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五四”运动初期我在北京。当时曾目睹“五四”的活动情况，并亲访蔡元培；蔡给以“十人团”章程。我返回山东，将此章程交与济南学生联合会。“五四”运动中此团体在济南组织相当普遍，在市民中作用不小，市内商店及十余里内之村庄均有该团组织。为争鲁案签字，全市人民罢市、罢课，声势浩大，如火如茶。我当时认识到爱国的群众力量，思想受到很大的启示，对学生时常予以协助。
  第二届议会期间，督军兼省长田中玉与我较有私人感情，田提出：增加山东一笔田赋（当时合800万元）做为裁减军队费用，据调查：裁军不必加赋，除去空额即足够用。田一再疏通我及议会，但始终未予通过。于是田企图于第三届组织御用议会。当时，我对议会生活极为厌倦，不想蝉联，因一时负气又与王派携手办理选举。结果两地方派占大多数；选举时田用分化收买办法，组织了一部分御用议员。但是，仍不占上风，田遂用便衣军警捣毁会场。嗣后，每次选举御用议员均从中捣乱，达二年之久，至田去职，议会始勉强成立。
  第三届议会选举后，团体分裂，我另组织诚社，王鸿一组织民智社，并与地方少数派王采廷携手。同一时期，大东报社又改组，我联合王静一、王翔千、张伯秋等在报上出《劳动周刊》，当时限于见闻，对共产主义仅有初步认识。出一年多，即因故停刊。嗣后，我患严重的糖尿病，张宗昌复来鲁。我即脱离政治生活。
  1928年（民国17年）秋，我来青岛养病。1935年（民国24年）左右，我与梁漱溟认识，前后三次赴邹平参观乡村建设研究院，并介绍学生入研究院学习，打算在安丘试办。
  1937年，由邹平派人赴安丘指导成立乡农学校，分六处训练，训练一期。“七七”事变发生，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即宣告解散，安丘乡校亦结束，受训学生不愿回家者，由第一区教练韩寿臣统带。以后，转改编为游击队，复投解放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