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田中玉督鲁内幕
  田中玉，字蕴山，河北抚宁人。中日甲午战争后，袁世凯练兵小站，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陆建章、徐世昌等为袁之得力助手。当时，田是段的直属部下，但他却与王士珍比较接近。后当王任袁政府陆军总长时，田任次长。辛亥革命时期，他在山东担任兖州镇总兵；在调充鲁督之前，任察哈尔都统。田在北洋军阀上层中，向无有力靠山。他从1919年12月当上山东督军，直到1924年10月才因“孙美瑶劫车案”被迫免职离鲁，在山东将近五年。军阀统治山东，除韩复榘外，以田中玉为最久，在这期间，先是皖系当权，继而直系上台，最后直系失败；其间发生过直皖战争和两次直奉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开始于1924年9月田氏离鲁之前），在南方还有苏浙战争。一个没有得力靠山的人，自己又没有多少军队，竟能在这样一个权势争夺剧烈的时代，不但当上了山东督军，而且还能维持五年之久，是少有的。
  1919年冬，张树元被省议会弹劾去职，田中玉以国务总理靳云鹏保荐被任命为山东督军。那时候徐世昌虽是总统，但段祺瑞以边防督办名义，掌握政府大权。田靳之间没有什么深远的渊源。靳虽为国务总理，并兼任边防督办公署的训练处长，实际上仍须听命于段。田之督鲁，当然得到段的同意，因为任命封疆大吏，靳氏不能不向段商请。靳没有保举段氏嫡系人物督鲁，而推荐了田中玉，原是别有用心的。靳原想叫田先当督军，再兼省长，然后把省长让给其济宁同乡又是心腹的潘复。潘曾任鲁省署实业司司长，当时还没有当省长的意图。后来潘到北京搞水利总裁未成，借靳氏力量当了财政次长，靳想抓山东地盘，使用潘复是当然的事。如果这着棋下成功，则田掌握军事，潘掌握政权，山东便完全为靳氏所控制了。
  田来到山东的时候，省长屈映光还在任上，屈与马良勾结得很紧，想着军政齐抓。就实力来说，马良是四十七旅旅长，又是边防军第二师师长，另兼济南镇守使和济南卫戍司令，力量比田大，又是段氏嫡系。田在山东，只有胡聘三一旅（胡也是田的参谋长）。至于第五师师长郑士琦，也是皖系。而身任省长的屈映光，更是安福健将，素以阴谋家著称，曾担任过浙江巡按使。云南起义，各省响应，屈在浙江也玩假独立的阴谋，并密电袁世凯表示事非得已。讵料袁氏竟申令嘉奖，屈氏两面手法暴露，被浙人赶下了台，屈当省长的任命发表之后，张树元颇怀畏惧，曾派人向我示意拒屈留沈（沈铭昌）。当时我们认为为时已晚，且王（鸿一）派既已加入安福系的路矿维持会，亦必出而反对，不如静观其后为佳，乃婉词拒绝。后田中玉来鲁，在屈、马合流夹攻之下，不免栗栗自危。第二次直皖战争发生，马良以边防军第二师率军到桑园一带与直系交锋，对济南不放心，隔几天即回济一次，有一次回济后，晚间在督军署门前架上机关枪，腰间带剑，气势汹汹的去见田中玉。次日我去见田，他谈起来，犹有余悸。外间轰传马良唱了一出“逼宫”。皖系失败，田中玉派胡聘三的一旅和第五师在禹城一带截堵马良不许回济，后来马良撤职，军队解散，屈映光也被省议会弹劾去职，田氏才解除了“安福”之惧。屈免职后，齐耀珊继任，不到两个月也走了，于是田又兼代了省长，掌握了山东军政大权。
  直系当政之后，吴佩孚本来想拿山东，也准备下了督军和省长的人选。他派他的一个师长潘鸿钧，驻扎济宁，作为提升督军的张本。熊炳琦长鲁，又发表吴氏秘书长郭谅忱为济南道尹，作为提升省长的先声。这在当时已成公开的秘密。田氏不安于位，可以想见。但是郭的道尹发表已久，却始终没有到任，后来病死了。潘鸿钧家庭发生丑事，他的女儿、姨太太与其侄子和马弁通奸，被其发觉，一怒枪决了七个人，这事曾轰传一时。事刚发生，田中玉乘机约我到他那里吃饭，座上只有我们两人。他喜形于色地问我，“张议长，有件新闻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他说，“潘鸿钧把女儿、姨太太和侄子护兵都打死了，一共七口。他昨天还到这里来过，若无其事者然。”我问他怎么办，他说，“我已经给他揭了（“揭”指打电报揭发）。”当时京津沪各报都纷纷刊登潘鸿钧神经病猝发，枪杀全家的消息。这纯系表面文章，大概是当局授意这样登的。吴佩孚头脑很旧，讲封建道德，潘家的丑闻既已传布，叫潘督鲁的意图，也随之打消，因而田氏的督军也就保留下来了。靳云鹏保荐的督军没出问题，但是想抓的省长却未拿到。直系上台，靳仍任总理，但因吴佩孚反对潘复，靳在山东布下的田中玉这一着祺却始终未起靳氏所希望的那种作用。
  （二）山东省议会和田中玉的斗争
  1.斗争的起因
