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内容
我是安丘城里人，1876年（光锗二年）生于地主家庭，2岁时先父去世，在母亲兄长抚养下成人；30岁以前在家读书，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中举，30岁以后始从事社会活动。
一、辛亥革命前后到“五四”运动
辛亥革命前五、六年，我在安丘办学即常与革命党人往来。济南高等学堂李热狂（我之内弟）、客籍学生王漱芳（私塾同窗）等，时以革命排满民族思想书籍寄我。同盟会山东负责人徐翠庵在济南办白话报，曾托王漱芳转我一信，长达数千言，鼓吹革命，王并言及：你之为人同盟会极为重视，你到济南后可由负责人直接介绍加入。1909年（宣统元年）我当选咨议局议员，到济南与徐翠庵见面，约好定期履行加入同盟会手续。咨议局开会时青州发生大抢劫案，牵连青州中学和蚕桑学堂学生多人。我当时认为革命是正义的，但不应有抢劫行为，因而未加入同盟会。同一时期，因“曲士文案”巡抚孙宝琦为御史王保田所摺参，孙为脱卸责任交咨议局调查。对于此事的态度议员中分两派：一派协助“官府”，以议长杨毓泗为首，谓曲为“莠民造反”；另一派主持正义，以丁佛言为首，谓系官逼民反。两派各选一人赴现场调查，报告中各执一词，会中争辩甚烈。我与丁佛言、王景尧、曲荔斋、尚屏臣、周建龙等一去就力争。表决时，“政府派”占多数，我遂与丁佛言等六人辞职，退出咨议局。回乡后，仍不断与同盟会人相往来。辛亥年，革命党人赵象阙率领王长庆等到青州策动起义，失败后，赵象阙牺牲，王长庆率领十余人拟赴诸城起义，路过安丘。我与之计划，安丘毗连潍县防营，随时可来袭击，只宜做为诸城外围，遥为响应，并与官绅商定，助以巨款，与订盟约而去。
1912年（民国元年），我到济南，当时，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丁佛言等在济南组织共和党支部（以后改为进步党），我本赞成国民党的革命行动，其中又多熟人；但以彼辈既已成功，我不愿追随加入，思想上极为痛苦。由于与丁佛言等在咨议局时发生联系，遂加入共和党，被选为部长，以后即与国民党分道扬镳。我之一生以此为转折点，与山东地方也不无关系，即省议会选举亦受影响。
1913年（民国2年）春，山东省议会成立，我当选议长。1914年（民国3年），袁世凯图谋称帝，将国民党、进步党及国会、省议会一律解散。当时我仍住济南，筹安会派石金声等到济南，组织地方人士劝进；言及已有人在北京代为列名，我曾与副议长王采廷在《大东日报》上登启示，声明否认。1916年（民国5年），袁世凯死，省议会复活，我以议会中两派对立，遇事相抵相消，易为官府操纵，以致任何事情皆不能做，遂与国民党领袖王鸿一组织地方政治讨论会；两派携手稍为地方办几件教育、实业事宜。1918年（民国7年），第二届省议会成立，两派又复分裂，结果两派在议会中议员的数目又复相同。当时，张树元任山东督军。张为武定府人，该府省议员12名，由张拉拢，组织中立团体左右其间，并选郑钦为议长，我与王鸿一副之；遇地方大事两派仍能携手。外间号称：张、王二派，郑则毫无力量。
二、自“五四”以后到“七七”事变以前
“五四”运动初期我在北京。当时曾目睹“五四”的活动情况，并亲访蔡元培；蔡给以“十人团”章程。我返回山东，将此章程交与济南学生联合会。“五四”运动中此团体在济南组织相当普遍，在市民中作用不小，市内商店及十余里内之村庄均有该团组织。为争鲁案签字，全市人民罢市、罢课，声势浩大，如火如茶。我当时认识到爱国的群众力量，思想受到很大的启示，对学生时常予以协助。
