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安丘市历史悠久，自古以来英杰荟萃，灿若星河。先贤业绩，或载于史籍，或流传民间，至今遗迹犹存，深受后人景仰。本文拟对两位儒学大师——公冶长与孙嵩略作考证，不当之处，敬请识者指正。
  公冶长
  公冶长（公元前519——前470年），复姓公冶，名长，字子长，春秋齐人（一说鲁人）。他是孔子思想的直接继承人和重要传播者，儒家学派承上启下的一代宗师。
  孔子的高足和爱婿
  公冶长家境贫寒，青年时期常常参加农事劳作，后到曲阜拜孔子为师，精研六艺，并从游列国。其生平事迹在《论语·公冶长》和《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有简略的记载：“孔子日：‘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可见公冶长曾蒙冤入狱，孔子为他辩解，并招为女婿。《孔子家语》称公冶长为鲁人，“为人能忍耻”。其它史籍未见更多的记载，连南宋大学者朱熹都说：“长之为人无所考”（《论语集注》）。但我们认真检索《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就会发现司马迁所记孔子弟子“受业身通者”凡77人，前35人详记，后42人略记，其中公冶长名列第16位。可见他刻苦勤奋，成绩卓著，是学业上的佼佼者；其道德品质受到孔老夫子的高度评价，在众多弟子中也是少见的。
  由于公冶长在儒家学派中的重要贡献和特殊地位，历代帝王对他极为推崇。自汉明帝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后汉书·明帝纪》）之后，孔门弟子不断受到官府的祭祀，并逐步发展到民间。唐开元十七年（729年）朝廷赠封公冶长为莒伯，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又封为高密侯（清乾隆《诸城县志》）。安丘历代文人学士，竟相以公冶长等先贤为榜样，重教兴学，研经授徒，为振兴桑梓教育不遗余力。
  公冶长故里
  前人对公冶长故里多有考证。晋代张华《博物志》载：“公冶长墓在城阳姑幕城东南五里所，墓极高。”清乾隆《诸城县志》称公冶长墓“在县西北四十里，锡山东南麓。锡山亦名公冶山”。今诸城市马庄乡先进村（旧名公冶场）东北，至今犹有公冶长墓。据实地考察，其方位、距离与史志记载大致相符。古人死后一般归葬故土，此处即为公冶长故里，当无疑问。春秋时期，此地为齐、鲁交界处，两国争战频仍，边界无定，故对公冶长的国属实难详考。《史记》以为齐人，《家语》以为鲁人，至今两说并存。
  据《诸城县志》记载，公冶长墓封土高大，旧于墓上建祠。“明孝宗弘治六年（1493年），巡海御史赵鹤龄始移祠墓南”，并“培土成高冢，植树木于其上”。此后曾多次维修和扩建，至清乾隆时祠堂规模颇大，祭祀盛极一时。随着岁月的流逝，公冶长祠、墓俱毁。直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公冶长墓才得以在原地重新筑起，以供游人瞻仰凭吊。
  公冶场村至今仍有公冶后裔居住。1991年诸城市博物馆从该村征集到一部《公冶氏族谱》，该谱始修于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年），续修于清道光九年（1829年），三修于民国6年（1917年），是研究公冶氏世系的重要资料。
  公冶长书院
  据史籍所载，孔子之前，学在官府，入学受教者只是少数奴隶主贵族的子弟；孔子顺应历史潮流，首创私学，开门设教，首先提出了“有教无类”的主张，开辟了我国平民教育的新纪元。作为孔子的得意门生，公冶长一生轻视利禄，矢志治学，从不做官。晚年返归故里，隐居林泉，广收弟子，力行教化，成为我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今安丘市庵上镇城顶山上，犹有公冶长书院遗址。虽然他的弟子不见于史册，但凭他的声誉和学识，必定是桃李遍于天下。
  史籍对公冶长的记载甚少，至于他何时曾在书院读书治学，已难考稽。但历代相传如此，必有所据。从地理位置上看，此处距公冶长故里仅二十几公里，当年公冶长很可能就近选中这块幽静而秀丽的宝地，作为读书治学之所。其后裔也可能有继承祖业者，使公冶长书院延续很长一个时期。至于书院的始建规模，实物不存，史籍缺载，凭今日之推断，大概是豆棚瓜架，茅檐篱舍，弟子济济一堂，书声不绝于耳，是一所深受欢迎的平民学校。