  田中玉为人极贪，但是顾忌很多，有点“小尖钻、大不敢”。他来山东的时候，原在察哈尔的周建龙（见拙著“我充任山东省咨议局议员的回忆”一文，《山东省志资料》一九六一年第一期）也随同来鲁，担任政务厅长（后来出任东临道道尹）。周曾对我说，田在都统任上，连公署里用的面粉都亲自过秤，当时因无电灯，特立了标准油灯照数发油，可说细得滴水不漏。当了鲁督之后，督署卫队、马号、军乐队等项每年的二十六万元经费，他吃一半；督署外交秘书陈纪云（命官），兼上了省署秘书，只给一份薪；督署秘书长王卓青，兼任省署秘书长后，也只给一份薪；后来王又兼上泺口厘金局长，另有收入，便连这一份薪也不给了。在那个时代，兼职兼薪是“常规”，而田氏克扣幕僚薪金在于自肥。我曾到北京参加过联省自治会议，湖北代表对我说，“你们山东的王占元在湖北连扫街夫的钱都吃到了”。田、王两人，细大不捐，堪称无独有偶。
  张树元贪污一案，靳云鹏批交后任彻查，但田氏来鲁之后，并未认真办理，轻描淡写的放过去了，他们是一丘之貉，自然官官相维。张因克扣军饷，吃空名，被省议会弹劾去职，田来之后想要捞钱，但有张树元前车之鉴，就不敢重蹈复辙，而另谋生财之道。他兼省长不久，便想出了加赋一年，裁兵一半的花招，意在借此分肥，大小官各有其分，自己当然拿最大的。当日山东全省田赋共计四百万两之谱，每两作洋两元，再加上盐税、地方附加税、上下两忙等共需三千多万元，是山东人民的沉重负担。说到军队空额，我们知道得相当清楚，督军公署里几位熟人，还有财政厅科长朱仲濂，时常把军队空额情形告诉我们。第五师素称足额，实际不过六成，其余各部，还不到四成。去掉空额，不用再裁就只剩半数，绝对不用加赋作为裁兵经费，所谓裁兵一半是骗人的。张是吃空名，田是裁兵额，作法各有不同，目的却无二致。
  要加田赋，就得省议会通过，才能见诸实施。因此，在加赋裁兵议案提出之前，田氏便多方运动、酝酿，希望一举成功。他也对我极力拉拢，并算帐给我听。我当时不肯明揭，只说山东在清末以来就没加过田赋，怕加出问题来。他一心发财，自然听不进去，还是把加赋裁兵案提出来了。省议会开会的那天，我主张用无记名投票法把该案提付表决，表决结果，大家一致反对，无一人投赞成果，该案遂被否决。谁也知道，通过这样的议案对地方交代不下去，因而行动一致。田见议会竟有否决大权，对他极为不利，于是千方百计企图包办议会作为他的御用工具，从而引起了议会对田的长时间的矛盾和斗争。
  2.三届议会改选前地方党派概况
  田中玉图谋包办议会，于是双管齐下，一方面分化议员，一方面操纵选举。这就牵及与议员、选举密切相关的地方党派，因而在这里把三届议会改选前的党派概况来谈一谈。
  民五张怀芝兼政，省议会复活。经过袁氏帝制，共过患难的国民、进步两党议员，见了面颇为亲热，往时意见，暂被搁置一边。安茂寅拉拢我和王鸿一两人组织地方政治讨论会，两党议员及成员大多数加入。至第二届议会选举时，两党在地方各有地盘，竞争剧烈，故讨论会遂分裂为两个主要派别，一派以我为首，另一派以王鸿一为首，外边称为张派和王派。但经此次结合，彼此了解，声气互通，有时仍能合作。共同倒田，实以此为基础。二届省议会张派的组织是议员公寓，王派是议员俱乐部。张树元撤职后，被人叫作“武定团”的议员同志社和标榜中立的衷社，皆已销声匿迹。田中玉来鲁之初，地方党派仍是以议员公寓和议员俱乐部为主流的两大派。两派势均力敌的情况，仍然和以往相同，因而一有争执，往往相持不下，难以解决。对事之争，有时转为对人，意气用事，乃为常事。
  意气用事一个明显的例子发生在屈映光担任省长的时期。那时候省立第一中学发生了学潮，校长赵同源（字星海，历城人）辞职。王鸿一为了平息风潮，向屈映光自告奋勇，出任该校校长。王是议会副议长，依法不能兼任校长，王事前并未和他本派议员商量，就提出辞职书。那次议会开会，我没到会，张派议员则志在去王而后快，坚持提付表决，王派则坚决反对，两下人数相当，闹得不可开交，辞职书遂暂时搁起。下次议会又开会，我怕王鸿一辞职之后，王派群龙无首，无法掌握，势必闹得一事无成，甚至变得更糟，也就提出辞职，才把我派议员压下去了。接着王亦辞去校长，回到议会，一场风波始告平息。事过之后，我派议员开了一次会，多数说我不该辞职，以致打散了他们倒王的计划，坐失千载难逢的良机，并且质问我是不是有神经病。我说，我没有神经病，但是有我自己的想法，不能只为我们的团体，也还得为本省；我的看法不和大家一样，当时劝大家也不听，所以才提出辞职，想把事情平息下去；真正闹起来，此案也未必就能通过，即使能以通过，对山东对议会本身，都没有好处。大家听罢，觉得无话可说，也就算了。
  两派尽管在议会里互相抵制，经常对立，但是双方的成员，却非人人皆为其党。安茂寅是国民党员，有时也为了个人利益帮进步党的忙。夏溥斋是进步党负责人之一，却经常帮王鸿一的忙，对于王派的影响很大。安对张怀芝、张树元有“智囊”之称，而夏对山东政局所起的作用亦非寻常可比。连我自己也不是全为自己的一派打算，我向孙发绪推荐的省署教育科主任鞠思敏，原是国民党成员。由鞠思敏，想到了于丹绂。这里顺便把发生在田中玉督鲁时期与于丹绂和山东教育界有关的一件事讲一讲。