第二届议会期间，督军兼省长田中玉与我较有私人感情，田提出：增加山东一笔田赋（当时合800万元）做为裁减军队费用，据调查：裁军不必加赋，除去空额即足够用。田一再疏通我及议会，但始终未予通过。于是田企图于第三届组织御用议会。当时，我对议会生活极为厌倦，不想蝉联，因一时负气又与王派携手办理选举。结果两地方派占大多数；选举时田用分化收买办法，组织了一部分御用议员。但是，仍不占上风，田遂用便衣军警捣毁会场。嗣后，每次选举御用议员均从中捣乱，达二年之久，至田去职，议会始勉强成立。
第三届议会选举后，团体分裂，我另组织诚社，王鸿一组织民智社，并与地方少数派王采廷携手。同一时期，大东报社又改组，我联合王静一、王翔千、张伯秋等在报上出《劳动周刊》，当时限于见闻，对共产主义仅有初步认识。出一年多，即因故停刊。嗣后，我患严重的糖尿病，张宗昌复来鲁。我即脱离政治生活。
1928年（民国17年）秋，我来青岛养病。1935年（民国24年）左右，我与梁漱溟认识，前后三次赴邹平参观乡村建设研究院，并介绍学生入研究院学习，打算在安丘试办。
1937年，由邹平派人赴安丘指导成立乡农学校，分六处训练，训练一期。“七七”事变发生，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即宣告解散，安丘乡校亦结束，受训学生不愿回家者，由第一区教练韩寿臣统带。以后，转改编为游击队，复投解放军。
三、“七七”事变以后到日寇投降
“七七”事变，我由青岛返回原籍，在安丘城里居住。厉文礼部由潍县向安丘撤退，我即赴安丘西乡马朗沟村，在同窗于焕州家暂住，后又移居城南乡水帘沟村亲戚家。此处住有游击队，其首脑人物多系我以前之学生，在该处安然住居五个月，及至第八区专员厉文礼到安丘西乡罗圈崖村一带。厉曾一再请我到其部队当“顾问”。我当时答以有病，后闻厉说我瞧不起他；如去又恐被其胁持，即绕道返青，不久全家亦来青。到青后，赵琪又企图拉我下水，我婉言拒绝。后来，赵琪找我见面，言及：我住此处，伊可保险，不必他去。但，我观察实际情况，甚不放心。幸有诗家吕美荪女士曾赴日本，为日本朝野及天皇所敬重，日寇到青之海、陆、空、警首脑人物均往拜吕，我与吕为文字交，始得安居。
在青居住不久，重庆来人谈：国民党政府公布我为山东参议会副议长。旋由沈鸿烈派人来青找我赴省，成立参议会，我未去。于学忠亦派人来青找我，并要我到山里组织力量倒沈，我均婉言拒绝。自此，我八年留青，未与外界联系。
四、日寇投降以后到青岛解放
日寇投降的消息传到青岛后，我的心情曾一度愉悦兴奋。国民党要员李先良进市后，派张鑫瑶咨询我对于“接收”的意见，我当时认为杜星北先生曾在“鲁案”时接收青岛，颇有成绩，即为之推荐。杜先生代拟“接收”章程，要日人先交财产目录（连军事一切包括在内）。李未予采用，仅邀杜先生为接收文教部门之委员。杜仅接收沈鸿烈之古物六十箱，见原有箱筐完好，杜先生即原件加封，并函市教育局说明：开箱时须得其同意，即辞去委员之职。以后，又见到国民党的官员尔虞我诈，大发其接收财；美帝登陆军队生活荒淫腐化，汽车横冲直撞，压死或打死我同胞的事件日有所闻，有老友安鹏东之子安仲达为美军杀害，我曾约几位老人到丁治磐处请愿，要求在外交上提出抗议，惩凶赔偿，丁仅由其“绥署”提取一笔抚恤款而了事。
