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二十五年弹指一挥间。岁月流逝，往事犹新。
  1967年11月上旬，坦桑尼亚卫生访华代表团，在我国访问期间，同我国政府签订了派医疗队赴坦工作的协议。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由山东省派出中国援坦医疗队，并指示对所援助国的医疗工作、培训人才工作、援助医药器械，各方面要像帮助渡河那样，直到帮着架起桥梁为止。
  遵照党中央关于发展我国同第三世界国家医疗卫生合作的指示精神，我于1971年4月至1973年7月，荣幸地参加了山东省第二批援坦医疗队。
  （一）
  1936年我出生在山东省安丘市刘家尧镇王家坟庄一个贫农家庭里，3岁那年，随父母逃荒去潍县，靠父亲拉洋车、母亲洗衣服糊口，饥寒煎熬的岁月，在我6岁时病魔夺走了母亲的生命。1948年，潍县解放了，父亲、祖母带着我返回故乡安丘。是共产党把我这个逃荒的孩童培养成人民医生，并成为具有高级职称的眼科副主任医师，我从内心里感激党，决心报效祖国。
  1971年春节前，卫生局领导告诉我：“经上级考核批准，你为出国援坦医疗队的医生，准备一下，待命出国。”我回家一说，别人问题不大，78岁的祖母不让我去。因为我6岁就没娘，一直由祖母拉扯大，她怕年老多病，见不到我回来了。全家人一块做祖母的工作，讲坦桑尼亚是英国统治一百多年的殖民地，去帮助他们，是支援世界革命，是履行神圣的国际主义义务。咱够条件，有的人想去还办不到呢！最后终于打通了祖母的思想。
  （二）
  1971年2月10日，我接到出国通知，先到济南学习外语两个月。全队36人，队长是青岛市外事办公室项锡洲，队员有青岛山大医院内科副主任孙占新、妇科袁郁文，济南市妇幼保健院王淑娟，潍坊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刘清明，益都中心医院内科范明光、外科姜日读，临沂地区医院内科薛其莹、外科李科学，滨州地区医院内科主任王德宣，枣庄市刘树桥，菏泽地区史大宝、杨家书，济宁地区袁希顺，淄博市张店医院放射科杨文忠，平度市王德民，聊城地区医院刘世干、王会兰，安丘人民医院我和妇科张佩林。翻译人员有潍坊一中英语教师于长敏，曲阜师范学院张玉兰、黄爱功，青岛市外贸局荆裕达，北京外语学院两人。我们住在山东省第三招待所，学习英语，学习斯瓦西里语近两个月。4月8日，省委书记白如冰、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接见了我们，并给我们送行。杨司令说：“你们时刻想到有伟大的党、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军队在看着您，只能争光，不能丢丑。”
  4月10日，我们去了北京，卫生部安排我们住在北京饭店，学习外交政策和对出国人员的注意事项，量体制做出国服装，注射防疫针，参观游览首都名胜古迹……。4月27日上午，乘民航机离京前往广州。4月28日下午3时，乘坐国产“建华”轮离开黄埔港，以毛主席的白衣使者的身份，踏上了援坦的征程。海风吹拂着飞驰的客轮，呼呼作响，犹如林海呼啸的松涛，一望无际的海洋，天连着水，水连着天。头几天大家还兴致勃勃地在甲板上，观赏大海的雄姿和成群如雀的飞鱼。一周过后，多数人晕船了，躺在铺上不愿起来。尽管顿饭成席，鸡鱼肉虾，名菜佳肴，应有尽有，可是很少有人去吃。有的人一股劲地呕吐，胃液、胆汁、血丝都吐出来，还有的靠静脉输液维持身体。我虽呕吐不重，也是似睡非睡地躺在铺上，只吃点橘子、苹果，也不去用餐。大概在驶离祖国第六天，航船鸣笛示意，我们已到达赤道线，骄阳直射海水，又湿又闷。领导为了调节大家的情绪，放电影，组织歌舞晚会，举行乒乓球、棋类比赛，但也无济于事。