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刘允范先生，生前为莱西有名的开明绅士。其儿子刘东阳抗战时曾任莱阳保安团团长，与共产党合作联合抗日。刘允范先生深明大义，热爱祖国，无论是在中华民族危险的时候，还是在新中国创建的日子里，都能与共产党人真诚合作，为挽救国家和建设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此辑刊载刘允范先生孙女刘元瑞同志的《忆爷爷刘允范》一文，以表达对这位爱国老人的纪念。
  我的爷爷刘允范，1882年出生在南墅村的一个农民家庭里，少时读过两年书，一生务农。1943年至1945年为抗日做党的地下交通工作，1945年秋至1947年秋任莱西县参议员，1949年古历5月19日病故于南墅。
  爷爷为人公正朴冥，乐于助人，善于为人排忧解难，村里无论谁家发生什么事，不管家庭矛盾，还是邻里纠纷，都愿找他调解。后来不仅本村的人有事找他，有时外村的人有事也来找他。说来也怪，有时一些很棘手的事，他老人家去了，说之以理，动之以情，经过调解，事情就可了结，颇为乡里人称道。
  1939年2月26日，莱阳城发生了“鲁东行辕事件”，我父亲刘东阳在事变中被复兴社暗害，我们家的生活失去了顶梁柱，全家老小悲痛欲绝。当时，共产党、八路军派人来对我们全家进行慰问，他老人家从心里感激共产党，坚定了他后来跟共产党走的决心。
  1940年日寇对莱阳、平度、招远等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尔后又在日庄、马连庄、下店等地安上了据点，这时投降派赵保原的部属经常来我南墅一带的村庄拉驴、抢粮、捉人、放火，对我抗日军民进行残酷的镇压。爷爷目睹日宼侵占我国领土，残杀我国同胞的种种罪行，尤其是国民党反动派不但不抗日，反而血腥镇压我抗日人民，他老人家义愤填膺，决应为抗日救国贡献自己的力量。从此以后，他便积极投入到了这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的行列之中。
  1942年经过共产党人刘敬芝的介绍，爷爷参加了抗协组织。爷爷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只要是对人民对抗日有利的事，不管冒多大风险，他都竭尽全力去做。
  经过长期的工作，党组织对我爷爷更加了解和信任。1943年，通过刘汉清同志（中共莱西县委负责人）的介绍，党组织决定利用我爷爷乡绅身份在我们家设立党的地下交通站，开展党的地下工作。记得那时我们家有许多陌生的人来来往往，十分频繁。当时，我们经常在半夜醒来时，看到奶奶在烧火做饭，爷爷在出出进进，“客人”们在休息、吃饭或低声交谈。等我们迷迷糊糊再睡到天亮时，家里一切都恢复了正常。有时候我问爷爷：家里来的都是什么人？爷爷总是回答：是我们的亲戚。那情景真象《红灯记》里李铁梅唱的那样：“我家的表叔数不清……”。
  党的地下交通站在我们家设立以后，我们家不仅接待着那些来来往往接头、传递情报的党员和干部，爷爷自己也担当起了情报传递员。在当时岁月里，无论去多远的地方都是徒步，况旦送情报还要绕过敌人岗哨，避开大路走小路。当时爷爷已过了花甲之年，但只要是有送情报的任务，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冰天雪地，他老人家都没有耽误过。有一次，我爷爷去50多里远的水集送情报，天没亮就以赶集为名走了。在回家的路上，下起了大雨，这时，爷爷患有多年的疝气病和痔疮病又犯了，痛疼难忍，汗水、雨水湿透了他的全身，他已无力再走了。幸好在路旁捡了一根树枝当拐杖，在泥泞的小路上一步一步地挪回了家。这一夜，我奶奶也一直没有睡，当听到敲门声，去开门时，爷爷也随之倒在了门槛上。奶奶赶紧把爷爷搀回家，换下了衣服，烧热了炕，让爷爷躺在炕上，爷爷蜡黄的脸上露出了微微的笑意，他是为完成了传递情报的任务而高兴，这时雄鸡也鸣出了报晓声。还有一次，也是在夏天，爷爷和李星阶、郑吉芳一块去水集送情报。回来时，天下起了大雨，河水暴涨，淹没了桥面。他们三人只得手拉手摸索着过河，由于水流急，桥面滑，一不小心，爷爷被急流冲进了河里,李星阶、郑吉芳两人奋不顾身，游出了20多米远，才把我爷爷拉住，他们俩架着爷爷上了岸。爷爷被河水呛得昏了过去，好大一会儿，才醒了过来。党的地下交通站在我们家设立的那几年，不管是什么时候，传递什么情报，爷爷从来没皱过眉头，每次都是安全地按时完成任务，从没出过差错。因此，爷爷曾多次受到党组织的表扬。
  我们家设立了交通站，那时部队上有事也通过党组织找爷爷联络。南墅住上日本人之后，有一次，胶东十三团的两名战士，通过地下党组织的介绍，来到我们家，主要任务是要到铅矿搞炸药，准备炸日伪碉堡用。爷爷知道他们的来意后，认为事关重大，而且非常危险。但为了革命的利益，爷爷还是答应下了这件事。为了确保部队两名同志的安全，他四处活动，想了许多办法，最后花钱买通了日军翻译和管事的人，让十三团的两同志化装成老百姓到铅矿干活，经过十几天的努力，他俩终于搞到了炸药，完成了任务，安全地回到了我们家。当天晚上，爷爷又悄悄地把他们送回了解放区。