郑宓园赴临沂，我写字两小幅（只落下款），嘱其面见民生、伯秋两同志，以此为证，借便取得联系。嗣梁竹航同志等由解放区来青，带有张伯秋同志给我私人信件一封，嘱我与梁畅谈；梁未能与我见面。待离青后，鲁青分署毕圃仙将此信送来。据毕云：“梁君到青后出入均由美军伴随，免招意外，只好留我代交”。及至我见到延国符谈及此事，并提及“当时梁不能到我处，何不招我前往一谈”。延笑而不答。
我亲眼见到国民党的种种罪行，又因看到观察、周报、文萃等进步刊物，我深知国民党上行下效，为非作歹事所必然，因而采取敷衍应付的态度。
青岛成立参议会，李先良、葛覃均来邀我出任参议会议长，我婉言拒绝。重庆国民党政府亦有人告我：要我去重庆，山东参议会改组即可就任议长。济南国民党省府亦邀我先去执行副议长职，我均以年高力衰不能乘坐飞机而拒绝。
解放前一年多，青岛收有来自解放区的“逃亡”学生近千人。当时，国民党山东省教育厅企图用饥饿办法迫使学生就范，充当炮灰。学生起而反对。我曾从中斡旋，予以援助。解放后，此辈学生得以留存参加工作，为新中国效力。
国民党统治青岛四年，我如此渡过。
五、青岛解放后
解放后，我始认识到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实质，及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我即先后充任青岛市人代会副主席、救济会主任、政治协商委员会副主席。1950年9月任副市长至今。
从我过去的历史来看：解放以前我是一个改良主义者，这和我的家庭出身，和过去所受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在旧社会里，尤其是在辛亥革命以前，我算是一个主张维新的人，但是由于自己的家庭出身，往往从剥削阶级的立场看问题，而不能站到人民的立场上；虽然表面上我反暴力、反独裁，但始终为改良主义思想所支配，看不见阶级斗争的本质，只想就当时社会情况作点点滴滴的改良，结果是被统治阶级所利用。
一、辛亥革命前后到“五四”运动
辛亥革命前五、六年，我在安丘办学即常与革命党人往来。济南高等学堂李热狂（我之内弟）、客籍学生王漱芳（私塾同窗）等，时以革命排满民族思想书籍寄我。同盟会山东负责人徐翠庵在济南办白话报，曾托王漱芳转我一信，长达数千言，鼓吹革命，王并言及：你之为人同盟会极为重视，你到济南后可由负责人直接介绍加入。1909年（宣统元年）我当选咨议局议员，到济南与徐翠庵见面，约好定期履行加入同盟会手续。咨议局开会时青州发生大抢劫案，牵连青州中学和蚕桑学堂学生多人。我当时认为革命是正义的，但不应有抢劫行为，因而未加入同盟会。同一时期，因“曲士文案”巡抚孙宝琦为御史王保田所摺参，孙为脱卸责任交咨议局调查。对于此事的态度议员中分两派：一派协助“官府”，以议长杨毓泗为首，谓曲为“莠民造反”；另一派主持正义，以丁佛言为首，谓系官逼民反。两派各选一人赴现场调查，报告中各执一词，会中争辩甚烈。我与丁佛言、王景尧、曲荔斋、尚屏臣、周建龙等一去就力争。表决时，“政府派”占多数，我遂与丁佛言等六人辞职，退出咨议局。回乡后，仍不断与同盟会人相往来。辛亥年，革命党人赵象阙率领王长庆等到青州策动起义，失败后，赵象阙牺牲，王长庆率领十余人拟赴诸城起义，路过安丘。我与之计划，安丘毗连潍县防营，随时可来袭击，只宜做为诸城外围，遥为响应，并与官绅商定，助以巨款，与订盟约而去。