  鞠思敏出任教育主任之前，是山东高等师范和省立第一狮范的校长。他离职后，由于丹绂继任校长。于是中立派，对国民、进步两党都拉关系。田中玉来鲁后，于因一师（那时候山东高师已结束）学生闹风潮辞职。东鲁中学收归省有之后，于氏担任了校长。
  东鲁中学原是日本人丰田孤寒所办。这个日本人前清末年就来到了山东，担任过师范学堂教习，该校后来改称山东优级师范学堂，亦即山东高等师范的前身。丰田在鲁教育界很久，对山东教育界很熟。收回东鲁中学，用款十五万元左右（可能是十五万两，已记不清），是由则政厅拨出盐务存款来支付的。这是前清同光时代存下来的一笔钱，知道的人很少。用公款收回东鲁中学，大概是靳云鹏、潘复等授意田中玉办的，济南方面有什么人从中支持，事秘莫晓。不过财政厅所拨十五万盐款，并未敷用，这便给丰田保留下了过问校务之权。东鲁收回后，于丹绂任校长，而丰田则任该校董事长，形同太上校长。从日本人手里收回教育权，这是对的、应该的，但是作法不周密，不慎重，竟使丰田仍得操纵校务，铸成大错。原来丰田是个日本特务，抗战开始，他在山东大肆活动，极力拉拢教育界人下水，其中以王派为最多，而朱桂山等重要人物跟了下去。鞠思敏为教育界耆宿，丰田极力拉拢，鞠氏坚决不出，干一向惟鞠的马首是瞻，亦坚决不肯干，丰田竟无如之何，是值得赞扬的。
  上述种种，可以说明两派成员之间，关系微妙，内中情形多非局外人所能道，即在同派之中，有时亦非躬与其事者说不清楚。而两派成员分子复杂，时分时合，就更增加了相互关系的多样性。但只是成员个人之间的关系如此，作为党派而论，则主流仍然只有两大派。至田中玉着手分化两派，才出现了新的派系，活动情形也愈加复杂了。
  3.党派分化与反田斗争
  田中玉自加赋裁兵案被议会否决后，就着手进行收买议员，成立御用机关，准备议长人选，操纵三届议会复选，以搞垮议会中的反对派，达到包办议会的目的。
  在御用团体尚未成立，三届议会初选以前，万光炜、国进修等即为田所拉拢，在王鸿一之议员俱乐部中暗肆活动，王看出这一点，很怕团体被田中玉拉垮，乃亲自找我谈话，表示愿意合作共同反田。他对我说，“我们别再碰火车头了，应当合作。”我说，“车多不碍路，各走各的，方向不同，哪能碰车呢。”他说，“他们对你没办法，你不想升官，也不想发财。”我劝他说，“你不要借篙撑船，借腿搓麻线；如果人家一抽腿，你就倒了。我认为你走的路是不通的，当然我走的路也未必通。”王接着说：“你也未免过于新了。”待了一会他就走了。隔了不些日子，他又约张子衡来见我，商量叫张拿出十万八万来竞选议长，由王和我作副议长。他说，若在初选以前下手，他估计自己有四十张票，设若你能有三十多张，再加上子衡能拉到济南地区的票，便能占绝对多数，此事已当场决定。但后来张子衡又抽了腿，不肯出钱，因伊去了一趟北京，靳、潘竭力拉拢他，他知道三届选举，靳、潘有意操纵，不肯出而与之对抗，后来接收三矿与日人合办鲁大公司，以矿权作股一半由山东银行担保，靳氏未出分文，当了董事长，张氏也得到好处，充任副董事长。人们说，张氏系资本家而兼官僚，信然。
  在选举议长的前夕，田中玉看到王鸿一仍在活动，就叫卫戍司令及曹州镇守使示意给他，说王氏在山东，田不能保他的险。王氏哭了一场到北京去了。我趁此把王鸿一离鲁后的活动交代一下：那时候冯玉祥是陆军检阅使，率部驻在北京南苑，王和冯拉上了关系。后来又和河北的米迪刚、河南的胡某在包头举办直鲁豫三省同乡会，商讨移民大西北问题。当时鲁西南贫民移垦五原一带的据说有两三千户之多。冯玉祥因范铭枢的关系，对王印象不错，王又向冯献策通过赵戴文撮合与阎锡山共同反蒋，因此又到了山西，方雨农、聂湘溪同去。我听聂湘溪说，阎锡山邀王住在晋祠名胜之区，很加优待。据方雨农说，王与阎系新交，阎为人又极小器，两下都很客气，王每次见阎，事前必与聂、方二人反复研究如何交谈，然后开口。王氏身体不好，病况加剧，后来就医于北京，在那里病故了。田中玉去王的主要原因是王素喜联络军人，甚至拉拢绿林，怕王借武力与之为敌，因而不惜采取恫吓手段把他弄走。至于王在社会上力量如何，在议会能否为选，还是次要的。
  田中玉拉走了一部王派议员，又把王鸿一逼走了，但是王派并未因此垮台，反而由于田氏压力，更加力量集中，坚定了反田的决心，继续进行斗争。
  田中玉对我派议员公寓，当然也目之为反对派，不能把他放过。对于王派，他采取“拉”的办法，拉出了万光炜等一部人。对于议员公寓，则运用“拆”的手段。在第三届议会议员选出之后，他利用我与安鹏东的矛盾，拆我的台。我与安的矛盾，在进步党成立之后不久便已发生。进步党山东支部成立之后，李莪卿任部长，夏溥斋和我，还有别人，分任副部长，但是党内最有力量的却是安鹏东。他为人豪爽，议论风生，对时事有与众不同的见解，因而在党内吸引住了一部分人。但是他个性很强，好为异同之辩，大家对他也都让一步。当时吸收的党员，多半是他介绍的，这些人只知找差事，抢位置，其中新人物很少。我很看不惯这种样子，就想多吸收一些新人物来充实党的组织，免得后继无人。我主张在育英中学里培养一批新生力量，作为党的预备军。但是对于这件事，安的看法却与我不同，因而我们中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种情况，就给田中玉拆散我们团体的阴谋，以可乘之机，安鹏东和与之接近的一部分议员和我分了家，将议员公寓改为同仁俱乐部，与政府合作，推杜尚为副议长候选人。第一、二届议会时期，杜不是议员，而是第三届选举当选，才与同仁俱乐部发生关系的。他是掖县人，出身地主兼资本家，能出资竞选，故有条件提名为副议长候选人。但杜尚当选为副议长，却非一蹴而就，其中有一段比较弯曲的经过。
