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16年夏，继云南起义、各省独立之后，国民党人也利用日本霸占着的胶济铁路，在各地发动讨袁，当时山东民军（那时候的一般称呼）纷起。靳云鹏以和战两难，穷于应付，离职潜赴北京，张怀芝奉袁命来鲁署理山东军务，后来成为山东督军。
  张怀芝，字子志，东阿人。袁世凯练兵小站，张是段祺瑞直辖下的领官之一。这种老关系使他后来成为段系的一个要角。清末他曾担任过第五镇的统制，这大概也是北京政府派他来山东的一个原因。他为人粗鲁，说话粗野，有“张三毛”之称，但是又很狡猾，所以不容易对付。张怀芝、靳云鹏同是军阀，却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种类型。
  袁世凯称帝失败，旋即死去，人称“天诛”。袁死之后，讨袁亦失却目标，山东各地民军如何善后，便成为当时最迫切的问题。由于各部民军情形复杂，派别不一，善后问题也不容易处理。曲同丰奉段命来鲁办理善后，就因与各部接洽收编，条件未能商妥，回了北京。关于山东民军情形和收编经过，想就自己听到的，大略一谈。
  国民党人在鲁讨袁，是从青岛沿胶济线向西推进的。居正率部占领了潍县，称革命军，以朱霁青为师长，而实力则操诸尹锡武（尹大麻子）、马海龙等人之手。尹、马是著名的东北绿林之豪。马海龙不久又占了诸城，分出一部分占了安丘，这是我在济南听安丘人讲的。占据高密的是吕子仁部，吕本人就是高密人。他部下的旅长修竹坡也是绿林出身。所有这些部分统归居正指挥。国民党人西进到周村的是吴大洲部。吴是诸城人，他的副手薄子明是日照人，又是丁惟汾的外甥，据说勇敢能战，但是有点少不更事。他们都是国民党人，但所部名称却与居正所部不同，用了护国军的名义，这便意味着两部之间的分歧。吴自称护国军都督，下设护国第七军，以薄为军长。吴部参谋长兼独立旅旅长为尤超凡，秘书长为隋辑五，内务司长为邓天乙。他的军队主干有三：一部分是保定军官学校一、二两期的毕业生，约数十人，其中有山东的贺对廷（临朐人）、潘荫南（安丘人）和外籍的孟绍廉、吴尚等。这些人能负训练军队之责，但缺乏实际作战经验，而且没有多少武器。一部分是尤超凡所联络的鲁南绿林赵得胜等五股，号称“五大团”，尚有枪枝，颇为猛悍。一部分是庞子周所组织的青帮，武器缺乏，而其纪律则与尤超凡部同样不佳，绑架勒索，种种行为，引起驻地人们的很大反感。居、吴两部情形，大致如此。
  居、吴两部既有分歧，因而收编问题也难纳之同轨。正在这个时候，山东众议员刘冠三由陕西回省。各方以刘与各部民军首脑素稔，劝他协助解决善后问题。当时居正、吴大洲两人均不在鲁，所部仅有留守人员。刘与吕子仁关系较深，均主乘机统一民军内部，然后与北京接头，解决收编问题。丁惟汾也建议各部合并另立名号，以刘为首领，充实力量。各部也有响应这种建议的，其中以吕子仁、尤超凡两人诚意最大。于是刘冠三就邀同陈雪南、王谢忱等赴周村、潍县、高密等地商洽并军问题。不料刘与尤超凡、赵得胜等赴济详商这一问题的时候，薄子明突将“五大团”缴械击散。赵得胜闻变，回到周村，在车站上也被薄打死。这就引起了内部的混乱，互相猜疑，刘因此避嫌赴京，各部民军先事统一、再行洽编的建议从此搁起。
  关于收编问题，丁惟汾曾来济见我，说周村、潍县等地民军宜多编一点，为地方保存实力。我同意他的见解，曾和他，还有于均生，一同去见张怀芝两次。张的政务厅长安茂寅劝我不要和丁、于一同见张。张的参谋长洪某也曾对我讲过，他说：“你不是国民党，马海龙占了安丘，你家受损失不少，你为什么还同丁、于一道来见督军呢？”不久张怀芝就迫令各部一律调济并编成两个旅，以尹锡武、薄子明分任旅长。后来又将两部改称新军，令何元璋（平阴人）带领，而民军也就面临着消灭的末路了。
  袁死以后，国会和各省议会又都复会，山东的党派也恢复了活动。国民党自丁惟汾离去，由王鸿一统辖，逐渐脱离了正统的国民党而成为地方党派。进步党则由于本部未再恢复，在山东的部分也成了地方性的派别。两派在省议会里仍是旗鼓相当，势均力敌，并且分别以王鸿一和我为中心，于是社会上就有了张、王两派的说法；有的人甚至把两派的矛盾看作王鸿一和我的矛盾。
