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作者按：本资料第十辑即《景芝酒专辑》的首篇《景芝史话》中，归笔者撰写的有远古考略、汉代光耀、元明觅踪等部分内容，多是围绕酒来写的，尚不能包括近代与现代景芝的历史事件。所以本辑接着续写。
  近代治乱
  清朝及其以后，关于景芝的文献，内容多是说地方治乱情况。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学者顾炎武抗清失败后，遍游华北大地搜集材料，著书概论地方经济、军事形势，指陈民生利害。他清初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就是集其大成的地理书。那上边几次提到景芝。除了列景芝为山东三镇之一外，还说它有“四达之路，亦重地也，委官同区长守此”。并用一段较长的文字述说该地的治安情势和管理办法。同时期的地理名著《读史方舆纪要》（顾祖禹著）之“诸城”条下称，景芝（原文为“景定”，《古今地名大辞典》指出其为“景芝”之误）“在县（指诸城）北七十里，为县及安丘、高密三县之界，居民四五千家，流寓杂处。筑土城为卫。万历七年设莱州府通判驻于此，今革”。此段文字内容颇丰：这里有诸城县的飞地；此镇大的惊人，且是个重镇；当时已有围墙作防卫。这些话为我们勾划出了一幅粗线条的带有战略意义的古镇图。我们从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弄到的那份奏章（复印件），上面提到景芝不理睬国家酒政条例，而私自烧酒不止。清乾隆八年（1743年），山东巡抚喀尔吉善给皇帝上书，报告中点了景芝的名。数千年的酒史，自有它顽强的生命力和存在的合理性，哪能禁得住。这里烧锅众多，场子规模不大，转移灵活，时隐时现，时时散，进而扩大到了四乡，清政府没办法治它。所以《高密县乡土志》说，“市邑景芝最大”，“只地歧民狡”。景芝处于几个县的边界上，各县都不认真管这里的事情，说地理位置“歧”是真的；而老百姓千方百计正面避开上边的查禁而发展酒业，如果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说，是“智”而不是“狡”。景芝人自古来就同全国人民一样，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历史。
  清末，“贸易较繁地区首推景芝”（《安丘县乡土志》），“烧酒以安丘景芝镇为最盛”（《山东通志》）。既为战略要地，商业又繁盛，更兼土壮民肥，这块大肉谁也想过来下口咬。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二月底，张宗禹率大股捻军自潍县南下，攻陷安丘城，又占领了附近几县的大部分重要村镇，景芝当然也在攻破之列。当地人俗称“毛子反”或“过毛子”。因当时承平日久，素无战备，地方何能抵挡大部队！景芝东南前疃先陷。官府和豪绅们利用宗社关系组织的民间武装（团练），在街头巷尾稍微招架了一下就告溃散，后期的捻军纪律方面已很成问题，一时间喧嚣声起，男女老少四处奔逃。安丘县丞、景芝人李辉被吓死。西南前疃人以半圈残缺的城墙作凭仗，另一面用各种车辆和大型农具围起来，守卫者手拿各种能挡能打能刺的家什，排成人墙，作最后一搏，捻军没攻进去。
  景芝这次遭了事儿，而附近的宋官疃村在卸任的河南布政使王简领导下，筑围自守而得全。所以，第一次捻军过后，景芝也在补用都司赵鹤皋的带动下抢修围墙。突击了一两个月，周围13华里、高7米、宽3米的坚实城墙告竣，所圈面积比明朝以前的大得多。城门9座，全是砖石结构，城门上建有二层的城楼，可容纳守卫者十数人。防守的办法是划区分段负责，壮丁昼夜轮流站围子，以女墙作掩护。所配备的武器除刀枪外，主要是抬枪和用铜铁铸造的旧式大炮。抬枪需前后两人抬着，后边的人还兼任射手。枪里装的是灰药和馋翅子等碎生铁块，射程约1华里。大炮称“大将军”、“二将军”等等，一般置放在城门楼上，可打3华里远。1988年4月，镇上一户居民建房时，在距地表半米处，挖出一门铜炮，长92厘米，炮口外径15厘米，炮筒壁厚4.5厘米，通身为竹节形，加固箍4道，前膛中部有圆柱形炮耳轴一对。炮身铸有铭文：“咸丰十一年五月制，重三百斤。”此铜炮即那时的重武器，现藏安丘市博物馆。