  三届议会改选之前，王采廷为了共同反田和竞选，曾自出费用组织了一个平民社。该社成员大部是济南区的议员，也有少数其他地区的。王是进步党成员，但却领导着一部分议员自成一个小团体，师“武定团”故智，成立了平民社，想起举足轻重的作用。该社成立后，反田阵线，除去所谓张、王两派外，又增加了一派力量。三届议会改选后，三派曾分别提出议长、副议长候选人。平民社所提的副议长候选人就是王采廷。后来选举议长、副议长的时候，王自愿放弃，让给了杜尚，条件是共同反田。详细情形以后再谈。
  田中玉企图包办议会的种种手法，引起了地方党派的分化，但是他始终没能拉到或者拆出足够的议员为其效劳。就派系组织来说，真正为他摇旗呐喊的只有杜尚原先拥田，熊炳琦长鲁，成立议会也转到了反田方面来，这都可以说明田中玉在拆拉活动中遭到了失败。
  4.第三届省议会选举与反田斗争
  民元以后，与清末一样，各县选举均操于地方绅董、大族、地富、或办学人员之手。第一届选举，各地受国民、进步两党支配，仅于复选时预赁寓所，住在一起，以资联络，无所谓招待费。二届选举时，则风气渐坏。到了第三届议会改选，比起前两届来，更是每况愈下。有的县连选民名册都是临时造报的，事前没有调查，草草了事，因而名册姓名真假俱有，由于造报巧合而弄假成真的名字也有。投票的时候，也不再公布选民名单，只是由主持人临时找来几个能写字的，按照初选候选人姓名，分别写票，投入票匦，封送到县就算了。这种“选举”，连官样文章也不作了。
  省议会各派议员在各县各有自己的地盘，因此在初选的时候一般都能选出他们的候选人。例如曹州各属是王派议员的地盘，初选当选人都是清一色的王派，因而复选出来的议员也是王派清一色。一、二届选举，情形都是这样。又如肥城，这是进步党李和卿的地盘，但是县里有一个孙艺圃领导的小派别。该县举行第三届议会初选的时候，孙未分到选票，只当了他那个选区的监察员，他就叫他区内的选民非来亲自投票不可，结果一天投了几十张。因之申请初选监督，另行定期重投。这时竞选人举行谈判，商量条件，但是孙艺圃索票过多，谈判失败。虽鸣锣响鼓，招呼投票，仍然投票的很少。结果，孙监选的那一区没有选出人来。他抱定自己不能当选，也不能选别人的态度，结果只有“一破两不成”。
  复选情形，正如初选，亦复江河日下。买卖选举之风，各地盛行。复选候选人想要当选，就得出一定的代价，各县初选当选人每人五百元已是普通的数目。当时临朐县决定不出复选候选人，让出该县全部初选当选人的票，每票索价千元，宁可本县不出省议员，也要作这趟选举买卖。到了田中玉督鲁，第三届复选，更见变本加厉，每票最普通的千元。复选候选人想要当选，最少须得十九张票，按每票出价千元计，也得拿出两万元之谱。就是自己有基本票，用不着出招待费的，在这种情形之下，也不能不应酬点染一下。当选代价，动以万计，真正能出这笔代价的候选人并不多。当选之后，为了偿“债”，便要多方捞本。议员们于是回县包办行税，包揽词讼，走动法院，勾结县府，拉下面皮，无所不为。县知事一般怕本县省议员跟他捣乱，也往往迁就或勾结他们，共谋生财之道。这样便出现了立法、司法、行政三位一体，共同贪污的“大合唱”。
  在此情形之下，我自己不甘同流合污，本想乘机洁身引退。自加赋案否决后，田氏包办议会作为御用工具，已形迹显然。当时面临的问题须由我抉择：一、仍坚持反军阀立场，继续干下去；二、我一人退出，剩下的团体，另由人带领作为政府派。我是带性负气之人，也不肯对军阀低头让步，又加各方推挽，还是参加了竞选。
  田中玉要操纵三届议会选举，只能从复选插手。前已提及，两派议员在各县各有地盘，外人打不进去，无法插手，因此田氏只好放过初选，来操纵复选。那时候他已经兼任省长，政务厅长黄璞和财政厅长周衡峰，都是他的亲信，也都是外省人。另一亲信是督署参谋长胡聘三。田中玉通过亲信，指挥御用议员操纵选举，取缔王派，其中尤以黄、周两人反对王鸿一最力。田氏对此则佯为不知。曹州复选区是王派地盘，外人无能为力，田氏只好听其自由选举。王派投田的万光炜是曹州府人，田氏志在使万当选，多给万竞选费。选举结果，万光炜当选，但是其余十几个当选人仍都是王派，王氏本人是后补第一名。原准备如选举情况顺利，即使其党内议员辞职，王即补上参加竞选，曹州区复选斗争，田中玉并未胜利。
