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58年冬，山东省政协委员会刘仲益副主席和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所曹振乐、史学通两同志，先后莅青见访，谈到山东省近代史资料，都说不多，尤其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更为缺乏。现有的资料，多系一鳞半爪，不容易穿插起来；寻求线索，进行访问，所得亦往往失之片断；集体座谈，也难取得完整而系统的材料。他们几位希望我勉为其难写一份山东近代史料，特别是有关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我觉得这项任务非常艰巨，深恐无力负担，但是我也知道，提供材料，大家有责，也义不容辞。我对他们几位说，写是可以的，不过困难很多，克服不易，请让我试试；往事千头万绪，而且日久年深，一人冥想，必然有许多想不到和想错了的，因此很盼望多给我点材料，作为依据，以便联想而利进行。这件工作就这样商定下来了。
  三位去后，不久我就接到了一份《山东近代大事年表》草稿。这对我帮助不小，引起了不少的回忆，可是也发现里边不无颠倒错乱之处。后来又接到马官敬写的《北洋军阀时期山东党政简史》，其中有许多可以参考的材料，但是有些失实的地方，也有些避而不谈和歪曲事实的地方。我因此觉得更有必要就记忆所及提供一些与本省近代史有关的材料，作为研究省史的同志们的参考。在回忆当中，经常看到自己以前的种种，用现代尺度衡量，是如何错误，如何不堪回首。这就引起了另一种动机，想借此作一番自我批判，以利自我改造。不过在陈述当中，势难将以前种种逐一检讨。为了节省笔墨，把分析批判放在结语部分里来进行。这也因为同一错误往往贯穿在不同的事件当中，分别检评不及归纳起来综合地批判。这样作，对加深自我认识和加强思想改造来说，比较好些。
  衰年多病，执笔困难，不得不自己口述，请人记录。担任记录的同志们是在职于部，是挤出时间来担任这种工作的。几年以来，断断续续地谈谈记记，并把漫谈的材料整理成初稿，日积月累，共得九篇，又把发表过的三篇征文也收了进来，其结果便是这个小册子。这三篇是：《我充任山东省咨议局议员的回忆》（见《山东省志资料》1961年第一期）、《辛亥安丘革命纪略》（见《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和《关于“五四”时期山东学生运动的回忆》（见《五四运动在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三篇是和邵次明、杜星北两位共同写的。为了和其他各篇取得形式一致和便于前后衔接，三篇的题目和文字有些略加变动的地方。
  这个小册子包括二十世纪的上半叶，约自1900年到1950年这一历史时期。这是从八国联军入北京到全国解放的一段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变化剧烈、动荡空前的时期。追述这样一个时期的往事种种，即使记忆力特强，也难免挂一漏万，何况衰年健忘像我这样的人呢。有些事情的发生时间、地点或有关人物，时常付诸阙如；失实和错误之处，也想必不少。而所收各篇，初无一定规划，只按时间先后加以排列，因而各篇之间便不易脉络贯通。从事记录整理的同志们，文字也各有特点，难求风格一致。这样凑成的一个册子，失之拉杂，事在意中。至于自我批判，更限于认识水平，难于抓住本质，作到中肯。自己也不过本着学不厌老的精神，从自我批判的实践中学习运用这个武器罢了。总而言之，这个小册子从内容到形式，处处都有瑕疵，希望读者指出，以便纠正。
  在漫谈过程中，常常想起一些琐事轶闻，也就顺便谈谈，记录下来。这类材料，打算收入《今老学庵笔记》里去。
  最近在济南参加二届省人代会第四次会议，听了谭省长的报告，思想认识有所提高，更觉得必须尽我所能，从速而且力求真实地完成写史料的工作。况且青岛市政协老年组也把写史料作为首要项目，这对自己同样是一种有力的鞭策。因此下了最大决心，不管任务如何艰巨，一定竭尽全力把它完成。
  这就是我“写”回忆录的动机、经过和对读者的希望以及对琐事轶闻的处理方式。
  一、从在安丘办学到参加山东省咨议局
  这段期间是清政府鉴于内忧外患交迫，下诏变法进而预备立宪的时期。这一时期，清廷诏颁了学堂章程，继而停止科举，兴办学校，而且设立了学部。《新民丛报》的创办，同盟会的成立，也在这个时期。这也是革命运动的高涨，10年5次起义的时期，中间还夹着一场日俄战争。这样的国内、国际形势，猛烈地震撼着中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对我来说，它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影响异常巨大。以前只知埋头读书，心安理得地走科举的道路。后来想法变了，觉得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这在我的历史上就形成了一个“新”旧交替的转折点。
  我本是一个旧家子弟，参加过科举考试。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乡试中式后，二次回到济南来画亲供（赴“鹿鸣宴”）的时候，偶在书肆购得严译《天演论》一书。看过之后，耳目为之一新，继又获读《新民丛报》，从此有了一点“新思想”，倾向了“新”的一方面，对于科举也渐渐淡薄了。由于八国联军的影响，会试改在河南开封举行。我曾去过，但是后来在北京举行的举贡会考，我却没有参加。这和我的思想变化有一定的关系。那时清政府已经颁布了学堂章程，到1905年又停止了科举，于是我便在安丘故乡办起教育来了。
  从1905年起，我在安丘担任劝学所总董。地方上许多老先生也都出来兴办学校或者担任教习，成立了一些学校，办理得也有相当成绩。高密杜星北曾到安丘东乡逄王、套里等小学参观，作回去办学的参考。丛禾生视学到县，我曾陪同到各校参观，他认为办的好而且正规。民元济南各校安丘学生有180人之多，为当时山东各县之冠。
  那时兴办学校，以庙产为经费主要来源，并以庙宇充作校舍。提用庙产事宜，是安丘知县派城守营、典史和地方上公推的田燕忱、张季高、李宣三等人会同下乡办理的。庙产主要拨充县立小学经费，各乡已经办起了学堂的，也分别留用了一部分。各地庙宇大部收归公有作为校舍，因而砸“神”的事就时有所闻。套里的周循卿老先生热心办学，领导砸“神”，作大家的表率。一开始砸，他便说：“‘神’如果你有灵，就使我另一条腿也瘸了吧”。周老先生跛一足，不良于行，所以他这样说。接着，赵戈庄的东宫（庙名）和西乡偕户的关帝庙的神像也都砸了。砸神、提庙产引起了僧道和守旧派的不满，他们就告到上级，但因县署知道原委，就直接复上去了。后来他们还是屡次上告，我怕老母日久得悉，或不高兴，就想去日本自费留学，离开本县；但以长兄在京、次兄在浙，老母不愿我去国外游，只得作罢。现在想来，如果当时我能冲破封建家庭的限制到日本去，那么在那里加入同盟会是绝对可能的。其影响所及将不止限于一己，安丘一县，青州一府，山东省的局面也许起些变化。这是因为，如果我加入了该会，民元国民党在安丘就不至吸收孔教会那些人作为基干，旧日一同办学的团体也不至涣散，安丘就会出现另一种局面，而青州一府国民党和其他党派力量的对比也会随之变化，朝着有利于国民党的方面发展。至于山东一省，则议会议席的绝对多数也就会落到国民党的手里，不至于形成两党对峙，势均力敌的局面，因而一有争执，便无法解决。但是阶级立场的限制和思想意识的束缚，却使我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这里我只想借此说明自己的行径如何受到阶级的局限，并非说自己入盟便会造福桑梓。
  我在县里待不下去，赴日留学又不能实现，正在傍徨之际，恰好地方上举行山东省咨议局议员初选，我是当选人之一，便乘机离开了劝学所，时在1909年。
  初选当选，我到青州参加复选，见过当时的知府黄曾源。他说：“起初我以为你是地方上的一个恶霸，现在才知道你是个念书的。”我说：提庙产办学是安丘县官府和地方人士共同办理的，我当然也负部分责任。黄知府的话可以说明僧道连番上告所产生的影响和黄以前对我的看法。
  那次到青州，我结识了寿光县选出的议员王志勋（景尧），也见过益都知县李祖年，李在益都开办了蚕桑学堂，并由沪延揽了包天笑、徐萃庵来益都任教。这两个人都是同盟会的成员，在益都散布下了革命种子。有的学生还藏有手枪或“顺杆子”之类的东西。徐萃庵在当时是负责人，也最为活跃。
  是年9月1日，山东省咨议局在济南开成立大会。官厅席上青州黄知府也在座，我很诧异，问王志勋黄来何干。事后他暗中告诉我说，黄是为魏锡九一案请示办法来的。魏是寿光人，同盟会会员，在日本习警政，回国不久。他联络了一些人，在益都城北门瓮城抢了一座银号，得银二万余两，备作同盟会经费之用，不幸被北城旗营得悉，把款截下，魏也被捕，牵累了不少学生。大家想从中为力，以免累及学生，于是王志勋、丁佛言等人便和抚署方面的孙念生、张易吾、娄辛木、雷光宇、朱旭初等说知，请他们求巡抚孙宝琦，只办被捕的，不要株连。因为王、丁和这一班人当时都在山东法政学堂任教，才这样办的。后来孙宝琦派候补道办理洋务局事宜的朱仰田（即朱旭初之父）处理魏案，授意给朱不要牵累，始行结案。
  当时我对办理魏案不事牵连极以为是，对魏为革命而牺牲也极表同情。不过对他只为目的不择手段的作风，却不同意，而且认为这样作法还会连累家庭。我对同盟会向来表示同情，有意参加。我的内弟李法元在济南高等学堂肄业，同窗王漱芳（原籍安徽合肥，寄籍安丘）在济南客籍学堂肄业，都是同盟会会员。他们以前时常把革命书籍带回县里来送给我看。王还介绍我和徐萃庵通信。徐曾给我来信，洋洋洒洒两千多字，大谈革命道理，对我很有启发。我到济南以后，李法元介绍我和高等学堂的同盟会七人小组见过数次。这个小组，由诸城的臧耀西、隋辑五、潍县的李虎臣、即墨的班麟书、安丘的周蜀江、李光第、李法元组成，是当时在学生中从事革命活动的一个有力团体。那时徐萃庵已由青州到济南，在趵突泉附近的白雪楼遗址成立了一个白话报社，进行革命宣传。他就是同盟会当时在山东的负责人。王漱芳曾约我与徐定期见面，履行入会手续。我去报社见徐，适有客先在，未能办理。事过不久，咨议局开成立会，得悉魏案概况，引起了思想波动，因而不愿参加，愿在会外帮助他们。
  二、充任山东省咨议局议员时期
  （一）山东省咨议局的产生
  咨议局之设立在清朝末年。清廷为了缓和国内的革命浪潮，一方面对外表示变法维新，施政公诸舆论；一方面借筹设资政院及各省咨议局为招牌，推延君主立宪。山东省咨议局于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九日设立筹备处，参预的人员都是当时的官吏和在乡十绅，负责办理选举和讲演咨议局章程等事宜。各府、州、县设立选举调查事务所，负责调查选民及初选复选事宜，经过半年多的筹备调查，确定在宣统元年九月一日召开第一次大会成立山东省咨议局。
  （二）山东省咨议局筹备经过
  山东省咨议局议员共103名（各县调查合格的选民分配一百名。青州、德州驻防旗营分配三名）。根据咨议局章程，选民的资格是：凡本省籍贯之男子满二十五岁以上，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有选举议员之权：1.曾在本省办理学务及其他公益事务满三年以上有成绩者；2.曾在本国或外国中学堂及与中学同等或以上的学堂毕业领有文凭者；3.有举贡生员以上出身者；4.曾任实缺职官文七品、武五品以上未被参革者；5.在本省地方有五千元以上之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非本省籍贯的、寄居满十年以上、在寄居地方有一万元以上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亦得有选举资议局议员之权）。议员资格，选举章程并无限制，凡在选区内年满30岁之男子，未被剥夺选举权及停止选举权者均可当选。
  青州府属县分配议员9名，初选当选人额数，应照议员额数加多10倍，各县共选出90名。初选、复选投票均无记名用单记（每票只写一人），以过半数为当选。所不同者，初选以实到人数计算，复选则以议员名额计算，得五票以上即为过半数。如第一次投票过半数者不足名额，则就次多数者加倍榜示再行投票。如超过名额，则过半数中票较少者列为后补当选人。安丘初选当选人20名，公推我和周树标（建龙）为议员。投票前夕，根据实到人数，除确保我和周树标当选外，尚余三票。当时各县对议员不知重视，竞选并不热烈，估计情形，再举出议员一名，方足九人之教。安丘由张其伟出面与他县联络，采取抓阄方法，共同用足够票数选举一人，结果张其伟当选。本县共计选出议员三名。
  咨议员第一届大会定于宣统元年九月一日开幕。各县议员须于七月一日至十日内到省报到。在七、八两月内，第一任务是讲习钦定咨议局章程及议事田则；第二任务是酝酿选举正副议长（资政院议员于第一届常年会闭会前选出，常驻议员则于每年常会闭会前选举一次）。
  清朝末年，山东巡抚孙宝琦在各省督抚中，是比较开明的。幕府中人物大部分是留学生，如孙念生（后改名念希）、娄辛木、张易吾等，并充法政专门学堂教习。山东的留学生如丁世峄（佛言，黄县人）、周树标、王志勋也是该校教习，因此幕府声气相通。清末很重科举，有些山东籍的翰林、进士在籍的，孙宝琦都加以罗致。如曲卓新（主事、日本留学生、登州人）任自治研究所所长；又如石金声（主事、博山人）、杨毓泗（济宁人）、于普源（潍县人）、马荫荣（东昌府人）、王景禧（费县人、农林学堂监督）等都是翰林，除石金声外，后来都被选为议员。在省的议员自动设立事务所，地址在府学西庑，负责酝酿选举及招待工作。常住所内的有张汉章（卓夫、巨野人），常去的有丁世峄、周树标、于洪起、朱承恩、张云眉等，他们担任联络工作。最先提名的议长是曲卓新，副议长是于普源、周树标，书记长（即秘书长）为张汉章，酝酿多日，大家都无意见。后来曲卓新和丁世峄谈，要选他本人当议长，书记长应由议长担任，原先提出来的不算数。他的意见是以安茂寅（自治研究所教习兼秘书、日本留学生、日照人）为书记长。这一计划，因丁世峄说话不慎，在选举前三天被张汉章得知，就扬言咨议局被东府议员把持起来，没有西府议员的份。他们奔走了一天一夜，把这一计划推翻，另提出杨毓泗、、王景禧、于普源分任正副议长，书记长仍为张汉章。
  当时三位议长中杨毓泗性情躁急，似有神经病；于普源系“好好先生”，惟王景禧官气十足，但有手段，喜走动官府，与孙宝琦的联系多由其承办。每次出来坐着四人轿，前面两对纱灯，一是农林学堂监督，一是咨议局。民元后脱去满清官服，改为长袍马褂，但轿夫仍戴红缨帽。有一次被王贡忱遇见，将轿夫红缨帽，一掌一个打掉，路旁观者皆大笑。
  （三）“六二党”集团的形成
  根据咨议局议事的规定，议案必须有半数以上的同意方能通过。张汉章等为了掌握表决权，把持会议，就费尽心机，争取多数，孤立异己。计划将资政院十名议员悉数由咨议局议员充任（定章：资政院议员资格无任何限制），除了10位资政院议员选出后，即不属于省咨议局以外，实有议员共有93人，其中要选出常驻议员20名。因此，决定93名议员中，奔走选举最力的，可以连选连任三年，其余的根据出力多少，可以连任二年或一年，并且预先搭配好谁连任几年，在何年连任。这样，在常驻议员及一般议员中，经常保持62人的多数，成为一个集团，外界称之为“六二党”。丁世峄、周树标、王志勋等很负时望，虽然也被吸收到常驻议员之中，但人少势孤，无能为力。在这个集团以外，尚有41人，都比较正派，不附和“六二党”。有的熟人就开玩笑说：“他们是‘六二党’，你们岂不成了‘四十一’吗（济南土话骂人语）。”资政院议员中的陈命官原系“六二党”人，被选为资政院议员后即脱离“六二党”，把选举内幕编成章回小说四十回，痛诋“六二党”，登载在济南的一个小报上。可见“六二党”在当时为人所不齿。
  （四）两派议员的斗争及我们辞职的经过
  三位议长都是清政府官僚，和孙宝琦打成一片。丁世峄、周树标、王志勋等时常有所建议，打中政府的痛处，两派间在政见上时常有争执，最后集中反映到莱阳曲士文一一案上，展开了激烈斗争。这就是部分议员愤而辞职的主要原因。
  莱阳曲士文事件的发生，系由于官绅勾结，亏欠积谷，苛捐扰民，激起民变（详细情形可参阅《山东近代史资料》第二分册，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事件发生之初，虽不断有人反映情况，咨议局负责人却漠不关心，并未过问。后来事件越来越扩大，官绅指曲士文为“匪”，说他聚众为乱。省抚派兵镇压，发生奸淫抢掠及戕杀农民等罪行，激起旅京同乡公愤（当时旅京山东同乡东府籍占大多数），学部丞参上行走柯劭忞，举人张春海等联名向都察院呈控，并将派人调查的经过，刊印《莱阳事变实地调查报告书》，向全国呼吁，其中即指出省咨议局之聋聩及莱籍议员孙起孟阿附官绅，颠倒舆论。山东籍御史王宝田也参奏孙宝琦，纵兵殃民。这时候孙宝琦即示意咨议局提出讨论。当时驻会议员分为两派，主张不同，乃决定派王志勋（维新派）、孙丕承（“六二党”主要分子，杨毓泗的参谋，绰号“二书记长”）赴莱阳调查。孙丕承与莱阳官绅有往来，意存偏袒，颠倒舆论。王志勋主持比较公道，结果二人的报告不一致。王志勋的报告认为官逼民反，罪在乡绅，与旅京同乡的报告书内容相近；孙丕承的报告认为曲士文是赌棍，聚众抗捐，不应惩办官绅，并说派出的军队很守纪律（王志勋的报告书原文参阅《山东近代史资料》第二分册）。
  咨议局第二次大会，因曲士文案非常重要，就首先提出讨论。开会的第二天，邀请孙宝琦到会。在会上我们推丁世峄代表提出质问，态度很平和，而“六二党”议员则故意提出一些别的问题来质问，希图把主题引倒另一方面去。孙宝琦在客室休息时，杨毓泗作陪，对孙表示山东旅京同乡的报告书说得过火，替孙抱屈。孙在答复质问时，态度也很和蔼，但称曲士文为“匪”，是聚众抗拒，官绅则系措置失当，来搪塞质问，无结果而散（经过情形可参阅《山东近代史资料》第二分册刊载的尚庆翰起草的《王志勋等辞职缘由报告书》）。
  王、孙二人的调查经过，系分两天报告的。第一天由王志勋报告，未作讨论，即行散会。次日由孙丕承报告。我们对报告内容及所作的结论提出反对，丁世峄发言最多，也较为激烈。正讨论间，议长杨毓泗违反议事规则，未退归议员席位，即公然参加讨论，为孙丕承作辩护，并说：“主张惩办官绅的即是‘曲党””。当时全场哗然，纷起质问。我表示，即使辞职，也不能同意孙丕承的报告。全场秩序既乱，议长即摇铃散会。次日继续讨论。议员鞠芙（非“六二党”人）首先起立质问议长：“为什么说惩办官绅，即为曲党。”我们也纷起质问：“为什么遵奉上谕的指为曲党？”议长不敢承认曾说过这样的话，而“六二党”的议员也说未曾听见议长这样讲过。这时秩序又乱，我和王志勋、丁世峄、周树标、尚庆翰表示要辞职，并立即退席。我们五人开会公议提出两种理由辞职，推尚庆翰草拟辞职书送交咨议局。我们递了辞职书以后，议员鞠芙曾到我们的寓所访问表示同情我们的见解，并说：“你们的发言过于激烈，你（指我）的发言也太质直，辞无枝叶。又说可以不必坚持辞职，现在辞职书既已递去，开会时他先到会，联合同人不通过我们的辞职书。“六二党”人则唯恐我们留会，将继续作梗，想借此机会把我们排斥下去。当开会报告我们的辞职书时，鞠芙首先发言不赞成我们辞职，。提议挽留。朱承恩即起继续发言，他说：“辞职乃人之自由，合于会章，应听其辞职。”“六二党”群起附和，未正式表决即予通过。其实即使不通过，我们也不打算再到会。事后咨议局将我们辞职一事呈报抚院，并呈请撤销我们的议员资格，幕府诸人不同意这种办法，孙宝琦也不愿公开得罪我们，因而予以驳斥。大意谓：会议讨论争辩激烈乃事理之常，即提出辞职，亦一时愤激所致，遽准其辞职，殊属非是，呈请撤销其议员资格等于褫革，亦与定章不合云。后由局呈复，这是全体议员起立通过的，坚持前议，遂含糊了事。孙宝琦这一举动，一则是官僚滑头，惯用两面手法，一则可见“六二党”不顾一切偏袒官绅的行为，殊超出孙宝琦交局调查讨论所希望以外，这是“六二党”的罪恶，无论如何强辩，仍为舆论所不能宽恕。
  曲卓新自议长落选后，即经常请假不到会，讨论曲士文案时也未在场，因为对这一问题的处理不满意，也提出辞职。报纸登载这一消息时，称我们为“六君子”。当时舆论给予我们以很大的支持和鼓励。虽然我们人少力微，但在公理上却取得了胜利。
