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是在1949年被国民党的军队，从薛家岛山里前海边石窟窿抓走去了台湾（当时薛家岛被抓走的就有700多人编者）。那一年的端午节前3天，我从亲戚那里得到消息，国民党的军队要抓人，要我特别小心。第二天我就不敢出门，躺在炕上装病。大约上午9点钟，有两个国民党兵来到我家，要我去道管山送东西。我对他们说，我病了，不能起床。他俩看我不象有病的样子，就非拉我去不可。这时，我父亲、母亲和妻子，以及邻居们都前来哀求说我确实病了，不能前去。看到这情景，这俩兵无可奈何地走了。
  这俩兵走后，我不敢再躺在炕上了，一骨碌爬起来，上了我家小南屋的顶棚上。顶棚上放了满满的一棚子草，即使国民党兵进来也看不见我。草很厚，用刺刀也捅不透。在顶棚上躲了一天。天刚黑，有人来叫门，母亲小心翼翼地把门敞开，原来是我姑家表兄阎立才，也是为逃避国民党军队抓人来的。父亲把我从顶棚上叫了下来，为了安全起见，让我领着表兄到前海边的石窟窿里躲藏起来。由于形势紧急，来不及准备，我只装了一布袋生花生米，领着表兄快步离开家，到了南山前坡一块较大的小麦地里，趁着夜深人静，钻进麦地里睡了一夜。
  天蒙蒙亮，我叫醒表兄，对他说，这里不安全，国民党兵在山顶上一眼就能看到，还是到前海边石窟窿里躲躲。前海石窟窿不大，里面很低，不能坐只能躺下，最多能躺下10多个人。我和表兄在里面躺了两天两夜，外面是个什么情况一概不知，只是石窟窿陆续进满了人。一打听，他们和我俩一样，都是为逃避国民党军队抓壮丁而来的，看来国民党军队还在到处抓人。这天下午大约6点多钟，我从石窟窿爬岀来看看外面的情况。石窟窿上边是悬崖峭壁，我很小心地爬到了顶端，发现有两个国民党兵，站在不远处向四周察看。我又小心地爬了回来，钻回了石窟窿。这时候石窟窿里的人有的说话，有的吃东西。我把刚看到的情况告诉他们。顿时，石窟窿里便鸦雀无声，一个个都紧张起来。
  当时，我想国民党兵已来到海边，一旦被他们发现，肯定会被抓去，看来这里也不安全，不如待到天黑后，回到家中躲起来。当天完全黑了，我和表兄一起爬出石窟窿，来到南山顶。这时，道管山附近枪声四起，照明弹一颗接一颗射向空中，好象白天一样。村子周围枪声、吆喝声、哭叫声持续不断，乱作一团村里手电筒的亮光在到处晃动。一见这情景，我和表兄不敢轻易进村，便在村头找了个隐蔽地点躲了起来，没敢回家。道管山附近的枪声一直响了两个多小时，才渐渐地停下来，但村里仍有不少手电筒的亮光。这时天快亮了，躲在村头也很危险，就又回到前海边。这时石窟窿里已被挤得满满的，外边还有3个人，再也进不去，我俩只好呆在外边。
  不一会儿天已大亮，我们5个人站在石窟窿外边，很容易被国民党兵发现，怕连累石窟窿里面的人，于是，我们5个人一起来到离原来的石窟窿西侧30米的另一个石窟窿。这个石窟窿稍高，可以坐也可以躺。顶端有一个小口，入口朝向西南，国民党兵从海边走可以看到里面的情形，在安全上显然不如前一个石窟窿，大约下午4点钟，突然一声大喊“出来”，把我们5个人吓得直哆嗦。“不出来，就扔手榴弹。”又是一声大喊。我们只好从石窟窿里爬出来，只见两个端着枪的国民党兵，就向他俩哀求，放了我们，并提出每人送一块银元给他们。他俩嫌钱少，要每人拿出一个小元宝才肯放。我们5个人家里穷得叮当响，谁也没见过小元宝，上哪去找小元宝给他们。国民党兵见我们拿不出小元宝，就押着我们5个人,从前海边走进村，来到前街。这时我们又苦苦哀求，好长时间，国民党兵才发了善心，把3个年龄稍大些的放了，但继续押着我和表兄。当走到我大姨子家门口时，正巧她站在那里，我把剩下的花生米给了她，让她立即送给我家，示意让她通知一声。
  不多久，已生病两年之久的父亲，拖着病身子，在母亲和妻子的搀扶下，跌跌撞撞地追上了我。父亲、母亲和妻子都已泪流满面，苦苦哀求。可这两个国民党兵就是不放，还用枪吓唬他们，我就这样被国民党兵用枪逼着离开了亲人。
  我和表兄被抓到道管山上后，就分开了。道管山到处都是国民党兵，象一群没有头的苍蝇到处乱窜乱撞，枪声、吆喝声不断。在道管山上，我被国民党兵看押着住了两天三夜。我母亲和妻子知道我被抓到道管山，一连几天，在山脚下，喊着我的名字，从南头叫到北头，我听到母亲和妻子撕裂肝肺的喊声，心如刀绞。第三天，我暗暗地下了决心，今夜不管死活都要逃出去。
  可是，就在当天下午4点多钟，国民党兵又抓了30多人，便开始了撤退。10几个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兵，押着我们，前头有一个带路的，两侧后面都有国民党兵，我们被押在中间，看来要从这里逃跑，已经没有希望了。从道管山下来，把我们押到前海边，从张屯上了小舶舨，又转上小火轮，再从小火轮登上一艘叫“万民号”的登陆艇。上船之后，才知道抓我们的是国民党山东保安二旅五团的团部连。国民党部队慌慌张张，有喊叫的，有骂娘的，也有掉下永的，乱作一团。第二天天未亮，船就拔锚启航向东南方向驶去。我站在甲板上，流着眼泪，望着家乡的山水，心里真不知是啥滋味。船越走越远，山渐渐地模糊了，可我还是站在甲板上一个劲地向家乡的方向望着。
  航行中遇上了大风，船左右摇摆，上下起伏，航行了四天四夜才到了基隆港。在基隆港待了三天三夜，又启航驶向海南岛。在海南岛住了半年，于1949年底，又回到了台湾。我在台湾整整度过了35个春秋，备尝艰辛。1984年才辗转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