从太平洋到印度洋，在海上连续航行了17个日日夜夜，总算盼到了终点，轮船上升起了坦桑尼亚国旗和万国旗条。我们看到了东非大陆，到达了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Dar.ES.Salaam）市。高楼大厦镶嵌在浓密翠绿的椰子林里，各式各色的轿车穿梭般的飞驰。前来迎接我们的有中国新任驻坦大使钟希东、医疗队的领导和坦国卫生部的官员。在这异国他乡见到了祖国亲人，倍觉亲切，一路的疲劳、眩晕和思乡情绪顿时消失。使馆安排我们住在中国军训团招待所，军训团是援坦项目的一个大单位，这里的领导是一位军级干部——海南岛的副司令员兼驻坦国使馆武官，这个单位的成员都是连级以上的军事干部，有9个军事专家小组，分别负责训练炮兵、步兵、坦克兵、装甲兵、通讯兵、防化兵等。对这些素不相识的中国人，一见如故，异常亲切，因为我们都是受祖国派遣，为着一个共同目标到这里来的。在坦桑尼亚首都，除到大使馆学习，了解坦国法律政策、风土人情、政府官员的情况外，还参观了我国帮助他们新建的“友谊纺织厂”。这里的机器全部是我们国产的，工程技术人员大部分是我国的。从纺纱、织布到印染、包装，一整套生产流水线，极其雄伟壮观。准备三年教会他们，然后交付使用。北京帮他们建的生物制品研究所和坦赞铁路医院，规模都很大。在这里整顿、参观、学习，几天后，便分赴各地工作了。
  我们6个人被分配到坦桑尼亚北部的“辛杨格”省医院，由王德宣任组长，组员有妇科王淑娟、外科刘世干、放射科杨文忠、翻译张玉兰、我干五官科。这里靠近铁路，火车单日向北行，双日向南行，不用搬道叉，不按点开车，沿路可停车买东西，火车绝不会对头相撞。
  （三）
  坦桑尼亚和北京时间相差6个小时，我们6点起床，在北京已是中午12点了。起床洗刷后活动一下，早饭后7点乘坦国配给医疗组的专车到医院。先检查我们分管的病房，查房换药做手术，开医嘱写病历，处理完了病房的工作，再到门诊看病人。医院专设了中国门诊，配有专职护士。他们早把卫生打扫干净，把诊疗器械整理好。尽管病人很多，组织安排得却很有秩序。就诊时我们一按诊桌上的小铃，第一个病人就进屋，诊疗完毕，再按小铃，另一个病人进来。医生是神圣的，不论开什么药，需做手术还是住院，病人从不讲价还嘴，非常安静地等候，从不拥挤吵闹。
  住院的病人分三类：老百姓的药费、住院费、饭费都免收；政府工作人员的药费不收，住院费、饭费自付；外籍人或商人的药费、住院费、饭费都要自付。
  有的病人就是距医院二三十英里，也是赤着脚，头顶所需用品来就诊。天晚了就到病房住下，没有床铺就躺在地上。翌晨查病房时叫谁走谁就走，不用算帐，也不用办什么手续，更没有人纠缠再住一天。在门诊看病，大部分用中国药，药片携带方便，疗效又好，深受欢迎。当地药房的药多半是水剂，病人看病自己带着瓶子，什么肤痛药水、头痛药水、退烧药水，携带很不方便。由于我们技术高、药品好、服务周到，所以门庭若市，到下班时总是看不完。午餐常常在诊室吃点糕点、水果，待下班回去再吃饭。不管是休息、吃饭、睡眠，如有急症，我们随时诊治。下班回到住所，得空在院子里种菜，黄瓜、辣椒、茄子、白菜、萝卜，应有尽有。这里没有冬天，四季都有菜，辣椒树长的辣椒可供采摘好几年。整土、浇水、施肥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乐趣。晚饭后听听广播，听听翻译读外文报纸，处理一下个人琐事，一躺下不知不觉就进入了梦乡。
  （四）