  我们辞职后，即完全脱离咨议局，不再过问。关于曲士文一案，在“六二党”的操纵下，咨议局根据孙丕承的报告，作了表决。第二届会议报告书也只登载了孙丕承的报告，王志勋的报告，未见登载。后来因为旅京同乡公布了山东省咨议局罪状二十六条（其中八至十二条涉及曲士文案，原文载《昌阳吟简录》），“六二党”人就编造事实，提出《辩诬书》为自己辩护，所列举的情况均与事实不符。清政府对于这一案件：一方面袒护官绅，极力设法为之开脱，一方面也不敢公然抹杀舆论。最后清廷内阁颁发了上谕，一部分官吏有的革职，有的革职永不叙用，绅士王圻等有的革职，有的革职后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孙宝琦免其置议。官逼民反，残杀良民的巨案就此含糊了事。
  我们辞职还有一个原因，按照咨议局章程，所有建议通过后，由局提出，不须建议人署名。第二届会议，孙宝琦通知呈院议案须署提案人姓名，经议长提出投票表决，以多数同意通过。我们认为似此追加条文，破坏法律，则咨议局前途何堪设想，虽多数取决，少数者不能反对，但此非法决议，万难服从，因而提出辞职。
  （五）我们辞职后的见闻
  以上所谈是我充任山东省咨议局议员时所了解的部分情况。辞职以后，不久我即回家，对他们的活动了解很少，只知道咨议局始为“六二党”所把持，直到辛亥革命，机构取消，这一集团才被打散。三位议长在袁世凯破坏革命，酝酿帝制时，都在“劝进表”上签过名，书记长张汉章曾充当众议院议员，在曹锟贿选时，投了贿选票。孙丕承是招远人，前清廪生，作文发笔很快，诗文典故记得很多，在本县有“文豪”之称。他酒饭量很大，能兼数人，身体高大，四方白脸，外似慷爽，内实阴险。杨毓泗对孙极信任，令其随时阅看局中文件。张汉章心怀嫉妒，谓其越权，杨即下条子令其兼秘书职务（局章：议员不得兼局内职员）。孙与王圻关系极密，往来频繁，甚至留宿局中，里应外合，莱绅之活动，多由其主谋，故人言啧啧，谓受重贿。民国7年（1918年）第二届省议会成立，孙复当选为议员加入议员公寓（我所领导的地方议员团体），民国十年病殁于济南。关于曲士文的问题，我在青岛听莱阳人说，曲在莱阳很得人心，为群众所掩护，当时未被捕获，事定后逃往东北，军阀时代，曲回莱探望，为城绅所侦知，向驻军告密，谓其纠众作乱，在烟合上船回东北时，被逮遇害。
  （六）辞职回县之后
  我们辞职，事在1910年秋。辞职以后，丁佛言、周建龙、王景尧三人，因在法政学堂任教，仍留济南。尚庆翰和我，无事一身轻，于是同登泰山，共谒孔林，游毕返济，各归故里。
  回到县里，地方人士有事常找我商量，我对地方公益也时常从旁赞助。因此，我对地方事，尤其是办理地方自治的情形，颇有见闻。这里顺便谈谈作为这一时期回忆的余波，也供留心清末各县办理地方自治情形的人的参考。
  清末山东举办地方自治，在济南设立了地方自治筹备处，以曲卓新为处长。为了储备地方自治人材，曾成立地方自治讲习班，鲁东地区的讲习班设在烟台。安丘曾派张寿卿、张崇轩去烟台学习。他们学毕回县，也开办了一个讲习班，训练出了一批人。我这次回到县里，县议事会和参事会就已经分别成立，开始工作了。县议事会，是立法性的机关，议长是马梅生太史（翰林）。他出身词林、曾主甘肃乡试，甚负乡望。以前我回县的时候，曾把严译《天演论》、梁编《新民丛报》送给老先生看。他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倾向新政，所以一经公推，他就出任议长，直到辛亥革命才坚决辞职不出。县参事会是执行性质的机关，以知县为参事长，其余六人由地方公推，计有田燕忱、李宣三、张寿卿、韩叔玉、李吉人、王周臣等，其中以王周臣最为热心，也最有办法。参事会讨论事情，不能强迫参事长执行。只此一端，即可见清廷对地方自治的态度如何了。
  清末很重科名，当时安丘知县张燕荪也相当能千和开明，他对马太史在议会提出的意见，多尊重执行，废除牙帖附属的陋规充地方自治经费是当时最重要的事情。所谓陋规，是这样的，如“官肉”典史每斤只付七十文，知县每斤九十文，而居民则一百二十文，还吃不到好肉。宰猪后加吹盐水以增分量，售给居民，当时谓之“水肉”。四乡猪肉平日禁止进城，惟旧年腊月二十三日后始准进城售卖，俗称“乱杆了”。这是因为牙帖被人包下来以后，借官家力量来禁止乡间入城卖肉的。所谓“官肉”是牙行供应官府的。“官肉”而外，还有“官轿”，这是由斗行出夫给官家抬的。这一陋规也随着“官肉”一同废除了。陋规既除，从此官府即按市价买肉。县官也无轿可乘，改以小车或乘马代步。这在清末，事属少见。此外，县里的绳行（制绳业行会）和木炭行（主要是柞木炭行）也都折价裁撤。各行折价每年可得二千余元，除以八百元津补县立小学和汲新小学经费外，其余悉归自治经费。
  1909年（宣统元年）我和其他几位议员曾在咨议局提出废除斗称牙行的牙帖作为地方自治经费的议案。此案议决通过，并已公布施行。安丘地方自治经费即照案筹办的。事后得悉，实行此案者只有安丘一县。所谓“牙帖”是财政部门（当时尚无财政厅）发到县里，由县上按地方实际情形转发下来的。每三年由县署上报重新编审一次，情形大致如此。
  这样办，不用增加地方负担，即可筹得地方自治经费，并可拨出余额充作学校经费，稍感不便的只是几个地方官。后来曲卓新当了国税厅厅长，派员到县把牙帖以外的税逐渐抽走，自治经费越来越少，地方自治也就无法进行了。但是“官肉”等却从此未再恢复。这是民元以后的事。民国改元未久，我接到夏溥斋（名继泉，郓城人）的信，叫我到济南接办慈善公所，我在家无聊，也就和李宣三、王周臣等到济南去了。
  县里废除牙帖折价办理公益一事，作得异常顺利，这应该归功于王周臣。他讲理学，长于医道，也会武术，是一位“多面手”。他举办半日学堂，提倡织布，并传授武术，素为地方所景仰。由于擅长医道，他经常给大家看病，因而和各行的人熟识。为了筹自治经费，他发动各行各业遵照咨议局的决议办理，并给他们讲明道理，指出这对地方有利，对各行无害，去掉陋规也只对几个地方官不方便，因之废除牙帖一节就轻而易举地作到了。治法、治人不可偏废，这也是个说明。
  我回到县里的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从此换了另一个时代。
  三、辛亥革命时期安丘纪事
  1911年武昌起义，山东也宣布了“独立”。可是，在袁世凯的授意及其忠实走狗张广建、吴炳湘的阴煤破坏下，不久又取消了独立。山东的革命党人，在全国各地纷纷响应起义的浪潮鼓舞下，继烟台、登州、黄县起义之胜利，积极在各处开展活动。山东东部地区的青州、高密、诸城、即墨等处都相继爆发了起义。当时与青州、高密、诸城临近的安丘县也有过一些革命活动。这些活动是党人在青州、诸城等地起义活动的一部分。
  起初，革命党人邓天一、赵象阙、王长庆等在青岛集议，拟先夺取青州，控制重要城隘，插入敌人腹地，从那里缴获旗营的军械物资，以便扩充革命力量，进取各县，统一山东全境。计议既定，赵象阙、邓天一、王长庆、贾次瑶、周蜀江等即潜往青州，准备起事。不料这个举动为山东巡抚张广建侦知，并通知了青州旗营，预为严防。所以，赵象阙刚抵青州，便被旗人跟踪枪击身亡。由于赵象阙的牺牲与州旗营的戒备加严，党人起事计划大受影响。这时候，有部分革命党人，由王长庆带领，尚潜住于青州城旅店中。益都知县张昌燕深恐党人暴动滋事，亟欲将党人送出县境，以求平安无事。因此，便亲自到旅店中找王长庆说：“你们在这里，他们旗营已有些知晓，现在青州各处戒备很严，住在这里也很不稳当。如果你们再出去，我更难保险。最好你们离开这里，我可以派人将你们送出益都县境。”王长庆等人考虑了一番，也感到此时在青州活动实甚困难，不如转往安丘，进图诸城。于是，即由张昌燕派人抄小路送抵安丘境之高崖村。记得到安丘时，主要的人员有王长庆、周蜀江、马倬章，还有秦明堂和一个姓王的、一个姓丁的（王系王长庆之侄，丁系王长庆之外甥，共十余人，秦明堂系安丘高崖村人）。
  原来在此以前，革命党人很早便在安丘县进行过一些宣传与组织活动。例如，在安丘县立高等小学及地方团练中均已有人参加了同盟会等革命组织。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的开展，对地方人民的思想，很有一些影响。王长庆等在夺取青州之举失败后，所以转至安丘落脚，主要是依恃群众中有一定思想基础这个条件。
  我平日就和一些革命活动者，如邓天一（在安丘教会小学任教）、赵省三（安丘景芝人）、周蜀江等有接触，尤其是和周蜀江来往较频。我思想上也同情他们。
  当他们到达安丘后，便去找我。那时我担任安丘团练的团总。这个团练共有六十来个团丁，有步枪六十支，每枪带子弹百发。有三个教练：一位刘剑秋，一位王英三，一位李复亭。都系保定陆军军官学堂学生，因逢辛亥革命，而停学回乡，留于团练任事。其中刘剑秋系同盟会会员。王英三为人极细心谨慎，那时适逢他因事回家未在团内。李复亭则带十多个团丁，去安丘东北乡驻扎未回，团里只有刘剑秋及四十来名团丁。
  在王长庆等来安丘之前，赵省三先一日由济南来安丘联系。他首先找到我，约定晚间到团练局和刘剑秋一起商量事情。见面后，赵省三即言及青州失利，计划攻取诸城，拟先在安丘落脚。又说，现在邓天一、贾次瑶等已先去诸城预备起事去了……。当时因为在青岛购了一批枪械，短缺款项，打算在安丘与景芝两地筹集点款子，以应急需。同时也谈到安丘应如何准备起义的事情。我和刘剑秋说：“这样是不是得将王英三和李复亭招呼回来？”赵省三说：“安丘独立系以后的事，此事不必急于召他们回来。”当时便着重研究了筹款问题。此日，我又找县参事会、议事会的几位主要人物酝酿研究了一番。当时王长庆等均住于南关店内，在那里等候由寿光招募的一批人（约十几人到来）。刘剑秋和周蜀江把筹集的款子送去以后，他们就准备经景芝去诸城了。当日晚，我以为诸事均已料理妥当，不会有什么问题了，便早早睡下。不料夜里九点多钟，县里忽差人来，要我马上就去，说是革命党人已经进了衙门。我急忙穿好衣服向县衙走去。
  这里要说一说王长庆等是怎样进入县衙的。那天晚上，王长庆因安丘送来的筹款与商妥的数目不符，甚感不满，在南关店里喝了些酒。适有刘剑秋之兄刘梅皋，携了一盒点心去与王长庆送行（刘梅皋亦系同盟会人，时在安丘县立小学任教员）。刘有七星子手枪一枝，缺少子弹，想跟王长庆要些子弹。恰逢王长庆醉了，接过刘梅皋的枪看了看，装上子弹就顺手掖在枕下，说：“今晚咱们就要独立，明天就挂白旗。梅皋，你现在就写个信把你弟弟请来。”接着将所带的军装取出来穿了，也给刘梅皋带上了个白布箍。刘剑秋来店一看，也没法表示什么。王长庆等遂协同刘剑秋将城门叫开，直入衙内。
  我来到县衙时，果见大堂及宅门均由身着军装、臂带白布箍的人站岗。进了衙门来到三堂签押房，见王长庆、周蜀江、马倬章、刘剑秋、刘梅皋和安丘知县程长庆等都已在那里了。我就说：“长庆，今天这么大的事，怎么不先通知我一声？”王长庆说：“你不赞成！你不赞成！”伸手就要拿桌子上的枪。我当时沉住气，坐着不动。刘梅皋赶忙向我说：“县里老父台已经答应为民政长了。”我说：“既然老父台答应了，我也没有什么话就。”接着刘梅皋又说：“你没来时，我们已议定举王长庆为司令，周蜀江为副司令，马倬章为参谋长，程长庆为民政长，你为副民政长，刘梅皋为秘书。”我当即表示同意。这时王长庆说：“明天安丘独立悬挂白旗，我们即赴诸城举事。然后进攻青州，为赵象阙复仇。”又命人将县库的账调来，详查库存。那时库存里有现银两千六百余两，铜元几万吊，均经查验。又说，民团今晚也要点验。我说：“何必如此急促，明天从从容容地点验不好吗？”他们说：“不”。刘剑秋附耳小声对我说：“他们不放心！”当下议定要我与刘剑秋去点验，并另派那个姓丁的同去。团练局设在安丘县城隍庙内。这时关于党人进城的事，团练内已经知道了，一时颇为紧张。我加以安抚后，便平静下来，遂便将枪取出。团里此时尚有四十余支枪，刘剑秋想留下几支，遂说：“现在局里只有二十来支枪了。”又拿了一些子弹，用一个钱搭装了，叫了四、五个团丁把枪送到县内三堂前，架了起来，请王长庆出来看了看。这时，已有人去南关将王长庆等人的行李取来，王长庆便去休息了。大家忙过一阵之后，程长庆说他老太太有病，要回去看看。我向周蜀江说了，周说可以，程便回上房去了。刘剑秋也说要回团练里去看看，随后也走了，只剩下我与周蜀江、刘梅皋三人在三堂东头的签押房里。此时天已早过夜半，大家都很疲乏。我在床上随便躺了躺，休息了一会，起来和周蜀江说：“明天你们走不得，尤其你更走不得。要是你们一走，地方上没有武装。这里一挂白旗，明天逢潍县集，这边的事，潍县当天就会知道，后天清兵便可能开来，这样能站得住吗？”周蜀江说：“诸城那边是非去不可的。”他也感到这事不好办。我又说：“既然诸城那边你们非去不可，那么，这里的事也总该有个解决的办法。我看不如仍照原来计划，你们先将县库银子拿去，赴青岛购办枪械，待诸城光复后，安丘再正式独立响应。你看这样如何？”周蜀江很为赞同，我要他立刻去和王长庆商量。他说：“我从昨天就和王长庆闹得不很顺利，还是请马倬章和他说为妥。”我又将这意思与马倬章谈了，他也很同意。他又去找周蜀江一同去与王长庆商量，提出须共同订立条件签字盖印。接着又将程长庆请来，恰好刘剑秋也由团练局回来，当下说明原委。程听说要盖县印，颇有难色，我说：“现在事已如此，你不必格外另生枝节了。”最后他也同意了。大家推刘梅皋拟稿，一式两纸，各执一份，我们几人都签名或盖章。因为刘剑秋系团练中的主要人员，也在文章上签了字，最后又盖了县印。这个文件的内容很简单，主要是说：安丘已决定独立，由于目前条件的限制暂不挂白旗，待诸城独立后即行响应，并由诸城派人来帮助独立。
  这样决定之后，为了避人耳目，王长庆等便由县内迁回南关旅店去住。就在向南关旅店中搬的时候，把县库所存现银两千六百余两，及由团练拿来点验的二十多支枪和子弹一并带去。刘剑秋说：“既然诸城和安丘独立同为一事，诸城起事，又拟赴青岛购买枪械，原枪可留作安丘独立之用。”王长庆说目前安丘不留枪也行，待办到枪械诸城独立后，可派一部分人携带枪械来帮助安丘独立。这样，天明后，他便去景芝了。
  他们从安丘走了不几天，诸城就独立了，同时来信要安丘宣布独立响应。但第二天，赶安丘集时（腊月十八日），便见由潍县过来了二、三百穿着破烂的满清防营士兵（此系驻潍县防营，后闻由沂州亦调去一支防营）向诸城进发。安丘处此情况下，当然便很难有所举动了。又过了不几天，诸城即为清兵攻破。王长庆、周蜀江、秦明堂等突围脱险，贾次瑶遇难，闻马倬章也牺牲于此役（马倬章系诸城人，法政学堂毕业，其被杀事，王麟阁回忆录未见记载，姑暂记于此，待后查）。防营在诸城大肆劫杀，当回兵潍县经安丘南关开饭时，有些兵拿着抢来的皮袄在街上卖，成车成车的财物经安丘运往潍县，其劫杀之惨，亦可想一斑了。
  安丘在当时虽然没有正式宣布独立，可是经过这次事情后，也有了相当的准备和酝酿。如果没有诸城的惨痛失败，安丘公开宣布独立是完全可能的。由于这件事情当时未得公开，后来也未记载传述下来，一般人对辛亥时期安丘的革命情况又了解甚少。所以，我特地将这一段事的经过情形记叙下来，也许还有可供参考之处吧！
  四、周自齐时期
  辛亥革命，清帝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国元年（1912年）三月袁世凯继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那时候，袁氏的爪牙——清政府在山东的最后一个巡抚张广建，还未离省。他本来有充任山东都督的可能，但是由于他和吴炳湘镇压革命党人，深为鲁人所痛恨，袁世凯才改派周自齐为山东都督。武昌起义之后，当时各地推举出来的所谓都督是军政、民政兼管的。不过周自齐这个袁氏派来的都督，虽则名义上军事政治全管，实际上却不问军事。靳云鹏以泰武将军会办山东军务，是当时的军事首脑。
  周自齐，字子廙，原籍山东单县，寄籍广东，曾留学美国，并一度供职清政府的外务部，跟袁世凯早有关系。德帝国主义自从1897年占据青岛以后，接着修筑了胶济铁路，山东便成了它的势力范围。袁派周为山东都督，主要因为周通外浯，办过外交，可以应付山东外交问题，必要时还可以跟德国勾结。另外由于他是山东人，容易受到山东人的欢迎。
  周自齐于1912年春来鲁，1913年秋调京任交通总长，在山东约一年有半。这段时间虽然不长，但时值共和之初，乍由实际的专制过渡到表面的民主，不少的“新事”也随之出现。政党的组成，省议会的产生，官制的改变，行政区域的重新划分，都发生在这一时期，与清朝末年相比，情形复杂得多了。
  就政党而言，清末山东只有同盟会。山东省咨议局里所谓“六二党”，只不过地方上的一个小集团，不论从什么角度看，都不成其为政党，而民国一经成立，这个“党”也跟着咨议局的取消化为乌有。因此，民国改元之初，山东就只剩下了同盟会这个组织，其他党派都是民元以后成立的。1912年秋，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在山东设立了支部，当时的负责人是丁惟汾。
  同年五、六月间共和党也在山东建立了支部，以王丕煦（字葵若，莱阳人）为部长，主要成员有丁佛言、侯延爽（字雪舫，东平人）、安鹏东、周建龙、王景尧、张季骧等，我加入得稍晚一些。那时加入的还有陈汉轩，后来又被曹州同乡拉去参加了国民党，成了该党在鲁要人之一。
  1913年3月，统一党在鲁支部成立，部长是夏溥斋，副部长是潘复、庄陔兰（字心如，莒县人），名誉部长有周自齐、靳云鹏、张鸣岐、龚积炳等，该党中央负责人为王揖唐。
  是年四月，民主党也在山东组设了支部，支部主持人是莱阳的于鸣阁。该党中央负责人为汤化龙，在山东的党员人数很少。
  共和、民主、统一三党本部在北京合并为进步党以后，山东三党支部也于1913年7月合并为进步党支部，李莪卿为部长，夏溥斋和我，还有别人，分任副部长。从此在山东形成了国民、进步两党对立的局面，这种局面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关于共和、统一、民主三党，马官敬所写的《北洋军阀时期山东党政简史》（下简称“简史”）里有些故意歪曲事实和错误的地方，这里提出来一说。
  关于共和党的成立，“简史”是这样说的：“袁世凯暗命其部下组织共和党作为御用，与国民党对抗，山东也成立了当然政府党——共和党”。共和党和国民党对立，这倒无庸讳言，但说它是袁世凯“暗命其部下组织”起来“作为御用”，却是无中生有，恶毒诬蔑。共和党不是袁家的御用党，更不是奉袁命组成的。该党发起人和本部主要成员有章太炎、梁启超、蔡锷等，都是反帝制、反袁的，事实俱在，不容歪曲。而在山东，共和党也不是“当然的政府党”，国民党也不是在野党；尽管两党对峙，却无当权与在野之别，未知作者何所据而云然。
  “简史”对统一党的成立，也歪曲了一下。它说：“袁世凯大权在握，梦想作专制皇帝，厌恶共和，遂命部下王揖唐等组织统一党，于是山东也跟着筹备统一党。”这种说法，如果不从时间先后上着眼，似乎无懈可击，但是拿事实来看，却就不能成立了。不论王揖唐和袁世凯的关系如何，也不论他是否奉袁命组党，统一党的成立却不是为了帝制。前面谈过，统一党山东支部成立于1913年（民国二年）3月，那么该党本部在北京成立的时间当然更早一些。那时候袁世凯是临时大总统。若照“简史”所说，则须把组织筹安会一事倒提半月放在1913年3月以前，才不至发生时间上的矛盾。否则袁氏还没有当正式大总统便先想当皇帝了。凡事总有个由量变到质变的历程，而“简史”所说，却是不可思议的“突变”。何况“简史”后面所附的“北洋军阀时期元首代谢表”里还明明写着“1913年10月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的一条呢。此外“简史”里还有如下的一段：“袁世凯自就任正式大总统，日夜梦想作皇帝，先组织筹安会，召集一班老名士如严复等，养以金钱，叫他们作文章，慢慢地变着法，转着弯，反对共和，赞成帝制。”这倒是事实。筹安会成立于1915年8月，在袁世凯作正式大总统后约二年，原是鼓吹帝制兼带试探舆论向背的一个组织。如果照“简史”所说，则统一党成为一个比筹安会还在以前的帝制党了，岂不自相牴牾！
  “简史”又说：“民主党的报纸是《齐民报》，编辑是于春圃（莱阳人，清副贡）。”该报编辑不是于春圃，是临清的吴秋晖。那时候于春辅还在北京，没到山东来。
  民国初年，山东党派成立情况大致如此。当时国民、进步两党在山东活动的主要场所是省议会。
  周自齐于1912年春来鲁，省议会于1913年春成立，时间比周来鲁晚着一年。从省议会成立，到1928年议会结束，为时十五年左右，共有三届。第一届1913年3月成立，二届、1918年、9月成立，三届1923年春季成立。一省议会，因在袁世世凯逼迫之下政党解散，曾一度结束，直到袁死以后，才又恢复。第三届则于议员选出之后，由于田中玉企图包办议会，有将近二年的时光没能选出议长，因而无法举行会议；后来，国民党北伐，张宗昌逃走，三届议会结束，从此国民党训政时期开始，连地方党派加省议会都烟消雾散了。