  后人崇尚先贤，在城顶山（亦称书院山）上建立公冶长祠，并塑其像，以作纪念。关于公冶长祠的创建及历次维修，笔者已有另文论及（《安丘文史资料·第八辑》），故不重述。值得一提的是在书院山现存古碑中，有一通为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青云寺主持僧人真斋所立，据《重修书院山青云寺记》碑文记载：“上岁有公冶继诜者来自诸城，口称公冶夫子后裔……意欲图占此山以肥己。”在这场房地产纠纷中，虽然安丘官府判定公冶氏后裔败诉，但却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公冶长的故里确在诸城，而书院山也确是公冶长当年读书治学的地方。
  公冶长懂鸟语
  公冶长能懂鸟语，在民间世代相传不绝，至今仍有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广为流传，有的甚至已流传到了少数民族（如布依族）中。但检索秦汉以前的史籍，未见这方面的记载。据查最早的文字见于南朝（梁），皇侃在《论语义疏》中首次记载了公冶长因懂鸟语而蒙冤入狱，后又因懂鸟语而获释的故事。随着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替，公冶长懂鸟语的故事愈传愈多，内容则大同小异。对此《安丘文史资料·第九辑》已刊有专文，兹不赘述。
  公冶长懂鸟语的故事，被后人蒙上了浓厚的神话色彩，与《汉书·地理志》所记的“伯益知禽兽”情况相同。但我们认为，在古人征服自然的漫长岁月里，特别是在驯化动物的过程中，必定有人能够知禽兽之音。现代仿生学的发展，已把很多禽兽的“语言”破译出来，用于生产实践。从这个角度讲，公冶长能懂鸟语完全不是神话，而是他长期观察研究的结果。我们若尊称为古代生物学研究的先驱，他是当之无愧的。
  孙嵩
  孙嵩（约公元135—195年），字宾硕，东汉安丘人。少时聪颖，博学多识，重节尚义，交游甚广，与名儒郑玄、邴原等过从甚密。东汉桓帝延熹三年（160年），他仗义搭救了受宦官迫害的赵岐，从此显名于东国，仕至豫州刺史。后遭“党锢”之祸，与郑玄等同遭禁锢十余年。晚年避乱荆州，在刘表处复遇出使的赵岐，不久病亡。孙嵩之墓原在安丘牟山西北，后经科学发掘，迁于今安丘市博物馆院内复原。
  孙嵩是与郑玄同时的名儒
  郑玄（公元127—200年），字康成，高密人，是东汉最著名的经学大师。他博采众家之长，杂揉经今古文学，形成了自己的学派，号称“郑学”。郑玄一生讲学授徒30余年，弟子遍于天下。他的学说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
  孙嵩比郑玄的年龄略小，两人的故里又相距不远，虽无史料记载，但推想孙嵩很可能是郑玄的受业弟子，或者二人是教学相长的同代学者。这从《三国志·邴原传》中可窥见端倪。邴原是东汉朱虚县名儒，其学识操行与当时的“高士”管宁齐名。据《邴原传》记载，邴原“欲远游学，诣安丘孙嵩。嵩辞日：‘君乡里郑君，君知之乎？’原答日：‘然。’嵩日：‘郑君学览古今，博闻强识，钩深致远，诚学者之师模也。君乃舍之，蹑屣千里，所谓以郑为东家丘者也，君似不知而曰然者，何？’原曰：‘先生之说诚可谓苦药良针也，然犹未达仆之微趣也。人各有志，所规不同，故乃有登山而采玉者，有入海而采珠者。岂可谓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谓仆以郑为东家丘，君以仆为西家愚夫邪！’嵩辞谢焉，又日：‘兖豫之士，吾多所识，未有若君者，当以书相分。’原重其意，难辞之，持书而别。”从上述记载不难看出，孙嵩与邴原属于不同的儒家学派。孙嵩推崇“郑学”，非常崇拜郑玄，同时与各地的贤达名士多有交往，在当时的经学界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孙嵩仗义救赵岐
  据《后汉书·赵岐传》记载，赵岐，字邠卿，京兆长陵人。桓帝时在京师洛阳任功曹，为人刚正廉直，一向反对宦官擅权。延熹元年（158年），他与从兄赵袭得罪了把持朝政的宦官唐衡之兄唐玹。唐玹当上京兆尹后，便派家兵抓捕赵氏一家，满门抄斩。赵岐闻有家祸，急从官舍逃走。为防唐玹派人追杀，他变更姓名，改着便服，只身一人逃难四方，江淮海岱无所不至，常以贩卖胡饼度日。延熹三年（160年），辗转逃到北海国（今山东昌乐西）。“宾硕时年二十余，游市见岐，察非常人，因问日：‘视处士，殆非卖饼者。’乃开车后户，令所将两骑下马扶上之。时岐以为唐氏耳目，甚怖失色。宾硕闭车后户，下前襜，谓之曰：‘视处士状貌，既非卖饼者，又相问而动，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孙宾硕合门百口，势能相济，终不相负，必语我以实。’岐乃俱告之，遂以俱归。嵩先入白母，言今日出，得死友，当来入拜。乃出，延岐入，椎牛钟酒，快相娱乐”（明万历《安丘县志·笃行传》）。为保护赵岐免遭唐氏迫害，孙嵩在一座僻静院落的复壁内，为他安排了住处。此后，孙嵩常与赵岐议论国事，切磋学问，互为师友，情同手足。数年之后，赵岐写成《厄屯歌》23章。直到唐氏兄弟死灭，赵岐遇赦复出，回到京师，三府并辟，先后出任并州刺史、敦煌太守、太仆等职。而孙嵩也从此名声益彰，仕至豫州刺史。
