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冯尔昌（1830——1898），字友文，号仲山，安丘县景芝镇人。清咸丰五年（1855）乡试中举人，同治二年（1863）恩科中进士，选庶吉士，散馆后授职编修。历任福建道、四川道监察御史，工科给事中，鸿胪寺、光禄寺、大理寺少卿，通政使司参议，内阁侍读学士，大理寺卿兼光禄寺卿，最后升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诰授从一品的荣禄大夫。
  冯尔昌少年颖悟好学，但家境贫寒，他的伯父冯光第（道光十七年举人，曾任高密县教谕）除在经济上资助外，还为他从高密县聘请了一位有名的塾师。有一天，他因饭晚夜读迟到了，先生单独给他授新课，并要求他当场背诵。冯尔昌在黑影中聆听，等先生将新课授完后，他点起从地上捡起的废纸，顺着书页上的字句粗阅一下，遂即从头到尾一字无误地背诵出来。塾师大为惊奇，后对冯光第说：“令侄后必成大器，吾授业多年，从未见才智如他者。”冯光第听了非常高兴，此后对尔昌管教更严。
  冯尔昌家庭收入微薄，入不敷出，生活困难，为了求学曾去诸城岳父家借钱。其岳父不但不接济，反把他数落了一番。冯尔昌十分羞怒，从而下定决心力争功名，发誓不再进岳父家大门。他每逢遇到经济困难，常常受到堂兄冯尔田的帮助。冯尔昌考中秀才后，为了维持生计，曾去裴戈庄作黄姓的塾师。他白天教授学生，晚上刻苦自学。他到省城去应乡试和进京应会试的盘费大部分是来自冯尔田的资助。冯尔昌考中了两榜进士，京城报马子飞奔来到冯家报喜时，他家拿不出赏钱来，还是由冯尔田代付的。冯尔昌奉旨回家祭祖时，将显示光耀门楣的两根旗杆竖在了冯尔田的大门前，表示他对堂兄冯尔田的敬意和报答。他的岳父得知，上门祝贺，被冯尔昌拒之门外。
  同治二年（1863）冯尔昌中进士时，正是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初期。慈禧太后为了巩固她的统治地位，亲临考场选拔人才。当听到喊“冯尔昌”三字时，便想到“冯”、“逢”谐音，“尔”即“你”，“昌”乃昌盛之意，合起来即“逢着你就昌盛”。于是对冯尔昌当场钦点翰林院庶吉士。两年后翰林院散馆，冯尔昌考取一等，遂升为编修，充任国史馆协修，编纂了7年国史。嗣后，慈禧太后曾召见他谈论治国安邦的国家大事，借以对他考察。冯尔昌以“治国者，人才也。为官者，清廉也。”等见解应答，从此取得了慈禧太后的信任，屡屡提拔重用。多委以司法、监察机关的官职或让其充任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监试、主考等要职。
  清朝末期，政治腐败，贿赂成风，科举考场更为严重，南方诸省尤甚。凡派去广东的学使，绝大多数贪污受贿。冯尔昌素以廉洁著称，有一年的乡试前，慈禧太后亲自指名叫他去广东充任学政。冯尔昌受职后即对随行人员下令：“路经府、县，尔等不得收受礼品，遇事禀报，违者严惩不贷。”他还不放心，特邀堂兄冯尔藏任随从幕僚，作为心腹耳目。因此他的随行人员个个都洗心敛手，清白公正行事。冯尔昌到广东后，以极大的决心，采取有力措施，杜绝了乡试中的一切弊端。
  广东省南海县知县想要求调职。他知道冯尔昌在朝内说话有权威，想找他给说话，可是早就听说冯尔昌为官清正，不受贿赂，但他不相信真有“清官”，对手下亲信说：“哪有不吃肉的狼，不贪财的官。”于是便命亲信带着礼品到县界上迎接，行礼后呈上礼单，被冯尔昌的跟班人员当场拒绝了。知县误认为冯尔昌嫌礼薄，不屑收纳，回衙后把礼品又增加了一倍，找了个机会对冯尔昌说：“学台大人，下官有几本古书，因才疏学浅不能理会，望大人赐教。”冯尔昌信以为真，便跟随到书房去。一看，哪是什么古书，而是一份丰厚的礼物。他马上嗔怪道：“我辈为官，应以国家为本，社稷为重，拯救黎民于水火中，方不负圣上培育之恩……。”知县听了只好点头称“是”但仍不死心。回房后暗自思忖，两次送礼都被拒绝，大概是当面送礼有碍于脸面。第二天知县送尔昌回省，先将礼品装在食盒内，命衙役预先抬到出县境交界处等候，将礼物送给冯大人的跟班。跟班人不敢作主，急向冯尔昌回报。这时知县跪在冯尔昌面前不起。冯尔昌问道：“南海县，你有什么事过不去啊？”知县回答道：“夷俗时有传入，灾荒连年发生，卑职无能，在此已不能胜任，望大人回京后在圣上面前为卑职陈述离职。”冯尔昌听了虽同情他的处境，答应代其陈述，但对他再三送礼的做法却指责了一番，便匆匆上轿而去。从此广泛地流传开冯尔昌在南海县三拒贿的故事。
  冯尔昌任务完成后回京交旨，慈禧太后试探他是否顶住了行贿歪风，故意问：“友文，这次广东之行够你喝辈子粥的吧？”冯尔昌听了，慌忙叩头回禀：“蒙老佛爷恩典，臣不敢妄为。”慈禧太后微笑着说：“友文真吾朝廉洁之臣也。”光绪十一年（1885）又放他做江南正主考。
  冯尔昌服官30多年，从不考虑家庭事。他严于家教，不准子女亲属奢侈浮华，欺压乡里。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族人及亲朋好友就建议他购置家产，修建府第，与当地的乡绅富豪比美，光宗耀祖，庇荫后代。冯尔昌回答：“儿孙自有儿孙福，治家理业误仕途。留得清白人间在，莫与邻里争赢输。”
  因他修撰国史成绩突出，同治九年（1870）钦赐“太史第”匾额一块，可是他家的大门太小，无法悬挂，如果只建一高大的门楼又与原来低矮简陋的房舍不相称。出于无奈，他方才答应在修建门楼的同时新盖了草房八间，五间作住所，三间为书房。
  冯尔昌居官35载，后期升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但家庭宅舍还是那八间草房。冯尔昌去世，他的门生——山东巡抚张跃来吊唁，难坏了主持丧事的总管。因为他家没有宽敞排场的客厅，只好借了邻街郝宅家的客厅招待巡抚大人。宴席间张跃对陪客道：“未料老恩师家境如此清贫。”临走时命从人取出千两白银赠给冯尔昌的家属。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冯尔昌在上朝议事后回官邸途中得了“中风不语”（脑溢血之类的病），一病不起与世长辞。《续安丘新志·事功传》中褒扬他为官“清勤自励、廉谨著称”。