  第一届议会的议长由我担任，副议长王采廷（字贡忱，桓台人）、孔祥柯（字则君，曲阜人）分任。第二届议会议长为郑钦（字幼亭，无棣人），副议长为我与王朝俊（字鸿一，郓城人）。
  第一届议会的议员大部分是国民、共和两党的成员，也有一小部分是无党派的。1913年7月共和党并入进步党以后，该党党员自然也就改变党籍成为进步党党员。当时国民、共和两党议席相埒，旗鼓相当，遇事一有争执，往往不能解决。例如议长人选最初双方未能商定，后因国民党议员阁开鲁暗中倾向了共和党，他又拉出了一人，才打破了两党的均衡，选出了议长，否则成为僵局。
  我和王贡忱、孔则君在共和党内被提名为议长候选人的经过是这样的：该党原定的议长候选人是安鹏东，副议长候选人是我和孔则君。当时王贡忱坚决反对安鹏东当议长，并率领济南区议员数人以退出相要挟，党内乃改议由我担任议长，由王贡忱、孔则君分任副议长，安鹏东则出任国会议员，问题始告解决。
  周自齐初来的时候，山东的官制仍沿清旧。例如布政使、提法使、提学使、巡警道、劝业道等都仍因袭旧称。周保举的布政使是王葵若，提法使是张映竹（曹州府人），提学使是王鸿一，巡警道是丁汝彪（日照人），劝业道是石金声，秘书长是夏溥斋。到了1913年春问，官制和行政区域，按照北京政府的新规定，改弦更张的地方不少。原来的布政司和提学司扩充为内务、财政、实业、教育四司，取消了布政使和提学使，以龚积炳、王丕熙、潘复、王朝俊分任四司司长。提学使废除之后，司法机构，包括高等审判厅和高等检查厅，无甚变动。至于行政区域，则原有的府和直隶州均行废除，全省分为岱北、岱南、济西、胶东四道，道置观察使一人为行政长官。不久，除胶东道仍由旧称外，其余三道分别易名为济南道、济宁道、东临道，观察使也都改称道尹。岱北道首任观察使是夏溥斋，旋而改为济南道道尹。其他三道的首长是石金声、丁惟鲁（字揆野，日照人）和吴永（江苏人）。刚才提出的这些人当中，对于当时以及后来的山东政局关系较大、影响较大、影响较深的是王朝俊、夏溥斋、龚积炳和潘复。
  清末同盟会人，为了驱逐镇压革命的山东巡抚张广建，曾由王鸿一等联络曹州一带绿林之豪王金妮和军人吕秀文等，准备大举。旋以民国成立，张广建下台，事遂中止。为了办理结束，曾设有曹州善后局。周自齐出任都督后，决定由省款项下拨给该局经费二十四万两，于是他们便在济南设立了齐鲁银行，由朱桂山担任经理，又设立大东草帽公司，由宋尧臣担任经理。后来因为其他各府反对，次年即停止拨款。这是周氏在都督任上擅自动用公款而为大家所共知的第一次。
  在省议会成立后，国民、进步两党人数均衡，遇事争执，相持不下。周从广东带来的亲信杨晟系国民党员，孙中山的信徒，周委充济南商埠局长，后提升为内务司长。省议会进步党员，因杨在商埠局任内有贪污行为，提出弹劾。国民党袒护杨，每逢开会，即因此事捣乱，往往把会议搅散，不下六、七次之多。副议长孔则君虽系进步党员，而与周自齐比较接近，向我建议：周所带亲信只有杨晟一人，不要过为已甚。我同意他的意见，后来开会不把此案列入议程，而另一个副议长王贡忱，则坚决提出弹劾，每次开会就提出临时动议。进步党员齐起附和，国民党员起而反对，始终未能通过，国民党议员为了报复，就弹劾山东商业专门学校校长叶春墀有贪污行为，以相抵制。结果杨既未去职，叶也未更动，遂不了了之。
  周自齐到山东之初，以夏溥斋为秘书长，因系曹州同乡，故与曹州团很接近。夏素主鲁人治鲁，故所委任的各司道以及各县县长，全系山东人。此事被袁世凯左右发觉，知系夏的主张，向袁建议，如夏久留山东，则山东非袁所有，遂将夏调充河南省河洛道道尹。（事详见夏氏印行的诗文稿）
  1913年秋，田文烈奉命来鲁任民政长，周自齐也接着调京担任交通总长。山东从此开始了所谓军民分治的局面，靳云鹏主军，田文烈主政，都督的名称随着周的调职也取消了。
  周自齐在调京的一两个月前曾邀我和孔则君到都督府便餐。饭后他引我们到了另一间屋里，我们看见箱笼二三十只已经捆好。他对我们说不一定哪天就要走。当时我们莫知所以，事后揣测可能那时他对调京一事已有所知，因而先行作好准备。他离开济南的时候，未经财政司同意，亦未经秘书办理手续，迳自下了条子给财政司提走现款十二万元。那时济南道尹是夏溥斋，他的一位科长朱是（字去非）把周提走现款的事告诉了我。我当时很诧异，就去问夏，他说确有其事，并且表示不同意周自齐这种行为。我随即见靳云鹏，他立即取出卷来给我看，周的条子就在里面。只是一个提款条，盖着周的图章，缺乏应有的手续。靳说：“你看子廙作得真不对！”我回来就跟副议长王贡忱商量，决定打电报给北京政府揭发此事。电去之后，政府并未追查，遂以不了了之。当时孔则君去上海，如果在济南，就会出而阻止，因为他跟周自齐交情很好。后来周曾因此函王葵若有所责难。王曾向我诉冤，说这是小事，何必给周抹灰。我说这并非小事，应当追问。
  周与靳的关系平时不是融洽的，当周临行时，提款一事彼此矛盾就表面化了。其原因是：靳帮办军务，实际掌握兵权。而周任都督，军政兼管。山东军队自清末即不足额，尤其是巡防营，每营尚不足二百人，新式陆军亦多缺额。所吃的空额由周分配，靳虽掌握兵权，空额由他的军队挖出来的，但在分赃时，不如周得的多。这是周、靳交恶的主要原因。周调京早有准备，历年报销的款早已寄出，但尚以为未足，临行又私提十二万，未办手续，更引起靳的不满，有意识的由朱是把消息泄露出来，引起省议会愤慨，而向中央揭发，来给周脸上抹灰。后来袁世凯失败，周以袁氏红人畏罪逃居日本别府。徐世昌任总统时，周回国担任过财政总长。
  五、靳云鹏时期
  周自齐在鲁期间，靳云鹏以泰武将军会办山东军务。周调京后，靳氏便成为山东军务的正式主持人。
  靳氏字翼青，济宁人，有相当文化。清季济宁在山东是文风较盛的地方，参加科举考试的人较多，靳因此未能“进学”。他家境寒苦，卖过煎饼。后来弃文就武，加入了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毕业之后，曾在袁世凯设立的军政司里担任参谋处提调。袁那时是北洋大臣兼该司督办，段祺瑞是参谋处总办，靳在段下任提调，从此跟北洋首脑发生了关系。后来他去浙江担任过军事总参议。辛亥武昌起义之后，蔡锷、李根源等在云南发动革命的时候，靳云鹏是云贵总督李经羲的总参议。他曾和云南路军第十九镇统制鍾麟同抗拒起义军，结果军溃鍾死，靳藏于旧识某轿夫家中，给以大洋百元，化装成轿夫，混出昆明城，乘滇越路车，逃到越南，转往北京，民国六年被袁世凯派来山东。
  靳为人颇有才谋，济宁又是出官僚的地方，他也学会了一套作官的本领。但是为人怯弱，云南一役又吓破了胆，可说是一位文而不武的将军。
  1916年夏，居正、吴大洲等分据潍县、周村等地，声讨袁世凯，济南顿时吃紧。革命党人曾在济南车站一带，燃放纸制炸弹，故作巨响，地方惊扰颇甚。靳被假炸弹吓坏，以为大乱将临，便下令戒严，实施宵禁。我曾与安鹏东到将军府（济南杆石桥山东高等学堂故址）去见他，他大有谈虎色变的样子，既怕革命党人滋事，又怕打革命党人引起日本的干涉。我们劝他不必惊慌，并告诉他我们准备晚上到街上看看情形。他答应给我们送口令，看样子唯恐出事。后来听将军府谍报科科长丁惟沛（字雨人，日照人，系安鹏东推荐给靳的，极为靳所信任；后来张怀芝、张树元、田中玉督鲁，对他亦甚信任，马良成立边防军第二师时，丁以靳荐曾任该师旅长）说，靳曾于紧急之时，潜藏地窖，以期安全，可谓胆小如鼠。
  当时的情况使靳觉得处境不利，于是电袁恳请辞职让贤，不久便潜赴北京。袁派张怀芝署理山东军务，靳将军统治山东之局从此告终，时在1916年5月末。
  靳到北京不久，袁世凯也就死了。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当国期间，靳曾担任过陆军总长，也曾当过国务总理。直皖一战，安福系失败，由靳出而议和；直系当权，他仍任总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历届国务总理中，以靳氏寿命为最长。靳虽然离开了山东，但始终未能忘情，总想控制住这个地盘。
  靳在北洋军阀中资格颇老，又善于拉关系，所以尽管各派军阀此起彼伏，他仍然能以立于不败之地，成为不倒翁。他不仅能应付各派军阀，而且还能拉拢外人。他一方面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勾结着英美。段系当权，举借外债不下五亿元，其中有些是靳经办的，例如费克斯飞机借款180万英镑、第二次参战购械借款350万日元都是。此外还有三次善后续借款3000万日元，据说也与靳氏有关。他经手举借外债，因而得到不少的回扣，有人说为数以百万计。
  1922年我国收回了青岛和胶济铁路，同时又收回了沿胶济路的矿权。坊子、金岭镇、淄博等矿，原由德人开采，日人继承；矿权收回之后，靳即出面组织鲁大公司，以矿权作为一半股，与日人合营。他未曾出资就取得了公司董事长。由于股金须由银行担保，靳又把山东银行经理张肇铨（字子衡，章丘人）拉进了鲁大公司，这是田中玉督鲁时期的事。
  靳氏主持山东军务时期，在国际上，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出兵山东，夺取了青岛和胶济铁路，山东一变而为日本势力范围；接着又以最后通谍，迫使袁政府承认二十一条，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山东从此处于日帝魔掌之中，受尽各种压迫剥削，直到抗战胜利，才摆脱了这场历时三十余年的灾难。靳氏担任国务总理期间，曾与所有皖系、直系军阀相约，不进兵山东，以免引起日本反对。多亏他是山东人，才会对日本在桑梓之邦的利益如此“关怀”！如果从作官这个角度上来看，靳云鹏总算当得起“巧宦”二字，既会拉拢各派军阀，还会搞好“国际关系”呢！
  靳在将军任上这段时期，在国内正是袁世凯镇压了二次革命、攫取了正式大总统、下令解散了国民党、解散了国会、改组了中央政府的组织、进而帝制自为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之下，山东的党派活动也随之停止。国民党在山东的负责人丁惟汾回家“放牛”去了，部分成员离开了山东，例如王乐平看到风头不顺，便跟随唐柯三到厦门关去了。留在山东的国民党人都惴惴不安，恐惧异常，因为袁世凯明杀暗害必欲尽除该党而后已。筹安会成立，帝制序幕揭开，各省有点社会地位的人们，或出于迎合，或出于畏惧，或出于被人包办代替，纷纷起而劝进。这股歪风，也刮到了山东，不少头面人物因此下水，其中包括一些国民党重要成员，如刘冠三、彭占元、王讷、王朝晋（即王朝俊）等。当时石金声、艾庆镛由京回省鼓动（山东人劝进名单见《山东近代史资料》第二分册，页283—284。）劝进，曾找我谈帝制问题，对我说：“有抬轿的，有打灯笼的，我们抬不上轿，只能打打灯笼，还有连灯笼也打不上的呢。”他们又说，周自齐在北京已经给我列名劝进，也给王采廷写上名了。第二天，我和王都在《大东日报》上，用二号字登出启事，不承认加入劝进。我的启事说得比较含蓄，王的却明确地说，周自齐代表不了他，他决不承认。
  袁世凯下令解散了国民党之后，不久进步党也解散了。是奉令还是由中央党部通知自行解散的，却记不清了。国会被迫解散之后，省议会、县议会、县参事会也相继遭受了同一命运。山东省议会解散的时候，还有两、三万元的存款，所以不用政府开支，就发给了每一议员三个月的薪金，最后还结存六千多元。这笔争款，连同议会的器具，统统点交了省府。这是我和当时的民政长田文列商妥亲手办理的。张怀芝督鲁时期，省议会复活，凡是国民党议员，当初未能领薪的，都重新补发了三个月的。由于省议会解散，靳云鹏在他正式主持山东军务约近三年期间，和议会没有多少接触，也就没有出现什么矛盾，或者发生过什么事情。
  这三年当中，主持山东民政的有民政长田文烈、高景祺，还有巡按使蔡儒楷。他们在山东的时间很短，也没有什么措施或者表现值得一谈。至于省级以下的官员，如实业司长潘复、济南道尹夏溥斋，都与靳接近，而靳、潘之间关系尤为密切。他们两人对于后来田中玉督鲁，有很大的关系。
  六、张怀芝时期
  1916年夏，继云南起义、各省独立之后，国民党人也利用日本霸占着的胶济铁路，在各地发动讨袁，当时山东民军（那时候的一般称呼）纷起。靳云鹏以和战两难，穷于应付，离职潜赴北京，张怀芝奉袁命来鲁署理山东军务，后来成为山东督军。
  张怀芝，字子志，东阿人。袁世凯练兵小站，张是段祺瑞直辖下的领官之一。这种老关系使他后来成为段系的一个要角。清末他曾担任过第五镇的统制，这大概也是北京政府派他来山东的一个原因。他为人粗鲁，说话粗野，有“张三毛”之称，但是又很狡猾，所以不容易对付。张怀芝、靳云鹏同是军阀，却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种类型。
  袁世凯称帝失败，旋即死去，人称“天诛”。袁死之后，讨袁亦失却目标，山东各地民军如何善后，便成为当时最迫切的问题。由于各部民军情形复杂，派别不一，善后问题也不容易处理。曲同丰奉段命来鲁办理善后，就因与各部接洽收编，条件未能商妥，回了北京。关于山东民军情形和收编经过，想就自己听到的，大略一谈。
  国民党人在鲁讨袁，是从青岛沿胶济线向西推进的。居正率部占领了潍县，称革命军，以朱霁青为师长，而实力则操诸尹锡武（尹大麻子）、马海龙等人之手。尹、马是著名的东北绿林之豪。马海龙不久又占了诸城，分出一部分占了安丘，这是我在济南听安丘人讲的。占据高密的是吕子仁部，吕本人就是高密人。他部下的旅长修竹坡也是绿林出身。所有这些部分统归居正指挥。国民党人西进到周村的是吴大洲部。吴是诸城人，他的副手薄子明是日照人，又是丁惟汾的外甥，据说勇敢能战，但是有点少不更事。他们都是国民党人，但所部名称却与居正所部不同，用了护国军的名义，这便意味着两部之间的分歧。吴自称护国军都督，下设护国第七军，以薄为军长。吴部参谋长兼独立旅旅长为尤超凡，秘书长为隋辑五，内务司长为邓天乙。他的军队主干有三：一部分是保定军官学校一、二两期的毕业生，约数十人，其中有山东的贺对廷（临朐人）、潘荫南（安丘人）和外籍的孟绍廉、吴尚等。这些人能负训练军队之责，但缺乏实际作战经验，而且没有多少武器。一部分是尤超凡所联络的鲁南绿林赵得胜等五股，号称“五大团”，尚有枪枝，颇为猛悍。一部分是庞子周所组织的青帮，武器缺乏，而其纪律则与尤超凡部同样不佳，绑架勒索，种种行为，引起驻地人们的很大反感。居、吴两部情形，大致如此。
  居、吴两部既有分歧，因而收编问题也难纳之同轨。正在这个时候，山东众议员刘冠三由陕西回省。各方以刘与各部民军首脑素稔，劝他协助解决善后问题。当时居正、吴大洲两人均不在鲁，所部仅有留守人员。刘与吕子仁关系较深，均主乘机统一民军内部，然后与北京接头，解决收编问题。丁惟汾也建议各部合并另立名号，以刘为首领，充实力量。各部也有响应这种建议的，其中以吕子仁、尤超凡两人诚意最大。于是刘冠三就邀同陈雪南、王谢忱等赴周村、潍县、高密等地商洽并军问题。不料刘与尤超凡、赵得胜等赴济详商这一问题的时候，薄子明突将“五大团”缴械击散。赵得胜闻变，回到周村，在车站上也被薄打死。这就引起了内部的混乱，互相猜疑，刘因此避嫌赴京，各部民军先事统一、再行洽编的建议从此搁起。
  关于收编问题，丁惟汾曾来济见我，说周村、潍县等地民军宜多编一点，为地方保存实力。我同意他的见解，曾和他，还有于均生，一同去见张怀芝两次。张的政务厅长安茂寅劝我不要和丁、于一同见张。张的参谋长洪某也曾对我讲过，他说：“你不是国民党，马海龙占了安丘，你家受损失不少，你为什么还同丁、于一道来见督军呢？”不久张怀芝就迫令各部一律调济并编成两个旅，以尹锡武、薄子明分任旅长。后来又将两部改称新军，令何元璋（平阴人）带领，而民军也就面临着消灭的末路了。
  袁死以后，国会和各省议会又都复会，山东的党派也恢复了活动。国民党自丁惟汾离去，由王鸿一统辖，逐渐脱离了正统的国民党而成为地方党派。进步党则由于本部未再恢复，在山东的部分也成了地方性的派别。两派在省议会里仍是旗鼓相当，势均力敌，并且分别以王鸿一和我为中心，于是社会上就有了张、王两派的说法；有的人甚至把两派的矛盾看作王鸿一和我的矛盾。
  张怀芝督鲁未久，北京政府任命孙发绪为山东省长，孙是安徽人，为黎元洪民社人物之一。他在山东待了大约两个月，因为不堪张怀芝的辱骂压迫，就辞职走了。孙走以后，张怀芝自己兼上了省长，用了安茂寅（字善圃）当了政务厅长。他是国民党员，但是为了作官，却各方面都走到，有时也帮进步党的忙。他足智多谋，能给张怀芝出主意，因而有张氏“智囊”之称。前曾提到，丁惟汾、于均生为了收编山东民军事宜，不止一次地约我去见张怀芝，而他却劝我不要和他们一起见张。我认为这对我个人来说，乃是一种善意的劝告，因为收编问题相当复杂，牵及许多方面，置身其间，颇难自处。但就安来说，这种劝告原是为了拉关系。
  张怀芝曾向中日实业公司举借外债两次，名为山东实业借款，用作实业调查，实则充作军费，其中包括收编民军的费用。第一次借了150万日元，第二次350万日元，共500万日元。两次都是以本省各项税收作担保，并签订了短期借款契约。第一次借债是财政厅长王王璟芳经办的，第二次是安茂寅经办的。张怀芝出席省议会时，有人曾为此向张提出质问，他答复说：“我小的时候拔过烟袋（当过扒手），这回不是拔烟袋，是为了山东，为了国家，不是想捞一把。”张说话粗野，于此可见。
  还有一次，记得是他初次到议会的时候，他对大家说：“山东好比一辆车，我是拉车的（牛马），大家是赶车的，上坡的时候要帮着推一把，不要用鞭子打，打趴了蛋，连车也就翻了。”
  张说话粗野，时常令人难堪。孙发绪担任省长的时候，我曾推荐鞠思敏担任省公署教育科主任，因为他在山东办学颇有成绩。孙走之后，张怀芝兼任省长，对鞠乱问一气，并呼之为“教育头”。鞠为人方正而讷于言，觉得干不下去，不久也就辞了职。
  过去国民、进步两党的议员，在议会里经常吵架，互相弹劾，互相抵制，一点事不能办。这次复会以后，双方很少闹意见，想携起手来办点事。安茂寅给张怀芝献策，叫我和王鸿一共同组织山东地方政治讨论会，把两党成员，不论是否议员，统都组织起来，以便易于控制。这个机构一直维持到第二届议会改选，虽然没作出什么成绩，却使以往议会内部争吵之局平息下来。到了二届议会改选的时候，由于两党的地盘分布各县，双方各自分头去抓自己的地盘，准备选举，政治讨论会也随着解散了。
  张怀芝对省议会最初采取联络的态度，他自己也时常到议会参加会议。他的参谋长洪某有一次对我说：“直隶的边守靖议长总是和曹省长（曹锐）打成一片，你看他多么得意。”意在叫我接近张怀芝，可以名利双收，当时我觉得实在无话可说，只好笑而不答。我曾为此写过两首竹枝词：
  有美人兮来姗姗，
  本在这边却那边。
  如问美人有何好？
  这边高楼多金钱。
  “笑而不答心自闲”，
  太白诗句得我先。
  桃花开落能几日，
  去随流水永不还。
  有一次王采廷在议会质问张怀芝为什么卖缺。张问有什么证据，王说：“如有证据就直接提出弹劾，岂止质问而已哉！”张一怒而去，回到省公署，召集参谋长、警察厅长、政务厅长安茂寅等商议，认为受了侮辱，给他把王采廷抓起来。安对他说，这样作是违法的，并且议会的质问是不负任何责任的，劝他罢休。张没办法，就说：“议会是鸟笼子，议员好比一群鸟，叫他们喳喳去吧！”并说：“你们去给王采廷头上扣粪盆子”，当时传为笑谈，从此他再不到议会来了。
  1917年冬末，北方各省督军在天津举行会议，以曹锟、张怀芝为首，他们十几个人联名请求北京政府讨伐西南。北京政府也就任命曹、张两人分任第一、二两路总司令，叫他们率军“南征”。次年春，张怀芝率鲁军施从滨、车百闻等部出发，由湘入赣，与马济部交战大败。张离开山东的时候，由帮办军务张树元护理督军兼带护理省长。张氏行前，安茂寅曾加劝阻，但是张没有听从，结果一败涂地回不来了。如果听从安茂寅的话，留在山东，那么这个狡猾而野蛮的“山东王”就很难赶走。
  后来张怀芝担任了北京政府参谋总长，主持参谋本部，势同投闲置散，找不到“出路”了。
  这里我又想起了在张怀芝督鲁时期发生的一件事。冯国璋出任总统后，曾派孔繁霨和张宗昌（据说那时候是冯部一个师长）来鲁与省议会联络。二人到济未与张怀芝见面，张亦假作不知。议会方面由副议长孔则君招待他们，陪同在济玩了几天。孔、张二人此行目的，我们不清楚，据揣测那时冯、段之间大概已经发生了矛盾，冯派二人来鲁可能与此有关。据二人谈，各省都派人去，他二人分在山东。当时他们只说了些冯总统对山东很关怀，希望以后多多联系之类的话，并未吐露真正的目的。他们玩了几天，也就走了。后来我听见人说，张在冯部充侍从武官长教育团长并兼任师长，曾回掖县原籍为父作寿。该县士绅素来瞧不起张宗昌，前往祝贺极少。唯有杜尚以该县望族躬往庆寿，张受宠若惊，大喜过望，从此两人发生了关系。后来杜尚赴奉欢迎张宗昌督鲁，张督鲁之后杜当了财政厅长，其初因在此。
  七、张树元时期