1912年（民国元年），我到济南，当时，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丁佛言等在济南组织共和党支部（以后改为进步党），我本赞成国民党的革命行动，其中又多熟人；但以彼辈既已成功，我不愿追随加入，思想上极为痛苦。由于与丁佛言等在咨议局时发生联系，遂加入共和党，被选为部长，以后即与国民党分道扬镳。我之一生以此为转折点，与山东地方也不无关系，即省议会选举亦受影响。
1913年（民国2年）春，山东省议会成立，我当选议长。1914年（民国3年），袁世凯图谋称帝，将国民党、进步党及国会、省议会一律解散。当时我仍住济南，筹安会派石金声等到济南，组织地方人士劝进；言及已有人在北京代为列名，我曾与副议长王采廷在《大东日报》上登启示，声明否认。1916年（民国5年），袁世凯死，省议会复活，我以议会中两派对立，遇事相抵相消，易为官府操纵，以致任何事情皆不能做，遂与国民党领袖王鸿一组织地方政治讨论会；两派携手稍为地方办几件教育、实业事宜。1918年（民国7年），第二届省议会成立，两派又复分裂，结果两派在议会中议员的数目又复相同。当时，张树元任山东督军。张为武定府人，该府省议员12名，由张拉拢，组织中立团体左右其间，并选郑钦为议长，我与王鸿一副之；遇地方大事两派仍能携手。外间号称：张、王二派，郑则毫无力量。
二、自“五四”以后到“七七”事变以前
“五四”运动初期我在北京。当时曾目睹“五四”的活动情况，并亲访蔡元培；蔡给以“十人团”章程。我返回山东，将此章程交与济南学生联合会。“五四”运动中此团体在济南组织相当普遍，在市民中作用不小，市内商店及十余里内之村庄均有该团组织。为争鲁案签字，全市人民罢市、罢课，声势浩大，如火如茶。我当时认识到爱国的群众力量，思想受到很大的启示，对学生时常予以协助。
第二届议会期间，督军兼省长田中玉与我较有私人感情，田提出：增加山东一笔田赋（当时合800万元）做为裁减军队费用，据调查：裁军不必加赋，除去空额即足够用。田一再疏通我及议会，但始终未予通过。于是田企图于第三届组织御用议会。当时，我对议会生活极为厌倦，不想蝉联，因一时负气又与王派携手办理选举。结果两地方派占大多数；选举时田用分化收买办法，组织了一部分御用议员。但是，仍不占上风，田遂用便衣军警捣毁会场。嗣后，每次选举御用议员均从中捣乱，达二年之久，至田去职，议会始勉强成立。
第三届议会选举后，团体分裂，我另组织诚社，王鸿一组织民智社，并与地方少数派王采廷携手。同一时期，大东报社又改组，我联合王静一、王翔千、张伯秋等在报上出《劳动周刊》，当时限于见闻，对共产主义仅有初步认识。出一年多，即因故停刊。嗣后，我患严重的糖尿病，张宗昌复来鲁。我即脱离政治生活。
1928年（民国17年）秋，我来青岛养病。1935年（民国24年）左右，我与梁漱溟认识，前后三次赴邹平参观乡村建设研究院，并介绍学生入研究院学习，打算在安丘试办。
1937年，由邹平派人赴安丘指导成立乡农学校，分六处训练，训练一期。“七七”事变发生，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即宣告解散，安丘乡校亦结束，受训学生不愿回家者，由第一区教练韩寿臣统带。以后，转改编为游击队，复投解放军。
三、“七七”事变以后到日寇投降
“七七”事变，我由青岛返回原籍，在安丘城里居住。厉文礼部由潍县向安丘撤退，我即赴安丘西乡马朗沟村，在同窗于焕州家暂住，后又移居城南乡水帘沟村亲戚家。此处住有游击队，其首脑人物多系我以前之学生，在该处安然住居五个月，及至第八区专员厉文礼到安丘西乡罗圈崖村一带。厉曾一再请我到其部队当“顾问”。我当时答以有病，后闻厉说我瞧不起他；如去又恐被其胁持，即绕道返青，不久全家亦来青。到青后，赵琪又企图拉我下水，我婉言拒绝。后来，赵琪找我见面，言及：我住此处，伊可保险，不必他去。但，我观察实际情况，甚不放心。幸有诗家吕美荪女士曾赴日本，为日本朝野及天皇所敬重，日寇到青之海、陆、空、警首脑人物均往拜吕，我与吕为文字交，始得安居。