  1943年春，日本侵略者在南墅村安上了据点，企图消灭我抗日力量，摧毁抗日根据地。据点建立后，鬼子、汉奸天天强迫周围村庄的老百姓修公路、筑碉堡、挖壕沟。当时，鬼子的气焰十分嚣张，残酷地实行其“三光”政策，他们进驻据点十多天，就抓去了三十多名党员和群众，人们为被捉去的人担心、焦虑，但又无可奈何。这时，党组织把营救群众的任务交绐了我爷爷。面对如此残齬的环境，他老人家不畏艰险，挺身而出，通过关系用钱买通了管事的汉奸，把人保了出来。但狡猾的敌人却把刘希术、刘相山、孙成有、刘惠明四名共产党员扣留了下来。我爷爷听说后非常气愤，极为担心这四名共产党员的人身安全，他不顾自己的安危，冒着极大的危险，再次深入虎穴，又通过关系，买通了日军翻译，把四名党员安全地保了出来。这以后，党组织交给爷务的主要任务就是营救那些被敌人抓去的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西馆张家村被鬼子抓去了十几名群众，爷爷知道后，不用组织找，就主动把他们保了出来。这十几名群众没吃饭，爷爷就让奶奶做了饭让他们吃了再走。1944年，萌山区妇救会长李桂芳被捕，党组织送信让爷爷设法营救。当时，爷爷很担心，既担心李桂芳的生命安全，又担心她的人格尊严，因为凶残的日寇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干得出来的。爷爷经过深思熟虑，精心谋划，首先通过关系买通了汉奸，保证李桂芳的人身安全，然后再设法将她保释出来。但是，尽管找了很多关系，花了很多钱，凶残的敌人始终不放人。在此危难时刻，爷爷想到党组织，就去找地下党员商量，决定以给李桂芳找婆家为由设法将其保释出来。爷年在南墅村找了一个穷人家的男子，跟日寇说李桂芳是这个男子未过门的媳妇，要接李桂芳岀来成亲。又花了若干钱，最后终于把妇救会长救了出来.为了掩人耳目，又假装让他们拜堂成亲，过了些日子，才派人把李桂芳送回了解放区。还有一次，我西海区敌工科长张敬去日庄据点与地下党接头时被捕，叛徒李寿江认出了张敬，说张敬是共产党员。在这关键时刻，爷爷不怕担风险，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马上找到敌人据点里的王翻译，硬说张敬是自己的外甥又不知花了多少钱，买通了关系，把张敬保了出来。爷爷又把张敬接到自己家里住了些日子，待身体保养好后送回了解放区。还有的党员、干部被日寇抓去，各爷不管通过什么关系，花多少钱，总是救不出人。他就说服伪兵，买通看守，申明大义，对他们讲都是中国人，不应替鬼子卖命，请他们设法帮助我们的党员、干部逃出敌人的魔掌。南墅村的刘模亭就是在伪军换岗的时候偷偷地放出来的。在抗战的岁月里，爷爷受党组织的委托，保释出多少人，我是讲不清的。当时，我们的家产，大部分都花费在营救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群众上面去了。
  1945年秋，日寇投降了，我们南墅村也得到了解放。县政府聘任我爷爷为县参议员，他老人家的革命热情又一次从内心深处迸发出来。党无论号召什么，他都高高兴兴地参加。1945年冬，他主动献出了17亩土地交给政府，分给那些无田耕种的贫农。他看到村里的宣传队没有幕布，主动卖了家里的粮食，买了一些布送给宣传队做剧幕用。但他自己的生活却非常俭朴，对子女的要求也很严。他经常教育我们说：“对国家什么都可豁出去，对自己一分钱也不能乱花。是饭就充饥，是衣就遮体，决不能讲究吃穿。”后来，我爷爷被县里评为开明绅士。1947年秋，我爷爷旧病复发，并时常吐血，只能天天躺在家里，不能参加社会活动，他内心感到很痛苦。到1949年病情日益加重，古历5月19日病故了。临终时，他心里非常明白，牵挂着我们这些无依无靠的孩子。我奶奶给他穿送终寿衣，他怎么也不肯穿，流着泪吃力地说：“死了死了，死了就了，还是留着给孩子们度日吧。”我们全家人都哭得泣不成声，他这才让人把衣服穿上，又吃力地说：“家里没有钱，我走了不要借钱买什么，理了就行了。”他看着身边我们这些年幼的孩子说：“你们要好好做人，长大为国家出力。”说完就慢慢闭上了眼睛，停止了呼吸。当时我们老幼8口人，生活困难，幸亏党组纟只帮我们料理了丧事，安排了我们全家人的生活。每逢想起这些，对党对人民的感激之情就会涌上我们全家人的心头。现在，伟大祖国如旭日东升，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如果爷爷地下有知, 必当含笑于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