  张树元于1918年11月继张怀芝为山东督军兼省长，1919年12月被省议会弹劾去职，为时一年左右。这段时间很短，但是作为一个历史时期来说，却极不寻常。国外，巴黎和会正在进行，英法美日等国正在那里阴谋分赃，中国代表力争山东问题失败，最后拒绝签署对德和约。国内，由于山东问题而引起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五四”爱国运动，正在全国范围内波澜壮阔地展开。山东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对山东问题的失败，更感切肤之痛，觉得省亡无日，因而激昂悲愤，莫可名状。运动消息一经传来，立即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各界人民，由学生带头，纷纷投入运动。这一运动就如火如茶地迅速扩展起来，其局面之巨大，影响之深远，空前未有。回忆这样的一个大时代，我觉得张树元似乎突然渺少了许多，有点微不足道了。因此谈张树元时期，并不以张氏为主，而叫他让位给“五四”运动，只把他交代几句就算了。
  关于“五四”运动，邹次明、杜星北和我曾应征共同写过一篇《关于“五四”时期山东学生运动的回忆》，登载在山东历史研究所和山东大学历史系编的《‘五四’运动在山东》一书里。为了节省口述时间和担任记录的同志的劳力，我不打算，而且也没有必要另写一篇。因此，就把原来那篇删去标题，又整理补充了一下，放在这一时期的回忆里，作为首要组成部分。
  这里先交代一下张树元。
  张树元字少卿，山东无棣人。他是段系人物，安福分子，但非嫡系，所以根子不硬。张怀芝率部“南征”成行之前，他以陆军第五师师长会办山东军务；张怀芝走后，由他护理山东督军兼带护理省长。后来实授督军，省长改由沈铭昌担任。张为人色厉而内荏，颇为懦弱，且有鸦片嗜好。他是督军，但是济南镇守使马良，依恃段祺瑞是他的老师，自己又是安福嫡系，却飞扬跋扈，不可一世。
  张树元时期，是山东省议会第二届时期。国民、进步两党议员在一届议会期间，曾各自成立了一个组织：进步党的议员公寓（地址在金菊巷）和国民党的议员俱乐部（地址忘却）。这是两党议员分别接洽协商本团体的事情的场所，也是他们活动的中心。张怀芝时期，两派曾合组过地方政治讨论会，但在二届议会改选的时候，两派议员各自分头到各县活动，讨论会亦随之解散散。二届议会成立（1918年9月）之后，原来的两个组织还继续存在，两派议员，仍是势均力敌，不相上下。这种均衡的情况，就给张树元造成了操纵议会的机会。
  张树元对省议会虽然想操纵，但是没办法，就设法把武定府各属的十二个议员接出来，以便在两党议席相当的情势之下，起举足轻重的作用，来为张效劳。于是他们组成了“武定团”，推郑钦为议长，原有的两党各出一个副议长，由王鸿一和我担任。“武定团”的每个议员都挂上了一个督军署谘议的名义，按月支领津贴。这个“武定团”，他们自称为议员同志社，是省议会方面纯以地域给合起的第一个“政府派”。从此议员的组织，由两个变成了三个。同时又出现了一个衷社，它与“武定团”沆瀣一气，标榜中立，所谓中立，当然指对国民、进步两党议员说的，但对政府却就一边倒了。衷社是一个人数不多，也未挂牌子的非正式团体。它的分子是杂凑的，其中有进步党游离分子马官敬，有国民党成员，如万光炜，还有武定团的李梦皋等人。他们有时扶乩，请“老祖”降坛，未免流而为“左道”了。
  “五四”运动期间，沈铭昌辞省长职，屈映光借安福系力量继沈主持鲁政，时在1919年8月。王、张两派均有人在督军署及财政厅，对于张树元克扣军饷的贪污行为早有所闻，酝酿提出弹劾，由财政厅科长朱仲廉供给材料，进行得很秘密，在12月间，由王乐平临时动议，提出弹劾，就大多数通过。议案通过，接着拟具电稿由副议长王鸿一签字，向北京政府揭发，但以议长没有签字，电报局认为手续不合，拒绝拍发。当时我患痔瘘住在医院里，并未参与其事。王乐平散会后就带电稿到医院找我签字。我本来可以不答，但是想到张树元的贪污和他拉拢议员组织“武定团”，操纵议会的行为，也就毫不犹豫地签了字。最后王将电稿送给议会秘书处转交郑钦。郑见两位副议长都已签字，也颟颟顸顸地跟着签了字，结果电报就发出去了。张树元以事出不意，曾对安茂寅大骂郑钦说：“人家养狗看家，我们养了些猪，光知道吃食”！可见给军阀当帮凶，并不能使军阀把他们当人待；好，或许赏个“狗”，不好，也只能是个“猪”而已矣。那时候靳云鹏是内阁总理，居然迎合议会的意见，据电免了张树元的职，改命田中玉继任，并命田彻查张的贪污一案，计有据可查的就有三百万元之多。可是靳之免张，并非为了山东人民的利益，而是借此布下田中玉一着棋，想自己控制住山东这个地盘。
  再谈谈“五四”运动在山东的情形。“五四”运动消息由京传来，济南学生立即响应，提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归还青岛、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各校学生纷纷成立爱国组织，接着，齐鲁大学、法商工农医矿六专校、第一师范、第一中学、女子师范、女子蚕桑、女子职业、私立正谊、育英两中学，各推代表，组成了学生联合会。济南各界，支援爱国运动，同声奋起，由省议会、商会、律师公会、报界联合会与学生联合会共同成立各界联合会，一起参加了这次爱国运动。
  各界联合会在省议会召开成立大会，情况极为热烈。各界代表，到者数千，会场内外，毫无隙地。学生代表，最受欢迎，登台讲话时，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为了表达山东人民的要求，济南学生与各界代表同组赴京请愿团，分两批出发。省议会代表有王乐平、聂湘溪等（王名者塾，诸城人；聂名澄泽，聊城人）；学生代表有张辑五（农专）、王香荪（名建兴，一中）、石愚山（名志昆，一师）、王敬之（名汝宾，商专）等八十余人。
  首批代表于六月二十日到京，立即去总统府请愿。总统徐世昌拒不接见，并将总统府大门（新华门）关闭，代表们坐在门前，痛哭不去。后由军警督察长马龙标，以山东同乡身份，出来劝他们先回去，改日再见。
  隔了一两天，才由马引见徐世昌。代表们提出了三项要求：（1）巴黎和约关于山东的条款必须拒绝签字；（2）决定废除高徐、顺济两条约；（3）卖国奸人必须严惩。徐对各项，只说尽力去办。代表吴镜荪说，这是政府不负责任的话，要求总统作明确的答复。第一批代表请愿，没有结果。接着第二批到京，再度向政府请愿，并且宣称：政府如不明确答复，代表等即电请各省代表来京，、一同请愿。六月二十七日，京津各团体代表和山东代表一同请愿，对山东问题作了相同的要求。政府在全国民意压迫下，才明确表示态度，谓已电令巴黎和会我国代表，“不保留山东问题则和约决不签字。”
  在这期间，济南学生和人民，因赴京代表未得圆满答复，而巴黎和会又将于二十八日签字，情况紧迫，乃决议于二十三日罢课、罢市（或云罢市在十日前后，待查）。
  决定罢市之前，各界联合会先在省议会召开了一次各界大会，大会一致拥护罢市，商界到会者一致拥护。但是，由于商界大权长期握在资本家、商会会长、山东银行经理张子衡和中国银行经理常勉斋二人手里，而且商会组织又处于瘫痪状态、因此领导罢市这一紧迫任务就不能依靠商会及其会长来负担。结果，推动罢市的主要责任落到了学联的肩上。
  各界联合会决定罢市后，商界和学联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讨论罢市的具体事项。这次会议，由商界的泰记钟表行经理郭醒亚和学生方面的朱孟武（朱是一师学生，名鸿升）主持。对于罢市，中小商家都一致赞成，但大商店表示有所顾虑，因此会开了很久。最后决定，次日照常开门，等得罢市信号，再全体罢市。
  当晚学联在一师召开了一个执行任务的会议，讨论怎样应付军警干涉和如何传达信号。最后决定各校分区负责进行，当时划分区域如次：（1）齐大、工专、女师等校——南关西门一带；（2）一师、商专、一中、正谊等校——城内；（3）法政、育英等校——商埠一带；（4）医专、农专、矿专等校——东关一带；（5）一师——西门大街、院东一带。
  罢市以白旗为信号，学生预先布好岗位，沿街作好准备。
  次日黎明，学生三三两两预先布置在街道。军警
  事先已有所知，各处警卫很严。
  约定时间一到，学生从腰里掣出白旗，大喊：“罢市啊！罢市啊！”一刹那间，各商店都闭了门，军警无所措手，全城一致罢市。
  那时只有西门大街山东银行一家尚未闭门。学生以强迫罢市不符运动精神，就列队在银行门前下跪，该行亦终于闭门罢市。下跪的学生里，有个一师学生孙、法珠，激于爱国热情，带病参加游行，又在马路上跪得太久，难于支持，加上受了很大的刺激，回校不久，就为祖国献出了生命。
  罢市实行之后，学生便举行大游行示威，然后到省府请愿。自从运动开始，学生每天到街道、市集人多的地方作宣传，罢市后更形热烈，除讲演外，还对军警展开反对干涉罢市的斗争。
  当时学生联合会设在富官街。而集会活动则多在一师，因为该校地点较为适中。男生每天在趵突泉、北园、商埠或附近乡村集市人多的地方宣传；女生则三五一组深入住户，以家庭妇女为宣传对象。学生激于爱国热情，讲演时慷慨陈词，声泪俱下，听众亦多感动落泪。群众反映：“不是学界先生讲给俺听，当了亡国奴还在梦中。”晚间有时学生在一师集会，有十人团在该校门内甬道上听学生讲话。学生运动受到群众极大的拥护，据说当时一师庶务室收到十人团送的茶叶足足占了半间屋。
  运动中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救国十人团的组织。这是一个群众性的组织，组织方法出自北京大学。“五四”运动开始的时候，我和王鸿一适在北京，约同访问北大校长蔡元培。他拿出一份油印的十人团章程给我们看，对我们说“可以试试看”。我们把章程带回济南交给学生。他们修订了一下，分头从事组织，于是十人团就在济南风行起来，它的组织方法是，先由宣传爱国运动的一个人发展团员十人，十人各再发展团员十人，由少而多，分头并进，组织便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十人团是学生联系群众的基层组织，是学联的有力助手。当时各商店店伙差不多都成了团员，这个组织对罢市和抵制日货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这运动期间，军阀们想把学生关闭在学校里，就派出军警把守各校大门。但是学生们巧妙地突破了这一关，把军警当作宣传对象，并以茶烟招待，对他们讲解了山东问题和必须拒绝签字的理由。军警受了感动，也就不阻拦学生外出活动，有的士兵甚至说：“你们出去的时候，我们转过头去，给你们脊梁看。”
  但是到了罢市最后的一一天（大约是第六天）督军张树元采取了最强硬的手段，下令通知各校，禁止学生游行示威，否则军法从事，意在关起学生，强迫开市。但是这一命令也没把学生吓住。
  第二天大批军警把起了各校大门。学生向外猛冲，双方发生夺门的斗争。学生往外硬冲，群众也呐喊助威，结果各校学生都夺门而出，到了街上。第一师范学监范明枢、徐虞忱两位表现得最为勇敢，抢在学生前头，最先冲到该校大门前的东西栅门，带领学生一齐推倒了栅门，一拥而出，立即布满西门大街一带。城外学生要进西城门，军警正要掩门，女师学生鞠文英奋不顾身把腿插到门缝里，军警没能关门，学生队伍便一拥入城。这些英奋事迹，大大鼓舞了学生的斗志。
  封锁计划失败，张树元便调动步马炮队分两路向学生队伍进迫。西路自商埠向东，东路自院东向西，两下一齐推进，可是学生队伍并未被军队冲散，意志反而更加坚定，决不散开。两头是军队，当中是学生，在西门大街相持，从上午直到深夜。
  相持之际，省议员吴镜荪和一中校长赵同源等找我一同去见张树元，说天色已晚，女生在外恐有不便。张树元说：“谁叫她们出来上街的！你们校长把学生领回去！”赵说：“督军没办法，我们更没办法。”谈到学生请愿提出的条件，张树元更认为胡闹，僵持多时，不能解决。后来我要走，张树元说：“你有什么办法，请再谈谈。”我说：“学生请愿问题最好转呈北京政府；开市问题最好商家出于自动，军警学生都不干涉。”张树元同意，遂派副官侯某送我们到西门大街找学生商谈。
  这时已到上灯时分，十人团一起一起打着灯笼给学生送饭，灯笼上写着“恭送学界茶点”字样。学生在大街上分两边坐着，地上铺着苇席，面前放着十人团送的绿豆稀饭、粽子、点心等物。军警则在两头把守。我们到后就请学生推举代表商谈。学生推出了李郁廷（男）、张惠贞（女）等四人，提出对德和约不签字，惩办卖国贼，无条件收回青岛，取消二十一条等要求。我说可请山东当局把要求的各项转电北京政府。关于开市问题，学生同意双方都不干涉，但要求有出版、言论和进出城宣传的自由。警察厅长宋德玉说要向督军请示，我和交涉署长唐柯三都说：“商家开市的办法是督军同意的，至于出版、言论、结社的自由载在约法，有什么不同意的？还是我们主了罢！现在如果有坏人向人丛中抛一块石头，准能打死人！”这时大街两头十人团越聚越多，且遥闻喧嚷声，宋才没有话说。条件起草写好后，张惠贞要求宋德玉盖章，说宋厅长向来对学生说话不算数，此次必须盖章。宋拍了拍军服口袋说，在这种场合他没带图章。张说，没带图章盖指印也可以。宋说那是犯人作的。我调停说，明日誊清补送省议会盖章保证。学生认可。于是官方下令军警后撤，学生代表也向学生传达商谈结果，各自归队，由校长率领回校，时已夜半。
  次日商谈复市。午间有学生进城的谣传，军警又把起了校门，城门也掩闭了一两小时。实则庸人自扰，并无其事。
  七月一日齐大学生王志谦在商埠宣传，为日本宪兵捕去。学生为此齐赴省署请愿，要求向日本提出抗议，立即释放捕去的学生。省长沈铭昌出来安抚学生，并命交涉署长唐柯三与日人交涉，数度往返，才将王志谦领回。学生在省署一直等到那个时候，始分头散去。当时省署的窗子有打破了的，墨盒据说也有丢失了的，警察厅为此曾去查问。沈说学生很规矩，窗子是风吹坏了的，所以未生枝节。事后学生都说沈是好省长，并于沈去职赴京时，送他直到车站。
  在这以前，安福系分子陈干、艾庆镛等已先后来鲁，多方活动，扩张势力。陈干组织了路矿维持会，到处拉拢，并在吉元楼大请客。赴宴的有王鸿一和王派的重要成员，他们即席签名参加了该会。事被学生探知，从此对王失去了信任。学生会长夏德霖（字雨亭）曾亲自见我，说王派已经加入安福系，将对我不利，又说学生们要求保护我。我说这倒用不着。艾庆镛来济后，开办了《昌言报》馆，充当安福系喉舌，为之宣传，并与陈干沆瀣一气，为卖国的安福系摇旗呐喊。青年学生因此便展开了对安福系的斗争，从而引起该系军阀马良对学生运动的血腥镇压。沈铭昌去职，屈映光继任，这个安福干将与马良勾结一起，共同对付学生运动，安福系势力在山东达到了顶点。
  《昌言报》对学生运动屡次妄加攻击，力诋学生犯了狂热病，说他们孺子无知，不配过问国事，同时大骂支持学生运动的人们。学生对《昌言报》愤恨已极，经过多次密议，决意要砸《昌言报》馆。夏德霖曾将此意告我，我见他们意志坚定，势难劝阻，乃劝其不可伤人，免被该报找到借口，对学生不利。
  砸《昌言报》馆的时候，在学联提议下召开了一次各界联合会议。会议期间唯恐消息外露，会场大门和电话都由学生把守起来。那天我因事前知信，没到省议会去。开会的时候，公推教育会副会长许德一主持，学生提出砸《昌言报》馆的动议。王鸿一登台发言反对，学生便大呼“揍他！揍他！”王未敢多说，走下台来。会议当场通过了学生的建议，并立即整队前往，约有一百多人。他们到了报馆，把馆里的人绑出来，剥去衣服，在背上用白布写上“安福部卖国狗腿子”等字，挟之游街。当时人心大快，街上的人们有些指手画脚地当面骂他们卖国无耻。游街之后，学生们把《昌言报》馆的人送交省署。沈铭昌亲自出来接见学生，立即答应把报馆的人送法院处理。但是法院当天就把那些人释放了。
  次日该报照常出版，毫无悔过之意，竟说学生的义愤行动是暗中有人唆使，唆使人就是我、许德一、李有典（字慎五）等（那时议会王鸿一派了聂湘溪，我派了李有典常驻学联与学生联系）。我们三人的名字，都用同音加“犬”旁的字来替代。后来《昌言报》馆又向法院控告许德一、李有典两人。两人被法院传去，拘留优待室内，十天才放出来。
  砸《昌言报》馆事，触怒了安福系军阀马良，又加上段的授意，于是马开始对学生运动疯狂镇压。
  马良是陆军第四十七旅旅长，济南镇守使，兼济南卫戍司令。他是回教徒。他对学生运动极为仇视，砸报馆事，更给他火上加油，于是他先从回教下手，逮捕了回民爱国积极分子三人。一个是正觉寺街保安堂药铺坐堂先生马云亭（当时的回教救国后援会会长），一个是清真寺北大寺理事朱春祥，另一个是朱的胞弟朱春涛。马良曾说：“我是回教，先从自己开始，杀几个回人给大家看看！”三人被捕，受刑很重，不久都被枪杀。他们被拘之后，有马姓回民去探望，也被拘留，并曾陪决，事后精神失常。马良曾亲率技术队（即武术队，当时用此名）到西关回民区巡查。当他在西关估衣市街看到回民骂他的标语和漫画时，就用刀撕挑，劈伤了张贴用的门板。马的血腥镇压引起回民极大的愤恨。
  马又到校“训话”。据当时学联副会长石愚山来信说，马良曾到第一师范训话，经过情形大致如下：
  马良先派军队包围学校，然后由手持大刀的技术队，带着绳索，分头到该校各楼寝室搜查，强迫学生到大教室听讲。那天在校里的学生不多，只到了几十个人。负责学运的学生坐在前列，大教室周围站满了技术队的军队。马身着半长不短的王村绸大褂，手提枪，腰挂剑，头戴草帽，鼻架墨晶镜，面带杀气，一登讲台，便拍案大骂。他高声说：“段老先生，三造共和，谁反对，我打谁！”说罢四周一看，看见石愚山脸上有愤怒厌恶的表情，指着石说：‘你这样子是吃了迷魂药！”又骂学生运动是受人指使。石愤怒地说：‘学运是爱国运动。”马气极问道：“你是什么名字！”喝令士兵带下去，可是作贼心虚，当手持绳索的技术队站到石的面前时，马又叫他们退下去了。临行时，马警告石说：“如果报上登出来是我，就唯你是问！”旋即带队离去。
  第二天，马又在一师召集各校学生训话，除了学生，还有各界代表。这次是先把在街上分头宣传的学生，用军队和技术队从西门大街两头赶进了第一师范的。讲话地方还是那个大教室（第一教室），里边当时满了人。马良又跳上讲台上的案子，高声大捧段祺瑞，说谁要反段，就是他的对头。马讲话后，由王鸿一讲话，大意是巴黎和会已经过去，学生今后要以学业为主。当时马陈兵一师，空气紧张，学生禁不作声。独有医专学生吴夏蒲发言说：“老师要好好教育学生，学生不好就是老师的不好。”马良喜欢武术，派出他的技术队人员，在各校担任武术。马认为吴是对他的讽刺，顿时大怒，喝令将吴抓起，立责二十戒尺，打得他两手红肿，临行还要把该生带走。我和王鸿一为之解脱，说可由校长带回，由学校好好管教，马才没带他。马良的疯狂，竟到这种程度！
  继马良镇压学生之后，又有齐鲁大学停闭学校一事发生。该校校长英人巴慕德发表声明，学校暂行停闭，并靳令学生在三日内一律离校，半年后再行开课。该校学生因此不得不走，于是回家的回家，投友的投友。学生会长夏德霖是运动中有力人物，但在济南无处寄身，被人约去武汉。山东唯一的一所大学，就这样停闭了。这是学生运动的一大损失。齐大当局这一措施，对学生影响很大。可见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爱国运动的仇视是一致的，至于它们之间的矛盾，那是另一回事了。
  到了1920年初，由于军阀的镇压、帝国主义的干涉、人事的变迁，学生爱国运动陷于停顿状态。这时为了抵制日货，学生会姚志轩、鞠文英等人重新成立学生会，并与各界组成评议会，选出李郁庭、鞠文英、秦素美、谢兰玉、丁仲华、姚志轩、崔唯吾、张文瑛、邹次明、周朗山、王乐平、鲁佛民、聂湘溪、郝云生、李冠九、董雨三、苗星垣、徐云亭、朱徽生等23人为理事，邹次明为评议长，姚志轩为副评议长，继续进行抵制日货运动。理事周朗山、邹次明是《大民主报》的正副经理，对抵制日货宣传甚力。当时山东当局顺从日本的要求，禁止抵制日货，并派军警干涉，遂与检查日货的学生发生冲突。该报在运动高潮到来的时候，曾发表文章、出号外支持学生，这时又写文章抨政府干涉学运，因而触怒马良，他下令逮捕了周朗山和主稿人刘吉安。后来他们转托齐大教授美国人奚恩尔出来说话，马才罢休。这一事实，把军阀仇内惧外的丑态，完全揭露出来了。
  学生运动给日本帝国主义很大的经济打击。当日的反帝运动，以抵制日货为主要手段。山东人民都以使用日货为可耻，青年学生甚至把已有的日货也予以销毁，女生把日货化妆品也砸得粉碎。学生和公职人员回家，宁肯步行也不坐日本强占下的胶济路火车。日货进口，因之大减。青岛日本厂商所制纱、布、火柴等物多转销大连等地；日本股票，价格大落，经营日货的商家多数歇业。据青岛取引所发表：一年间华商在该所受到的损失就在一千万元以上。