在青居住不久，重庆来人谈：国民党政府公布我为山东参议会副议长。旋由沈鸿烈派人来青找我赴省，成立参议会，我未去。于学忠亦派人来青找我，并要我到山里组织力量倒沈，我均婉言拒绝。自此，我八年留青，未与外界联系。
四、日寇投降以后到青岛解放
日寇投降的消息传到青岛后，我的心情曾一度愉悦兴奋。国民党要员李先良进市后，派张鑫瑶咨询我对于“接收”的意见，我当时认为杜星北先生曾在“鲁案”时接收青岛，颇有成绩，即为之推荐。杜先生代拟“接收”章程，要日人先交财产目录（连军事一切包括在内）。李未予采用，仅邀杜先生为接收文教部门之委员。杜仅接收沈鸿烈之古物六十箱，见原有箱筐完好，杜先生即原件加封，并函市教育局说明：开箱时须得其同意，即辞去委员之职。以后，又见到国民党的官员尔虞我诈，大发其接收财；美帝登陆军队生活荒淫腐化，汽车横冲直撞，压死或打死我同胞的事件日有所闻，有老友安鹏东之子安仲达为美军杀害，我曾约几位老人到丁治磐处请愿，要求在外交上提出抗议，惩凶赔偿，丁仅由其“绥署”提取一笔抚恤款而了事。
郑宓园赴临沂，我写字两小幅（只落下款），嘱其面见民生、伯秋两同志，以此为证，借便取得联系。嗣梁竹航同志等由解放区来青，带有张伯秋同志给我私人信件一封，嘱我与梁畅谈；梁未能与我见面。待离青后，鲁青分署毕圃仙将此信送来。据毕云：“梁君到青后出入均由美军伴随，免招意外，只好留我代交”。及至我见到延国符谈及此事，并提及“当时梁不能到我处，何不招我前往一谈”。延笑而不答。
我亲眼见到国民党的种种罪行，又因看到观察、周报、文萃等进步刊物，我深知国民党上行下效，为非作歹事所必然，因而采取敷衍应付的态度。
青岛成立参议会，李先良、葛覃均来邀我出任参议会议长，我婉言拒绝。重庆国民党政府亦有人告我：要我去重庆，山东参议会改组即可就任议长。济南国民党省府亦邀我先去执行副议长职，我均以年高力衰不能乘坐飞机而拒绝。
解放前一年多，青岛收有来自解放区的“逃亡”学生近千人。当时，国民党山东省教育厅企图用饥饿办法迫使学生就范，充当炮灰。学生起而反对。我曾从中斡旋，予以援助。解放后，此辈学生得以留存参加工作，为新中国效力。
国民党统治青岛四年，我如此渡过。
五、青岛解放后
解放后，我始认识到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实质，及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我即先后充任青岛市人代会副主席、救济会主任、政治协商委员会副主席。1950年9月任副市长至今。
从我过去的历史来看：解放以前我是一个改良主义者，这和我的家庭出身，和过去所受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在旧社会里，尤其是在辛亥革命以前，我算是一个主张维新的人，但是由于自己的家庭出身，往往从剥削阶级的立场看问题，而不能站到人民的立场上；虽然表面上我反暴力、反独裁，但始终为改良主义思想所支配，看不见阶级斗争的本质，只想就当时社会情况作点点滴滴的改良，结果是被统治阶级所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