  田中玉对于其他复选区，都想凭借政府压力操纵选举。山东各复选区中，以兖州、青州两区情形最为突出。兖州选区是王派势力范围，王派的健将颜海洲（名承瀚）、李子善（名庆施）、李天倪、郝云生都是该选区复选候选人。青州复选区多是议员公寓的地盘，王派大将王乐平也是该区的候选人。田氏操纵选举，就决不放过这两个复选区，因而反田斗争也以这两个选区为最激烈。
  兖州、复选区选举之前，田中玉派去了他的御用议员张思纬。这位大律师，到底有神通，借官府势力，操纵把持，无所不为，竟指使人们架走了颜海洲、李子善、李天倪等初选当选人，形同土匪绑票，开空前未有的恶例，而且投票完毕，还偷换了票匦。结果颜与二李均未当选，王派只有郝云生为人和平，当选为议员。就兖州区来说，田中玉算是达到了排王的目的。如果不是张思纬使出这一些违法的罪恶手段，田中玉是没有“成功”希望的。
  青州复选，田中玉派去的是高剑泉。高是胶县人，胶县虽不属青州府，但复选却在青州区。田中玉在青州所属县里找不到御用工具，不得已才派了高剑泉，在青州复选区。田氏排斥的主要对象是我和王乐平。当时田氏另派青州府首县益都县长马福昌为该区复选监督，以其他各县县长为复选监察员。高剑泉便和这些县长们勾结起来，准备操纵选举。高凭借田氏支持，每票出价千元，从事贿选；并利用县长监督选举的权力，想叫初选当选人写谁，就得写谁。因此激起公愤，大家发动了省立第十中学的学生，和益都劝学所长李习五所办的几个讲习班的学生，作好准备，到投票的一天给他捣散。投票前夕，王乐平非常着急地去见我，问我怎么办。我说明天就给他捣散，叫他投不成。第二天，学生包围了投票处，把住大门，监视初选当选人。每来一个，学生就先问他有无初选当选证书，没有便不叫进去，结果未能投票。初选人的当选证书，都在复选候选人手里，到投票入场后，才给他们，所以他们拿不出当选证来，以凭入场。学生们同时也包围了高剑泉的住处，吓得高逾城而遁，撇下了一只提包，里边只有四张当选证，离他想弄到的二十张还差很多。青州一区复选未成，也就搁浅了。马福昌遂率领各县县长回了济南。我也回济去见田中玉，谈到当时选举情况，他却推作不知。我说，青州复选，每票招待费竟至千元之多，而且还是县长充监选人，叫写谁就得写谁，使候选人花钱落空，如何办得到；学生包围投票处乃是激于义愤，倘按合法手续进行选举，就决不会发生这种事。曹州和青州，同是复选区，办法不一样，这也太不公平。正谈着，公署承启处（传达）向田报告说，“王议长来见，已请在旁的屋内”，田吩咐把王请进来。王来到便说：“督军对兖州选区不兴这样干，不但倒匦换票，而且架走了初选当选人。”王即当面揭发，田就说：“当初在潘馨航处开会，你也在座，所商各事你都同意，这些事公制不得与闻。叫谢鸿焘当议长是你提出的，现在为什么你又反对他？”田把底子揭了，弄得王鸿一面红耳赤，下不来台，就此走了。我与田交涉仍在青州投票，自由选举，以候选人为监票员。田叫马福昌见我。某日下午，马与安丘县长邹允中到我家，说次日回青州。我因与田仍需交涉，未能同行，也没派人同往，或打电报回去。马等到青，因李习五等不晓内容，率领部分学生挡驾，马等只好返济。这由于我考虑不周，致弄成僵局，遂改在博山选举，但可以自由投票。在我与田交涉的一两日内，由于民智社从督署承启处知我交涉次数频繁，感到疑怪，派杨镇南来探询。当我把交涉经过和到博山选举的原因告诉杨，并说这是为了共同的利益，为了三派共同倒田，绝不是与田合作，鸿一当能谅解。王派始为释然。彼时复选尚未揭晓，议员公寓同人尚无定向，田素知我和吴佩孚的秘书长郭谅忱交谊甚好，因此田仍极力拉我，我也虚与委蛇，田对我们提出的要求也有“让步”之处。复选时王乐平知道田中玉意在刁难，遂知难而退，自动让出，不再竞选。高剑泉因无票，亦未竞选，就青州复选斗争而论，尽管王未当选，田亦未成功。
  纵观复选全局，反田斗争是胜利的。田虽费尽心机，操纵选举，弄得乌烟瘴气，但是并未取得多数议席，可借以包办议会作为御用工具。
  5.第三届省议会议长竞选与反田斗争
  1922年，青州选举改在博山举行后，迟延月余，各区议员，纷纷来省。田授意万光炜等成立天坛俱乐部，提出的议长候选人是谢鸿焘，副议长万光炜，并四出拉拢议员，因此王鸿一成立民智社、王采廷成立平民社，以相抵制。诚社也随即成立。在诚社成立之前，我和安鹏东分了家，把议员公寓部分议员拉出，在顺贡街成立诚社。安鹏东改组议员公寓为同仁俱乐部与政府合作，推杜尚为副议长候选人，在我和安鹏东还未显著分家以前，经李慎五的介绍，向宋传典的德昌洋行借得二万元，作为向部分议员点染之用。这一笔钱，实际上是宋传典为当议长所下的“定金”。