  以上所述是济“五四”运动经过概况。总起来说，山东“五四”学生运动的历史是极其光荣的，它已经在反帝斗争中同时走上了反封建的道路。当时运动所取得的成绩和它对后来所发生的影响，都极重大。事隔数十年，回忆所及，只是个轮廓。许多事情，甚至在当时我也说不清楚，更讲不到全面。幸亏学联副会长石愚山和各界评议会理事鞠文英供给了不少的材料，才综合起来，写成了这一段回忆。
  运动过去之后，据亲身参加的人说，山东当局为了分化学生，破坏爱国运动，曾通过振业火柴公司收买过崔唯吾之流的学生。学生会重新成立，出而组织各界评议会的时候，代表教育界的教育会副会长许德一和省议会以前派驻学生会的联络代表之一的李慎五均未被邀参加，而运动的发展也只单纯的向着抵货一方，对于卖国的安福系政府的斗争反而抵落下来了。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可是试就省议会参加评议会的代表来观察一下，也会有助于现象的理解的。就整个运动而论，极少数的暗中受贿分子，却未敢公开进行破坏，因而影响也不怎么大。牛鬼蛇神总见不得光天化日。然而这也给了人们一定的教训，使人们懂得在这运动当中必须提高警惕，防止逆流，决不可粗心大意。
  八、田中玉操纵山东省议会和议会反田斗争
  （一）田中玉督鲁内幕
  田中玉，字蕴山，河北抚宁人。中日甲午战争后，袁世凯练兵小站，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陆建章、徐世昌等为袁之得力助手。当时，田是段的直属部下，但他却与王士珍比较接近。后当王任袁政府陆军总长时，田任次长。辛亥革命时期，他在山东担任兖州镇总兵；在调充鲁督之前，任察哈尔都统。田在北洋军阀上层中，向无有力靠山。他从1919年12月当上山东督军，直到1924年10月才因“孙美瑶劫车案”被迫免职离鲁，在山东将近五年。军阀统治山东，除韩复榘外，以田中玉为最久，在这期间，先是皖系当权，继而直系上台，最后直系失败；其间发生过直皖战争和两次直奉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开始于1924年9月田氏离鲁之前），在南方还有苏浙战争。一个没有得力靠山的人，自己又没有多少军队，竟能在这样一个权势争夺剧烈的时代，不但当上了山东督军，而且还能维持五年之久，是少有的。
  1919年冬，张树元被省议会弹劾去职，田中玉以国务总理靳云鹏保荐被任命为山东督军。那时候徐世昌虽是总统，但段祺瑞以边防督办名义，掌握政府大权。田靳之间没有什么深远的渊源。靳虽为国务总理，并兼任边防督办公署的训练处长，实际上仍须听命于段。田之督鲁，当然得到段的同意，因为任命封疆大吏，靳氏不能不向段商请。靳没有保举段氏嫡系人物督鲁，而推荐了田中玉，原是别有用心的。靳原想叫田先当督军，再兼省长，然后把省长让给其济宁同乡又是心腹的潘复。潘曾任鲁省署实业司司长，当时还没有当省长的意图。后来潘到北京搞水利总裁未成，借靳氏力量当了财政次长，靳想抓山东地盘，使用潘复是当然的事。如果这着棋下成功，则田掌握军事，潘掌握政权，山东便完全为靳氏所控制了。
  田来到山东的时候，省长屈映光还在任上，屈与马良勾结得很紧，想着军政齐抓。就实力来说，马良是四十七旅旅长，又是边防军第二师师长，另兼济南镇守使和济南卫戍司令，力量比田大，又是段氏嫡系。田在山东，只有胡聘三一旅（胡也是田的参谋长）。至于第五师师长郑士琦，也是皖系。而身任省长的屈映光，更是安福健将，素以阴谋家著称，曾担任过浙江巡按使。云南起义，各省响应，屈在浙江也玩假独立的阴谋，并密电袁世凯表示事非得已。讵料袁氏竟申令嘉奖，屈氏两面手法暴露，被浙人赶下了台，屈当省长的任命发表之后，张树元颇怀畏惧，曾派人向我示意拒屈留沈（沈铭昌）。当时我们认为为时已晚，且王（鸿一）派既已加入安福系的路矿维持会，亦必出而反对，不如静观其后为佳，乃婉词拒绝。后田中玉来鲁，在屈、马合流夹攻之下，不免栗栗自危。第二次直皖战争发生，马良以边防军第二师率军到桑园一带与直系交锋，对济南不放心，隔几天即回济一次，有一次回济后，晚间在督军署门前架上机关枪，腰间带剑，气势汹汹的去见田中玉。次日我去见田，他谈起来，犹有余悸。外间轰传马良唱了一出“逼宫”。皖系失败，田中玉派胡聘三的一旅和第五师在禹城一带截堵马良不许回济，后来马良撤职，军队解散，屈映光也被省议会弹劾去职，田氏才解除了“安福”之惧。屈免职后，齐耀珊继任，不到两个月也走了，于是田又兼代了省长，掌握了山东军政大权。
  直系当政之后，吴佩孚本来想拿山东，也准备下了督军和省长的人选。他派他的一个师长潘鸿钧，驻扎济宁，作为提升督军的张本。熊炳琦长鲁，又发表吴氏秘书长郭谅忱为济南道尹，作为提升省长的先声。这在当时已成公开的秘密。田氏不安于位，可以想见。但是郭的道尹发表已久，却始终没有到任，后来病死了。潘鸿钧家庭发生丑事，他的女儿、姨太太与其侄子和马弁通奸，被其发觉，一怒枪决了七个人，这事曾轰传一时。事刚发生，田中玉乘机约我到他那里吃饭，座上只有我们两人。他喜形于色地问我，“张议长，有件新闻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他说，“潘鸿钧把女儿、姨太太和侄子护兵都打死了，一共七口。他昨天还到这里来过，若无其事者然。”我问他怎么办，他说，“我已经给他揭了（“揭”指打电报揭发）。”当时京津沪各报都纷纷刊登潘鸿钧神经病猝发，枪杀全家的消息。这纯系表面文章，大概是当局授意这样登的。吴佩孚头脑很旧，讲封建道德，潘家的丑闻既已传布，叫潘督鲁的意图，也随之打消，因而田氏的督军也就保留下来了。靳云鹏保荐的督军没出问题，但是想抓的省长却未拿到。直系上台，靳仍任总理，但因吴佩孚反对潘复，靳在山东布下的田中玉这一着祺却始终未起靳氏所希望的那种作用。
  （二）山东省议会和田中玉的斗争
  1.斗争的起因
  田中玉为人极贪，但是顾忌很多，有点“小尖钻、大不敢”。他来山东的时候，原在察哈尔的周建龙（见拙著“我充任山东省咨议局议员的回忆”一文，《山东省志资料》一九六一年第一期）也随同来鲁，担任政务厅长（后来出任东临道道尹）。周曾对我说，田在都统任上，连公署里用的面粉都亲自过秤，当时因无电灯，特立了标准油灯照数发油，可说细得滴水不漏。当了鲁督之后，督署卫队、马号、军乐队等项每年的二十六万元经费，他吃一半；督署外交秘书陈纪云（命官），兼上了省署秘书，只给一份薪；督署秘书长王卓青，兼任省署秘书长后，也只给一份薪；后来王又兼上泺口厘金局长，另有收入，便连这一份薪也不给了。在那个时代，兼职兼薪是“常规”，而田氏克扣幕僚薪金在于自肥。我曾到北京参加过联省自治会议，湖北代表对我说，“你们山东的王占元在湖北连扫街夫的钱都吃到了”。田、王两人，细大不捐，堪称无独有偶。
  张树元贪污一案，靳云鹏批交后任彻查，但田氏来鲁之后，并未认真办理，轻描淡写的放过去了，他们是一丘之貉，自然官官相维。张因克扣军饷，吃空名，被省议会弹劾去职，田来之后想要捞钱，但有张树元前车之鉴，就不敢重蹈复辙，而另谋生财之道。他兼省长不久，便想出了加赋一年，裁兵一半的花招，意在借此分肥，大小官各有其分，自己当然拿最大的。当日山东全省田赋共计四百万两之谱，每两作洋两元，再加上盐税、地方附加税、上下两忙等共需三千多万元，是山东人民的沉重负担。说到军队空额，我们知道得相当清楚，督军公署里几位熟人，还有财政厅科长朱仲濂，时常把军队空额情形告诉我们。第五师素称足额，实际不过六成，其余各部，还不到四成。去掉空额，不用再裁就只剩半数，绝对不用加赋作为裁兵经费，所谓裁兵一半是骗人的。张是吃空名，田是裁兵额，作法各有不同，目的却无二致。
  要加田赋，就得省议会通过，才能见诸实施。因此，在加赋裁兵议案提出之前，田氏便多方运动、酝酿，希望一举成功。他也对我极力拉拢，并算帐给我听。我当时不肯明揭，只说山东在清末以来就没加过田赋，怕加出问题来。他一心发财，自然听不进去，还是把加赋裁兵案提出来了。省议会开会的那天，我主张用无记名投票法把该案提付表决，表决结果，大家一致反对，无一人投赞成果，该案遂被否决。谁也知道，通过这样的议案对地方交代不下去，因而行动一致。田见议会竟有否决大权，对他极为不利，于是千方百计企图包办议会作为他的御用工具，从而引起了议会对田的长时间的矛盾和斗争。
  2.三届议会改选前地方党派概况
  田中玉图谋包办议会，于是双管齐下，一方面分化议员，一方面操纵选举。这就牵及与议员、选举密切相关的地方党派，因而在这里把三届议会改选前的党派概况来谈一谈。
  民五张怀芝兼政，省议会复活。经过袁氏帝制，共过患难的国民、进步两党议员，见了面颇为亲热，往时意见，暂被搁置一边。安茂寅拉拢我和王鸿一两人组织地方政治讨论会，两党议员及成员大多数加入。至第二届议会选举时，两党在地方各有地盘，竞争剧烈，故讨论会遂分裂为两个主要派别，一派以我为首，另一派以王鸿一为首，外边称为张派和王派。但经此次结合，彼此了解，声气互通，有时仍能合作。共同倒田，实以此为基础。二届省议会张派的组织是议员公寓，王派是议员俱乐部。张树元撤职后，被人叫作“武定团”的议员同志社和标榜中立的衷社，皆已销声匿迹。田中玉来鲁之初，地方党派仍是以议员公寓和议员俱乐部为主流的两大派。两派势均力敌的情况，仍然和以往相同，因而一有争执，往往相持不下，难以解决。对事之争，有时转为对人，意气用事，乃为常事。
  意气用事一个明显的例子发生在屈映光担任省长的时期。那时候省立第一中学发生了学潮，校长赵同源（字星海，历城人）辞职。王鸿一为了平息风潮，向屈映光自告奋勇，出任该校校长。王是议会副议长，依法不能兼任校长，王事前并未和他本派议员商量，就提出辞职书。那次议会开会，我没到会，张派议员则志在去王而后快，坚持提付表决，王派则坚决反对，两下人数相当，闹得不可开交，辞职书遂暂时搁起。下次议会又开会，我怕王鸿一辞职之后，王派群龙无首，无法掌握，势必闹得一事无成，甚至变得更糟，也就提出辞职，才把我派议员压下去了。接着王亦辞去校长，回到议会，一场风波始告平息。事过之后，我派议员开了一次会，多数说我不该辞职，以致打散了他们倒王的计划，坐失千载难逢的良机，并且质问我是不是有神经病。我说，我没有神经病，但是有我自己的想法，不能只为我们的团体，也还得为本省；我的看法不和大家一样，当时劝大家也不听，所以才提出辞职，想把事情平息下去；真正闹起来，此案也未必就能通过，即使能以通过，对山东对议会本身，都没有好处。大家听罢，觉得无话可说，也就算了。
  两派尽管在议会里互相抵制，经常对立，但是双方的成员，却非人人皆为其党。安茂寅是国民党员，有时也为了个人利益帮进步党的忙。夏溥斋是进步党负责人之一，却经常帮王鸿一的忙，对于王派的影响很大。安对张怀芝、张树元有“智囊”之称，而夏对山东政局所起的作用亦非寻常可比。连我自己也不是全为自己的一派打算，我向孙发绪推荐的省署教育科主任鞠思敏，原是国民党成员。由鞠思敏，想到了于丹绂。这里顺便把发生在田中玉督鲁时期与于丹绂和山东教育界有关的一件事讲一讲。
  鞠思敏出任教育主任之前，是山东高等师范和省立第一狮范的校长。他离职后，由于丹绂继任校长。于是中立派，对国民、进步两党都拉关系。田中玉来鲁后，于因一师（那时候山东高师已结束）学生闹风潮辞职。东鲁中学收归省有之后，于氏担任了校长。
  东鲁中学原是日本人丰田孤寒所办。这个日本人前清末年就来到了山东，担任过师范学堂教习，该校后来改称山东优级师范学堂，亦即山东高等师范的前身。丰田在鲁教育界很久，对山东教育界很熟。收回东鲁中学，用款十五万元左右（可能是十五万两，已记不清），是由则政厅拨出盐务存款来支付的。这是前清同光时代存下来的一笔钱，知道的人很少。用公款收回东鲁中学，大概是靳云鹏、潘复等授意田中玉办的，济南方面有什么人从中支持，事秘莫晓。不过财政厅所拨十五万盐款，并未敷用，这便给丰田保留下了过问校务之权。东鲁收回后，于丹绂任校长，而丰田则任该校董事长，形同太上校长。从日本人手里收回教育权，这是对的、应该的，但是作法不周密，不慎重，竟使丰田仍得操纵校务，铸成大错。原来丰田是个日本特务，抗战开始，他在山东大肆活动，极力拉拢教育界人下水，其中以王派为最多，而朱桂山等重要人物跟了下去。鞠思敏为教育界耆宿，丰田极力拉拢，鞠氏坚决不出，干一向惟鞠的马首是瞻，亦坚决不肯干，丰田竟无如之何，是值得赞扬的。
  上述种种，可以说明两派成员之间，关系微妙，内中情形多非局外人所能道，即在同派之中，有时亦非躬与其事者说不清楚。而两派成员分子复杂，时分时合，就更增加了相互关系的多样性。但只是成员个人之间的关系如此，作为党派而论，则主流仍然只有两大派。至田中玉着手分化两派，才出现了新的派系，活动情形也愈加复杂了。
  3.党派分化与反田斗争
  田中玉自加赋裁兵案被议会否决后，就着手进行收买议员，成立御用机关，准备议长人选，操纵三届议会复选，以搞垮议会中的反对派，达到包办议会的目的。
  在御用团体尚未成立，三届议会初选以前，万光炜、国进修等即为田所拉拢，在王鸿一之议员俱乐部中暗肆活动，王看出这一点，很怕团体被田中玉拉垮，乃亲自找我谈话，表示愿意合作共同反田。他对我说，“我们别再碰火车头了，应当合作。”我说，“车多不碍路，各走各的，方向不同，哪能碰车呢。”他说，“他们对你没办法，你不想升官，也不想发财。”我劝他说，“你不要借篙撑船，借腿搓麻线；如果人家一抽腿，你就倒了。我认为你走的路是不通的，当然我走的路也未必通。”王接着说：“你也未免过于新了。”待了一会他就走了。隔了不些日子，他又约张子衡来见我，商量叫张拿出十万八万来竞选议长，由王和我作副议长。他说，若在初选以前下手，他估计自己有四十张票，设若你能有三十多张，再加上子衡能拉到济南地区的票，便能占绝对多数，此事已当场决定。但后来张子衡又抽了腿，不肯出钱，因伊去了一趟北京，靳、潘竭力拉拢他，他知道三届选举，靳、潘有意操纵，不肯出而与之对抗，后来接收三矿与日人合办鲁大公司，以矿权作股一半由山东银行担保，靳氏未出分文，当了董事长，张氏也得到好处，充任副董事长。人们说，张氏系资本家而兼官僚，信然。
  在选举议长的前夕，田中玉看到王鸿一仍在活动，就叫卫戍司令及曹州镇守使示意给他，说王氏在山东，田不能保他的险。王氏哭了一场到北京去了。我趁此把王鸿一离鲁后的活动交代一下：那时候冯玉祥是陆军检阅使，率部驻在北京南苑，王和冯拉上了关系。后来又和河北的米迪刚、河南的胡某在包头举办直鲁豫三省同乡会，商讨移民大西北问题。当时鲁西南贫民移垦五原一带的据说有两三千户之多。冯玉祥因范铭枢的关系，对王印象不错，王又向冯献策通过赵戴文撮合与阎锡山共同反蒋，因此又到了山西，方雨农、聂湘溪同去。我听聂湘溪说，阎锡山邀王住在晋祠名胜之区，很加优待。据方雨农说，王与阎系新交，阎为人又极小器，两下都很客气，王每次见阎，事前必与聂、方二人反复研究如何交谈，然后开口。王氏身体不好，病况加剧，后来就医于北京，在那里病故了。田中玉去王的主要原因是王素喜联络军人，甚至拉拢绿林，怕王借武力与之为敌，因而不惜采取恫吓手段把他弄走。至于王在社会上力量如何，在议会能否为选，还是次要的。
  田中玉拉走了一部王派议员，又把王鸿一逼走了，但是王派并未因此垮台，反而由于田氏压力，更加力量集中，坚定了反田的决心，继续进行斗争。
  田中玉对我派议员公寓，当然也目之为反对派，不能把他放过。对于王派，他采取“拉”的办法，拉出了万光炜等一部人。对于议员公寓，则运用“拆”的手段。在第三届议会议员选出之后，他利用我与安鹏东的矛盾，拆我的台。我与安的矛盾，在进步党成立之后不久便已发生。进步党山东支部成立之后，李莪卿任部长，夏溥斋和我，还有别人，分任副部长，但是党内最有力量的却是安鹏东。他为人豪爽，议论风生，对时事有与众不同的见解，因而在党内吸引住了一部分人。但是他个性很强，好为异同之辩，大家对他也都让一步。当时吸收的党员，多半是他介绍的，这些人只知找差事，抢位置，其中新人物很少。我很看不惯这种样子，就想多吸收一些新人物来充实党的组织，免得后继无人。我主张在育英中学里培养一批新生力量，作为党的预备军。但是对于这件事，安的看法却与我不同，因而我们中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种情况，就给田中玉拆散我们团体的阴谋，以可乘之机，安鹏东和与之接近的一部分议员和我分了家，将议员公寓改为同仁俱乐部，与政府合作，推杜尚为副议长候选人。第一、二届议会时期，杜不是议员，而是第三届选举当选，才与同仁俱乐部发生关系的。他是掖县人，出身地主兼资本家，能出资竞选，故有条件提名为副议长候选人。但杜尚当选为副议长，却非一蹴而就，其中有一段比较弯曲的经过。
  三届议会改选之前，王采廷为了共同反田和竞选，曾自出费用组织了一个平民社。该社成员大部是济南区的议员，也有少数其他地区的。王是进步党成员，但却领导着一部分议员自成一个小团体，师“武定团”故智，成立了平民社，想起举足轻重的作用。该社成立后，反田阵线，除去所谓张、王两派外，又增加了一派力量。三届议会改选后，三派曾分别提出议长、副议长候选人。平民社所提的副议长候选人就是王采廷。后来选举议长、副议长的时候，王自愿放弃，让给了杜尚，条件是共同反田。详细情形以后再谈。
  田中玉企图包办议会的种种手法，引起了地方党派的分化，但是他始终没能拉到或者拆出足够的议员为其效劳。就派系组织来说，真正为他摇旗呐喊的只有杜尚原先拥田，熊炳琦长鲁，成立议会也转到了反田方面来，这都可以说明田中玉在拆拉活动中遭到了失败。
  4.第三届省议会选举与反田斗争
  民元以后，与清末一样，各县选举均操于地方绅董、大族、地富、或办学人员之手。第一届选举，各地受国民、进步两党支配，仅于复选时预赁寓所，住在一起，以资联络，无所谓招待费。二届选举时，则风气渐坏。到了第三届议会改选，比起前两届来，更是每况愈下。有的县连选民名册都是临时造报的，事前没有调查，草草了事，因而名册姓名真假俱有，由于造报巧合而弄假成真的名字也有。投票的时候，也不再公布选民名单，只是由主持人临时找来几个能写字的，按照初选候选人姓名，分别写票，投入票匦，封送到县就算了。这种“选举”，连官样文章也不作了。
  省议会各派议员在各县各有自己的地盘，因此在初选的时候一般都能选出他们的候选人。例如曹州各属是王派议员的地盘，初选当选人都是清一色的王派，因而复选出来的议员也是王派清一色。一、二届选举，情形都是这样。又如肥城，这是进步党李和卿的地盘，但是县里有一个孙艺圃领导的小派别。该县举行第三届议会初选的时候，孙未分到选票，只当了他那个选区的监察员，他就叫他区内的选民非来亲自投票不可，结果一天投了几十张。因之申请初选监督，另行定期重投。这时竞选人举行谈判，商量条件，但是孙艺圃索票过多，谈判失败。虽鸣锣响鼓，招呼投票，仍然投票的很少。结果，孙监选的那一区没有选出人来。他抱定自己不能当选，也不能选别人的态度，结果只有“一破两不成”。
  复选情形，正如初选，亦复江河日下。买卖选举之风，各地盛行。复选候选人想要当选，就得出一定的代价，各县初选当选人每人五百元已是普通的数目。当时临朐县决定不出复选候选人，让出该县全部初选当选人的票，每票索价千元，宁可本县不出省议员，也要作这趟选举买卖。到了田中玉督鲁，第三届复选，更见变本加厉，每票最普通的千元。复选候选人想要当选，最少须得十九张票，按每票出价千元计，也得拿出两万元之谱。就是自己有基本票，用不着出招待费的，在这种情形之下，也不能不应酬点染一下。当选代价，动以万计，真正能出这笔代价的候选人并不多。当选之后，为了偿“债”，便要多方捞本。议员们于是回县包办行税，包揽词讼，走动法院，勾结县府，拉下面皮，无所不为。县知事一般怕本县省议员跟他捣乱，也往往迁就或勾结他们，共谋生财之道。这样便出现了立法、司法、行政三位一体，共同贪污的“大合唱”。
  在此情形之下，我自己不甘同流合污，本想乘机洁身引退。自加赋案否决后，田氏包办议会作为御用工具，已形迹显然。当时面临的问题须由我抉择：一、仍坚持反军阀立场，继续干下去；二、我一人退出，剩下的团体，另由人带领作为政府派。我是带性负气之人，也不肯对军阀低头让步，又加各方推挽，还是参加了竞选。
  田中玉要操纵三届议会选举，只能从复选插手。前已提及，两派议员在各县各有地盘，外人打不进去，无法插手，因此田氏只好放过初选，来操纵复选。那时候他已经兼任省长，政务厅长黄璞和财政厅长周衡峰，都是他的亲信，也都是外省人。另一亲信是督署参谋长胡聘三。田中玉通过亲信，指挥御用议员操纵选举，取缔王派，其中尤以黄、周两人反对王鸿一最力。田氏对此则佯为不知。曹州复选区是王派地盘，外人无能为力，田氏只好听其自由选举。王派投田的万光炜是曹州府人，田氏志在使万当选，多给万竞选费。选举结果，万光炜当选，但是其余十几个当选人仍都是王派，王氏本人是后补第一名。原准备如选举情况顺利，即使其党内议员辞职，王即补上参加竞选，曹州区复选斗争，田中玉并未胜利。
  田中玉对于其他复选区，都想凭借政府压力操纵选举。山东各复选区中，以兖州、青州两区情形最为突出。兖州选区是王派势力范围，王派的健将颜海洲（名承瀚）、李子善（名庆施）、李天倪、郝云生都是该选区复选候选人。青州复选区多是议员公寓的地盘，王派大将王乐平也是该区的候选人。田氏操纵选举，就决不放过这两个复选区，因而反田斗争也以这两个选区为最激烈。
