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89年，卫生部组织赴坦桑尼亚医疗队，我能以外科专家的身份出国援外，甚感幸运。我们驻木索玛市的专家，组成一个小组，成员有：组长胡庚明（山东省立医院内科主任），副组长，即笔者（安丘人民医院外科主治医师），组员刘香环（济宁市立医院妇科主任）、王德君（潍坊医学院副教授、五官科主任）、尹玉卿（泰安地区医院麻醉科主任）、王乃奇（临沂医学院副教授）、王忠利（省立医院影像科主任），全组共7人，我是最年轻的一个。在培训中，国家外交部、卫生部和山东省政府、卫生厅各级领导千叮咛万嘱咐：“你们代表的不仅是外科专家，而且是代表着中国的12亿人民。”年轻人就意味着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工作在前，休息在后，我感到责任重大，同时也感到豪迈而自信。同年9月10日，医疗队乘波音747飞机，飞往非洲，飞抵坦桑尼亚需20多个小时，中间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印度、埃塞俄比亚、乌干达等国家停机加油。停留期间，我们到这些国家的首都进行了短暂的游览，领略了异国风光。到达坦国首都达累斯萨拉姆时，已是非洲时间下午3点，坦桑尼亚卫生部、外交部及中国驻坦大使馆的官员已等候多时，我们下了飞机，受到他们热情的欢迎和接待。在那里住了三天，我们又乘坦桑尼亚国内航班飞往我们将要在那里工作的城市木索玛市。
  该市是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的故乡。1962年，周恩来总理第一次访问坦国时，从达累斯萨拉姆乘飞机飞往这个城市，又乘吉普车到达总统居住过的普天马镇，拜访了总统及其亲属，瞻仰了总统的故居。27年后的1989年10月，我们又踏上了周总理走过的路，瞻仰了周总理瞻仰过的总统故居，会见了周总理会见过的总统，并同总统的全家合影留念。
  在坦桑尼亚的国土上，到处能见到中国轿车在奔驰，其中北京吉普车最多。城镇的商店里，都有中国产品，中国名牌自行车遍地皆是。我们在坦桑尼亚的国际都市阿鲁沙，还见到多家挂着“中国餐馆”大牌子的饭店。我们走进餐馆，服务员一下子就认出我们是中国人，围上来热情地呼喊着：“欢迎中国人，欢迎中国人！”坦国人民特别熟悉中国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并高度评价中国领导人的丰功伟绩和卓越才能。
  坦桑尼亚人喜欢看中国的“武打”影视片，凡有放像机的家庭，有三分之一的录像带是产自中国大陆、台湾或香港。有一家得到新的武打录像带，总要争相传看，有些家庭为了早一点看到，不惜高价购买。他们对中国的武打功夫十分钦佩。
  这个国家地广人稀，支持多生孩子，未结婚先生孩子，已成为青年男女的常事。法律规定：未婚男女生的孩子交女方的母亲抚养，男方拿抚养费。因此那些闺女多的母亲，会为女儿们带着成群的“未婚先出生”的孩子。
  这里有钱人很重视化妆，女人早上起床后，至少要有30分钟的化妆时间。他们的化妆品都很贵重，多是法国进口的，用量也大，擦抹要遍及全身，香水更是随时洒用。她们出门总是随处飘香，人未到香味先到。社会贫富悬殊，富人有妻妾两三个，豪华轿车三、五辆，冰柜、冰箱十几部。而穷人却吃不上饭，穿不上衣，娶不上老婆，沿街乞讨。农民生活很苦，不少人还是“穿衣一块布，吃饭一棵树”。就是热带人披着一块布当衣服穿，常年吃树上的果子充饥。由于贫富悬殊，导致社会不安定，抢劫、盗窃时有发生。
  在异国他乡，要迅速适应环境，交流思想，首先要掌握语言这一工具。我们平日不带翻译人员，要同外国人对话，英语不过关，无法开展工作。出国前，我虽能写译一般英语文章，但真正听外国人说英语，却很少听懂几句。没法子，我只好边工作边学习，压缩休息时间，见缝插针地学习、强记英语单词、短句，找机会与外国人会话。三个月后基本上度过了英语口语关，可以同外国人对话了。随后我又攻读斯瓦西里语（非洲人的民间语言），苦学半年多，就可以用这两种语言看病、查房、做手术，进行社会交流和学术交流了。
  以专家名义出国，经常同外国的高层人物交往。在坦桑尼亚两年，我为该国的省厅级以上官员治病80余人次，为总统的母亲看病两次。由于工作需要，经常与20多个国家的驻坦人员交往，这些国家有美国、法国、日本、加拿大、意大利、苏联、瑞典、荷兰、芬兰、瑞士、印度、巴基斯坦、朝鲜、菲律宾、索马里、乌干达、阿联酋、埃塞俄比亚、肯尼亚、澳大利亚、布隆迪等，另外台湾等地区的人员，我们也和他们打过交道。通过一起工作、宴会、跳舞、集会、旅游，了解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风土人情礼貌仪式、家庭生活和经济状况，开拓了我们的胸怀和眼界，提高了外交处事能力。