  这时离竞选不过一月左右，田出价收买议员，最高哄抬到三千元。要当选议长，就得出更多的代价，因而没有钱的人就不敢作候选人。竞选议长的条件已经不是“资望”，而是“资本”。谁最有钱，谁肯出钱，谁就最有希望当选。“天坛”既出高价收买，民智社、平民社都感到没有办法，诚社遂与民智社、平民社商定，拉宋传典出面竞选议长。但资产阶级利润第一，贪吝无比，这种特性，宋自不免。他是个“唯我主义”者，光想出小本，谋大利，凡事现钱不赊，东西不到手，不肯出代价。他竞选议长，原想小破大发，大家曾劝他把钱早日拿出，向议员点染，可以省一点，但他总是迟迟不肯放手。李习五曾对我说：“八字不见两撇，怎能叫宋多出钱。”时桌上适有茶碗，就说：“譬如买个茶碗，没有看货，怎能出钱。”我说：“买东西可以不见货不付款，但是对人不能这样，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要先收他们的心。”直到竞选的前几天，事已紧急，宋不得已，拿出大批的钱连夜四处拉拢，才把票额固定下来，占取了大多数。到了选举前一天，田中玉知道天坛派（包括安派一部分）不能取得多数，便滥用职权，派出了许多便衣军警，包围了议会，只允许中指系着白线作暗记的御用派议员入场，其余一概不准进去。在这样暴力压迫之下，反田各派——诚社、民智社、平民社的议员均到顺贡街诚社会齐（地距省议会甚近）。王采廷献策，要大家各持议员证书，列队前往。于是由我和王带领大家出发，那时便衣军警早已布满议会门外的空场，不让大家进门。王说：“我们是议员，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不让我们入场投票？”正巧一个王所熟识的警察分局长被王看见了，王说：“你也来了，这是干什么？”并乘机大呼，“闲人分开，我们走！”就由我们两人带头，各人手持证书，鱼贯而入。我和部分议员到议长办公室，其余各自到各屋里休息。这时便衣军警进入会场，御用议员捣毁票匦，使大家不能投票。御用议员高锡侯提着手杖，努气冲冲，到议长室里在人们面前叫骂，看到没人理他，又冲入秘书室打了秘书刘梅皋。当天投票未成，大家散了。后来听说，这是万光炜和几个军警头目会商，请示田中玉，指使军警头目和“天坛”议员干的。其时适放寒假，学生均已返里，不然诚社和民智社、号召学生来一个反包围，流血惨剧，怕是难免的。
  这次选举议长议员，既被军警包围，未能选成，因而停顿。所有反田派议员均不能回里，若听其自然，恐被政府派钻了空子，彼时王鸿一已出走，由我一人支撑，其间实一日未敢离开济南。在这以后，曾几次组织选举，都被御用议员捣散。有一次一个叫李象晋的御用议员竟用手杖打我，景伯言出来遮掩，也挨了打。事后我回寓吃饭，食量一如平时，熟人们对我说，“你也算心宽，居然没当一回事。”我说：“这是幕后有人指使，狗被主人公指使咬人，我们何必对狗生气呢。”那时候，御用议员每次捣散选举，都获得报酬，习以为常，后来就非拿钱不干，把捣乱当生意来做。议长选举就这样拖延下来，议会也就不能成立。田的参谋长胡聘三对我说：“你们别觉着议会了不起，开不成会倒好，免得跟督军捣乱。”后来听见有人说，万光炜等建议田中玉再来一次军警包围，田恐事闹大，与己不利，未敢采取这种办法，故只叫御用议员来捣乱、破坏。在这个时候，宋传典见我挨了打，以为选出议长无望，有些灰心，不肯再出钱，连在济议员的生活费也不肯出。议员津贴是这样的，诚社、民智社不少基本议员，用不着津贴，但有些议员既不能离省，须由基本议员和可靠成员陪同他们吃喝玩乐，所以一律有津贴。彼时诚社、民智社已大合家，此项津贴均由宋出，竞选期限延长，宋实觉心痛。报社用款，自然更不痛快，多由我自己设法。王静一等扬言，如果宋还不表示态度，他们便无条件的选我再当议长。宋一听急了，就使人问我。我说并无此意，只是希望快把答应给议员的津贴送给各议员。他也知道，再拖下去，即使有钱，人们也会一怒而不选他。这才掏了腰包，重新竞选。
  在这个时候，直皖战争爆发，不久皖系失败，熊炳琦调任山东省长，田中玉只管军事，不管政治，已不能过问议会事。熊主张成立议会，以改组行政机构，因此大家又活动起来。这时因兖州议员李天一等，对上次选举不合法，控告胜诉，原选举推翻，颜海洲、李子善、李天倪等重新当选，原当选的“天坛”议员，如高锡侯、张思纬等均落选了，“天坛”无形解散。平民社副议长候选人王采廷看到议长选举搁浅已久，内部又闹不团结，表示不愿竞选。如有人接手找回钱来，他即让出，在那时有一个“小三角”，由诚社的李润绅、民智社的赵树枋、平民社的王在福，再加上诚社成员王静一，在各派中串通声气，找点好处。他们见到王采廷无意竞选，便串联着推选杜尚竞选副议长，以便把平民社花的钱找回来，由安鹏东出面，三派协商，推选杜尚，条件是选举后共同倒田，并承担王采廷所出的竞选代价。杜是地主兼资本家，又是官迷，当然愿取得议长位置，至于反田与否，杜并没放在心上。民智社竞选的副议长原为郝云生，陈鸾书也想干，社内以郝在济日久，情况熟悉，遂以郝应选，须由团体拿出四万元，至熊炳琦长鲁，成立议会，始改为陈鸾书。因宋益都人，陈也是益都人，竞选费四万可以不拿，议长候选人仍由诚社提出了宋传典，这次选举顺利进行，宋当选议长，杜、陈当选副议长，仍然是田中玉失败。