  兖州、复选区选举之前，田中玉派去了他的御用议员张思纬。这位大律师，到底有神通，借官府势力，操纵把持，无所不为，竟指使人们架走了颜海洲、李子善、李天倪等初选当选人，形同土匪绑票，开空前未有的恶例，而且投票完毕，还偷换了票匦。结果颜与二李均未当选，王派只有郝云生为人和平，当选为议员。就兖州区来说，田中玉算是达到了排王的目的。如果不是张思纬使出这一些违法的罪恶手段，田中玉是没有“成功”希望的。
  青州复选，田中玉派去的是高剑泉。高是胶县人，胶县虽不属青州府，但复选却在青州区。田中玉在青州所属县里找不到御用工具，不得已才派了高剑泉，在青州复选区。田氏排斥的主要对象是我和王乐平。当时田氏另派青州府首县益都县长马福昌为该区复选监督，以其他各县县长为复选监察员。高剑泉便和这些县长们勾结起来，准备操纵选举。高凭借田氏支持，每票出价千元，从事贿选；并利用县长监督选举的权力，想叫初选当选人写谁，就得写谁。因此激起公愤，大家发动了省立第十中学的学生，和益都劝学所长李习五所办的几个讲习班的学生，作好准备，到投票的一天给他捣散。投票前夕，王乐平非常着急地去见我，问我怎么办。我说明天就给他捣散，叫他投不成。第二天，学生包围了投票处，把住大门，监视初选当选人。每来一个，学生就先问他有无初选当选证书，没有便不叫进去，结果未能投票。初选人的当选证书，都在复选候选人手里，到投票入场后，才给他们，所以他们拿不出当选证来，以凭入场。学生们同时也包围了高剑泉的住处，吓得高逾城而遁，撇下了一只提包，里边只有四张当选证，离他想弄到的二十张还差很多。青州一区复选未成，也就搁浅了。马福昌遂率领各县县长回了济南。我也回济去见田中玉，谈到当时选举情况，他却推作不知。我说，青州复选，每票招待费竟至千元之多，而且还是县长充监选人，叫写谁就得写谁，使候选人花钱落空，如何办得到；学生包围投票处乃是激于义愤，倘按合法手续进行选举，就决不会发生这种事。曹州和青州，同是复选区，办法不一样，这也太不公平。正谈着，公署承启处（传达）向田报告说，“王议长来见，已请在旁的屋内”，田吩咐把王请进来。王来到便说：“督军对兖州选区不兴这样干，不但倒匦换票，而且架走了初选当选人。”王即当面揭发，田就说：“当初在潘馨航处开会，你也在座，所商各事你都同意，这些事公制不得与闻。叫谢鸿焘当议长是你提出的，现在为什么你又反对他？”田把底子揭了，弄得王鸿一面红耳赤，下不来台，就此走了。我与田交涉仍在青州投票，自由选举，以候选人为监票员。田叫马福昌见我。某日下午，马与安丘县长邹允中到我家，说次日回青州。我因与田仍需交涉，未能同行，也没派人同往，或打电报回去。马等到青，因李习五等不晓内容，率领部分学生挡驾，马等只好返济。这由于我考虑不周，致弄成僵局，遂改在博山选举，但可以自由投票。在我与田交涉的一两日内，由于民智社从督署承启处知我交涉次数频繁，感到疑怪，派杨镇南来探询。当我把交涉经过和到博山选举的原因告诉杨，并说这是为了共同的利益，为了三派共同倒田，绝不是与田合作，鸿一当能谅解。王派始为释然。彼时复选尚未揭晓，议员公寓同人尚无定向，田素知我和吴佩孚的秘书长郭谅忱交谊甚好，因此田仍极力拉我，我也虚与委蛇，田对我们提出的要求也有“让步”之处。复选时王乐平知道田中玉意在刁难，遂知难而退，自动让出，不再竞选。高剑泉因无票，亦未竞选，就青州复选斗争而论，尽管王未当选，田亦未成功。
  纵观复选全局，反田斗争是胜利的。田虽费尽心机，操纵选举，弄得乌烟瘴气，但是并未取得多数议席，可借以包办议会作为御用工具。
  5.第三届省议会议长竞选与反田斗争
  1922年，青州选举改在博山举行后，迟延月余，各区议员，纷纷来省。田授意万光炜等成立天坛俱乐部，提出的议长候选人是谢鸿焘，副议长万光炜，并四出拉拢议员，因此王鸿一成立民智社、王采廷成立平民社，以相抵制。诚社也随即成立。在诚社成立之前，我和安鹏东分了家，把议员公寓部分议员拉出，在顺贡街成立诚社。安鹏东改组议员公寓为同仁俱乐部与政府合作，推杜尚为副议长候选人，在我和安鹏东还未显著分家以前，经李慎五的介绍，向宋传典的德昌洋行借得二万元，作为向部分议员点染之用。这一笔钱，实际上是宋传典为当议长所下的“定金”。
  这时离竞选不过一月左右，田出价收买议员，最高哄抬到三千元。要当选议长，就得出更多的代价，因而没有钱的人就不敢作候选人。竞选议长的条件已经不是“资望”，而是“资本”。谁最有钱，谁肯出钱，谁就最有希望当选。“天坛”既出高价收买，民智社、平民社都感到没有办法，诚社遂与民智社、平民社商定，拉宋传典出面竞选议长。但资产阶级利润第一，贪吝无比，这种特性，宋自不免。他是个“唯我主义”者，光想出小本，谋大利，凡事现钱不赊，东西不到手，不肯出代价。他竞选议长，原想小破大发，大家曾劝他把钱早日拿出，向议员点染，可以省一点，但他总是迟迟不肯放手。李习五曾对我说：“八字不见两撇，怎能叫宋多出钱。”时桌上适有茶碗，就说：“譬如买个茶碗，没有看货，怎能出钱。”我说：“买东西可以不见货不付款，但是对人不能这样，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要先收他们的心。”直到竞选的前几天，事已紧急，宋不得已，拿出大批的钱连夜四处拉拢，才把票额固定下来，占取了大多数。到了选举前一天，田中玉知道天坛派（包括安派一部分）不能取得多数，便滥用职权，派出了许多便衣军警，包围了议会，只允许中指系着白线作暗记的御用派议员入场，其余一概不准进去。在这样暴力压迫之下，反田各派——诚社、民智社、平民社的议员均到顺贡街诚社会齐（地距省议会甚近）。王采廷献策，要大家各持议员证书，列队前往。于是由我和王带领大家出发，那时便衣军警早已布满议会门外的空场，不让大家进门。王说：“我们是议员，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不让我们入场投票？”正巧一个王所熟识的警察分局长被王看见了，王说：“你也来了，这是干什么？”并乘机大呼，“闲人分开，我们走！”就由我们两人带头，各人手持证书，鱼贯而入。我和部分议员到议长办公室，其余各自到各屋里休息。这时便衣军警进入会场，御用议员捣毁票匦，使大家不能投票。御用议员高锡侯提着手杖，努气冲冲，到议长室里在人们面前叫骂，看到没人理他，又冲入秘书室打了秘书刘梅皋。当天投票未成，大家散了。后来听说，这是万光炜和几个军警头目会商，请示田中玉，指使军警头目和“天坛”议员干的。其时适放寒假，学生均已返里，不然诚社和民智社、号召学生来一个反包围，流血惨剧，怕是难免的。
  这次选举议长议员，既被军警包围，未能选成，因而停顿。所有反田派议员均不能回里，若听其自然，恐被政府派钻了空子，彼时王鸿一已出走，由我一人支撑，其间实一日未敢离开济南。在这以后，曾几次组织选举，都被御用议员捣散。有一次一个叫李象晋的御用议员竟用手杖打我，景伯言出来遮掩，也挨了打。事后我回寓吃饭，食量一如平时，熟人们对我说，“你也算心宽，居然没当一回事。”我说：“这是幕后有人指使，狗被主人公指使咬人，我们何必对狗生气呢。”那时候，御用议员每次捣散选举，都获得报酬，习以为常，后来就非拿钱不干，把捣乱当生意来做。议长选举就这样拖延下来，议会也就不能成立。田的参谋长胡聘三对我说：“你们别觉着议会了不起，开不成会倒好，免得跟督军捣乱。”后来听见有人说，万光炜等建议田中玉再来一次军警包围，田恐事闹大，与己不利，未敢采取这种办法，故只叫御用议员来捣乱、破坏。在这个时候，宋传典见我挨了打，以为选出议长无望，有些灰心，不肯再出钱，连在济议员的生活费也不肯出。议员津贴是这样的，诚社、民智社不少基本议员，用不着津贴，但有些议员既不能离省，须由基本议员和可靠成员陪同他们吃喝玩乐，所以一律有津贴。彼时诚社、民智社已大合家，此项津贴均由宋出，竞选期限延长，宋实觉心痛。报社用款，自然更不痛快，多由我自己设法。王静一等扬言，如果宋还不表示态度，他们便无条件的选我再当议长。宋一听急了，就使人问我。我说并无此意，只是希望快把答应给议员的津贴送给各议员。他也知道，再拖下去，即使有钱，人们也会一怒而不选他。这才掏了腰包，重新竞选。
  在这个时候，直皖战争爆发，不久皖系失败，熊炳琦调任山东省长，田中玉只管军事，不管政治，已不能过问议会事。熊主张成立议会，以改组行政机构，因此大家又活动起来。这时因兖州议员李天一等，对上次选举不合法，控告胜诉，原选举推翻，颜海洲、李子善、李天倪等重新当选，原当选的“天坛”议员，如高锡侯、张思纬等均落选了，“天坛”无形解散。平民社副议长候选人王采廷看到议长选举搁浅已久，内部又闹不团结，表示不愿竞选。如有人接手找回钱来，他即让出，在那时有一个“小三角”，由诚社的李润绅、民智社的赵树枋、平民社的王在福，再加上诚社成员王静一，在各派中串通声气，找点好处。他们见到王采廷无意竞选，便串联着推选杜尚竞选副议长，以便把平民社花的钱找回来，由安鹏东出面，三派协商，推选杜尚，条件是选举后共同倒田，并承担王采廷所出的竞选代价。杜是地主兼资本家，又是官迷，当然愿取得议长位置，至于反田与否，杜并没放在心上。民智社竞选的副议长原为郝云生，陈鸾书也想干，社内以郝在济日久，情况熟悉，遂以郝应选，须由团体拿出四万元，至熊炳琦长鲁，成立议会，始改为陈鸾书。因宋益都人，陈也是益都人，竞选费四万可以不拿，议长候选人仍由诚社提出了宋传典，这次选举顺利进行，宋当选议长，杜、陈当选副议长，仍然是田中玉失败。
  宋传典当选议长，前后出资十八万元。熊炳琦为了拉拢三派，在议长选出后，省公署从山东实业借款日人所让的利息中提出了十七万元，作为宋传典（连同陈鸾书在内）等补偿费。结果宋实花不过十二万元。杜尚本允承担王采廷因准备竞选而付出的代价，但他并未用着出款，也从借款利息中开支出去了（约计八万元）。我曾代表议员公寓签名借用山东烟酒公卖局二万元，这时也以此款余额归还了。这笔外债息金，给议会各派解决了竞选代价问题。
  宋当选议长后几个月，即脱离诚社，另组“中社”，班底甚小，成员为鍾绍武、李习五，均益都人，议员为李慎五、赵仲如、庄士一、孙鲁泉等五六人，赵仲如是矿商，博山人，始终帮宋的忙，但其当选为议员，我与有力，对我感情亦不坏。当张宗昌时代，宋推荐为县长，赵坚辞不干，宋弄钱的方法，亦不使赵知晓。杜尚也脱离同仁俱乐部，成立济社。因为羽翼已丰，不愿和我们在一起，而自立门户。宋为了与诚社分离，就造谣说我独断专行，且分款不均，不能为同人谋利益。实际上是怕诚社分肥，才借口组织“中社”，志在独得。对于这件事，我笑说“斥鴳抢榆”，非我所喜；“饿鸱吓鼠”，唯彼有之而已。宋传典已从外债息金里捞回本，乃进而变本加厉又发大财。凡是由他引荐而得到公职的人，都得拿钱酬劳，连他最亲信的人，也不例外。人们说宋六亲不认，并不过分。宋听说青岛花生米价高，就利用职权，向胶济路要来两个车皮，由济运青，获利倍蓰。并由“小三角”包青岛码头工人，由宋拿出押款。派上会计，办了一年，所得的钱，宋吃了七成。以第一届议会为例，每月办公费二千元，预备费二千元，除职工薪资及邮电杂用外，每月可剩三千元。宋自当议长至随张宗昌逃跑，计五六年之久，剩余之款无下落。其余我们不知道的尚多。当选举前夕，宋付出大宗支票，我将七千元零星支票带回家中，忘置何处。选出议长后，我向其索取前立二万元借据，并请其查对发出之款，有无错误，彼云无误。其实德昌支票均有存根，有七千元未兑，难道不知道？后托人收拾济寓，发现此款，时宋已死，团体已散，我在青生活尚可自了，不须再提，遂把支票烧了。
  宋传典自成一家后，对诚社、大东日报社，就不再接济。大东日报是民元共和党成立之后接办的报纸，直到1928年诚社解散才停刊的。
  宋当议长期间，省议会提出加薪案，未经讨论，即表决通过。当时新闻界对此颇有微词，曾在报上嘲讽。第一届的议员月薪五十元，二届增至八十元。一届议长月支二百元，副议长一百五十元。二届仍旧。到了三届，议员月薪加到一百六十元，议长三百元，副议长二百元，较前大增。议员们自然欢迎，但是未经讨论即行通过，在手续上说不下去。宋亲主会议，不俟讨论即付表决，当然受到新闻界指责。
  宋赴奉欢迎张宗昌来鲁后，张只许议会支薪，不得开会，并允宋、杜各推荐县长十人。当时诚社议员纷纷投宋，只剩十数人坚守诚社及大东日报社的旧摊子。宋不肯再出钱接济了，遂在张季骧任实业厅长时，以所属三矿政局发表诚社成员充任局长，加上原有在农林机构的成员，皆由张暗示接济，一直维持到张宗昌败逃为止。
  张宗昌败逃之后，省议会结束，地方党派解散。宋怕在山东有问题，跑到上海租界，后来死在那里了。
  我从张子衡、宋传典身上，认识到买办资产阶级是什么样的东西。张办理平市官钱局与安茂寅勾结，借日本人在山东收买制钱的机会，从中渔利，发了大财。宋传典也是借外国公司起家致富，两人皆为买办资产阶级。希望这样的人讲民族节气，讲义气，守信用，岂非与虎谋皮！
  当第三届议会成立以后，我曾和宋传典、陈鸾书、杜尚到北京见黎元洪，到保定见曹锟，请撤换田中玉，都没成功。后来我又到过一次保定见吴佩孚，提出潘复，吴说，“有我在，潘复到不了山东”，吴又说，“田中玉为人俭省，可给山东省下几个钱。”田中玉的地位就这样保留下来，直到一九二四年五月，临城劫车案发生，公使团出面抗议和威胁，北京政府才被迫把他革职留任，负责办理该案。他费尽心机收编了孙美瑶部，被架的外国人才被释放，他自己也在是年十月离开了山东。后来我们谈起这件事的时候，觉得大家连孙美瑶也不如。
  田中玉去职之前，曾在督署请客对花兴叹。大家颇以为怪。他说，花开得倒好，可惜不久就要落了。有人说，明年还会开。他说，再开就不是这个花了。事有凑巧，田氏不久去职，甲子春我写了落花诗四首，虽不是为田而作，内有句云，“再发已非旧，先开何蕴愁”。末首尾句云，“宁知零落后，还解向春开”。引来借此咏田，亦颇切合。我们和田的斗争，至此才算结束。
  近与邵次明先生谈到反田斗争，他说，鲁人志在去田，继任人选，大家想到靳云鹗。他那时是吴佩孚部师长，大家曾通过郭谅忱与靳联系，靳极为高兴。1924年，省议会曾组成代表团，赴京转保定到洛阳促成此事。当时代表共有六人，众议院议员袁某，省议员朱暗如等四人和邵次明等。他们先到北京，通过曹锟的秘书长王毓芝转介去保定见曹，曹又面嘱去洛阳见吴佩孚。车抵郑州，靳出而招待，并为介绍到洛阳晤吴之旅长杨清臣和秘书长郭谅忱。他们满以为吴对此不会反对，不意见吴之后，吴竟说，“用人政府自有主张，你们是山东人民，无权千涉政事。”他们败兴而返。刚到北京，就听说北京政府发表了郑士琦继田中玉督鲁，据说这是吴佩孚电京保荐才实现的（时靳当国务总理，发表郑士琦，可能与靳有关）。二次奉直战争，吴氏失败，郑以皖系声称保境安民，在德州、临城破坏津浦铁路，北拒吴而南拒孙（传芳）。后来靳去鹏投靠了蒋介石，也与吴氏敌对。吴氏此举，可谓自食其报。并附记于此。
  再谈谈王鸿和田中玉的关系。当熊炳琦发表山东省长时，我适在北京，曾去见孙丹林（因郭谅忱有病未到京），拟推荐几个人。孙说，我不去山东，可与随员王鸿谈谈。熊来鲁先接收青岛，王鸿充任总务长，我初和他见面，看样什么也不是。接收青岛完毕，熊回济南，当时政务厅未动，仍是黄朴，财政厅长周衡峰去职，熊委王鸿为财政厅长，在三届议会选举期间，他也经常跑来跑去。王与政务厅黄朴矛盾很大，经常叫嚷，要打黄朴，被田中玉叫去责备，并说你如打黄朴，我就打你，王说，“督军打我打的着。”事后了解，王的母亲系田的乳母，王随母在田家很久，年龄与田相差不多，常被田殴打，所以关系相当密切。王鸿是济宁人，当过军佐，听说是田中玉通过靳云鹏，转请吴佩孚保荐的。
  6.《劳动周刊》的创刊与停刊
  前曾提到进步党有些老气横秋，我认为需要注入新血液，但因种种关系，未能作到。议会反田派虽在复选和议长竞远中斗败了拥田派，但田氏地位并未因此动摇，加上当时军阀混战频仍，时局杌陧，就是再换一个督军、省长，仍然是一丘之貉。可见只从地方上着手，并不是一条出路。种种情形使我觉得苦闷异常。正在那个时候，共产党人在山东有了组织，活动起来。就通过王静一跟我们有了联系。他们想出刊物，同我商量，我就同意大东日报社出一份副刊，报头用斧子和锄头交叉。这就是“劳动周刊”。它点滴地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的状况。这是山东第一份公开介绍马列主义的报刊，当时曾引起人们的注意。诚社方面支持出版这个周刊的是王静一、张伯秋、刘民生、娄联五等，安鹏东在北京的时候多，有一次见面，曾对我说，“《劳动周刊》令人可怕”，尽管他的看法如此，他还是留了地步，并没有透露给“天坛”方面。
  《劳动周刊》主编是王翔千。他是诸城相州人，那时候在育英中学担任教师。他介绍第一中学工友王全（后改名王复元）当了大东日报印刷间工长。当时王全是共产党员，也是诸城人，他们的党小组设在育英中学，从事地下活动，行动颇为秘密，不过他们的情形我也略知一二。《劳动周刊》出了一年（从1922年到1923年）就停刊了。问题发生在王全身上。他在印刷车间领头提出了每天工作八小时和增加工资、开除会计张某的三项要求，于是引起了摩擦。那时正是三届议会选举停顿时期，宋传典津贴议员的活动费拿的不痛快，无法再要他出款补助报社。经费极为困难，几乎不能维持。王全提出三项条件，于理未合。事发之后，王翔千曾将王全提出的条件写成小纸条到诚社找王静一，在诚社成员傅养源屋内商议，以为不能办。静一看过就把这个纸条搓成团随便投在一个箱子后面纸篓里。当时被张裕之（诚社成员）看见，于他们两人走后拣起，把事情公开，引起了诚社的大多数反对。大家起哄找我，要立即去掉王全，否则大家一齐散伙。我对王静一说明情况，表示这样怕出乱子。静一答复了王全，说所提条件不能办，王也就退出了大东日报社，《劳动周刊》也停刊了。
  诚社支持出版《劳动周刊》期间，同时还供给五路罢工委员会山东支会，每月五十元的房金。这一团体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铁路工人组织，其目的是反对军阀混战，不给他们运兵。诚社供给支会房金的事，也是王翔千从中联系的。我曾请他介绍和支会的人见面，但因他们工作秘密，没能见着。《劳动周刊》停刊之后，支会房金也就停了，前后供给了一年。
  王全退出报社以后，王乐平不久也从南方回省，彼此正值孙中山提倡容共，就把王全等收容了去。后来王全赴莫斯科自费留学，王翔千曾带他到我那里见面，我给了他一百元路费。张宗昌督鲁时期，他被捕变节，改名王复元，后来在青岛新盛泰皮鞋庄，被人用手枪打死。
  当时《劳动周刊》如果被田中玉注意到，是会出乱子的，亏他嗅觉不大灵敏，平安无事地过去了。
  《劳动周刊》出版期间，丁惟汾在南方，他曾叫人回山东来看看国民党在省活动的情形。派来的人看到国民党人都拥护王鸿一，不知丁氏为何人，又看到了大东日报社附出的《劳动周刊》，回去给丁报了信。那时丁在上海有个机关报，该报曾说，“王鸿一是伪民党，张公制是假文化”。所称“假文化”就是指《劳动周刊》事。
  我从《劳动周刊》也多少得到了一点知识，朦胧地看到共产党久后是会有出路的，但是自己勇气不足，又为阶级意识所限，不敢走这条路。
  王静一、王翔千等欲办一书社，流通新书刊。我极力赞成，为筹开办费数百元，已在后宰门街租定房子，着手筹备，定名为群星书社。以《劳动周刊》停刊，未及开张，即行终了。大东日报则一直维持到最后办不下去才停刊。
  九、关于吴佩孚
  吴佩孚是山东籍军阀中最大的一个，但对山东却没有直接关系，他比靳云鹏、张怀芝、张树元等山东籍军阀对本省的直接影响都小一些。直皖战后，段系垮台，吴氏席战胜余威，攫取山东地盘，本来不难。一次直奉战后，吴氏更烜赫一时，取山东易如反掌，尤其在临城劫车案发生的时候。但是他始终没有这样干。准备下了一个潘鸿钧，还没拿到督军，就出了家庭丑事，因而搁起。安置下了一位郭谅忱，济南道尹之命早已发表，但直到他病故，也未到山东来，不必说当山东省长了。这在军阀互相攻伐、抢夺地盘时代，不能不说是罕见的事。大家对这一点，一般的看法是，吴的头脑很旧，“酸秀才”气不轻，尽管性情倔强，却是迂阔而且自大，他又主张武力统一，拿出全副精神练兵，不很重视地盘，故欲得而终未取。吴与山东既无甚直接关系，我想仅就见闻点滴，拉杂一谈。
  吴是蓬莱的一个秀才，下过乡试场，自命必然中式。还未正式发榜，便和陶力急急忙忙到电报局去打听。科举时代有专报中式喜信的报子，借报喜讨赏钱，因此电报局一见电就通知他们，好让他们各处报喜信，领赏不误时机。吴、陶二人到电报局就问，“报过去了没有？”又问，“有吴佩孚吗？”电局职员回答不知道，又反问了一句，“为什必须有吴佩孚？”吴本来认为中举不成问题，竟尔遭到电局小小职员的奚落，一时性发，打了他两耳光。事情闹大，吴被发送到学官那里，责打了二十戒尺。他从此弃文就武，跑到北京，在聂士成部下当了兵。部队里有一个伙夫张福来，也是蓬莱人，与吴感情很好。吴曾给张福来写过一篇什么文稿，他的“文名”便在部队中传开了。事被该部文案（即秘书）、胶县郭谅忱得悉，他叫吴充当护兵，并让吴试办稿件，认为办得不错。1900年八国联军之役后，郭保吴进了随营学堂；毕业的时候，适有某军向郭要人，郭又保吴前往。那个部队的营长就是曹锟，吴给曹当了连长。曹升旅长，吴当团长，这样步步随曹晋级，成为曹氏第一员大将。追本溯源，吴氏发迹是郭谅忱的力量，因此郭就成了吴的“恩师”。