  咸丰十一年（1861年）农历八月十五日，捻军复至，安、高、诸接壤地带的老百姓，跑往景芝避难，镇内的自卫团队得到了加强。一有情况，就紧急行动起来，男女老幼齐上墙，无不尽心竭力防守。捻军在护城河外，遥遥指着高高的围墙，口里念叨着说“倒了，倒了”。他们使用的一种竹竿枪，是将大竹竿削尖了，再用油一炸做成的，效力自然有限。这次没攻上来，越镇北去。
  清同治六年（1867年）十月，直隶提督刘铭传率清兵向东追剿捻军赖文光、任柱部，探马（侦察兵）来到景芝城墙下，守卫人员误认为来的又是捻军，一土炮将其打死了。这下惹火了刘铭传，立刻在王官疃、北河西村一带扎了营，声言必欲“踏平景芝这个贼寨”。主事人赵鹤皋着了慌，想前去请罪，又怕杀头，就重金雇了个大胆的人假装他。结果，这人到了那里走没走相，站没站相，立刻被识破。这下更惹怒了刘铭传，非要赵鹤皋去不可。赵鹤皋只好硬着头皮到大营去请罪。结果是，令当夜四更天前送去军需3万斤米、3万斤面，以将功折罪。任务摊派在全镇人的头上，而且还得突击加工，为此整个镇子的旱磨、石碾一齐转了一夜。打更的怕误了时辰，只敲到三更，没敢打四更和五更。这就是人们传说的“景芝没有五更天”的来历。
  本世纪初，辛亥革命的浪潮波及到了景芝。1915年镇上有20多名青年参加了驻景芝的革命军。该部首领是马海龙和杜洪元。在清朝，男人头顶上是留发辫的，革命军则提倡并强迫剪辫子。当时人们对那辫子还有点留恋，心里矛盾：“剃了辫子怕张勋（北洋军阀），不剃辫子怕南军（革命军）。”但终于还是剃成了光头。辛亥革命像阵风一样刮过去了。1919年春，镇南边的胡家庄农民胡民风扯旗造反，口号是“架财神，济穷人”，发展到300多人，后来渐渐失掉民心，解散告终。革命军走后，1920年春，北洋军阀张宗昌所属某部第12连曾来景芝驻防。1926年，北伐军兴，张宗昌的残余势力杨刚部又占领了景芝，当年被收编调走。
  因为前屯村有在国民革命政府干事的，有参加北伐的小军官，所以这一时期革命活动较为活跃。有一天，听说“南军打到泰安了”，村里顿时热闹起来，他们讲“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唱革命军歌，造国旗，还满街贴“铲除军阀”、“打倒列强”、“打倒土豪劣绅”、“欢迎北伐革命军”等标语。可是过了两天，旗子悄悄地藏了，歌不唱了，标语也撕掉了，——原来北伐军到了泰安是谣传。好在军阀当局未追查。1927年，这村的国民党人牛扶霄，以诸、安、高三县民团总指挥的名义，召集三个县的民团响应北伐军，一方面策动县警备队反正，一方面发动群众搅扰军阀的后方，但因军阀势力强大，而不幸失败。后来牛扶霄和景芝郝华峰等革命志士，组成地下五人小组，领导着王子明（伏留人）、宋焕金（诸城宋家坡庄人）为首的两股绿林武装攻打诸城，震动了全省，也因寡不敌众归于失败。牛扶霄的得意门生、同村人李子明（毕业于黄埔军校），北伐战争中受伤，在医院里听说蒋介石叛变革命，痛骂了一顿，愤愤而逝。
  1928年农历六月，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九军两万余人，从平度撤至景芝，军长刘灵录，驻至十月撤走。1929年，国民党安丘县党部在全县掀起打击土豪劣绅活动。农历二月二十八日，县大队到景芝逮捕商会会长兼民团团长赵拱辰，与百余人的民团发生枪战。赵拱辰终于被擒。后来由于县当局受了贿，私释了赵拱辰。赵回景芝组织起了景芝保卫总局（不设5个分局，称保卫团），共百余人，统一领导，不分县界。1930年秋，王子明、宋焕金率600余人打景芝，经过一夜激战，打垮了地主商人的武装。进景芝后打财主，抢商号，招呼穷苦人随意到劣绅家去取粮食和财物。除此，别无所为。18天后，省府韩复榘派雷振年旅来围剿，王、宋率部撤往诸城一带。后因军纪涣散，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已经发展到近万人的王、宋队伍自生自灭了。