  宋传典当选议长，前后出资十八万元。熊炳琦为了拉拢三派，在议长选出后，省公署从山东实业借款日人所让的利息中提出了十七万元，作为宋传典（连同陈鸾书在内）等补偿费。结果宋实花不过十二万元。杜尚本允承担王采廷因准备竞选而付出的代价，但他并未用着出款，也从借款利息中开支出去了（约计八万元）。我曾代表议员公寓签名借用山东烟酒公卖局二万元，这时也以此款余额归还了。这笔外债息金，给议会各派解决了竞选代价问题。
  宋当选议长后几个月，即脱离诚社，另组“中社”，班底甚小，成员为鍾绍武、李习五，均益都人，议员为李慎五、赵仲如、庄士一、孙鲁泉等五六人，赵仲如是矿商，博山人，始终帮宋的忙，但其当选为议员，我与有力，对我感情亦不坏。当张宗昌时代，宋推荐为县长，赵坚辞不干，宋弄钱的方法，亦不使赵知晓。杜尚也脱离同仁俱乐部，成立济社。因为羽翼已丰，不愿和我们在一起，而自立门户。宋为了与诚社分离，就造谣说我独断专行，且分款不均，不能为同人谋利益。实际上是怕诚社分肥，才借口组织“中社”，志在独得。对于这件事，我笑说“斥鴳抢榆”，非我所喜；“饿鸱吓鼠”，唯彼有之而已。宋传典已从外债息金里捞回本，乃进而变本加厉又发大财。凡是由他引荐而得到公职的人，都得拿钱酬劳，连他最亲信的人，也不例外。人们说宋六亲不认，并不过分。宋听说青岛花生米价高，就利用职权，向胶济路要来两个车皮，由济运青，获利倍蓰。并由“小三角”包青岛码头工人，由宋拿出押款。派上会计，办了一年，所得的钱，宋吃了七成。以第一届议会为例，每月办公费二千元，预备费二千元，除职工薪资及邮电杂用外，每月可剩三千元。宋自当议长至随张宗昌逃跑，计五六年之久，剩余之款无下落。其余我们不知道的尚多。当选举前夕，宋付出大宗支票，我将七千元零星支票带回家中，忘置何处。选出议长后，我向其索取前立二万元借据，并请其查对发出之款，有无错误，彼云无误。其实德昌支票均有存根，有七千元未兑，难道不知道？后托人收拾济寓，发现此款，时宋已死，团体已散，我在青生活尚可自了，不须再提，遂把支票烧了。
  宋传典自成一家后，对诚社、大东日报社，就不再接济。大东日报是民元共和党成立之后接办的报纸，直到1928年诚社解散才停刊的。
  宋当议长期间，省议会提出加薪案，未经讨论，即表决通过。当时新闻界对此颇有微词，曾在报上嘲讽。第一届的议员月薪五十元，二届增至八十元。一届议长月支二百元，副议长一百五十元。二届仍旧。到了三届，议员月薪加到一百六十元，议长三百元，副议长二百元，较前大增。议员们自然欢迎，但是未经讨论即行通过，在手续上说不下去。宋亲主会议，不俟讨论即付表决，当然受到新闻界指责。
  宋赴奉欢迎张宗昌来鲁后，张只许议会支薪，不得开会，并允宋、杜各推荐县长十人。当时诚社议员纷纷投宋，只剩十数人坚守诚社及大东日报社的旧摊子。宋不肯再出钱接济了，遂在张季骧任实业厅长时，以所属三矿政局发表诚社成员充任局长，加上原有在农林机构的成员，皆由张暗示接济，一直维持到张宗昌败逃为止。
  张宗昌败逃之后，省议会结束，地方党派解散。宋怕在山东有问题，跑到上海租界，后来死在那里了。
  我从张子衡、宋传典身上，认识到买办资产阶级是什么样的东西。张办理平市官钱局与安茂寅勾结，借日本人在山东收买制钱的机会，从中渔利，发了大财。宋传典也是借外国公司起家致富，两人皆为买办资产阶级。希望这样的人讲民族节气，讲义气，守信用，岂非与虎谋皮！
  当第三届议会成立以后，我曾和宋传典、陈鸾书、杜尚到北京见黎元洪，到保定见曹锟，请撤换田中玉，都没成功。后来我又到过一次保定见吴佩孚，提出潘复，吴说，“有我在，潘复到不了山东”，吴又说，“田中玉为人俭省，可给山东省下几个钱。”田中玉的地位就这样保留下来，直到一九二四年五月，临城劫车案发生，公使团出面抗议和威胁，北京政府才被迫把他革职留任，负责办理该案。他费尽心机收编了孙美瑶部，被架的外国人才被释放，他自己也在是年十月离开了山东。后来我们谈起这件事的时候，觉得大家连孙美瑶也不如。
  田中玉去职之前，曾在督署请客对花兴叹。大家颇以为怪。他说，花开得倒好，可惜不久就要落了。有人说，明年还会开。他说，再开就不是这个花了。事有凑巧，田氏不久去职，甲子春我写了落花诗四首，虽不是为田而作，内有句云，“再发已非旧，先开何蕴愁”。末首尾句云，“宁知零落后，还解向春开”。引来借此咏田，亦颇切合。我们和田的斗争，至此才算结束。
  近与邵次明先生谈到反田斗争，他说，鲁人志在去田，继任人选，大家想到靳云鹗。他那时是吴佩孚部师长，大家曾通过郭谅忱与靳联系，靳极为高兴。1924年，省议会曾组成代表团，赴京转保定到洛阳促成此事。当时代表共有六人，众议院议员袁某，省议员朱暗如等四人和邵次明等。他们先到北京，通过曹锟的秘书长王毓芝转介去保定见曹，曹又面嘱去洛阳见吴佩孚。车抵郑州，靳出而招待，并为介绍到洛阳晤吴之旅长杨清臣和秘书长郭谅忱。他们满以为吴对此不会反对，不意见吴之后，吴竟说，“用人政府自有主张，你们是山东人民，无权千涉政事。”他们败兴而返。刚到北京，就听说北京政府发表了郑士琦继田中玉督鲁，据说这是吴佩孚电京保荐才实现的（时靳当国务总理，发表郑士琦，可能与靳有关）。二次奉直战争，吴氏失败，郑以皖系声称保境安民，在德州、临城破坏津浦铁路，北拒吴而南拒孙（传芳）。后来靳去鹏投靠了蒋介石，也与吴氏敌对。吴氏此举，可谓自食其报。并附记于此。