  直皖一战，吴氏成名，把郭谅忱邀去当了他的秘书长。他对郭礼遇倍至，言听计从，甚至吴不主张办的事，郭硬主一下也就办了。吴为人知恩必报，他对郭谅忱就是这样。郭的为人，我很知道。他很守旧，讲封建“道德”，不荒唐，是个老实人，但无政治头脑，态度也不积极。吴氏性格与郭相近，关系又深，两人互相影响，极为可能。但是他们也有很不同的地方，郭性宽缓，对事慎重，吴却禀性坦率倔强，好为大言。
  吴参加乡试场时，蓬莱同乡陈命官（字纪云，见前《充任山东省咨议局议员时期》及《田中玉时期》两段回忆）也一同赴试。吴未考取，陈却中式。吴驻洛了日时，迟程九（吴部的一个师长）曾嘱陈见吴，陈怕吴不理他。迟为之介，见了吴氏。吴劈头一句就是：“你还觉着你的文章好吗？”陈辞出之后，第二天就离开了洛阳。吴的坦率，可见一斑。
  安茂寅很会作官，曾通过郭谅忱在洛阳见过吴佩孚。他在那里住了几天，觉得伺候不了，迳自回鲁。这和陈命官的例子是一类的。
  吴对事情，想到就办，事过便忘。王葵若曾说过一件事，足为证明。郭谅忱病故，孙丹林继任秘书长，约王去掌管财政（在秘书长下工作）。有人上书向吴建议用铅炼银子，并请发给工厂开办费三十万元，吴批照办。王问孙如何处理，孙说吴批了也就忘了，不用管。一次吴和他们一同吃饭，忽然问起，孙说：“能炼还找我们，不会自己发财？这是骗局。吴也就不再过问。
  吴佩孚迷信武力，说古人云万人可横行全国，我三万人可以横行天下，因而主张武力统一，练兵第一。他对政治不积极，不急于抓地盘。这和他注重练兵统一全国的主张不能无关。他既不很关心政治，也就提不出多少政治主张。直皖战后，他曾提出恢复旧国会。据说这是一次在宴会上蒋雁行提及此事，他才照办的。
  旧国会恢复为时已近两年，但仍未能制定宪法。丁佛言那时是国会议员，素主制宪，对这个问题很下过功夫。他曾托杜星北带信通过郭谅忱转给吴氏。信中提出制宪问题，丁主张军队应归国家，不能归之私人，各省可留少数队伍维持秩序；兵须由国家征，不能由各省自募；铁路干线、主要矿山、大片森林，均应收归国有，地方只许修建短的支线，开采小的矿井，采伐小的树林；这些都应明文规定在宪法里。他建议吴氏制定标准。交国会限期制出宪法，如不能如期完成，则由吴明令公布这些标准，以利施行。这是因为丁氏觉得，靠旧国会决不能制成宪法的缘故。他同时又劝吴不要只练第三师，以吴氏威望，可以出任陆长兼训练总监练全国的兵。丁在信里指出，吴氏“能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也就是说，能武力统一，但不能武力治国。吴氏手批丁信云：“有是的，有不是的，是的多。”“对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的批语是：“我们并未得”，言外是尚待武力统一，还谈不到治国。吴批过之后，把信交给郭谅忱，郭要求吴准他全权处理丁的建议。郭对杜星北说，各处给吴去信上条陈的，以丁函为最好。他叫杜给丁信，说吴要聘丁为高等顾问，请丁到洛阳起草宪法草案。丁复函拒绝，说他不能因此入吴大将军之门，制宪问题便行搁起。郭曾对杜说，“别把我们看得太重了，我们没有政治，只知打仗。”可见吴氏迷信武力，忽视政治。就是练兵，吴也没有出任陆长或训练总监的念头。他曾不只一次跟南方军队较量过，因而瞧不起南方军队。他认为奉军是对手，大力练兵也是为了消灭奉军。有人曾叫吴注意冯玉祥，他说：“孔明在魏延不敢反！”他好为大言，没把冯看在眼里，结果被冯搞垮。
  旧国会恢复以后，于春圃曾去洛阳见吴，托郭谅忱为之先容。因于刚下车，郭说第二天再跟吴说。那一晚上，吴到郭的屋里去，郭为于面介，说于是国会议员。吴立即回答说，“国会议员，神圣不可侵犯，不敢惹，不敢惹”。第二天于想走开，郭说他就是这样，劝于一见。于见吴略谈辞出，吴送至檐下。据说吴送客一向只到房门口，这次远了点，为了补偿头一晚上的失礼。这是他说话没准的一例。后来于春圃出任山东教育厅厅长，还是吴的力量。
  1922年，山东问题解决，接收青岛事宜由王正廷主持。安福余孽陈干曾去洛阳向吴大吹大擂一阵，吴竟为所劝，认为有理，就叫陈当了第一辅助委员，协助王氏，话由王说，陈有意见可以条陈。这个位置原定丁佛言担任，但丁以竞争者多，表示不干，结果落到了陈干头上。吴氏作事没准，于此可见。
  吴失败后，由豫入川；先依杨森，后依刘存厚，居川四年有余。“九·一八”事变后，他由甘肃辗转到了北京。抗战期间在北京为日人所害。
  我听徐阶平说过吴在北京时候的一段事。徐是诸城人，住天津，担任过天津山东同乡会总干事。抗日战争时期，他是天津一个小报的主编。他说，那时候齐燮元和张英华想拥吴当傀儡，在华北组织伪建国军。他们背着吴搞。有一天张英华同日本人在京招待中外记者，要代吴宣读建国军宣言。徐是新闻界，得以亲自参加，见过当时情形。张对记者说，大帅有病不能出席，由他来代为宣读。各记者表示愿一睹大帅丰采，如不能出见，则公推代表到吴氏病榻之前相见。张只得入内面报，吴遂即出见，但坐在那里，没有说话。张拿出宣言，代吴宣读，读了不到一半，吴氏就说，“这不是我的意思，”便把宣言撕毁。他对记者们说，他的主张是日本和蒋介石都退兵，中间地带由他来主持，并说他已经给日本天皇去信。说罢，张劝吴回去休息。全场顿时情形混乱。散会的时候，日本宪兵把住大门，收没记者笔记本，并禁止发表有关此事的消息。英国记者回到天津租界后，把当时情形揭露了，秘密因之传开。吴氏正患牙疼，由张、齐等介绍日本医生拔牙，被日本医生打针毒死。
  十、郑士琦——张宗昌时期
  1923年10月田中玉去职，郑士琦以陆军第五师师长受命督理山东军务，1925年5月去职，为时一年半左右。郑在职期间，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他受命之前，二次直奉战已经开始（事在9月），不久直军败绩，孙传芳声言将以大军三十万援吴，实则裹足不前，坐以观变；郑宣布山东中立，保境安民，并分别在德州、临城附近掘断津浦铁路，企图阻止外军入境。这只是一种表示，因为并未发生战事。后来张宗昌率部入鲁，郑也只得放他进来，并未作到保境安民，他自己也下了台。
  张宗昌来山东以前，奉系本想先叫韩麟春督鲁作为过渡，然后再派张来。继以杜尚、宋传典等赴沈阳欢迎张宗昌来鲁，韩事遂寝。前已谈到，杜尚和张宗昌都是掖县人，张任冯国璋部师长期间，为父庆寿，杜曾亲往祝贺，极得张氏欢心。吴佩孚失败，奉军入关。张曾邀杜赴奉，借以装璜门面，杜乃决定前往见张作霖，作拥张（宗昌）活动。
  杜尚、宋传典、张季骧等赴奉天迎张的经过，这里顺便谈谈。
  屈映光任省长时，济南道尹兼交涉署长唐柯三去职。张宗昌来鲁之前，唐在济赋闲。每逢星期日，邵锡忱、张季骧、杜尚等人经常去唐寓打牌、吃饭。我和于春圃、安鹏东也时常去吃饭，谈谈或者听听各方的消息。那时民智社已拉宋传典去京作拥郑（士琦）活动。该社与代理省长龚积柄关系很深，想拥郑维持山东政局现状，这对该社有利，大家饭后闲谈，有鉴于民智社的活动，提出去奉天欢迎张宗昌督鲁的问题，主张我去。我当时严词拒绝。散了以后，于春圃赶到我的寓所，对我说：“你不应该拒绝。民智社拥郑成功，龚积柄留任，这会断送诚社的《大东日报》社的前途。你可以声言要去，宋传典一听你要去，不用拉就会由京回山东来。”我觉得也有道理，就说要去奉天。宋传典在京处处给民智社当尾巴，王鸿一旧部凡事把持，不让外人插手，宋觉得跟着他们跑无利可图，即由京回省。他听到我要去奉天的消息，唯恐我抢到他头前，便自告奋勇赴奉迎张，于是就和杜尚、张季骧一同赴奉。
  他们到沈阳见了张作霖，表示欢迎张宗昌；张作霖觉得山东人来欢迎他的部下，于他有光，他很高兴。张宗昌来鲁之局便确定了。张作霖以杜尚有功，示意将以杜为山东省长。杜怕张宗昌的秘书长林宪祖给自己小鞋穿，乃于张督鲁之后，干了财政厅厅长。张宗昌督鲁一事，他们不去欢迎，也会成为事实；一去欢迎却更加速其实现。迎张经过，大致如此。
  张宗昌来山东后，张季骧当了实业厅厅长。该厅所属三个矿政局，由诚社成员杜星北、杨光忱、王文瑞三人分任局长，借以维持《大东日报》社。因为宋传典已经另立门户，不再出资支持该报了。
  张督鲁期间，我正患糖尿症，曾与于春圃、安鹏东相约不和张宗昌往来。张督鲁三年，我未一见。张来山东以后，曾一度询问张季骧，他和孔繁霨来山东联络省议会时，见过的那个发胖的张议长在什么地方。那指的是我。季骧对张宗昌说我也在济南，于是张就聘我为顾问，月给车马费三百元。聘书送来，我不想接，于春圃等说不可璧还，这样怕出问题。接了以后，我不愿去见张，探得奉天有人来见他的机会，到了他的承启处，登了簿子，接着走了。以后张宗昌也未再提到我。过了两年，积存车马费七千多元，有人劝我去拿，我始终未去。这就是我和张宗昌发生的关系。
  张宗昌在山东横征暴敛，纵兵殃民，无所不为，这是人所共知的，不用多说。这里我谈谈张易吾（名志）无辜惨死的事，作为张宗昌祸鲁，无法无天的事例之一。
  张易吾，四川人，孙宝琦巡抚山东，聘为幕宾，后来张当了山东高等审判厅厅长。张宗昌的警察厅厅长袁致和素与张易吾不睦。豫军由八里洼袭济，被发觉击退。袁致和利用这个机会，在张宗昌面前，蜚语谰言，对张易吾极为媒孽，说他勾结豫军袭济，要驱逐张宗昌。他在张宗昌盛怒之下，请张下条子法办张易吾。张易吾被逮之次日，张子衡等去见张宗昌，为张易吾缓颊。张嘱转知张易吾家属领尸，已经打得血肉模糊，难以辨认。张氏之死，太冤枉、太悲惨了。
  1928年4月间，国民党军队逐渐逼近济南，张宗昌不支，准备率部北逃。杜尚、张季骧等也打算随军北走。他们临行时给了我个信，那时日本兵已经有到济南来的了。我知道，如果国民党军队开进来，就有可能与日本兵接触，引起问题。因此，听说张宗昌将要逃走，我便到胶济铁路工程师秦秀亭（安丘人）处暂避。他的宿舍在纬二路道东，对面是日本人的庚申俱乐部。当日晚上，听到炮声，那是张部临走放的。张宗昌曾要求日本出兵，日本说出四万，张说不够，得来十万八万。事后得悉，当时日本派来山东的共有两个师团：一个是熊本第六师团福田彦助的部下，一个是名古屋第三师团安满钦一的部下。这两个师团长都是当时日本首相大军阀田中义一的亲信。主张出兵山东的就是田中。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兵开进济南，其目的不在保侨，而在挑衅引起战争。这就是“五·三”惨案发生的原因。我在秦秀亭处，看见日本人扶老携幼，集合在对面的俱乐部内，觉得有点山雨欲来，但是第二天他们又都走开了，城里也显得很安静。这原来是日本的诡计，因为日本兵大部分还没开进来，想先来个缓兵计，并乘机制造借口，以便引起冲突。国民党北伐军战地外交委员会的交涉员蔡公时，就在那天被日兵杀死了。次日我随胶济路员的家属车东行，上午开车，抵张店站已落太阳，但见沿途日军兵车拥挤，继续西开。在张店住了一宿，次日抵潍，适安丘县知事唐豫桐派人接我，我便转回安丘故乡。事后听说，张宗昌部北逃之后，日本飞机曾在济南投弹。
  回到安丘，地方情形亦随省局紧张起来。张宗昌派去的警察局长王文阁已经走了，局长暂由老巡官尹显甫代理，并率领警备队守卫县城。尹年老且病，无力应付这种动荡的局面，地方公议特约前警备队长潘来宾（安丘人）到县协助尹显甫。那时国民党已派郑卓民（安丘人）为指导员到县活动。他从县立中学着手，联络了部分教师和学生，又联络了刘鸣岐、秦国桢（均安丘人）两部分武装，预备挂旗欢迎国民党军。县局因此颇形紧张。
  就在这个时候，赵华叔忽然到了县城，并于事前送信给我，说什么他奉北伐军第一军军长刘峙之命，前来收拾胶东局面，安丘事便由他安排，夸大、威胁的话很多。我莫名其妙他给我这封信到底为了什么。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听说他曾回到县里拍桌子，硬要大家举他当国大代表，其恫吓行径，前后如出一辙。
  挂旗尚未及办，驻潍县的张宗昌部谢文炳、刘志陆两部分队伍已开抵县城。谢想在安丘就国民党四十八军军长职，因为蒋介石已经和他们有联系。他们为了避免日军干涉，所以离开潍县开到安丘来，谢部到了城外，和城内秦、刘两部起了误会，打了一天。秦被擒、刘投降，才归无事。但潘来宾已被秦部土匪所杀，警备队枪支也被缴去一部分。
  秩序恢复之后，我因有病，到青岛去了，在那里一直住到“七七”抗战，其间我曾去过邹平，也回县待过一段时间。
  从周自齐到张宗昌这段期间，是北洋军阀、奉系军阀统治山东的时期，也是山东省议会从成立到结束的时期。这十六年多的时间，我始终未脱离省议会。对于本省的事，我本来希望能以搞好，但实际上并没法搞好。我对靳云鹏和他以后的军阀，都有线索可以拉拢，他们也未尝不想拉我。但是我有我的主张，只有他们做好事，我才和他们联系，否则我既不想升官，也不想发财，又何必与之同流合污呢。三届议会成立以后，我怕田中玉再用非常手段对付议会，才跟吴佩孚联系。吴的秘书长郭谅忱是进步党员，和我很熟，我本来可以直接同他联系，但是却不愿意这样作。我托杜星北到郭那里去走动，因为他跟郭也很熟。后来田中玉对议会未再用强迫手段，我对吴那一方面的联系也就中止了。这就是我在议会十数年间所抱的目的和对待军阀的态度。国民党来，所谓“训政”开始了，省议会也结束了，我的政治生活也随着中止了。
  十一、韩复榘时期
  国民党反动派开始统治山东之后，第一个省主席是冯玉祥部下的孙良诚，孙到任之前，由石敬亭代理。由于“五·三”惨案发生之后日本兵驻在济南，当时的省政府设在泰安。那里的情况，我不清楚。后来冯、蒋反目，孙良诚率部离鲁，陈调元继任省主席，省政府也迁回了济南，当时情形，大致如此。
  韩复榘原是冯玉祥的部下，“中原大战”期间，被蒋介石收买，他和石友三、马鸿逵两部，脱离了冯玉祥，投靠了蒋介石。韩率部从河南甘棠地方东来，辗转到了山东。这就是韩部自谀所说的“甘棠东进”。韩既非北洋系，亦非奉系，而是地地道道的军阀，其祸鲁程度，不比张宗昌逊色。他到山东的时候，山东省主席是陈调元。晋军入鲁，陈部退走，韩部也沿胶济铁路东撤，与晋军相持于潍河两岸。蒋光鼐部袭济，晋军败走，韩亦追踪西来，因而取得了主席之位。从1930年到1937年，历时七年之久，超过了他以前统治过山东的任何一个军阀。
  韩主鲁时期，我住在青岛养病，对于本省发生的种种，不怎么熟悉，而这一时期离现在不远，资料比较好找。因此我不想再作综合性的叙述，只谈谈我在县办乡农学校的事。
  国民党统治时期开始，省议会随之解体，以前地方上的党派也风流云散。我在青岛养病，健康情况也逐渐好转，因而想看看对于山东地方，自己是否还有尽点力量的机会。那时候梁漱溟在邹平办起了乡村建设研究院，以发展农业为主，农场据说办得相当不错，养猪养鸡，植棉种烟，颇有成绩。晋子寿（河北人，张树元时期曾任山东省警察厅厅长）从济南函我，劝我去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参观。张伯秋那时候是该院秘书，去参观他可以介绍，而同县于益甫（名师谦）也正在乡村建设研究班学习，对前往参观也有许多便利，因此我曾去过两三次。所谓乡村建设，是以乡农学校为中心，寓政于学，以发展农业为主，并将地方枪支分别集中于县以下各区的乡校。凡是参加乡农学校的都须自带枪支，每三十亩地出一条。毫无疑问，这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一种机构。所谓乡村建设，实迂阔而远于事理。以发展农业为中心，则在帝国主义侵略之下，亦只能为帝国主义效力，供给它们原料，把自己变成它们的剥削对象。种烟植棉便是明显的例证，收购者不是英、美便是日本。但在当时，自己却还看不到这一点，只认为办乡村建设可以有利于地方，因而想着试试。邹平县长王柄程对我说，鲁东可与邹平乡建院取得联系，办乡农学校。我就和张伯秋、于益甫一同计划，办理鲁东全部地区的乡农学校，先由邹平派辅导员去设立几个分点。我曾邀请莱阳的王葵若（代表登州）、潍县的王善谟（代表莱州）、益都的钟绍武、郭泽田，还有安丘的马秩五（共同代表青州）等七八人赴邹平参观，计划成立三府乡村建设委员会（由三府士绅组织）。我去和梁漱溟谈，他很同意。他愿促成这事，约我一同到济南见韩复榘，我也答应了。第二天早晨，梁接韩复榘急电赴省，三二日后返回邹平，垂头丧气，十分消极。原因是省府各厅反对梁氏，梁所带的三府辅导员名单，一个人也没加委，所派人员统统是韩自己找的，鲁东办理乡校之议，因此停止。
  事后我和于益甫，还有乡村建设研究院帮办秘书杨芑园（名渤，高密人）共同商议，计划在安丘单办。当时安丘境内土匪出没，海洛因盛行，地方秩序很难维持。我跟县长王希贞（当时财政厅厅长王向荣之侄）谈及此事，他很赞成。但是他的秘书蒋协章吸毒，被他撤职。所任秘书李竹亭与教育局局长郑卓民打成一片，助郑竞选国大代表，使郑得以当选。这却触怒了韩复榘，他免了王希贞的职，办理乡农学校一事，一度停顿。王去之后，金鸿良继任县长。韩复榘所派的《民国日报》社社长李江秋是安丘人，与金熟识，从中为力，在县办乡校事因之确定。县里曾派周丹庭等赴邹平学习。他们学习归来，金鸿良指派于益甫和王流柱（外省人，也是乡村建设研究班学生）为总辅导员，在安丘原有的六个区里设立了六个乡农学校。六个乡农学校的校长，从第一区到第六区依次排列是：周丹庭、王学勤（海阳人）、马守约、周亶初（名硕资）、马资平（名国相）、曹次銮（名金镳）等六人。这是1936年的事。乡农学校成立之后还没看出什么效果，抗日战争就开始了。
  抗战之初，乡校解散，只有第一区乡校的枪支没有分散，由该校董事会负责人韩寿臣率领，编成了山东省第八区的一个保安团。安丘解放前，韩率部起义，归属于解放军。他本人现住杭州市。
  十二、从抗日战争到全国解放
  八年抗战之后，接着就是三年解放战争。这两场战争，规模之巨大，历史之长久，地区之广阔，战况之激烈，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史上堪称空前，在世界史上亦属仅有。但就我自己来说，却只受到了战争的影响，并未遭到战争的风险，不能不算幸运。这原是个千变万化的多事之秋，但自己却过着一种比较安定的幽栖生活。关于这一时期，由于为时较近，各方面提供的材料很多，继续搜集也不怎么困难，事之荦荦大者也无庸我来重述。这里我只想把自己当时见闻所及的一些事情，想到什么就谈什么，“一叶知秋”，亦或还有可供参考之处。
  抗战以前，居青多年。战事既起，青岛市长沈鸿烈主张焦土政策，并已作好轰炸破坏准备，胶济铁路也快要停车，沈也示意叫人们从速离开。我略事收拾，将什物交存一个德商洋行，匆匆回了安丘，想在离铁路较远的地区，暂避当头的国难。1937年冬，敌人渡过黄河，一部分沿胶济线东下。山东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厉文礼率部由潍县退到安丘境内，地方上风声鹤唳，紧张异常。安丘县城，地近潍县，两下交通又很方便，如果潍县失守，安丘也必然沦陷。我于是离开了城里的故居，到西乡马朗沟村友人家住过几天，后来又到西南乡马家寨庄和水帘沟两村亲戚家借居一段时间。这是1937年冬到1938年春末夏初的事。当时县城敌伪时出肆扰，地方上游击部队，派别复杂，时常自相磨擦，而且对我乱拉关系，县里找不到一个可以安居养病的地方。因此我又回到了青岛，从1938年秋一直住到现在，中间包括抗战胜利和解放战争时期。
  我住在水帘沟村的时候，一个国民党cc系特务孙秀峰，曾去见我谈过话。他那时在安丘组织了一部分游击队，他的部下都干忱（安丘人），带着几十个人，就住在该村附近。都干忱是保定军需学校毕业的，我早就认识他。那时候厉文礼也驻在安丘西南山区，要我当他的高等顾问。都干忱劝我不要答应，免得被厉邀去，失却自由。我本来不想到厉那里去，而都干忱所说的倒也是实情。不久，莒县莫正民部到了安莒边境，在莒县北境各村有扰民情事。水帘沟离莒县边境很近，又无防守力量，不免人心惶惶，我也就离开了那个村子。后来我听说朱家骅曾电孙，询问我的下落，要我担任山东省参议会议长。我离安丘去青岛之前，曾说要到上海去。孙找不到我，只有复电说我已去沪，事遂搁起。我到青岛以后，杨光忱（见前张宗昌时期一段）从重庆回鲁看家，曾对我说，他在重庆时，一次到胡家凤（沈鸿烈任青岛市长时市府秘书长）那里，见到山东省参议会名单里有我的名字，是副议长。他又说，蒋介石拟定的山东省参议会议长、议员名单，先给丁维汾看过，丁说我不是本党（国民党），不宜担任议长，乃改由孔繁霨担任，由我任副议长。抗战胜利，何思源以山东省主席到青见访，说他不同意裴鸣宇作省参议会议长，希望我来担任。我说身体衰弱，不能乘飞机（当时铁路交通断绝），谢绝了。一段省议会生活，后来竟引起如许麻烦，岂为始料所及。