  “七七”事变后，山东第二路游击队少校司令张步云率部返回诸城、安丘一带，扩编队伍，景芝成为他筹粮备饷的基地。原潍县县长厉文礼，当上了山东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为避日军，窜至安丘乡间驻防，景芝这块宝地他自然不肯放过。这个专门剪除异己的老手，给张步云加上通敌的罪名，尽其所有的兵力围攻张部，先后攻占了葛家彭旺、沙浯、王家庄一带。张部西线退至南院、景芝固守，双方对峙40余天。由于狼烟四起，百姓大受其难，景芝由一块活地变成了死地。后来张步云子弹耗尽，通过天主教的人与日军进行勾结，日军补给他部分弹药，并派飞机投弹助战，厉部才向西退去。
  古镇风情
  半个世纪之前，名酒之乡的特色异常鲜明。话史当中，不妨录下几个历史场景。
  浯水之滨，东洼之畔，城墙规模百里仅见，城楼巍巍高耸。城门参照北京九门各有命名：正东镇东门，正东偏南景阳门，东南启文门，正南阜康门，西南障浯门，正西众城门，西北望阙门，正北永贞门，东北保元门。一般县城、府城仅不过四门、六门，而这么个景芝镇居然按九数设置，无怪人们说有点犯上。
  百业皆由酒业兴。镇内街道纵横，店铺栉比，烧锅密布，烟囱林立。一进街里就先见到淡淡的烟雾，先闻到郁郁的醇香。过去说“景芝街方圆十里，均可闻到酒香”，不为言过其实。酒幌子挑在店家门外，随风飘动，上下翻飞。若是遇上和风细雨的春天，确有“十里杏花雨，一路酒旗风”的景象。由此景不禁让人想起清代诸城诗人刘子羽的《安丘道中访友》来，诗中有“桃花流水春开瓮，细雨斜风客到门”之句。由此又使人想到景芝传统名酒“桃花瓮”。这种酒桃花开时启瓮，芳醇之味，清新之气，令人陶醉。据说它特别能启动人的青春之心，因此，人们对“春”是酒的一个别名，有了更深层的理解。传说一位皇太子曾来到景芝，与店家的桃花姑娘，就是由这种酒为媒，两人才相亲相爱的。
  谁都说这个地方酒韵悠悠，流芳溢彩。喝酒有多种多样的习俗和花样儿。酒馆里和大雅之堂的宴席，推杯换盏、猜拳行令固然是雅致，可有的殷实人家的独饮，也能自得其乐。这可能就是臧克家诗句“长辈贪杯我闻香”那一种。热炕头上一盘腿，酒燎开了，用拇指和食指将小白果盅子捏起，一扬脖子喝下去，然后一捋胡子，随之赞叹一声“好酒”。酒酣耳热，话格外多，对身边的人也亲热起来，眉开眼笑的，这该叫做“家饮当歌情奔放”吧？常见赶景芝集的穷汉而好酒者，又有一种喝法。走几步，拿出小酒壶来顺上一口儿，再从破袄里掏出狗肉来，咬上一块，嘴里鼻里哼几声小曲儿，如在云里雾中。
  远方客人来运烧酒，很有诗意。长街之上驼铃声声，响了多年。在街里西花市的骆驼店，接待骆驼队客商分外用心。装上酒出城门时，骆驼队特别精神，昂首阔步，叭哒叭哒，叮铃叮铃，韵律悦耳。再说东南山（胶南一带）来的小车队。这种车子是一种木轮手推车，也叫“吱嘎呀子”，李滋厚先生曾有过描述：大汉们身着山区的服装，憨厚的面孔，每人推一辆，距离相等，排成长列，依次前奔。车把上垂的双穗粗过茶碗，离地只有三五指。车轮一律“吱嘎呀，吱嘎呀”地响，富有节奏，悠扬清脆，车队过去老远了，其余音还能听得见。他们推来粮食，推走烧酒，年年春、秋两季皆如是。
  要说物资交流，不能忽视众商号。清末民初，商号共有120家，其中酿酒、售酒的80家，榨油业10家，中药铺10家，杂货铺20家。大中商店230处，大商号有裕兴、泰合、福聚栈和广顺永等，合称“四大天王”。方志资料中提到泰合楼业主赵子良，先营烧锅，兼造香油、醋及黄酒，后来添设了油坊，以柴油机发动螺旋压榨机榨油。裕兴号的买卖则更大，主要经营酒业，盛时每日酒的外销量达8000多斤。同时与青岛等地的大客商沟通，搞粮食贩运，一起货就是几百吨。其次是经营杂货和土产品收购业务，在青岛、高密、诸城、昌邑、潍县等地，都设有分号，主要货物有布匹、煤油、钢铁、染料等。布匹、靛料都是用火车从外地先运到潍县、高密车站，再转运景芝，每次运货，少则三五十吨，多则百余吨。该商号还时常放高利贷，哄抬物价，垄断市场。