  通过与西方国家医学专家的接触，我看到了他们的长处：工作效率高，技术精益求精。我国外科大夫每天能完成两个前列腺切除手术，而美国的外科大夫每天能完成四五个，且操作细致，术后效果好。他们的长处，对我这个从事15年外科工作的大夫，是十分有力的启迪和鞭策。我从中学习他们的经验，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
  资本主义制度也给西方医学专家带来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一味追求成功，不敢向“高、深、难”手术迈步，原因是若有一例手术失败，术者会被解雇。社会主义制度则给我们医务人员铺平了工作的道路，在医疗工作中，敢于闯入险区，更好地救死扶伤。
  1990年3月的一天，深夜3点左右，我们专家公寓内一片寂静，我也正做着甜蜜的梦，突然一声汽车长鸣，划破了寂静的夜空。黑人司机敲着我的门，高喊着：“sengeon，sengeon（外科专家）！快到医院救人。”我从朦胧中爬起来，穿上工作服，跟着司机上了车，到了医院。在手术室旁边的抢救间，见到一位生命垂危的病人躺在床上，肚子上有一条30厘米长的血口子，肠子露在外面，胸膛上还有一把刀子，直插心肺处，刀柄露在外面。原来这伤号是因为与别人拼杀，造成的胸腹联合伤，必须立即做开胸开腹手术治疗。但这家医院没有开胸的手术器械和麻醉设备，也没做过开胸手术。按常规，病人必须乘飞机转入千里以外的胸科医院，可是病人随时都可能停止呼吸，手术要分秒必争。别说转入千里外的医院，就是再搬动一里路都会招致死亡。此时此刻，我深深感到责任重大，当时想：受伤者家属把我请来，这是对我极大的信任，如果伤号在我面前死了，会使他们失望，也直接影响到中国医疗队的声誉。从人道主义考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病人死去。于是我下决心就地手术治疗，向医疗险区冲刺。
  我快速跑到医院药械库，搜到了几种勉强可以凑合着开胸的器械，尽快消毒，又和麻醉师商量，采用简易麻醉呼吸法，并鼓励麻醉师和我共同冒冒这个险。半小时后，在这极其简易的手术室内，开始了工作。一个中国麻醉专家和一个西方麻醉专家，负责麻醉。我作为手术者和一位坦方外科医生，共同打开病人的胸膛。当取出那接近40厘米的刀子时，发现刀子己刺破了伤号的心包、胸膜和胸腔内的血管。我快速敏捷地修补了上述几个伤处，关闭了胸腔，然后开腹补大肠、小肠。约经3个小时，手术成功了，病人顺利地从手术室回到病房，又经几天的治疗，病人痊愈出院。病人及其家属欣喜若狂，奔走相告，一时“中国外科专家真了不起”的呼喊声，传遍了这座小城镇。病人出院回家完全康复后，带着现金及金首饰，到我们的住所赠送、道谢，被我们婉言谢绝了。另外，我还遇到这样一例病人：患者男性，25岁，患“疟疾性热带脾大综合症”，十多年多次到坦桑尼亚大医院住院治疗，病情逐渐加重。三年来已经完全丧失劳动能力，近两周不能进食，靠喝水和血管输液度日。曾去美国在坦桑尼亚开办的一家大医院诊治，美国专家认为是“不治之症”，推出了大门。我接诊这个病人，并决定为他手术治疗时，两位西方医学专家劝我：“该病属手术禁忌症，术中或术后必定死亡。”但我还是毅然决然地打开了病人的腹腔，成功地为病人切除了一个10.9公斤重的巨大感染性脾和囊肿。术后病人痊愈出院，很快恢复了体力劳动，以后娶了媳妇，生了孩子。西方专家得知此事，称赞这是开辟了一条“手术治疗疟疾性热带脾大综合症”的新途径。坦桑尼亚新闻记者采访了我，并在坦国政府机关报《每日新闻报》上，以《中国专家做罕见手术》为标题，报道和赞扬了中国专家的精湛医术，还刊登了我同助手及病人合影的巨幅照片，轰动了坦桑尼亚医学界。国内《援外通讯报》、《健康报》及《潍坊日报》也报道了这一消息。《潍坊日报》的题目是《我市援外专家在坦桑尼亚显神术》，赞扬此手术的成功，为我们国家争了光。
  两年期间，国内外报纸四次报道了我的国外工作，其中由我主笔写的两篇文章，发表于《援外通讯》，一篇医学论文，被《援外专家论文汇编》刊用。回国前，坦桑尼亚国家卫生部长萨隆基代表国家卫生部，亲自签署并颁发给我《荣誉证书》。我曾两次受到坦桑尼亚第一任总统、党中央主席尼雷尔的接见，还分别受到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康瓦瓦及卫生部长萨隆基的接见。
  回国前夕，坦国政府要员及一些大公司经理，多次邀请我继续留国外工作，待遇从优。还有几位瑞典、澳大利亚的驻坦专家，也答应为我办理去他们国家的全部出国手续。但我思念我们的祖国，思念生我养我的安丘大地，思念培育我成才的党和人民，我婉词谢绝了他们的邀请，于1991年10月10日，乘波音747飞机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