  在异国他乡别事还倒好说，外语水平低困难就大了。听不懂，看不懂，不会写，不会说，真是聋、哑、瞎都沾边。有时看病靠护士，和翻译人员先把土语译成斯瓦西里语，再译成英语，然后译成汉语告诉我们。我们写的中文病历，翻译人员还必须再译成英文，因为医官或其他国医生查房时要看病历。刚到坦桑尼亚时，翻译对当地口语也听不懂，有一次医官亲自乘车到我们住所，焦急地对翻译说了一番话。组长问：“什么事？”翻译说：“汽车碰到树上，叫我们去抢救伤员。”英语“train”是火车，“tree”是树，发音相似。我们到医院一看，院子、门诊、病房都住满了伤员，原来是火车和汽车相撞，不是汽车撞树，我们立即着手医治。坦国医生用碘酒一擦伤口就缝，病人疼得哭喊挣扎。我们细心操作，先用洗伤盐水清洗伤口，再注射麻药，然后缝合，病人一点不疼，缝得既快又好。病人翘着大姆指说：“中国医生手巧针快（锐利）。”都争先恐后地找我们做手术。
  这个医院的医生有印度、荷兰、英国的，还有坦桑尼亚的，我们相处得都很好。国外无小事，一切言行都要考虑到祖国的声誉。不能“大国沙文主义”，不能“干涉人家内政”，不能“强加于人”，这都是原则。刚到的头半年真是渡日如年，因为语言文字不通，工作、设备不熟，进进出出只有我们6个熟悉的面孔，后来便逐渐适应了。
  1971年8月的一天，辛阳格省警察司令拉姆木则（省内二号人物）由医官陪同到我们住处作客，说患“白内障”眼疾，首都医院和几个外国医生要给他做手术，他害怕拒绝了。他最信任中国医生，要我们给他做手术。我们开了两次会，专门研究此事，因为关系到中坦友谊和祖国威望。我到国外不到两个月，给这么大的官做手术，也很为难，就提出请临近的中国眼科医生来做手术。可是距我们最近的医疗组也有600公里，全组认真分析研究，还是决定由我主刀手术。大家研究了手术方案和手术方法，在无助手和局部麻醉的情况下施行手术。手术中我努力控制自己，镇静工作。由于司令平素血压高，增加了手术的难度，我心里有点紧张，身上也出汗，但还能冷静细致地操作，终于顺利完成了手术任务。家属、医官和护士们都向我握手致意。当时援坦卫生方针是：“面向上层，侧重中下层”。领导满意是关键，老百姓见到总统和官员都找中国医生治病，他们也就纷纷赶来。
  1971年10月22日，我们正在午休，一个中年妇女背着一个面色苍白、昏迷不醒十几岁的小孩来看眼疾，右眼眶处嵌着一个箭头。她说箭头拔出来危险很大，不拔又维持不了多久，实在难办。我同外科大夫刘世干仔细检查，详细研究了伤情，拟定了手术方案和应急措施。两人默契配合，协同动作，细致操作，终于把箭头安全取出来了。患儿得救，医护人员欢呼雀跃，奔走相告：中国医生了不起。患儿出院那天，他母亲用头顶着一筐芒果送来。一进门单腿跪地，用手抚摸着我的脚，用斯瓦西里语说：“喜克毛！”“其那。”一个护士说，这是穆斯林的大礼。那感人的情景，至今难以忘怀。
  （五）
  按照上级指示，医疗组除完成医院临床工作外，还要下乡巡回医疗。这是为了接触更多的百姓，了解民情，扩大影响。东非大地曾长期遭受殖民主义者的残酷压榨，贩卖黑奴，迫使百姓一家一户远距离分散独居。尼雷尔总统60年代末期发布公告：开展“乌家马”运动，把分散的农民集中起来。我们巡回医疗队成了促进“乌家马”的劲风。巡回医疗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当日往返，两人一组，每周轮流一次；另一种是两月一次，到医疗点去住上几天。
  9月的坦桑尼亚骄阳似火，热得出奇，鸟儿停飞，昆虫入洞，树叶打卷。炽光照得人们不敢睁眼，出门都得戴墨镜。一般要巡回到二三百公里外的缺医少药地区。这里没有宽阔的公路，多是简易小道，除了砂石峻岭，就是无边无际的草原和原始森林，路上很少见到行人，车行七八十公里，偶尔见到几户草房住家。羚羊、长颈鹿、大象、野牛到处可见，真是一处天然的动物园。通过森林时，有一段地区，司机叫我们把车窗关紧，严防“采采蝇”飞入车内。“采采蝇”是象牛虻样的昆虫，是传播嗜睡病的媒介，这种病我们国内没有，坦国有多处地区流行。得上这种病，开始低烧疲倦，随之瞌睡高烧，关节疼痛，肝脾肿大，颤抖昏迷，直至死亡。联合国卫生组织“睡眠病研究中心”就设在我们医疗组驻地的临近省——塔波拉省。我们巡回医疗组每到一地，当地官员和“乌家马”头人，都带领群众迎接，男女老少成群结队，人山人海，真像我国的山会。我们带着药品和器械，一下车就抓紧时间看病治病。不讲条件，不怕脏累，不管有多少人求治，都是精心细致，免费治疗，直到全部看完，方返回医院。当地官员和群众对我们衷心感激和欢迎。