  除大小商号外，还有若干服务性行业和摊贩。景芝街有百分之九十的人家是农业兼营工商业，其中从事面食业的就占一半。“要吃饭，诸、安、高三县”。景芝博采数县之长，吃喝有独创。既有好酒，又有名吃。三页饼、金丝面、豌豆餭、五瓣火烧等很具地方特色，鸡脯丸子、红烧鲤鱼等远近驰名。“小炒肉儿，大烧鸡儿，潍河鲤鱼大翻身儿”，这是牵动客居在外人乡思的名菜。绿豆糕、状元糕、芝麻片、兰花根等糕点是永和村“德元福”号的特产，已祖传数代，工艺、风味独特，酥脆、清香，甜美多味。1994年春获第十一届潍坊国际风筝会农副产品博览会金奖。近几年用来招待贵宾，卓然饮誉海内外。
  数大宗的贸易，还是景芝大集。镇内南北街及东花市、西花市、布市、果木市、萝卜市、糠市等街道和巷子、胡同都是市场，东西宽600米，南北长800米，划有9个交易市区。“逢五排十”的日子，就有青岛、高密、诸城、日照、胶州等地的人来赶大集，人数达四五万之多，为附近几县集市之最。民国22年出版的《胶济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汇编》的年度统计，景芝镇“各业交易总值50万元，而酒之交易占其多数。”有几句民谣这样说：“景芝街，聚宝盆，四乡的金银往里屯。”
  大集日子，商行活跃。这里所设的商行是以“管理”市场为主业。有粮行、油行、大牙（牲口）行、鱼行、钱行，从事这行业的人叫做“吃五行的”。这些人有一定的社会背景和势力，他们跟官府立下合同，只要每季度缴上定额税款，便可以在市场上公开设立稽征处。谁发生贸易关系，谁就得向他们纳交易税和行钱。如粮行（俗称“大、小坊子”）当时设有8处，只要有生意就收取斗钱。坊主手下的伙计们名叫“斗子”，管着拉扯生意，验质定价，用斗过数量，从中吃“摩俸”。粜粮者的粮食必须高出斗沿，量粮时斗子洒脱利落地手挥斗板（有的斗板还拴着红绸条），紧贴斗沿迅速掠过，随之呐喊所量斗数，高出斗沿的粮食就被甩在斗外的席上，归坊主所有。这样搞来的粮食就叫“摩俸”。作为酿酒原料的高粱、小麦等谷物，成交量很大，旺季可日达两千石（1石是10斗，1斗约盛小麦45斤）。一个坊主一个集日，常得摩俸数石之多。这是一种高额的中间剥削。
  景芝素有“一眼五座庙，一步三孔桥，三山不见，九湾不显”之景观。寺院庙宇可真不少，较大的有铁佛寺、龙岩寺、延寿寺、三公庙、菩提庵、观音堂、黄坛、青坛、马店庙、鲁班庙、关帝庙等。关帝庙里供的是关羽，又尊之为“武财神”，商家、酒家一向他求财贝，二请他保平安，想一举两得，所以平时庙里拜，过年时家里供。雄伟的铁佛寺底层大殿里，供的就是关羽巨大的“金身”。特别是传说关公显圣巡城吓退“长毛”以后，镇上大修关帝庙，街头巷口也凿壁成龛，关羽塑像危坐其中。大小关羽庙总共40座有余，为别处所少见。宏伟壮丽的玉皇阁是该镇最有代表性的景点。位于景芝北门口，殿阁建在大门洞之上，高20多米。连同旁边的殿堂跨院，总面积约10市亩。南面有石阶二三十级，两边有护梯铁栏杆。整个阁楼全是砖木结构的建筑。重修时“玉皇阁”三字，为清末民初潍坊一代文化名人陈蜚声所书。阁内的塑像和人物壁画，栩栩如生。每年的农历正月初九是香火盛会，祭奠烧香的人络绎不绝，还年年从东北来香客。所放鞭炮一条就有20万头，长达数丈，盘卷起来，其粗如桶，一连响半天，震耳欲聋。
  后面说一说旧镇的一个畸形的产儿——“光腚猴”。清末，镇中心地带的大湾崖上，有两大赌棚，雅名为南北“学屋”。地面铺草垫席，挂着小油灯照明，赌徒满棚，昼夜不停。那些赌徒和无业游民输净了钱，打不起饥荒（无力还债），就被赌局剥光了衣裳。虽不是一丝不挂，但浑身上下仅留一件破上衣或一条破裤子。他们夜间给赌局当“剔灯棒”，白天就上市，多被烧锅场子雇去推磨——今天你穿我的上衣，明天我穿你的下衣，轮流出去。赌棚中未上市的伙伴，就只得完全赤身露体了，所以人称“光腚猴”。他们无衣无被，只有一块破麻袋片子遮身，外出解手时，就轮流披在身上。这些人饿死、冻死，尸横街头，称为“路倒”。因为镇中间有县界，有时官府的人来验尸，将尸体三翻两翻，翻出县界，一走了之。如果死在或被翻到高密县地界里，则不大要紧，因为大湾崖的地权，属清初名臣李裀的后人，他们家享有挂“无事牌”的特权（本来是皇帝对李裀的祖父李懋桂说，在家乡置点田产“无事”，叫他放心），即使出了人命，也不会有什么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