  孙嵩仗义搭救赵岐的故事，在民间影响深远，传为美谈。直到建国前，在孙嵩的故里——今安丘市牟山西北的寺庙中，仍有孙嵩和赵岐的高大塑像，反映了当地民众千百年来，对二位高士的尊敬与思念。
  孙嵩与郑玄同遭禁锢
  东汉末年，宦官集团长期把持朝政，任人唯亲，严重阻碍了太学生和郡国生徒的仕进之路。于是文人儒生与比较正直的官吏结合在一起，发起了反对宦官势力的政治斗争。他们的活动激怒了宦官集团，宦官们称他们为“党人”，诬告他们结党谋反，于是接连发生了两次“党锢之祸”。灵帝下诏，凡是“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及五服以内的亲属，一律免官禁锢。先后因牵连或受陷害而处以死、徙、废、禁等刑的近千人。
  当时孙嵩正值中年，又是颇有声望的儒学人物，他搭救赵岐的义举，尤为宦官集团所不容，因此在“党锢之祸”中，自难幸免于难。据《后汉书·郑玄传》记载：“及党事起，乃与同郡孙嵩等四十余人俱被禁锢”，“十有四年而蒙赦令”。直到灵帝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的风暴席卷全国，灵帝害怕“党人”与张角等合谋，才下诏解除了党锢。此后，孙嵩等“党人”得以官复原职。
  孙嵩晚年避难于荆州
  自灵帝中平六年（189年），董卓率军进入洛阳以后，中原地区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据明万历《安丘县志·笃行传》记载，献帝初平（190—193年）末年，孙嵩为避北方战乱，南投荆州刘表。刘表对孙嵩的为人知之不多，自然对他不甚敬重，待遇一般。兴平元年（194年），赵岐升任太仆，奉命出使荆州，复与孙嵩相遇。谈起仕途坎坷，人情淡薄，二人相对流涕。赵岐引孙嵩去见刘表，细说往昔的深情厚谊，刘表听罢，对孙嵩的操行学识十分敬佩，从此以上宾相待，礼敬非常。
  赵岐与刘表共上奏表，请朝廷任孙嵩为青州刺史。但孙嵩已年近花甲，又体弱多病，不久便在荆州辞世。赵岐听到噩耗，老泪纵横，以病弱之躯，主持了孙嵩的葬礼，并派人将其灵柩送回故里安葬。
  孙嵩墓的迁建
  1959年冬，山东省文物管理处配合安丘牟山水库工程，在凌河镇董家庄村北，发掘了一座东汉晚期的大型画像石墓，后迁建于博物馆院内。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的汉画像石墓之一。墓室全部用预制石材构筑，由甬道和前、中、后室及两耳室组成，长14米，宽7.91米。共用石材224块，其中103块刻有画像。画像满布墓门和三个墓室，有画像69幅，总面积达146平方米。不仅内容丰富，构图复杂，而且形象生动，技法多样，被誉为“罕见的汉代艺术杰作”（《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
  该墓虽未出土任何文字资料，但据专家考证，墓主人应为孙嵩（见《安丘董家庄汉画像石墓》）。首先，考古学家依据墓葬形制和画像的雕刻技法，将该墓的年代定为东汉晚期，这与孙嵩的生活年代大体一致。其次，地方志对孙嵩之墓多有记载。《青州府志·陵墓》：“孙宾硕兄弟墓，在（安丘）县西南牟山下。”明万历《安丘县志·古迹考》：“豫州刺史孙宾硕墓，在牟山金沟河西南。”这两条记载皆本于《水经注》“汶水”条。清康熙《续安丘县志》依据上述资料，在《安丘县疆域图》中，明确标出孙嵩墓的位置，与董家庄汉墓的原位置，基本相符。据当地老人回忆，该墓原址附近曾立一石碑，上刻隶书“汉儒孙嵩宾硕墓道”8个大字。再次，墓中车马出行图的画像，也反映出墓主人是中二千石或二千石的官吏，这与东汉晚期刺史的身份是相符的。总之，将该墓定为孙嵩之墓，学术界至今未见异议。
  《后汉书·赵岐传》》记载，赵岐生前“自为寿藏，图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人居宾位，又自画其像居主位，皆为赞颂”。据此我们可以推断，与赵岐同时代的孙嵩，生前自己设计“寿藏”，也不无可能。如果这一推断不误，则由此可见孙嵩的艺术造诣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