  我由水帘沟走后，先到了安丘县城附近的石庙子亲戚家，那时我的家属也住在该村。我到那里就听说晋子寿（那时他是日伪财政厅厅长）函约我当鲁东宣慰使，厉文礼也要逼我当顾问。我只好写信给厉文礼部下的丁叔言（潍县士绅）和安丘士绅李芗洲，说我有病，打算赴沪就医，并嘱家中，等我走后再去送信。我接着便到青岛去了。如果稍事逗留，恐怕会被他们拉住，孙秀峰也还会找我。
  到了青岛，我借居在张店路舍亲郭旭初家里，不久我的家属也到了青岛。当时报户口用的内人的名义。我住在楼上，楼下是大汉奸谢祖元住着。他是江苏无锡人，曾留学日本，是个日本通。沈鸿烈当市长时，谢是市府外交科科长。沈退出青岛，本想带他走，但是他躲了。日本占据青岛后，他当了汉奸。那时我的住处，四周有日本宣传机关，有汉奸商人，楼下是谢祖元。六合之内，除天空一面，无在不是汉奸敌人。枯处其中，吟诗消遣，曾有七律一首，以《独居遣怀》为题，此处举出，以见当时心情。
  端居闭户讵良谋，
  郁郁羁怀丛百忧。
  烽火绵延三万里，
  旱荒迭接二年秋。
  愁来无地难为遣，
  事大如天会有休。
  陨箨岁寒知已近，
  黄花晚节得淹留。所谓“会有休，得淹留”，当时不过是聊以自慰的一种想头，谁敢料想还有今天，还能亲眼看到祖国已经成为一个独立强盛的伟大国家呢！想到这里，思潮起伏，不能自己。
  住青期间，曾有安丘人李惠文（抗战以前他当过山东省教育厅的职员）到寓见我，意在拉我回到安丘山区担任什么山东宣慰使一类的名义，从事所谓“抗战活动”。这件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卢沟桥事变”之后，宋哲元未奉蒋命即从北平撤退，北平政务委员会因之转为地下组织，有委员七人，其中之一为饶某。这个人曾当过安丘县政府秘书，知道我在本县和邻县声望不错。这时他由北平来到山东，竟异想天开，要在安丘山区成立机构，由我出任山东宣慰使。李惠文曾和他一同到过安丘山区水帘沟一带找我，但因我已到青，未曾见面。他们在安丘山区的时候，便已决定在水帘沟附近之书院（相传其地为公冶长读书处，有公冶祠及佛寺，俗称书院），为日后设置机构的地址。接着李惠文又到青相访，我因细问他们搞的这一套，是蒋介石下面什么人主持的，他说是康泽。我早已知道康泽是蒋手下的大特务，这事我决不能参加。我对他说，一来我有病，二来我在青岛日本人也知道，想走也出不去，即便出得去，家属也没有走开的办法，当即力拒。不想李去之后，竟约饶某同来，重提旧话。饶说事已呈准，未便中止，只要先到安丘山区，再去趟重庆即可由“中央”任命；宣慰使职权大，管的范围广，有权发行纸币，有权指挥游击部队，老先生在那里只管看书就行，用不着干什么。我还是严拒，饶始悻悻然而去。去后仍不死心，又拉张子纲（安丘人，曾充律师有年）为之任某职，张又奉命劝我，我终未答应。如果我当时迟延两三个月离开水帘沟，就一定被他们缠住走不开了。
  抗战期间，住在青岛的老熟人有于春圃、安鹏东、张季骧等，我们有时见面。
  伪市长赵琪有四层楼房一所，上两层被毁于火，赵想重修一下。四周的邻居都怕赵琪这样办，因为修起之后对他们的房子就会遮日挡风。他们向赵提出要求，希望只把下面两层修补一下。信是安鹏东给他们写的。赵琪与安有隙，这次对安更为不满，便借抓鸦片为名，把安鹏东带走。张季骧为此去见赵琪，赵接见之前，先由两个日本人接见。他们两人和张笔谈，提到我和季骧，说我们是前清“遣臣”，这里“遗臣”之误。事后季骧向我提到这件事，说我们可能因此“不大要紧了”，这就是说，可能比较安全地住在青岛了。由于季骧关说，安鹏东的事也就过去了。
  讲到于春圃，我想谈谈吕美荪的事。她是皖南旌德人，吕阁学（忘其名）的女儿。她诗追汉魏，颇负盛名，著有《葂丽园诗集》，出到四续。她曾到过日本，日本元老对她很敬重，并为之介见天皇。她献诗一首、刀钱一枚。天皇每年举行菊花会，应召参加的都是日本有地位的，而且只限四五百人。吕美荪在特邀之列，这总算是意外的“宠光”。请帖印得极为华贵，上有皇家菊花徽，这是代表天皇的徽章。吕回国后，曾著《瀛洲访诗记》一书，在青出版。日军在青登陆后，她把请帖用镜框装起，放在客厅里。登陆未久，日军即开始逐户检查。查到她家，他们看到请帖，立即敬礼，接着报告了他们的陆海空军长官和宪兵队。他们的首脑分别前往拜访吕氏。后来每次换防、新旧交替之时，总把这事交代一下，因而每次都有军官前去访拜。他们对她非常敬重。她对日本宪兵队说话也有力量。汪精卫到青岛与日本订立卖国条约的时候，住在青岛迎宾馆（即德占时期德国提督的驻处，俗称提督楼），那时她已病重。梁鼎芬的妻室和儿子那时住在青岛，生活很困难。梁的妻室便以广东同乡关系，去找汪精卫给她儿子想想办法。她走到迎宾馆的第一道岗，岗兵是中国人，她拿信给岗兵看，岗兵就放她过去了。第二道岗是日本人，不准通过，反把她送给了日本宪兵队。解往宪兵队的时候，幸亏有人在路上看见，给她家送了个信。她家便去求吕美荪想法。吕亲自到宪兵队去，队长说他还没问过这一案，便叫吕把梁的妻室当时领出。即此一事，可见日本人对吕很看得起。吕和溥仪的老师陈宝琛相识，陈曾见过于春圃的文章，推许备至，吕因此与于订交。我认识吕美荪就是于春圃介绍的。
  日本人在青岛想组织文化协会，章程已经草好，要吕出来担任会长，而以谢祖元为副会长。于春圃和我劝她不要干，她便辞却。谢祖元想干干不了，文化协会事便引搁浅。吕美荪虽然拒绝当文化协会会长，但日本人对她仍甚敬重。我和于春圃、张季骧等住在青岛，由于认识吕美荪，又被日本人看作前清“遣臣”，得以未出事故。
  张季骧为安鹏东事见赵琪之后，安得以无事，张亦认为我们比以前似较安全些。不久青岛商品检验局局长曹善揆（安丘人）告诉我说，赵自己认为他已经报答了我。我问这是怎么回事。曹提到以前我推荐赵琪当龙口商埠局局长的事，我才记起来。从前赵曾包修龙口海港码头一座，建成之后，船不能靠岸，码头不能用，因此亏折很大。为了弥补亏空，他到济南运动龙口商埠局局长。那时田中玉来鲁不久，赵先从田氏亲信黄璞、周衡峰两人打通内线。两人对他说，只要有人向田推荐，就可发表，但嘱赵不要找王鸿一，说找王该成也不成，最好找张议长。赵当即找我为力，任命旋亦发表。赵所说报答，即指此事，补记于此。
  大约在1939年，沈鸿烈担任山东省主席的时候，他曾派李书忱（牟平人，曾充律师，接近进步党）到青见我，希望我居间调停沈与于学忠的分歧。我说，平时坐而论道，对军政不和，尚无法调解，遑论战时。况我对双方素无渊源，在这种复杂的军政关系中，也不会起什么作用，而且老病如我，更难负起这样的责任，也就辞谢了。后来于的部下一个师长，也曾派周揆文（安丘人）对我提及此事，希望我和他们共同倒沈。情形如此，即便出而调停，也绝不会有效。
  日寇投降，国民党反动派凭借“盟邦”海空军协助，到了青岛。丁治磐担任青岛绥靖公署主任，是当时军事首脑；李先良当市长，是政治首脑。此外，还有伪中央派来的敌产管理处之类的东西，这是“劫收的机关”；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鲁青分署也随之成立，这是联合国“救济”物资，亦即“美援”的处理机构。当时到处都是这种那种机关，名目繁多，不胜列举。再加上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宪兵等队分布市内各地，把几乎所有较大的建筑物都占据起来。沿街可以看见美国兵，他们酗酒、携妓、打人、闹事，弄得乌烟瘴气，不可开交。加上吉普、卡车横冲直撞，碰伤事故经常发生，中国人因车祸牺牲的也时有所闻。胜利带来的不是和平，不是幸福，而是灾难！
  这里谈谈安鹏东幼子被美军打死的事，来看一看“盟邦”是怎样对待中国人，和中国当局是怎样对待“盟邦”的。
  安鹏东的幼子仲达，南京警官学校毕业。胜利后到青省亲，本拟即返。亲友们劝他青在谋事，就近侍奉老父。适有卸职的济南伪市长军统特务王崇五（日照人，变节分子）与丁治磐相稔，向丁推荐，丁委安仲达为某团第六营营长。就职之前，他父亲怕他年轻缺乏经验，还谆谆告以处世接物之道，哪知从此竟成永诀！次日仲达到职，带随从兵数人赴浮山所防地巡视。他路过美军兵营附近，见一值岗美兵方拥一外女猥亵无状。外女忽指安向美兵略作数语，美兵即举枪向安作射击状。安向之摇手示意，美兵枪发，弹贯安胸，安立即死去。安之随从事后言之甚详。听说之后，我特约张季骧、于春圃、丁揆野等往唁鹏东。又约与丁治磐相识的臧文珊访丁交涉，要求惩凶，交出外女法办，并按营长薪级累计至六十岁退役的金额赔偿损失。丁与其外交科科长梁某，推称中国无治外法权，不能惩办。我当即表示，我们要据实登报，公诸舆论。丁再三劝阻，允为尽力交涉。结果，只说行凶美兵已解回本国，外女迄未交出，安仲达由丁的司令部出资营葬了事。事后丁拟以伪法币数万元作为恤金，安鹏东表示，如系出自美军，可以接受，否则任何馈赠概行拒绝。美军视中国人命如草芥，而中国当局认贼作父，不但不敢问闻，反而无耻献媚，还有什么可说！
  抗战胜利，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我的寓所在青岛安东路。该路北低南高，上通齐东路，下边是中纺公司宿舍，我的住处则在该路中段。中纺宿舍住户，多系富有，现款、首饰之类的东西，据说各户都有。该宿舍守卫六十人，分作三班，昼夜值岗，轮流不息。一夜忽闻枪声，寓所楼上张克俊家的厨师，在晾台上看见中纺宿舍守卫人员，向四下打枪，接着就向齐东路方向赶去，但没有追上；回来的时候，在宿舍院内搜出了六个人。这六个人据说是“下底”的，但以人少没敢举动，结果俯首就擒。宿舍外边，撂下了一部吉普车，次日发现车上还有血迹。后来听说连人加车都被军队上要去。据了解，这是驻军干的。并非外间游击队。当时青岛各报均未敢登载。这是丁治磐当绥署主任时期发生的事。
  丁去职后，刘安祺继任。他一来就找我，不能不见。他说，他在东北就听说我为人公正，又有声望，特来领教。他提出组织青岛工商界和市民，配备枪支，守卫市里的办法，认为这样可以腾出兵力，到边境上去加强防御力量。我告诉他说，市民不敢有枪，就把安东路中纺公司宿舍发生的事对他说了。后来绥署秘书任林圃到寓闲谈，说刘安祺曾召集部下训话，讲军风纪问题，提到过安东路一案。组织市民、配备枪支的事，却从此未再提及。
  青岛四方路上头有一个空场，那里摊贩不少，经常有人聚集在那里，买卖各种物品，形同乡村市集。第八军军长李弥驻青岛的时候，曾派部队把那里的人们赶押上船，连警察和公务人员都被架走。当时有保的释出，无保的就运走了。后来才知道，他新成立了两个团，招不起人来，乃用绑架方式抓人，因为已造报了名册，无法应付，遂出此下计。
  商河路有个军用仓库，李弥临行，把它炸毁。当时声响极大，震动极猛。该路附近民房震倒不少，死伤甚多。稍远的地方，门窗玻璃震破的也到处都是。这一无妄之灾的起因，是仓库里的物资盗卖己空，无法交代，就炸毁灭迹。
  与李异曲同工的还有丁治磐。敌占时期，青岛烟毒盛行，丁来接收，利用职权，抓得大宗烟土。曾在前海岸上当众焚烧，实则其中烟土很少，而用以冒充烟土的东西却很多。烟土何去，自不待言。绥靖公署后边有一仓库忽然失火，烧的精光，目的何在，亦不言而喻。
  总起来说，胜利后之国民党反动派的所作所为，简直令人觉得这不是胜利，而是亡国。加上美国兵无法无天，随便杀人，随便辱人，更觉得国家名存而实亡。如果再不解放，不知伊于胡底。
  从1905年在安丘办教育起，到1928年山东省议会结束，这二十多年中间，自己总想给地方作点好事，从来没有升官发财的念头。就是在韩复榘时期，养疴海上，也还想联络鲁东旧识办理鲁东三府乡村建设；其事未成，乃退而倡办安丘乡农学校，想对地方多少尽点力量。抗战军兴，乡校也跟着解散了。三十多年，抱着这种思想，也尽上了不少的力量，但是到处碰壁，弄得焦头烂额，结果却是一场空。每忆往事，便觉不堪回首。我也时常自问，这到底因为什么？写完这个《回忆录》后，重新回顾了一下，也多少看出错误出在什么地方，愿意在这里作一综合分析，进行一次自我检讨，借以加强自我改造，并且作为这个小册子的结束。
  首先是对于自己的愿望到底是为了什么人的问题，认识得不清楚。所谓地方或者本县、本省、大家之类的说法，是空洞的，不代表具体的人；如果还能说是有代表性的话，那也只是代表有产阶级，包括地主、富农、资本家在内，决不代表人民大众。我曾反对田中玉加赋裁军的议案，领导议会把它否决了，最少给山东省下了一千五六百万元。这里问题来了，钱给谁省下了？既然加的是田赋，那么省下就是给地富分子省下，无地或少地的贫雇农沾不到光，占到也极有限。省下地富分子的钱，不等于减轻贫雇农的负担，更谈不到减轻工人的负担。他们被剥削、被压迫，决不会由于该案之被否决而有所减轻、缓和。因而否决这一案，得到利益的只是极少数的人，与广大人民群众无大关系。又如为了反田，把宋传典选为议长，结果却给了他一个发财的机会，肥了他自己，也没能使田倒下台去。这是为了反对军阀这一正当目的而得到的不良后果。除了少数人外，大家谁也没得便宜，且不问“大家”到底是谁。倡办乡校，亦复如是。这种事与愿违，动机效果不能统一的情况，是经常出现的。归总一句，是脱离群众，目的落空。
  我不是不知道工农和其他劳动者，在社会里占着压倒的多数，问题在于不认识他们是世界的创造者、历史的主人公。我只觉得他们无知可怜，不能承当“大事”，因而是治于人的。要办大事，成大事，还须开明士绅和公正的知识分子来千，不能由无知“愚民”伸手，因为他们对大事是无所措手足的。这种错误想法，使我只知联络少数的社会“上层”人士，找些志同道合的人，共谋地方公益，为地方办好事。结果还不是少数人汲汲终日却无所获吗？劳心、劳力之别，总是存在心里，对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却未想到。
  为了地方公益，联络社会“上层”，共同努力，未始不可。如在谘议局时代，我们五个议员对“六二党”的斗争，是正义的，我们的联合也是正义的。但是人们的联合，却并非始终以正义为准则。从地域、科名或亲朋关系出发，从事联合，因而形成地域之争、门户之见的事，却也常有。从谘议局时代就有了东西府之争，成了两大宗派。民国改元，从省议会成立直到结束，这一争端并未终止。议会中国民、进步两党的矛盾，起因亦非纯粹对事。王鸿一辞副议长引起了很大纠纷，原因在于对人。两党对立，互不相下，一事无成，在一届议会中表现得特别显明，说来不过是宗派主义作怪。自己固然没有完全陷于宗派之争的泥坑，然而并没能摆脱这种错误。诚然，在派系之间，有时人们也能打破宗派关系，达成合理的妥协，但这究竟是少数，不足以概其余。历届议会里的斗争，除少数事例，如共同弹劾张树元、屈映光，共同反对田中玉而外，其余大部分是宗派之争。即使争端起于对事，也时常转为对人。联合起来一致为地方而奋斗，力量已经很有限，何况分裂成为派系，互相攻讦，那还有什么力量呢。宗派误事、误人，言之痛心。
  我对宗派主义的错误，也未尝没有点认识，但是时常宽慰自己，说是问心无他，非为升官发财，而升官发财的事也确实没有。张宗昌聘我为顾问，两年之中积存车马费七千余元，我没去拿。宋传典曾给我七千元的支票，有人劝我到德昌洋行提取，我也没去。而对宋组织中社，免被诚社分肥一事，还曾讥之为“饿鸱吓鼠”，自鸣清高，不屑同流合污。对某些素以廉洁自命，后来却贪鄙近利的人，也说他们晚节不终。凡此种种，都导源于“士大夫”的清高思想。总认为“士大夫”是读书人，有超越的知识，深明事理，能分辨清浊，区别高下，因而也只有他们才能作到真正的清高。一般人是难为义利之辨的。然而这也不过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个人主义思想，只可以独善其身。“出污泥而不染”的“君子”，对“滔滔者天下皆是”的众人，到底能起多少作用呢？这一条“清高”的棍棒，能以打倒败法乱纪、横征暴敛的军阀吗？能使贪得无厌、鱼肉人民的官吏敛手吗？就是对宋传典之流的议长，又何曾发生过什么影响呢？固然廉洁是作人的起码条件之一，可是这只是一种消极的东西。纵观二十四史，所谓“清流”，对于国家、民族，对于饥寒交迫的大众，到底有多少持危扶颠和登之衽席的事例？清流诚然未可厚非，然而作用也究竟有限。何况一人之清，也未必成流，力量更是微不足道了。
  所谓清高思想，就其本质来说，是退让的，不是狂者进取，乃狷者有所不为。独善其身，便纵容了坏人，助长了坏事。“自扫门前雪”，是一种败北主义，不肯或不敢对坏人、坏事斗争。三届议会时期，对田中玉曾坚持斗争，并未“洁身”引退，我曾自称为“带性负气”之人，不肯对军阀低头让步。这原是朱晦翁论陶靖节的话，意在表示陶之隐逸出于偏激，而我自己反田不肯后退，又何尝不是来自一时的偏激呢？我的斗争性向来不强，如怕僧道上诉被老母知道，就想脱离劝学所；想去日本留学，老母一说不愿自己远离，也就罢休。同情同盟会，同情革命，却有鉴于魏案，认为为目的不择手段，既不能保持一己的会名，也不能保证一家的安全，因而在可以办理入会手续的时候，临阵退却。看到共产党有出路，却始终不敢顺这条道走。护惜翎毛，明哲保身，不为已甚，这倒是我的本来面目。夏溥斋曾当面说我是“打掉门牙往后吞”，我也确是如此。
  抗战开始，我怕被地方上的杂牌部队和特务分子缠住不放，又回了青岛。这也同样是斗争性不强所促成。固已年过花甲，而且病亦未愈，留居乡村，困难太多，可是不敢斗争，决心不大，也是离去的原因。老友如刘民生、张伯秋不是遭遇相同，却仍然留在山区的吗？如果不肯随杂牌部队殃民，到八路地区并非绝对不可能的。老而病是一回事，有无决心是另一回事。我是认识到这一点的。住在敌区，安全没有保障。幸亏于春圃与女诗人吕美荪相识，才因友而友，得到了她的帡幪。说来可怜，她所恃而无恐的却只是一只请帖上面那朵菊花徽。敌我方在拼死斗争，自己不敢参加在内，却到敌区托庇一弱女子之下，恃敌人的皇家徽章为掩护，以求得安全，这不是敌我不分吗？扪心自问，何以自处？
  这种种错误的根源，总离不开阶级立场。阶级立场、思想意识、时代环境的局限，当时不能使自己冲破它们的范围，犯了错误还不知道，反而觉得自己问心无愧。解放以后，在党的教育下，才开始有些认识，懂得是怎么一回事。认识错误，找到根源，这是好的，但这只是头一步，更重要的是正本清源，不要重蹈覆辙。要把认识表现在实践当中，应用到一切言行里去，使自己永远站在人民大众一边，永远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只有如此，才真正能心安理得，心神舒畅。
  解放以来，祖国建设蒸蒸日上，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人民群众空前团结，祖国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上一支伟大的和平力量。自己参加政治生活几十年来，所绝不敢希望到的事情，现在都实现了。没有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哪会有今天呢！而我自己以八七之年，得以躬逢其盛，又是如何幸运，如何兴奋！看到今天，想起从前。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种种，尤其在胜利之后，他们的所作所为，使我对国家民族的前途感到幻灭，觉得国亡无日，活不下去。精神的极端苦闷，造成了体力的迅速衰退，解放之前的两年，已经到了难支的地步。每届令，辄冬病不能兴，经常卧床不起，已是朝不保夕。解放以后，党命我出任公职，重新恢复了久已脱离的政治生活。最初不敢相信自己，认为不能胜任。但是看到解放后，大家在党的领导下，所表现的那种朝气蓬勃的精神、努力学习的热诚、公而忘私的态度，我大受感动，愿向大家学习，心理上便年轻了许多。又在党的教育下，逐渐懂得了什么是政治，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应抱的人生观、世界观之类的问题，而解放后的所见所闻也使我对这类问题得到了有力的启发和印证。思想慢慢开窍，新我渐代故我，心神愉快也增进了健康。这对年衰病久如我的人来说，确是非常的现象。党使我精神解放，党使我死而复生！从生活到思想，党对我的关怀，对我的照顾，真乃无微不至，无以复加。在结束我这五十年来的回忆的时候，请允许我说：我誓尽此余生，尽其在我，为祖国、为人民服务，借图报称于万一，完成自己的最大心愿！
  整理人简介：李希章，原籍山东安丘，曾任青岛铁中、二中教师，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英语系教师。1990年病逝于青岛。
  崂山盆景
  袖中有东海，盆中有大崂。
  大崂一片石，百里见秋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