恐不成立。因安徽全椒蔡姓与北京大兴郑姓成为本族本宗，让人不好理解）。万历初年进宫，“有殊宠”，万历十四年生皇三子常洵（即后被明末起义军所杀之福王）而晋封为贵妃（于万历十年生皇长子常洛的王恭妃，直到万历三十四年皇长孙出生时，才在慈圣太后的一再干预下得晋封为贵妃。由此可见郑贵妃在神宗面前“殊荣”之极）。通过王常月一一郑贵妃这条渠道,耿义兰的控疏到了神宗的面前。由于母子之怨，国本之争，可以说，耿的控疏正给神宗与郑贵妃提供了一支及时的、射向慈圣太后的暗箭，这场官司的结局，是不言而喻的。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下谕逮憨山进京问罪，“毁寺复官”。前后费四五年之时，耗资巨万的“海印寺”毁于一旦。敕颁藏经不能毁，全部移放慧被矩院。被逮入京的憨山和尚受到了“苦刑严讯”，“欲招私敛之财十万”，此时的憨山恐怕是拿不出这笔钱来的，"只得八百金”。“坐以私创寺院”，谴成雷州（今广东雷州）。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太清宫复建告成。
  复宫后的太清宫，身价倍增，成为当地有官符护身的一霸。是年十月初三日，“敕中使何堂颁道经四百八十函令羽士贾性全等焚修，以祈富国安民。”井由即墨令“躬诣察勘得地一顷二十七亩有奇”（实则远远不止此数）作为“供奉藏经地土”，“准令永不起科。脚庵一处，名窑石庵（在南窑半岛）准令携力供养。”（太清宫的包括南窖村在内的几处佃户村即由此始）。
  被充军后的憨山德清，在雷州的凄苦生活一直将近二十年。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皇长孙朱由校（即后来的熹宗）生，天下大赦，虽然德清年逾花甲且居雷州多年，但神宗独不赦还。直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四月，慈圣太后一命归天之后，这才赦还德清，结束克军。由这件小事也可窥见“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之一斑。
  遏赦的德清已近古稀，重新穿起了僧服，诣京谢恩之后，漫游江浙两湖一带，最后回到曹溪宝林寺（广东曲江县东南五十里），潜心著述。于天启三年（1623年）卒。
  憨山德清主张佛、道、儒“三教合一”，对佛教的发展有着一定的贡献，曾致力于禅宗、净土宗、贤首宗等的研究，与云栖株宏、紫柏真可、藕盖智旭，并称明末四大高僧。一生著述如《华严经纲要》、《华严法界境》、《楞严通义》《观楞伽经记》、《心经直说》、《金刚经决疑》、《长松茄退》、《肇论略注》等多种，曾编有《憨山梦游集》。《明史》艺文志中多次提到他的名字。
  “私创寺院”罪名的来由《耿义兰控憨山疏》洋洋千余言（因篇幅所限，不在此照录。原文崂山县志办编辑出版的《崂山古今谈》中有载），概括起来说，耿义兰告憨山有如下之罪：交通内侍；私冒皇亲（如何冒的没说）；诈称敕旨；结党谋逆；覇占道产；殴毙人命；涂炭百姓；结交官府；私囤粮草等等。试想，不要说这么多的罪名，其中随便哪一条都是尽够“枭首示众”的。但见到耿的控疏之后，神宗于疏上御批：“既屡控巡抚理宜亲审具奏，何叠批有司？党援妖僧害道殃民，是何情弊？仰刑部将经书官员并一千人犯提审。”杀气腾腾，溢于言表。刑部敢于对与太后相重的憨山德清进行“苦刑严讯”，置太后“出布施”、“赐额”、"首送东海”等于不顾，正是仰承神宗之意。刑部当然要“扶杆子不扶井绳”。这种封建场中趋炎附势的利眼者所为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最后定案时，却轻描淡写，只“坐以私创寺院”论罪而“遣戍雷州”，与耿疏中所指控的几大罪状相去甚远。其中微妙之处，值得玩味。不过从中可以看出，耿义兰控疏中列举的德清罪状恐不能成立。若有一条因罪证确凿，则德清必死无疑，那能只充戍雷州而留其性命，这也正是我们所能见到的前人留下的诗文中大多数指此事为耿义兰相诬于德清的佐证之一。但神宗因母子之怨必定要治德清一畢。冠以何罪？只好把祖训抬出来了，原来元末明初，因战乱连年，百姓流离失所，到处是“千村薛荔”，“万户萧疏”，为逃避繁重的徭役赋税，出家为僧作道者枚不胜数。为发展已经凋敝枯竭了的经济，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二十四年七月丙戌,诏天下僧道,有创立庵堂寺观，外旧额者,悉毁之。”又于“洪武二十七年正月命礼部榜示天下，……仍毋得创庵堂。”同时对僧道严加管理，限定僧道总数，制定出家考试制度，规定满二十岁后不得出家等等，其目的在于减少费用，增加人丁，复苏经济。德清获罪，正是神宗无以为由，乃强牵二百多年前祖训为据而罪之。按说海印寺乃由慈圣太后赐额，动员后宫出钱“集资”所建，可谓“官办”，神宗仍冠以“私创”，由此又可见母子相怨，神宗明为罪德清，实为责太后，杀鸡以警猴之用心。
  纵观历史，宗教的发展兴衰，相倚于统治者之势比比皆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虽无西欧中世纪神权蔽日之污流横溢，但攀龙附凤，借以充势者大有例在。太清宫的僧道之争，正是在这样一个主题下演出的一幕。实质不过是最高统治者内部权利斗争在“江湖之远”的反映，僧道两家，也不过是他们相互间倾轧勾斗的工具和牺牲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