  医疗组所在医院，我国都给配上二百毫安大X光机和二十立方消毒柜以及一系列现代化化验仪器，当时我们县级医院都还没用过。每季度国内运到每个医疗组50木箱药品。当时咱国内青霉素、链霉素还很紧张，每个医生一天发20支药牌，开方超过20支就不发药。而我们4个医生供给50木箱，用也用不完，多数都送给了坦国药房。每个医院都有周总理访问坦桑尼亚时，代表中国红十字会赠送的天津产大红毛毯。他们对周总理非常崇拜，有一种特好的、没有领子的礼服，命名为“周恩来”，如同我们的中山服。
  （六）
  坦桑尼亚地处东非，位于印度洋西岸，是四季常青的热带气候，一年只分雨、旱两季。我国寒冬腊月大雪纷飞的时候，他们那里正是阴雨连绵季节。雨后炽阳把大地晒得像刚揭锅的蒸笼，白茫茫热气腾腾，闷热潮湿，使人难熬，室内也经常是三十三四度。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很热，脸上的汗用手从一边赶向另一边，就会哗哗地向下淌。这里的蚊子特别大，也特别厉害，白天就咬人，夜间更是多得出奇，都是黑色疟蚊，传染的恶性疟疾，遍地流行，得上这种病，像脑膜炎样昏迷。我们有的同志得上此病，回国多年还出现疟疾症状。这里毒蛇也特别多，有一种，体短头大，栖居在树草间，见到人就把腮鼓成球形，呼呼地喷出毒汁和毒气。喷到人身上就会引起血管渗透性增加，血浆外溢，继而出现水肿、组织坏死和腐烂；如果喷到眼里，就会导致失明。另一种毒蛇，人被咬后就会中毒身亡。我们抢救的办法，是用季德胜蛇药片口服和外敷，最快的急救办法是割开伤口冲洗、输液、放血、注射抗毒蛇血清。这里的蚂蚁山也远近驰名，距蚂蚁窝200米，就能听到爬行声和嘶叫声，路上经常看到一尺多宽的、长长的蚂蚁队，像一条黑带子。不同族蚁群咬仗，蚁尸成堆成垅。搬动的土和排泄物粘合成的土堆像丘堡。一夜间可把家养的小兔和鸡全部咬死。人有时误踏到蚁群上，瞬时便爬满腿脚，死咬不放，强用力撕下，身首分离也不松口，真是吓人。平日政治生活单调，文艺生活贫乏，看不到电影和电视，每天只能定时收听半小时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东非的广播，错过时间就啥也听不到了。《人民日报》半月送来一次，一遍又一遍反复阅读。对出国人员规定不能进入外国的一切娱乐场所，所以很少到街上逛逛。
  古语说：“在家样样好，出门事事难。”到这两万里外的异国他乡那就更难了。家信，一月收发一次，需经中国外交部转坦桑尼亚大使馆，再转医疗组。如错过信使起飞时间，需两三个月才能看到家信。就在我出国的第一年，祖母去世，父亲食道癌做了大手术。每当坦国人民欢呼雀跃载歌载舞庆祝他们的节日，和遇到中国的中秋节、春节的时候，就会激起我们思乡之情，真体会到了“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滋味。
  在援担医疗队工作几百个日日夜夜里，有荣誉有欢笑，也有悲和泪。1973年2月12日，我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上盖着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党委的印章，这使我终生难忘。
  两国领导人亲手培育的中坦友谊之花，正在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