  张怀芝督鲁未久，北京政府任命孙发绪为山东省长，孙是安徽人，为黎元洪民社人物之一。他在山东待了大约两个月，因为不堪张怀芝的辱骂压迫，就辞职走了。孙走以后，张怀芝自己兼上了省长，用了安茂寅（字善圃）当了政务厅长。他是国民党员，但是为了作官，却各方面都走到，有时也帮进步党的忙。他足智多谋，能给张怀芝出主意，因而有张氏“智囊”之称。前曾提到，丁惟汾、于均生为了收编山东民军事宜，不止一次地约我去见张怀芝，而他却劝我不要和他们一起见张。我认为这对我个人来说，乃是一种善意的劝告，因为收编问题相当复杂，牵及许多方面，置身其间，颇难自处。但就安来说，这种劝告原是为了拉关系。
  张怀芝曾向中日实业公司举借外债两次，名为山东实业借款，用作实业调查，实则充作军费，其中包括收编民军的费用。第一次借了150万日元，第二次350万日元，共500万日元。两次都是以本省各项税收作担保，并签订了短期借款契约。第一次借债是财政厅长王王璟芳经办的，第二次是安茂寅经办的。张怀芝出席省议会时，有人曾为此向张提出质问，他答复说：“我小的时候拔过烟袋（当过扒手），这回不是拔烟袋，是为了山东，为了国家，不是想捞一把。”张说话粗野，于此可见。
  还有一次，记得是他初次到议会的时候，他对大家说：“山东好比一辆车，我是拉车的（牛马），大家是赶车的，上坡的时候要帮着推一把，不要用鞭子打，打趴了蛋，连车也就翻了。”
  张说话粗野，时常令人难堪。孙发绪担任省长的时候，我曾推荐鞠思敏担任省公署教育科主任，因为他在山东办学颇有成绩。孙走之后，张怀芝兼任省长，对鞠乱问一气，并呼之为“教育头”。鞠为人方正而讷于言，觉得干不下去，不久也就辞了职。
  过去国民、进步两党的议员，在议会里经常吵架，互相弹劾，互相抵制，一点事不能办。这次复会以后，双方很少闹意见，想携起手来办点事。安茂寅给张怀芝献策，叫我和王鸿一共同组织山东地方政治讨论会，把两党成员，不论是否议员，统都组织起来，以便易于控制。这个机构一直维持到第二届议会改选，虽然没作出什么成绩，却使以往议会内部争吵之局平息下来。到了二届议会改选的时候，由于两党的地盘分布各县，双方各自分头去抓自己的地盘，准备选举，政治讨论会也随着解散了。
  张怀芝对省议会最初采取联络的态度，他自己也时常到议会参加会议。他的参谋长洪某有一次对我说：“直隶的边守靖议长总是和曹省长（曹锐）打成一片，你看他多么得意。”意在叫我接近张怀芝，可以名利双收，当时我觉得实在无话可说，只好笑而不答。我曾为此写过两首竹枝词：
  有美人兮来姗姗，
  本在这边却那边。
  如问美人有何好？
  这边高楼多金钱。
  “笑而不答心自闲”，
  太白诗句得我先。
  桃花开落能几日，
  去随流水永不还。
  有一次王采廷在议会质问张怀芝为什么卖缺。张问有什么证据，王说：“如有证据就直接提出弹劾，岂止质问而已哉！”张一怒而去，回到省公署，召集参谋长、警察厅长、政务厅长安茂寅等商议，认为受了侮辱，给他把王采廷抓起来。安对他说，这样作是违法的，并且议会的质问是不负任何责任的，劝他罢休。张没办法，就说：“议会是鸟笼子，议员好比一群鸟，叫他们喳喳去吧！”并说：“你们去给王采廷头上扣粪盆子”，当时传为笑谈，从此他再不到议会来了。
  1917年冬末，北方各省督军在天津举行会议，以曹锟、张怀芝为首，他们十几个人联名请求北京政府讨伐西南。北京政府也就任命曹、张两人分任第一、二两路总司令，叫他们率军“南征”。次年春，张怀芝率鲁军施从滨、车百闻等部出发，由湘入赣，与马济部交战大败。张离开山东的时候，由帮办军务张树元护理督军兼带护理省长。张氏行前，安茂寅曾加劝阻，但是张没有听从，结果一败涂地回不来了。如果听从安茂寅的话，留在山东，那么这个狡猾而野蛮的“山东王”就很难赶走。
  后来张怀芝担任了北京政府参谋总长，主持参谋本部，势同投闲置散，找不到“出路”了。
  这里我又想起了在张怀芝督鲁时期发生的一件事。冯国璋出任总统后，曾派孔繁霨和张宗昌（据说那时候是冯部一个师长）来鲁与省议会联络。二人到济未与张怀芝见面，张亦假作不知。议会方面由副议长孔则君招待他们，陪同在济玩了几天。孔、张二人此行目的，我们不清楚，据揣测那时冯、段之间大概已经发生了矛盾，冯派二人来鲁可能与此有关。据二人谈，各省都派人去，他二人分在山东。当时他们只说了些冯总统对山东很关怀，希望以后多多联系之类的话，并未吐露真正的目的。他们玩了几天，也就走了。后来我听见人说，张在冯部充侍从武官长教育团长并兼任师长，曾回掖县原籍为父作寿。该县士绅素来瞧不起张宗昌，前往祝贺极少。唯有杜尚以该县望族躬往庆寿，张受宠若惊，大喜过望，从此两人发生了关系。后来杜尚赴奉欢迎张宗昌督鲁，张督鲁之后杜当了财政厅长，其初因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