  再谈谈王鸿和田中玉的关系。当熊炳琦发表山东省长时，我适在北京，曾去见孙丹林（因郭谅忱有病未到京），拟推荐几个人。孙说，我不去山东，可与随员王鸿谈谈。熊来鲁先接收青岛，王鸿充任总务长，我初和他见面，看样什么也不是。接收青岛完毕，熊回济南，当时政务厅未动，仍是黄朴，财政厅长周衡峰去职，熊委王鸿为财政厅长，在三届议会选举期间，他也经常跑来跑去。王与政务厅黄朴矛盾很大，经常叫嚷，要打黄朴，被田中玉叫去责备，并说你如打黄朴，我就打你，王说，“督军打我打的着。”事后了解，王的母亲系田的乳母，王随母在田家很久，年龄与田相差不多，常被田殴打，所以关系相当密切。王鸿是济宁人，当过军佐，听说是田中玉通过靳云鹏，转请吴佩孚保荐的。
  6.《劳动周刊》的创刊与停刊
  前曾提到进步党有些老气横秋，我认为需要注入新血液，但因种种关系，未能作到。议会反田派虽在复选和议长竞远中斗败了拥田派，但田氏地位并未因此动摇，加上当时军阀混战频仍，时局杌陧，就是再换一个督军、省长，仍然是一丘之貉。可见只从地方上着手，并不是一条出路。种种情形使我觉得苦闷异常。正在那个时候，共产党人在山东有了组织，活动起来。就通过王静一跟我们有了联系。他们想出刊物，同我商量，我就同意大东日报社出一份副刊，报头用斧子和锄头交叉。这就是“劳动周刊”。它点滴地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的状况。这是山东第一份公开介绍马列主义的报刊，当时曾引起人们的注意。诚社方面支持出版这个周刊的是王静一、张伯秋、刘民生、娄联五等，安鹏东在北京的时候多，有一次见面，曾对我说，“《劳动周刊》令人可怕”，尽管他的看法如此，他还是留了地步，并没有透露给“天坛”方面。
  《劳动周刊》主编是王翔千。他是诸城相州人，那时候在育英中学担任教师。他介绍第一中学工友王全（后改名王复元）当了大东日报印刷间工长。当时王全是共产党员，也是诸城人，他们的党小组设在育英中学，从事地下活动，行动颇为秘密，不过他们的情形我也略知一二。《劳动周刊》出了一年（从1922年到1923年）就停刊了。问题发生在王全身上。他在印刷车间领头提出了每天工作八小时和增加工资、开除会计张某的三项要求，于是引起了摩擦。那时正是三届议会选举停顿时期，宋传典津贴议员的活动费拿的不痛快，无法再要他出款补助报社。经费极为困难，几乎不能维持。王全提出三项条件，于理未合。事发之后，王翔千曾将王全提出的条件写成小纸条到诚社找王静一，在诚社成员傅养源屋内商议，以为不能办。静一看过就把这个纸条搓成团随便投在一个箱子后面纸篓里。当时被张裕之（诚社成员）看见，于他们两人走后拣起，把事情公开，引起了诚社的大多数反对。大家起哄找我，要立即去掉王全，否则大家一齐散伙。我对王静一说明情况，表示这样怕出乱子。静一答复了王全，说所提条件不能办，王也就退出了大东日报社，《劳动周刊》也停刊了。
  诚社支持出版《劳动周刊》期间，同时还供给五路罢工委员会山东支会，每月五十元的房金。这一团体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铁路工人组织，其目的是反对军阀混战，不给他们运兵。诚社供给支会房金的事，也是王翔千从中联系的。我曾请他介绍和支会的人见面，但因他们工作秘密，没能见着。《劳动周刊》停刊之后，支会房金也就停了，前后供给了一年。
  王全退出报社以后，王乐平不久也从南方回省，彼此正值孙中山提倡容共，就把王全等收容了去。后来王全赴莫斯科自费留学，王翔千曾带他到我那里见面，我给了他一百元路费。张宗昌督鲁时期，他被捕变节，改名王复元，后来在青岛新盛泰皮鞋庄，被人用手枪打死。
  当时《劳动周刊》如果被田中玉注意到，是会出乱子的，亏他嗅觉不大灵敏，平安无事地过去了。
  《劳动周刊》出版期间，丁惟汾在南方，他曾叫人回山东来看看国民党在省活动的情形。派来的人看到国民党人都拥护王鸿一，不知丁氏为何人，又看到了大东日报社附出的《劳动周刊》，回去给丁报了信。那时丁在上海有个机关报，该报曾说，“王鸿一是伪民党，张公制是假文化”。所称“假文化”就是指《劳动周刊》事。
  我从《劳动周刊》也多少得到了一点知识，朦胧地看到共产党久后是会有出路的，但是自己勇气不足，又为阶级意识所限，不敢走这条路。
  王静一、王翔千等欲办一书社，流通新书刊。我极力赞成，为筹开办费数百元，已在后宰门街租定房子，着手筹备，定名为群星书社。以《劳动周刊》停刊，未及开张，即行终了。大东日报则一直维持到最后办不下去才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